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大国的兴衰与重构（之二）

祝东力

中国文明模式的兴起与衰落　　玛雅：“三个中国”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上升，衰落，再上升的过程，也是中国从古代到近代、现代的历史演进过程，这样一个过程与我们所谈的“文化大国”关联在哪里？
　　祝东力：和“文化大国”的话题，以及雅典奥运会上那个8分钟的文化症候直接相关的，是从“亚洲之中国”的崩溃到“世界之中国”的建立这个过程。在“亚洲之中国”那个阶段，从秦汉到晚清，为了治理常年泛滥的黄河，同时为了抵御游牧民族的南下，中国形成了巨型国家，用这个来统合、动员全社会的政治、经济、人力、物力和文化等等资源。这个巨型国家和罗马帝国不一样，它不断瓦解，又不断恢复，这除了上面两个客观原因，也就是治理黄河和抵抗蛮族的需要之外，还因为在“中国之中国”的阶段，特别是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化的认同就已经形成了。相反，在罗马帝国，在广大的被征服地区和民族中间，统一的文化认同始终没能形成。所以罗马帝国尽管曾经非常强大，可一旦解体，就很难再恢复起来了。

　　玛雅：中华文化认同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的文化大国地位？
　　祝东力：是的。上面提到过，“亚洲之中国”在北面西面修了长城，作为农耕文明，沿长城线和游牧民族反复较量争夺。同时，中国又向东面南面的朝鲜、日本、琉球、安南、苏禄、满剌加等等周边国家辐射它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形成一个庞大的东亚朝贡体系。在这个东亚文明圈里，特别是在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等国，地方精英阶层写汉字、作汉诗、读汉文典籍，引进中国的儒家学说和典章制度——可以说，在古代的东亚，只要是农耕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要模仿和复制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也就是模仿和复制中国的文明模式，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的文化大国地位。
　　但是，在中国文明晚期，也就是明清时期，欧洲经过上千年的中世纪，逐步进入成长期。然后，又因为占据了美洲的资源，控制了非洲的人力，于是跃出了常规的历史轨道，迅速发展。到19世纪中叶，西方文明经过初步的工业化，已经武装起来，并且向中国挑战。这时候，不仅清王朝已经日薄西山——全国性政权那时建立了已经将近两百年，无论是从吏治、军队还是从财政、民生方面看，到乾隆末年就已经走向衰落。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一种文明模式，在清朝后期似乎也已经走到尽头。就是说，在传统的技术条件下，资源条件越来越不能支撑已有的人口规模。在清朝，由于引进了美洲高产作物和改革了税收制度等方面的原因，按照中国人口史的分期，中国人口进入第四个梯级，由9000万快速上升，到1830年突破了4亿。结果人均土地迅速减少，小农经济的规模更加萎缩，不得不在单位土地上最大限度地投入人力，把传统的精耕细作发挥到极致，甚至为了降低成本，发挥劳力密集的优势，在很多地区连耕牛都退出了农业生产。所以，如果没有技术和制度的突破，在晚清，中国文明的发展空间已经接近极限。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遭遇了迅速崛起的西方列强，用当年李鸿章的话说，就是“几千年未有之变局”。而上面说的，从“亚洲之中国”的崩溃，到“世界之中国”的建立，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近代和现代。

　　传统意识形态应付不了大的危机
　　玛雅：中国近代由盛而衰，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祝东力：当然是意识形态动员的失败。中国长期实行儒家的家国伦理，它的特点和所有传统社会一样，就是一套讲究上智下愚、尊卑贵贱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等。这套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特别是广大底层的劳动者——我不是全盘否定儒家学说，儒家作为古典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文化，有好多正面价值，到今天也是重要的思想遗产。但是，必须指出，儒家的确包含了强烈的等级观念。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动员一般也就只能到达士绅阶层，所谓“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正因为国家认同、国家意识普及不到劳动阶层，所以老百姓对于国家就只是单方面地承担赋税徭役，所以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套意识形态在历史常规时期没什么问题，这就是所谓精英治国。甚至在传统的上尊下卑的制度和文化体系里，由旧式精英担任领导，抵御外来入侵，也不是不可能，例如在清初，就有郑成功收复台湾和康熙打败沙俄的例子。但是，这种成功是有条件的，它取决于敌我力量对比，特别是取决于执行领导职能的统治精英的素质和能力。所以，在历史非常时期，当这个社会面临严峻的危机和强大的敌人——这个时候，国家认同和国家意识如果仅仅被人数很少的士绅阶层或精英阶层所分享，就远远不够了。更何况，这时候的统治精英已经腐朽不堪了。鸦片战争结束后，探讨战败原因，有人说是因为我们的炮不如人，魏源在《海国图志》里研究了这个问题，他的结论是：“我兵望风辄溃，及夷至，城中已无一人，何尝与炮事哉？”炮还没来得及用上，人已经先溃散了，军民都缺少战斗意志。所以，说到底，是那一套意识形态应付不了这样的大危机。结果，泱泱帝国的首都每隔三四十年就陷落一次，传统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都束手无策。所以，在戊戌变法前夕，谭嗣同那批忧国之士就已经开始为中国“筹办亡后之事”了。

　　玛雅：北京大学潘维教授最近有篇文章叫《核武器时代的意识形态》，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生存方式竞争的胜负从来都不取决于物质生产状况，否则大清国怎么会败给小日本，延安怎么能胜过西安？民心向背决定战争的胜负。在当代，民心向背之争主要是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之争。
　　祝东力：一点不错。在这方面，从晚清到民国，因为意识形态失败导致溃散的例子，可以说比比皆是。比如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已经临近抗战结束了，还出现那样的大溃退。为什么？除了战略战术等方面的原因，最根本的就是缺少有效的意识形态动员。曾经做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和北大校长的蒋梦麟，抗战期间是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他考察国统区壮丁收容所发现，在一般情况下，壮丁一逃一病一死，“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因为缺少有效的意识形态动员，所以送到抗战前线的壮丁是用绳子捆去的。这样的士兵能有战斗意志吗？
　　所以，根本原因，还是旧中国的那套意识形态、那套国家意识，不能容纳广大的底层。那么怎么办？要应对大危机，只能换一套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