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与孔儒不共戴天 黎 鸣

刘剑虹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826999.html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最高当局一方面在全盘意义上大力宣传“科学发展观”，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媒体和教育部门却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上，一反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反孔反儒的方针，竟然大力宣传学习孔儒，宣传“尊孔读经”、“回归传统”，大办“国学教育”。这二者明显是南辕而北辙，水火不相容，或曰：不共戴天。这种极端对立的文化政策的错置，我只能认为是当今中国文化领域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而且症状的表象相当明显，因而将非常有害于今后中国文化的发展，我请上上下下的同胞们密切关注这种文化“精神分裂症”的发病动向。
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历史事实上已经严重地证明，孔儒本身即是造成科学几乎绝对不可能在中国发生、发展的千年罪魁，正是因为中国两千多年来让孔儒完全垄断了中国人的意识形态，所以中国人才几乎完全地与科学绝了缘，不仅与科学绝了缘，更把中国人的最起码的理性思维的能力压制到了零点以下，成为了事实上全人类之中最愚蠢的人类，从而才有近代一个多世纪遭到西方和近邻国家侵略、摧残和凌辱的历史。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的文章中也已经指出，孔儒事实上完全销毁了、监禁了、灭绝了中国文人（进而中国人）的作为“人”的灵魂——自然的灵魂、自我的灵魂和自由的灵魂。
关于孔儒与人类近现代科学之所以绝缘，我们现在即可以重点地加以明确的解说。为什么科学会在近代的西方发生？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先决条件，即是人类在对万事万物的思考与对自身人事的思考之间首先必须加以断然地分辨。这是因为人类对自身思考所形成的等级森严、万物有灵、相对主义等等的“有机”观点，一但加诸于其他“无机”的万事万物，就将立即造成严重的无序状态，从而根本就不可能从复杂事物的混乱的现象之中发现规律，形成真理，以至永远地处于思维的混乱之中而不可自拔。中国人的情况即明显是如此，中国人之所以永远与思维的逻辑绝缘，其关键也正在这里。
由于孔子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长期以来的垄断，中国人心中只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事”，而完全断绝了（中国文人）对自然事物的思考；加之汉儒的“天人合一”，宋明儒的“内圣外王”，又更进一步加深了“人事”与“物事”之间的混淆。两千多年来中国文人惟一只耽于人事等级制度的思考习惯的习非成是，早就已经严重地造成了中国文人以及中国人长期以来在科学（理性）思维方面的低能，甚至无能。

我们再来看西方科学在近代的诞生。哥白尼的“日心说”首先打破了亚里斯多德和托勒枚的以人为中心的“地心说”的基督教神学的宇宙观；开普勒、伽利略对数学的宇宙普遍性法则的发现更加深了万事万物“平等”地服从科学规律的理性。最重要的是笛卡尔，他明确地提出了哲学的二元论观点，坚决地把万事万物（包括人类自身）的“物质性”和人类的“精神性”作出了断然的分辨性处理，从而把属于人类精神性的认识能力（思维能力）完全外向地只针对可度量的“物质性”的对象，从而完全地避开了人类自身的精神性对自己认识能力（思维能力）的严重的干扰。正是因此，笛卡尔不仅成了西方近代哲学伟大的创始者，人们称之“近代西方哲学之父”，他更使自己成了一位名符其实的近代人类最早且最伟大的科学家、哲学思想家。他不仅给予了空间思维以最基本的法则（X，Y，Z），创造了解析几何学，更以自己分析的逻辑学、方法论直接帮助和推进了后辈科学家的诞生和成长。牛顿说他站在巨人的肩上，其中最重要的巨人之一即笛卡尔。
我们看到，科学最重要的本质即在对万事万物存在和运动的规律（真理）的发现，这种规律、真理，也是万事万物存在和运动所必然服从的法则。换言之，万事万物均“平等”地毫无等级差别地服从同一的规律或法则。为什么人类的自然科学不可能发生在十六世纪之前的任何地方，甚至也包括不可能发生在十六世纪之前的欧洲？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最根本的原因有如下的两点。
第一，为了发现万事万物的科学规律，人类首先必须弄清楚自身思维的最起码的规律，也即首先必须排除“万物有灵论”对人类自身思维严重的干扰，具体就当时西方的情况而言，首先即必须排除亚里斯多德的“生机论”的干扰。关于这一点，笛卡尔的哲学二元论立下了伟大的功勋。
第二，因为要想发现万事万物的科学规律或法则，人类就必须首先坚信，在万事万物的存在和运动之中的确存在这种同一的“规律”或“法则”，因此，人类也必须首先承认，一切万事万物，包括人类自身，在同一的“规律”或“法则”面前都是“平等的”。在这个意义上，“规律”或“法则”就如同上帝。换言之，笛卡尔是人类之中第一个把万事万物存在和运动的“规律”或“法则”，也即“真理”，提到了“上帝”高度的人。万事万物在“规律”或“法则”面前的“平等”，也即万事万物在“真理”面前的平等，正如同人人在“上帝”面前的“平等”。
然而，中国人在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统治之下，孔子的“天命”、汉儒的“天人合一”以及宋明儒的“内圣外王”的“心”、“性”等等，全都是所谓“有机论”的“万物有灵论”的不断的翻版。此外，在孔儒的意识形态的垄断之下，中国人永远都只有等级森严的“礼乐”的不平等，而根本就不知道有人人在“上帝”面前的平等，更不知道有万事万物在“规律”或“法则”面前的更加普遍的“平等”，当然就更不知道在万事万物的存在和运动之中居然还会有完全同一的规律或法则。由于孔儒的“谆谆教诲”，中国人只知道：天有“天命”，人有“圣命”，更又有“天人合一”，因此无论天（宇宙）与人，全都只能由“命”去决定或支配，换言之，即完全由永远不知其所以然的神秘的“宿命”去决定或支配。中国人就是这样一个永远都只知道有神秘的“宿命”而不可能知道有思维规律和万事万物存在和运动规律的民族。
一个根本就不知道有万事万物运动“规律”或“法则”存在的民族，更不要说知道有物物平等和人人平等的民族，这样的民族怎么能够拥有创造科学的能力呢？而造成中国人永远都只能由神秘的“宿命”去决定或支配一切的状态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呢？除了孔子及其儒家意识形态的垄断的迷信，还能有谁呢？
今天的最高当局要提倡“科学发展观”，却还又要把历史上曾经完全消灭了中华民族科学能力的罪魁祸首——孔子及其儒家盲目迷信“天命”、“大人”、“圣人”的传统再搬出来，这到底是想要干什么呢？除了庸人自扰，自取其败，或甚至患上了严重的文化“精神分裂症”之外，怎么可能真正在中国人之中推行“科学发展观”呢？有“孔儒”这样的“科学发展观”吗？
或许还有一种说法。即：虽然孔儒与科学完全对立，乃至完全排斥科学，但孔儒所提倡的“道德”能够与科学进行（人事方面的）“互补”，所以同时提出二者，正在求得它们二者能够对中国社会发生全方位互补的积极效应。
孔儒的永远人人不平等的“礼教”真为中华民族提倡了“道德”么？这简直是中国人的一种永远盲目和自欺欺人的迷信。孔儒到底为中华民族提倡了什么“道德”呢？惟一只有在“孝敬父母、尊重长者”方面略有一点点价值的家庭血缘的私道德而已，而根本就不具备任何意义的社会公道德。在今天文明的社会之中，虽然我们仍然应该孝敬父母、尊重长者，但仅仅有“孝敬父母、尊重长者”却决不能认为是今天社会中的“有道德”。今天人类最重要的道德是政治上平等待人的道德，经济上自主并业务上坚负责任的职业道德，以及文化上追求思想、言论、文字符号真诚自由表达的情感道德。如此的现代人类道德孔儒们有吗？不仅没有，而且还更加以阻挠，甚至禁止，例如对中国公民思想、言论自由权利严重地进行剥夺的儒家传统即是当今社会最不道德的传统。

真正为中华民族提供了最有价值的“道德”思考的是老子，老子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不仅是为中华民族，也是为全人类提供的人类中最美好的道德。如此伟大的道德思想家——老子，中国文人们居然看不到，反而继续坚持根本就没有任何社会道德意识的孔子及其儒家的腐朽的“道德”，坚持惟独只主张永远不平等的家庭血缘道德、私道德、伪道德、假道德，继续把它们搬出来害人、害社会、害国家，我只能认为中国的文化当局，包括所有的支持“回归传统”、“尊孔读经”的文人们真是全都瞎了眼。
亲爱的同胞们，孔子绝对不是中华民族的道德之祖，更不能称作中国重要的道德思想家。因为孔子惟一只主张人类的不平等，并且用他一生的经历去维护这种不平等，而且更由他的儒家的徒子徒孙们继续顽固地维护这种永远的不平等，所以从根本上，孔子及其儒家压根儿就没有任何人类社会公共的道德可言。中华民族真正的道德之祖是老子，是撰写了《道德经》的伟大的老子。我请同胞们记住，永远地记住：只有老子，在未来的时代有可能启迪我们关于人类新道德的思考。

回到本文的主题，孔儒与科学发展观不共戴天，既在科学思维上孔儒与科学发展观绝对对立，也在人事道德上孔儒与科学发展观无可互补。孔儒原本就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肿瘤、废物，更是绝对有害的肿瘤、废物。我请同胞们清醒地擦亮自己的眼睛，永远警惕它们的借尸还魂，坚决杜绝两千多年（不文明乃至反文明）灾难历史的重演。（请进入我个人的网页：www.liming1944.cn，谢谢。2008,9,29.）

刘剑虹

呵呵，转帖，仅仅供各位参考。

曳杖步斜阳

晕死！
我怀疑写这篇文章的人是否读过中国的儒家经典!
前几天读《荀子》，我还和人说呢：科学发展观的有些内容荀老先生几千年前就说过，不过只是一部分，不完整，也没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来。
我认真的提个意见：批儒家学说可以，起码先读点儒家学说著作，搞清楚儒家学说都说了些什么。否则，只能让人笑话。

刘剑虹

凤凰网友 发布于 2008-11-05 14: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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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孔儒的人分两种:一种是出于善良的愿望,真以为提倡孔儒能够和谐社会,缓解社会矛盾,让恶人变得善良些,让善人变得神圣些,让腐败有所收敛,让争斗有所改观,让国家不至混乱,继续前行,但是却死不明白孔儒其实只会是让弱者更弱,让恶者更恶的东西.第二种人就正是这种一边吃人,一边口上大谈特谈鬼吹神吹孔儒的那些浮在水面上不着边际的光面堂皇虚话假话的恶鬼,他们的目的很简单:我们恶人吃你们弱者的时候,你们弱者要听孔子的话,要忠,要孝,要贞,要顺从,要礼让,要守规,要听话,,,,,,反正就是要让我吃你而你不发声不反抗!

刘剑虹

二十一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
——中国道家文化的综合创新
胡孚琛

道学之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始见于《隋书·经籍志》，原指道家老子创立的有关道的学说，以《道德经》为经典，它包括哲学的道家、宗教学的道教和属人体生命科学范围的内丹学(丹道)。元人脱脱立《宋史·道学传》，将儒家的程颢、程颐、朱熹等人传授的理学称为“道学”，遂致“伪道学”之诮。明代李贽(1527-1602)曾力斥“宋明理学”为“假道学”，指出仅有老子、庄子的学说才是“真道学”。考中国古文献中凡较严肃的学术分类或艺文志书，皆以儒、道并举，没有将儒家学说称为“道学”者。其实早在六朝时期陈代马枢就曾撰《道学传》二十卷，所收皆张天师、许迈、吴猛、陶弘景等道教精英，今仍有陈国符先生辑佚本传世。《宋史·徽宗本纪》载政和六年(1116)春“置道学”；宣和元年(1119)五月“诏德士(僧人)并许入道学，依道士法”，是宋代朝廷亦将道教之学称作“道学”。拙著《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仙学》[10]已首先为道学正名，将宋明理学和心学统称为“宋明儒学”，将老子、庄子有关道的哲学称为“道家”，将奉太上老君为教主以道为信仰的宗教称作“道教”，将有关道家、道教、丹道的学术总称为“道学”，以和西文中的“道主义”(Daoism)相对应，我想这不难取得学术界的共识。

《汉书·艺文志》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在老庄的“君人南面之术”中，《老子》侧重君学，《庄子》侧重人学。君学是执一统众的帝王之学，人学为回归自然的真人之学，故道家之学实为宰割天下的“屠龙术”。相比之下，孔孟的儒家之学，乃是替帝王施行教化的“臣民北面之术”。孔子“遑遑如也”而尽臣节，孟子以民为本而倡仁政，此可谓儒生循吏进取功名利禄之“登龙术”。由于道学的政术与民主政体天然相合，而与家长制的独裁政权多有冲突，故中国的统治者多讳言道学而推崇“家天下”的儒术。在中国历史上，凡如“汉唐盛世”的辉煌时期，都是黄老道学发扬光大的时期。近世以来，通过民主政体的变革推行黄老之道，以经过创造性转化的新道学文化增强综合国力，将外来文明植根于民族优秀传统的土壤中，曾经是中国学术界某些志士仁人的一种政治企盼。严复(1853-1921)说：“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故能‘长而不宰’，‘无为而无不为’。君主之国，未有能用黄老者也。汉之黄老，貌袭而取之耳。君主之利器，其惟儒术乎!”(《老子道德经评点》)鸦片战争之后，欧美的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相形见绌。1895年严复在《直报》上著《论世变之亟》云：“呜乎!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盖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严复断言西方文化与中国儒家文化的根本区别，就在“自由”与“不自由”这点上，真是抓住了要害。

考察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其主要根基有三：一为古希腊的理性逻辑思维及由此形成的自由、民主、科学传统；二为古罗马的政治法律制度及由此形成的法治传统；三为希伯莱人的宗教信仰及由此形成的基督教伦理价值观念。三者混而为一，形成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以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立国，以科学技术的力量征服世界。盖西方文化设定人性是恶的，自由主义即个人主义乃是人的天性，因此约定一个最低界限，即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个人自由不受侵犯，并由此形成根深蒂固的人权观念。因个人自由不得妨碍他人之自由，必须以法治约束之；法治之运行又要防止专制权力的破坏，必须以符合多数人意愿的民主(包括建立民主宪政体制)保障之。如此法治以自由为根基，科学以民主为条件，乃是西方社会近三百年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动力机制。由此看来，人民之自由无保障而想进入现代法治社会，社会不民主而想建成科技强国，乃是不了解西方社会文化机制的自欺欺人的幻想。西方社会之国体皆为资产阶级政权，而政体则是民主法治社会，这种政体对官僚特权有一定抑制功能，以维护社会公正原则。按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愚昧、迷信乃专制主义之产物，法治、科学是自由民主之硕果，自由主义为现代社会之根基，因之欧美等国在全世界高扬“人权”的旗帜。西方社会的自由实际上也是被社会条件和阶级关系严格限定的，他们称之为法律与伦理规则限定的“自由空间”(free sphere)，并相信越能保障个人自由的社会才越能产生文明的秩序。民主政治也是存在多种流弊的制度，只不过比专制政治对人民的危害较为减少而已。特别是近世以来，西方文化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一是整个文化根基中的科学要素和人文要素出现分离倾向；二是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也相互矛盾，民主的多数人抉择并非总是合理的，特别是当权者以现代科技手段操纵媒体舆论经常欺骗人民，使整个社会偏离公正原则。西方社会以人为的力量改造世界，以科学技术征服自然，都受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无情报复，使人类的生态环境和社会伦理道德日益恶化，自然资源的掠夺和战争机器的膨胀，直接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西方文化在短期内创造出人类文明奇迹的同时也为人类种下灾难性的恶果。

中国及其周边国家是以儒、释、道三教互补的文化为传统的，其中尤以孔、孟、程、朱的儒家礼教作为统治思想。儒家文化乃是维护家长制官僚政治的思想支柱，它是以“家国同构”的内圣外王之道建构政治体制的。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早就发现中国社会这种传统政治体制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封建制，他称之为“家长制的权力”。在这种政体中，“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11]令人惊喜的是，早在20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教授(1901-1969)就应李约瑟博士之邀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探讨了“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官民对立问题，旧士大夫的阶级性问题，儒家学说长期作为代表意识形态问题”等，揭示了中国以儒家礼教为文化根基的家长制官僚政治的特征。[12]官僚政治下的各级官僚，并不代表社会成员中某一阶级的利益，而是形成自有其特殊利益的官僚阶级以和人民对立。他们是在改朝换代的政治革命中逐步蜕变而来的既得利益集团，只层层对上级负责，不对人民负责，“主要依靠人治和形形色色的宗法和思想统治来维持”。[13]官吏的选拔、任免靠人治而不靠法治，上级对下级的要求主要是“忠”而不是“廉”，统治者所关心的首先是国家的稳定和权力的神化，人民的贫困愚昧和思想麻醉是他们实行压迫、剥削和维持既得利益的社会条件。马克斯·韦伯也敏锐地注意到中国社会数千年不衰的官僚政治体制，并命名为“家产官僚社会制度”。他说“在中国，和西方一样，家产官僚制是个稳定的核心，并以此为基础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国家”。“但是，官僚制运行的‘精神’，在中国与西方，是非常不一样的。”[14]其实，中国传统家长制官僚集权政治“运行的精神”就是礼教，家产官僚制在中国的顽强生长是以儒家文化传统为根基的。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相反，它的内圣外王之道以“人之初，性本善”为出发点，首先设定一个最高界限，即圣人的境界。尽管五千年来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的新兴阶级力量不断更替掌权改变着中国的国体，但宗法家长制的国家政体始终没有改变。历史规律证明，更换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掌权的新国体和由家长制君权政体革新为民主宪政体制是同等重要的。专制政体是天然滋生剥削阶级并为少数既得利益者的特权集团服务的政权形式。儒家文化的“内圣”根本无法萌生自由、民主思想，开不出现代社会的新“外王”，仅是靠树立圣人、贤人、君子、英雄的“榜样”作为道德典型教化人民安守本分，大家共同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力追求尧舜的圣人之治。然而无限制的权力必然导致无限制的腐败，这是一条铁的政治定律，也是家长制官僚政治的基本特征。盖因人民之大多数难以成为“圣人”，而掌握最高权力的家长也不耐受“圣人”理想教条的束缚，进而由圣人理想的追求堕落为实际利益的追求，反会利用权力将自己神化为“人圣”，将国家政治领域变成充满忌讳、阴谋、残杀、多数人不敢参预的凶险场所。这种家长制官僚政治一是其虚伪性，必然不断变换手法以某种“圣人”的招牌弄虚造假欺骗人民，致使整个社会造假成风；二是其腐败性，贪官污吏上下结网封杀正气使社会失去起码的公正原则，政权的基础日益腐烂；三是其残酷性，官场渐变为勾心斗角的赌场，日见虚弱的统治者为维护自己传宗接代的私有化权力不择手段，镇压的面越宽，禁忌越严，同民众就越隔绝。按儒家不断革命的政治定律，统治者从“圣人”，到“人圣”，再到“独夫民贼”，“汤武革命”的政权交替方式就要发生了。王亚南说：“官僚政治或官僚制度，它在历史上是已经引起了不少的流弊和祸害的，而就中国说，则还在继续发生反时代的破坏作用”。[15]显然，儒家文化的这些弊端是同现代社会不相容的。

在世纪之交，“文化”和“传统”问题再次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重视。从根本上说，所谓“文化”本身都植根于“传统”，21世纪的文化战略必须对历史的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的现代化诠释，即集中各种异质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综合创新。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不能否定和摧残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世界历史越来越向人们揭示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文化运动规律，各民族的异质文明之间只能相互融汇，除了野蛮的种族灭绝之外，在地球上以一种文明简单取代或扼杀另一种异质文明几乎是办不到的。传统文化本身亦是一种有机的自然生态体系，遵循道家自由信仰、自由交流、自然演化之规律，违背自然急于求成的人工移植、改换、毁坏等政治手段，往往引发人性扭曲、道德败落、社会躁动不安的恶果。开化的高级文明固然可以同化野蛮的低级文明，但吃掉对方的同时也就将对方的文化要素作为化学成分融入自己的躯体，再也无法摆脱它。一个民族更是无法将自己与生俱来的传统文化一刀切断或中途抛弃，无论个人是否喜欢都得将个人命运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同时，一个传统文化被征服了的民族等于丧失了自己的根基，从此会缺乏争雄的生机而充当小伙计。21世纪世界文化运动的大趋势是“多元并存，相互融汇”，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因此，在21世纪不是什么“文明冲突主宰全球政治”，[16]而是要由“文明冲突”转向不同文明的对话和文化交流，以促进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汇，从而出现一种普世的文明将人类导向光明的未来。

未来的世界文明不能再继续推销“西方文明中心论”，因为西方文化必须重新认识古老的东方文明并从中汲取营养。儒家的礼教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因袭的重担，但摆脱的办法也不能全盘否定儒学再次“打倒孔家店”，而是要以解释学的方法促进儒学现代化，儒学之精华有为我民族精神和伦理道德所不可缺者，因此我特别赞赏学术界创立新儒学(对儒学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努力。尽管佛教必将成为最有希望的世界宗教，人类的宗教信仰不可或缺，然而宗教信仰也不能取代理性思维，佛教文化不可能作为建构世界文化的根基。穆罕默德的《圣训》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伊斯兰教自唐永徽二年(651)传入中国，至今1350年间，阿拉伯人和汉人杂居、通婚、改汉姓、习汉语，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仅据16-18世纪中国伊斯兰教学者的著述看，伊斯兰教文化已与儒释道文化发生了“相互融汇”的现象。著名回族学者王岱舆(1570-1660)、刘智(1660-1730)等皆精通儒释道三教经书，《天方性理》等著作以“真”作为伊斯兰教文化的支点，创“真一、数一、体一”之“三一说”，所述苏菲主义教派从理论到修炼皆和丹道暗合。可见道学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能够对话和交流是毋庸置疑的。

在文化上，夫欲有所立必须有所破，立就是要创造性地诠释道家文化并汲取东西方各种异质文化的精华创立有时代精神的新道学，破就是要扬弃儒学中的封建宗法观念，化腐臭为神奇取其人文思想和进取精神融入新道学之中。道学既和儒学一样设定人性是善的，又特别强调追求人性的自由和完整，道学的真人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个人自由(“积极自由”)的人，因之它完全可以包容西方自由、民主的文化要素，又可以弥补西方文化的缺陷。由道学文化出发，我们不难看到世界文化的曙光。道学是参天地、赞化育、贯中西、通古今的大学问，创立新道学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潮流中审时度势，应变自强的唯一可行的21世纪文化战略。

刘剑虹

权力往往喜欢把自己扮演成人圣，儒家与儒家理论就是东郭先生，起的作用就是掩护与替罪。他非主犯，但是绝对是“无约束权力”的得力帮闲。

彻底清算秦制与法家的官本位思想，才能令中国文化脱胎换骨展现新颜，但是【外儒内法】的铁桶阵里，儒家是法家傀儡与替罪羊，然而不搬开儒家，又不能将“救心丸”药剂施于疾病的核心——旧法家身上。

悖论呀，可爱的悖论。

最好就是儒家自己醒悟，不要再蜗牛行在高速路之上，作历史车轮前进的拖后腿动作，高速路很危险，小心累及自己人身安全，呵呵。

[ 本帖最后由 刘剑虹 于 2008-11-5 15:39 编辑 ]

malody1984

迂腐的文章，凤凰上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东西，所以说，自古以来有那么多人从事政治，讨论政治，但真正的人才仅仅是那么几个人，而垃圾一把一把的，其特征，就是类似这种文章的撰写，观点迂腐陈旧。

大墩墩

楼主对儒家的理解十分偏激。不说别的，就说在中国古代尊儒的时代也曾经富强过，从这一点就不能说儒家一无是处。孔老夫子也是人，他的思想肯定有局限性，但作为现代中国人，自己没见有什么作为，却总是把国家积贫积弱的原因归结到2000多年前的思想家身上，说出来不觉得脸红么？

耳冉子

未来的世界文明不能再继续推销“西方文明中心论”，因为西方文化必须重新认识古老的东方文明并从中汲取营养。儒家的礼教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因袭的重担，但摆脱的办法也不能全盘否定儒学再次“打倒孔家店”，而是要以解释学的方法促进儒学现代化，儒学之精华有为我民族精神和伦理道德所不可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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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对儒学应是理性的态度,对整个中华传统文化都应立足于吸取其精华,至于吸取什么,以什么方法吸取,可以大家来探讨

中国的现状在这方面光怪陆离,现在一方面有礼教文化的负面痕迹,一方面是没有底线,无法无天

反孔与尊孔一样,有各种类型,同样反孔,有可能其出发点却截然相反

communicator

神经病，为什么尊老子就要打孔子呢？他们缔造了中华文明的不同方面，都值得尊重。后人自己不思进取，非要去找老祖宗算什么帐？

涨停板?

原帖由 曳杖步斜阳 于 2008-11-5 15:16 发表
晕死！
我怀疑写这篇文章的人是否读过中国的儒家经典!
前几天读《荀子》，我还和人说呢：科学发展观的有些内容荀老先生几千年前就说过，不过只是一部分，不完整，也没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来。
我认真的提个意见：批儒家学说可以，起码先 ...

前一段在国学热潮中，看过多遍论语，绝对不会与现代社会，包括科学发展观有根本的冲突。

说道君丞父子，论语绝对不是强调愚忠，比如做丞子得有个前提，就是要事明君，否则应该归隐。这个思想现在看来也没有迂腐的意思。

所以，不要机械看待国学，马克思学说还要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何况孔儒。

lezaiyisheng

极左及极右都对社会及人类不利。
我想现在国家在许多国家中办“孔子学院”什么的，也许是为了推广中文的权益之策。

刘剑虹

原帖由 communicator 于 2008-11-5 15:51 发表
神经病，为什么尊老子就要打孔子呢？他们缔造了中华文明的不同方面，都值得尊重。后人自己不思进取，非要去找老祖宗算什么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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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而已，人家也只是表达个人观点而已。你认为正确，认为错误，再提出自己的观点就可以了。

庄子说：夫吹万不同！

学会各自平和表达自己的观点是进入现代社会的基本公民意识。，骂人只代表自己口拙不能言，于是言论空洞无物，只剩情绪化。

浩汶居士

没有儒家，没有中国。
没有孔子思想，咱们这些天南地北的各个都是不同的国家。
凭什么能做同胞？
如果没有儒家，中国至今还在用黄老之学治国，早就完了

法家？法家可以兴国，不可以治国。
真以为法是什么好东西啊。
法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人性完全无可救药之后的最后手段。

曳杖步斜阳

原帖由 涨停板? 于 2008-11-5 15:54 发表


前一段在国学热潮中，看过多遍论语，绝对不会与现代社会，包括科学发展观有根本的冲突。

说道君丞父子，论语绝对不是强调愚忠，比如做丞子得有个前提，就是要事明君，否则应该归隐。这个思想现在看来也没有迂腐的意思。

所以，不 ...

儒家的经典著作“论语”“孟子”“荀子”中，都能找到缺点，但其主要的思想到今天看也是先进的。这里不说论语，大家都熟悉，“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治国思想今天看不落后；那句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话就是荀子说。我前面回帖里提到的是<荀子》里关于不可乱砍乱罚、乱捕、乱猎的论述，我非常不喜欢荀子“非十二子”的不讲理的一棍子打到一大片的孤高自诩，但我绝对赞同他以上我提到的这些观点。

刘剑虹

原帖由 浩汶居士 于 2008-11-5 17:11 发表
没有儒家，没有中国。
没有孔子思想，咱们这些天南地北的各个都是不同的国家。
凭什么能做同胞？
如果没有儒家，中国至今还在用黄老之学治国，早就完了

法家？法家可以兴国，不可以治国。
真以为法是什么好东西啊。
法是不得已而 ...

不敢苟同朋友的观点。

借花献佛：


引用一位朋友的回帖



此外 罗素指出 中国官员腐败的原因：“中国人伦理不重视公共义务，而家庭观念很重，在为官清廉和养亲尽孝之间很容易选择放弃前者，中国要进步，家族制度必须打破”。

这种认识在今天也很有意义！

回想一下 共产主义走到今天这种低潮状态，又何尝不是由于罗素所说的 前苏联“那副绝对真理的嘴脸”和中国人“总想给家人老乡提供些照顾”而导致的呢？

学道者

传统文化为阴为体，科学发展观为阳为用，中体西用，一阴一阳之谓道。

刘剑虹

http://q.blog.sina.com.cn/zhwhfxzxtm/bbs/topic/tid=12041662

从黎鸣先生的思想看中国哲学之现状
   从救亡图存清末的梁启超，康有为；五四运动时期的胡适，鲁迅等人到现在黎鸣先生更为猛烈的抨击。对中国文化的质疑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而在哲学上能够给后人施加巨大影响的作品，屈指可数。在中国尤以先秦文化最具影响力。我未见仅以批评而无自己理论体系能够产生巨大影响的哲学论著。相对于质疑和责骂我们更需要的是解决的办法。试问有哪位真正解决了问题。在试图解决中国现存之问题时，中国的思想者出现两种倾向，一个是倾向于西方的文化。而另一种倾向于中国古代文化。文人似乎就象喜欢傍大款的女人，不是傍上西方的大师，就是傍上中国的先贤。在一片质疑声之后无不浸淫在故纸堆里。你可以查阅近几十年的哲学论著，无不是在已经建立好的大厦之中作一些装潢之能事。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靠傍文化能够实现文艺复兴者。社会发展几乎沿着同样的轨迹，清末傍上德国的军事技术的我们被已经取得技术进步日本打败了。而傍上英美的国民政府却败给了主要依靠自己军事装备远落后于对手的共产党。也正是独立自主的中国才会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而在文化上我们什么时候拥有独立自主敢于创新的精神呢？冯友兰曾说哲学必将在中国得到更大的发展，而如果在文化上少一些傍的心态何愁文化之不复兴！

    黎鸣先生将儒家思想说的如此不堪，自称思想狂者，事实上更象是笼子里的狮子，震耳欲聋的吼声的确比沉默者们表达了解放的决心，但是笼子却是无法逾越的障碍。而这个笼子在现实中是无形的，但的确存在。似乎剖析很深的道理给那些未能作出更深分析的人群来说，的确有醍醐灌顶的效果。我并不是在维护儒家思想，但儒家思想本身并没有错，它只是一个符号。即便没有儒家思想，难道就不会有王家思想,李家思想的出现发挥和儒家思想同样的作用吗？儒家思想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结果出现，而非一个原因。难道导致儒家思想连绵两千年的背后的秘密不是我们更应该注意的吗？当外族入侵之后心甘情愿接受儒家思想的同化难道仅仅用一个中华文化之伟大就能解释清楚的吗？当我们对这块牌子横加指责时，为什么不想一想究竟是谁把它放在这儿，为什么是它而不是民主，自由，或者博爱之类的呢？是不是必然是它，或者只是偶然？看看我们的哲学之现状，傍者言必称希腊，亦或先贤云之如何如何。所谓大师只是时代的称呼而已。古之翰林院学者甚众，状元，进士不计其数。四大名著却未见其名，反而作者默默无闻于当时。翻开历史此例比比皆是。当中国加入世界竞争体系，当西方的发展给予我们惊讶时，我们才如此质疑自身的文化，这种反思是必然存在的。但如果我们对自身文化的否定归结于某一思想，是不是陷入思想决定论中去了呢？哲学究竟是什么？在这篇文章里我并不想给出解答？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并不清楚哪些是必然的，对于哲学不可能有正确的定义。我可以给出一点启示，西方社会民主和法制平衡了整个社会体系，而在中国究竟是什么取代了民主使得国家没有象秦朝那样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崩溃了呢？而它与民主拥有几乎类似的功能，并且为何一定是它而不是民主？

    古人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我看读万卷书者众，行万里路者寡。眼睛只盯着书本，根本不看现实。最近对低俗文化一片谴责之声，不知道我们的哲学家还在看书吗？是否有时间看看这出闹剧呢？这显然是一个哲学命题，在判断我们的行为准则时，究竟是道德是第一原则。还是生存是第一原则。如果生存是第一原则那么提高收视率，低俗化处理无可厚非。这在西方社会屡见不鲜。如果道德是第一原则（我们谴责儒家思想时是不是不经意间把它放在了首要位置？），那么不符人伦道德观念的，不管生存空间有多大一律否定，中国擅长这么做。看看西方的发迹史如若把道德当作是第一原则，哪里会有掠夺和扩张。西方社会什么低俗的节目都有，未见得高雅艺术就会差，群体素质就会低。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吗？先生们，书本上并不会给出答案，你所能给出的就是你所受影响的传统思想所能给的。面对许许多多此类问题时，难道不能少一点傍的心态，多一点独立的意识吗？我们书读的并不少，是该走出来看看了，行万里路之后看看世界是在变化的。

刘剑虹

以下是引用无言在2008-11-5 21:17:33的发言：

“科学”的意义表现了自然自身是有其不以人的“意见”为转移的独立性态度和价值观，但“科学”本身还是表现了人自身创造性的“解释”和人为“规律”的制定特征，或者着说为自然立法，而且是很有局限性的和分解性的自然解释，由于这种局限性，在今天看来其实践又逐渐体现出了对地球生命性或生态性的破坏。
儒家的确关注了人的内在情感性的存在含义，但却也同样的是局限性的看待这种人之情意，而作为政治治理的依据，却又违背了人性的自然整体真实，依据其人为之情的道德“秩序”来统治人，就像西方科学的实践同样会走到极端而腐败。
总之，在道家看来不论是科学还是儒家仁义道德，都没有达到完整自然的遵循，其实践都会走到其极端处而显现出危害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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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聪明人看不清楚，糊涂人反看出来了。

黎鸣，是在说：有人卖矛，又卖盾，于是上前，请把你的矛和你的盾比试一番，看看。

明白了没有。

mabin_sjz

我常想 在后现代成为主流的今天，迎接我们的明天到底是什么？
后现代 解构了一切，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所有的高楼大厦都已经化为尘埃，种子在地下萌动，明天会长出些什么？

[ 本帖最后由 mabin_sjz 于 2008-11-6 10:5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