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大国的兴衰与重构（之三）

祝东力

    关键是把底层民众放在什么位置
　　玛雅：换一套意识形态谈何容易。西方有政治学家在分析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民主转型的困境时指出，一部宪法可以用六个月时间写就，一场经济改革可以用六年时间完成，但是，思想观念的变革经过60年时间也未必能够实现。
　　祝东力：更换一套意识形态之所以难，是因为这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在更换意识形态的同时，还必须更换和这种意识形态相配套的社会政治结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的这种连带关系，晚清的张之洞有一个理解。他在《劝学篇》里提出了“保国家、保圣教、保华种”三大任务，而它们的关系是“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也就是说，只有依靠清帝国的政治权力结构，才能维系固有的意识形态系统；而只有在“保国”、“保教”的前提下，才能完成“民族生存”这个中国近代史课题。我们知道，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其实并没有改变，比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的关系，精英与大众的关系，等等，包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土地制度，也一直没有变。
　　这样，意识形态也就没有变，也不可能变。蒋介石在1943年发表的《中国之命运》，其实可以和《劝学篇》放在一起读。《劝学篇》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伦之要，百行之源，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意思是说，所谓“圣教”，是不容更改的。《中国之命运》也说：“以忠孝为根本”，提倡“我民族固有的德性”，要求“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大孝。”这样一套意识形态怎么能动员起底层民众？当然不能。因为你还是老一套的贬低和排斥底层的意识形态，你这个高高在上的国家跟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也是在抗战后期，国民党号召青年参军，有一首“从军歌”是这么唱的：“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这个歌词有一股陈腐的士大夫气，而且佶屈聱牙，它的目标人群仍然是传统士绅阶层及其子弟，和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没什么关系，在语言上也远离大众。同时，这个高高在上的国家必然是压迫性的。所以在豫湘桂战役中，因为反抗国军的强行征派，河南有好几千农民暴动，打败了国民党的正规军。
　　所以，关键问题是你的这套意识形态把底层老百姓放在什么位置，能不能把他们容纳进来。正因如此，陈伯达当年在延安写的《评〈中国之命运〉》，首先和蒋介石辩论的就是：到底谁是民族的主体？陈伯达说：“民族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呢？我们这民族的绝对大多数不是工农群众吗？……工人农民不正是民族的主体吗？不正是他们的利益才和民族的利益完全一致吗？不正是他们才真正配得代表民族的名义吗？而其他的人，反对工农大众的人，却自称是民族的代表者，不就是一种篡窃吗？”所以，民族问题转换成了阶级问题，而这正是中国革命的本质所在。

　　“群众”成为毛泽东的出发点和归宿
　　玛雅：中国共产党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的飞机坦克，靠的正是动员和组织起全国广大的老百姓。中国革命的胜利重建了国家社会政治结构，也从根本上破除了旧的意识形态。
　　祝东力：传统的政治精英因为腐朽，没有能力承担民族解放的领导职能，底层群众就不得不从被动的观众变成替补演员，在危急关头走上历史的前台，去做一回真正的英雄——也就是说，从统治的对象变身为政治的主体。这意味着颠覆上尊下卑的社会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必然要爆发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也就是说，爆发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所以，马列主义就必然要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因为马列主义的中心内涵就是阶级斗争理论。
　　在中国，最早是19世纪末的美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介绍过马克思和《资本论》，但是毫无影响，是十月革命造成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1840年以来，中国特殊的地方，是把其他国家的笼统的“modern”，区分成了近代和现代，这其中的分界线就是历史的拐点。在拐点之前，是近代，中国走着一条下降的路；在拐点之后，是现代，中国走着一条上升的路。用上面梁启超的概念来说，近代是“亚洲之中国”崩溃过程，现代则是“世界之中国”的建立过程。

　　玛雅：所以说，中国共产党接受并掌握了马列主义，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起新的国家政权，这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历史的选择。
　　祝东力：的确。按照马列主义的历史脉络，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创立了一套思想学说，从唯物史观到阶级斗争，再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然后列宁建立了一套组织，特别是强调以少数职业革命家为核心，组成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最后是到了中国，到毛泽东，在这样庞大的人口规模的东方国家，把马列那里原来已经包含的“群众”概念发挥到了极致。这样，就形成了马（思想）、列（组织）、毛（群众）的各自特点和发展逻辑。
　　毛泽东早年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在延安时期也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段话，几十年后他在晚年又重复了一遍，并且加上了三个字：“包括我。”所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成了他的一种信念。这样，传统的上尊下卑的意识形态就被彻底颠覆了。“群众”成了毛泽东一切思想和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从政策层面的群众路线，到哲学层面的奴隶史观，从早年的湖南农民运动，经过中间漫长的人民战争，直到晚年的文化大革命。

　　玛雅：相信群众，这是毛泽东认为不可怀疑的根本原理。确实，是人民战争和群众路线，成就了毛泽东的丰功伟业，也成就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但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仅使很多人对这条原理产生了动摇，甚至共产党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也被一些人认为是历史的误会。
　　祝东力：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马、列、毛的各自贡献反过来也造成了他们各自的问题或者局限所在。马克思不说了，基本上是一个思想家。列宁的贡献在于他的建党学说和建党实践，但苏联最后的衰落和垮台，也是由于党的组织，特别是“一小批职业革命家”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迅速官僚化和特权化，按照过去的概念，就是“变修”。毛泽东呢，他发动了群众，成就了伟业，但最后也是因为群众造反运动失控——规模那么庞大、成员那么复杂的群众运动没有严密的组织领导，怎么可能不失控呢？结果，群众运动的失控一再使文化大革命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这是造成他晚年失败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