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湮没在先秦的【文士道】精神

刘剑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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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有骑士精神，日本有武士道，先秦有文士道。】

道墨结合：道借墨之行，墨享道之思。（下）

【思想】湮没在先秦的【文士道】精神——

                         士道：做一个独立声音型知性贵族(时代的紧迫需要)  

结尾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个人对【文士道】的肤浅理解。

1：什么是士？什么是士道？

士，是指古代职业政治家。士是由一些秉承思想贵族精神的知识分子组成。现代社会即使也存在着职业政治家，但是其意境与气度以及气节不可同日语。这就是仕人与士人的微妙区别——士人是狼独立而自由；仕人是犬傍依于屋檐。


士道，则是士人的人格理想与行为规范。（士可杀不可辱！）

先秦“士”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君不见春秋战国，大国争霸，小国图存。因为生存丛林法则的优胜劣汰驱使下，每一个统治者在这样的客观背景下不得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尊重“士”的“人格、主张、见解”三者的相对独立性，就是这个时代给予知识分子的特殊待遇。于是尊士重道之风日盛。那是一个华夏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思想黄金时代，也是知识分子（组成：主要是谋士策划家与外交纵横家，军事家以及其他思想流派实用性人才）真正扬眉吐气的灿烂春天。当然也有一类钻营想抄近道一心搞权力依附“劳心者制于人”的政治投机者混迹其间，却大多往往郁郁而不得志。

为什么能者得志，巧者失意，原来那是因为当时时代的紧迫性所决定的。就是——实用图存为第一要旨。而求真是第一诉求；善次之，美更次之。用通俗的话就是一个讲“里子”不讲“面子”的冷竣时代。花里胡哨的事物，政府往往不屑于关注。大国关注的是争霸图强，小国关注的是偏安一偶。务真求实，就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与大氛围。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实事求是就是第一真理。

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正是孕育思想大爆炸的摇篮。而华夏百分之九十的思想家都出自这个狭小短暂的时空之间，其孕育的思想成果空前丰硕，在其后的很多个世纪，都不再有这样辉煌的思想黄金时代。而今天你我之所以可以自称华夏的子民，炎黄的子孙。都是因为这些伟大的思想家的存在而充实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文化内涵与文化底蕴。

于是君不必自贤，能善用“士”之众贤。就可以安享国土的完整、民众的和谐、尊严的保全。

在“士道”全盛的时代，国家不是属于任何人的私产，天下为天下的天下。即使名义上暂时属于谁跟谁。但是【所有权】与【经营权】是二权分离分立的。也就是说：这里是齐、秦、赵、魏、楚、燕、韩。但是实施具体治理国家把握重权的并不一定是：齐、秦、赵、魏、楚、燕、韩的本国人才。更不要说什么皇亲内戚，亲朋党羽。你要搞这一套自我腐化，自我封闭，自我独断。指不定那天惩罚立现——“疆失百里，民怨鼎沸”。其情形就好比当今世界的国际化与全球化商战竞争背景。

在剧烈的竞争背景下。当时的政府就自然让出了部分的治权与“士”分享。这样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分立，很大程度推进了社会管理的社会化与公正化以及效率化。齐、秦、赵、魏、楚、燕、韩，在大一统之前，其兴盛轨迹与衰败路线，都与此两权分离分立的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齐、秦、赵、魏、楚、燕、韩都是“士”自由的选择，那个国家对“士”的关注度，重视度，就直接影响到它对“士”的“信用、信誉、信心”以及“吸引力”与“离心力”。

而伟大的东方思想神殿“稷下学宫”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孕育产生的。你我耳孰能详的“百家争鸣”、“诸子百家”、“百家论道”这些典故的起源都源自这个东方思想的神殿。多少次魂牵梦萦追思先秦。我多想再次，那怕是躲于屋檐下旁听，也喜不自禁。那整个时代的最强音，都在稷下学宫中汇聚，这么多几百年才得一遇的人才济济于一堂，指点江山、挥洒意气，自由辩驳、无拘治学，真是想起来都令小生迷恋神往呀。

可以这样武断地说：士道兴衰关系到国运强弱。两权分离分立影响国势走向。

其道理所带来的启示就好比是现代的家族企业，最好不要交给自己的家族子弟来打理。

一则财富来自社会本来就是需要与社会分享；

二则既然有社会就应该因势利导多运用社会化管理模式的便利性，专业人士自然有专业才华；

三则避免将财富过多地遗留在血亲后代，庄子说：“物之荡来，寄者也。寄之，其来不可围，其去不可止。”企业财富只是社会财富的暂时寄存。私公用为私有，不是不可以。但是更多的是贻误子孙，添造败业子弟。这也就是为什么东方家族企业的寿命往往达不到百年屹立的效果。（仁爱与兼爱的气度境界之别）

间中的菜根味，就各嚼各知道了。

触类旁通，道理依然。政道商道，理自道通。

刘剑虹

2：士道鸿烈 铁肩担道义





言归正传——谈起尊士重道的先秦遗风。



记得有一个成语叫做：诚意换忠诚的“千金买骨”之典故可以管窥一斑。



千金买骨典故释义:用重金去买千里马，甚至是马的骨骸，也在所不惜.比喻求贤若渴，尊士重道。



公元前314年，燕国内乱，齐国乘机出兵，侵占了燕国的部分领土。



燕昭王当权后，消除了内乱，励精图治，决心招纳天下有才能的士人，振兴朝纲，夺回失去的土地。可是号召了很久，并没有多少人投奔他。于是，燕昭王向一个叫郭隗的人请教，怎样才能得到贤良的士人。



郭隗说：从前有一位国君，告示天下，愿意用千金买一匹千里马。可是3年过去了，千里马也没有买到。后来有人自告奋勇请求去买千里马，国君同意了。这个人用了3个月的时间，打听到某处人家有一匹良马。可是，等他赶到这一家时，马已经死了。于是，他就用500金买了马的骨头，回去献给国君。



国君看了用很贵的价钱买的却是马骨头，认为是亏本生意，很不高兴。



买马骨的人却说：我这样做是放长线钓大鱼，千金买骨体现的是对高贵事物的等值尊重。是为了让天下人都知道，大王您眼力与您的诚意，并不只走过场搞形式主义蒙混别人。



果然，不到一年时间，就有人送来了3匹千里马。



郭隗讲完上面的故事，又对燕昭王说：“大王要是真心想得人才，也要像买千里马的国君那样，让天下人知道你求贤的诚意。你可以先从我开始，人们看到像我这样的人都能得到重用，比我更有才能的人就会来投奔你。”燕昭王认为有理，就拜郭隗为师，还给他优厚的俸禄。并让他修筑了“黄金台”，作为招纳天下贤士人才的地方。



消息传出去不久，就有一些有才干的名人贤士纷纷前来，表示愿意帮助燕昭王治理国家。经过20多年的努力，燕国终于强盛起来，终于打败了齐国，夺回了被占领的土地。



出处:汉•刘向《战国策•燕策》。

刘剑虹

3：士道的辉煌与黯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物竟天择、优胜劣汰的激烈生存竞争与博弈之下，知识阶层的价值与独立性才能得到最大的体现与最大的尊重。这个原则是经历了人类一切历史考验过的真理。对比一下秦汉以后的大一统时代。知识阶层就没有那么好彩了。在大一统的时代，因为统治阶层没有了丛林竞争的危机，失去了对贤士的迫切需要，而只对屈服与自己权威一呼众诺的奴隶仆从更感兴趣。博弈的天平，完全向粗暴的力量靠拢，而不是精致的系统调度靠拢。当是时，不再需要知识阶层的辅助，只要凭借国家机器的暴力与专横就可以独享天下。仅仅用“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来解释未免肤浅而现象。



任何垄断一旦发生，就会造成无须人为参与管制就可以天然自洽制衡架构的崩坏。进而摧毁类原始森林的多元生态结构。最终造成一术独大、一群独揽、一党营私、一伙狼狈。垄断与腐败是有着直接逻辑接轨的，在垄断的架构下，想根治腐败，那完全是扬汤止沸的妄想。



能量无善恶，关键靠制衡，能量无善恶，关键看运用。不受约束的能量必然走向自己的对立面。任何领域这条定律都非常好用。这一点西方政治学早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及认知。并形成了《反垄断法》、《制衡分权体制》之类行之有效的制度化与理论抗衡。而东方不是没有这样思想的萌芽，而是被另一种思想所钳制压抑，乃至摧毁。那就是所谓的“大同”思想，以及“大一统”思想，还有“性本善”思想。这些主张都有着冠冕堂皇的外表，但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三言两语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是，这些理论的好心办坏事的本质却是一定要揭露的。



大同思想，起源于华夏的尚一传统。尚一传统本身并没有理论的漏洞，但是尚一理论原本是指形而上之“道”的唯一性与权威性。现在却被人误用于形而下的“器”之领域。道是唯一，但是器却应该是多元缤纷的。这就好比水通常是无形状的，装载于不同的器具，就会适应为不同的形态。



形而上下的混用与误用，此是道学之大忌讳。



然而，因为权力需要执政的合法性。所以他们往往以“天之独子”自称。这本身就是指鹿为马的荒缪。所以天道的尚一，被偷换概念后就成为了“群体”遮蔽“整体”的障眼魔术。当群体装扮成整体，其迷惑性是普通人不能直观觉察的，必须要反向推理才能窥探玄妙，这又是普通人不能胜任的。普通人认为A就是A，B就是B；但是他们不明白A与B的本体都源自一个原点。此段令我想起了庄子“朝三暮四”的猴子与老者的分桃博弈。猴子只关注“3”与“4”（个体）之间的转换，却没有注意（整体）“7”的存在。所以在这个分桃博弈中猴子将永远逃不出老者的掌心。可见精确分辨“群体”与“整体”的微妙区别不仅仅让我们获得利益的保障，更增进了我们智慧的明锐。



所以：形而下所谓“大同”，实际上是“群体”遮蔽“整体”；“人道”篡夺“天道”的小魔术而已。形而上之道可以“尚一”，形而下之“器”却只能“一元三分”[（-1）=（0）=（+1）]而致“多元”。如果有人再到您面前鼓惑形而下之“大同”，他的底牌往往是垄断导致独裁。一如西学所说：自由无往不在枷锁之间。这个枷锁就是客观规律的无情与至公，以及天道的独断。我们在天道面前，在客观规律面前，没有价钱好讲。这道枷锁是无情，但是也是至公的。



任何人都无法扮演好“神”（整体、道）的角色，因为客观规律是独裁更是至公。人类之所以无法扮演“上帝”，是因为整体并不在一切面之间。一切形而下之“面”，都有“自我”与“私心”，一切面，最多只能扮演“群体”（结为群体“人势抵抗天势”个体之集），而无从也无权将自己定位为“整体”的代言或者本身。



整体是“0”，个体是“1”。一面“自我”去扮演整体“无我”，只能形式模仿留下来——独断，却遗弃了“道用”背后的“道御”——至公“无我”。直白地说：道所体现为“母性”的客观独裁（其实，更多的体现为：生而不有、主而不宰的柔性控制。），是因为“道”即存在的公共理性。这个独断是不容挑战，但是又是无须担心的。因为“道”于形而上，她并没有“自我”而体现为“无我”，所以她也没有私心杂念。她是绝对独断的，同时也是绝对公正的。（天地不仁，待万物为刍狗，令万物万类得以霜天之下竟自由！）



一面、一私、一党、一群，却妄言代言整体。其本质就是与天争功和无法无天。而垄断就是其最大的特征。其得到垄断的过程，也不过是奉行人之道的赢者全拿，而傲藐天之道的输赢等分。



拳头大就是哥哥，这暴力的本性就是其代言的后盾。



所以说：无论是“大同”、“大一统”，别看他们口号冠冕堂皇，其实质不过是巩固人间道的私心独断而已。天道并不在他们那里。




而垄断的结果是垄断者颠峰后的低谷，没有了对立面，然后自己就成为了自己的天敌。赢者全拿何尝不是自我腐化的伊始与所有局内相关博弈对象的零和全输。



只可惜：信言不美，诤言若反。



在儒家为表面主流的古典中国，没有一个人认识到垄断的危害是如此巨大，以至它的益处被弊端全部抵消，还不够还它所欠下的负面效应。而儒家却全无心灵、全无心智地反复鼓吹“大同”、“大一统”——垄断的好处与垄断的优点。个人怀疑其智商严重不合格。




或者因为其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同构者，才会将缪论当真理来贩卖。而儒家的所谓：“性本善”说，又是另一个好心办坏事的典范。几千年来华夏基本上是以“性本善”说为人性解释的定论。但是实践的效果与善良的初衷恰恰是“东郭先生”与“狼”的灰色喜剧效果。而幕后操纵傀儡戏的法家，也乐于玩这个“爱唱歌的乌鸦”（理想主义）和“爱吃肉的狐狸”（现实主义）两情相悦的游戏。



此处篇幅有限就不具体展开了。抓住要点讲几句。



A：性本善说最大的弊病就在于将“狼”装扮成“羊群”的司命父母，令庶民与政府间彻底失去了制衡联系，甚至哪怕是制衡的想法也成为不可能，而变成绝对服从的圈养关系。在家孝亲，在朝忠君，这样家国同构的巧妙制度设计，令你挣扎没有出口，反对没有理由，抗争找不到对手，解决威胁切身利益。在“父权一统”的文化氛围内，弑父是一种天然的禁忌，但是父权社会恰恰是一切专制的唯一的本原；



B：性本善说最大的误区在于，过分地相信人性感性排斥制度，进而不能深刻地理解真正的人性是：善恶一体、善恶同构、善恶两趋的。不能理解真正的人性，就造成一系列的实际操作失误。进而推动了“人治”风气，而贻误了“制治”正气。最可笑的是其发生了错误，其从不深刻检讨自己学理本质性的漏洞。而法家专制给儒家花瓶归纳的：儒以文（感性）乱法（理性）。真把东郭先生们的形神兼备归纳得精辟入里。



C：性本善说最大迷惑性在于。它明明存在事实的漏洞，但是却手握话语权的绝对制高点。也就是说你我找不到反驳它的理由，但是它分明就是诸多祸乱（例如：绝对相信人性，还要什么监督与制度，仅仅靠道德的反省与口头的善意，就可以将一切来自社会的制衡反馈，推手无形。我就是要：指鹿为马、掩耳盗铃、赢者全拿，裙带荣族，谁又敢非议我半句，掂量一下哦，我可手握着权柄。）的根源。甚至荒谬的是，无论谁去挑战这一缪论，在中国基本没指望有人站出来支持你。因为他们好面子甚过里子，爱形式甚过真理。这就是推翻此缪论的最棘手处。



大一统有多少好处我不管，但是造成的悲剧却有目共睹，就是“士”与“政府”。【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分立的博弈生态被彻底摧毁。政府在大一统的背景下，只需要手握权柄，就可以呼风唤雨，千里无阻。政府就只需要奴隶，而不是专业操守的“士”阶层。大一统还造成政府与国民的圈养关系而不是平等契约关系，这也是我们通常没有注意的重点。



当“士”被羞辱，也就是“士道”的末路，摆在“士”的面前有两条道路：做权力的利益共构者，和做权势的对立面。因为农耕时代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利出一孔”的专制经济氛围。任何系统或者个体的抵抗，都会在国家暴力机器的面前魂飞魄散。“士”没有自身独立的经济体系支持与支撑。所以根本不可能发展出类西方的现代政治文明。



正所谓：端人饭碗受人管制，站人屋檐佝身屈膝。



先秦以后的知识阶层都成为了驯化与鞭策乃至扼杀的对象。类似《庄子.马蹄》里面所讲的冷笑话：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逐草而居，掣骑饮水，两不相爽就分背而翘踢，不记恩，不记仇，自由而坦荡，此马之真性也。



虽有高级别墅对于享受自由无拘而言野马又有什么交换的诱惑。



及至伯乐他说：“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烙之，牵上绳子，打上马掌，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嘴笼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陶者曰：“我善治陶，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难道你我天生就是要任凭摆布受人绳墨的吗，谁给了你们单向无约束疯狂修剪别人之自由？



然，世世代代都有人夸奖“伯乐”善治马，而“陶”与“匠”善于修剪整治“泥巴”与“木头”。我（士）这些“泥巴”与“木头”就怎么这样命苦？没有自身独立为自己而活的价值，而只有等待“利用”与“抛弃”；“驯服”与“化外”；“鞭策”与“劳役”的命运！



此原来都是私天下之天下为一私之天下者的罪过呀！



所以才发生了道者与儒生的知识阶层分化，同谋者留下（庙堂），化外者驱逐（江湖）。



道家貌似（性格人物：例如楚狂接舆《凤兮歌》）做了不付社会责任的“逃兵”。但是回想起来，我们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试想你面对的是庞大的国家机器，它不仅仅想拥有你我的身家性命，还要占据你我的思想灵魂。甚至大部分的腐儒知识阶层已经分化投奔到你我的对面。这完全是一场不用尝试就可以想象的必输对抗。选择静悄悄地离开这个败坏基本游戏规则的赛场。用温和地不合作挠痒痒式的微弱抵抗只是无奈与无奈。

刘剑虹

熊市蛰伏，牛市雄起。等待洗牌，回头再来。



士道颓败的轨迹来自人类政治形成大背景下：在冷竣理性的黄老道家看来政治本身就是一个分赃的博弈角力游戏。基本上左右人类社会力量分配的可以大致分为：武力、财力、权力、智力（信仰或者纯粹的理性力量与知性力量），言力（话语权）。另外一种不常用，但是客观存在的力量就是“天势”，此为人之道之外的天之势。为了避免大家神秘化理解，明确的定义就是：客观的力量（即时归零律）。宗教上称为末世的力量（归零），或者审判的力量（归零），哲学上称为：物极必反与物极必返。量子物理上称为：当熵值达到极限就会出现热死，或者热寂。（天势，其实也就是“道势”，道势确实存在，也许她平时是碌碌无为，但是道枢零轴把握着一切事物：生死的命门，盛衰的天机。只有极致方可见道！）



而最主要的三种力量，就是：武力、财力与权力。而后两种“智力”与“言力”本身是一种软实力。因为软势力往往短期效应不敌硬实力。情况就象龟兔赛跑效应一样——虽然乌龟长期可以用契而不舍的执著与坚持战胜兔子，但是短跑而言，就完全处于劣势。总体来说：软势力往往“缓不济急”，除非社会进入一种矛盾相对缓和对抗不甚激烈的温和理性状态。否则不可能让后两者会一直为“缓不济急”效应所困扰。因为人类不是绝对理性的主体，所以理性往往在感性之后。也正因为，人不是理性的，所以在人类实现彻底磐石般的“理性”之前，被造物及造化设定为必须承担不能达到绝对理性而接受自身“感性”的折磨。用佛学的话来印证就是不闻“般若波罗蜜”[彼岸大智慧]之前，就必须在六道轮回中接受自造的因缘，用基督教的教义来印证也就是：人类之所以被驱逐出伊甸园，




因为其违抗了自然的大智慧，而误用着人类自身的浅智慧，继续对抗下去，就永远顺延时机，无法获得再次重返伊甸园的权利。所有的道路都用异名同谓的寓言表达同一个真相，那就是人类因为与自然割裂而获得与自然对抗的资本，这是一种知性的进步，有益的犯错。但是人类的最终目的不是与自然一直对抗下去，而是最终再次‘与自然为一’并达成与存在及众在的和解共生。



因为人类不是绝对“理性”的，所以“感性”支配了他整个历史的百分之八十。所以至今人类最终成型的权力分配体制就只有三原色：武力架构（野蛮社会）、财力架构（贪婪社会）、权力架构（独裁社会），而“士道”所倚靠的“智力架构”的理性和解社会与“言力架构”的制衡分权社会。仅仅能在先秦那个短暂的时间裂缝里刹那绽放过一夜昙花。我们曾经有发展出完美政制的种子，但是因为农业文明的早熟与烂熟，最终因为经济基础的不配套而失去了发芽成长为参天大树的机会。而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制衡”的丧失导致权力（垄断的专横）的独大与“道义”的贬值（拳头更有效于真理）导致价值的混乱。



从此，政府只需要绝对服从的“仕”而不是孤高独立的“士”。从此，延续政治生命靠的是权谋争势而不是尊士重道。而你我看到的悲惨结果就是——“秦，焚书坑儒，法家一统；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于是思想的自由被禁锢，言论的争鸣被没收。一个伟大自于先秦的思想黄金时代就这样嘎然而止。一道类似西方中世纪的铁幕就这样徐徐落下。自此我们再也看不到养士之遗风，重道之正气。弥漫在华夏大地的只有政府及王权对所有有效管辖下国民：思想与形式，精神与物质，乃至身家与性命的独占。自此，你我不能自称大写的“自我”，而只能用“我们”来代替诸多应该用“自我”来表达的地方。而“我们”也并不属于“我们”，“我们”属于“他”，“他”说“父权一统”就是我唯一的主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说你我的一切都属于政府，你的财产，你的生命，乃至你的思想。没有一件政府权力不要分一杯羹。在东方自秦皇汉帝以大一统终结丛林生态以来。政府的权力被赋予了无限大，而对政府的制衡被压缩到无限小。这个症结至今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与反省。大家认为由来以久的就是天经地义。由于这样的思维惯性“士”的精神就被埋葬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为人知道了。



当人思想的独立性被剥夺，人的创造性也就随之泯灭了。而当“尊士遗风”转换成“养仕新政”以后，知识阶层也就被人为地分化开来。摆在知识分子面前有着两条道路，有一条是利益的同谋者，一条道路就是道义的捍卫者。而（法家）政府也乐于看到两种知识分子的分化，分之治之，分而内斗。自己躲于一边乐个超然事外的清净，还可以随时混进来拉个偏架。这样（法家）政府就拥有了绝对的话语权甚至裁判权。最后的结果是政府的权力空前膨胀，以至最后连神权与治权都握为一统。



而在西方作为信仰的神权依然独立于世俗的治权之外。这虽然给了神权制造中世纪黑暗的机会，但是也因祸得福，令西方的治权与神权相对独立，并相对克制。国王可以拥有国民的物质一切，但是国王却无法霸占国民的精神世界。这种两权的分治。令西方获得了“负负及正”的道路。也就是从极端的中世纪黑暗探底后又孕育了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因为思想本来就不隶属政府，不归于治权，而意外获得的思想的禁锢，又意外获得的思想自由。通常的逻辑已经无法解释这样的意外，看来只有先秦老子的“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来解释它了。而在华夏中土，我们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因为治权与神权的一握。国王不仅仅要拥有国民的身体，连他们的灵魂也要霸占备用。所以，我们华夏没有经历黑暗的中世纪，仿佛是一种幸运，却俨然也是一种另类的悲剧。这里倒不是在赞许中世纪的黑暗，而是描述另一种更悲惨的黑暗。



有一段无名人的名言：“爱过，恨过，也算明白了一次真正的人生！”。而我所说的另一种更悲惨的黑暗，是你我被彻底剥夺了爱与恨权利的另一种灰暗人生。你我的人生没有“红、黄、蓝”。你我的人生出生前就被人为地设计为“黑与白”。你我没有任何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创造的自由。唯一需要的就是绝对的服从，在旧时代被浓缩为：“忠与孝”，在近代被浓缩为：“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党派。”我们被头脑不容许成为燃烧思想的火把；不容许成为自由驰骋的野马；不容许成为孤高求道的逸民。你与我只被容许为让自己的脑袋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地。



我们民族的原创能力，不是缺乏干涸，而是一直为某种心口的大石镇压在五指山下。任何权威的政府都深刻恐惧民众的活力与创造，因为他们根本跟不上时代的节奏与历史的韵律。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我国历史上无论强盛还是衰惫的时期，都一贯执行对内儒化麻醉，对外闭关锁国的政策。即使外族统治的时代都没有间断这一政策，因为它太上手，太好用了。最神奇的莫过于连激烈反对它的人，都禁不住贪嘴的诱惑。



老鼠和猫的诧异结盟，让你我看不懂的联姻。



（汉朝刘邦当着儒生，拿他们的帽子当夜壶，然而到了刘彻那里又忽然捧上了云霄。这一切背后的魔术就是：法家与儒家虽然在垄断体制，具体施行兼顾的“仁政”还是独断的“暴政”具体策略尖锐对立，但是“父权一统”的核心价值内部趋同。所以“大棒”与“胡萝卜”摆在一起，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仁政、民本所起到的作用，也仅仅是延长垄断利益集团政治生命的一味春药。反贪官，不反皇帝，这就是儒术“沽哉！沽哉！”欲拒还迎等待收购的生意经呀。所以我们需要放弃仁政幻想，追求绝对公正，摧毁垄断体制才是釜底抽薪之策，才是解决一切枝节问题的核心问题。）

刘剑虹

4：深入与反思



我们从原点迩来，最终螺旋式恢复“原点”。



我不止一次宣扬这样的观点：政治必须用学术领域彻底走开。学术必须获得超越一切人类感性忌讳的绝对理性自由。否则我们民族的原创性、创造性、独立性将永远被人为压抑得不到正确的释放。学术在民间，权力请勿进来掺一脚。（现在的官僚学术体制，官本位治学体制，严重禁锢了中国人的智力潜能发挥）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断反思下，民间与科学工作者同时共鸣的心声，就是解散官办“院士制度”，将学术交还给民间，实现会员制而不是官僚制。也许大家已经将古代中国第一个社会科学院《稷下学宫》淡化出了自己的记忆。但是稷下学宫的民办官用的体制值得今天的我们借鉴。




这个废除院士制度的争论，真正的解决之道其实也很简单。废除是必然的，因为官僚学术体制，官本位治学体制的弊端是路人皆知的事实。我们用倍功却事半，事实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但是症结是完全民办，民间没有这个经济实力，也没有庞大的社会资源能持续发展自身机构，将知识通过风险投资迅速转化为社会进步的能量。所以模仿古代的稷下学宫，民办官协，民办官用。



学术方面绝对自由，政府不干涉具体事务，而管理整体方向。学术成果创造出来没有消化转化为社会生产力，这比什么都窝心。所以政府应该是其中一个买家。在这个全新的时代背景下，士与政府应该建立蓝海合作关系，而不是红海对峙局面。



我们都知道一切创造的原点在个体，抽象在这里具体，因为具体（比如：细胞核）然后致抽象（类生命——体系）。由个体到整体，是处于自然“自组织”的进程之中。间中顺序不能颠倒，程序不能逾越。



因为道家中医《黄帝内经》中提到的《社会肌体论》中表达的真理就是：社会的组织形态其实不过是对人体（自然）的一种仿生重构。生命体与非生命体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构方案。所以一种结构的存在活性，来自其对生命自然形态的仿生娴熟性。更深入道学我们会发现道学认为：流动（道）为存在的第一属性，组合（德）为如影随形的第二属性。而道学本身是一种系统思维。



如果说科学是研究事物的外在运动之客观规律的学问，道学其实就是专事研究事物内在系统之组合的客观规律学问。科学与道学联姻将能构建一种全新的人类理性思维体系。



所以组合（德）与顺序很重要，即使事物构成要素一致，但是排列组合的体制改变，发挥出来的系统合力是完全不同的。不要与天争功，试图构建一个官僚体制，然后用分派任务来完成新知识的发现与智力的创造。这显然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中国的学术发展路线图将完全是另一个景象。如果我们的民族得到类似西方的民间自由甄选的历程。最终统一中国学术，而是构件类似西方“科学”体系的是杂家（大百家，或者广义大道家，以及广义道体系）。而杂家最后会自然发展为：[百家“道用”；“道体”独尊。（这种体制在“科学”体系里也存在，每个学科相对独立，但是全部都隶属与科学这个平台与体系之下）]的——“道学”之广义道体系。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谓的国学，其实还处于蒙昧的方言割据状态，并没有实际完成自身的最终形态的进化。



而不是儒家代言全部的华夏传统，而风筝的线却牢牢抓在法家的手里。



我们的学术就是守成与守旧；我们的学院就是官僚与利益；我们的教育就是产业与工厂；我们的学生就是蠕虫与蛔虫。试问我们泱泱大国，挥汗成雨。为什么经济处于利益结构的底层？科技创造处于世界的尾巴？政治体制不断为人诟病？国家尚不能完全统一？中国有十三亿人口呀，难道国人就真没有智力去解决这些问题？难道国人就真没有这方方面面的可用人才？总理问：“为什么没有大师级的人才？”在小生看来这句话不应该问学院派寄人篱下的庸碌人等，也不用问一呼众诺的技术官僚。而因为扪心自问自己的文化政策，文化体制，以及教育体制的诸多弊端远没有理顺。



古人说：千里马长有，伯乐不常有。（人才多的是，体制不顺，气血不通；内耗严重，元气大伤。就造成物不能尽其用，才不能脱颖而出。）



说句不好听的。



天下无士，好比天下有痔。君子不重“士”尊道，由不得屁股不流鲜血。君爱千里马，却舍不得“千金买骨”地尊士重道，即使天下有千里马，也会因为“正确不在正确的位置，反而比错误更为孱弱！”之效应。造成顶尖人才一方面极端匮乏，另一方面就是顶尖人才因为没有找到自己最大能量发挥的领域而闲置乃至浪费。试想让千里马去拉磨，它拉的磨并不比百里马更强。



因为所谓千里之马，百步缓行，十里闲庭，百里热身，千里绝尘，你让它去拉磨，还不如百里之马，上套就跑来得实际。所以说埋怨天下没有千里马，本身就是有一种冷笑话。跨栏短跑冠军刘翔，要生在动荡的民国，腐朽的清朝，也不过是个黄包车夫的料。但是谁又知道一个世界冠军埋没在黄包车夫之间呢？谁又说民国清朝没有类“刘翔”的世界冠军潜质的“千里马”，被荒废着，被空耗着呢？



话头扯远一点。



不说别的，单看国家热衷彩票事业，鼓励民众的投机致富心理。没见设立一个类“诺贝尔奖金”的巨额奖金来鼓励民众追求“科学、理性、与创造”。其实当初“诺贝尔奖金”的设立，就是为了体谅处于创造初期阶段的知识分子，经济往往处于极端困境。而巨额的奖金是为了鼓励这类天才级的人物，从此摆脱经济困扰而专注为人类的理性大厦添砖加瓦。这里倒不是说不能搞彩票事业，而是说为什么不用这样方式募集资金去设立一个内涵为“人才潜力股风险投资基金”的“千里马伯乐基金”呢？大力鼓励民众从事文化诸领域的创造事业，并用重金来鼓励间中卓有成就的人员。这样化不利为有利，化危机为机遇，不是可以考虑的建议吗？如果勤勉治学，也可以得500万。那比鼓励投机，去制造暴富新贵。两者那个更符合国家长远利益呢？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往。利之可贵，在于其是社会必须的能量介质与能量单位以及船舵杠杆。能量无善恶，关键靠制衡；能量无善恶，关键靠运用。巧妙利用杠杆原理，就能用500万吸收5000万的能量转向:终生学习体制以及智力的投资与知识的创造，这是匪夷所思，大家不常想到的吧。



在我看来，国家根本不需要钱。因为国家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个概念。国家需要的是将社会能量调配均衡，社会机制运行平稳，这就是国家的基本职能。一个国家总想着挣钱，那一定是一个不务正业的政府。挣钱是民众的事情，因为他们要吃喝拉撒，衣食住行。




如果国库里堆太多的钱，那不是富有，而是血栓中风，血气不畅。因为钱在流通流域才实现货币功能，堆在仓库里与有一张纸没有更多的区别。所以一个国家不需要关注“买骨”需要花费多少钱，而应该迅速制定一个行之有效的“人才机制”与“运用市场”，以及“奖赏机制”。让天下物尽其用，才尽其能，富为民享，

而所有的经济繁荣都是为了文艺复兴而铺垫的经济基础，制定正确的文化政策促进并引导，鼓励而不是遏制，这才是专务正业的优秀政府形象。



当然，文艺复兴并不是政府的事，而应该是民间自发的全民理性精神自我大普及。如果说民主宪政是鲜花，而理性就是大树，宽容与和解就是一根、茎、叶。只要鲜花，不要大树，不要根、茎、叶。那不是移植，而仅仅是插花。众所周知，插花的生命周期，往往是几个星期而已。所以为什么南橘北枳。民主与宪政往往移植到没有大树，没有根、茎、叶的地方，就会蜕变成花瓶，蜕变成摆设，蜕变成遮羞布。那是插花式的无根之华，灿烂得迷人，腐化得更快。所以一定要明白，人民必须有一个全民性的理性精神自我大普及。这就是中国迫切需要文艺复兴的根本理由，而中国的文艺复兴必然烙印着华夏的原生态文化的痕迹，那就是一“道艺复兴”名词的由来，所谓道艺复兴，就是以原生态“道”为核心的中国版本的文艺复兴。而“道”“艺”，分别代表华夏文明体系的“道体”与“道用”。道以艺载，技进于道。



正所谓：人算不若天算。一个真正各方基本满意的最高博弈结果，往往不在“人为”精密的计算中，而是自然的凌乱碰撞中，就自然地达成“能量最省法则”之下的自洽动态制衡效果。西学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偷笑。说的是“同出异名、异名同谓”的道理。人设计的制度，往往经不起自然的检验与时间的考验。这并不是夸口与自贬，而是众所周知的常识性问题。



诸位精英坐在CEO皮椅或者主席台上妄想的出来的任何制度设计，都不会比得上“道法自然”的天然设计。因为天然的设计不需要人为的推动，只要删减人为的频扰。那个自然的设计会自然的浮现。



其基本原理就是道学的：“反者，道之动；返者，道之动”《即时归零律》，与治人事天莫若啬；吾有三宝，慈柔、静敛、不敢为天下先（不敢为客观之前）《能量最省法则》。实现的过程就是“局部自化”；“整体自洽”；“全局制衡”。



而政府应该放手让民间自我演化，自己只是抓大放小的总体规划大方向，具体的事务不能介入太深。只要手握良性奖励的杠杆，就能获得“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微妙效果。



士与政府，政府与士。“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分立的博弈生态，是先秦就有的先进社会管理经验。为现代成熟国际企业所熟练援用，却为今天之中国思想界所淡化遗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遗憾。



所以恳请当代政府，请记住墨子先贤教导我们的“亲士”箴言：“平等、善待、尊重”你的生意“合伙人”——士人知本精神贵族。将“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置，这是现代商业道德的基础原则。而现代文明的肇始就是基于商业文明、商业法则以及商业伦理。



士人与政府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应该完全可以发展出一种新的保持恰当距离的结合关系，那就是非红海对抗、敌视与冷漠，而是蓝海保持距离前提下的亲密合作。



这就是【文士道】精神指导下温和改良主义的最新学术发展动向。一如道家先贤庄子在《缮性篇》中所说：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庄子的本意应该是，如果时势符合（顺道文化兴起，则【春生萌发】）道家就应该践行“士道”服务社会，如果时势不对，先深根宁极而待——【冬藏以待】。）



【冬藏】、【春生】、【夏长】，【秋实】，顺其自然、自然而然罢了。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隐。

zhangx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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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i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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