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

zjjshy

译言转帖（译者： Moon.Wong）：
http://www.yeeyan.com/articles/view/11302/16030

简介：
   谚语说过，最坚固的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
   
   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发达国家-美国没有被拉登同学的9.11和中国的崛起所击倒，而是被内部贪婪的华尔街所攻破。
   
   世界第一大党CPC没有被日军扫荡，美国的封锁，苏联的威慑所击倒，但是他却面临最为强大的内部威胁，内在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社会不均，高层的分裂等此类难题或许就是当今炸掉这个世界上坚固碉堡内在的那一堆火药桶。


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中国国内政治是如何使和平崛起化为泡影
谢淑丽，乔安妮·迈尔斯

介绍
评论
问答环节
作者简介
书本目录

介绍乔安妮·迈尔斯：早上好，我是乔安妮·迈尔斯，公共事务节目的总监（Director），我代表卡内基理事会感谢各位今天早上参加到我们节目中来。
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谢淑丽作为的嘉宾。她将会讨论她的新书.《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中国国内政治是如何使和平崛起化为泡影》

两百年前，拿破仑就公开的告诫人们应“让中国继续沉睡吧，因为当她醒来的时候，她将会震撼世界。”现在已经找不到有关这一告诫来龙去脉的记载，而且这一引语自身可能就不准确，甚至是杜撰的。但是如果这些话的确被拿破仑说过，那么他的确有先见之明。因为，这个曾经沉睡的巨人释放的能量已经开始撼动世界，余波波及深远。

数以千年来，中国作为出类拔萃世界强国的地位毋庸置疑。就在西方世界处于黑暗世纪的时候，中国发明了造纸术，火药，以及印刷术。在亚历山大·弗菜明（Alexander Fleming）发现青霉素的两千年前，中国人就在使用黄豆霉菌用作抗菌素之用（译者：这里极有可能误译，如果的确如此，提醒我）。但是，后来，在16世纪，中国退了回去，拉起吊桥，背朝整个世界。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当中国开始开放它的经济，他们那漫长的追赶进程开始加快速度。

今日，由于它快速增长的经济，以及技术和产业财富，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竭力赞扬中国，将其视作世界的下一个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然，身处西方的许多人将中国不可思议的经济力量视作传统世界秩序的巨大威胁。

尽管，经济成功毋庸置疑地助推了这个全球巨人的成长，然而依照我们嘉宾的看法，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中国令世人惊叹的经济增长，真正的威胁更多的是来自因快速经济增长，社会不均，环境破坏，以及政府腐败而产生的国内威胁所带来内在脆弱性。

谢教授主张对于西方政府而言，理解中国领导层因无力维持控制以及把持他们权力所产生的焦虑感是至关重要的。毫不意外的是，正是这种不安全感使得党内官员常常利用公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表现为针对日本和台湾的激进行为。

相应地，我们的嘉宾写道，“如果我们误读了他们的动机并且处理不当，那将是灾难性的，因为，如果此类问题处理不当，它们可能使得中国和平崛起成为一个国际性超级大国可能性化为泡影。”

谢教授第一次去中国是在1971年，自那以后，谢教授成为一名中国政治舞台敏锐的观察者，随着她对在“国内困境和外部安全挑战”寻找平衡点这一中国难题（china Paradox）的解释阐明，她深刻的洞察力很快就会变得清晰可见。（译者：翻译如有谬误，告知我）从内部来看，或许中国并不像外表看起来的那样是一个令人畏惧的强权。

我们应该为中国感到担忧吗？在读过《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后，我必须承认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几乎毫无疑问是肯定的。然而，我们担心的理由跟我们从华盛顿那边打听到的是完全不同的。

让我们一起欢迎今天早上的嘉宾，我非常确定她他今天会告诉我们关于中国的内幕故事,她不会推辞的.我们非常感谢你,苏珊,能加入到我们今天早上这个节目中来.
评论
谢淑丽：非常感谢你那精彩绝伦的介绍，我很认同。这种感觉很棒。

对于我而言，我非常荣幸今天早上我能来到这儿，来到这一令人尊敬的机构。这是我第一次在卡内基理事会上作演说，我非常高兴看到台下有如此多的观众。因为我清楚，来到卡内基理事会的人都是些学识渊博之人。因此我也很期待在这个节目的第二部分的时候能和大家好好交流下。

我是一名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在1971年的时候就访问过中国，后来在克林顿执政时，我有机会担当副助理国务卿（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of State），负责对华关系。当然，这对于我而言也是一个非常令人激动的可以参与到书写历史进程的机遇，而不是仅仅只是研究它。
当我于1997年在政府就职时，我脑子里全是关于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现实可能性的焦虑。因为，前年，中美之间就在台湾问题上发生过针锋相对的交锋。虽然北京声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实际上自1949年以来台湾一直处在自主治理的状态。
中国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在台湾港口的外海域实验导弹。因为他们想要显示他们对于美国邀请台湾“总统”李登辉访问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并发表演说的愤怒。在中国人眼中，这意味着美国正在承认这一岛屿为一个主权国：我们将邀请他们的总统。美国派出了两个航母战斗群来到附近区域以展示我们的决心，中国退让了，中国使对抗降级。但是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危机升级有其内在的生命力。即使没有人想要战争发生，但战争也有可能爆发。
当我在政府里致力于改善并为中美关系打下良好的基础时，我注意到中国的决策者是如此地专注于他们自己的国内政治，他们的不安全感看上去是如此的严重。当然，那时是克林顿执政，我也非常清晰的记得，围绕中国问题我经历过太多美式风格的国内政治斗争，也是在这个时候，我记得，克林顿当局被指控收受中国的竞选捐款以及向中国出卖我们的卫星和核机密。

但是在中国，手中有多得多的事情处在危机关头——不仅仅只是赢得下任选举，而且也关乎共產黨统治的存亡。如果共產黨倒掉了，所有领导人以及他们家庭将失去一切。

你知道吗？当我当时正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告诉我的美国朋友和中国朋友我正在写一本书，当我告诉我的美国朋友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书，名字是《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人家说,”脆弱？你是什么意思？“，但是当我告诉我的中国朋友我正在写一本叫做《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时，每个人（我发誓是每个人）都反应激烈并说：”超级大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没有人质疑”脆弱“二字。
根据我在政府工作的那段痛苦难熬经历而言，这种国内的脆弱性尤其明显。1999年5月的一个晚上，我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我接到来自国务院行动中心（Ops Center）的一个电话，在电话中告诉我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遭到了作为北约在南斯拉夫执行军事任务的美国轰炸机炸弹的袭击。
当然，我猜测这是由零散弹片而产生附带损害，但是我很快了解到其实是美国将大使馆错误的当成南斯拉夫军事目标，投下了三枚精确制导炸弹，炸死了三名记者，以及还有20多名人员伤亡。
我的直觉是我们必须立即深深道歉，从总统到下面都要道歉，因为我知道如果不明白无误的表明我是多么的感到对不起，中国人就绝不会原谅这点的。就如他们绝不会使日本人忘记他们并没有就在二战占领中国期间所犯下的暴行做出让人满意的道歉一样。
因此我们马上让克林顿总统给中方打电话，但是江澤民主席没有接电话。奥尔布赖特国务卿当晚就前往中国大使馆道歉。克林顿总统在电视上道歉。我们让他在中国大使馆的吊唁名册上签下名字。我们设法立即派出特使前往中国道歉。他们不接受特使。我们想在飞机运送受害者遗体到达机场时，派我们的大使前往那儿等候。中国人说，“别来。”最后几天过后，江澤民拿起话筒接了克林顿的电话，因此克林顿又再次道歉了。在我算来，我想他已经在最初几天内道歉了四次。而且我们也为受害者和使馆房屋损失给予了补偿金。
但是，我们这些努力都是徒劳。很快，游行抗议示威就席卷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并且他们袭击美国的大使馆和我们的在北京以及其他地方的领事馆。共產黨在这场意外事件后马上在人民日报以及其他媒体上宣称这是一次卑劣的故意轰炸，并不是一场意外。

共產黨为愤慨的学生安排了巴士前往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游行示威。警察允许学生向我们的大使馆扔砖头和燃烧弹，但是警察并没允许他们进入大使馆内。
因此，假使你站在江澤民的角度上想一想，这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实际上这也是我的这本书设法做的，实现换位思考的跨越，以便我们以中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来思考。
这次意外发生的时间尤其不适时宜。它发生在1999年5月的早些时候。就在一个月前不到的时候，江澤民早上醒来，透过窗户发现宗教团体法輪功的支持者包围了終南海，这可是领导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这些支持者要求政府承认法輪功为合法组织。没有任何先兆，这个组织就使用手机互联网，设法在江澤民家的正大门口组织起了这次游行抗议。
并不令人意外，这极大的惊动了中共高层，尤其是江澤民，也包括其他领导人。实际上，几个内部人士告诉我在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遭炸弹袭击当夜，江澤民深夜没睡，一直在写备忘录，不是关于这次误炸事件，而是关于如何处置法輪功。这似乎在他心里，这些威胁混淆在一起了。
然后，5月误炸事件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中国领导人非常清楚，马上就要到1999年的6月4日了。我确信在座的各位已经想到那是什么日子了，天安門游行示威10周年。顺便提一句，在军队暴力镇压他们之前，这一支持民主的游行示威不仅仅正如我们在CNN上看到的那样发生在北京，它也在中国其他130多个城市中爆发。因此江澤民以及中国领导人十分担心在10周年的时候，历史会再重复一次。
当贝尔格莱德误炸事件发生时，他们相信学生们会因中国政府自身如此软弱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允许美国人攻击大使馆这一事件而被激怒。因此他们担忧会去天安門或是終南海游行示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派巴士将学生送到美国大使馆。他们希望使学生们的愤怒之火撒向美国人，而自己跑得远远的。换句话来说，他们冒险与美国发生冲突，以保护他们自身免于来自国内的反对。
基于1999年那场痛苦经历以及我在政府就职时所发生的一系列其他类似事件，我开始看到了部分中国领导人身上政治不安全感的形式。尽管对我们而言，自1978年引入市场改革以来，中国在恢复它自身经济，军事以及政治势力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得他们从外部看起来像是一个巨人，但是，在他们自己的骨子里，我相信他们像是担惊受怕的小孩子拼命试图使自己待在因经济巨变而被搅浑了的社会的顶层。这种不安全感驱使着他们做出所有政策选择，包括国际政策也包括国内政策。
现在问题是，如果这个国家已经如此成功，为什么中国的领导人身上还有如此严重的不安全感呢？
首先，正如我刚刚讨论的，1989年的时候共產黨政权从根本上就被全国范围爆发的学生抗议示威以及与此同时党内领导层在如何处置这些学生而发生的分裂所撼动。如果军队拒绝执行和并不服从邓小平的命令，那么中国政权将成为历史，就如同已经化为历史的苏联一样。因此从千钧一发的1989年到现在，并且伴随着柏林墙的倒掉以及与此同时发生的东欧和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他们一直被恐惧所缠身，他们害怕自身的时日已经屈指可数了。
中国领导人也知道他们缺乏毛泽东和邓小平这类偶像级人物的威信。这两个领导是创建人民共和共国的长征一代领导人。而像目前主席胡錦濤或是他的前任江澤民之流差不多是相当无趣的技术官僚（technocrats），组织人（organization men），没有太多的个人魅力，即便他们非常非常想要使自己变得更有魅力。
他们也意识到25年多来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已经将中国社会完全颠倒了，这也给共产主义者的统治带来潜在的政治挑战。
我们所有人都清楚的很——我们每天都会从报纸上读到——中国的经济已经连续25年，以每年10%以上的增长率增长。正如乔安妮说的，中国在它再次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的道路上走的很好。这个国家过去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就一直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直到19世纪后期，它才被美国所超过。
人们的收入每年以8%的速度急剧增长。实际上人均收入以这样的比率连续增长20多年，这是人类历上前所未有的，然而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国家。他的人均收入每年只有1500美金。相比之下，美国的人均收入大约有40000美金。
经济改革已经真正显著的改变了整个社会。这个政党不在能对整个人口保持追踪，控制也要少很多。有超过1亿的农民已经从农村迁徙到城市。劳动力大军中有四分之三的人在非国营部门工作。在这些部门政治监管是最弱的。而在2005年有三千万的人出国旅行过。

人们比过去所有人都不得不读人民日报看中央电视台7点钟的新闻联播的那个时候也已经拥有更多可以获得信息。首先，1.32亿的人可以上网获得信息。这包括其中在校正在接受教育的大学生中90%的人。并且——现在人们不会像对互联网来样对这些宣传信息留意——大众媒体的商业化是十分重要的。中国各个城市中以及互联网新闻站点上那些晚间小报和新闻报纸，他们在为争夺观众而展开竞争。因此，即便他们仍然受到审查，但是他们一直在试图压缩审查的界限。因此，政党领导人再也无法使群众不知晓来自中国内部或者外部的新闻。
当然，不均也是中国部分领导人心里的主要政治焦虑的原因。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我们担心今日在美国我们自身的财富差距已经是这一百年当中差距最大时候。但是中国更糟，根据基尼系数，这也是国际上通行衡量不均的方法，零意味着绝对平均，美国的基尼系数是4.1,而根据不同的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在4.6~4.9之间。中国的领导人一直在演说新闻报纸上的文章中流露出这种十分的担心，这种两极分化，（这是他们对不均的说法），能导致大规模的社会骚乱。

不均可能在政治上爆发出来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相信那些真正富有，铺张消费的富人并不是通过他们自身的创造力和勤奋工作获得的，相反他们是通过腐败以及和官员裙带关系获得的。而与此同时中国仍然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生活的贫困之中。
当今，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总理正在试图通过向公众展示他们是非常关系穷人来打消可能的骚乱。他们正在追求的是一种你可以将其称作富有同情心的共产主义。他们的口号是“和谐社会”。

我整个夏天都呆在中国，真正有趣的是几乎每个晚上我都能在电视上看到溫家寶总理，最少的时候也是每周一两次。在农村每当他用胳膊拥抱一些遭受人为或是自然灾害的农民时，他都会含着泪水，有点像是中国的比尔·克林顿。他给人的影响非常深刻。
尽管他们致力于追求“富有同情心的共产主义”，但是失业工人和不满农民的示威抗议活动每天都在发生。并且一直处在增加趋势。中国严重的环境问题，诸如有毒化学物质被倒进河中也会引发示威抗议活动。你知道的，他们真正必须担心的是同一时间数量众多的群众被同一个问题所影响而产生的抗议示威活动。这些有害化学物的倾倒，就如其它一些卫生健康灾难，能带来如此的效果。
但是游行示威并不是领导层唯一担心的事情。如果党内的精英保持团结，他们就能镇压任何抗议和反对之声，公安局的人可以毫不费力的就可以将它们放倒，这个政权会得以保存下来。
在1989年的天安門危机中，他们也学到一些十分重要的经验。那就是，他们真正需要担心的只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避免全国范围的骚乱；第二就是保持领导层的团结，因为如果领导层分裂了，然后人们就会觉得站出来很安全并且参与到反对运动中来。第三就是维护共產黨统治的最后底线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因此那你必须要使军队保持忠诚。在天安門事件爆发的时候，130多个城市爆发骚乱，军队分裂，并且世界上其他共产主义政权垮台的时候这个政权却幸存下来，这只是因为军队听从邓小平的命令并且镇压游行示威。

时至今日，我认为领导层分裂的风险仍然存在，尤其是是在领导集团的交接时期。顺便说一句，现在中国正在主席换届选举进行当中，这跟我们一样。胡錦濤主席会被要求继续另一个五年的任期，但是今秋召开的党代会上他们会选出一个继任者。因此现在，党内出现了许多积极进取的领导人，他们相互竞争，试图成为中国下一代领导人。在此类时期的时候，中共的内部肯定存在领导层分裂的风险。
那么，军队又怎么样了？胡錦濤主席知道他们必须要使军队保持忠诚。实际上，我想，胡錦濤想要确保军队对他个人保持忠诚。这也是自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到现在，军队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年度预算的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部分领导人的另一个主要的顾虑之处就是中国人的民族主义。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影响力的恢复，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江澤民为了使自身以及共党获得更多的大众支持而鼓动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在过去数十年来一直在加强。
他们心里面装的全是历史的东西。这就是他们如何看待历史的。前两个王朝统治——清朝灭亡于1911年而中华民国在1949年的内战中被共产主义者打败——这两个政权都毁于城市和农村团体发起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两个团体因不满国内的原因，以强有力的民族主义力量合力起来。这两个政权之所以垮台是因为人们认为他们他软弱聊而无法面对外部的压力。因此这样的历史教训深深印在了中国领导人的脑海中。他们想确保这样的事情不会再次放生在他们身上。因此，他们觉得他们有必要避开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民族主义者在三个国际热点问题上最为极端，中国领导人对于这的应对方式相对于其他的对外政策很很大的不同。这三个热点问题就是：日本，台湾，美国（对于美国的极端情绪要稍微低一点）
日本仍是主要的焦点。调查显示年轻人比经历过日本人占领的老一辈更为反日，问题都跟历史相关，像日本的首相参拜供奉有14名被判战犯的靖国神社，这激起的情绪在互联网上表达出来。而这些情绪有时也蔓延到大街上。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但是在2005年8月的时候，在中国25个城市时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主要是由年轻人发起的，针对的目标就是日本人。
因此中国共产主义者领袖对于自身生存下来的恐惧成为他们他们做一切事情的动机，无论是对内政策还是对外政策。我的书中就描述了中国内在的脆弱性是如何塑造他在是世界舞台上的举止。
我非常确信中国领导人真的想要和平崛起，他们希望他们的国家能和平的崛起。他们非常努力也非常有效的说服世界他们是带有和平目的的负责任的强国。

但是我的问题是：他们在面对不断高涨的大规模抗议，不断增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关于日本，台湾和美国正在发生的所有新闻都能被公众接触到的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仍然能维持住局面吗？
我们必须在我们自己制定对华政策时清楚中国的脆弱性。关于中国美国人说和做的一切事情都通过中国人的对外政策反映出来， 通过时刻在我们我脑子里提醒自己我们的言行都会在中国内部产生回响，美国人可以帮助中国的领导人举止就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而不会因国内的窘境做出过激的行为。

我的书中也得为中国和美国政策制定者得出一些建议，这些建议是关于如何避免中国脆弱的内在处境最终挑起两国之间的冲突。下面，我们之间就能谈一些你们希望谈论的关于中国任何一方面的东西。

zjjshy

问答环节：
提问：首先，十分感谢。我想你的演讲很精彩。
我想知道你能不能讲点关于美国政策的东西，美国政策应该如何呢？正如你所讲的，我记得戈尔巴乔夫在执政的时候，老布什总统是力挺他的，但是他后来悄无声息了。要是出现更多的这种动乱，你还认为使共產黨继续大权在握符合美国的利益吗？或是最好建议美国靠边站？我的意思是这一切到底有多脆弱，美国应该做些什么？打个比方，如果你正在给下个候选人提建议，你会说些什么？

谢淑丽：当我说中国很脆弱，我并不是说它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是，将来某一天我们就可能会面临这个两难境地，如果我们真的面临这样的难题时，这将是一个非常棘手的情形，我想我们还是最好呆在一边，让国内政治顺其自然。
因此，我不会建议美国致力于在中国内部制造政权更迭。回想一下，即便是最为富有野心的美国外交政策也没有预想这点。
我认为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强国，你不得不与他的政府打交道。并且在诸多方面，这个政府对于美国而言是个很好的合作伙伴，像努力帮助解决北朝鲜问题，以及还有的其他事情。
因此危险在于我们别反应过度， 对于这点我还有很多另外的想法。过后，我们也许能谈谈。

提问：这里我有两个不同的观点。
一个是关于中国崩溃。章家敦在四五年前就写了《中国即将崩溃》。但是他的并不是我们当下所谈及的那种崩溃。他十分关注将会破坏中国稳定的国际经贸协议（international economicarrangements）。这使得它不能再像过去实施有计划经济（commandeconomy），或者有一个可以控制整个经济的指挥中心。这是其一。
另外一个是，你在演快讲结束的，你提到过中国的领导层想要一个平静的国家。但是，在多大的程度上你是有点儿以寻求稳定为政治镇压找借口？

谢淑丽：无疑，我无论如何都不会为政治镇压寻找借口。当我在政府谋职时，我非常努力地致力于改善中国的人权，但是不太成功，因为，终究这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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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在政府工作的整个经历使得我印象非常深刻，随着它走向世界，我们软硬兼施的迫使中国做出了艰难的改变。我们在防止核扩散，贸易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在人权方面几乎毫无建树。这涉及到共產懂的永久统治，一旦他们感到政治上受到威胁，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步的。

乔安妮·迈尔斯：下面，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什么的？

提问：是关于经济增长的。

谢淑丽：你好，这已经起作用了，我的意思是指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市场经济体了。甚至当今美国政府也称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体。
因此，1978年由邓小平引入的经济改革以及与此同时他那开放中国，开展对外贸的勇气——并非效仿更为依赖国内投资的日韩模式，因为中国并没有资源这样做——是一步冒险而又大胆的举措，并且这也非常的成功。
无疑，整个世界经济已改变了中国，我认为，当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开放贸易体系的一个重要的支持者。因而这已是一个重大的成就了。

问题：您以引用了拿破仑话的方式开始你的报告，但是斯大林在四十年代后期中苏还是同盟的时候也说过一句非常有见地的话。（译者：谢淑丽接受并没有引用拿破仑的话，是主持人引用的。）他的顾问幻想着一个共產主義大同世界，但是斯大林就警告他们说：“决不要相信中国的共產主義。他们的共產主義就像是一个小红萝卜：只有皮是红的；骨子里是白色而永恒的中国”
因为这个故事一直在我脑海徘徊，所以我很想听听你对于共產主義在中国所扮演角色的评论。你刚才说了它的市场是市场经济，可这与共產主義者的意识形态是不相匹配的。许多专家说最终共產主義会因此变得有中国特色（sinicised）。我的意思是说共產主義将会被中国历史文明所改变，而不是说中国会被共產主義所改变。
如果那是对的话，那么对于将中国视为共產主義国家，并以此来制定对外政策的实践者们，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又何在？正如你所说的，将来某个时候，我们可能在日后是否与共產主義中国展开合作上会面临一个两难境地。如果你想认为共產主義将被中国化，如果你顺着斯大林的话想一想，即便是在共產主義意识形态下面，中国也将是中国，那么与中国合作就不存自相矛盾的地方。

谢淑丽：你的提问很有意思，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两点想法。
一个就是我相信全力与中国合作并且寻求接触途径，这符合美国自身的安全利益。我不禁想到了与中国协商时的一句话，我们与中国有建设性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此，因为太过奉承中国，我们在美国国内受到了许多抨击。但是我们的看法是这并不意味结盟。这只意味着我们两国会在世界上的所有重大问题上携手合作，就像两个主要大国应该的那样。但是我们并没有失去任何东西。我们给予中国一点尊重，而这样做对中国来说，通常都很受用。
第二点是，关于中国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当然，正如我提到的，中国社会已经彻底的发生转变。但是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共產懂的统治仍然十分稳固，即便是在经济领域。
大约一年前，共產懂轮换了所有主要国有电信公司的CEO。任命权和提名权（nomenclature power）仍然掌握在共產懂手里，这个政党可以将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招募进党内。清华大学毕业生中有40%成为了党员。
因此，这个政党已经不是斯大林时代或是毛时代的那个共產主義政党，但是中国还是一个共產主義者的国家。这是我们必须要认清的事实。

问题：美国技术的转移至少已经在三个领域（或许更多）里已经对中国开放——军事领域，ITT，夜视仪装备的外购。航空领域，波音在中国建造飞机厂。汽车领域，汽车公司在中国修建工厂。将我们的技术转移给中国，这样是不是很冒险？

谢淑丽：你清楚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体里，而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对出口控制的强力执行是很困难的。对于大多数高科技技术我们都有相应的出口控制。但是军民两用的技术确实在流向中国。我们很努力地对于这些两用技术的最终用途实施检查。中国人也允许我们这样做。因此我们可以尽我们最大努力将此事做的更好。
但是在今日这样一个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下，我认为阻止国与国之间的技术知识流动，我必须说这是极不可能的。与此相反，我们应该继续努力发展美国的技术知识。
提问：我非常欣赏你对中国所作的研究。
首先，是我的一点看法，我认为我们在过去几年甚至过去20多年里听到了许多西方人预测中国将会崩溃。但是当今事实是否认这点的。我认为今日中国政府花费了更多的精力来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就如你所指出的，像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以及加强社会的和谐。
我也读了篇Fareed Zakaria先生上个月在《新闻周刊》上写的一篇文章，他说一些美国人根本不理解中国，因为中国非常不同非常独特，称来自西方的一些理论并不能适用于中国的现实，因为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现实非常复杂并且难理解。

皮尤研究中心在中美之间做个一项调查，“你是否支持你的政府？“30%的美国人说他们会支持政府。但是在中国这一数字是81%。因此我想这一数字虽然并非无瑕疵，但是这也意味着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支持他们的政府。
这些就是我的一点看法。
我的问题是：针对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问题，也包括外交政策，你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你刚刚说了些给美国领导人的建议，但是你对中国领导人会提出些什么样的具体的解决方案以摆脱困境？
谢淑丽：我将会提几个建议的。
第一是，我认为，在对待日本人占领中国这段历史上，继续20世纪90年代的爱国主义教育来煽起民族主义情绪将不再合时宜。是时候开始给这种狂热的民族主义态度降降温了。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在靖国神社问题上以及改善中日关系方面，胡锦涛正在试图跟安培首相达成君子之约，以此来实践这点。这样做也非常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
但是这意味着他们应该停止因日本占领期而来的那些耻辱日周年庆典。这些存在的纪念活动许多都是官方发起的。中国的教科书中仍然这样做，而且这些教科书中对于二战以后的日本就没有几乎任何提及。因此我认为尝试稍微压抑这种反日的情绪也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这是第一个建议。
第二点就是与台湾展开实际对话，保持目前局势稳定。你清楚的，在中国，普篇认为，如果过台湾宣布独立，而北京没有强硬对待，那么共产懂将会垮台。我并不清楚事实会不会这样。我自己感觉这可能是一个谜。或许大多数人会保持沉默。但是事实是领导人相信这点。群众也相信这点，被迫与台湾开战对于中国而言将是结果最糟的灾难。因此，我相信北京方面应该会竭尽全力避免这点，包括与台湾展开无先决条件，无保留的对话，以稳定目前局势。
提问：我希望接着你那富有见地以及发人深思的评论适时地问一个问题。
在1945俩9月的时候，我非常有幸以后勤官员（supplyofficer）的身份抵达上海。几个月之后，我也有一次少见的机会拜访台湾。我被引见给台北的一些友好人士，那是个有一些当时的主要知识分子参加的聚会。在愉快晚餐的最后时候，他们其中一个对我说了一句双关语，即使60年后它仍然在我脑海中回荡。他们看着我，说，“你们（是指美国人） 向日本丢了原子弹，然后你们又把日本人丢给我们台湾。”
当时我并不理解，即使现在我仍然不理解，这种关于中国认为台湾是日本的省份一部分的极端紧迫感，这是个迷，过去它是个谜，现在毫无疑问它仍然是一个谜。你认为这将会怎样进行下去？为什么他们不能退让一点？

谢淑丽：嗯，你是对的，日本问题和台湾问题在中国人的眼里是纠缠在一起的。这是因为日本在1895年将台湾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在这个时期中国人称这是他们的“耻辱百年”，中国和贫弱，无法抵抗。因此这也是统一对于中国很重要的最为主要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相信，现在他们的国力正在恢复，他们想结束这耻辱的百年，这是遭受殖民统治之后的典型情况。

问题：到目前为止，许多争论都是关注于中国是否能和平崛起。中国政府自身到目前为止还是使用这样的措辞。但是有些人——不是很多，但是有一些——建议他们使用“复兴”这个措辞，这依据了17世纪到20世纪早期的这个期间，中国的GDP占了世界GDP产出的三分之一。在这个时期，中国并没有对他的邻居或者世界上其他国家作出过潜在威胁的姿态。

我要问谢教授的问题就是：你如何看待这种类推？你能基于你的研究，你的经历，以及你参与的事情作一个比较吗？谢谢。

谢淑丽：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问题，中国是强大的中国而不是一个侵略性的中国。我得说，对于中亚，西藏和新疆，清王朝就是一个帝国。
这个帝国并不仅仅只是靠军事力量来达到的。它还靠与中国贸易的吸引力以及其他力量来达成的。我认为现在的历史学家——实际上，有许多修订历史的工作在进行着，它们显示在中国帝国内，并不只是存在军事力量。它是过帝国。因此我根本上拒绝这种历史的对比。我觉得那不是很有意义。
然而，我认为依据依然十分有效。我的确相信中国的领导人想要和平的崛起，他们并没有胸怀往日帝国的野心想接管东北亚或是收回蒙古诸如此类的。
因此我认为他们完全是怀有和平目的的。他们想成为一个亚洲重要的国家——他们甚至可能想要最为重要的国家，但是我们要担忧的并不是这种意图，我相信他们的意图是和平的。
正如我对于自己演说的结论，我担心的是国内的压力可能导致中国觉得日本或是台湾或是美国所作所为是在挑衅并且威胁到中国国内而做出反应。

问题：我想回到台湾问题上。不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对那种冲突我是很悲观的。但是现在在台湾发生的趋势似乎是这样的：我推断，有一百多万的台湾人住在大陆，做生意，学习，退休养老，结婚；以及台湾产业界开设商店，他们已经这样做了数十年还多。经济变得越来越来的紧密，各种各样的非政府层面的交流在继续——像学术，艺术，以及其他——这是一个不但让人乐观而且可以起到制衡作用的变化趋势，但这或许甚至导致失衡，以及你演讲中所强调的危机一触即发的可能性，我们已经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邀请李登輝访美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可能性，（译者：可能误译，参见原文）
首先我想问问你，你是否认为这种趋势是完全有益的变化，第二点，就是美国的角色，因为中国人的观点认为危机是由美国推波助澜的，正如前段时期布什总统第一次向台湾出售战斗机，可能将其作为激烈竞选中的一种竞选策略，这进一步激怒中国，是我们的关系变得紧张。因此，请问你如何看待这种趋势，还有美国在其中应当担当什么样的角色？增强它，打断它，还是应该扭转它的方向？
谢淑丽：我认为你提到的台湾和大陆之间不断增强的经济联系是很正确的，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然而，他们之间也存在完全相反的趋势，这两种趋势是同时发生的。
这一相反的趋势就是我们所称的台湾民族主义的增长。台湾政治家鼓动起来的突出台湾身份的情感诉求。陈水扁，目前的总统，在他第一任的四年期间一步一步将台湾带向独立的方向后再次当选。

因此你看到了这两种相矛盾的事情，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和经济上的一体化在同时发生。
至于美国的角色，我认为，其依据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所承担的义务，布什总统绝没有在让台湾海峡发生危机的意图。因此，他在口头上批评陈水扁的一些声明。因此在维持目前现状方面他更加积极。我认为这是一件好的事情。我也不认为美国应该在这里消极被动，只是重复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案》之类的颂歌。在我们提供给台湾军事装备的同时，这样的声明也是我们一贯做法。
我赞同我们继续向台湾提供军事装备，但是我认为我为了将双发撮合到一起对话即使美国全权代劳，做些我们可能不愿做的也是可以的。

提问：中国在美国储备金（reserves）中持有上万亿数额。你能告诉我们这回给外交政策，国内政策，以及经济政策带来什么样的冲击？以及，美国严重的衰退会给中国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谢淑丽：你之前提到的对于政策将会有怎样的冲击，你是指对于美国的政策还对于中国的？

问题：中国的。

谢淑丽：在这点上你是对的，我们两个国家是相互依赖的。有些人会说，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是共存。美国制造各种赤字，并且不得不在国际上寻求大伙来买我们的负债，这使得我们某种程度上依赖中国，中国是我们的银行家。这有些不健康。
我认为，对于和平，对于外交政策来讲，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一件积极的事情。这在两边都培养了小心谨慎态度。因此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欢迎的事情。
你问题的第二部问题问的是什么？

问题：要是美国进入进入衰退中国会怎么样？


谢淑丽：哦，衰退，我给你讲个与此相关的故事吧，这是从我清华大学的朋友那里听来的。朱镕基总理是清华大学管理学院的荣誉院长。每年他都会去清华大学做演讲。我想在2000年的时候他做过类似的回答。一个学生问他,”对中国最大的安全威胁是什么？“，他回答是”美国经济的崩溃。“
因此中国希望美国保持经济的生机勃勃，这是因为我们正在购买巨量的中国出口产品。我与此同时也主张保持中国活跃的经济也符合美国的利益。这并仅仅是因为我们经济就像你所描述的那样紧密联系，也是因为这减少了中国的政治风险，而中国国内的政治风险才是我认为的我们理应最为担忧的事情。

问题：另一方面，我所考虑的是动用这些储备中国实际上可以控制所有的自然资源，像石油以及其他的矿产，这些都是投资和发展所需之物。你能否讨论下这方面。

谢淑丽：不是的，我不认为它会控制所有的资源。有许多国家，包括印度，都在在海外尝试获取他们需要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以满足他们快速的增长。没有任何迹象比表明他们会控制所有资源——我们的西方石油公司也干的非常的漂亮。因此我没有看到任何的威胁。

问题是，当中国走向海外实施这些投资时候，我们却开始将此视作为类似于新一轮的世界范围内的“美苏争霸”，而你的问题就是来自对这种控制担忧。嗯，对于我而言，这是出自那观点，因此我认为这是很危险的。
但是并不是说中国人能实际控制世界上的所有能源。首先，美国的海军仍然控制着海上交通线。


乔安妮·迈尔斯:非常感谢你,也非常感谢在座各位的到来.

作者简介：
谢淑丽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和太平洋区域研究的研究生院的一名教授。她也是坐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的全球冲突和合作研究所（Institute on Glob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全所的研究主管。
谢博士在1997年——2000期间但美国国务院的对华副助理国务卿。在1991年——1997年她是全球冲突和合作研究所（IGCC）的主管，在此期间，她发起了东北亚合作对话，这是一个双边（track-two）的安全合作论坛。谢教授也在国防政策委员会任职过，为美国国防部长在国际安全问题方面提供建议。除此之外，她也在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和美日基金会的董事会中工作过。
她是国际战略研究所和外交政策理事会的一名成员。

书籍目录

第一章：外强中干（strong abroad but fragile at home） ————————————01
第二章：中国的经济奇迹  ————————————————————————————13
第三章：国内的威胁  ——————————————————————————————35
第四章：民族主义的回音室：媒体和互联网  ————————————————————79
第五章：负责任的大国 —————————————————————————————105
第六章：日本：“中国人民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140
第七章：台湾：“政权生存才是个问题” ——————————————————————181
第八章：美国：“外部的麻烦也可以变成内部的麻烦” ————————————————212
第九章：中国的弱点，美国的风险 ————————————————————————255

支持一下

可以说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了

关于大使馆被炸的那一段 持保留意见 呵呵

v3_devil

写的很有深度，基本上比较客观

降龙十巴掌

讲的挺好的，很有启发性

seaprincess

写得相当不错....
值得思考

Pal

文章完全没有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来看问题
轰炸大使馆说美国道歉了几次了中国就应该接受？台湾问题的本质也是如此
号称精确的定点清除，分毫不差的炸在了中国大使馆上，换成美国大使馆被所谓“误炸”了？

天道酬勤

有点道理

oushen

第六章：日本：“中国人民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140

想看看这个……    本来就是这么译的…………？
有意思

wxd111

很早以前的书了吧？都没有提到这次金融海啸。

空气稀薄

很早以前的书了吧？都没有提到这次金融海啸。
wxd111 发表于 2009-1-6 15:49

脆弱的超级大国？

——从《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看美国怎样认识中国

王玉主

　　2007年4月，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所长谢淑丽（Susan Shirk）教授的新作——《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China: Fragile Superpower）一书。

　　作为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又曾在克林顿执政期间担任过负责中美关系的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教授是美国学者中对中国政治有较深入认识的人士之一。目前，中美关系正经历比较微妙的时期，美国国内对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担心不断增加。加深相互了解、尤其是充分认识对方的决策环境是中美双方避免冲突、保持合作的关键。正因如此，她的这本新书被认为是解读中国内政外交的“适时的重要著作”（奥尔布赖特语）。正因如此，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前国防部长佩里在内的诸多前政要，以及资深中国问题专家斯坦福大学教授Andrew Walder、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等都给与了此书很高的评价。

　　凭借多年对中国问题研究的功底以及作为外交官的独特经历，谢教授在本书中力图从中国领导人面对的决策环境角度出发，来分析中国一些重大外交决策的出台背景。其基本的分析逻辑为：由于制度及其它一些历史原因，尽管中国经济的发展使中国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已经具备超级大国的实力，但国内长期积累的一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随时都有演变成大规模危机的可能，威胁政治稳定。这就是其所说的“脆弱的超级大国”的含义。受国内这种环境的约束，中国领导人在面临国际危机时往往更担心这种危机会引发国内的不稳定。对国内政治稳定的过度关注则使其不能灵活应对国际危机，这使危机更容易升级。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作为唯一的霸权，美国希望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尤其是处理与美国的利益冲突时，可以有无穷的忍受力，但由于中国国内矛盾的存在与激化、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压缩了中国在外交中的妥协空间，因此中美冲突的可能大大增加。

　　循着这一逻辑，本书共分为九章，前三章主要阐述其关于中国外强内弱的观点，第四章主要从媒体和互联网角度来探讨民族主义发展对中国政治稳定的影响。第六、七、八三章分析了中国外强内弱对中日关系、台海问题的处理以及中美关系的影响。在她看来，中日关系、台海问题都是可能与内部危机发生反应引起冲突的不稳定因素。具有结论性质的第九章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加，中国内部的脆弱性对美国是一种威胁。

　　为了论证国内政治考量对中国领导人外交决策的影响，谢教授分析了其任内经历的中美之间发生的一些危机（如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中美撞机等事件）。她认为，即使在面临国际危机时，中国领导人关注的仍是首先保持国内政治的稳定。例如，在分析美国轰炸中国使馆这一外交危机问题上，她认为正是因为当时中国国内有法**问题、事件又发生在距离6月4日不远的5月底，中国领导人由于担心这一事件会引起国内的不稳定，才在克林顿总统正式道歉后仍允许学生到美国驻华使馆示威。

　　当然，谢是从一个美国人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试图把中美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归咎于中国国内的政治。但实际上，即使排除对国内政治稳定的考虑，作为维护民族尊严的必要举动，示威也是必然要进行的。诺贝尔获得者谢林教授在60年代的著作中就曾说过，攻击别国使馆已经意味着宣战。因此，尽管事后美方解释是由于失误造成了悲剧并道歉，但学生示威仍是合情合理的举动。谢教授把问题归咎于中国内政的潜台词在于，因为美国是超级大国，因此即使“误炸”了中国的使馆，由总统出面道个歉也就足够了。如果仅从外交上着眼，中国政府不该再有更多期待。这显然是霸权思想在作祟。

　　尽管对其所持观点我们还有很多可讨论之处，但阅读此书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我们要通过作者的分析来了解美国是如何认识中国的。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如下两点：

　　第一，美国更多从中国内部的问题来推断中国的外交政策走向。哈佛大学教授普特南认为政府在处理国内、国际问题时倾向于依靠国内问题向别国施压或依靠国际环境在国内获得优势，被称为“双重博弈”理论。在本书中，谢淑丽教授表达了前述博弈的一种逆向效应，即用国际问题来冲淡国内矛盾。具体来说，谢教授认为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媒体、互联网使任何问题的扩散速度都达到空前的速度，因此中国领导人对于稳定的担心与日俱增，在发生国际冲突时具有向外转移矛盾以维护内部稳定的倾向。而中国内部不稳定事件的突发性、不确定性则使中国的外交决策不可预测。例如在未来处理台湾问题上，可能会由于大陆民主主义不断高涨的压力而将中美关系放在第二位，采取美方不愿看到的措施。

　　第二，美国重视案例分析，往往以几个案例推断大的趋向。尽管一些经济学家（比如伯克利教授Eichengreen）很早就对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案例分析方法提出质疑，认为建立在案例基础上的结论不具有普遍适用性，而且计量分析方法在国际关系领域也已广泛应用，但我们看到本书中谈到的分析方法仍然是解剖一些案例。从目前的情况看，案例分析在双边关系分析中还是很重要的。尽管在中国人看来，她这种依靠案例分析得出的结论忽略了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对于中国政治、外交理念的影响，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就是美国认识世界的方法，这并不是针对中国的。

　　虽说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是要告诉美国人中国的外交决策背景，所谓打开“中国政治的黑匣子”，但它对中国人了解美国的中国认知形成过程也有重要帮助。

　　最后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本书对中国崛起问题的讨论。在目前美国有关中国崛起的辩论中，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的看法是有一定影响的。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必然导致中国扩张，像美国那样行动，从而引起中美的利益冲突。谢教授看来并不完全同意米尔斯海默的观点。她认为，尽管中国内部存在的脆弱性使其具有向外转移危机的倾向，但这只增加了冲突的可能。而中国崛起造成的综合国力提高则一方面使中国更容易向外转移危机，另一方面使潜在冲突的成本大大提高。因此，其他国家在处理与中国的冲突时采取的措施如果不恰当，就可能引发大的危机。中美之间因为中日、台湾等问题尤其具有冲突的危险。

　　然而，她虽不认为中国具有更大的攻击性倾向，但有一点却是与米尔斯海默教授相同，即都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加剧冲突的可能，看来这就是美国人的基本立场。

lionloin

我们给予中国一点尊重，而这样做对中国来说，通常都很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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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子里面的傲慢，现露无疑。
  
     其实，作者现在更应该写一本书《美国：脆弱的超级大国》，我想，会有更多人喜欢看的。不过作者很可能不会想写的。

lucandy

似乎一提到中国政治。
国外的媒体就很爱用警察的图片阿。
很神奇。
中国本来就复杂并且脆弱。
一个国家承受10几亿人口。
这对于自然来讲都是很脆弱的。
更别说充满着人性的政治了。
所以，我们对他国也会很平和，毕竟国内的事情甚至复杂过外交的。
况且外交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的不连续性，我们也很无奈啊。

avava

誰說俺是超級大國俺給誰急。

夜風鈴

對於中國來說要加強的地方太多太大了。
時間化之，時間了之。

我想知道，这个作者，是不是华裔

龙舞九天

这些西方人整日都在梦想这让中国回到清末的状况下

龍吟つ天下

不错。。值得收藏

ly9876654

这本书倒是值得一看

S月下黑影S

中国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嘛，啥时成超级大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