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30年：从器物到自省

心有理想

作为一个晚近的新兴民族国家，新中国既缺乏现代国际体系的外交实践也缺权力均衡这样的历史经验，但中国领导人始终能以其特有的现实主义禀赋抓住对外政策问题的核心。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毛泽东、周恩来两位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作出了建国后最重大的外交决断，摈弃意识形态作用下向苏联“一边倒”的战略，与美国这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建立了心照不宣的联盟，新的反苏“一条线”战略导致了冷战以来最重大的一次国际权力均势的变动；而中国也通过这样经典现实主义意义上的外交革命，正式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成员资格，向世界明确了自己的大国地位。
　　尽管国内政治此时仍处于10年动乱的浩劫中，但这一最重大的外交决策却为之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必需的外交前提。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外交。
　　
　　从战略大三角到地区稳定器
　　
　　在漂亮地完成向大国政治的转身后，邓小平以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和平国际环境的国内至上的实用主义，为中国外交注入了新的内容，即以强大的经济力量作为增强国家权力的主要支柱。北京相信，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没有重大的国家安全威胁，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大国会视中国为主要威胁。在短暂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后，中国的整个对外政策很快进入了这一新的轨道。
　　由此带来的外交议题和日程上的改变是巨大的。一方面，邓小平延承和发扬了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外交精神，成功地让中国这样的弱势方成为了战略大三角中的操控者，同时与美苏这两大对抗性的超级大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另一方面，中国褪去了冷战初期带有强烈革命色彩的民族主义国家形象，逐渐成为国际社会最大的贸易和投资市场。
　　
　　此时困扰中国外交最大的问题不再是安全，而是如何成功捍卫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国家主权。具体来说，就是如何妥善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同时又不会因此而影响到经济第一的大战略。中美关于台湾问题的三个联合公报和中英在收回香港问题上“一国两制”思想的提出，为解决这一棘手难题提供了开放的思路和现实的出路。其背后则是对二战后美国历史性地进入亚洲的新权力均势，和西方在东亚、东南亚建立的以美国军事力量存在为核心的新安全体制的认可。
　　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西方战略家们认为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战略意义已大为降低，这成为他们在“89事件” 后对中国禁运和封锁政策的依托。但经过十多年的开放后，中国已经与世界经济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反过来也一样，毕竟，实用主义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邓小平对此非常自信，“韬光养晦”的新16字方针的提出表明了他决心让自己亲手开启的改革开放局面和实用主义外交坚定地贯彻下去。新一代领导集体在确保社会稳定和政治控制的前提下，开始加快对外开放的速度和规模。1997年和 1999年，中国政府实现邓小平时代对外政策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收回香港和澳门。但毛泽东时代传统均势外交并未就此失去其地位，在“多极化”和“反对霸权主义”的新口号下，中俄迅速接近，中欧关系也重新进入北京的视野，拉美、非洲、中东地区也开始频现中国外交官的身影。通过在国际上与主要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外交展现出新的多边主义特点，而不再是简单的力学三角或平行四边形。
　　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美关系经历了一个阶段性的变化：双方不再是国际政治权势游戏中权宜之计的攻守同盟，而成为彼此有深切需要的长远战略伙伴。1996年台海危机，中美军事舰船几乎面对面，这也是中美自朝鲜战争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军事对峙，双方自此都认识到了维护台海现状的重要性。进入21世纪后，中美开始了从未有过的共同遏制台独的努力，在保持必要的军事威慑的同时，北京的对台政策也转向以经济统合为主。1999年的“炸馆事件”和2001年的“撞机事件”也很快被妥善处理，而没有像90年代初期“银河号”事件那样对中美关系产生大的触动。通过这些不断的考验，中美之间不仅建立了新的相对完备的危机或突发事件处理机制，更对双边关系的长远意义和战略性质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这一时期，中国外交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解除冷战在亚洲的遗产，如台海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中日关系问题等。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和外交决策者并没有试图去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而是秉承中国现实主义外交的传统，稳扎稳打地创建出了两大新的地区稳定模式，即：以六方会谈机制、东盟10+3机制、自由贸易区机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等为支撑的东亚模式，和以反恐、反分裂、反极端主义，以及地区安全、能源、经济合作为支撑的上海合作组织模式。两大模式的创建也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外交的内容。1997年中国在与东盟对话过程中，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思想，进入21世纪后，中国领导人更多次重申“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致力于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方针，从而很好地发挥了大国作为地区稳定器的作用。
　　中国式的大国崛起
　　
　　现实主义的外交发挥和中国大国潜力的不断展现，在21世纪初，最终形成了这样一种新的国际政治局面：所有重大的国际和全球性问题，现在没有中国的参与就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世界各大主要的国际关系智囊和学府里，两个问题不可避免地被提出和广为讨论：“中国会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吗？”“如果会，中美如何实现世界政治权力的交接？”
　　中国官方对中国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予以承认，但坚决反对对上述问题做出明确回答。历史上，伴随着一个大国的崛起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帝国主义：欧洲帝国主义、沙俄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文本中，上述主义都被严词批判过，北京的一贯立场是：中国备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因此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反对霸权。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政府必须让世界相信，国际关系的这一规律不会在中国身上重演。“和平崛起”的提出应该是官方为此做出的一种努力，但从效果看，并未赢得西方多数政治和战略家的认同。因此，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外交都将面临这样一个艰难的路向和战略选择问题，其意义不下于当初毛泽东做出的转向美国以及由邓小平进一步开创的向西方开放的战略性决断。
　　笔者认为，三个原因决定了中美权力转移或许能够以与历史上发生的所有大国权力转移不同的方式进行。其一，国际政治的均势制衡规律往往以如下方式发生，即当霸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处于领导地位时，没有一个次强国愿意出面挑战这一既存的由霸权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只有当霸权国家开始衰退时，才会有国家出来挑战旧秩序，从而引发冲突以至战争。而美国何时会走向衰落仍未可知。其二，历史上虽然因为权力转移而发生过多次大国战争，但也有像英美在二战时的和平过渡，以及日本二战后在日美安保体制下的经济政治崛起这样的例子。显然，权力转移存在着多种方式，崛起国家除了会谋求打破现有秩序建立自己主导的新秩序外，也会有别的取向，比如仍然认同和接受现存秩序，或只对该秩序在地区层面上作出修正，而对该秩序的大部分予以接纳。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中国崛起面对的不仅仅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还面对着其背后的整个西方共同体。根据兰德公司的预测，中国的GDP将在2020年超过美国，但即便这样，与高收入的OECD国家相比，只有其一半；中国的军事开支在2020年将达到美国的1/4，但仍只是OECD国家的1/7。因此，中国有可能超越美国，但它几乎不可能超越整个西方共同体。而且，后者在国际社会中经营了几百年的软实力优势也绝不是中国所能比拟的。如果中国的崛起是挑战西方共同体及其主导的世界秩序，那几乎注定不会成功。
　所以，可行的解决方式之一就是，只要中国这个崛起国成功地融入西方共同体，即便现存的美国霸权式微，但现有的世界秩序也不会因此被破坏或摧毁，更不会发生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因为大国间权力转移而导致的战争和国际关系的巨大变革。从理论上讲，和平过渡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现存秩序是否给了崛起国这样一种机会，即融入而非挑战该秩序对其崛起更为有利，二是崛起国对现存秩序的满意或不满意程度。
　　
　　尽管一超多强被普遍用来描述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格局，但老布什在冷战后提出的新世界秩序并没有真正实现(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武力打击就是最好的例证)。现在并且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发挥效用的，仍然是美国在二战胜利后成为全球头号力量时(无论从物质权力还是国际道义角度看)由罗斯福提出的“世界蓝图”构想。尽管二战结束后冷战很快取代了战时的大国同盟，但罗斯福设计的战后世界秩序和体制还是得以建立和发扬光大。德日两个战败国被先后成功纳入该体制，从而彻底地解决了困扰历次战后重建的战败国复仇问题。
　　冷战结束后，西方共同体又用同样的方式将冷战中的绝大部分前敌国吸纳进这一体制，这也再次证明了它的生命力就在于：第一，这是有史以来最为开放和有益的体制；第二，它不是由某一个霸权国家主导，而是由一批国际社会的先进发达国家共同领导；第三，它为被融入国提供了顺利进入的可行性和由此带来的巨大的发展益处。显然，这种秩序更易加入而不是去推翻。
　　中国崛起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力量迅速增强，是否会颠覆现有的西方共同体主导的国际秩序。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已昭然若揭，中国已深深植入这一体制——政治上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强之一，经济上加入世贸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治理上积极参与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议，而这一切也让中国成为了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因此，中国除了更加积极地成为这一共同体的全权成员外，别无选择。同样，作为现有的霸权国家，美国也只有一样武器来“对付”这个崛起中的国家，那就是充分利用现有的秩序和体制将中国吸纳进来。由于双方地缘接近、双边关系历史悠久、相互利益攸关，美国是帮助中国顺利被西方共同体接纳的最重要力量。未来中国的大国外交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也仍应以中美关系为主轴，以与其他大国和地区力量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多边外交作为两个辅轴，共同带动中国外交螺旋式前进。
　　
　　传统与自性
　　
　　从战略大三角到地区稳定器再到中国式的大国崛起，这一描述所反映的只是中国外交这30年外在的器物面，而要深刻地理解中国外交并预判中国外交未来的走向，还需要更加内省地从传统与自性两大内在维度去考察。
　　中华民族自近代开国以来形成的两大思想传统对中国外交的发展产生了交互式的作用和影响。这两大传统一曰本土化，它来源于长久以来中华帝国华夷秩序的历史积淀，经百年丧权辱国的殖民年代进一步升华，表现在对外政策上即内向性的、孤立主义的固本外交，以求巩固、深化、拓展自己的传统势力范围，在战略上可称之为中国的地区战略。换句话说，只要没有实现国家的统一，中国就仍将自己看作一个“不完整”的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实行不搞对抗，一切服务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与建设的政策，地区内部的问题成为北京外交活动的主要关注点。学界这几年提出的“成为负责任的亚洲国家，使自己有较稳定的战略边疆或安全圈”以及官方提出的“安定的周边”、“合作的周边”、“繁荣的周边”等就是这一传统在外交理念上的延伸。
　　二曰西方化。这是百年以来打开国门学习西方走向世界的革新派的精神内核。尽管在建国初期曾有过反帝反殖民的世界革命思想，但真正在外交范畴内体现西方化思想还是在近20年。中国不仅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加入到更多的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多地利用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解决分歧，而且发展了新安全观和国际合作的思想，并标志性地提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倡议。这表明中国外交对自己的定位已不仅从“拒绝者”转向“参与者”，而且从“一般参与者 ”转向“负责任的大国”。许多学者也达成共识：未来20年，中国总体外交思路和外交战略将不可避免地发生转变，由主要为自己发展利益服务的“和平环境”战略，转向同亚洲和世界谋求“共同发展与安全的战略”。换句话说，即使在未获国家统一的情况下，中国也不仅要维持自己地区大国的地位，还要史无前例地向世界展现自己独特的大国魅力和影响力。
　　随着中国实力和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外交的大国自性获得了不断的认知和成长。如前所述，这30年来中国外交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战略大三角时期是利用美苏冷战施展均势术的经典现实主义；冷战结束后则是维持现状、冻结矛盾、避免冲突的实用现实主义；在进入21世纪后则转向谋求良性崛起的渐进式的现实主义。尽管三种不同特色的现实主义的目的都一样，即抓住一切有利的战略机遇期发展中国经济壮大自身实力，但背后所体现的国家自性却并不相同。战略大三角时期是一种纯粹的政治属性，即国际政治权力斗争中因应变化的权宜之计，是一种短期和利益考虑；冷战结束后发挥地区稳定器的功能，则主要是恢复了自己作为大国的地缘政治属性，开始自发地重温自己历史上一直扮演的角色。而从现在开始到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外交更多体现的则应是一个大国的历史文化属性，这时候仅有现实主义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种体现本民族文化和抱负的理想主义。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不能只是自发自然的状态，而应该是自主自立的状态。
　　客观地讲，中国外交这30年来并非就是完全没有自我观念的彻底功利化的现实主义，早在1970年代，邓小平就提出过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江泽民时期则大力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全球政治多极化理念，胡锦涛则提出了“和平发展”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倡议。但这些观念的提出，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接受和认可，要么被看成是乌托邦一样的东西，要么就被当作是“中国要求重新分割国际权力”的变相说法，是崛起国家对传统格局和秩序不满而发出的一种挑战。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MarcLanteigne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取得的成就值得真心尊重，但是，直到中国具有了某种至关重要的道德力量与自己新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相适应，这个国家才会赢得国际社会的彻底尊重和真正的“大国”地位。
　　未来中国外交面对的核心不是现实主义更加熟悉和喜欢的大国外交问题，甚至不是建构中美关系问题，而是建构中国如何融入西方共同体的问题。只有接受一个最低限度的共同价值观(而不是简单抽象的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中华文明所承载的文化多样性才能存在下去。按照西方的思维，这些共同价值观应该包括民主、信誉、稳定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责任感。中国外交凭借自己特有的现实主义禀赋，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大战略奠定了基础，在改革开放30年的积累后，未来的中国外交须要更加富有抱负和理想，为中国进一步实现从开放的中国到民主的中国，从融入世界经济共同体到融入世界政治共同体的伟大转变贡献它独特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