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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承认，当我听说“张红丹事件”时，我并不感到吃惊。法国类似事件并不罕见。随手就可以拈来一堆例子。但这一问题涉及的是新闻自由问题，也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将我所了解的情况介绍给国人，供思考这一问题的参考。
上个月11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总编辑理查尔·拉贝维埃尔就被粗暴地解雇了。事情缘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阿萨德应萨科齐之邀，于7月13日来法国参加地中海联盟会议，并出席法国国庆阅兵仪式。拉贝维埃尔在其行前独家采访了阿萨德。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值得赞扬的。然而该电台台长的反应却是将其解雇。解雇的理由是“事先未请示便擅自与叙利亚方面谈判采访事宜”。言下之意，似乎拉贝维埃尔背着电台、私下与阿萨德做了什么“交易”似的。事实绝非如此。拉贝维埃尔不仅向上司发去了采访阿萨德的请示电子邮件，而且一切都按电台规定做的。但“证据”对于解雇一个人来说并不重要。据业内人士透露，真正原因，是因为拉贝维埃尔多年来对中东问题的报道“倾向”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已经引起上层的强烈不满……
另一件事也很说明问题。观点极端的法国杂志《查理杂志》经常刊登一些“出格”言论。其总编菲利浦·瓦尔就曾不顾穆斯林社团的强烈反对，以“新闻自由”的名义，刊登过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的漫画。为此该杂志遭到起诉，但瓦尔最后还是打赢了官司。但当其旗下著名政治漫画家莫利斯·西内在7月2日讽刺总统公子的时候，却被当即开除，开除的借口恰恰是……避免吃官司。西内的“罪名”是下面这段话：
“让·萨科齐非常配得上从父亲那里继承的这个姓氏，他已经成为多数执政党的总顾问，在他被起诉撞车逃逸案中，被判无罪……必须说明的是原告是一位阿拉伯人。这还不是全部！他将皈依犹太教，因为他将娶‘达尔蒂’财团创始人的遗产继承人，一位犹太姑娘为妻。这小子很会在生活中创出一条路来。”
但知情人表示，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另有所在。一种说法是：总编辑瓦尔与西内在法国一桩政治大丑闻、影响到萨科齐与当时的总理维尔潘竞争总统大选右翼候选人机遇的“清流门事件”持不同观点，不惜将这位成名已半个世纪、甚至为该杂志服务也已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漫画家一脚踢出门……
这类现象还有很多。如法国电视一台的新闻节目主持人PPDA：帕特里克·布瓦弗尔·达尔沃尔在采访萨科齐时问了这样一句话：你参加八国首脑会议时，是否有点像个小孩进入了大人的堆里……电视一台的老板布伊格不仅是萨科齐的私人朋友，而且曾是他的证婚人。尽管PPDA担任电视一台黄金时间晚间新闻主持人已经长达二十多年，但也最终被扫地出门。他甚至不是从电台上层得知自己被解雇的。他是朋友从新闻中获知此消息，致电于他表示同情时，他才刚刚知道自己已从新闻界的“天王”地位，一下子跌到了最底层。
如果再找远一点，一年前《巴黎竞赛画报》的总编辑因为刊登了一幅萨科齐（当时还仅仅是内政部长、总统候选人）的妻子塞茜莉亚与情人远走美国的照片，也被解雇下台。
我认识一位著名记者，多米尼克·布隆贝尔热。他曾经是法国电视一台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在一次电视直播采访当时的政府总理贝雷戈瓦时，总编特意将他召到办公室，对他说，今晚采访要“好自为之”。法国的奥妙，在于从来不粗暴地直说要你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而是给你划一道看不见的红线。当时总理正在闹丑闻：他从一个财团老板罗杰·帕特里斯·佩拉那里“借”了一百万法郎，却没有还钱的证据。他声称“以艺术品为抵押，已经还了钱”。然而蹊跷的是，贝雷戈瓦借钱时没有忘记立字据，但还钱时居然没有任何文件为证。布隆贝尔热当然知道“好自为之”是什么意思。但他的职业荣誉逼着他在采访的最后还是“轻轻地”问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你到底还了钱没有？总理顿时拉下脸来……
布隆贝尔热播完新闻，刚刚走下广播台，总编辑已经恭候在那里：一顿臭骂是根本算不上什么的！从此布隆贝尔热便逐渐被从要职上排挤出来。要知道，法国电视一台的大老板布伊格是做房地产出身的。在贝雷戈瓦当财政部长时，布伊格的房产公司从政府那里得到很多公共合同……直到一年后，布隆贝尔热被解雇。不过，像布隆贝尔热这种已经跻身高层的人士，手中掌握着很多人所不知的内情。因此他在与电视一台谈判辞职金时，得到了一大笔“封口费”……
这类事件在法国尽管每次都会引起一番争议，但被解雇者最后没有任何复职的可能。由此可以非常充分地说明，真正的新闻自由，无论是在哪种体制下，都还只是一种理想。新闻自由不仅仅意味着在法律范围内有权利说出不同意见；而且意味着你的职业生涯、你的正常生活同样也不应因你发表了某种言论而受到影响甚至冲击。而这一点在欧洲、至少在法国和德国，并没有真正做到。有些国内的网友可能会认为，中国也没有做到。当然很可能。但问题在于，法国和德国都自诩已经做到了新闻自由，然而实际上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事实上，多年的深入观察，可以看到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当然也包括德国在内，有两道“红线”在制约着新闻自由。一道是看得见的，即法律。西内漫画家事件就涉及法律。法国法律在涉及犹太人时有很多规定。西内谈及萨科齐之子将皈依犹太教，是否触犯了法律，9月9日巴黎轻罪法庭第九庭（专门审理新闻案件）已开庭审理。西内被诉“反犹主义”。
但就是法律这道红线有时国与国之间也是有差异的。比如在英国报刊上刊登一幅偷拍的名人照片是合法的，在法国则是“侵犯个人隐私”，是违法的。因为法国有比英国要严厉得多的个人隐私法。又如在中国公布名人住址的做法似乎很流行，但在欧洲任何国家这样做的报刊都会遭到法律严厉制裁。再如，在法国，如果你在公共场合，如电视辩论中说“土耳其没有对亚美尼亚人进行种族清洗”这样一句话，你就会吃官司。因为法国通过了法律，将这一历史事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于是任何人在法国都将不能谈及这桩历史事件。但同样一句话，你可以在任何法国以外的欧洲乃至全世界（当然，可能还有亚美尼亚本国）大说而特说，绝不会有任何司法问题。因为其他国家没有类似法律……
另一道红线，就是看不见的“政治正确”了。逾越这道红线，就会遭到类似张红丹、拉贝维埃尔之类的遭遇。“政治正确”的骇人之处，就在于谁也说不清它的界线到底划在哪里，它既代表着既得利益集团的“领地”，同时也是执政者“政治雷区”的标志，而且还是某些宗教、经济或其他社团的“禁区”（参见我的另一篇博文“政治正确主义”）。我上面举的几个例子，恰恰反映了这几个方面。妙就妙在这把悬在新闻界从业人士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无法用笔来清晰、明了地勾划出来的。然而每个人都能切肤般“感觉”到其存在。于是人人都会实行严格的“自我审查”。凡有可能被划入“政治不正确”红线之外的，在法国都会人人避而远之。最近一个令人吃惊的例子，就是达赖到法访问时，在拉布尔市遭到500人的示威抗议。按西方“人咬狗”式的新闻观来审视，这绝对应该是一个轰动的“大新闻”。但在法国主流媒体上，却没有丝毫痕迹留下。因为报道达赖遭遇抗议示威，这在法国乃至西方同样是“政治不正确”的，因此谁也不敢逾越这道红线。这事实让我对“历史”的记录也产生了一定的怀疑……
而中国，也被划入了“政治不正确”的红线之外，即说中国好绝对是“政治不正确”的。应该说，法国人对中国一直兴趣盎然，但同时法国大众也对中国并不真正了解。法兰西民族是一个很骄傲的民族。他们对自己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非常推崇。因此他们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上尚未真正跻身发达国家的国度，也总是表现出一种傲慢。法国人有做“道德教训者”的癖好。因此他们常常没有时间来深入研究中国。更何况，中国就如我刚才所说被划入了“政治不正确”的范畴。法国人往往有这种倾向：研究敌人，或潜在的敌人也是政治不正确的，因为研究就使被研究对象有了合法性。因此，当“张丹红们”说起中国的好话时（哪怕是最客观的话），也就是逾越了“政治正确”的红线，是必然要遭到打击的！
这些例子证明，新闻自由，即使在西方最“自由”的国家之一法国，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实质上距离真正的自由也还非常遥远。“张丹红事件”之所以会在国内产生“轰动效应”，会令国人吃惊，恰恰是因为我们对西方“新闻自由”的宣言信以为真了，以为已经是真正的现实。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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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8-10-11 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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