[转帖] 从全球视野漫谈现代西藏分离运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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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阶段：接触较量（1979年——1989年）
毛泽东在世时，不要说西藏，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整个中国社会除了无休无止的批斗、革命和阶级斗争外，几乎听不到外面世界的一丝杂音，全然陶醉沉浸在自己的红色激情畅想中。但是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的全面推行，封闭了几十年的中国社会最终开始向国际社会敞开了自己的大门，中央政府也开始在西藏实行更为宽松的政策，逐步开始与西藏流亡政权进行接触与对话，这对西藏流亡政权而言无异于天赐良机。双方的首次接触始于1979年，当年3月中央政府主动邀请dl的哥哥嘉乐顿珠访问北京并由邓小平接见后，开始同意dl喇嘛向西藏分批派遣参观团，并做出了参观团可以在西藏进行自由考察的允诺，于是第一个代表团就在dl的哥哥洛桑三旦带领下来到西藏。出乎当时中央政府的意料，dl喇嘛的访问团居然受到了当地藏人的热烈欢迎，藏人对dl喇嘛的心理依恋俨然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国人对伟大革命领袖毛泽东的敬仰与爱戴一般，在二十多年的别离之后依然未减分毫。这使得中央政府在吃惊之余也感到非常的尴尬，而当时西藏自治区贫困、落后、闭塞的现状也让中央政府意识到如果不尽快解决西藏自治区的发展问题、不能充分调动藏人自身的力量开展建设，必将给西藏流亡政权的种种宣传制造口实，将给国际社会留下极为不佳的政治印象，实在是不利于西藏分离问题的妥善解决。
因此，从1980年3月份召开的“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开始，中央政府陆续给予西藏自治区政府更多的宗教、文化、经济、财政以及行政方面的权力，中央政府对西藏分离势力开始转入安抚与疏导的轨道上来。为了提高国内藏人的自主性，中央政府一边采取放权于藏人的做法、开始按照将援藏干部减少75%的计划将大量援藏干部分批抽调回内地，同时开始默许并支持西藏社会的宗教自由。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西藏自治区和其他各省藏区的宗教都已经达到相当自由与繁荣的程度，除了“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和领主式寺庙经济没有恢复外，与五十年代“民主改革”以前的状况已经相差不大。那时西藏到处弥漫着宗教气氛，喇嘛僧人不仅受到西藏老百姓的尊崇，中央政府也把他们作为“统战”对象，优抚有加，西藏的每个地方都在兴修寺庙，其中很多资金来自中共各级政府的财政拨款。
中央政府既然摆出了主动争取dl回归、积极解决西藏问题的善意姿态，dl流亡政权也开始给与响应，双方从1979年起展开了长达14年的接触与谈判。从1979年8月到1980年9月，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共接待了dl喇嘛先后派出的三批参观团和两批亲属回国参观。dl喇嘛在国外的大部分亲属曾回国参观、探亲。自1979年以来，西藏和其他藏区也接待了回国探亲、参观旅游的国外藏胞8000余人，安置了回国定居的藏胞近2000人。回顾历次谈判中双方争持不下的条条款款，中央政府所坚持的最终立场无非是dl方面必须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必须彻底放弃西藏分离运动，为此中央政府允诺届时将派“部长级”干部迎接dl归国，并授予dl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的职务，但dl喇嘛必须和班禅活佛一样留驻北京。站在dl喇嘛以及西藏分离运动的角度来看，中央政府所持的立场和底线与他们长期坚持的“**”宗旨无疑是背道而驰的，中央政府开出的条件也远远不能满足dl喇嘛及其追随者的胃口。
在不耐于长时间徒劳无益的口舌争辩之后，西藏流亡政权转而主动制造事端、以极端手段来迫使中央政府接受他们的意愿。一方面，西藏流亡政权加大了在国际社会中的宣传音量，1987年9月，dl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委员会发表了所谓西藏地位问题的“五点计划”，在认为西藏历史上即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基础上，提出“使整个西藏成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一个‘和平区’和‘缓冲国’”的方案。又于1988年6月提出了有名的成为后来“中间道路”雏形的“斯特拉斯堡七点新建议”，宣扬在西藏变成缓冲国之前，“西藏应当成为一个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自治的政治实体，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联盟’的关系”，“中国可继续负责西藏的外交事务，并在西藏保留有限数量的防御性军事设施，直到召开一次地区性和平会议使西藏成为一个中立化和平地区为止”。“斯特拉斯堡七点新建议”以所谓西藏历来是独立国家为前提，将一国内部的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变成所谓的宗主国与附庸国、保护国与被保护国的关系，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这在中央政府看来无疑是在搞变相的**。同时，西藏流亡政权开始派遣人员在倾向独立的西藏僧侣中组织策动变乱，从1987年9月27日到1989年3月7日的十七个月内，共在拉萨挑起18次示威骚乱，当时形势一度曾达到“机关不能正常办公，单位不能正常上班，学校不能正常开课，商店不能正常营业”的地步，给西藏社会与民众造成了严重的生命与财产损失。中央政府眼看着自己播下的善因却没有带来预期的善果，最终只得从1989年3月8日开始对拉萨实行了长达419天的军事戒严，开启了十年的接触与对话的道路遭到了重大的挫折。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在西藏主持戒严大局的正是现今的最高核心——胡哥。
尽管当时双方一度曾陷入了针锋相对的尴尬境地，但接触与对话的大趋势并非不可挽回，中央政府在坚持统一原则的同时，也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在1989年十世班禅圆寂的时候，中国佛教协会曾邀请dl回来参加班禅大师的追悼会，但dl当时误判形势，自己放弃了机会。可见当时中央政府并未完全放弃争取dl回归的努力。
真正瓦解这一和解趋势的根源还要归因于西藏流亡政权在1989年“六*四风波”与1991年苏联解体等重大历史事件上演后的错误判断与表现。1989年“六*四风波”发生后，国际上形成**浪潮，西藏流亡政权以为中央政府极可能无法应对种种复杂的局面与挑战，于是公然倒向西方社会，在中央政府最为窘迫的时刻采取了落井下石的做法。那一年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怀着明显的政治意图把198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dl喇嘛，dl和西藏分离运动开始得到西方**势力的大力支持。1991年苏联解体后，全球共产主义运动遭遇重大逆转，西藏流亡政权却从中受到极大鼓舞，认为中国极有可能步苏联的后尘，因此在1992-1993年期间，dl喇嘛公然声称要把西藏、新疆、内蒙古当作独立国家，坚决要求“完全独立”，甚至对媒体预言西藏将在5到10年内获得“独立”。此后，dl喇嘛开始周游世界，到处宣传分裂，中央政府与西藏流亡运动之间的关系也重新回到了横眉立目、剑拔弩张的对抗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