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体诗与现代语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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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写旧体诗词只用古代语汇，拒绝一切现代语汇。他写了一百首、一千首诗词，竟然不用一个现代词语。当然，这是个人自由，别人干涉不得的。但是有人拒绝现代语汇的理由却不能成立，他们认为用现代语汇太俗。

其实，用语的雅和俗，不是以时代划分的。如果现代人用了现代语汇就是俗，那么古代人用了当时的语汇，就也是俗的了。这显然没有道理。可以以一首古诗为例说说这个道理。李商隐有首著名的《无题》诗，大家都很熟悉：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
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这首诗，大概没有人会说它俗。有人以为，它之所以不俗，一个原因就是诗中没有用“现代语”。其实错了，诗中的许多词语都是唐朝当时的“现代语”。灵犀、送钩、射覆、蜡灯、听鼓、兰台等，都是唐朝当时的活语汇，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用的；送钩、射覆就是当时经常玩的游戏。

如果李商隐从来没有写过这首诗，而是有个现代人写了一首下面的诗：

昨夜星辰昨夜风，舞厅西畔影楼东。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鼠标一点通。（鼠标一点通，指网聊）
隔座搓麻啤酒冷，分曹遛狗路灯明。
嗟馀电话频催命，车站航班类转蓬。（指忙于生意，来往于各个地方）

这样写算不算是一首好诗呢？可能有不少人认为不好，它太俗，舞厅、影楼、鼠标、电话、搓麻、啤酒、遛狗、路灯、车站、航班都用上了。但要用李商隐的用语作比较，这首诗就一点也不俗。因为李商隐诗中满篇也都是当时的现代语。影楼、鼠标、电话之类现代语汇，再过几百年也成了古语，也是需要查辞典、作注释才能懂的。可能几百年后，会作这样的注释：

影楼：古代（20世纪前后）人们的一种娱乐场所，里面可以放映电影。电影则是那时候的一种艺术门类，开始是用胶片、后来用数码技术拍摄人们表演的场景，23世纪已经绝迹，改用用三维以上仿真活动影像代替，场所也不再用影楼，而是用植入人体的接受设备随时随地欣赏。

鼠标：古代使用电脑时所用的命令工具，因为形状像老鼠，故名。使用80年后淘汰。因为鼠标点击后可以输入信息、网上聊天，故曰一点通。现在可以用思维直接命令，即你想到什么，电脑就执行什么。现代电脑也同那时候完全不同，已经直接连接人的神经，并同人类生活的一切连接起来。

电话：古代一个叫贝尔的人发明的通讯工具，开始是固定的，用导线连接终端。后来有可以移动的，叫作手机。发明100年后淘汰。

李商隐的这首诗是写心情的，写心情的诗如果避开现代语尚可以做到，要是诗中是反映一些现实问题，有时候就很难避开现代语汇了。辛弃疾的词涉及的面非常广阔，他的词就充满了当时的“现代语”，只不过经过了几百年变古了而已。毛泽东诗词中使用了诸如“红军”“工农革命”“镰刀斧头”“国际悲歌”“分田分地”“地主”“压迫”“毛瑟”“汽笛”“土豆”“机械化”等现代词，难道就俗了吗？

现代人写旧体诗词当然可以用典故，用一些古代语汇，但也不应该拒绝用现代语汇。拒绝用现代语汇，实际上是自己堵塞了自己的诗路，于是只好写一些风花雪月。如果不知道作者是谁，就看不出是什么时代人写的。这样的诗，因为没有时代感，从长远看，是没有价值的，这是真正的俗。

虎虎

沙发！先顶后看。

虎虎

深入浅出，说理透彻。
    中国诗歌，从永明体到唐代格律完成了形式上的规范。不过过于规范的形式要求实际上也约束了诗外韵味和境界的发掘。这固然与各个时代的政治氛围有关，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与诗作者对诗的本质的理解有关。
    现在一些人谈诗必先讲平仄、音韵，殊不知语音也是变化的，古时读起来朗朗上口的一首诗，也许用普通话来读可能会很拗口。即便是处在与诗作者同一时代的人，由于地域和方言的不同，也不一定会认同诗的价值（不是有人说用广东话读古诗会感到诗的精妙之处吗？）。真正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和传唱的，恰恰是那些使用了大量“共同语”的作品。
    现代汉语的形成才不过百年的历史，但是有古汉语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作为铺垫。不数典忘祖是对的，但是“泥于古”就是自己捆住了手脚。

虎虎

另一个方面的问题是，清末民初所产生的“新诗”，是与“白话文”运动一同成长起来的。这种“新诗”的可贵之处是在于它打破了古诗的形体，做到了“诗无定行、行无定字、字不必苛求音韵平仄”，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诗歌在唐宋以后越来越重的“匠气”，解放了诗人的灵性和直觉。但是，人们却产生了另外一个思维惯性，认为“新诗”就是“白话诗”，非要彻底用白话写成的作品才能算是好文章。
     我并不否认“白话诗”中也产生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好作品，但我认为“新诗”中模仿外国语言的成份太多，以至于失去了汉语诗歌最重视的“韵味”。如果胡适所提倡的“白话入诗”是针对古诗词而言的话，那么我们针对“新诗”是不是同样可以提出“文言入诗”的要求呢？

叶芸芸01

自己搬个板凳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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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运动以来，“文”（散文、小说等）由文言到白话转化得相当成功，诗的转化可以说相当失败。以至于那些写白话诗（自由诗）的先驱们，到了晚年也不再写白话诗，而是重操旧体诗来。失败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从中国旧体诗（词、曲）中学习借鉴不够，全盘西化，失去了汉语的韵律特点。

现在，人们脑子装的还是中国古诗词的名篇名句，白话诗能装到脑子里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几乎没有。

虎虎

　　的确，将新诗定义为“白话诗”，是造成汉语诗不被人们所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我们说到新诗，都要与“五四运动”联系起来，首先要看这些诗有没有进步的意义，是不是抒发了什么样的思想感情等等，而且既然是“新”诗，就一定要与一切古老的东西对立起来，一定要讲革命，一定要讲叛逆。最直接的例子就是上个世纪中叶“白话诗”彻底否定了古典诗词，而其后七、八十年代的“朦胧诗”又一次对“直白”发出了质疑，而“朦胧诗”在今天仍然遭到了新一代诗人的背叛。
　　其实，中国诗的改革要始于清末黄遵宪、谭嗣同、夏曾佑等人，他们在古体诗中进行了加入“新学名词”的尝试，但诗句生硬艰涩，实在难以于古典诗词抗衡。

虎虎

　　人类的歌唱咏叹就是最原始的诗。这些东西转变杨文字，就成了文体中的诗。诗是升华了的歌。
    诗是直觉的艺术。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诗人，无论是王候将相还是山野村夫。几千年来，人们把诗看得太高贵了，认为那只是上等人才能掌握的东西。而五四运动后“新诗”的可贵之处就是将诗还给了人民。
　　五、六十年前，国人的识字率还是非常低的，如果用古典诗词去感染大众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所以郭沫若女神那样的诗对感染大众的情绪还是很有意义的。（虽然我并不喜欢郭沫若的诗风，但我认为那确实是诗，其风格与屈原很相似，－－当然我也不喜欢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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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是诗更接近于现在的自由体诗，可惜这种风格的诗止步于屈原，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国诗完全按照另一条路线发展了。中国（汉族）没有史诗，可能与此有关。无论是古风还是格律诗都规矩太多，影响了长诗的出现。《孔雀东南飞》可能就是最长的诗了。

像泼墨画一样，中国格律诗更多的是朦胧诗，讲究的是意境、思想，不利于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