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沙鸥：后达赖时代的西藏问题

空气稀薄

后达赖时代的西藏问题

        据报道，达赖喇嘛的特使已经于30日抵达北京，开始与中国政府的第8次商谈。在此之前，据说达赖的态度一度出现反复，先是美联社报道说达赖有“放弃”与中国政府继续和谈的打算，后又有报道说达赖只是感到“失望”，而并没有“放弃”和谈。

        在和谈前传出的这种报道，有两个可能性：1，达赖在和谈前的舆论造势，以对中国政府制造一定的谈判压力；2，在经过与中国政府的多次和谈后，达赖确实对与中国政府的和谈失去了信心而产生了一种“无力感”，从而萌生退意。

本人在《达赖，也许是一把钥匙》文中，曾经分析过达赖身上的一体三面：政治人物、民族首领和宗教领袖。这三种身份与西藏问题的一体三面—-藏独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高度吻合。

        这两者的关联，如果把之放在自元代至现在的历史时段中去分析，那么毫无疑问的是先有达赖问题（以其为代表的旧藏贵族统治或达赖集团的农奴制），后有西藏问题（与现代国家体制的不兼容）；如果把之放在1959年至今的一个历史时段中，那么其逻辑顺序刚好倒过来，是先有西藏问题，后有达赖问题，但是其政治诉求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特别是随着西方势力的介入而演变为以达赖为代表的部分藏民的政治、民族、宗教等各种诉求，这是两者因相互支持而在价值上必须契合的结果。

        从政治实力上看，达赖集团与现在的中国政府根本不处在同一个量级，达赖集团基本上没有与中国政府博弈的政治实力，其政治牌有两张：
1，指望西方国家根据自身利益的变化而对中国不时的呱噪一下；

2，是西藏可能的暴力化前景。这两张牌实际上丝毫无助于西藏问题的解决，反而使西藏问题更复杂，因为外国的介入很容易触及中国敏感的民族主义这一雷区，而西藏暴力事件则会引起国内其他民众的反弹和中国政府理所当然的强力镇压。

        达赖集团最可以倚仗的是其单方面认为的各种主张的“道义正当性”，这也是达赖集团最常用的一张牌。而这种道义正当性往往脱离了西藏问题的本来内涵，它经过必要的修饰，表现为非暴力、民主自治、藏民人权、文化保存、宗教自由等价值主张。从而在文化心理上迎合西方文化中子虚乌有的“香格里拉”情结，在意识形态上迎合西方“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念，在政治传统上迎合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东方主义“他者”心态，加上人们对“受到文化灭绝”的弱者的本能同情，辅之以达赖宗教领袖“迷人微笑”的明星效应，形成某种“软实力”与中国政府博弈。

        但是，这种价值主张毕竟脱离了西藏的历史和现实，因而显得十分荒谬，一个历史上以农奴制和政教合一为主要治理方式的统治集团，忽然高喊民主人权，在逻辑上实在令人生疑；而建立在单向迎合西方基础上的同情和支持毕竟是靠不住的，尤其当这种同情和支持是以许多西方民众和政治人物对西藏历史和现状的无知为前提。

        今年西藏314暴乱事件引起了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外交对抗，这并不令人奇怪。最重要的是，西方民众与政治人物突然发现，与以往面对一个被视为并不能代表民意的政权不同，这一次，他们直接面对的是中国十几亿民众的自发愤怒，从遥远东方的群情汹涌，到就在他们身边的红色国旗。

        之后，关于西藏的历史与现状被许多华人自发的挖掘出来，并通过一切现代媒体散布到全世界。西方世界才错谔的发现：“香格里拉”只是贫瘠的高原雪域，民主人权从来与以前的西藏无关，东方主义原来还得继续检讨，“弱者”们在拉萨街头原来如此狂暴，“文化灭绝”原来只是世俗化的代名词，达赖的宗教领袖原来还受雄天信徒们的质疑……这种“软实力”一经质疑，马上就不攻自破。

        这一切，也许超出了达赖集团的原有估计。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利用西藏暴乱和奥运火炬全球传递一次次的把西藏问题置身于国际舆论的焦点之下时，同时也把他们自身也置于这个焦点之下，从而也必然受到人们的检视和质疑，包括那个恐怖主义形象十足的藏青会，代表性不足的西藏流亡政府。这其中，受到伤害最大的还是达赖本人，从德国到法国，开始有媒体公开的质疑达赖本人，其非暴力形象开始消退，“政治和尚”的说法开始被人广为所知，本来就一体三位的达赖根本无法辩解，笼罩其身上的各种光环开始褪色，这个被某些追星族肉麻的吹捧为“东方大智者”的人开始越来越变得象个失意的政客。

        明眼人都能看出，当达赖集团原来所依仗的“软实力”一经解构，那么达赖就开始无牌可打，尤其是近来的全球金融风暴让西方世界发现中国原来对世界是这么重要，而且将越来越重要。

        所有这一切，都在说明这么个问题，达赖本人在解决西藏问题上的“无力感”并非没有原因，达赖从政治舞台上退出指日可待，人们将要面对的是后达赖时代的西藏问题。

空气稀薄

对西方国家和民众来说，后达赖时代的西藏问题将会褪下其原来的道义和美学色彩，而还其本来面目。道义支持和理想色彩必将被理性和功利所取代，这也许将成为西方国家和民众在面对西藏问题时新的基本出发点。

        对中国来说，外部的压力毕竟只是肌肤之疾，真正的心头之患还是西藏内部尤其是藏民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要能从根本上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又取决于中国民众尤其是汉族民众对藏族民众的诉求有多大的认可。

        现在看来，在西藏的自治问题上，不管是达赖原有的独立，后来的“高度自治”，还是“大藏区”，又或者是“限制汉族迁入西藏”等主张，根本得不到国内民众的认可。如果后达赖时代的藏民的上述诉求如西藏314暴乱那样向暴力方向发展，那么无异于自寻死路，不但将在国际上彻底丧失道义正当性，而且必将引起汉族民众的反弹。在中国的民族主义成为主流，藏民社会的世俗化潮流不可阻挡的大背景下，这种暴力活动只能走向末路，某些学者如王力雄所担心的西藏暴力化在失去国际支持和国内影响的情况下不可能持续太久。

        在民族问题上，只要中国能够持续的发展西藏的经济，保证藏族的民众的日常利益，并以一种更柔化的手段促进藏族和汉族的相互融合和共处，那么汉藏融合的前景就是可期的，就历史上许多民族意识同样十分强烈的少数民族如回族、蒙古族等与汉族的相互融合，因为中华文化历来具有非常独特的消融性。

        在后达赖时代，西藏问题的真正要害还是藏民的宗教信仰问题和民主权利诉求问题，只有这两个问题才能引起国内其他族裔民众的共鸣，才能使依附于这两个问题之上的藏族民众的政治诉求有引起中国社会内部反响并深刻影响到西藏问题的整体解决。而这两个问题的内部张力，在中国的宗教信仰逐渐开放和逐渐民主化的背景下，有逐步释放的现实条件，这个现实条件是：
1，是中国社会普遍对中国政治状况“渐进改革”的认可和期待；
2，在达赖圆寂后可能会出现的“两个达赖”而导致藏传佛教的分裂，藏传佛教的其他教派也可能乘机扩大影响，藏民的宗教信仰将不再系于达赖一尊。

        这也许是中国政府近来“只商谈达赖的个人问题”立场的现实评估基础。

        但是，目前还有一个最重大的现实问题是中国政府必须认真考虑和对待的，这个问题往往被许多舆论所忽视了，那就是流亡印度等国家的多达十多万的流亡藏人的回国问题。在后达赖时代，这才是中国政府在短期内必须要处理的迫切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处理好，才是影响西藏短、中、长期稳定的真正乱源。

        一方面，如此数量庞大的藏民对西藏藏民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现在全国藏族人口的总数才六百万左右，而西藏藏民约三百万。这些流亡藏民的亲戚、朋友的数量可能以数十万计，占藏民总数的很大一部分，很容易形成一股占藏民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现代社会学告诉我们，一个社会中有明确政治意向的群体往往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大部分民众只是随大流。而这部分流亡藏民由于自身的坎坷经历，感受不到西藏发展而带来的物质和精神上的进步，很容易形成共同的政治意向，其对国内亲友的影响比一般的政治灌输更有效，更容易形成一种藏民社会长久的政治诉求。

        另一方面，如此数量众多的中国公民流亡在外，对国内其他民众的心理影响是难以形容的，而且这部分流亡藏民有许多并不是基于与中国政府的政治恩怨，而是纯粹的基于宗教信仰原因，如对达赖的追随。

        更重要的是，在后达赖时代，在面对藏独势力和西方势力或明或暗的可能政治摊牌的前景中，这部分流亡藏民将成为他们手中最重要的政治棋子和人质，尤其是当中国在处理与印度政府的边界问题时。

        现在尚没有公开的权威资料可以证实这部分的藏族民众是出于何种原因而去国，但可以肯定的是，许多藏民是出于宗教信念而追随达赖。因此，一方面尽可能的争取与达赖的谈判成功，使其能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回国，而带动流亡藏民回国；另一方面，实实在在的放开藏民的宗教信仰，增强流亡藏民回国的宗教吸引力，并动用各种政治、经济及社会资源，利用各种时机，动员流亡藏民回国，为应对可能的“后达赖时代”的西藏问题做好准备。
http://blog.dwnews.com/?p=44628

空气稀薄

2008.4.1

西藏暴乱事件已过去一段时间了，无论本次事件夹杂着多少复杂因素，这种暴乱活动都是无法被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所允许的，也是无法被多数民众所接受和同情的。

但是当本次事件逐渐过去的时候，人们就不得不反思本次暴乱事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而只要是反思此次事件就绕不过一个人：达赖喇嘛。

一，三位一体的达赖喇嘛

关于达赖喇嘛，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他是西藏流亡政府的幕后决策者，是部分藏族人民的代表，是藏传佛教的教宗。换句话说，他既是一个政治人物，又是一个少数民族首领，也是一个宗教领袖。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达赖，不管是其原先主张的“藏独”，还是后来主张的“西藏高度自治”，又或者是与“藏独”主张的若即若离，其政治色彩最受人争议，也最为中国政府和多数中国民众所诟病，因为他的政治主张无疑对当今中国的“核心利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构成了极大的挑战。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首领，他所代表的藏族人民的境遇是中国部分少数民族的一个缩影，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能由微知著，从西藏问题看到中国民族问题的敏感和复杂，只要衷心希望中国长治久安、安享民族和谐的人，都不能不正视这个问题。

作为一个宗教领袖，在信仰普遍缺失，陷于精神危机而不能自拔的中国社会，宗教的终极信仰特色和道德教化作用正是当今中国社会所迫切需要的，中国需要包括达赖在内的民间宗教领袖来为逐渐在物质的大潮中逐渐迷失方向的民众提供一个精神上的指引。不管是人们仍然相信共产主义也好，相信宗教也罢，甚至回归传统的儒家，一种精神上的终极慰籍，才能让中国社会找到一个内在的和谐之道。

如此的矛盾，却又如此的现实。当我们找到如何对待达赖喇嘛之道，也许我们也同时找到了如何处理中国的领土问题、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范例。

二，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挑战的国家核心利益

价值中立的国家概念一般包含3个要素：领土、人口、主权。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本质上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器，韦伯则认为国家即是拥有对暴力垄断权的机构，两者实际上更强调的是国家的主权要素。因此，3要素说的国家概念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意义。

现代国家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因为它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制度保障。一国的国家主权是保护该国民众主要利益的共同需要，而领土则是这种利益的最主要物质载体和地理界限。

以达赖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诉求，现在掩盖着太多的迷雾。从现有可看到的资料看，在1990年代前，达赖在公开的政治主张中，曾强调“西藏在历史上是个独立国家”，基本上追求“西藏独立”，后来其主张有所改变，改为“寻求西藏真正意义上的高度自治”。在这种政治主张的基础上，据说中国政府和达赖集团开展了六次谈判。

许多人认为，中国民众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敏感和坚持是种极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狂热症，其实大谬不然。确实，中国从近代以来，深受领土分裂的屈辱，这种历史记忆是真切的，已根植于中国民众的思想深处，以“爱国主义”为表现形式的民族主义就成为中华民族集体人格的一个重要表征。但是，在这一意识形态的背后，是更广泛的现实利益。

以青藏高原为例，其国防安全意义上的战略地位十分突出。如果没有青藏高原这个天然屏障，从陆权的角度，作为一个传统的大陆国家，对西面，中国的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安全腹地就直接暴露在外；从海权的角度，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海洋国家，对东面，中国就基本上失去一个重要的战略纵深。这样的安全威胁，近可追溯到60年代的中、印战争和七十年代末的苏联“阿富汗战争”，远可追溯到抗日战争。而青藏高原丰富的矿产资源则是中国今后发展所急需的，更为要紧的是，青藏高原作为中国长江和黄河两大水系的发源地，直接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的根本。而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则是青藏高原的主要组成部分。

现今中国境内的各个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虽然具体作用各有不同，但对中国都起着和青藏高原类似的作用。因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涉及到整个中华民族基本利益的最核心问题，要想使中国政府在这问题上退让，无异于让中华民族在生存线上退让，决无可能。从“统独”的角度看，西藏问题与台湾问题对中国民众和中国政府具有同等重要的政治意义。

因此，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达赖，如果真具有足够的政治智慧，那么在这一问题上，只能选择某种妥协，而不应有不切实际的政治幻想。

三，民族问题：民族自治原则和现行中国政治体制的矛盾

现在的中国境内，生活着55个少数民族，如果按照省级规模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来划分，那么可以分为两类：1，是本民族意识已逐渐淡化的少数民族，如壮族和蒙古族，2，是仍然对本民族保持着高度认同的少数民族，如藏族、回族及维吾尔族等。

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民族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或灭绝于战争，或被其他民族所同化，慢慢消亡了。无论人类学家们是如何的痛心疾首，都不能否认这个历史事实，用达尔文主义者的话说，叫做：物竞天择，优胜劣汰。

但是，人类文明毕竟已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那就是尊重个体和少数群体已成为文明世界的一个基本准则。因为有个体意识和少数群体的存在，人类世界的多元化才成为可能，在生物学上，个体的多样性决定了“物以类聚”的群体的多样性；在社会学上，个体意识是社会个体寻求自我存在的内在需要，而尊重少数群体则是多数群体寻求自我平衡的外在需要。

因此，对少数民族的尊重，既体现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又是保证中华民族内部多样性和各民族和谐共处的需要。

在中国的宪法中，对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可以简化为一条，那就是在政治上实行“民族自治”的治理原则。因为对少数民族文化、信仰、经济上的诸多尊重和保护，最终离不开“民族自治”这一政治手段。只有确保少数民族在这一政治上的权利，那么少数民族的其他权利才不至于在一个强势汉族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成为一句空话，中国境内的“民族和谐”才有根本的保障。

但是，“民族自治”这一治理模式与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在运行机制上却是不相容的。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相对于中央政府，“民族自治”代表着一种“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而现行的中国政治体制恰恰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治理结构。这两种运行机制在本质上的不同，决定了在现行政治体制下，中国只能实现一种有限度的“民族自治”。这很矛盾，但却是现实。

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无论从官方到民间，有过多种的设想方案，也有各种争论。但是，越来越多的两个共识是：1，中国最终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改革的方向就是“民主宪政体制”，不管他前面有“社会主义”的框框，还是有“自由民主主义”的定语，又或者带“有中国特色”的言辞修饰。2，作为一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现行社会运行模式的政治改革，由于其对社会其他领域的重大关连性，稳步进行渐进式的政体改革是社会成本最小的方案，而不是“一夜变天”式的革命。

从运行机制上来说，“民主宪政”体系也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运行模式，其与相对于中央政府的“民族自治”在内在运行机制上具有同质性的，是可以相容的。

因此，可以这么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自治”只有在“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下才有可能实现，这是中国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最大政治前提。

在不具备这个政治前提之前，中国只能对少数民族实施一系列相对于汉族的“超国民待遇”，在教育、财政转移支付、计划生育政策、宗教信仰、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投入等方面予以一定优待，并大力发展各民族区域的经济，改善少数民族的生活，以换取少数民族对有限度的“民族自治”的认可，维持基本的“民族和谐”，维护社会和政局的基本稳定。

从这个角度看，达赖所要求的“西藏真正意义上的高度自治”，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牵涉到一个对中国和世界来说更根本和更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达赖如果真有政治家的眼光，那他就应该看到中国所面临的这一基本政治现实，把眼光放的长远些，主动把西藏问题放在中国政治的现实背景下来考虑，实实在在的为现在的西藏人民争取些更多的现实利益。

象本次西藏暴乱这样的激进“藏独”行为，不单是对现行西藏社会稳定的破坏，更是对中国政治体制需要“渐进”式改革的反动，是不能为中国的其他民族民众所同情和支持的，甚至也得不到西方国家的支持，必将给西藏带来灾难性后果。对这种极端行为，作为藏族人民的首领之一，达赖应该从西藏的长远利益出发，予以必要的约束。


四，宗教问题：另类的“权力制衡”逐渐成为可能

现今的中国，随着“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事实上的土崩瓦解，一方面，中国民众从过去几十年的意识形态樊笼中解脱出来，从过去的“政治社会”回归到现在的“常态社会”，从而使人们不管从精神自由还是物质自由上都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另一方面，却是一个思想、信仰、道德真空的出现，反映在现实社会中是社会道德的普遍沙化、社会诚信的多层缺失，导致功利主义的泛滥和物欲横流。

这种状况，体现了中国目前面临着深刻的精神危机，相对于其他危机，这种危机是更深层次的，也更具有解决的迫切性。现今的中国政府，也看到了这种状况，并竭力的缓解这种精神危机。反映在现实中，是官方对“新国学”的大力弘扬，以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找道德伦理；是对原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重新构建，以从原有的意识形态中寻找可用的养分；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十七大”上对宗教问题的若干重要宣示，外界普遍解读为这预示着中国原有宗教政策将有重要的调整。

所有这些，一方面固然说明了中国政府也看到了普遍性的社会精神危机对现实社会稳定的潜在破坏，另一方面，却也体现了中国政府急于寻找一种能为社会所广泛接受的价值取向，并试图主导这个进程，甚至不排除有垄断这种精神权力的企图。这种精神权力包括人们广泛的思想认同、为社会大众多数接受的价值观及被人们普遍认可的道德准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宗教也是社会精神权力的一个重要载体形式。

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已证明，国家权力及政治权力必须与精神权力作适当的分离，即国家权力及政治权力由国家机器和政治人物所掌握而精神权力由民间所掌握。从权力的来源看，前者应该来源于后者，即一个国家权力及政治权力的形成和行使必须体现一种为社会所共同认可的思想认同、价值观和道德准则，并接受这种精神权力的监督和评判。这两种权力的相互制约实际上构成了另类的“权力制衡”。

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不断自我“纠错”的结果。在人类历史上，欧洲中世纪时的宗教神权，一般意义上的封建王朝，某些政教合一的国家，后来的纳粹政权和社会主义国家，均体现着国家权力对精神权力的垄断，并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在当今世界，一种政治化的或者由政府所主导的精神权力往往能在下意识中激起人们的反感，表现为人们对政教分离的普遍认可，对公共权力介入私人精神领域的普遍反对、对与政治沾边的思想人士（如中国特色的官方学者）的普遍怀疑。

在一国内，精神权力必须是超越政治和社会不同阶层的；在国际关系中，则应该是超越国界的。任何试图把这种民间的精神权力提升到政治的高度，或把两者合为一体，必然会受到民众的抵制和反对。因此我们才会看到，各国的国家权力在面对各国民众在道义上的天然虚弱；我们才会看到，当“人权、民主”等价值观被西方话语霸权演绎为“人权高于主权”、“民主大于国界”等政治理念后，受到中国政府的批判和中国民众的反对，但是有谁看到过中国政府去批驳过“人权、民主”价值观本身呢？

这种状况，反映到本次西藏暴乱中，是中国政府面对西方舆论的左支右绌，但在面对欧美国家官方的谨慎呼吁时则马上理直气壮，可以组织“12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理解和支持”（据中央台报道）予以外交反击；而西方舆论只有在面对中国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时，才表现出了一些反思和退让。

因此，可以这么说，由中国政府主导的这个为社会大众的“精神寻根”之举，可以视为一个积极的举动。但是，要想把这种精神权力再度垄断在国家权力中，则几乎是不可能的，毕竟，中国人民对这种极权主义政府的惨痛记忆就在不远的过去。

精神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二元分离的规律同样作用于达赖的身上。藏传佛教作为一个宗教的作用正在于其在精神上对人们的道德教化作用，而达赖本人作为一个教宗所应具有的道德力量，才使他在西方国家获得了尊重和同情，也获得了流亡藏民的精神领袖的地位。而达赖喇嘛引起中国政府和民众的质疑的，恰恰在于其作为一个宗教领袖而从事政治活动。套用中国政府的话叫做“达赖不但是个宗教人物，更是个政治人物”，西方国家往往会辩解“达赖来本国是从事宗教活动”。

在当今中国社会急需填补社会精神真空的时候，在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寻找一种广为人们所接受的价值取向的时候，在国家权力及政治权力已被历史证明是不适合掌握精神权力的时候，为何中国政府和达赖之间不能找到一种在重建社会价值体系上的挈入点呢？

这个挈入点在于，对达赖来说，就必须在其政治人物和宗教领袖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切割；而对中国政府来说，应该放弃不切实际的力图垄断精神权力的幻想，以强化立法的形式，严格限制宗教对政治的渗透，避免宗教被政治化，并进一步开放宗教政策，以适当的形式让包括达赖在内的各种正常宗教的宗教人士能恢复在国内的活动。

因为，毕竟政教分离已成为当今世界人们的普遍共识，宗教并不会成为威胁中共执政地位的政治力量；毕竟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信仰体系本身就构成了某种相互之间的制衡；毕竟宗教作为一种健康的精神权力，也能对国家权力形成一定的“权力制衡”，从而使中共本身走上自我发展和完善之路。


如果说达赖是一把钥匙，那他肯定解不开在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下的“西藏独立”之锁，他也宣称不去解了；他也许一时解不开在当今中国政治体制之下的“西藏自治”之锁，但是只要他真正具有大智慧和长远目光，不使这把锁在激进“藏独”的冲击下破碎，那么这把锁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这把更大的锁解开后，总有解开的那一天；但是，他现在能解开一把锁，那就是在现在中国宗教政策逐渐开放的背景下，解决藏民的宗教信仰问题，为中国的宗教问题解开一把具有象征意义的锁。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他能够从“三位一体”的政治人物这一标签中解脱出来，也许他可以以一个藏传佛教教宗的身份，并以一种超越政治和民族的宗教信念来引导他的族人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如果他适应不了民间精神权力必须与政治权力相脱离的规律，那么“三位一体”的他根本得不到中国民众的理解和认同，就象耶酥对约伯说的那样：你只可到此，不可越过。（《约伯记》38章11节）
http://blog.dwnews.com/?p=35265

jasonhang

DL的那双眼睛非常性感，老年妇女一定被电倒，怪不得德国老妪一定约会他了，现在理解了，人之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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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提示：请合理讨论。这次不做处理，希望以后多注意！

[ 本帖最后由 Truth-home 于 2008-11-2 12:05 编辑 ]

64396170

搞宗教又搞政治，肯定与中央政府谈不拢。

九龙论剑

看了第一段就对作者的高论不敢苟同:作者认为达赖身上的一体三面：政治人物、民族首领和宗教领袖。不错,达赖是政治人物,但他不是民族首领,至于宗教首领也只是他这一教派的首领,完全不能代表整个西藏.

Stevenyaung

达赖在佛教中是西藏观世音的化身，当号称观世音的活佛不只是它一个，噶举派的噶玛巴也是观世音的化身。宁n玛派也有自己的观世音。所以说达赖在西藏的宗教的地位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像西方人所宣传的那样是藏传佛教唯一宗教代表。事实上，达赖只不过是藏传佛教的宗教领袖之一。可能在西藏格鲁派三大寺庙及西藏中部和北部有广泛支持。其实这种支持也不是绝对的，中北部西藏的牧农中，许多人也挂毛泽东画像。因为毛泽东帮助他们获得土地。在西藏东部和南部，班禅得到广泛支持。在西藏西部是宁玛派的天下。不用说在青海，四川，甘肃，宁玛派也很有影响力。所以说达赖在西藏的宗教领袖地位是很受质疑的。达赖在流亡藏人中的宗教领袖地位也不是很牢固的。比方说，就流亡藏人中的和尚来说，格鲁派大概有5000多人，而宁玛派也有3000多人，其他两派加起来也有1000左右。只不过这些教派迫于形势表面服从达赖罢了。这是显示利益的需要。至于有人传说他会把他在流亡藏人的宗教领袖地位传给17世噶玛巴。我想只是非常可疑而且很不显示的。在流亡藏人中，17世噶玛巴的影响力很小。他的和尚也只有几百人。而且17世噶玛巴也经过风风雨雨，从出走中国到在印度的活动都受到很多限制，无论是来自中国的限制，还是来自达赖的限制，还是印度政府的限制。可以说17世噶玛巴正逐渐成熟，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在1999年，2001（印度）年和2008（美国）的记者采访可以看出。这三次采访，我们可以看到17世噶玛巴逐渐由支持达赖而转向中立。他最终也会像16世噶玛巴选择中立，而不是倒向达赖。当然他与达赖之间的宗教交流还是会很多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达赖在西藏的宗教地位是岌岌可危的。他只有选择与中央政府合作，才能保住达赖在藏传佛教的一个比较有广泛影响的宗教领袖地位。如果他选择继续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对他本人以及对未来达赖在藏传佛教的领袖地位有灾难性的影响。我想他对这一点也有自知之明。所以我对达赖和中央政府的谈判还是保有很大希望的，因为双方都对对方各有所需。特别世达赖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力，如果中央政府也支持他。可以说他就可以真正确认他在国内外无可争议的宗教领袖地位了

Stevenyaung

达赖在佛教中是西藏观世音的化身，但号称观世音的活佛不只他一个，噶举派的噶玛巴也是观世音的化身。宁玛派也有自己的观世音。所以说达赖在西藏的宗教中的地位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像西方人士所宣称的那样是藏传佛教的绝对宗教领袖。事实上，达赖只不过是藏传佛教的宗教领袖之一。达赖可能在西藏格鲁派三大寺庙及西藏中部和北部有广泛支持。其实这种支持也不是绝对的，中北部西藏的牧农中，许多人也挂毛泽东画像。因为毛泽东帮助他们获得土地。在西藏东部和南部，班禅得到广泛支持。在西藏西部是宁玛派的天下。不用说在青海，四川，甘肃，宁玛派也很有影响力。所以说达赖在西藏的宗教领袖地位是很受质疑的。达赖在流亡藏人中的宗教领袖地位也不是很牢固的。比方说，就流亡藏人中的和尚来说，格鲁派大概有5000多人，而宁玛派也有3000多人，其他两派加起来也有1000左右。只不过这些教派迫于形势表面服从达赖罢了。这是现实利益的需要。至于有人传说他会把他在流亡藏人的宗教领袖地位传给17世噶玛巴。我想这是非常可疑而且很不现实的。在流亡藏人中，17世噶玛巴的影响力很小。他的和尚也只有几百人。而且17世噶玛巴也经过风风雨雨，从出走中国到到在印度的活动都受到很多限制，无论是来自中国的限制，还是来自达赖的限制，还是印度政府的限制对他来说都是有影响的。可以说17世噶玛巴正逐渐成熟，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在1999年，2001（印度）年和2008（美国）的记者采访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三次采访，我们可以看到17世噶玛巴逐渐由支持达赖而转向中立。他最终也会像16世噶玛巴选择中立，而不是倒向达赖。当然他与达赖之间的宗教交流还是会很多的。另外一点就是17世噶玛巴本身的转世就很有争议，又有来自达赖的干预。这一点上噶举派中也有对达赖诸多不满。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达赖在西藏的宗教地位是岌岌可危的。他只有选择与中央政府合作，才能保住达赖在藏传佛教的一个比较有广泛影响的宗教领袖地位。如果他选择继续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对他本人以及对未来达赖在藏传佛教的领袖地位有灾难性的影响。我想他对这一点也有自知之明。所以我对达赖和中央政府的谈判还是保有很大希望的，因为双方都对对方各有所需。特别世达赖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力，如果中央政府也支持他。可以说他就可以真正确认他在国内外无可争议的宗教领袖地位了

ailianren2008

若是因为政治原因而使达赖这一在藏传佛教中有比较广泛影响的宗教领袖停止转世是比较遗憾的！这会对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产生不小的伤害。所以，还是希望达赖喇嘛和中央谈判有所成果，利国利民，对藏传佛教的发展也大有裨益!

[ 本帖最后由 ailianren2008 于 2008-11-2 10:30 编辑 ]

Stevenyaung

Dalai Lama represents the Buddha Avalokitesvara—the incarnation of compassion.Howerver Dalai Lama is only one of incarnations of Avalokitesvara.The karmapa of Gagyupa sect is also the incarnation of Avalokitesvara in Tibet Buddhism.Ningymapa sect has their own incarnation of Avalokitesvara.The Dalai Laima have no absolute and super status and power in Tibet Buddhism which is quite differrent with what westners thought.Dalai Lama is only one of great religion leaders in Tibet Buddhism and one of very important religion figure in Gulugpa sect with Panchen toghether.

Dalai Lama has very wide supports and lots of supporters in middle and north Tibet including three seats  of Gulugpa which are Ganden,Drepong and Sera monastary.However these kind of supports is not absolute.There are also herdmen and farmers in these area hanging the picture of Chairman Mao-tse-Dong because Mao-tes-Dong help them get lands from slavery and land owners.In south and east Tibet Panchen Lama get widest supports.The west is the land of Ningymapa sect.Ningymapa sect has very infuences in the Tibetan ethnic area in Qinghai,Sichuan and Gansu province.The Sakyapa and Kagyupa sects also have their position in these Tibetan ethnic area.It is very questionable of Dalai’s so-called absolute religion power in Tibet Buddhism.


Dalai Lama’s religion status in Tibetan community-in-exile is not so firm as common people think.In Tibetan community-in-exile there are  about 5000 Gulugpa monks,3000 Ningymapa monks.Other two sects take about less than 1000 monks.The Ningymapa,Kagyupa and Sakya sect just put their supports to  the Dalai Lama ostensably only because of their current interests.These supports are also not absolute and conditional.


There are some rumors saying 17th Karmapa of Kagyupa sect will succeed Dalai Lama after his death.This is very questionable and unrealistic given that 17th Karmapa’s influence of Kagyupa in Tibetan community-in-exile is so small and also Gulugpa believers will not put their supports on a religion leader from Kagyupa.He has only several hundreas of  monks in Tibet community-in-exile. 17th Karmapa of Kagyupa has experienced lots of things from over his legality as the incarnation of 16th Karmapa to his going to India from China  and then to lots of Limits put on him from Dalai and India government these years.He is growing mature gradually and step by step.We can see his change of standing from pro-Dalai to Keeping neutral between Dalai and Chinese government these years in his interviews separately in 1999 and 2001 in India and 2008 in the US. 17th Karmapa is likely to continue keeping his neutral standing between both sides given that Kagyupa religion leaders have lots of dissatifaction to the interference from Dalai to the chosing of 16th Karmapa’s incarnation in the past.


The Denzin Gylths’s religion status is in danger right now.His only way to save himself is to cooperate with central government so as to protect its religion status and religion status of future Dalai Lama in Tibet Buddhism.It is very detrimental if he continue to chose to keep him at an arm’s length from central government.We think he knows his current situation very well and make correct decision.We are still very optimistic about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him and central government given his so big influence in the west and both sides have some kinds of needs from each other.Tenzin Gyltso will be an religion figure who will have the most religion influence in Tibet Buddhism among all religion figures of Tibet as 14th Dalai Lama inside of Tibet and outside of Tibet if he can make Central government trust him and get fully support from central government.It is undoubted that he has to make huge concessions in order to reach this goal.We hope this will take place in the very nea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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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ailianren2008 于 2008-11-2 10:29 发表
若是因为政治原因而使达赖这一在藏传佛教中有比较广泛影响的宗教领袖停止转世是比较遗憾的！这会对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产生不小的伤害。所以，还是希望达赖喇嘛和中央谈判有所成果，利国利民，对藏传佛教的发展也大有裨益!Q17 ...

DL没有这样自知之明.

大斌斌

说实在达赖长得确实不像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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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Truth-home 于 2008-11-2 13:30 编辑 ]

daniel1

大力扶持西藏其它教派，削弱制衡达赖的影响
分而化之是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智慧，也是当今的国际潮流，就像美国支持科索沃、台湾一样

谭宁

达赖转世并不会被终止  这个仪式在中央政府的认可下已经经历了明清两朝 比某些国家历史都久了 不会因为某一代的背叛而停止

千年明月

赞成沙鸥的观点，很多想法和我不谋而合。

Dennis.Tw.Cn

本帖開欄主要的文章…應該代表的是西方人眼中的DL集團和西藏問題

AC的西藏問題專區，已經很多人說了…DL並不能代表整個藏區，也不代表所有藏民
在藏傳佛教中更只是「黃派」一個教派的領袖，只是其份量大於藏密佛教其他派別的「活佛」和「法王」吧

並不能說成在藏傳佛教中，DL的地位在其他教派領袖之上
...這是關於「西藏問題」的部份


沙鷗文中所言…314事件和後續的對奧運火炬的騷擾，對藏獨勢力造成了宣傳反效果這點，倒是比較值得討論的

催生了以咱們Anti-CNN為像徵的民間愛國力量，聲音出來了
中國人在世界的形象…開始有了不一樣的評價

以往都是以政府為主的宣傳…說得再實在也會因為西方人對中國共產黨政府的偏見、成見而被打了折扣、甚至被扭曲

現在西方人算是看見了發自中國群眾的自主聲音
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和「愛國行動」不一定聽政府的，不是全憑共產黨指揮的

這些事情…西方的“菁英”們當然很清楚，知道現在的中國若沒了共產黨，上台的可能會是個更激進、更不可測的極端者

但西方的群眾百姓可能很多人還是停留在西媒塑造的刻版印象
經過這次的經驗…或許會有更多西方的普通群眾發現「真實的中國民意」和他們以往在CNN、BBC等媒體上看到的是不一樣的

慢慢的他們會發現…若沒有中共的坐鎮和領導，如果放任民間各種力量失控…對中國、對世界反而是個更大的不可測變數

大国国民

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不可以谈的？回来好好谈谈不就完事了吗。中央已经很仁慈了，对于你们做的错事，没有追究你们的责任，就知足吧，要知道，人都是有底线的。

古巷陈酿

1:不赞同"后达赖时代"的时髦提法.个人认为自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
是达赖出走以后,对西藏并无实际影响力,即不存在所谓的"达赖时代'',
何来"后达赖时代",难道几十年来西藏一直是在达赖的指导下前进?
2:"西藏问题''本身是凭空捏造的问题,是西方强盗逻辑的产物.我们应不予
任何解释.今天解释"西藏问题",明天接踵而来的就可能是"内蒙问题""新疆问题"
甚至不能排除还会有"东北问题"西北问题".一句话,这种牌不接.

milk

我是这样认为的，达赖他近段时间都急急忙忙地跟中国会谈，甚至有传出他承认中国人放弃独立的新闻（没有考究，真假难辨），是因为达赖他已经感受到大限已尽，毕竟一个高龄的人，这样活下去的确是不容易了。
他想在他剩下来的时间，回到他的家乡一趟，这是真实的，即使是圆寂也是回到了老家。

然而看过他说的“真正自治”，我无法认同的，例如要军队撤出，汉族离开等等，我不能接受这点。

filookm

如果要自治，也必须是宗教上的自治，不得干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