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现：“日本”国名原来是大唐皇帝所赐

何以家为？

8月24日，惟一一方日本遣唐使墓志在东京展出时，日本天皇亲临参观。这方墓志在西安发现后， 引发了中日双方对遣唐使和墓志主人井真成的研究热潮。
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深刻影响，日本学者已有明确认识，但这方墓志则传达出更为复杂深远的历史情感：它再次证实了日本国号与中国的渊源，还表达了当时的唐朝天子对一名日本遣唐使者的个人情谊。
　　更多的学者借着这方墓志的缘由，重新审视了千年来的中日交往史。
　　 这是块不同寻常的石头。盖为青石，底是白石，近方形，上有楷书刻字。
　　当贾麦明用软毛笔刷净石头上的土，看清上面的字时，手开始不停地颤抖。石盖刻有“国号日本”字样，底座上则有开元年号。“我当场就断定这是一个日本遣唐使的墓志。”
　　作为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贾麦明偶然中征集到的这块石头，在随后的研究中被证明为迄今发现的惟一一方日本遣唐使墓志。
　　墓志面世在日本引起的轰动让贾麦明惊奇：在这位遣唐使的故乡藤井寺市里，成立了相关的研究会，发行了关于他的纪念邮票，并打算用他作为这座城市的形象。2005年8月24日，墓志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时，日本天皇亲临参观。
　　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深刻影响，日本学者已有明确认识，木宫泰彦在《中日交通史》中说：“日本中古之制度，人皆以为多系日本自创，然一检唐史，则知多模仿唐制也。”
　　然而这块石头所传递出来的历史情感要复杂得多。这方墓志除了再次证实了日本国号为中国所赐，还表达了当时的唐朝天子对一名日本遣唐使者的个人情谊。
　　更多的学者借着这方墓志的缘由，重新审视了千年来的中日交往史。
　　少年“才称天纵”
　　李白的挚友阿倍仲麻吕，回国后利用汉字创立片假名的下道真备和为日本完善律法的大和长冈等人，和井真成同时入唐。这些赫赫名声的人，都还只是群十八九岁的孩子。
　　1200多年前，难波港(今日本大阪)内一派热闹的景象，又一支准备渡海前往中国的使团船队要出发了。四只巨大的木制帆船依次排列着，每只船上都能载一百多人，船舷和桅杆上彩带飘扬。日本天皇举行宴会，作歌送行。
　　侍臣们唱起天皇写的送行诗：
　　希望你们渡大海如平地，
　　居船上如坐床，
　　四船联翩，
　　不日平安归航！
　　这方墓志的主人当时就坐在其中一艘巨船中，被祥和、悠长的祝愿声围裹着，离开港口，驶向苍茫大海。他的名字叫做井真成。
　　离开故乡之时，井真成多大年纪，墓志上的文字并无记载，只写道，公元734年，这位才能出众的遣唐使，因病死于长安，享年36岁。
　　《新唐书》记载，在公元717年和公元733年各有一批遣唐使从日本出发。如果是在733年出海，井真成已35岁。日本奈良大学文学部教授东野治之认为可能性不大。
　　在日本的遣唐使团中，除了学问僧外还有两种人，一种是年轻的留学生，年龄一般十八九岁，他们将在中国学习二三十年后，才被允许重回日本。另一种是请益生，他们的年龄较大，只在中国住1年。
　　“作为三十过半的请益生，很难想象在日本没有一官半职。官员入唐后，其称呼会在墓志上被保留。”而井真成的墓志上并未记录他生前的官职，东野治之说，因此，基本可以断定，井真成应当是在717年入唐，正好19岁。
　　这是日本第九次派遣遣唐使入唐，500多人挤在4艘大船里。这些年轻的留学生都是日本中层官僚的子女，而且还要经过严格挑选，必须学识、样貌都需要达到才俊的标准才能入唐。
　　井真成在这方墓志上被形容为“才称天纵”。
　　巨船之上，还有日后成为李白挚友的阿倍仲麻吕，回国后利用汉字创立片假名的下道真备和为日本完善律法的大和长冈等人，他们和井真成同时入唐。当时，这些在中日两国历史上留下了赫赫名声的人，都还只是群十八九岁的孩子。
　　岛国的姿态
志石上“国号日本”与“开元廿二年(公元734年)”的记载，将现存最早关于“日本”的文字记载746年提前了数十年。学者认为，这也再次佐证了日本国号乃大唐所赐。
　　篆刻井真成墓志铭的志石，周长约39厘米，上面仅有117字，在面世数月后，却被视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级历史资料”。
　　志石上“国号日本”与“开元廿二年(公元734年)”的记载，将现存最早关于“日本”的文字记载746年提前了数十年。学者认为，这也再次佐证了日本国号乃大唐所赐。
　　对于这个太平洋上的岛国，中国早在秦汉即有记载，但史籍中多称为“倭国”。而在唐初之前，日本虽多次向中国遣使，但其态度和目的却和后来大为不同。
　　“从隋朝到唐朝初期，日本对华遣使时多为政治目的，而且带着一种骄傲态度，甚至是傲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王小甫说。
　　日本第二次遣隋使到中国递交的国书中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第三次遣隋使国书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王小甫认为，“那些国书中充分表露出，这个岛国欲与中国分庭抗礼的心态。”
　　甚至在唐初的公元660年，日本遣使向唐朝皇帝提出要求一些小国“每岁入贡本国之朝”，以显示自己是和中国一样使夷狄臣服的大国。王小甫认为，这一态度反映了日本对当时中国国力和文化的先进性认识不足。


http://mil.jschina.com.cn/Get/ZZSL/1002215935.htm

dchw

说这有什么用，老是要这些面子问题干嘛

zerker

原帖由 dchw 于 2008-10-5 11:11 发表
说这有什么用，老是要这些面子问题干嘛

支持，中文国名当然是中国人取的。就像英文中china也不是中国人自己取的一样

浩汶居士

CHINA应该是中国人自己取的。
CHINA是支那的音译。

古书上有支那。不是贬义的。

w51235123

景德镇原来就叫昌南镇，因瓷器而闻名天下，后来就用当时的昌南镇的音译China做为瓷器的名称。后又改为景德镇。
中国瓷器闻名世界，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简直就是中国的代名词，所以China又引申为中国的英文名称。

zerker

原帖由 浩汶居士 于 2008-10-5 12:31 发表
CHINA应该是中国人自己取的。
CHINA是支那的音译。

古书上有支那。不是贬义的。

起源有很多，你的这个不是主流

bwb

原帖由 浩汶居士 于 2008-10-5 12:31 发表
CHINA应该是中国人自己取的。
CHINA是支那的音译。

古书上有支那。不是贬义的。

古代欧洲称中国为Cine（好像是秦），俄国称之Китай（契丹），印度人称之Cina，好像英语的China和这个有关。

qztxwd

顶，他们会说，我们也会，日本所有的都是从我们这里抄袭的

BONIU

支那（梵文：cina）原为隋唐时佛教僧侣对梵文中称谓中国的一种汉字音译，亦作至那、脂那等，一般出现在汉译佛教经典中。这一汉字词汇于9世纪初通过佛教交流传入日本。18世纪初，日本学者在学习兰学（荷兰学）时，将“支那”一词与西方词汇“China”对应起来，作为其在日语中的梵音译词。（China英音译词则为チャイナ）

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的思潮在日本日益兴盛，“支那”一词开始在日语中大面积地替换原有对中国的各种称呼。在日语中，该词的汉字写法与中文一致：支那，假名为“シナ”，罗马字拼写法一般有两种：“shina”（平文式罗马字）或“sina”（训令式罗马字）。

甲午战争令日本开始跻身东亚地区强权的行列，而中国的国力则进一步衰弱。在承认中华民国之后，日本政府认为中华一词具有自尊自大的性质，决定以“支那共和国”来取代“清国”作为对中国的正式称谓（而不是“中华民国”），这日益引起了中国民间和官方的不满，因为中国的舆论渐渐觉察到日语“支那”所附含的不友善含义。虽然1930年代时，日本已决定在外交正式场合弃用，但是“支那”一词依然为日本上下广泛使用。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之后，“支那”一词才从日语的正式场合中全面退出。

如今，中日等国的民族主义者对使用该词是否在带有敌意上存在争议，一般的共识是：以个人身份屡次地或者在正式场合使用“支那”称呼中国，或称呼中国人为“支那人”，是一种轻蔑、敌视中国的行为。
支那”一词一说来自印度的梵文，在梵文的经典中以Shina称呼中国；可能来自“秦”（chin）发音的转变。《辞海》解：“梵语谓中国为支那，亦作脂那、震旦、真丹、真旦、振旦、神丹等”。

唐玄宗《题梵书》一诗中说： “鹤立蛇形势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支那弟子无言语，穿耳胡僧笑点头。”

《宋史．天竺国传》：“天竺表来，译云伏愿支那皇帝福寿圆满”。

据‘西域地名’所云：“支那者，梵文边鄙之称，原为雪山以北诸种之名，后以为中国之号。”而中国的另一代词“震旦”是即“支那地(Cina Sthana)”之省称。‘华严经音义’则云：“支那，此翻为思维，以其国人多所思虑，多所制作，原以为名，即今汉国是也。”如‘西域地名’，则支那一词不带褒贬之意。如‘华严经音义’，则为对中国人民思虑深沉之美称。


[编辑] 欧洲语言中的中国
欧洲语言中，中国的称呼基本上都是China（英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荷兰语等），亦有因为正字法原因而改写的种种China同源词，如法文的Chine，意大利文的Cina，捷克文、斯洛伐克文的Čína等等。这些词的语源均与印度梵文的Shina或Cina相同，也是秦的音变（同上），而且由于字母i在大多数欧陆语言中的读音都是音，所以这些语言中的China（包括Chine，Cina等变体）一词的发音均与梵文的“支那”相近。唯有英文因为历史音变的缘故，开音节的i读成[ai]音，造成不读“支那”而读“拆拿”的极为特殊的读法。北欧及某些东南欧语言因为对字母组合ch的发音倾向于读成k音，所以将中国一词写为Kina（丹麦、瑞典、挪威），这是从China发生的语音变化，也可以算“支那”的同源词。同样的例子还有希腊语的Κίνα，匈牙利语的Kína，克罗地亚语的Kina等等。至于俄语、白俄罗斯语、保加利亚语等语言将中国称为Китай，则与“支那”无涉。因为这个词来自“契丹”。而拉丁文的中国是Sina，与日文“支那”的训令式罗马注音一致。


[编辑] 其它
在马来西亚，马来语受梵语影响自古亦称中国为“Cina”；称中国人、华人为“Orang Cina”。现代对中国的国名依英语称呼为“China”，现代为了区别当地华人及中国公民，当地马来语有时会以“rakyat China”（中国人民）来特指中国人。


[编辑] “支那”在日本用法

[编辑] 清亡之前
而日本在江户幕府末年明治维新初年也开始使用支那一词来称呼中国。由于过去日本以“汉”、“唐”、“明”等方式称呼都是中国朝代的名称，为了确定对中国大陆的称呼，便使用支那来称呼中国大陆。一如维新志士高杉晋作的汉诗“单身尝到支那邦　火舰飞走大东洋　交语汉鞑与英佛　欲舍我短学彼长 ”，文中支那非但不含贬意，反有钦羨之情。当时日本政府在正式场合把中国称为“清国”或“大清帝国”，比如把甲午战争称为“日清战争”。在一般的民间报刊，则一般把中国称为“支那”，把甲午战争称为“日支战争”。

而中国当时的留学生，尤其是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家们，也以支那标志出身国。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1904年，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了名叫《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另如孙中山的革命伙伴，日本人梅屋庄吉，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在日本发起成立“支那共和国公认期成同盟会”（此一历史在广州黄埔军校的孙中山纪念馆内有记载，该期成同盟会的匾额亦可见于该地），敦促日本政府承认中华民国，此时的支那也显然没有侮辱之意。

日本在于中国交往中，完全使用汉字写中国国号，而在脱亚入欧理论产生后，就流行使用根据英文词china音译的支那。在日本和清朝发生更多摩擦，并导致战争胜利后，支那一词更多见于侮辱性报章和文书中。


[编辑] 二战期间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由于中国没有完全统一，处于军阀割据之下，1913年，7月日本政府明文规定：今后不论中国的国号如何变化，日本均以“支那”称呼中国。日本不用“中国”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这个词明示这里才是中央之国，这样日本就成了“东夷”。1919年五四运动之际，中国爱国志士上书政府，要求日本不得使用“支那”或“支那共和国”的说法。中国政府与日方交涉未果。1932年日本官方在中华民国政府的要求之下，改以“中华民国”代替支那在官方文书的称呼，但民间报刊仍称中国为“支那”。

1937年发生七七事变，中日爆发全面战争。日方把七七事变叫做“支那事变”。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官方也把中国叫做支那，以示对抵抗中的国民政府的不承认。1946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日本政府向全国发出《关于回避使用支那称呼之事宜》的通告[1]，此后“支那”这个词完全从日本政府的公文、教科书、报刊杂志中消失。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以支那称呼中国，所以中国人将“支那”视为对中国的一种蔑称。由于“支那”是蔑称，于右任先生主张将“印度支那”（印度和中国之间的一个半岛）称为“中南半岛”。著名作家郁达夫在《沉沦》中将他对“支那人”一词给他的侮辱感进行了深切的描述。


[编辑] 二战之后
日本战败后完全接受中国的条件，官方在公开场合不再使用“支那”一词。然而现在，一些日本的右翼分子，如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就在公开场合说“支那人”。

支那一词在日语中虽不再用于称呼中国，但并没有彻底消失。如拉面又称“支那そば”（そば是日本的荞麦面条），或称东海为“東シナ海”（即‘东支那海’的片假名写法，但书写时一律用片假名，避开令人不快的汉字。）。另外在关于抗日战争的话题上也会使用“支那”一词。

在中文里“支那”一词也还由于历史关系没有被彻底淘汰，如地理名称“印度支那”。


[编辑] 支那人
在江户时代中期以后日本开始改对中国人称呼为支那人从甲午战争开始，因为侵略的关系增加的敌我意识，这词开始有蔑称的意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接受中华民国政府的要求，媒体、教科书、公文、公务员对支那的称呼都禁止。

当今支那人在日语中是指中国内地的住民（不包括蒙古、新疆、西藏、台湾等地）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语中的支那是指整个谋求占领的中国，那时候说的支那人，囊括当时的整个中华民国国民（不包括当时因甲午战争割让给日本的台湾）。

现在这个用语在日本正式的场合已经不再使用，但日本激进右翼人士仍用支那人称呼中国内地的中国人以表示蔑视。在匿名论坛（如：著名的2ch）用支那人称呼中国人的人仍有不少。


[编辑] 是否蔑称的争议
目前，大部分中国人认为“支那”是一个蔑称。但是，也有人认为将“支那”视为蔑称是一种误解。他们认为正如英语中 China 不是蔑称一样，支那只是对中国这一个地域不带“中央帝国”（Central Empire）色彩的客观称呼，或只是一个轻蔑性不高的称呼（实际上冒犯性比以倭寇称呼日本人低许多）。[2]

然而问题是，有大部分人认为如果一个称呼在听者心目中是蔑称，那就是蔑称。譬如：非裔美国人（即美国黑人）中，很多在种族上属尼格罗人种，但有大部分人认为称呼一个黑人是“尼格罗（en:Negro）”则被视为是蔑称。再如英语中 en:Chinaman （中国佬）从字面上是“中国人”的意思，但中国人认为有是贬低的意思。或者日本自称的 やまと 的汉字写法可以是“大和”，也可作“倭”，但现代中文中称呼日本人为“倭”或“倭人”往往有轻蔑的意思。

[ 本帖最后由 BONIU 于 2008-10-5 14:30 编辑 ]

BONIU

在我国古代，起先称日本为“倭”，较早见于文献的有：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山海经·海内北经》）成王之时，越裳献雉，倭人贡畅。（王充：《论衡·恢国篇》）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汉书·地理志》）自西晋陈寿在《三国志》中为倭立传以来，史不绝书，中国人对东方海中倭国的情况，逐渐有了具体而深入的认识，中日两国的友好往来也益见频繁起来。


我国古代何以最初称日本为“倭”，上引文献均未作说明，按“倭”字早已有之，如《诗经·小雅·四牡》云：“四牡周道倭迟。”《说文》释倭： “顺貌，从人，委声。”有人说，倭字从人又从禾、从女，盖由倭人素以稻米为主食，女多男少而来。这种解释，显然是一种无稽之谈，纯属附会。一些学者认为，古之称日本为“倭”，可能同“匈奴”、“鲜卑”一样，只是一种音译；因为日本民族称“和”，“和”为“倭”的谐音字。这个说法，似乎比较有道理。

然而，现在日本语中的“和”、“倭”二字均读为yamato，与“和”、“倭”二字原来的发音迥异，这又作何解释呢？

在日本语中，“倭”读为yamato实始于日本现存最早的古史《古事记》（公元712年）和《日本书记》（公元720年），二书均为安万侣所著，比我国最早记载日本“邪马台”王国和“卑弥呼”女王的《三国志》晚了400余年。安万侣误以为《三国志》所载“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就是日本传说中的神功皇后，但神功皇后与卑弥呼的年代不符，于是将神功皇后以及她以下诸皇的年代拉长，以合卑弥呼的生活年代；《三国志》说邪马台王国的人“寿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这或许就是安万侣任意拉长的根据。日本古史纪年与中国史籍相符始于推古天皇十五年（公元607年）小野妹子遣隋一事，此前32代（神武天皇至崇峻天皇）纯属口头传闻，那时既无文字，又无历法，怎么可能有精确的历史纪年呢？所以，日本国内研究日本古史的学者，关于崇峻天皇以前的历史，宁肯相信中国正史的记载，也不轻易引证日本古史中那些传说。

既然安万侣误认为神功皇后就是卑弥呼，而卑弥呼的都城是邪马台，于是神功皇后的都城也变成邪马台了。这样，日本平安朝奠都以前历代天皇所居的畿内即“大和”地方，只好与九州岛的邪马台合二而一。而中国原来称“倭”，日本素来名“和”的这两个字，在发音上非读yamato不可了。日本语“倭”、 “和”二字之所以要改变原来的读音，其奥秘就在这里。至于安万侣这样做究竟出于什么用心，那不是这里所要探讨的问题。

至唐代，中国始称“倭”为“日本”。在《旧唐书·东夷传》中，“倭”与“日本”分列并叙，《新唐书·东夷传》则单叙日本，不再有“倭”的名目，并对改“倭”为“日本”作了如下的说明：

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因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使者不以情，故疑焉。

《新唐书》为宋欧阳修、宋祁等所修，以上说法当有所据。从这段话看，“倭”改国名为“日本”当在唐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以后。然而，为什么要改国名，以及取名“日本”的缘由，其说是值得怀疑的。

为什么要改“倭”为“日本”呢？说是倭国派到中国的使者略懂“夏音”（汉语）之后，发觉“倭”的含义不好，此后就改称“日本”了。如前所述，中国古人称日本为“倭”，原本只是“和”的音译，本身并无贬义，所以，以其“恶”的说法难以置信。

再是说倭人改国号为“日本”，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的地理位置“近日所出”。这种说法也值得怀疑；因为认为日本“近日”，那只能是中国人的观念———日本在中国东方遥远的海上，从视觉上感受，似乎正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山海经·海外东经》说：“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淮南子·天文训》也说：“日出于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身居日本列岛的人，并不见太阳从本土升起。因此，说日本是“日之所本”这种观念只能产生在中国，后来日本人这样说，也显然是受了中国观念的影响。

还有一种说法是倭国附近原有一个小国叫“日本”，为倭所吞并，后来倭国遣唐使者便对中国人冒用“日本”这个名称了。这一说法，当时就很可疑，更不足为据了。

倒是唐人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提供了一条罕为人知的证据，或许有助于解开“日本”国名来源之谜：“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原来，倭国是遵照唐代女皇武则天的意见才改国名为日本的。张守节系玄宗时人，离武后统治时期不远，他的说法当有所据。如果此说确定无误，以上种种疑惑也就不复存在了。

兰卓拉拉

中国是仁慈的国家

萧秋水

嗯嗯，看起来日本人起码有一个好处，就是不抹杀他们和中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