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的无耻映射出的是当代中国人的无知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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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波

        常有一些文友和我谈起韩国人是怎样厚颜无耻、明争暗夺中华文明文化的，说时悲愤填膺，但除了愤恨带加谩骂外，似乎毫无解法了；还有不少网友、学者打来电话专程讨教韩国人的这些糗事，问我怎么办？难道就让这些韩国的无耻之徒如此肆无忌惮的诬我夺我文明文化不成？

    我就逗他们：你们现在着急了吧，韩国人将中国的文明文化当作是他们锅里碗里的“佳肴”大口大口的吃着，你们除了干着急骂大街外，还能干什么呢？可你们想过没有，他们为什么能搅乱历史来为他们的各种目的张目呢？说“空穴来风”也得有“穴”呀！那么这个“空穴”是什么呢？这个“空穴”就是中国人自己对自己文明文化的无知——忘记了祖先开拓全球的辉煌文明史并最大限度的去截断自己的历史。

    本来是祖先在上万年到6000年前就开创了古史记录的“神农以远为大九洲”的全球一统的文明文化世界（现日本还有九州岛是为地名遗存），只是到了黄帝后“德不远播”，在神洲（中华大本营）形成小九州。这也就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发现的中华文明与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相同相似的原因，也就有了“西方中心论”者说中华文明是这些文明传承过来的口实了。如1894年伦敦大学教授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编撰《中国古文明西来论》一书（《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他将巴比伦古史与中国古史相对比，武断的认为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皆来自巴比伦。如说巴比伦的楔形文字为中国的八卦与文字之源；中国小麦系巴比伦传入；一年四季、置闰月、12甲子循环，60年为一纪等皆来自巴比伦；巴比伦的酋长奈亨台（Nakunte）于公元前2282年率领巴克（Bak）族东迁，此酋长即黄帝，巴克族即中国所谓的“百姓”。

    而我们自己呢？我们的文明史从孔子、司马迁开始就搞起了民族虚无主义、疑古从那时就开始了。《论语》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在整理古籍时，“述职方以除九丘”、“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剪裁了他认为不合适的许多上古档案史料，如西周《诗》3000首到孔子整理时变成了《诗》300了，活生生斩断中华古史，剩一鱼尾。到司马迁时，继承孔丘历史观，不懂《山海经》等先秦史籍所载古民族图腾的内涵，怀疑《山海经》、《禹本纪》等先秦史书的真实性，“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将“三皇五帝”史当成了“怪力乱神”的神话。而近代西方的崛起，产生了西方中心论，加上国内疑古派的长期“搅乱”，到后来国内外西方中心论、民族虚无主义的大合唱，活生生地要将人类文明的源体、母体进行最大限度的压缩、扭曲、变形、分断、撕裂，而这一过程，有的是学术无知的跟风，有的是要达到种种目的。

    中国历史界最大的悲哀就在于，本有古史记录的历史，后人就是要怀疑要将其当成是神话或传说。我并不反对对历史进行必要的断代，但首先要使整个历史的框架是基本符合历史的而不是变形的，中华文明史本少则上万年却硬生生要压缩成五千年且还要对二千年进行所谓的断代，从而使所研究的东西错位对不上段，又给本就反对要捣乱要混淆是非的海内外乱史者以口实和把柄。而中国主流历史学界、知识界长期以来唯西方是瞻，保守陈规，谨小慎微、惟惟诺诺，长期无为，搞学术山头，甚至以所谓学术的严谨打压真知灼见富有开创的学术见解，同样助长了这些因素的孳生和蔓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韩国的一些心怀叵测的学者认为时机来临，乱史以达到他们的一些路人皆知的目的。

    所以我说，你们现在着急了，那么平时为什么不发点狠、下点苦功多研究点呢？连个基本去驳斥谬论的水准都没具备则只知道骂大街了。不仅如此，而当中国的民间极少数的智者研究出一些东西，你们又感觉到突破了传统，也是嗤之以鼻地加以讽喻揶揄。不是吗？当我从历史的逻辑来这样叙述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时，你们可能比骂韩国人还要凶哩！如在一些论坛里，当有的人看到我阐述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源头时，怒不可遏，“你比韩国人还无耻呀！”“请你拿出实证来！”我就调侃加反驳这些人说，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你没看到过，也不知埋在什么地方，你就死活不承认有这个爷爷的，除非你挖出尸体或其它遗物来；并且如果是你真的找到了尸骨或遗物什么的，我还可以说你的这些也不可靠，总之我就是要叫你没辙。问题是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这个爷爷终归是有的嘛！好在还是有比较清醒的网友替我舌战，有的水平很高。如有网有说：我认为，文明史的研究不是数理化，不是一加一等于二；我欣赏流波的这个比喻，说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不知埋在什么地方了（没有了考古证据），就死活说你们必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找出这些实证来，否则说有这个爷爷就是伪证，就是荒谬；文明文化史的研究主要是一种理论、方向、逻辑上的正确，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考古、史料、民俗、神话等进行综合的研究，就能得出比较合符历史真相的东西来......流波的一些研究之所以跳出了今天大多数人的思维，感觉就在于此。这位朋友真是说得好，也真感谢他对我的鼓励。

    我说了这么多要说的就是，因为你中国人自己不承认自己本来有这么长的历史了，自己从孔子时代就开始截断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历史，更不要说什么“三皇五帝”了，你要说便是把神话当历史，是“无耻至极了”，这不比骂韩国人还凶么。问题在于从中华本土几千年前就走出把当时中华文明带到世界各地的先民必然保持许多中华古文明、文化、习俗，这就是韩国人敢于从历史上“空穴来风”的缘由。就拿这个端午节来说，端午节本来是七八千年前就盛行在长江流域的以龙舟形式所运行的水葬、祭祖仪式，只是到了两千多年前屈原死时也进行了这样盛大的水葬仪式，结果是把端午节本来的内容、来龙去脉掩盖了成为了纪念屈原的节日。由于日本列岛、朝鲜半岛的人大多正是长江流域几千年前迁徙去的，从一万多年前到秦始皇到汉到后来不同时期都有去世界各地的，东北亚实际是中华先祖开拓美洲北极圈的中转站。比如北方按古方位为“壬癸”，是为鬼（癸）方，故北方民族叫苦夷，留下今天的地名就是库页岛，日本列岛、朝鲜半岛的古代人又叫苦夷人，到美洲留下今天的伊洛魁人，等等。因此韩国在争端午节时，他们说我们的端午节比你们的什么纪念屈原的早了几千年去了，而事实确实是这样。中国学者当然被这样的问题搞得哑口无言，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历史、祖先的历史忘记了，截断了，自“灭”自己的文明文化还自以为是是高明是正统的么。好呀，韩国人就说你搞你的“高明”去吧，我说我的“历史”，叫你“有理说不清”、“有道讲不明”，他们暗喜中国人自己把祖先的历史给“灭”了还不知所终。本来韩国的端午节习俗是从长江流域带过去的，人也是从这里过去的，但我们主流的研究却去否定这些；既然自己否定了本来的历史真相，当然就给了韩国人“无限生机”，你说他无赖他还真的就无赖到底：你们不是说我们是东夷么，你们不是说还有南蛮、西戎、北狄么，那好，我就给古代画地图了，你中国人看到就是了：你们“中国”、“汉”不就是中间一点点了么，其它地方都是我们这些夷族（韩国）的了。这不就是网上流行的韩国人在他们的书里画的古朝鲜地图的来源的么！他们还说孔子、毛泽东都是他们韩国人的么，因为孔子、毛泽东按你们汉族的说话不是东夷就是南蛮的嘛。还推理说耶稣也是韩国人的，因为颛顼帝也是长江流域的人，同样是东夷的，颛顼就是耶稣，故也是我们韩国人的了，气死世界的人，呵呵。

    所以说，正是由于中国主体历史界长期以来对文明文化的认知、研究可以说是主次不分、好坏不分、正邪不分、对错不分，自“灭”历史两千多年，才给了韩国人、日本人、西方人太多的可乘之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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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百越——人类文明发祥的开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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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波

  
内容提要：用详实的考古史料论证了人类文明的开启源于中华百越民族——糯民，他们是中华南方水稻农耕文明的开创者；阐述了古印度、埃及、巴比伦文明是中华农耕萨姆文明向南向西发展并汇合于西亚、地中海沿岸产生的文明之果，而欧洲文明又是在这些文明基础上发展而来；同时中华文明又向东南或越海涉洋或翻越海峡创造了古美洲和太平洋洲岛文明。提出了人类古史研究要推翻两个中心论的重大论点：一个是以西亚北非为文明发源最早的西方中心论；一个是以黄河流域文明为中华最早发源的黄河中心论，还人类文明发端于中华南方水稻农耕文明的本来面目。
  
主题词：水稻农耕文明、盘古、糯民、百越、萨姆崇拜


◆糯民——世界水稻农耕文明的开拓者
百越是我国古代东南部民族名，百越人的最早祖先就是糯民。《吕氏春秋·恃君览》说：“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汉书·地理志》臣瓒注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为什么叫糯民呢？中华南方首创水稻农耕民族，是以他们首创的稻种Nuo(糯)稻作为族称的，即“糯民”。“农”字实际是古“糯”音的转借字，后在汉文献中又有“傩民、雒民、倭民、瓯民、骆越”等多种称谓。因此，最早的"神农氏"应做"神糯氏"，后来的炎帝即神农氏，是距今5000时代由南方发展到陕西一带的农耕部族首领，兴于姜水，故姜姓。而历史的赞颂也都集中到了这一代神农身上：他教民播种五谷，收获粮食，故被称为“神农”；他又尝百草，发明医药，故又是“药神”。而最后一代神农炎帝，已是那位因尝剧毒的断肠草，无药可解而死葬于长沙之尾茶陵的榆罔了。
糯民创造的水稻农耕文明已有2万多年的历史了，如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农耕文明遗址是中国湖南道县玉蟾岩，其年代在公元前2.05-1.65⑴万年之间，出土的距今 1.85万年前的人工栽培稻，是全世界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这一稻作文明后来东向长江下游并延伸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南向东南亚和中南印度半岛发展，形成后来世界主要的稻做农业区；这一稻作文明向中原向北发展发展因地制宜形成以旱作为主宜稻则稻的农耕模式。随着中华先祖的到西亚，将农耕文明带到了西亚"新月形沃土"地带⑵、尼罗河畔、两河流域。
为了克服原始糯味虽美但产量低，难脱粒的弱点，糯民们经过长期努力，又找到了一种产量较高，容易脱粒的稻种作为主粮。传说这一稻种原是神雁口衔着它从天上飞过时，因叫了一声Gang（缸），不小心把仙稻从口中掉下来的，糯民便以神雁的叫声命名它为“Gang”(缸，粳的上古音)，脱粒后叫“缸米”（Gang ming）。“民”是“米”的古变音，南方现在许多地方方言“米”发音为ming，把自己又称之为Gang民了。《管子》有神农炎帝“教耕于淇水之阳”，湖南祁阳即祁（淇）水之阳；湖南嘉禾县则是天降嘉禾——“缸”，神农拾得，以植于田的地方；湖南耒阳就是神农制造耜耒的地方。湘南地名多与神农炎帝有关，皆因糯民发源地之故。后来由于语言的变化，Gang读作了Jing(粳的今音)，又把自己称之为Jing民了。这就产生了长江、珠江流域同源民族而因读音不同形成Nuo(汉译雒民、倭民、骆越)、Gang(汉译共人、赣人)、Jing(汉译荆蛮、黔民、京民)三个稻作民族的历史根源，又在这一基础上产生后来众多民族。今天广布于中华大地尤其是长江流域及以南各省和东南亚，在中国拥有壮、侗、土、苗、瑶、水、傣、黎、彝、满、蒙、阿昌、怒、鄂温克、京、基诺、德昂、保安、门巴、鄂伦春、独龙、赫哲、拉祜、东乡、佤、布依、毛南、仫佬、珞巴等庞大的族群，在国外有越南、泰、老挝、掸、石家、土、侬、岱、黑泰、白泰、坎梯、阿含、拉哈等庞大的族群⑶。
当时糯民在各方面表现出人类文明肇端的态势。陶器制作时代最早,工艺最精。玉蟾岩遗址出土的距今1.85万年前陶器，无疑是人类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陶器了；距今1.2-1.1万年前的广西柳州大龙潭和广东英德青塘圩遗址中出土的陶片上已饰有绳纹；距今8000-7000年的湖南洪江高庙遗址中，发现了一件被命名为"T2003○21"的陶簋，陶簋底部刻画有精美的"凤凰产子图案"，图案涂上了丹砂中的极品——朱砂，这不但是世界上最早的丹砂，而且还是世界上最早的朱彩工艺。人类最早的文字创造。距今约7000年前的西亚哈拉夫女神像肩头有文字符号"X"，被西方学者称作"世界第一字"。但图符"X"在玉蟾岩的陶器上就有了，至少比西方所谓的世界第一字早了1.15万年以上。距今9000年前的中国洞庭湖平原上的彭头山文化中出现了“日”、“月”、“X”、“ #”、“∞”、“▽”“△”等字符⑷，这无疑是人类象形文字之祖，其中“X”字符是在女巫佩带的石牌饰物上发现的，这些从时间上说早了其它文明太远太远。这个"X"形符号后来演变为"左右旋"——“卍”（万字）吉祥符号，在中国和世界的原始宗教、艺术中转展流行。最早的建筑和城市。距今约1.8万年的湖南临澧竹马村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了带甬道的“丅”字形高台式土木建筑，是世界上高台式宫殿建筑的源头。7000年前的湖南澧县城头山整座城市为圆形，城市由护城河、城墙、城门、水门、旱门、十字街道、卵石大道、木桥、桥头堡、排水系统、防洪堤、祭祀建筑等组成，是目前所发现的远古城市**能最齐全、规划最科学的城市，其文明程度远远超前。手工纺织的最早萌芽。玉蟾岩遗址出土的1.85万年前我们所见的第一件手编织物，是全世界纺织业的萌芽，是人类用树叶兽皮遮羞御寒走向衣物文明的兆端。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已中充分显示了中华先民纺织业的发达，中国丝织物后来成为古代文明史上横贯中西最为耀眼的彩带。最早的船舵。我国龙舟的历史至少在一万年以上。湖南南县大郎城涂家台8000年遗址发现“船形墓”，从发明造船到形成“船形墓葬”，其中必然要经过一段漫长的岁月，由此可知，洞庭湖人造船的历史估计会在一万年前⑸。城头山遗址中发现全世界最早的船舵，意味着这里的早期人类从自给自足的原始渔业时代向商品渔业时代的转变、短途航运时代向长途航运时代的转变，更意味着海洋时代的到来。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中华先祖那么遥远的时代就能飘洋过海开拓地球，中华萨姆赛族的一支腓尼基到地中海后能成为地中海中的“马车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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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南方水稻农耕文明——地球文明的源头活水
今天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和东南亚国家的人几乎都是糯民的后代，后来的汉族也是糯民分化后的民族——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少数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融合而成。“汉”字最早是从“难”字变通而来，而古之“难”就是“傩”也即“糯”字，也就是说，汉也是“糯”字的变音变体。历史上的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形成又可用这么一个比喻来说，譬如一家山里人有几个孩子，外去的几兄弟发展壮大后成为了汉族；留在山里的由于发展相对缓慢保持了祖先古老的习俗，成了少数民族。溯本求源，汉族就是糯民。糯民语言今天发展为黔台语(黔为粳的音译)，包括侗台语、壮侗语、侗傣语、藏缅语、印支语等等。中国的汉语、藏语、苗瑶语、朝鲜语，国外的日本浯、南业语、印度语等，凡是受过中国水稻农耕文化影响的世界各民族，几乎都与中国黔台语族的语言有着亲缘关系。黔台语称土地为La、水为Lan，村庄为Dong(峒)，水田为Nuo，糯稻为Nuo，粳稻为Gang(缸)、Jing(京)、Li(黎)，头部为糯Kao（脑壳），吃饭为Jan-Jang(捡粳)，雁为Gang，船为Nuo，祖母神为Sba(读萨，黔台语中没有男神的位置)……这些语根，在许多国外特别是有稻作文化的民族中找到。东南亚是古糯民的主要发展之地，留下的语音痕迹难已磨灭，一些国家的古名族名就由糯语变相而来。如孟加拉（糯）、伊朗（糯），扶罗（柬埔寨）民族就是“高绵”（缸民）族，"老挝"就是"老糯"（"老"就是"Ie"，是糯民对土地的称谓，老挝就是种糯稻的土壤）。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古为诃罗国、马来半岛南古为罗越国、泰国南部古称罗迦戌国、泰国的另一部分古为罗钵底国、缅甸西部的阿拉干古为诃利难罗国、巴基斯坦的部分古为犍陀罗国、阿富汗的一部分为缚葛罗国等等。朝鲜古为“高丽”（粳糯），称国土为Lala、村庄为Dong(峒)、水田为Nuo、糯稻为Nuo、头部为Kao。越南人称Jang人（京人），称土地为Ie、水为Nuo、水田为You、糯稻为Nuo、吃饭为Yan-Jang(燕粳)。日本古称“倭”（糯），称禾为Kau、稻为糯(上古音)、雁为Gang、船为Fnuo，民族古称倭（糯）或大和（禾）。古印度深受黔台语的影响，印音即Jing（粳）。在印度语中，稻的常用语有dhan(德罕，如今天在贵州、湘西土家苗寨中叫“德罕”的村子还不少。)、shali(萨黎)、sal(萨)、tandula(掸都糯)、ahshi(啊黎胥)等。印度的河流就有勒巴达、亚玛拿，哥格拿等。地名有咪洛特、苏洛特、安巴拿、巴特拿等。印度称太阳神为咪陀洛、神鸟为迦娄洛。埃及称太阳神与神鹰为“奈”。
欧洲文字是中国北方萨满教的闪（萨或塞姆）族人到西亚、中东后其一支腓尼基人在中华古象形字在埃及的变种——圣书字的基础上创造的腓尼基字母于公元前14世纪传到古希腊后再演变而来。而古埃及文明又是从古印度河谷传承过去的，这就解释了今天的西方学者一直迷惑的问题——为什么欧洲语言似乎和古梵语有某种连带关系。古梵语是印度婆罗门使用的语言，婆罗门是古印度最早的居民，是从中华南方去印度半岛的糯民，而闪（萨姆）族也是中国南方石（萨）姆崇拜的萨满教人，他们迁居北方后又到了西亚，其语言的根都是黔台语。因此，欧洲语言中留下了不少黔台语音的痕迹。如希腊语将埃及象形字"州"（尼罗河畔的水田或耕地）读成"诺姆"，英语读国土为Land，稻读Rice(黎)，鸡读Chicken，茶读Tea，小河读River ，湖泊读Lake ，独木舟读Canoe，human即“夷苗”的变音，都与黔台语十分相近⑹。更概括的说，人类语言都能在人类文明发祥肇端——中华南方水稻农耕文明的语言中找到语音痕迹。
拿神灵崇拜来说，距今7400年前的湖南黔阳高庙文化出土陶画上有"獠牙农神像"，并画有复杂的祭祀礼仪，证明了当时已经出现了"复杂的礼仪中心"。而这"獠牙农神像"的构图模式，影响波及到了全中国的农耕地区，如江苏、浙江一带的良渚文化、山东一带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中原的仰韶文化、中原的青铜文化、四川的三星堆青铜文化、江西的新干青铜文化……无一不是对黔阳高庙“獠牙农神像”构图模式的继承与发展。这种以獠牙神面为中心，高举的双手作陪衬的构图方式，在西亚、美洲的原始艺术中也很流行。在美国纽约州的莫哈克河的奥次顿哥村(OTSTUNGOVILLAGE)发现了易洛魁人保存的鹿皮画《轩辕酋长礼天祈年图》，就是一华北男子高举双手向天祈祷的形象，铁证了易洛魁人是6000至5000年前开赴美洲的中国轩辕黄帝的裔胄⑺。高庙遗址的陶器上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十字纹"图案，是印度和西亚宗教符号的来源。出土的艺术陶器，被苏美尔人带到两河流域，大大影响了西亚文明的艺术风格。
又如图腾崇拜，西方所谓的“日石文化”实际上是中华南方农耕萨姆崇拜在游牧民族中的文化变种。距今2.5-3.5万年的重庆江陵县荆州镇鸡公山遗址有5个直径多在2米左右的由砾石和各类石制品围成的圆形石圈，是目前发现的人类最早的石材圆形居住窝棚留下的原始居住面。
中国稻作民族“巫傩文化”中的“太阳石崇拜”，形成一些南方民族中的“三石灶祭祀”崇拜，后来的巨石崇拜中又增添了伏羲时代出现的阴阳八卦五行观念。新石器时代的人曾创造了许多“巨石文化”的奇迹，如湖南华容县塔市驿天鹅蛋山上的巨型三石灶，英国伦敦索尔兹伯里巨石阵，法国西部布列塔尼的摩比尔昂卡尔纳克巨石群、一些大洋大海中的岛屿巨石文明等。这里特别分析一下著名的英国巨石阵（Stonehenge），它的排列与江西雩都娲宫的排列极为相似，整个形状是女性的生殖器官，象征着人类对自然和生命的至高敬畏和崇拜，是伏羲女娲神庙遗迹。更重要的是英国巨石阵还包含了伏羲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完整含义以及易学中的核心概念——大衍之数的完整含义。加上五个同心圆表示出来的全部含义，可以非常确定的说：巨石阵是远古中华文化远播三危——今欧洲、太西洋一带的历史见征！《淮南子》卷五
时则训：“西方之极，自昆仑绝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国，石城金室，饮气之民，不死之野，少昊、蓐收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巨石阵壕沟内侧由56个坑组成，这些坑叫“奥布里坑”。伏羲六十四卦中包含八个重卦，每个重卦生出七个别卦，就是五十六个别卦，正与这56个坑相吻合。巨石阵内五个门有十根竖石，代表十个月，外圈有三十根竖石，代表一个月三十天，使人联想到“十月怀胎”，十个月乘以三十天就是三百天，这正是胎儿孕育至分娩的时间。在巨石阵石柱圆形内侧有30根稍小的石柱——蓝石，拱形五门内圈共有19根稍小的石柱——蓝石，加起来就是49根。这个数就是周易里的“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的四十九，加上中央的条石就是50之数，是为大衍数。大衍数是易学和中医学中的关键概念。55是易传上记载的天地之数，是中国文化观念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易经·系辞》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五个同心圆又使我们联想到人类文明史上另外一个著名的谜：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名著《克里特阿斯》和《提迈奥斯》中提到距今12000年前于沉没于大海中的“亚特兰蒂斯”（大西洲国），它的整个城市的布局就是五个同心圆，上面所有建筑物都以白、黑、红色的石头建造，首都居中，有双层环状陆地和三层环状运河。“亚特兰蒂斯”无疑是中华文明的产物。
著名民俗历史学者林河先生对古糯民农耕文明的几处重要的古文化遗址——距今7400年前的湖南黔阳县高庙稻作文化遗址、距今约7000年的湖南城头山稻作文化遗址和距今约4500年的湖南怀化高坎胧稻作文化遗址进行深入的研究得出，高庙遗址出土的艺术陶器，曾大大影响了西亚苏美尔文明的艺术风格；高庙、城头山遗址出土的船文化是中、外宝货得以相互交流的重要载体；高坎胧是中国上古时期出土农具最多、农具的品种最多、储藏粮食的陶容器最多的一处遗址，这就意味着当时的生产力已经发达到了有足够的货物可以流入国际市场了，是人类从渔猎文明进步到农耕文明的显著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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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处古稻作文化的“世界之最”及对其它文明的影响。
●7400年前的高庙稻作文化遗址
世界上最早的艺术陶器、陶器刻画艺术风格影响了“珠江三角洲”文化、湘江下游的长沙市大塘文化、江浙的河姆渡及良渚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中原的仰韶中晚期文化、印度、西亚、埃及文明和欧洲文明；世界上最早的“凤凰”系列，如“火凤凰”、“凤凰纹、 “凤凰展翅”、“凤凰载日”、“凤凰‘獠牙神面‘”、“凤凰‘乾坤卦象’”等传承给了印度、西亚、埃及、美洲和欧洲；世界上最早的“三尖冠神面”、 “鸟喙神面”，影响了印度和西亚文明；世界上最早的“神犬”，是环太平洋地区“神犬神话”的滥觞；世界上最早的“土木结构六级高塔”，影响了印度佛塔和西亚古塔；世界上最早的有双层飞檐的“神殿”、“大屋顶宫殿”，影响了后来中国和西方的宫殿式建筑；世界上最早的“双身画舫”、“棂船”、“双帆船”，影响了印度和西方的船文化；世界上最早的“十字纹”、“卍、卐”字纹吉祥符号，影响了印度和西方的宗教和吉祥符号；还有世界上最早的“陶拍”、“生殖女神”、右手托腮作思索状的屈肢人骨架，无一不对世界文明产生巨大影响，西方的著名的“思索雕塑”终于找到了历史来源。
●距今约7000年的城头山稻作文化遗址
洞庭湖平原上的澧县城头山稻作文化遗址是对距今9000多年的澧县彭头山稻作文化遗址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中国的考古学家公认的“华夏第一古城”。这里出土的“中国之最”和“世界之最”有：最早的船舵、隔水密封舱的船、大型圆形城市建筑、有水门的城市、防洪建筑（城墙外坡平缓，不能御敌，是防洪堤）、航运学日、月、星“三光”崇拜、十字街道等等。
  
●距今5000年的高坎胧稻作文化遗址
高坎胧遗址的最大特点是：1、出土的石制生产工具制作精致，种类齐全堪称同时期世界之最； 2、出土了大量的粮食储存陶器堪称同时期的世界之最，其中最大的陶罐可以装载70多斤粮食，已和近代农村的水平持平了；3、出土了象征酋长权力的精美玉铲，这说明农耕工具已经被人们神圣化了，稻作文化已经占据了无可替代的统治地位。
●被历史遗忘了六、七千年的陆路——远洋贸易通道
洞庭湖四水之一的沅水，是古中国能够连接湖北、四川、湖南、贵州、云南、广西、广东七大省，并能通向越南、泰国、缅甸、印度洋、阿拉伯海、地中海、红海等地的黄金水道。这里竟是被中国历史遗忘了六、七千年的陆路——远洋贸易通道，比汉代张骞通西域后才建立起来的 "大西北陆上丝绸之路"要早四、五千年之久。同时，也可以这么说，正是这条陆路——远洋贸易通道将中华文明最早远播，在中南半鸟、西亚、北非孕育出辉煌灿烂的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
这一条被历史遗忘了几千年的“大西南海陆丝绸之路”的走向，大致是这样的：
一、大西南的古重镇沅陵⑻是起点。各地货物集中到沅陵，再由沅陵经过沅水到达沅水航运的终点站贵州“且兰”，然后雇用这里的以善走山地的黔滇小马走古牂牁道⑼到达云南，再由云南出口缅甸、印度，由印度通过印度洋和阿拉伯海销往西域各国；
二、
西域各国的宝货如波斯琉璃珠、印度象牙、缅甸翡翠之类则是从云南进口，用小马驮运到沅水上游的“且兰”，由沅水到达沅陵，或经酉水转运四川，或下洞庭湖到达长江，由长江、汉水，转运中原各地；
三、
西域的宝货到达贵州后，也可以通过珠江水系的西江到达广州；
四、
中原的宝货也可以南下长江，沿着“鄂君启节”的路线，通过湘江、漓水到达广州，从广州转运到东南亚各国。
五、
中原的宝货也可以南下长江，沿着“鄂君启节”⑽的路线，通过沅水到达贵州，从贵州、云南转运到缅甸、泰国、印度及西亚各国。
  
◆人类文明发祥最早的流变路线图
人类的起源到文明的起步就如同果木的生长成材到开花结果。人猿在中华大地相揖别，人类文明在中华大地发端，又从这块镶嵌着地球最高点的亚细亚转播四方。中华文明以其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十万年的文明启步，近万年的文明古国而斜睨世界⑾。“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盘古，是我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先祖，他殚精竭虑，以自己的生命演化出生机勃勃的大千世界，为千秋万代的后人所景仰。长江中上游的一些支流就是百越民族的发源之地之一，湖南沅陵一带是古百越民族——糯民休养生息的地方。《水经注》所载，沅陵为盘古的故乡，但因一直没有找到盘古生活实物遗址佐证，这些典籍史料尘封着万古之谜。2002年，在沅陵丑溪口发现一处大石锁封住的神秘石洞，打开石锁发现洞内有保存较完好的56张石床和石灶、石斧等古时人类生存留下的石器遗物。这个洞穴形成已有100多万年，洞内土石建筑清晰可见，洞壁若隐若现的一些似文字的符号。洞内遗物经国内众多的历史、考古、民族、民俗、建筑专家和学者长时间的考精心考证，查阅了大量的典籍文献，最终把这个拥有早期人类生存遗迹的古洞穴定为盘古居室。盘古洞的惊天大发现，填补了中华史前文明历史断层⑿。盘古不仅是中华百越民族的始祖，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我国上古史时代有“三皇五帝”之说。“三皇”、“五帝”各有多种说法，但都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即伏羲大体上都排在“三皇五帝”之首。炎黄蚩尤战后把太皞与伏羲合并、炎帝与神农合并是为了突出黄帝为“中央天帝”的政治之需，这可说是人类历史有案可稽的开政治崇拜之风的最早纪录。“三皇五帝”的总体排序为：伏羲（太皞）、神农（炎帝）、黄帝、少皞(帝挚)、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唐尧、虞舜（女娲为伏羲妻或妹，同时代；祝融、共工约在伏羲神农与尧舜之间）。伏羲上承盘古氏、盘古上承燧人氏、燧人上承有巢氏，尧舜下接禹、启、商（殷）、周。伏羲（太皞）、神农（炎帝）就是著名的百越民族首领，也就是中华南方水稻农耕文明的开拓者。
做为人类文明的总发源地，必然有着最早的文明基因、环环相扣的文明基奠、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人类四大古文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华文明，只有中华文明具备上述共同要素。具体说，要确认人类文明起源最早的问题，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具备文明肇端的地理生存环境；二是所发现文明遗存相对年代最早；三是文明从年代序列上具有连续性。首先，关于人类生存环境问题。由于地球环境急剧变化，森林逐渐减少，迫使原先生活在森林里的古猿改变习性，下地行走长期生存逐步演变成人类，而地球上具备这种地理环境急剧变化的最可能性地区就是青藏高原。在青藏高原隆起到一定的海拔后，产生了一系列的地理和气候变化，南面形成难已逾越的喜马拉雅山脉，西面形成高寒荒丘之地，北面虽开阔却干旱多沙漠，东面长江流域成为古人类走出青藏高原的最理想的生存场所。中华先祖在一些江、河、溪地段的一些缓坡、土台创造了“棚架”、“茅棚”、“窝棚”等简单的生活住所，并向较先进的石棚、“台式建筑”过渡。其次，关于文明的早晚和连续性。我们知道，这几大文明都是农耕文明，那么农耕文明最早的遗址在哪呢？显然，现在的考发现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农耕文明遗址比起另几大要早了少则都是几千年多则上万几千年了。远的如2万年前的玉蟾岩农耕水稻文明遗址、1.8万年的临澧竹马村“台式建筑”不说，就是距今1.13-0.90万年的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也是让其它文明望洋兴叹。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是野生稻和栽培稻遗存，两处遗址分别处在两个小山包上，直线距离只有800米，仙人洞是原始群落的主要居住场所，而吊桶环则成为临时性的屠宰场所和稻谷收割后的打谷场，烧制出的陶器已带条纹和绳纹。显而易见，无论上述哪个时代的印度、两河流域、埃及都还基本处于蛮荒阶段。
前面从三个基本条件说明了这四大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同时符合验证，且中华文明是远远地走在另三大文明前面少则几千年多则上万几千年。既然我们说另三大文明比起中华文明的发端时差如此之远，则这几大文明与中华文明也许就没有多少关系吧？当然，如果这些文明无论是从形态到内涵毫无相似关联或只是偶有相似关联，我们则完全可以说这些文明是各自分别发展而来，或间或有影响而已，其文明源头并没有一个根本末梢或者说母子关系问题；但事实上，这些文明不尽形态上相似，内涵上更显关联。随着考古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地球史前、上古文明有一个总根总源，这些文明的人种、天文地理数学知识、图腾崇拜、象形文字等都与中华史前、上古文明相似关联。而且一些看似神迷难以诠释的如一些海洋孤岛中发现的史前文明、上古文明，如巨石阵、巨石人像头像、神庙建筑、象形文字、高超的天文地理数学知识等等，只要联系到了史前、上古中华文明的全球传播就迎刃而解，迷团顿消。我们今天知道，无论古印度、古巴比伦（西亚）、古埃及文明或是腓尼基文明，这些文明都是突然形成的，它们的制陶技术、天文历法、语言文字、图腾崇拜、生产生活习俗等等都与中华上古时代相应文明相同或相似，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人呢都是从遥远的东方或中亚来的，都是黑眼睛黑头发，且各种器物上留下的人像也完全是中华人种模样。很显然，这些文明都是同一种文明——中华上古文明在这些地方的开花结果。
长江中上游一带进入农耕种植原始水稻糯的民族最初的原始图腾崇拜之一就是石头，又处于母系社会，故把石头比做伟大的母亲，巫母，形成石头巫姆崇拜。南方古音"石"为"sha"，就是"萨"，"姆"，老妈，大巫婆，大祖母，萨姆崇拜后来发展成萨满教。人类最早的这个水稻农耕文明向东（延伸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向南形成长江流域和东亚南亚广大地区的水稻农耕萨姆区，向北形成中原旱作农耕萨姆区和中亚游牧萨姆区。南方水稻萨姆文明、中原中亚旱作游牧萨姆文明又相汇于西亚、地中海沿岸，这个过程就产生了人类历史上四大古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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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文明的流变路线图是这样的：
先分析向南向东发展的情况。中华南方水稻萨姆文明于万年前就向南向东传播，分为两叉。一叉向东南亚（包括朝鲜、日本），因气候的适应，形成长江流域和东南亚比较纯正的水稻文明区；进而从东南亚在冰纪时沿路桥或涉内海到了今天的澳洲并向海洋深处进发，海洋水位升高后也还相互迁徙形成今天看似孤立的岛屿文明；同时，中华先祖向东或洋流或北令海峡或天之浮桥岛一群群一波波前仆后继东赴美洲开拓文明，从海上远涉的先民部分又留在太平洋岛屿上又强化了先达到的先民的文明。另一叉向南亚进入印度河谷开花结果，产生了印度最早的文明，今印度阿萨姆邦一带还基本保留着古老的中华文明和中华人种模样；在印度河谷产生的农耕文明向西发展，通过巴基斯坦、阿富汗进入伊朗高原、地中海沿岸，最后在两河流域和北非的埃及基本上是同时代开花结果，产生了苏美尔（萨姆的变音）文明和古埃及(伏羲的变音)文明。
再分析向北向西发展的情况。中华南方水稻萨姆文明向北发展产生了黄河文明，炎黄时代后逐步成为中华主体文明，也正因这样，才致使中华乃至世界文明的源头——中华长江流域及以南的水稻农耕文明被中华正统史书有意无意的忽视遗漏，也势必造成后来中华和世界文明史起源的混乱；另外产生了保持了更多原始萨姆崇拜特性和游牧特点的东北亚(东北亚文明又部分与东南亚纯正的水稻文明区交叉,如朝鲜、日本就是水稻农耕文明发展得较好的地区。)、中亚、西伯利亚文明，这些文明在中华北部、中亚几经折腾后转而西向同样到达西亚地中海沿岸，但他们的到达却不再似南线的农耕民族带去的是文明的和平创造，而多半是变成了凶猂善战的游牧民族，变成了文明传播与野蛮掠夺的双重者身份。西方史书上写西亚、地中海沿岸的历史时较多使用的一句话就是：“又遭到了来自中亚一带的猎人的入侵”。又加之后来欧洲游牧民族的加入，才形成了古西亚、地中海沿岸你刚唱罢我登场、缤纷多姿的战争杀伐史况。欧洲文明就是在古西亚、地中海沿岸文明的基础上产生了古希腊、罗马文明。但在此之前，中华先人已在欧洲大陆及大西洋中开拓文明，留下巨石阵、太西洲国等遗迹。故无论是古印度、埃及、西亚、美洲及太平洋岛屿文明或是西方的神话宗祀、图腾崇拜、天文地理亦或《圣经》故事的源头都可从中华文明中寻找到最初根蒂。
过去，由于中华近代的落伍，考古学也相对滞后，国际上人类文明史研究一直都是西方中心论占主导，而西方人又在印度、西亚、北非一带发现了时间比较早的古人类文明遗址，而中华大地比之要古老得多的文明遗址还沉睡长眠在地下，加上国内一直以黄河流域中心论占主导，使得我们在一些文明基因的源头上还晚于了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中华文明还被一些人错误地认为是从两河流域、埃及或印度而来。由此也使得人类文明发源的考究嶂雾层层，自相矛盾，不得要领。但随着考古和历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华上古文明的起步并不是在黄河流域而是长江流域及以南的水稻农耕文明，由此也揭示了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无可置疑的肇端，是地球文明之母。总之，以中华南方水稻农耕文明为主线，以萨姆崇拜为基石，人类文明史层次分明，先后有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搞清了这些历史，中华古史要重写，人类文明史也要重写。人类文明史要推翻两个中心论：一个是以西亚北非为文明发源最早的西方中心论；一个是中国的黄河流域文明发源中心论，还人类文明发端于中华南方水稻农耕文明的本来面目。所以说，不是中华文明排在四大文明之首还是之尾的问题，中华文明本来就是地球其它文明之源且执人类文明之牛耳自至近代并从未间断延续至今。而上古中华文明的源头又是中华南方水稻农耕文明，其首创者是百越民族，是糯民。
  
注释
⑴参见《三皇五帝史断代》P512，董立章著，暨南大学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版。
  
⑵在非洲和亚洲中间，有一片叫做阿拉伯的大沙漠，在沙漠的北方，有一片土地相对肥沃富饶，形状像一弯新月，被称为"新月形沃土"。

  
⑶⑹参考《林河自选集》上卷P11～13，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4月版。
  
⑷参见林河《萨姆（Saman）文化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播下的第一颗种子》一文（2004年8月长春第七届国际“萨姆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
  
⑤见《中国文物报》1999年8月4日报导。
  
⑺参见，韶华宝忠双、欧阳如水明著，《中华祖先拓荒美洲》P51，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⑻沅陵，古黔中郡，我国西南重要的交通枢纽，古“西南丝绸之路”的起点，现有沅陵县，属湖南怀化市。
  
⑼牂牁，汉代郡名，在今贵州省。作者案：牂牁道，沿山溪修筑的羊肠小道，十分艰险。
  
⑽见《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9月25日李卫《我国古代的免税通行证———鄂君启节》一文。一九五七年出土于安微省寿县的青铜做的“鄂君启节”, 是楚怀王发给受封在湖北鄂城的鄂君启的水、陆通行符节。“舟节”规定鄂君使用的船只限额是150艘。水路的范围涉及今汉水、长江、湘、资、沅、澧诸水和11个城邑。其中的湘水航道，是通往珠江三角洲的。沅水航道是通往云贵和西方各国的。“车节”规定运输限额是50乘，陆路范围涉及今河南南部和安徽、湖北等地9个城邑。根据符节所载，当时一舸的载运量大约有 18吨。楚王允许鄂君启之“府商”水路贩运免税限量总额就为一百舸,其载运量大约相当于1800吨。
  
⑾见《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访谈录》，载《东南文化》1991年第一期。
  
⑿见《中华始祖住沅陵 湖南百万年前“盘古洞”被发现》，载《三湘都市报》2003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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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种从亚洲腹心地区中国甘肃、宁夏及山西河北两地，向北越过蒙古高原，经东北亚不断迁徙美洲，距今９７００年的中华上古文明时代以来，至少有十余次移民美洲的浪潮，这些移民成为美洲的先住民；他们将离开中华大地时的文明成就，一并带到美洲，并在新的环境中得以发展，使美洲文明带有中华母体文明的阶段性和连续性；这种在古代美洲形成的中华文明的美洲支、南太平洋支，在距今约７０００至６０００年间，就已经形成了以上古中华文明为特色的太平洋文化圈，一直延续到１４９１年。

以上陈述非假说，而是由王大有与宋宝忠、王双有合作二十年，采用十二重考证法，经过综合考证所取得，他们自１９８３年以来，在贾兰坡院士、周谷城会长指导下，全力以赴研究１４９１年前的古代美洲文明与中华文明亲缘关系，填补了国际史研究空白，出版了《龙凤图集》（１９８８）、《龙凤文化源流》（１９８８）、《中华祖先拓荒美洲》（１９９２）、《龙凤传人》（１９９３）、《图说中国图腾》（１９９８）、《图说美洲图腾》（１９９８）、《图说太极宇宙》（１９９８）、《三皇五帝时代》，《上古中华文明》、《中华龙种文化》（２０００）、《宇宙全息自律》、《天人合一养生》、《生命密码解读》（２００２）等二十余部专著，在海内外发表数百篇论文、文章，以及电视广播等专题节目。周谷城多次在太平洋地区文化与文明起源学术会议上，称“这是一个发明一个创造”，“深入研究下去，一定会导致中国史、世界史改写”。

１９９２年为“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年”，王大有等发表了《古代美洲奥尔梅克玉圭商殷文研究——中华文明东迁美洲的文字学证据》，第一次破译解读奥尔梅克文化拉文塔（Ｌａ　Ｖｅｎｔａ）第四号文物六块玉圭版其中四圭上的殷商祖先谱系殷文，指出奥尔梅克文化的主人祭祀中国殷商祖先，惟有解释他们就是东渡美洲成功的殷商人，在中美洲重建了商文明，并因此而自称为“殷地安”人（Ｙｉｎｄｉａｎ），而不是“印第安”（印度人），“１４９２年１０月１２日，哥伦布在巴哈马群岛之萨曼岛登陆时，已有殷人后裔生活了近３０００年，因听他们讲‘殷地安’，就以为是到了印度，便称他们为印度人（Ｉｎｄｉａｎｓ），从此谬误流传。今据考证应推翻其说，以匡天下之大谬”，引起国内外学术界轰动；他们通过古代美洲和古代中国独具特色的图腾徽铭文化、考古学文化、文献学文化、星象学文化等多重论证，进一步得出结论：公元前４０１５至４５１０年（距今约六千五百年）轩辕黄帝氏族战败了魁隗氏炎帝，神农氏、蚩尤氏、夸父氏、少昊氏这些战败的氏族部落或国族，在其后大约５００年间，相继迁入东北亚、阿拉斯加、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建立各自的文化区和政权。

中国著名文化人类学、文字学、图腾文化学专家王大有先生，应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邀请，于7月22日来美国作学术访问。他将到达科他人阿吉布瓦部落考察、拜见部落酋长、考察土著人岩画，随后将在明尼苏达州立大学作《中国古代文明与美洲土著文明的亲缘关系》的学术报告，到美东地区考察易洛魁文明。

２０００年王大有先生出版了《中华文道文库图说中华文明大典》系列三部：《三皇五帝时代》、《上古中华文明》、《中华龙种文化》，５０００套书三个月便售尽。三部书详细论证历次向美洲移民浪潮的原因、路线、文化成就。《三皇五帝时代》扉页上印著王大有的题献：“谨以此书，献给１５０００年以来缔造中华文明的历史祖先，献给１００００年以来开拓太平洋龙凤文化圈的英雄祖先，献给８５００年以来创造古代美洲文明的中华人种殷地安人。”

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２日至８月３０日王大有先生应明尼苏达州立大学邀请，前来美国进行学术交流，到土著部落实地考察，并到美东地区考察参观。

一、美洲土著主体是“中华人种”

问：古代美洲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关系问题是２１世纪的热门的题之一，请先谈谈为什么研究这个课题吧。

答：古代美洲文明及其起源的研究，实际上是如何认识美洲土著人民在世界人类文化中的历史地位和贡献，如何评价他们创造的文明的价值。至今为止的考古学证据，证明他们的主体最初来自亚洲，虽然也有一些来自非洲、欧洲或大洋州的移民，但都没有形成美洲土著的主体。这些先行到达者，我们称他们为美洲的原始居民，美洲的土著，美洲的拓荒者，美洲的真正发现者。

现在，由于地球物理学、人类学与科学考古的成就，世界史学界大多数人接受这样一种意见：美洲土著的祖先是大约１２万年至１万年之间，特别是最近的２·５万年，由亚洲的腹地中国华北地区，经由内蒙古高原、东北亚和大陆架平原、陆桥、相互比连的岛屿，分批迁到美洲的。

距今１５万年左右，北京人一支到达今辽宁喀左地区，留下鸽子洞文化遗址。在加拿大温哥华附近的乔治亚海峡，有１２万年前丰富的冰碛物，其中有一些是右手使用过的原始工具，而这正是北京周口店人的文化特征，表明早期美洲的一些原始居民是北京周口店人的后裔，不然他们不可能有周口店人的文化传统。一项追踪１０万年前的女性基因——线粒体研究结果表明，最初的线粒体女性基因携带者来自亚洲，支持了美洲土著来自亚洲说。

问：据说，距今３万年至７０００年前，自古中国华北到加拿大，有一个细石器分布带，证明美洲早期居民来自华北地区，是这样的吗？

答：这个细石器分布带，中国科学家、古人类学家贾兰坡、陈淳、安志敏等都作过深入详细的研究。最初发现是在３万年前由中国甘肃、宁夏以及山西朔县为起点，漫布蒙古草原、中国东北平原、东北亚、阿拉斯加、直至加拿大南部。山西峙峪年代距今２８９４５－１３７０年，东西伯利亚久克台年代为距今２２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年前，乌斯的诺夫卡距今２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年前，日本白泷１３地点为距今１７０００年（至今未见有突破２００００年者），阿拉斯加年代为距今９８５７±１５５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年代为距今约为７０００年；这些细石器的绝对年龄递减又一脉相承，有一个完整的连续谱系。贾兰坡院士因此作结论说：“如此高度特化的工具不可能由人类独立地在两个地方同时创造出来，它们向广阔的极地扩散，向东北方向，穿过北亚和北美，分布在东经９０度至西经１４０度，北纬４０度至６５度之间”，“我称它为华北细石器传统，因为这一传统以华北发现的为最早”，“北美的细石器文化，据我看来是从我国华北地区分布过去的，因为相同性质的文化以华北的发现最早。分布的路线可能是从我国的宁夏、内蒙经蒙古和我国的东北部先分布到东西伯利亚，最后通过白令海峡分布到北美。根据目前的发现物来看，细石器文化的主人在距今１１０００多年前即到达了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海莱湖地区”，“而后又向南分布，华北地区正是这一洲际文化传播的起点和渊源所在。”所以美洲土著或原始居民是古代中华先民，是不争的事实。

问：那么这是否说明中国境内的黄色人种是连续的，没有缺环的，一脉相承的呢？

答：对，正是这样。这就是说，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证据是相同的，都确认美洲土著是中华人种。

问：你为什么说“中华人种”，不说蒙古人种？

答：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古人类——自４００万年以来的蝴蝶人，２７０万年的东方人，１７０万年的元谋人，１２０万年的巫山人，９８万年－５３万年的大荔人、蓝田人，５０万年－２３万年的北京周口店人、２８万年的金牛山人，以及１０万年以来的北京人、柳江人、资阳人等，直至现代中国人，存在一个完整的体质人类学发展序列和同一特征：１、铲形门齿；２、印加骨；３、矢状－特征。美洲“印第安”同一切黄色人种一样，都具有这一共同特征，构成一个大人种的最稳定的基本特征，这一人种学特征首先出现并成序列发展于中华大地，因此我们称这一人种为“中华人种”。这一中华人种迁徙到美洲的，我们称“中华人种美洲支”。

我主张废除“蒙古利亚人种说”，我在１９９２年出版的《中华祖先拓荒美洲》、１９９８年出版的《图说美洲图腾》、《图说中国图腾》中都明确提出此说，“蒙古”称谓始自中国唐代“钵室韦蒙古部”，这个称谓仅指中华人种的北亚支，蒙古支；２０００年出版的《三皇五帝时代》又详述了中华人种及其亚种的形成与分布。

我们研究的结果证明：美洲原始居民与中华祖先同祖同源，太平洋东西两岸的中华文化与古代美洲文化是兄弟文化，不同地缘却具有同一的血缘基因和文化基因，因而具有同一的文化传统。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除在公元８至１０世纪由北欧到美洲的海盗苗裔，即所谓“白种印第安人”外，美洲土著的主体，美洲古典文明的缔造者，美洲的开拓者，是历次自亚洲移民美洲的先民，其主体是中华先人，他们以辛勤的劳动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共同创造了古代美洲文明。

二、解读玉圭文字

问：看来你们对奥尔梅克文明的研究，是一个突破，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答：奥尔梅克文明是美洲古代文明的焦点，它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揭开这个谜之后，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

奥尔梅克文化最早、最重要的文化遗址是拉文塔遗址，在此发现一组玉器，但无人知道它的名称和用途，所以只称为“第四号文物”（图一）。这批文物发掘以后，在墨西哥人类学博物馆展出，各种介绍古代墨西哥文明的大型画册必然刊登这一组玉雕，但没有任何人注意六块玉圭上还有文字，以为是“图案”、“花纹”，甚至“裂纹”，所以没有人去“理睬它”，更不会有人去“解读”它。

图一：拉文塔第四号文物玉圭。


问：请谈谈你们的解读过程。

答：我是１９８８年在北京第一届国际图书博览会上，首次发现该玉圭上有殷甲骨文“农”、“辛”、“女戎”等字，便开始进行研究。１９９２年２月２８日在《华声报》发表《古代美洲奥尔梅克玉圭商殷文研究》一文，在国际学术界第一次把它们命名为“玉圭”；因为它上端微弧，属于东夷民族太昊伏羲氏的“琬圭”；又因为上面用殷商文字和介于大汶口文化陶文之间的古文字，刻著殷商祖先的名号谱系，我们又把它们称之为“玉圭神主牌位”。而那１６尊玉雕像就是殷商人的祖先——奥尔梅克人的祖先，这样共同组成了一个有成文记载的文献谱牒和祖先形象的宗祀整体。在此文中我们解读了四块玉圭上的文字；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００１年８月这组文物在中国展出，我们在西安、北京重新核实对实物，解读出六圭全文，确认它是殷商文字。

问：怎么确认的？

答：玉圭上的文字，对殷商甲骨文，夏商周金文研究过的人，能识读出来。我们把玉圭上的文字勾摹下来，与中国古文字作对比，即可解读它们。我们把它们作了１－６的编号，作了复原勾摹和摹本殷文解译对照本，同时发表。（图二、图三）

１号圭原文：“郊供玄鸟陨卵（上），降而生商，帝俊携玄女茧翟受卵吞食（中），闭台有孕生子（下）”；２号圭原文：“有女戎氏伯女茧翟感应玄鸟”；３号圭原文：“火祭农帝辛”；４号圭原文：“报祭陬訾氏、蚩尤氏、、相土、王亥并上甲微”；５号圭原文：“十二宗祖二”；６号圭原文：“小日皋”。

这些玉圭原文，可与中国大汶口文化陶文（距今６５００－５０００年）、连云港朐山少昊勾芒遗址崖刻文字（距今７０００－４０００年）、良渚文化玉器文字（距今５１００－４２００年）、商代甲骨文、青铜器铭文、族徽（距今３６００－３１００年），一一对应，是纯粹的中国文字。你不认识这些字不要紧，只要你对比一下，就一目了然。

２００１年８月中国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为此做了专题节目，将这六圭上的文字逐一作了特写，我在节目中说：如果不是殷人东渡美洲成功，怎么可能把殷人祖先的牌位、谱系带到美洲？如果不是中国殷商文字，为什么可以和殷商文字一一比对吻合？

图二：拉文塔第四号文物玉圭文字全文摹本。

三、为美洲土著正名为“殷地安人”

问：你们力主将美洲土著正名为“殷地安人”，根据是否来自对拉文塔玉圭文字的解读？

答：不完全是。拉文塔玉圭殷文的破译只是证据或原因之一。

我在１９９２年首次公布史实：１９１０年欧阳庚特使在处理墨西哥革命（１９０８年）杀害华侨的索赔专案时，殷人后裔殷福布族（Ｉｎｆｕｂｕ）百余家族自称是殷人后裔，要求清政府庇护，代为索赔。还公布了欧阳庚之子欧阳可亮在殷地安仆人家生活的经历，他们每日相见、吃饭、睡觉前都要互道一声：“殷地安”。这个家族自称“殷飞虎”，还有“殷飞鹰”、“殷飞豹”、“殷飞蛇（龙）”、“殷飞兔”等，都说是“三千多年前从天国经三千天之浮桥岛”而来，并且所有印第安人都说自己的祖先来自“西方”，面向西方祭祖，祖先的化身是黑色的“雷鸟”（俗称“大黑鸟”）。这显然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商朝遗民逐岛迁徙渡海来到美洲。“殷地安人”是他们的自称，意为中国殷商人，并祝愿殷人在新地平安。

问：这些材料你是怎么知道的？　　

答：这些史料是我的义父欧阳可亮在给我的信中写的。我把这些史实整理，公布于世。

图三：拉文塔第四号文物玉圭文字对照解读本。


问：哥伦布把他们称为“印第安”显然是错了。　　答：那当然。哥伦布１４９２年１０月１２日登上萨曼岛时，他们问当地人这是什么地方，得到的回答是“Ｙｉｎｄｉｎａｎ”，问你们是什么人，得到的回答是也是“Ｙｉｎｄｉｎａｎ”，于是哥伦布认为自己到了印度，因此称当地人为“印第安人”。

美国学者艾·巴·托马斯（Ａｌｆｒｅｄ　Ｂａｒｎａｂｙ　Ｔｈａｍａｓ）在他的《拉丁美洲史》中说，公元前１０００年左右到达美洲的蒙古人型的圆颅人种称作“印第安”人，也就是说“印第安”人是专门指称在距今约三千年前的圆颅人种。这时的中国正是商末周初，也就是武王伐纣的时候。当时商纣王与攸侯喜征东夷人方成功，自己回殷都安阳过春节，十万殷军留守山东，结果武王攻克朝歌、纣王自焚。殷军民２５万人在山东失踪，而这时也正是托马斯讲的中美洲的圆颅人突然出现，奥尔梅克文化兴起。美洲学者一致公认奥尔梅克文明是突然出现的，而且又具有鲜明的商文化特征。奥尔梅克人有圆颅和变形长颅。公元前１０００年的圆颅人自称为“殷地安人”，也就是在情理之中的了。况且拉文塔第四号文物的年代也正在公元前１０００年左右。

因此，哥伦布谬称的“印第安人”理应废除，正名为“殷地安人”。　　

问：殷人既然到达中美洲，并立国定居，殷商文字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或说是一个决定性的证据。

答：对。可以确认是殷商古文字的还有：美国四角地石板上的５２字，危地马拉玉圭上的成组文字，利玛陶盘上的文字等，共３７０余例。

四、殷地安人的祖先皆姓“风”

问：据说你考证出所有殷地安人的祖先皆姓“风”，有何证据？

答：玛雅的风神、雨神、羽蛇神的头顶上，都雕刻中国古文字“风”或“天”字，这是标识殷地安人祖先族属的证据，是他们的族姓、氏姓。这为我们查证他们来自哪个民族，提供了直接的识别标准。

问：请详细谈谈。

答：先讲一讲中国的“凤”姓，因为殷地安人的“风”姓，始源于中国。

史学界公认，中国最早的姓是“风”，“风”姓又分成三大支：一为“凤”，龙蛇虎兔龟蛙图腾；龙蛇部又分化青龙蛇部和红龙蛇部；青龙蛇部称雷泽部或方雷盘古部，本名为方，又称“房”、“防”、“旁”、“防风”、“方雷”，以雷龙（今称扬子鳄、巨蜥蜴）为图腾标志；青蛇部称虬“九”、“修”。红龙蛇部称华胥氏、烛龙氏（祝融氏）、烈山氏。龙蛇图腾的都是“虫”部风姓。

图四：玛雅金器风姓太阳神。胸的左侧为“凤”，右侧为“凰”。

一为“凤”，鸟图腾；以鸟为图腾的为玄鸟，总称为燧人掩（上合下廾，音眼）兹合雄氏（又叫合雄氏或合洛氏、洛氏）凤姓始祖合称“乙洛”又称“伊洛”氏，他（她）们是中华民族的第一祖。燧人掩兹氏所崇拜的鸟是“啄木出火”的啄木鸟，燧人掩兹氏因为观察这种鸟发明人工取火，称它为离朱鸟，口中衔朱，把它作为太阳鸟。“凤”鸟最初指的是这种玄鸟。

一为“夙”（凡内加日），太阳图腾；太昊氏、少昊氏、羲和氏等以太阳为图腾，或以太阳鸟为图腾。“夙”后演变为“凰”。风和凤凰的“几”或“凡”，是天盖天穹的“弓”形，它是“风”、“凤”、“夙”、“凰”的取义本源。也是“天”的原义。燧人掩兹氏首先发现了太阳在天穹的运行轨迹如弯拱形，这就是把“弓”横过来看。又发现太阳夜晚运行是呈相反向，是反弓形，将两个正反天形合起来，叫作会合、合雄、合洛、掩合，该字首见于７０００多年前的中国山东连云港云台山将军崖少昊太阳历刻石，盛行于６５００－５０００年前中国大汶口文化、大河村文化、庙底沟文化、马家窑文化、辛店文化。这个复杂的标志经过简化就作“凡”、“几”，也就是“风”。

naga

问：那么你是否能介绍一下美洲殷地安人的风姓标志呢?

答：第一类是弯拱形风姓标志。玛雅人（ＭＡＹＡ）、阿斯特克人（ＡＺＴＥＣ）、萨波特克人（ＺＡＰＯＴＥＣＡ）、华斯特克人（ＨＵＡＳＴＥＣＡ）等的风神、雨神恰克（ＣＨＡＣ）、德拉洛克（ＴＩＡＩＯＣ）、库库尔坎（ＫＵＣＵＬＣＡＮ）羽蛇神的王冠上、面具（面罩）、图腾像上都有这个标志。

第二类是Ｈ和凡形风姓标志。在北美洲赫比（赫胥氏ＨＯＰＩ）、那瓦后（那娲后，ＮＡＶＡＨＯＳ）、密西西比河蚩尤裔支殷地安人的族徽、中美洲阿斯特克（ＡＺＴＴＥＣ）太阳历中心的奥林（ＯＬＬＩＮ羲和氏飞蛾标志）、南美洲蒂亚瓦纳科（ＴＩＡＨＵＡＮＡＣＯ）文化、纳斯卡（ＮＡＺＣＡ）文化、瓦理（ＨＵＡＲＩ）文化、查文（ＣＨＡＶＩＮ）文化中都有这个标志。扶桑树也作Ｈ形。

第三类是上下天穹掩合的原生型。见于奥尔梅克（ＯＬＭＥＣＡ）文化、玛雅（ＭＡＹＡ）文化等太阳神、羽蛇神、风神、海洋神、雷神、云神、地母神、凯察尔柯特尔（ＱＵＥＴＺＡＬＣＯＡＴＬ）、太昊鸟（ＭＡＣＡＷ，太昊译名）。各种殷地安人手抄本上的凯察尔柯特尔或库库尔坎神降人间、沿扶桑宇宙树上下，也都有这个风姓标志。

图五：玛雅文化陶塑盐兹鸟载日飞行（１）。中国战国时期盐兹鸟（２）。南美洲秘鲁盐兹鸟（３）。

这就说明，遍布美洲各地的殷地安人各支系有一个共同的风姓始祖，这就是在距今１·１万年至７０００年前到达北美洲北部地区的华北细石器文化的主人——燧人掩兹氏及伏羲氏女娲氏。他们已不是原始人，而是有族姓，已发明了《河图》、《洛书》，是懂得大山天齐纪历和扶桑建木纪历的文明人类、他们第一次把１·４７万年至９０００多年前的合黎山龙首山文明、昆仑山文明、舞阳贾湖及王屋山文明，带到了美洲，所以在加拿大温哥华和夏罗特皇后岛（ＱＵＥＥＮ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Ｌ）的燧人掩兹氏、方雷氏称作雷鸟氏、玄龟氏，魁隗裔民称“因纽特”（ＩＮＵＩＴ）。赫胥氏被译为“赫比”，太古母（ＴＡＩＫＯＭＩ）女娲被译作那瓦霍（ＮＡＶＡＨＯ），称作“蜘蛛妇”——实际是掩兹时代的织女、须女、须句氏；盘古太昊被称为天父羽蛇神，少昊被称做金星神，羲和被称为天母太阳神，常羲被称作月母兔神，句芒木正重在南美洲值守蒂亚瓦纳科太阳门，夸父缔造了古秘鲁河谷的查文（ＣＨＡＶＩＮ）文化。

五、美洲土著怎么来到美洲

问：这就涉及到他们进入美洲的路线，是否与华北细石器马蹄形分布带重合？

答：重合。但分为东西两线。　　

问：愿闻其详。

答：东线沿太行山进辽东半岛进东北平原，入东北亚，西线沿昆仑山（合黎山、龙首山）、贺兰山、六盘山、阴山，北越黄河河套贝加尔湖向东沿黑龙江向东，直达入海口，进东北亚，与东线移民汇合，到阿拉斯加进北美洲。

问：迁徙的原因是什么？

答：一是追逐猎物，二是在１万－９千年之间在贺兰山海渤湾的乌达海泛滥成灾，生活在这一地区的燧人掩兹氏走西线向北迁徙。向东迁徙的一支在９０００－７８００年间又发生洪水灾难，这批华北人进入山地、经王屋山、太行山、努鲁儿虎山北上迁徙；同时留在甘肃大地湾的西线居民沿六盘山、贺兰山北上迁徙，到达美洲后成为“大地尼语系”（ＮＡＤＩＮＩ）的各族人，居住在加利福尼亚西海岸一带。距今６５００－６０００年间黄帝打败夸父、蚩尤之后，先是夸父蚩尤少昊的主力部队出华山潼关至甘肃天水、贺兰山，北达贝加尔湖，再转黑龙江流域，漫布东北亚，成为爱斯基摩人，他们自称“因纽特”，“夸扣投”，“特林吉特”（ＴＬＩＮＧＩＴＳ），向南直达秘鲁河谷，《山海经》记为“波谷”“皮母丘”；少昊支在北美洲称为“那该后”（ＮＡＧＡＩＣＨＯ），木正句芒重随夸父抵达纳斯卡，在帕拉卡斯（ＰＡＲＡＣＡＳ）湾的沙山上雕刻句芒木正“勾股扶木”标志，手执牙璋和掩兹鸟权杖，成为南美洲的殷地安文化传统。蚩尤一支进入北美后向东发展，当黄帝氏衰落后，他们与蚩尤氏从中国冀北滦河流域走东线迁到北美洲，黄帝支成为易洛魁联盟的核心成员，现居住在美国境内的五大湖地区，蚩尤氏居住在密西西比河流域。距今５８００－５１００间，华北的共工氏、宿沙氏、欢兜氏、少昊玄枵氏羲和氏常羲氏，走东线迁居加利福尼亚。

图六：玛雅文化陶塑伊萨姆娜太阳神（１）。玛雅文化石雕风神雷雨神库库尔坎（２）。

问：这些迁徙留下了什么物证？　　

答：这些迁徙的最重要的物证是北美洲赫比人与那瓦霍人的世界递迁图，中美洲玛雅与阿斯特克人的五日太阳历图，记载了这些悲壮的移民过程。

问：还有其他物证吗？

答：再举一个古文字，这个字很像“出”，但下面没有两边的短“Ｉ”。最早见于距今９０００年的中国河南舞阳贾湖太昊遗址的一个据认为可能是权仗的柄端端面上，在大地湾人向北迁徙的必经之地贝加尔湖岩画上也发现了这个字，在中美洲殷地安人的陶器上发现了这个字，在南美洲帕拉卡斯的沙山上发现了这个具象化的“勾股扶桑树”，而“勾股扶桑树”是太昊的助手勾芒的发明，这个标志留在了中华先人迁徙美洲的路途中，与细石器的马蹄形分布带正好重合，证明这确实是必经之路。

问：现代人很难理解他们怎么能跨越太平洋的障碍，是否还有其他的迁徙路线呢？

答：这些迁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１·２万年以前是穿越冰期的白令海峡；白令海峡消失后是沿太平洋沿岸的大陆架浅海的岛屿逐岛迁徙；浅海消失后是从贴近陆地的岛屿迁徙；沿北太平洋黑潮暖流，走海路越海到北美洲；沿南太平洋通过四群岛迁徙到南美洲。

六、美洲土著与中华人种的同源族系

问：美洲土著的风姓共同祖先是谁？

答：在中国燧人、伏羲、女娲都是风姓。美洲人的祖先一个是伊萨姆那（Ｉｔｚａｍｎａ），（图六）他是燧人掩兹，即中国的伊洛萨姆。这是苗彝等族的音读；另一个祖先是凯察尔柯特尔－库库尔坎，他是中国的太昊少昊。

遍布整个美洲的殷地安土著，普遍以凯察尔柯特尔（Ｑｕｅｔｚａｌｃｏａｔｌ）为共同祖先，他的原型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伏羲太昊及其传人少昊，因此具有龙（羽蛇）凤（风神雷鸟）、太阳和观测金星的图腾习惯。凯察尔鸟（Ｑｕｅｔｚａｌｃｏａｔｌ　Ｍａｃａｗ）就是“太昊”的记音。见于各种手抄本，木雕、石雕中的凯察尔柯特尔，重复著相同的出身和业绩。在俄克拉何马州斯比拉·蒙特（Ｓｐｉｒｏ　Ｍｏｕｎｄ　Ｏｋｌａｈｏｍａ）贝雕上刻的是伏羲女娲交尾图苍牙（牙璋）、蚩尤等图腾祖先像，地母、大地女神恰克（Ｃｈａｃ）、德拉洛克（Ｔｌａｌｏｃ）是句龙后土；句芒重就是南美洲查文化中和太阳门上的执圭矩的太阳神。几乎所有重要的美洲殷地安祖先神，都来自古代中国。也都是中国人的祖先。　　

问：古代美洲土著与中华移民在美洲同源族系，如何划分？

答：自最后一个冰河期以来，古中国境内的先民一批又一批迁徙到美洲全境，形成了一个个文化群体，带去的大地湾仰韶－红山－庙底沟羌、狄炎帝黄帝文化，穷桑（扶桑）大汶口－龙山东夷文化；通古斯河姆渡良渚百越苗蛮文化等，在各个层次上，均与中国境内同期文化，可以指认，一一对应、吻合；又与民族的现实状态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在族史和文献记载上也是彼此呼应，相互补充佐证；美洲的中华先民保持的上古习俗，补充著中华上古史，是中华上古文明的活化石。

中美洲的奥尔梅克（Ｏｌｍｅｃａ）文明，是殷人东渡美洲重建的殷商文明，拉文塔（ｌａ　Ｖｅｎｔａ）玉圭殷文和亚利桑那州博物馆藏殷文岩刻，秘鲁伊卡陶器殷文等破译，确证了这一史实。

玛雅文字中仰韶—大汶口文字与殷文混用，证明其文化渊源更早。

因此可以说，至少９０００年以来，移居美洲的中华先民，是美洲土著的文明主体，拓殖了美洲，为世界和人类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问：学术界对您的研究成果如何评价？

答：从１９８３年到现在，我们的研究成果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新闻媒体竞相报道。作为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以周谷城、贾兰坡、房仲甫为首，全力推进这项研究，引以为学会的骄傲，中国国内的证伪派虽持有不同意见，但至今未见公开批评。倒是支持者不断发表评论，如：林河、刘志一、何光岳、龚维英、陆思贤、郭大顺、苏秉琦、李维华等。我们很感谢冯英子、孟伟哉、常大林，以及黎岳庭、刘润汉、黛薇等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和墨西哥、秘鲁，美国的专家，国内的专家，已经形成一个研究群体，我们的研究结论在墨西哥这几年已经逐渐成为主流观点。事实与读者，是最终检验我们成果的试金石。只要我们面对事实，就可以重建历史的丰碑，就可以还历史的真相。我们愿同美国朋友、美洲朋友、各国朋友一起研究这个课题，一起完成这个使命。

myzhaohong

什么白痴言论啊，大篇大篇，发大字报呢。。
无知，中国5000+的历史+文化，谁能了解的那么多？
我想就算专家也搞不清楚很多东西。

naga

原帖由 myzhaohong 于 2008-11-19 00:11 发表
什么白痴言论啊，大篇大篇，发大字报呢。。
无知，中国5000+的历史+文化，谁能了解的那么多？
我想就算专家也搞不清楚很多东西。

你要是想好好讨论问题，就具体的评论文章内容，不要嘴如此脏，进来骂大街。


你要是属于言不及义的闲居小人，就别在这捣乱了，有更适合你去的地方。

[ 本帖最后由 naga 于 2008-11-19 08:28 编辑 ]

naga

衷心建议大家如果对我们民族在人类文明史中所应有的地位及意义这一问题真有心了解并有时间的话，可好好研究一下王大有，流波，林河及南怀瑾先生的文章，此问题在当今世界非常有现实意义！

http://www.yandiwang.com/lhjt/
http://www.weiweikl.com/LBWHY.htm
http://blog.sina.com.cn/linhe4462060
http://www.wangdayou.com.cn/index-2.html

    "对中华文明的再认识，就是要彻底驱散“西方中心论”的历史阴霾和剔除长期以来沉积在人们心理的殖民残痂，审视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无与伦比的历史地位，这不仅是二十一世纪我国一项重大的历史课题 ，也是我国思想界、教育界的一项紧迫任务。对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历史地位进行正确的定论，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精神源动力进而关系到人类文明的根本走向这样的大问题。我们今天对自己伟大民族和文明的认识仍停留在“四大文明古国”、“四大发明”这一基本定式上，就是这一基本认识也被强大的思想误流湮灭得有综无影，从而形成了一种对中华文明莫大的社会误识：是中华传统文明，特别是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阻碍着中国近代的发展、阻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这里，民族辉煌的表层被一百多年来的民族耻辱锈化得斑驳就离，以至于民族的精神长城是那样的易坍易塌，而殖民的、“西化”的理论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我们必须从思想上、理论上彻底走出“西方中心论”的误区，清醒认识到在这种思想观和理论观支配下所形成的长期以来对我中华文明的藐视和轻描淡写，深刻反省我们自己对伟大文明的漫不经心或还冷嘲热讽甚至是彻底的虚无！中华文明只有“五千年”吗？中华文明排在四大文明古国之四的位置是公正的吗？还是让我们打开人类长河的闸门，仰看中华文明之光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回！

    历史不能重复、也不能“复制”，历史就“埋”在我们脚下、“散落”于民间、“粘贴”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我们的工作就是要透过历史的层层迷雾使我们对文明的认识尽量向历史的真本靠拢。对中华文明来说，“西方”的有意或无意的曲解是次要的，关键是我们自己对伟大文明缺乏根本的认识和真实的了解，这才是历史的悲哀！

   经过二百来年的殖民扩张和掠夺，非洲成了贩卖与屠戮黑人的屠宰场；美洲文明的创造者（实际上也是中华先民的支系）被屠至殆尽；印度与东南亚被掠夺得千疮百孔；最后，中央之国也成为了“东亚病夫”。这样，西方成了人类文明的“主宰”，西方人成了“上帝的骄子”，全球的“西化”之风从此地弥漫开来。今天人们盲目的崇洋迷洋心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方面是近代以来西方在经济、科技等方面还远远地走在前面这样的客观现实和西方不断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西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对自己伟大民族在人类文明史中所应有的崇高地位缺乏根本认识甚至漠视的恶果。一些“西方中心论”者不是对我中华文明史有无3000千年都还持着怀疑态度吗？中国今天的大部份上古史学家们不是还在为中华文明是否有5000年做着辛勤的历史鉴证吗？今天的大学生们对着“千年论坛”上的历史演讲者大声的询问：古希腊、罗马和古埃及、巴比伦及印度文明都还各有各的伟大和长处，唯有中华文明除了打造中国妇女的两只小脚外还有什么别的长处吗？这就是今天中国很大一部分青年、学子对自己伟大文明的认识？！你说是幸还是悲？！难怪今天的殖民文化不仅大有市场，理论上还不断创新有了新的“突破”，什么“鸦片战争提出了中国近代化的任务，所以，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就不能反对，甚至还要欢迎”，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更有甚者大呼“只有当殖民地三百年才能实现现代化”，多么荒谬绝伦的论调却影响着不少年轻人，我们的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还不应该敲响起警钟吗！？"

[ 本帖最后由 naga 于 2008-11-19 10:10 编辑 ]

蝌蚪

LZ，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你转的部分文章谬论漏洞百出。
现在DNA检测已经表明北京猿人不是中国人的祖先，现代人的起源地是在非洲。
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史的起源比我们中国还早。
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腓尼基人是中华萨姆赛族的一支

蝌蚪

古埃及、古巴比伦、古玛雅是跟我们中国有一点点联系。但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谁的文明史来源于谁。

忧郁的骆驼

楼主辛苦喽! 学术问题似乎总有争论的,不过楼主这人儿感觉应该不错!

naga

原帖由 蝌蚪 于 2008-11-19 12:13 发表
LZ，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你转的部分文章谬论漏洞百出。
现在DNA检测已经表明北京猿人不是中国人的祖先，现代人的起源地是在非洲。
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史的起源比我们中国还早。
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腓尼基人是中华萨 ...

"现在DNA检测已经表明北京猿人不是中国人的祖先"
当然了。王大有不懂基因科学，他的盲点。可是，进一步，猿人是不是人的祖先，确是更大更严肃的问题。

"现代人的起源地是在东非"
我也曾认同它，可通过对genetic science，量子物理和人类学深入研究，发现此论断亦有严重漏洞。DNA的真正本质对世界顶尖生物学家仍是谜。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uJdVdArDgc&feature=relat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nvM_YAwX4I&feature=related


"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史的起源比我们中国还早。"
我也曾被西方人类学忽悠，或说被西方体系左右了世界观，连我老婆都是西方人  ，可这十余年真正用自己的大脑独立思考，游历参学于四十来个国家，却不期然的验证了王大有，流波，林河等人的见地基本上正确。以后会慢慢的写出书来，目前呢，不好意思， 转贴更省事。。。

naga

铁肩担道义 愤然铸文批

——  流波对网上一篇极度诋毁中华文明的帖子的揭批

   

    有篇在网上流传一篇对中华文明极度贬曲疑古、极度民族虚无主义的贴子，题目叫《戳穿中国是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荒谬骗局》，成转贴时题目也有叫《 中国是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吗？》等，现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

    文章说：“一直以来，中国官方对国内宣称什么中国是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家，以此做为教育国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非常明显，写此文的人对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在国内向国民宣传“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家”感到十分的不满，极端愤恨，为什么要这样呢？从字里行间分析，感觉这个人可能是个中国大陆以外的人，或是什么台独或其它什么“独”或狭隘民族主义者之类，至少不是个热爱中华的人或压根儿没有或不愿有的人，对中华民族的美好前景充满敌意，所以这种哪怕是举世公认了的对中华文明的基本认识，“四大文明古国”、“五千年文明史”也感觉十分不自在，我想，肯定是有根源的。

    感觉此文者为了其个人意图泛泛的看过一些中外历史，于是以一种国际口吻说：所谓“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国际上和学术界是不会有这种幼儿园口号式的提法的，好象自己很懂历史，装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学霸姿态来，以便蒙骗广大网民。

    行文者开始为其谬论行道：“如果是按照‘四个最古老的文明国家’的定义的话，那么，我们中国，不要说四大，连前十大恐怕都排不上，它的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商王朝，不过三千多年的时间，而其他几大文明早于此之前已经分别存在了两千到一千年，中东两河流域文明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尼罗河流域文明也开始于公元前 3500年左右，希腊爱琴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这只是就大的区域来说，在各大文明区域周边，还有更多次要文明如赫梯文明，亚述文明，腓尼基文明，波斯文明，犹太文明等（这些古代文明正是今天西亚很多国家的前身，这些古代闪米特人和波斯人也正是今日犹太人，阿拉伯人，伊朗人等的祖先）。要按照前面"四大古国"的定义的话，也只能是在这些文明和国家里去排，那里轮得到中国呢。” 咋一听，你觉得有理，一口气说出那么多文明了，时间、名称铁板钉钉，不由得你看你不信，想驳也不知怎样下手了。此人讲完这段话可能自鸣得意。其实，你再回过头来琢磨此人说的此段，无非是他将中华文明的时间“截断”到只有了三千多年了，是从商朝开始的，然后就一古老儿将其它文明是几千年、几千年一一道来，然后说你看，中国文明不要说进入“前四”，“前十”都进不了了，呵呵！好得意！其实，世界上这几个最早的文明都是农耕文明，就以西方中心论的观点，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创建的农耕文明和东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相对排前，我还将这两个文明的时间向前推进500年，这里采用6000千年左右的观点，以便让这位对我央央中华文明有如此“刻骨仇恨”的写手再难有什么空子可钻。西方的历史学者有些还是有历史良知的，毕竟他们在提出苏美尔人创造的文明是世界上最早的农耕文明时，我央央中华的许多考古遗址还埋在地下，尤其是我长江流域动辄上万年的农耕文明，但研究苏美尔人文明的结果，西方人还是指出了这个文明的创造具有突然性，创造的人也是黄种人，是从遥远的东方来，当然罗，西方学者也不愿意就直接说苏美尔人是中华人种，是从中华而来。但历史的渊源难以割断，苏美尔人无论其人种、语言文字、星象占卜、土木（石）建筑、烧制陶器中加入稻壳、农耕浇灌系统无一不与中华糯民相似，巴比伦的古十二岁名即中国古代的黄道周天之十二宫。斯塔夫里阿诺斯（美）在其《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论述：“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建者——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点很可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 在希腊语、《旧约全书》里，苏美尔就是“Shinar” ，可译为“苏那尔”或者“西那尔”，也就是“粳糯”、“China”、“支那”，或“示拿“、“希腊”等，苏美尔人就是地道的长江流域的水稻农耕粳糯人。苏美尔文明的发展形成了后来的巴比伦文明。至于埃及的文明史的确定则更具戏剧性，是根据古希腊学者柏拉图的推说，又于考古找到了一块石碑，上有几个关于古埃及王国的象形字，于是推出了其最早文明的年代，不过也就6000千年嘛！早期埃及文明的人种也是不言而喻，中华黄种，他们将尼罗河边的耕地叫“诺姆”，与我们今天的西南少数民族的叫法“糯”完全一致。而中华文农耕文明的最早年代上达2万年以上，如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农耕文明遗址——中国湖南道县玉蟾岩，其年代在公元前2.05-1.65 万年之间（年代数据见董立章《三皇五帝史断代》第 512页），出土了目前世界最早的人工栽培稻、陶器、编织物等。这一文明向四周扩展开来，周边考古发现的上万年的水稻农耕文明十分稠密，如广东英德牛栏洞、江西万年仙人洞、浙江上山等地上万年稻作遗存的发现把长江流域农耕文明推向世界文明源头的有利位置。这一稻作文明向东向南延伸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东南亚并印巴度次大陆，形成后来世界主要的稻做农耕区；这一稻作文明向中原向北发展发展因地制宜形成以旱作为主宜稻则稻的农耕模式；再向西到了西亚东北非的两河流域、尼罗河畔并深入到欧洲腹地，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苏美尔）及其大大小小的中东文明并后来的古希腊罗马文明都是中华古先民动作的结果。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说，“......其他亚细亚人民虽然也有远古的传说，但是没有真正的‘历史’：印度的‘四吠陀经’并非历史；阿拉伯的传说固然极古但是没有关于一个国家和它的发展。这一种国家在中国才有，而且它曾经特殊地出现。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俄罗斯历史学者瓦西里耶夫说：“中国的历史是伟大的，它根植于遥远的古代．．．．．．在中国的远古时代，确实有不少稀世的、独特的、只有中国才有的东西，因而似乎可以明显地证明对古代中国文明百分之百的本土性表示任何怀疑都是不对的。”（《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郝镇华等译）第366页。）美国的开国元勋、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之一的富兰克林曾宣称：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悠久、经验最丰富、也是最聪明的民族”。

    行文者又故做姿态卖关子：“读者可能会问：中国官方宣传的不是"五千年文明"吗？何以实际上只有3500年？” 然后做答说：“中国的‘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正是靠着混淆‘文化’和‘文明’的标准来误导愚弄民众。比如说把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文化（如澧县彭头山文化，道县玉蟾岩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等）偷换冒充成是所谓‘文明’时代，这样中国的历史一下子就提前了一两千年，甚至两三千年。 而在介绍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的时候，又用另一种标准，从人家文明开始的正式起点（文字，金属冶炼术，城市国家出现）严格算起，这样无形中就缩少了中国与那些最古老文明国家间的距离，甚至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中国比这些实际上比中国文明历史早得多的国家和地区反倒还要早些，而实际上，如果按照中国衡量自己的那种标准，很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地中海周边国家地区以及中东地区，起码都是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了。就是诸如此类的小伎俩小把戏。”凡是对中华文明不利的理论概念他必然拿来套用，有用的当然是千方百计的挪开或误解。 在这里，此人耍弄的还是将中华文明的历史铁定为缩短为3500年，讲五千年呢就是混淆“文化”与“文明”的界线，不仅如此，还反咬中国历史学者介绍其它文明时用另一个标准。其实，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官方忽视的就是对自己伟大文明的认同研究，以西方人的标准为标准，视如此多的新的考古于不见，西云亦云，无论是编写中华历史还是世界史，多是唯西方是瞻，各种宣传教育也基本是这样的调门，日久天长，造就了今天整个对西方的盲崇心态，使中华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的真象湮灭在谬误之中。但即使如此，此先生还嫌不够，还觉得今天的政府默许一些历史书上的“四大文明”古国、“五千年文明”的说话存在，解释只有一个，存心的有意识的对自己母文明的不满。就是一些铁杆的“西方中心”论者，他们也只是根据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地文明的相似性来推测认定中华文明来自两河流域、或古埃及或中东等罢了，还没发现如此气急败坏要诋毁中华文明的，其内心是因为中华文明太悠久太伟大了使得他实在感到无可奈何，如日韩一些右翼文人的变态心里，或国内极少数狭隘民族主义者，还是别的其它原因，还要由此人的背景做出解释，我想，这个问题随着此人的逐步表演会真相大白。此人拾起西方人关于文明与文化的概念，什么“文化（culture）”是一个属于石器时代范畴的概念，用于专指石器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包括金石并用时代的原始部落人类遗迹，而“文明（civilization）”是属于青铜时代范畴的概念，专指人类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的国家阶段。这种区分本身十分荒谬，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先有了基本的文明，然后才来有相应的文化的出现和发展。西方中心论者生硬的人为的规定石器时代的文明是“文化”，青铜器时代的文明才是“文明”，不过就是在古地中海沿岸发现了时间比较早一点的天然铜的应用，原因是这一带有天然铜裸露于外，心计以此来定义文明，则其它地方的文明就是再早其实也不是文明而是文化了，这样就可以得到他们想达到的文明划分的结果。这样的话，任何一种比较早的文明都可以以自己长于早于其它的文明来定义，比喻埃及、印弟安文明可以选择金字塔，印度较早的文明有印章，中华文明就多了：水稻、陶器、丝织物、玉器、漆器、天文历法、象形字、长城、青铜器、铁器、医药......因此，撇开这种文明文化定义的动机本身将造成谬误不谈，就是以其为标准，随着今天考古的进展，高超的冶炼技术、最精美的青铜器也是在中华而非别的什么地方。 其实，综观人类文明的发祥，文明的产生就是从农耕文明开始的，人类由于是从长江流域的农耕文明向四周扩散，长江流域以水稻农耕为主其实也兼旱作，向四周发展采取宜稻则稻不宜换种的原则；因此，黄河流域的早期文明大多也是水稻农耕文明或水稻与其它农作物杂交的农耕文明，不宜换种麦黍类；印度、中东、北非及地中海沿岸等都是这种推广模式。

    接着，此人开始进入对中华文明的实质贬损过程，首先还是断言中华文明是从商朝开始，并且说“随便找一本国际学术界的世界史著作或者教科书，上面讲述中国文明都是从商王朝为起点开始的。”然后再列举其他文明的时间早于中华文明，时不时插入恶毒的话语，无知嚣张到了极点。 是的，一些西方中心论者的历史书往往对中华文明采取最大“截断法”，因为中华文明实在是太长太长太久远了，上下五千年嘛，你截断了几千年还是有几千年，他们可能还想从秦始皇统一进入封建帝国开始为中华文明的起点哩！

    在这里,我们先从西方人判断文明的几个主要标准谈起：有文字、有青铜器（或宽松一点说是进入铜石并用阶段）、有宗教祭祀场所、有大型建筑物等等。其实,对于中华文明来说,只要标准统一,就以西方人的认为对中华文明可能不利的条件也对中华文明的实际构不成什么真正的威胁,原因在于中华文明本身是世界其它文明的母体文明。在这里,我大胆的宣布,几乎所有上了近3000千以上的文明都是中华文明人种的直接创造或延伸，无论是两河流域还是尼罗河流域还是印度美洲澳洲并后来的古希腊罗马文明。先拿文字来说，西方中心论者或糊涂人云亦云者们顺口而来：两河流域巴比伦的锲形文字、埃及的圣书字有了近5000千年的历史了，而你中国的甲骨文充其量也只有3000多年，怎样，这一项就比不下去了吧，没辙了吧！这是我想起了魔术，眼睁睁的就让你不得不信！但魔术无论怎样逼真，但它毕竟是假的，而中华文明则真金不怕火炼，越“埋汰”将越显示其万年不古的生生不息。距今约7000年前的西亚哈拉夫女神像肩头有文字符号“X”，被西方学者称作“世界第一字”。距今9000年前的中国洞庭湖平原上的彭头山文化中出现了“日”、“月”、“X”、“ #”、“∞”、“▽”“△”等多种字符，其中“X”字符是在女巫佩带的石牌饰物上发现的，这个“X”形符号后来演变为“左右旋”——“卍”（万）符号，在中国和世界的原始宗教、艺术中转展流传。公元前6680-642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古文化遗址出土的刻画文字已初具殷墟甲骨文之雏形，贾湖发现时是26个字符，其中有五个字与今天的字都差不多了，时间上则比古埃及、两河流域的中华带去的象形字早了近几千年去了。古巴比伦楔形文字（距今5500年）、古埃及象形文字还没距今约6000年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宜昌杨家湾等古文化遗址的陶文相比来得成熟，当然，它们之间非常相似，也类似于遗存下来的西南少数民族的彝文、东巴文等。古埃及、两河流域的形象文字并世界各地的象形字本来就是中华先祖带去的，其实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相近相似一说。中华互人（西方称腓尼基人）与埃及文明创造者其实都同属古伏羲部族，古史记载的“赫胥居南”，就是赫胥家族管理从长江流域到印度半岛到地中海沿岸的广大地区。公元前15世纪，闪族的互人在中华象形文字在埃及、两河流域的变种圣书字、锲形文字的基础上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字母文字，共22个，只有辅音，没有元音，后来成为所有字母文字的开山鼻祖。因此说，真正的字母文字记载的历史充其量也就4000千年左右，与中华象形文字近乎万年的历史不可同日而语。但这里“西方中心论”和诋毁中华文明的人们惯用的手段就是，拿中华已经非常成熟的晚期文明与其它文明的早期甚至于还是文明的萌芽阶段在时间上进行类比，殊不知中华殷商甲骨文已初具“六艺”之功：象形、指示、会意、假借、转注、形声等，这是任何呆板的、死质的、几乎丢弃了历史信息的字母文字所能比拟的吗？但这些人竟说中国的文字就是从殷商甲骨文开始，然后就将其与古埃及、古两河流域象形字对比时间，然后说中国的文字在后。请问，为什么不与中华八千年的、七千年的、六千年的来比，是不是还可以与后来秦始皇统一文字后的中华文字对比，不是更在时间上有优势了嘛！这是西方中心论者们惯用的“时间挪异对比法”。你是不是又辩解说中华这些文字是刻画符号，而古埃及的、两河流域的是成熟了的文字？我说，你如果是搞古文字研究的，你就拿来那些文字与我们贾湖出土的龟甲文、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宜昌杨家湾等古文化遗址的陶文比较比较，到底哪种文字更成熟、更抽象？怎么比，我们在时间、成熟上都远远超前于西亚、两河流域，何也，毕竟是后来的糯民传承过去，有一定的“失真性”和再造性。我在《谈谈象形文与字母文字》一文中说过，近代历史后，由于整个历史格局的变化，美洲、非洲、澳洲或被占领或被殖民使用了殖民者的语言——拉丁字母语言，如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英语、法语等。南亚、东南亚一带原有本国文字语言或使用汉语的国家也纷盲引进了西方拉丁语系的殖民语言——英语。拉丁字母语言之所以今天分布如此之广之众，并不是它有多少优越之处，相反，是近代这场血与火的罪恶殖民史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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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在采石加工玉器、制陶当中，发现了材料金属，而所有这些诸于玉器、制陶都是中华先民最早最强项，在这个意义是说，铜金等重金属的发现、加工和冶炼，也必然是中华古先民的先例。早期到达亚欧非相交的地中海沿岸的长江流域糯民带去了先进的打造技术，加上这一带有天然露天铜矿，于是以打造玉器的娴熟技巧来打造铜、金等质地较软的金属材料得心应手。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些文明里边，青铜的加工主要是以锻造为主，而在中国华本土，铸造占绝对地位，中国的青铜合金里边的锡的含量要比其它文明高出甚多，冶炼、青铜技术占世界绝对优势地位。就如对比文字一样，国内外贬损中华文明者的惯用手段还是“时间挪异对比法”这一招，将其它文明的最早铜器的使用或冶炼和中华文明非常成熟高峰时期——殷商的青铜文明在时间上进行对比，然后恶狠狠的下结论。这些包藏祸心者其意思其实很明确：你中国的文明就是从殷商开始，充其量三千多年，再要说什么夏、什么“三皇五帝”，那简直就是无中生有，是无耻之极了。但历史真象总有还原之日，再多尘埃也有风吹干净处；人类的母体文明经万年沧桑必然留下无尽的宝藏，如今，遍布中华和全世界的相同文明因子无一不向人类宣示着上古中华文明的无处不在。中国使用铜的历史年代久远。大约在六、七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发现并开始使用铜，而长江流域的先民到达西亚两河流域并欧洲的时间也与之相近，又有天然纯铜的裸露，才使这一带文明的创造中有了较早使用铜的文明骄傲，这也是西方世界所提出的文明标准中，唯一一个还勉强能向中华文明叫板的因子。黄帝与蚩尤作战时代，史记蚩尤铜头铁面，这实际就是告诉我们6000年左右时的长江流域就有了铜铁的冶炼并用于军事作战了。过去我们认为这些古史记录是不可靠甚至认为是古人对更古老历史的杜撰，比喻史载说黄帝与蚩尤战，蚩尤作雾，黄帝军迷失方向；这时有天神降，将龟头对西北，尾朝东南，四足定四方，方向明确，黄帝军大胜。过去一直将此作为神话，但后来这样的神龟定四方图在殷商的龟甲上发现，又在美洲的印弟安人部落发现，历史扇了我们的耳光。在中华大地，陆续发现了公元前五千纪的人工冶铜的遗物，在敖汉旗西台红山文化房址堆中出土了两件方形金属陶制合范，表明近6000年时期的中华红山文化的创造者们已掌握了铸铜技术。在陕西临潼姜寨发现的一个黄铜片和一个由黄铜片卷成的黄铜管，年代为公元前4700年左右，黄铜含量达到了28％，同时出土的一截黄铜管其含锌量达到了32％。我们知道黄铜是很难冶炼的金属，在世界其他文明里边，很少见，在巴勒斯坦发现的黄铜制品已经到了公元前2000年左右了，西方到了罗马时期，黄铜才常普遍使用起来。在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里边发现的青铜刀，年代大约是公元前3500年，含锡量7％，是用双合范铸造出来的，中华文明大约在距今5500年前后已经迈进了青铜时代，4500年左右的四川三星堆的青铜文化已经令人叹为观止了。考虑到长江流域如湖南、四川的青铜器文明的精湛，数量之大，联想到湖南云南等长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的有色重金属之乡，最早发明铜铁武器的战神蚩尤就是这长江流域先民的头领，想来许多不解之迷也会洞开了。让那些说中华对铜的认识、青铜器的制作晚于西方晚于其它文明的崇洋媚外、厚洋薄中者的浅薄论调见鬼去吧。

    说到祭祀场所，湖南怀化洪江高庙遗址，发现距今约7500多年前的大型祭祀场所,面积将达1000平方米。除了年代久远、规模庞大外,该祭祀场所的结构也颇为新颖，主祭场呈梯形的对称结构,一边有两个巨型柱洞,主祭场前面还有人工挖出的呈方形或圆形的人祭坑和牲祭坑。在两个人祭坑里分别发现了一具人体骨架,两具遗骸头部均有被利器猛烈击打的迹象,这是活人做祭品的有力证据。并在牲祭坑中发现了猪、牛、鹿、龟等动物骨骼及骨渣,祭坑还有被火烧过的痕迹。再回过头来谈大型建筑的问题，湖南临澧竹马村遗址，距今1.8-1万年，发现了带甬道的“丅”字形高台式土木建筑，是世界高台式建筑的源头。比喻再说这个红山文化，牛河梁女神庙遗址位于朝阳市喀左与凌源、建平三市县交界处，是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以及一座面积约4万平方米类似城堡或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为古国遗址，其布局和性质与北京的天坛、太庙和十三陵相似，积石冢金字塔式巨型建筑堪匹千余年后的古埃及金字塔。综观中华文明在中华大地是遍地开花，从上万几千年的水稻栽培、陶器制作、高台式土木建筑到近万年左右的象形字、天文历法太极八卦到近8000年左右的祭祀场所到6、7千年左右铜的使用并后期青铜的世界领先地位到5、6千年的石砌围墙遗址为古国遗址，雄辩地向全世界宣布，无论西方以什么样的标准，中华文明都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这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而是因为历史的真本、史实就是这样。

    距今7400年前的湖南澧县城头山整座城市有护城河、城墙、水门、旱门、十字街道、卵石大道、桥头等，有排水系统、防洪堤、祭祀建筑等，出土了约6400年前烧成的砖瓦，发现了约5300年前的用烧好的砖瓦铺成10-15厘米厚的长约30米的道路遗址，又发现了约5000年前用烧好的砖瓦作为地基的神殿、王宫遗址，又是后来世界环绕回廊、柱廊式建筑的源头。再审视4500年左右的古印度马享佐达摩和哈拉巴城市文明，也系砖瓦建筑，有较好的排水系统，有通向印度河乃至阿拉伯海的港埠等等。印度、西方史学界一直惊诧马享佐达摩和哈拉巴这一高度发达的古印度文明的突然出现，是谁创造的?现在对比中华城头山城市文明，这个文明之迷应当轻易地找到了答案。

    其实，如果说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或还加上美洲文明随着一些考古的发现，要争一个谁先谁后还有一定可争性的话，则这些子文明要来与中华母文明争先后只能说是人类对自己文明认识的浅薄、误解和错位；随着考古、科学、史料的综合性研究和人们对带政治色彩的狭隘文明观的放弃，这些错误的认识也必然有一个逐步更正的过程。就象我们认识到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史源、母体文明一样，这种认识其实正是如今天还在错误流行的说中华文明是西亚、或两河流域、或就中东文明传承过来这样的完全颠倒了的文明观中释放出来，随着对文明认识的清晰、对错误文明观的揭露，中华人类文明史源、母体性也越发真实起来。做为人类母体文明，要具备基本的三大条件：一是文明发祥最早，二是文明的继承性，三是向周边的扩散性 。西方文明所提出的关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所创造的最早文明也好，还是说尼罗河古代文明的创造者，这些农耕文明时间上充其量也就是个6、7千年，问题是这些文明都是突发性出现，没有前前后后的连续性，创造文明的人也是中华黄种，这些其实都暗示了说明了还是中华人种过去了创造了这些文明。那么中华文明分析起来又怎样呢？首先是上万几千年到上万年的农耕文明在长江流域一带左右上下的排开，至于从万年到六千年的文明以长江流域为轴心向南向东向北向西层层迭迭，采取宜稻则稻不宜则旱作的模式推广，形成世界范围内的水稻农耕文明和旱作农耕模式。水稻区域主要是东亚、东南亚、印度半岛的部分、早期的地中海沿岸部分，旱作主要是长江以北、印度部分、沿地中海沿岸大部分，所说的古印度、古埃及、古两河流域文明其实都是中华早期农耕文明世界范围推进的文明产物，包括澳洲、美洲文明及后来的古希腊罗马文明莫不如此，所以才有其农耕浇灌、人种语言、象形文字、原始宗教、天文历法、图腾崇拜、风俗传说等等的相同或相似性，因为本就是中华长江流域糯民的全球性开拓的结果嘛。从人种来说也是，直到近代前夕几乎遍于东南亚、美洲、太平洋岛屿、印度洋岛屿都还是中华黄种为为主，今天一些地方为白种所占，原住居民成为土著都是近代西方殖民的结果。

    希腊古称大夏，“夏”——“希腊”二字的顺读。黄帝之子昌意，昌意之子颛顼，颛顼之子伯鲧，伯鲧之子大禹，大禹之子夏启，而启是夏朝的创建者。据《山海经》研究专家宫玉海考究，公元前2146～2137年，尧舜派鲧治洪水并前往西亚征服伏羲神糯炎帝的海外势力共工部，败于共工被殛于羽山，于是禹再度被任命治水，并继续征伐埃及相柳（法老的古音），筑金字塔（众帝之台），名声大噪，权倾一方，希腊成为其家庭的封地，希腊南方海中的克里特岛的“克里特”即为“夏启开”的古代读音。按照古制，禹死后启回到东方接位，并终止了从沿袭下来的“禅让”制度和部落联盟酋长（贵族）议会制度。但在希腊罗马，则将尧舜时代建立起来的部落联盟酋长（贵族）议会制发扬光大。后来又在一处古山洞中发现了那尊著名的左右手操蛇的女神像，正是《山海经》记录的“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夏代大禹文命，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王宫正是大禹之宫，这也是夏启为什么要尊希腊为大夏的原由。

    中华文明今天面临的民族虚无主义有其历史的渊源。《论语》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在整理古籍时， “述职方以除九丘”、“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剪裁了他认为不合适的许多上古档案史料，活生生斩断中华古史，剩一鱼尾。到司马迁时，继承孔子历史观，不懂《山海经》等先秦史籍所载古民族图腾的内涵，怀疑《禹本纪》、《山海经》等先秦史书的真实性，“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将“三皇五帝”史当成了“怪力乱神”的神话。而近代西方的崛起，产生了西方中心论，国内疑古派的产生，到后来国内外西方中心论、民族虚无主义的大合唱，活生生地要将人类文明的源体、母体进行最大限度的压缩、扭曲、变形、分断、撕裂，而这一过程，有的是学术无知的跟风，有的是要达到种种目的。此文的作者其实也只是这一大合唱中的一节比较突出的音符罢了。而中国主流历史学界的无为同样助长了这些因素的孳生和蔓延，中国历史界最大的悲哀在于，本有古史记录的历史后人就是要怀疑要将其当时神话或传说。我并不反对对历史进行必要的断代，但首先要使整个历史的框架是基本符合历史的而不是变形的，中华文明史本就有万年以上却硬生生要压缩成五千年且还要对二千年进行所谓的断代，从而使所研究的东西错位对不上段，又给本就反对要捣乱要混淆是非的海内外以口实和把柄。

    也好，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正因为近百年来，近几十年来对西方的过分崇洋媚外，对自己民族的虚无主义，对中华文明的过分贬曲，物不平则鸣，才激发不少民间学者卧薪尝胆、铁肩担道义，大胆铸文章，澄清史事，还原中华，向人类的历史真本靠拢，改写人类文明。

    最后，用巍巍昆仑网（www.weiweikl.com)的网志铭做为本文的结尾：人类文明在中华大地发端，又从这块镶嵌着地球最高点的亚细亚传播四方，中华文明是地球其它文明之源。她执人类文明之牛耳从古至近代从未间断延续至今，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犹如昆仑之巅耸入云霄。但这一人类的真本却被历史的尘土封存着，还人类历史本来面目是人类应有之责，上古时代就开创了全球文明的中华民族更是责无旁贷！












附：
戳穿中国是所谓四大文明古国的荒谬骗局
　　 　　
　　一直以来，中国官方在对国内的宣传中都宣称什么中国是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们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家，以此做为教育国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可笑的论调还流传颇广，深入人心，其实呢，只要稍有一点世界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只是个笑话。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所谓“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国际上和学术界是不会有这种幼儿园口号式的提法的，比较近似的只有“几大文明发源地”的提法，即便是这样，中国也是排不上什么“四大”的。
　　　　
　　如果是按照“四个最古老的文明国家”的定义的话，那么，我们中国，不要说四大，连前十大恐怕都排不上，它的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商王朝，不过三千多年的时间，而其他几大文明早于此之前已经分别存在了两千到一千年，中东两河流域文明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尼罗河流域文明也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希腊爱琴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这只是就大的区域来说，在各大文明区域周边，还有更多次要文明如赫梯文明，亚述文明，腓尼基文明，波斯文明，犹太文明等（这些古代文明正是今天西亚很多国家的前身，这些古代闪米特人和波斯人也正是今日犹太人，阿拉伯人，伊朗人等的祖先）。要按照前面“四大古国”的定义的话，也只能是在这些文明和国家里去排，那里轮得到中国呢。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从上面列举的文明开始时间来看，排在前面的“四大文明”分别应该是中东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并没有中国的位置。何以在中国官方的宣传中，希腊的位置消失了，反而变成了晚于其后1000年的中国？
　　　　
　　这并不是什么无意的错误，实际上，这只是长期以来在官方操纵的反西方政治背景下，有系统有计划地贬低西方文明的各种宣传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因为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中国官方出于意识形态原因，不乐于见到任何表现了西方文明优越性的信息出现，对西方文明的任何方面都要尽可能贬低，再加上掌权的“民族主义者”对西方文明那种极度仇视和嫉妒的心态，所以搞了这样一个偷梁换柱的小手脚。 　　
　　读者可能会问：中国官方宣传的不是“五千年文明”吗？何以实际上只有3500年？ 　　　
　　
    那么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些考古学和历史学上的基本常识和概念，而中国的某些“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正是靠着混淆这些基本常识和概念来误导愚弄民众。这就是关于“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的区别的问题，以及构成“文明”的几个基本特征。
　　　
　　考古学历史学上所说的“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是有严格区别的（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把它们混用）。简单说来：“文化（culture）”是一个属于石器时代范畴的概念，用于专指石器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包括金石并用时代的原始部落人类遗迹，而“文明（civilization）”是属于青铜时代范畴的概念，专指人类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的国家阶段。 其实，从“文化（culture）”和“文明（civilization）”这两个英文单词的词源上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的区别。“文化（culture）”这个单词的词根“cult-”的原始意义是“耕作”，这很清楚地表明了“文化”这个概念的本义是属于与“农耕”相联系的原始部落时代的范畴的；而“文明（civilization）”这个单词的词根“civ-”的原始意义是“市民”，这也同样清晰的表明了“文明”这个概念的本义是属于与伴随着“市民”的出现而同时产生的“城市”及工商业相联系的青铜时代的范畴的。（城市city这个单词就是从词根“civ-”的变体“cit-”演绎而来的。） 而“文明（civilization）”的几个主要特征：文字，金属冶炼术，城市国家（城邦），宗教礼仪，等等(雅斯贝尔的定义)，正是与工商业的出现密切相关的。要判定一个文明是否开始了，什么时候开始的，正是按照上述几个标准来核定的，而且是按照考古发现来核定的，而不是用什么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野史杂书，或者是像什么《史记》之类的晚于考古年代两千年之后的所谓“历史纪录”来判定的。这是一个考古学历史学常识。
　　　　
　　可能有人会问我这样一种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外国人的标准来判定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标准来判定吗？完全可以，但是，“文明”和“文化”这些概念本来就是西方传来的，不仅如此，整个考古学，历史学的方法体系，都是从西方输入的观念，如果要用我们自己的标准，那么我们就不能再用西方的概念来宣扬什么“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历史”，而应该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有五千年神话传说的历史”。
　　　　
　　但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倒是有“五千年历史”了，而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地中海周边国家地区及中东地区，他们就不仅是“五千年历史”了，起码都是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了。这样我们还是占不到什么便宜。
　　　　
　　而中国的“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正是靠着混淆“文化”和“文明”的标准来误导愚弄民众。比如说把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文化（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等）偷换冒充成是所谓“文明”时代，这样中国的历史一下子就提前了一两千年，甚至两三千年。而在介绍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的时候，又用另一种标准，从人家文明开始的正式起点（文字，金属冶炼术，城市国家出现）严格算起，这样无形中就缩少了中国与那些最古老文明国家间的距离，甚至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中国比这些实际上比中国文明历史早得多的国家和地区反倒还要早些，而实际上，如果按照中国衡量自己的那种标准，很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地中海周边国家地区以及中东地区，起码都是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了。就是诸如此类的小伎俩小把戏。
　　　　
　　

[ 本帖最后由 naga 于 2008-11-19 14:10 编辑 ]

naga

下面就让我们来详细地从头审视一下中国及世界的历史。
　　　　
　　首先从中国文明的历史开始说起。先开门见山地阐明这个基本事实：中国最早的文明——商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距今3500年，地点在今河南安阳一带。考古依据：中国地区最早的文字——甲骨文；成熟的青铜冶炼术，及出土的冶炼的青铜器；国家形态已出现。
　　　　
　　要说明的是：这可不是我的发明，随便找一本国际学术界的世界史著作或者教科书，上面讲述中国文明都是从商王朝为起点开始的。
　　　　
　　当然，中国自己的历史教科书是从所谓的公元前2000年的“夏王朝”开始算起的。但是国际学术界是不承认这个子虚无有的“夏王朝”的，因为没有任何考古依据：既没有文字出现，也没有冶炼的青铜器发现，更没有表明国家形态存在的任何依据，以及城市遗迹，等等。
　　　　
　　而中国的这些江湖骗子一样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虽然把整个中国地区都翻遍了也没找出什么能证明所谓的“夏王朝”存在过的证据，但还是要厚着脸皮硬把这个幻想中的“夏王朝”塞到教科书和宣传资料中去贩卖给世人，又硬着头皮把在二里头等地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包装一番冒充成是“夏王朝”的所谓“都城”遗迹拿出来蒙骗外行人。
　　　　
　　我们来看看中国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找到了些什么？有一次我听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演讲，主讲的“考古学者”给我们展示了他们宣称是所谓的“夏王朝”的“都城遗迹”复原图，我仔细一看，原来就是几个烂草棚子，一个标准的原始村落，他们把这个叫做“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还有什么呢，考古现场的几个烂泥堆，那是什么——夯土遗迹，夯土是什么，就是把泥巴堆在一起压紧做墙基，原始部落用来建造窝棚的最原始技术，俗称“干打垒”。他们把这个叫做“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还有就是一些铜渣子，大量的石器，骨器！这问题不是很清楚了吗？只不过是新石器时代的氏族部落遗迹。所谓的“夏王朝都城”纯属胡扯！
　　　　
　　要是这算是“都城遗迹”，那世界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都城遗迹”就太多了，瑞士汪金的湖居文化（早于公元前5000年），人们用五万根木桩作地基建在湖上的大型村寨，那就比“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遗迹”大到不知那里去了。看来西方人脸皮还是太薄了。
　　　　
　　还有一些考古学家声称在中国其他地方发现了一些铜器，更是误导，那是什么？金石并用时代的用天然铜打造而成的铜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的产物，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中多的是，以此为标准的话，那我前面所提到的那几个古文明地区的历史更要往前提前一两千年。
　　　　
　　而其他那些古文明地区都发现有标志文明起点的大量完整的城市遗迹，而且都是砖石结构，埃及就不用说了，希腊，西亚，印度河，特别是希腊米诺斯文明遗迹的克诺索斯王宫（公元前2000年），其宏伟华丽，在各早期文明中是首屈一指的，我们中国直到四千年之后的现存很多近代宫殿建筑都无法相比。这一点无须多说，实地参观一下就知道了。
　　　　
　　还有印度河流域的早期文明哈拉巴文明（公元前2500年），在摩亨佐与哈拉巴等地发现了许多完整的城市遗迹，砖石结构，构造复杂。据考证当时城市人口已达到三四万人。
　　　　
　　还有埃及的南城遗迹等（公元前3500年，涅伽达文明时期）。某些书上错误地说埃及没有城市，玛雅文明印加文明没有文字，实际上都有。比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早就说过他这本书在细节上是错误百出的）
　　　　
　　说老实话，所谓“商王朝”的殷墟遗迹其实也不过就是一些夯土遗迹而已，只不过规模稍大一点，根本还不是城市遗迹。要不是发现了甲骨文，冶炼青铜器，国际上也是根本不会承认商文明的。毕竟跟其他国家地区比起来，证据太少了。
　　　　
　　中国有些人为此找了一种借口：说中国文明的早期建筑都是砖木结构的，所以不容易保存下来，而其他国家地区特别是西方主要用石材建筑，所以保存下来多一些，甚至还厚着脸皮反吹一把：中国的砖木建筑比其他文明的石材建筑技术程度更高。其实恰恰相反，我上面提到的几大文明地区，其发掘出来的早期文明遗迹实际上都是大量使用烧制的砖块建筑的，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遗迹，以及两河流域最早的的乌尔，巴比伦，苏萨等城市遗迹，埃及的南城遗迹，希腊的米诺斯文明遗迹，等等，实际上西方建筑的典型代表－－古罗马的建筑，也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都是用石材建筑的，也大量采用砖块，混凝土等建筑，如现今在法国西班牙等地都还保存着的高架水渠等，这些都很好地保存着。
　　　　
　　而中国早期文明遗迹恰恰不是用砖建筑，而是夯土加木材建造，当然不容易保存，但那正是因为其技术水平低下的原因。中东，西方等地用砖石建筑比中国用泥土木材建筑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水平要高得多，造价也要昂贵得多，也更坚固，当然便于保存。（希腊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城市遗迹，其巨石建造的城墙，厚达二十米。）
　　　　
　　所以找不到所谓“夏王朝”的遗迹是毫不奇怪的，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过，只有一些石器时代原始村落的遗迹。
　　　　
　　而找不到更关键的两个证据——文字的出现，和金属冶炼术的出现，就更加不值一提了。
　　　　
　　现在更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问题不仅仅只是没有所谓“夏王朝”存在的任何证据那么简单，而是反倒有大量证据证明其根本不存在。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时间上紧随所谓“夏王朝”其后的商王朝，其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竟然找不出有关这个前一代“王朝”的任何记载。这不是很荒谬吗？不是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事情的真相了吗？你能想象周王朝，秦王朝，汉王朝等在他们的政府文件和档案中不记载他们的前一代“王朝”的任何情况吗？只有商王朝这样的初始文明才会是这种情况，因为在前面什么都没有，一片空白。
　　　　
　　而有些无聊文人绝望之余，干脆对外撒谎说商代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上已发现有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了。好笑的是，考古部门的负责人马上就出来予以否认。显然他们也还不敢于拿自己的职业声誉来开国际玩笑。
　　　　
　　中国的这些“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对此也是无计可施，绝望之余，只有祭出“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为真理”的法宝，在中小学教科书和宣传资料中反复宣传“夏王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但是在大学历史教科书中还是遮遮掩掩吞吞吐吐地告诉大家，这还只是一个纸上的“王朝”，连他们自己也觉得心虚。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毕竟这些历史系学生将来是要加入“历史造假工作队伍”“考古造假工作队伍”的，在教会他们如何造假之前，还是必须要让他们先了解真相，不然岂不是把他们都“培养”成**了？
　　　　
　　最好笑的是，中国官方在对国内的宣传中就用“五千年文明”来愚弄大家，但是在国际上，为了不闹笑话，还是老老实实地承认中国历史是从商文明开始的，如外研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国通史》，就将所谓的“夏王朝”与黄帝的传说等乖乖地归入“神话传说时代”目录下。我真是替我们中国人感到悲哀啊，原来我们本国人在官方眼中是比外国人要低贱一等的，连了解本国的历史，都没有与外国人同等的知情权。
　　　　
　　而且我们退一万步来说，就从所谓“夏王朝”算起，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2000年，也才4000年。那来的“5000年文明历史”？难道2000＋2000＝5000？所以说“5000年文明历史”只是个笑话。（这个笑话荒谬得甚至连谎言都算不上，因为基本的事实都摆在那里，一目了然，他们要撒谎造假的余地都没有，唯一的办法就是凭着垄断了宣传机器拼命宣扬，让大家习惯成自然。如果有人说1+1=3，或者是1+1=4，大家确实也不会认为他是在撒谎，而只会当作笑话看。事情就是这样的。）
　　　　
　　还有一些“历史学家”恼羞成怒地用一种泼皮口吻断言道：“夏王朝是《史记》中记载了的，不容置疑！”。好嘛，原来隔了两千年之后的司马迁通过道听途说记述了一件从未见过的事情，这就成了“不容置疑”了？那古希腊的柏拉图还记载过一万多年前有一个大西洲国呢，人们在海底还发现了一些疑似城市的遗迹，那也是“不容置疑”的了。
　　　　
　　司马迁的话有多少可信度？他写的《史记》与其说是历史纪录还不如说是历史小说。很多情节都不知道是怎么虚构出来的，一个人单独干的事情，或者是两个人秘密的谈话，而且都是不可告人的勾当，又没有外人在场，他是从何而知的？难道古时候的人还每天记日记，死后将日记出版，让你几百年后的人知道这些细节？自从他被皇帝阉割了以后，应该说心理就变得极为扭曲了，沉浸在虚构的远古“贤君”“盛世”的幻想中就成为了支撑他活下去的重要精神支柱了（当然，这也是我的猜想），这种心态下导致了他把“三皇五帝”这种荒诞无稽的神话传说（连中国官方都不敢承认）都当作历史来记述了，是不是这也是“不容置疑的”？
　　　　
　　至于所谓的黄帝，炎帝，尧，舜，禹，这些到了春秋战国及秦汉时代才陆陆续续由方术士根据神话传说虚构出来的人物，连中国官方都不敢承认，而是乖乖地称之为“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这里也没必要多说了。（这不是一个需要在这里辩伪的问题，而是一个历史学上的常识，这方面的文章资料多的很，这些问题也不过是五四时代就已经解决了的，中国史学界的泰山北斗顾颉刚所著《古史辩》已经把这些问题阐述得很清楚了。）
　　　　
　　好笑的是，中国官方虽然在正式的教科书中乖乖地将其称之为“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但是在出版的字典词典中又堂而皇之把所谓的“五帝时代”列在“历代纪元表”里面，于是搞笑的一幕发生了：从“黄帝”开始的“五帝”竟然延续时间为500年！平均每个“帝王”在位时间为100年！再加上他们“继位”之前要达到成年的年龄，以及“退位”之后的晚年，平均每个人的寿命为一百多岁！原来石器时代原始部落的人平均寿命已达到一百多岁，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虽然中国的这些政客和文人骨子里很想把这个虚构的所谓“炎黄始祖”作为正式的历史来宣传，“祭奠黄帝”的闹剧也搞了好几次了，但是我相信，除非中国到了邪教横行的那一天，否则他们的企图是不会得逞的。
　　　　
　　“尧，舜。禹”不过是后人的虚构，更不存在所谓的“炎黄始祖”，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主要的两点“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是辨识伪史的指导思路，至于春秋战国时的方士文人具体是怎样伪造出上古史的，他的书中已有详细分析。可详查。
　　　　
　　顺便说一句，顾颉刚是中国历史学家中几个稍有良知的人之一，但是受时代条件限制，他也曾错误地把当时发掘出的“北京猿人”认为是中国地区各民族的人种起源，而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了，科学家通过对不同种族人群的线粒体DNA测定，发现所有人种都是起源于20万年前的非洲智人，“北京猿人”等其他地区的早期原人早已灭绝，并不是中国地区的人种的起源。而我们中国现在的人种是冰川期结束以后才陆续从中亚迁移过来的，这不过是个常识而已。
　　　　
　　而某些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文明是唯一延续下来的古文明，其他文明都已经消失了，种族已经灭绝了”的可笑说法，也是颇能迷惑人的一种荒谬论调。这种荒谬可笑的调子现在该是彻底澄清的时候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其他文明是否已经消失了，种族是否已经灭绝了。
　　　　
　　首先说希腊，希腊最早的文明——米诺斯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距今四千多年。最初见于《荷马史诗》的记载。十九世纪末在希腊克里特等地发现了它的大量遗迹。考古依据：早期的象形文字，以及中期的线形文字A；成熟的青铜冶炼术，及出土的大量冶炼的青铜器；早期的城堡，中期的克诺索斯等地的王宫，尤其是后者，其优美华丽，在各早期文明中可以说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 （注意：中国的历史书上是把米诺斯文明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算起的，但是国外的历史书上都是从公元前2500年算起的，谁是谁非自己判断吧。） 紧随其后的是希腊南部的迈锡尼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600年，距今3600年，《荷马史诗》记叙的主要就是这一时期的历史。十九世纪在希腊迈锡尼，泰林斯等地发现了它的很多城市遗迹，大量青铜器，还有线形文字B。然后是两百年的荷马时代，这时候希腊开始进入铁器时代，武器和工具都普遍使用铁制，而中国直到将近一千年后的汉代才开始正式进入铁器时代（我并没有夸张，其他诸文明地区比我们中国地区早一千年左右进入铁器时代是个历史常识，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冶铁术起源于地中海一带的赫梯文明，然后陆续传入远近各个文明，中国地区距离最远，所以传入最晚）。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熟知的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典文明时代了。创造米诺斯文明的皮拉斯基人，不是希腊语族，中国某些流氓文人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刻意强调米诺斯文明的创造者跟创造迈锡尼文明的希腊人不是同一民族，想要贬低希腊文明的原创性。实际上，皮拉斯基人只是非希腊语族而已，但是与希腊人同为印欧种族，或者称之为雅利安语族。而且他们从米诺斯文明早期开始就逐渐与创造迈锡尼文明的希腊族阿开亚人融合了，其文明是一脉相承的。在阿提卡等地的皮拉斯基人也早就与当地的阿开亚人融合而共同创造出了后来的古典文明，其文化艺术的世俗主义，自然主义特征，在几个古代文明中是绝无仅有的。跟后来希腊古典文明同出一源。就算从正宗的希腊人，阿开亚人的迈锡尼文明时代算起，也早于中国最早的商文明。不知道“四大文明古国”怎么会算到中国头上去的？
　　　　
　　更何况，中国的两个早期文明：商，周，都是西方迁来的游牧民族创造的，周灭商之后，商民族即已消亡，今天有谁敢说自己是“商人”的后裔？要说“正宗”的“中国人”——汉人，那是到了秦汉才形成的，是否也应该说“中国的早期文明都已经消失了，种族已经灭绝了”？
　　　　
　　公元前1000年以后的希腊古典文明则是南下的与阿开亚人同族的多利安人与前两者共同创造的；而再后来统一希腊并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的马其顿人也是希腊族人，并开创了希腊化文明时代；罗马兼并了希腊之后更是成为希腊文明的直接继承者；而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继续延续了一千年之久，其核心民族仍然是希腊人，使用希腊语。直到十五世纪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希腊人经历了四百年亡国时期，到十九世纪初又重新独立。今希腊共和国的版图，即是古代希腊的主要区域，其人口绝大多数仍然是希腊族，希腊语为国语。这个地区自古以来民族成分就没有大的改变过，何来的“种族消失了”？
　　　　
　　而且，说人家“文明消失”了，更是笑话。今天的整个现代文明完全是西方文明的内容，而西方文明又是以希腊罗马文明为基础的，希腊罗马文明在今天社会的科学，哲学，文学，艺术，政治，法律等等方面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我们身边处处可见希腊罗马文明的影子，何来的“消失”了？
　　　　
　　希腊罗马文明只不过中途又接受了基督教的成分，而且是希腊化的基督教。基督教从一开始产生就可以说是希腊文明与犹太文明的混合产物，基督教经典《新约》从一开始就是用希腊语创造出来的，主要的传播者也是罗马帝国中的希腊人，只奉《旧约》的犹太教是严禁偶像崇拜的，而基督教各流派都可以绘画雕刻圣像，这就是其希腊化的典型特征。
　　　　
　　对于希腊文明，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可以说：如果没有希腊文明，就几乎没有我们今天现代社会的一切。现代的许多科学学科，技术发明，以及民主制度，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产生出了其雏形。古希腊文明更是直接催生了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导致近代科学的产生，民主制度的萌芽。这是对今天整个人类世界作出了最重要最关键的贡献的一个文明。这一点，我们以前是认识得太不够深入了。
　　　　
　　

naga

我们又反过来看看中国的民族构成，前面说了，商，周，本是外来民族，商灭周后，商民族即已消亡。秦汉时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才形成所谓“汉人”，这一点跟其他国家地区的民族演化并无什么不同。
　　　　
　　汉代时人口最多时达到五千多万，但是经过汉末动乱，到了三国时人口仅剩下七百万，其中蜀国人口最多时仅有九十多万（所以不难理解蜀国的基本战略非联吴抗魏无以自保）。而曹操诗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描写并不是文学夸张，而是对当时十室九空的人口灭绝情况的真实记录。这样巨大的人口真空靠什么来填补？靠的是北方蛮族的大量南迁来填补的。而紧接其后短暂的西晋（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北方汉人又大量南迁至长江以南，然后就是长达两百多年的“五胡乱华”时期，黄河流域一带已经基本被换了血了。
　　　　
　　隋唐时又是一次全国范围的大混血，而这个所谓“最辉煌”的唐朝，本身就是一个部分汉化的鲜卑人政权（李世民与其家族是汉化的鲜卑人并不是什么秘密），并保留着大量蛮族陋习，如兄死父死子弟续娶其妻，这就是所谓一脉相承的“华夏文明”吗？
　　　　
　　至于辽，金，蒙元，满清时期，那就更不用说了，被混血不说，而且整个就是亡国奴时期。胡人汉化，汉人也胡化，留起鞭子，穿起旗装，这就是所谓一脉相承的“华夏文明”吗？
　　　　
　　还不得不说的是，今天生活在中国地区的南方人和北方人，不仅在构成“民族”这个概念的基本特征——共同心理素质上差异甚大，而且在种族的生理特征上都是有很大差异的。总的来说，北方人是比较纯粹的蒙古人种，而南方人则比较复杂，混有大量马来人种的成份。这种情况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当初中国地区的人种从中亚，南亚等地迁移而来时就形成了这种格局，即黄河流域一带以中亚迁徙来的蒙古人种为主，而长江以南则是南亚迁居来的马来人种，二是在后来几千年的历史演变，民族迁徙中，北方的蒙古人种又大量南下与长江以南的百越等民族融和混血而成。（这也是一个人种学上的常识问题，读者可以向你身边这方面的专家咨询一下，就知道我说的没有夸张。）
　　　　
　　种族都是如此，文化就更不用说了。说“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下来的文明”，那到底延续下来了些什么呢？举个例子：其他国家民族往往都有自己的民族服装，中国人（汉族）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吗？（不要告诉我中山装是民族服装，那是用日本人的学生装改制的）。经过一千多年特别是最近几百年以来历史车轮的无情碾压，所谓的“华夏文明”剩下的也不过就是一些碎片而已，而且是些四不象的碎片。日本人的文化都比现在中国的本土文化更近汉唐文化。
　　　　
　　很多国人喜欢自以为是地吹嘘什么“世界上唯一延续下来的文字就是汉字，其他语言文字都断绝了”，实际上那是很可笑的说法。以英语为例，学英语专业的应该知道，英语虽然词汇数量巨大多达数百万，但是除了一小部分基础词汇以外，绝大多数的词汇都是由数量有限的希腊词根和拉丁词根以及前后缀组合而成的（而拉丁词根又源于希腊词根），特别是数量巨大的科技词汇基本上都是由希腊词根构成的。很多人觉得英语词汇的构成好像就是胡乱把一些字母拚接在一起，毫无规律，其实那只是不了解英语的希腊词根构词法而已。（有些网络混混喜欢宣扬什么“汉语词汇的组成是规律的，英语词汇的组成没有规律，汉语优于英语”这种谬论，简直无知得可笑。）
　　　　
　　你会发现在西方国家的各种语言中，很多词汇都是很相近的，就是因为它们都是用同样的拉丁词根和希腊词根构成的原因。例如“地理”这个词，英语是“geography”，德语是“geo”，因为都是由表示“土地”意思的希腊词根“geo-”构成的原因。
　　　　
　　从语言上来说，西方国家各语言间的差别并不比中国各地区方言之间的差别更大，在西方国家一个人同时会说几种西方语言的情况是很平常的事情，就像在中国一个做生意的人同时会说普通话，四川话，广东话一样。
　　　　
　　从文字上来说，英语的字母是拉丁字母，拉丁字母源于希腊字母，希腊字母又源于腓尼基字母，而腓尼基字母最早的源头又可以追溯到埃及文字。同样的，汉字也可以追溯到苏美尔文明的楔形文字。
　　　　
　　不仅在印欧语系（或者又称雅利安语）内部是这样，印欧语系与中东一带的闪米特语系也是渊源很深，腓尼基字母产生的另一个分支——阿拉米亚字母，又发展出今天的阿拉伯字母，维吾尔字母等。
　　　　
　　我们又来看看汉字。不错，甲骨文是今天汉字的直接起源，但是如果是一个没有受过古文训练的人，根本看不懂古代的甲骨文字，也分不清甲骨文，金文，小篆，大篆等的区别。从文字上来说是这样，从语言上来说，今天使用欧化语法的现代汉语的人如果没有经过古文训练也根本看不懂先秦时代的文献。
　　　　
　　然后我们又来看看埃及文明，埃及文明正式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涅伽达文明时期），这时期出现了象形文字，数十个城市国家，冶炼铜器。（实际上在公元前4500年已进入铜器时代）。并发明了纸--草纸。
　　　　
　　然后在公元前3100年时，美尼斯统一了上下埃及各城邦，进入早王朝时期。第三王朝时开始大规模修建金字塔。埃及大大小小的金字塔建立起来一千多年后，中国才开始进入文明时代。
　　　　
　　再来看埃及的种族：埃及最初的居民是含米特人，然后与西亚进入的闪米特人逐渐融合，创造埃及文明的就是这种闪含混和民族。而闪米特人都起源于阿拉伯半岛，阿拉伯人，犹太人都是闪米特人。今天生活在中东北非的大部分居民，不过就是阿拉伯化的古代闪米特人的后裔。古埃及虽然在其本土政权延续了三千年之久后又陆续经历了亚述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的统治，但是其种族本身从法老时期一直到今天并没有大的改变，今天生活在尼罗河两岸的居民其体貌特征跟古埃及时期的雕刻和绘画上的形象仍然非常相似。
　　　　
　　埃及人只不过中途又接受了伊斯兰教的成分，这种情况跟古希腊罗马接受了基督教的情况非常类似，也类似于中国人接受了佛教文化一样。只不过伊斯兰教基督教这种一神教的同化作用更为彻底一点，而伊斯兰教本来就是中东闪米特人土生的宗教。
　　　　
　　再来看印度文明。印度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哈拉巴文明时期），地点在今印度河流域一带，以哈拉巴和摩亨佐两地发掘出来的完整的砖砌城市遗迹为代表，以及象形文字，青铜器。
　　　　
　　创造最早的哈拉巴文明的是达罗毗荼人，他们与后来进入印度的雅利安人逐渐融合构成了今天印度的主要居民，今天印度的人种混杂局面就是这种历史原因造成的。而雅利安人在公元前1500年进入印度后，就继承了达罗毗荼人的文化，其宗教，哲学都深受前者影响。
　　　　
　　至于印度后来受到蒙古莫卧尔王朝的统治，本质上跟中国地区被蒙元满清统治时期一样，而且在殖民化程度和奴役程度上要轻得多。
　　　　
　　今天印度人口的绝大多数都仍然是古代达罗毗荼人和雅利安人等民族的后裔，其信奉的印度教也是从古代就一脉相承下来的，其创造的佛教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何来的“文明消失”了？
　　　　
　　实际上，通过对比上述几个文明，我们可以发现，恰恰消亡得最多的就是中国地区的文明，除了仍然在使用汉字这一点以外，我没有看出今天的中国还从古代继承下来了些什么。
　　　　
　　其实，在学界有一种不便于启齿的看法就是：真正的古华夏文明，从宋代以后就已经消亡了。今天的中国不是昨天的中国。
　　　　
　　我们又来看看中东的两河流域文明，它正式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的苏美尔文明时期（实际上在公元前4300年已经进入铜器时代，出现了城市，国家的萌芽），这时候出现了象形文字，及稍后的楔形文字，冶炼铜器，以及乌尔，乌鲁克，尼普尔等数十个城邦。
　　　　
　　创造最早的苏美尔文明的苏美尔人，可能是含米特人，他们很快就与后来进入的闪米特人融合了。而后继承苏美尔文明而起的阿卡德文明（公元前2371年），巴比伦文明（公元前1894年），都是闪米特人创造的；创造亚述文明，腓尼基文明，犹太文明的也是古代闪米特人；创造伊斯兰文明的阿拉伯人也是闪米特人。今天生活在中东地区的大部分居民仍然是这些古代闪米特的后裔。信奉的宗教仍然是从古代闪米特人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伊斯兰教，使用的文字仍然是从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中提取元素而产生的腓尼基字母文字发展而来的阿拉伯文字。
　　　　
　　至于中国官方宣传的“四大文明古国”中的那个巴比伦，不过是两河地区最早的文明出现近两千年之后才出现的一个晚期文明，中国官方把这个拿来列在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中，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中国地区的文明跟早于自己两千多年的两河文明是在同一个时间层面上似的。
　　　　
　　闪米特人的另外一个文明：亚述文明，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发源地在两河上游一带。这个文明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他的军事技术上的成就，它建立了当时世界上兵种最为齐全，战斗力最为强悍的一个军事体系，后来其军事技术体制被波斯所继承。
　　　　
　　闪米特人在地中海沿岸一带的另一个文明：腓尼基文明，也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著名的城邦有推罗等。范围就相当于今天黎巴嫩的版图（另外，著名的迦太基古国，也是腓尼基的殖民地）。这个文明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其航海及商业上的成就。早在埃及尼科二世时期（公元前611年），腓尼基人已经实现了环航非洲，这是人类航海史上与麦哲伦环球航行，哥伦布发现美洲并列的航海壮举。
　　　　
　　腓尼基文明的另一个伟大贡献就是字母文字的发明。它虽然从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得到启发，但是却是真正成形的拼音字母文字，从腓尼基文字又发展出希腊文字，拉丁文字；以及阿拉伯文字等。从腓尼基文字发展而来的这种字母文字，是除了东亚之外全世界都在使用的文字。韩国日本等国都曾经进行过文字拼音化的尝试，现在也还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将来也不可避免地要向这个方面发展。
　　　　
　　犹太文明，如果从公元前1000年扫罗建国算起的话，是三千年历史。但实际上，作为一个民族，犹太人的历史还更为悠久。早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居住在这里的迦南人（闪米特语族），已经进入铜器时代，建立了城市，后来与进入这里的犹太人融合。
　　　　
　　至于犹太文明及其民族独一无二的延续性，以及他们对人类的贡献，我想不需要我多说了。
　　　　
　　赫梯文明，这可能是一个雅利安语族的文明，也大致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地点在小亚细亚一带。这个文明最大的成就就是发明了冶铁术（有可能更早在这之前的米坦尼王国已出现），并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率先进入铁器时代。而今天高加索一带的亚美尼亚，据称其居民就是古代赫梯人的后裔。
　　　　
　　今天叙利亚的居民，则是建立以大马士革为中心的古代叙利亚文明的阿拉米人的后裔。
　　　　
　　波斯文明，就是今天伊朗的前身，这是一个雅利安人的文明。如果从其最早的居民－－埃兰人建立的文明开始，是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他们创造了伊朗最早的文字，国家。埃兰人与后来的米底人，波斯人同出一源。波斯帝国则建立于公元前550年，是第一个横跨欧亚非空前庞大的帝国。今天伊朗人的绝大多数，就是古代波斯人的后裔。
　　　　
　　顺便提一下罗马文明，如果从公元前754年罗马建国开始（另一说公元前575年），是两千多年历史，而实际上，早在公元前1800年特拉马拉文化时期意大利已进入青铜时代；公元前1000年维兰诺瓦文化时期已进入铁器时代。今天意大利的绝大部分居民，仍然是建立罗马文明的古代拉丁人的后裔。
　　　　
　　至于美洲的玛雅，印加诸文明，由于出现时间稍晚，这里就不赘述了。
　　　　
　　所谓“创造某个古代文明的民族已经灭绝了”这种说法纯属误导。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被彻底地灭绝。不管是在战乱中遗存下来的人民，还是后来迁居而来逐渐融合了的外来成份，他们都会自然地依照共同的地域意识和文化心态，重新恢复古代的文明版图。读者如果把今天的世界地图与早期文明的分布图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各早期古代文明所在的大致范围与今天建立在这些地区的现代国家版图基本上是相吻合的。以色列人流浪千年之后仍然要顽强地回到故土上去，并恢复了希伯莱语言文字；伊朗人（波斯人）近代独立以后马上就将阿拉伯文字从自己的文化体系中清除出去，并全力恢复古代波斯的文化传统，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还有很多国人喜欢夸夸其谈的一种荒谬可笑的论调“唐朝时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事实上，中国从来就不是什么“世界的中心”，唐朝时世界上有阿拉伯帝国，拜占庭帝国，查理曼帝国。那时候世界的中心在君士坦丁堡，在巴格达；汉朝时有罗马帝国，安息帝国（波斯的继承者），贵霜帝国。那时候世界的中心在罗马，在亚历山大里亚，在巴比伦尼亚。这一点看看世界历史地图就很明了，中国地区一直都是远离文明的中心，在欧亚大陆最偏僻的角落里。
　　　　
　　某些人津津乐道什么唐朝多么多么开放，有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做官。只是自己少见多怪而已，其他文明地区的这种开放的程度普遍的很，各个种族的人来来往往经商做官是家常便饭的事，例如罗马帝国时期，甚至有好几个皇帝都是阿拉伯人，腓尼基人，日尔曼人等外族人，而且是依照正常程序继承的皇位，而非象蒙元满清时代那种异族征服得来的皇位。
　　　　
　　地中海周边地区和中东地区，才是在整个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世界的中心，文明的源头。
　　　　
　　中东文明可以说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源泉，楔形文字与埃及象形文字是后来的西方字母文字的最早源头，中国地区的文字实际上也起源于楔形文字。青铜冶炼术，冶铁术，制陶术，车轮，驯养牛马，都是从中东最早发源并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的（也包括中国），这是国际学术界普遍的看法。当然中国的“历史学家”对很多事实是一概否认的。
　　　　
　　这个问题，就我个人来说，我当然是相信国际学术界也绝不会相信中国的这些所谓“历史学家”的，读者们则可以根据自己对中国“历史学家”德性的了解自行作出判断。
　　　　
　　最近几年，中国的某些无赖似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据说对国际上不予承认中国有商前文明感到很恼火，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声称要单方面宣布中国为“六千年文明历史”，有人甚至提出要更进一步修改为“一万年文明史”，据说还是什么“考古学会”的“会长”。我并不相信这些白痴“学者”真有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胆量和脸皮去实施这个搞笑计划，我倒是担心他们虚张声势一场最后又不了了之，让我们失去了一个看国际笑话的机会。
　　　　
　　其实对付这些“历史学家”这种流氓手段的最好办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西方人是太厚道了，要像韩国朝鲜人那样。比如说，我在朝鲜的官方宣传资料上就看到：朝鲜人说他们是“六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好嘛，比我们中国还多吹出了一千年，现在中国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不是要修改中国的历史为“六千年文明”嘛，那么朝鲜就会把自己又改称为“七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反正始终保持比中国领先一千年，反正只需要改动一个字的功夫而已，何乐而不为呢？日本人就更离谱了，干脆把文物自己埋到地下又自己挖出来做“证据”证明自己的“历史”（跟中国的“考古学家”有得一拚）。
　　　　
　　顺便说一句，如果要像中国官方那样将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文化遗迹混淆为“文明时代”的话，那么日本根据其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绳纹式文化，也可以把自己说成是“一万年文明历史”。
　　　　
　　中国要想把自己打扮成是“最古老的文明国家”这可不容易啊，首先连日本韩国朝鲜这一关都过不了，大家都在比赛谁修改教科书的功夫更厉害。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如果要比谁是最无耻的国家的话，倒是有得一比。
　　　　
　　中国的某些“历史学家”，他们“做学问”的态度，就像是**对待嫖客一样的态度，随时可以为了政治的需要改换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换一个主子就又炮制出一种新的“理论”出来。
　　　　
　　这些娼妓一样的“历史学家”，不客气地说，应该称之为“历史篡改学家”“历史伪造学家”或者“历史文学家”更为合适。相信看够了他们是怎样篡改伪造近现代历史的种种表演的世人，都不会不同意我的这种说法。更何况是虚无飘渺的古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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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些年来，人们对中国越演越烈的学术腐败学术造假现象都很关注，但主要都集中在一些造假者有丰厚利润可图的学科领域，对历史学界，考古学界这些好像没有什么油水的圈子都不太注意，其实这两个看似不重要不起眼的学科领域倒是最有学术腐败学术造假的可能性的，因为这两个学科是直接为政治服务的。比如说那个在国际学术界臭名远扬的所谓《夏商周断代工程》伪学术项目，就存在着大量学术腐败学术造假情况，例如在用碳14测年法测算文物年代的问题上，主事者在数种测年法中故意选用最不准确但是却能够有利于将文物年代往前提早的那一种，他们就是这样搞“学术研究”的，不知道骗取了多少国家科研经费。此类事例，举不胜举，很多资料都有披露。
　　　　
　　我在商务印书馆三十年代出版的一本《考古学》上看到那时的考古学前辈是这样阐述研究考古学的意义的：“考古学的目的一不是为了夸耀古国的辉煌，二不是为了粉饰现实的政治。而是为了了解历史的真实，知道我们以前的路是怎样走过来的，以为参考，对我们将来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
　　　　
　　中国的某些“考古学家”，把前辈们的教诲全都扔到茅坑里去了。将来到地下碰见这些先辈，肯定是要被打屁股的。
　　　　
　　还有某些国人，常常喜欢放这样一种话：“我们中国人辉煌灿烂的时候，你们（西方人）还在树上呢”，说这话的人不一定就是对起码的人类进化史常识无知，虽然大家都知道人类早在一两百万年前就已经从古猿逐渐过渡到直立人了，也就是说早就不“在树上”。可能他们的意思只是以此比喻谁开化得早一些。不过我们前面已经说明得很清楚了：中国进入文明时代远远晚于其他文明地区而且也晚于欧洲。
　　　　
　　而现在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来比较一下石器时代的情况：在欧洲发现的不管是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舍利文化，阿舍利文化，克拉克当文化，还是中期的穆斯特文化，晚期的奥瑞拉文化，索鲁特文化，马格德林文化，以及中石器时代的阿齐尔文化，塔登鲁尔文化，阿斯度尼亚文化，马莱姆斯文化，一直到新石器时代诸多文化，在谱系上都非常完整，不象中国地区有一个很大的断层。时间上也早得多。
　　　　
　　就连日尔曼这种相对来说在欧洲算较为野蛮的地区，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就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了（武器和工具普遍使用铁制），比中国地区早了近一千年；英国地区早在五千年前其最早的居民皮克特人也已经开始建筑石头城殿；西班牙和法国尼奥岩洞等地，考古发现了数万年前的绘画作品（是世界上最早的绘画和艺术品。奥瑞拉文化时期）以及最早发明弓箭的考古证据。
　　　　
　　而中国，即使是公元前1500年才开始的商王朝，也还是青铜器时代，夯土建筑，其主要覆盖范围也只不过就是河南的一小部分地区（注意我说的是主要），而古中国其他广大地区，基本上都还处在野蛮原始的部落文化状态。这到底是谁“还在树上”呢？这不是很明显的事情吗？
　　　　
　　其实当很多中国人得意洋洋地吹嘘“我们的祖先比你们西方人辉煌灿烂”的时候，用心思考的人会发现，这句话所包含的潜台词其实就是“我爸爸比你有钱”。且不说这只是颠倒的事实，就这句话的潜意识来说，这样吹嘘本来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有人用“我爸爸比你有钱”来炫耀自己，毫无疑问地都会遭到那怕是最势利最无廉耻的人的鄙视。可偏偏有一些人不以为耻，反倒以此为荣。
　　　　
　　每次看到这些人无知地吹嘘什么“我们的祖先比你们西方人辉煌灿烂（我爸爸比你有钱）”或者是“我们中国人辉煌灿烂的时候，你们（西方人）还在树上呢”的时候，都让人忍俊不禁。
　　　　
　　我真不知道咱们的脸皮怎么就这么厚，也真不明白中国历史到底有什么可以吹嘘的，有什么可以得意的。讲政治，中国三千年来一直都是最专制，最腐败，最黑暗的，一直到现在都还是类似于中世纪般的半封建专制体制；讲文化，中国文化其实质根本就是最腐朽最堕落的奴才文化，太监文化，官场文化，伪君子文化，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这个问题也是自五四以来鲁迅等仁人志士早就已经多次阐明了的；讲经济，中国老百姓在封建帝王，贪官污吏，地主豪强等多重压迫下一直都是最穷困的，所谓“唐朝时一个马车夫都比欧洲贵族富有”之类的蠢话恐怕也只有白痴才说得出来；讲历史，中国不要说跟中东，埃及，欧洲，印度这些文明悠久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就连跟自己的邻居日本和朝鲜韩国等比，都没有多少可骄傲的资本；讲科学，我们对科学毫无贡献，唯一能够拿来吹嘘一下的就只有个子虚乌有的“四大发明”，还是李约瑟这个洋人帮着编造的（连编谎都得靠着外国人来编！李约瑟炮制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里面那些胡编乱造的“中国古代科学发现”连稍有良知的中国人自己都不好意思拿到正式场合来炫耀，这里也就不多说了，具体可参考《从头审视所谓四大发明等说法的种种谬误》等文章。）
　　　　
　　我觉得国人这德性很不好：刚吃了几天饱饭，就得意得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任何事情都要撒谎吹嘘成是自己“世界第一”（虽然昨天还在挨饿），其他国家民族在中国人眼里好像根本不存在似的（其实心里面一门心思琢磨着怎么移民到外国去）。这样自欺欺人下去，没准明天又要挨饿。这就叫做“器小易盈”。
　　　　
　　某些国人就是想通过种种方式来抬高自己贬低其他国家民族（特别是让他们嫉恨不已的西方国家），来满足他们那种面对西方文明时极度自卑心理背后的需要，并迎合官方的愚民。是一种极其可笑的行为。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引用有关世界史的大部分数据和资料都可以在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史》教材中找到出处，相信不会再有任何理由指责我“歪曲，捏造，不客观”了。当然，关于中国史的部分，那你得看国外学者的著作才能知道真实的情况，基于中国“历史学家”一贯的德行表现，我相信这一点大家也不会有什么异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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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