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二哥：达赖与中央谈判的“邮差”

崬小裳

　　
     年逾80的嘉乐顿珠，渴望回到西藏故乡。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吴林发自北京如果他的名字不被提及，那西藏的当代历史难称完整。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正是他借助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等国际力量，企图对抗中央政府。然而，也正是他，在70年代末期，开启了达赖集团与中央政府对话的通道。
　　
　　他就是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年逾80岁的他，被境外媒体称为“藏人中提倡与北京改善关系的最大支持者之一”。
　　
　　2月20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刊载了对嘉乐顿珠的专访。在接受采访时，他一再表示，“即便与中央政府看法不一致，我仍然要去与他们对话。这关乎双方的共同利益，我们必须和平相处。”
　　
　　手表一直保持北京时间
　　
　　美联社认为，“嘉乐顿珠通过媒体传递的声音，是对达赖流亡50周年纪念临近的试探。”由于中央政府“先声夺人”地将3月28日定为“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达赖集团异常紧张。《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达赖与中央的对话已经被推迟到这个纪念日之后。“藏青会”则策划了一系列支持独立的集会。部分藏人的强硬态度，使得嘉乐顿珠忧心忡忡。
　　
　　1979年，嘉乐顿珠以私人身份访问北京，并得到邓小平的接见，双方对话就此开始。2002年开始的双方密集接谈，达赖集团方面也是由嘉乐顿珠打的先锋。如今，嘉乐顿珠背驼了，膝盖也不灵便，但仍在呼吁达赖集团与中央对话。而在见完邓小平以后，嘉乐顿珠手上戴了几十年的老式手表，就一直保持北京时间。
　　
　　立场摇摆不定
　　
　　事实上，嘉乐顿珠与中央政府打交道由来已久。早在1937年，他的弟弟被确认为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后，他就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打过交道。嘉乐顿珠与蒋介石私交很好，多次与后者进餐。14岁时，嘉乐顿珠被当时的西藏摄政派往南京学习汉语，毕业于国民党南京中央政治学校。直到现在，他依然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这在达赖集团中，极为罕见。
　　
　　据称，国民党方面曾想把他培养成“心向中央”的地方领袖。根据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事实与真相——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其人其事》一书的介绍，嘉乐顿珠还曾是国民党的党员。1948年，他迎娶了国民党将军朱缓光的女儿朱丹。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嘉乐顿珠曾劝达赖喇嘛要进行土地改革，却遭到达赖身边人的反对。1952年，嘉乐顿珠取道山南地区流亡印度。7年以后，达赖从同一通道出走。
　　
　　根据嘉乐顿珠自己的解释，他之所以出走，是“不想跟着藏人反对共产党，也不想帮共产党做事得罪藏人”。事实上，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他自己的立场摇摆不定。CIA和台湾当局都曾将其视为“反共”的重要突破口。
　　
　　自我定位为“邮差”
　　
　　去年，在接受《亚洲周刊》独家访问时，嘉乐顿珠首次透露了1979年与邓小平会晤的情景。他称，邓小平对解决西藏问题的宽容政策，以及几次力邀达赖喇嘛回国的真诚，都是他美好的记忆。达赖出走印度以后，就中断了和中央政府的联系，而邓小平会见嘉乐顿珠成为了历史的转折——双方重新开启高层接触。
　　
　　嘉乐顿珠称，他从未试图用自己的观点影响达赖喇嘛。他一直努力做的，只是把自己看到的真实情况全部告诉后者。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达赖推行“西藏问题国际化”，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再度变冷后，又是嘉乐顿珠亲自出马，以个人名义回国访问，再次敲开了达赖与中央政府之间关闭了多年的大门。
　　
　　然而，达赖集团谋求“藏独”的做法只能导致谈判的破灭，嘉乐顿珠这位“邮差”的立场也决定了他的作用微小。
　　
　　现在，嘉乐顿珠住在印度的一座小镇上，那里景色优美，但他说，这不是他的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ccaa320100cwek.html

Miaoshu

嘉乐顿珠毕业于国民党南京中央政治学校。该校前身为1927年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是国民党在“训政”时期培养政治、经济、外交人才的主要基地，1946年与中央干部学校合并，改名为国立政治大学，1954年在台湾复校。1947年之前，该校的名誉校长一直是蒋介石。当年在南京读书的藏人，有很多是贵族子弟。嘉乐顿珠入读这所学校，国民政府用意不言自明。嘉乐顿珠在校期间学习政治与历史，还拿到了蒋介石的奖学金补贴，并与其同学，汉族女孩朱丹结婚。
目录

    * • 特殊身份
    * • 主要活动
    * • 交锋和矛盾
    * • 参考资料

    * • 特殊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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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参考资料

嘉乐顿珠-特殊身份

（图）邓小平在1979年会见达赖喇嘛的兄长嘉乐顿珠的档案照邓小平在1979年会见达赖喇嘛的兄长嘉乐顿珠的档案照

身份独特的“邮差”。作为达赖的兄长，娶了汉族女性为妻，能说一口流利汉语，曾在达兰萨拉“流亡政府”内阁任职，与国共两党、康巴游击队、美国中情局、英国人、印度人接触甚深，这种独特身份，使得嘉乐顿珠成为各方力量博弈中的桥梁。

中共视嘉乐顿珠为藏独势力中的头号人物；国民党方面曾想把他培养成“心向中央”的地方领袖，后来又认为他意图分裂西藏，对其心生厌恶；海外激进藏独分子指责他拿了中共的钱，往北京跑得特别勤。而用嘉乐顿珠自己的话来说，他只是当了几十年的“邮差”。嘉乐顿珠比达赖喇嘛要早几年离开中国。1952年，毛泽东希望嘉乐顿珠率西藏青年代表团进京，参加中国青年代表大会，然后加入中青代表团出席奥地利维也纳的世界青年大会。但他却取道山南地区流亡印度，这正是达赖几年后出走的通道。

根据第一批赴塞班岛藏人的回忆，他们之前打算去台湾，嘉乐顿珠与他们联络后，建议他们去美国，他们才放弃了赴台计划。1957年3月21日晚，嘉乐顿珠驱车将一些康巴人送到印巴边境，渡过西里古里河进入孟加拉，之后飞往塞班岛。1958年，受训后的洛才和阿塔被空投回藏，想通过帕拉（达赖管家）与达赖进行私人会面。他们带着CIA交予的任务，希望达赖能公开表态要求美国援助，使得美方的介入更加名正言顺，但这一任务未被完成。

美国方面的文件则显示，由于无法获得达赖的公开表态，中情局最后绕过了达赖，与游击队之间建立直接合作关系。对于嘉乐顿珠来说，借助“国际力量”帮助“西藏抗暴运动”是他的目的，只要于此有利，都可交往。但美国人似乎并不在意“西藏独立”，只想在共产党国家进行滋扰，影响稳定。达赖多年后回忆此事时也承认，美方对“藏独”并不关心，关心的只是“反共”，并感慨美国后来对他们的“出卖”。而台湾方面，国民党也以“反共复国”、“五族共和”、重建“大中华民国” 等作为原则与嘉乐顿珠及游击队接触，对其“藏独”主张也毫不关心。除了“反共”这一共同点外，各方的目的南辕北辙，这种合作无比诡异。“四水六岗护教军”被解放军围剿，撤退至尼泊尔木斯塘建立基地。1970年代，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北京与华盛顿的关系得到改善，游击队因此失去援助，后在与尼泊尔政府军发生冲突中被剿灭。达赖出走到印度后，其诉求从“抗暴”日益明显转化为 “藏独”，又与台湾的目标严重冲突，双方也断绝了联系。
嘉乐顿珠-主要活动

（图）热地和其他西藏代表盛装参加党和国家的会议热地和其他西藏代表盛装参加党和国家的会议

从秘密访台到秘密访京。嘉乐顿珠当时看重的是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他曾经写信给“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希望借助其在联合国的发言权和投票权，帮助西藏独立。1959年3月，蒋介石在台发布了《告西藏同胞书》的文告，这份文告成为国民党各部门处理西藏问题的最高原则。但达赖与嘉乐顿珠等认为文告对“西藏地位”表述并不明确。达赖与嘉乐顿珠等人日益强烈的“藏独”诉求使得台湾方面疑虑重重，态度越来越犹豫。嘉乐顿珠等人也对台湾方面在宣传中把他们视为“反共爱国（指中国）”的“难胞”非常不满，他们反对台湾把西藏问题称为中国内部问题。1960年，国民党中常会讨论： “达赖喇嘛与嘉乐顿珠旨在宣传西藏并非我国领土之一部分，为将来策动西藏独立铺路之阴谋……西藏问题，我们的立场，当然坚持是国内问题。”会议上说，嘉乐顿珠愿受台湾的援助，但汇款必须寄给达赖。对于嘉乐顿珠，因为其一贯主张西藏独立，且为从事西藏独立活动最强烈之人，奉蒋介石指示，不再与之联络。当时台湾方面已很不信任嘉乐顿珠，也为后来双方争夺流亡藏人埋下伏笔。

与印度、美国、台湾方面的联系，嘉乐顿珠偏重于政治接触和争取“外援”，而木斯塘“康巴游击根据地”军事方面的工作则由他的助理拉莫才仁具体负责。国民党逐渐察觉，嘉乐顿珠接触的目的是想借助美国和“中央”支持而达到 “藏独”，于是开始绕过他，在木斯塘游击队中进行策反工作。拉莫才仁在接受台湾记者采访时曾透露，1963年，台湾“国防部”第二厅一个叫格德仁波切的人来到木斯塘游击根据地总部大吉岭，建议藏人跟台湾合作，由台湾支援，委派指挥员。嘉乐顿珠写信给“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后，得到的表态是，对方对“西藏独立”不关心。因此嘉乐顿珠开始在藏人中宣传，不需要台湾的支援，不要台湾派人。木斯塘方面随后便枪毙了格德。但是台湾方面的情报人员仍然陆续渗透进来，策反了很多“四水六岗护教志愿军”的藏人参加国民党。入党那天，这些藏人都站在蒋介石照片前宣誓，拍了照片寄回台湾。以安多藏人贡唐催成为首的十三部被台湾策反成功。他们不向“流亡政府”纳税，不服从其管理，并大骂其为“流亡政府”。

与此同时，台湾方面还接走一些噶伦，在台成立了另一个噶厦政府。这让嘉乐顿珠等人非常头疼，以至于当时在木斯塘游击队的训练中，台湾被列为“抗暴”的次要对象。1963和1964年，嘉乐顿珠三次秘访台湾，与蒋经国会面，参与会面的还有国民党秘书长唐纵和情报单位的负责人。会晤的目的主要是“沟通关系”，解决双方的“冲突”。嘉乐顿珠希望台湾停止在他们内部搞“破坏”，应该承认和支持达赖领导的政府，并向全世界进行呼吁。但这一沟通没有取得成效，嘉乐顿珠只带回了一封蒋介石给达赖的亲笔信。信中，蒋仍然把西藏问题视为“反共抗暴”，这自然不能令达赖满意。此后，达赖方面断绝了与台湾方面的任何官方联系，直到李登辉时代才逐渐恢复。达赖出走后，与北京方面的官方接触完全中断。大陆“文革”结束，拨乱反正， 1978年的一天，邓小平委派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李菊生在港找到嘉乐顿珠，主动提出和解意愿，并希望他能去北京看看。此时的嘉乐顿珠已在“流亡政府”中任职。嘉乐顿珠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异常兴奋，李菊生告诉他，“可以当天去当天回”。嘉乐顿珠回印度请示达赖并得到同意后，以私人身份访问了北京。

1979年元月，在李菊生的陪同下，嘉乐顿珠赴京，住在圆明园附近一处招待所。邓小平与他在人民大会堂见面时，像老朋友一样握手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住在世界各地的西藏流亡人士，为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而前来。” 中断了20年联系之后，达赖方面与北京重新开启高层接触，建立对话管道，并最后促使达赖提出“中间道路”。

嘉乐顿珠频繁赴京。嘉乐顿珠接触过无数国共两党领导人。被视为“藏独”重要人物的他，对这些领导人都颇具好感。嘉乐顿珠曾对媒体说，他最崇拜孙中山和蒋介石，邓小平的爽直率性令他感动，胡耀邦的开明务实让他印象深刻，胡锦涛对西藏情况了如指掌，令他惊奇。“大家往前看啊，希望达赖喇嘛能早日回来”，邓小平与之会晤时告诉他，除了“西藏独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邓小平坦诚地说，以前在西藏的工作有很多错误，很多人受到迫害，但不光是西藏，其他地方也一样，包括他自己也不能幸免。邓小平还扭头问了一下在场的乌兰夫：“你被关了几年？”乌兰夫答：“坐了9年牢。”

嘉乐顿珠在会晤中向邓小平提出三个要求：开放中印边境，使流亡藏民可以回去探亲；恢复班禅的自由；由达兰萨拉方面派遣藏语教师回藏搞教育。这3个要求邓小平很爽快地答应了：“我马上派人去处理，恢复班禅的职位，我们委任他做政协副主席。”派遣教师一事，嘉乐顿珠只说初次派几十人，以后逐年增加，但邓却豪爽地称，应该派1000人来。经过首次接触，到 1980年，达兰萨拉方面先后派出三批访问团到达西藏。达兰萨拉方面称，访问团赴西藏后，到处遭到群众包围诉苦，令他们无比震惊。嘉乐顿珠将情况告之李菊生，李向中央汇报了情况。

1980年3月，胡耀邦主持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了非常开明、著名的“胡六条”。座谈会纪要以中央31号文件下发全党。胡耀邦和万里5月又亲赴西藏进行实地考察。此后，座谈会形成了惯例。1981年7月，胡耀邦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嘉乐顿珠，交给他 “关于达赖喇嘛回国的五条方针”。“五条方针”邀请达赖回国定居，要求达赖不要再纠缠历史，1959年的事，忘掉算了；允诺达赖回来后，其待遇不变，可以让他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西藏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职务就不要兼了；达赖何时想回来，只要发个声明就行，如取道香港到广州，派一名部长去迎接，坐飞机回来就举行欢迎仪式。这次会谈中，嘉乐顿珠向胡耀邦提出“大藏区”问题，胡耀邦答道：“这个你是第一个提出来，以后慢慢再研究。” 1989年的拉萨骚乱后，嘉乐顿珠去北京，邓小平希望他与胡锦涛见个面，胡锦涛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正在北京养病。嘉乐顿珠与胡锦涛聊得很多很细，从政治、经济一直到拉萨的公厕和野狗，胡锦涛一一给予解答。 “很不错，很谨慎，很务实。”这是嘉乐顿珠对胡锦涛的评价。
嘉乐顿珠-交锋和矛盾

（图）嘉乐顿珠嘉乐顿珠

邓小平邀请达赖回国一事，嘉乐顿珠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表示，当时很多人都不主张达赖马上回国。此后达兰萨拉方面声称，在实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达赖不便回国。“五条方针”中提到，达赖可以回国，但是不要去西藏了，这一句引发了很多风波与争执，出现了“达赖回国会遭软禁”的传言。时任统战部长的阎明复后来补充了这一说法，表示达赖是宗教领袖，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中央政府方面多次声称，欢迎达赖回国是真诚的也是急切的。而达赖认为，中央政府有意把问题缩小至 “达赖个人安排”，而不是与之商讨西藏问题。达赖回应，西藏问题不是他回去和地位的问题，而是藏人的“自由”和“人权”问题。在达赖写给中央领导人的信中，也一再重申他的这一立场。两边的目标完全不同，初期接触毫无成效。

通过嘉乐顿珠与北京的接触，达兰萨拉方面急切想知道北京对达赖方面所提要求将作何安排。1981年3月，新华社香港分社通过过嘉乐顿珠向达赖作出回应：原则上同意达赖在拉萨设立联络办事处以及派遣教师，但开设联络办的事最好暂缓，双方应通过香港或中国驻印大使馆进行接触；担心达兰萨拉派来的教师不习惯物质贫乏的西藏生活，建议此事也暂缓实施，但部分老师可先暂时派到国内的民族学校，然后再逐步进入西藏。达赖方面后来同意不在拉萨开设联络办事处，但对于派遣教师一事却甚为殷切。为了打消中央政府的疑虑，达赖方面作出保证：“我们希望你能重新考虑这件事。老师们将只专注于教育事务而不会从事任何的政治活动，因此没有必要担心这件事。” 双方都在“小心翼翼”地建立信任感，达赖还于1981年3月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

1987年，嘉乐顿珠访问北京的时候，拉萨发生骚乱，当时的统战部长阎明复对他说，“这是受你们指使发生的”，并通过他向达兰萨拉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备忘录。达兰萨拉方面也不甘示弱，回了阎明复一封辩解信，同时发泄了颇多“怨气”，比如1981年达赖写信给邓小平，没有回复；向邓小平提出的要求也没得到满足…… 中国社会从改革开放后处于大转型时期，不安因素非西藏独有，但涉及民族问题，所以格外敏感。据称，胡耀邦当年辞职时，曾被指责在西藏搞“贵族主义”。

邓力群在他的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中批评胡耀邦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有问题，走“上层路线”，“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邓力群说，胡耀邦到西藏考察后，得出一个错误结论：中央每年给西藏的五六个亿，80%用在汉族干部身上了，并且胡还点名批判了工作搞得不错、但是有点左的阴法唐（曾任西藏自治区区委第一书记）。1980年代以来，藏区常有“事件”发生，都对双方的接触产生不良影响。每当有不稳定因素出现，中央政府便强调“达赖集团”策划煽动、借接触之机到西藏搞分裂活动；达赖则要求中央政府公示证据，并指责中央政府缺乏诚意。一方面在友好地秘密接触，一方面公开对骂不断，在国际上的角力从未停止。即使在1989年，西藏实施戒严后，达赖还建议双方在香港会谈。随着中国内部局势的变化，中央政府与达赖的接触和对藏政策与1980年代初相比，有收紧的趋势。

接触再度开启。达兰萨拉方面，希望与中央政府直接“谈判”，而北京却只愿意“接触”，不愿进行达赖方面要求的“谈判”。达赖派出的考察团和代表团，北京只当做是回国访问的海外藏胞，可以受到高规格的礼遇，立足点是希望他们回国了解祖国和西藏的发展，尽量不涉及政治对话。中共领导人也在极力寻找解决西藏问题的新思维。1988年9月，中央政府向达赖传递出愿意“谈判”的信息，并表示时间地点由对方定夺。

据海外媒体的报道，后来因为达赖方面提交的“谈判代表”名单中有一个荷裔美籍国际法教授瓦尔特，使得这次原本定于日内瓦举行的谈判最终夭折。瓦尔特从小就参与“国际支持西藏运动”，并成立了相关组织。班禅1989年1月28日圆寂，北京于2月7日向达赖喇嘛发出邀请，望其在2月15日来参加班禅追悼仪式。本来这也是一次机会，但达兰萨拉方面推脱称，由于时间仓促，达赖不能成行。

从1979年至1993年，据达兰萨拉的统计，达赖共派出4个考察团，两个代表团回国访问，而达赖的私人代表，更是经常性地前往北京，与中央政府会晤。1993年，中央政府与达赖因分歧过大、缺乏互信，中断了正式联系。1980年代中后期，达赖开始加大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力度，并赴美国和欧洲，公布了其解决西藏问题的新方案，并取得“成效”。 中央政府在各个场合均宣称，只要达赖放弃分裂祖国的企图，公开宣称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谈判的大门永远敞开；达赖方面则声明，早已提出中间道路，不追求独立，紧抓住当年邓小平“除西藏独立，什么都可以谈”的承诺，指责中央政府。这成为了双方最大的矛盾。1990年代中后期，虽然达赖一直热衷推行西藏问题国际化，但处在经济巨大发展中的中国，中央政府对与达赖进行接触，似乎不像以前那么热心了。倒是2001年，达兰萨拉开始着手恢复联系的工作。最终还是嘉乐顿珠再次出山，第2年他以个人的名义回国访问，并在藏区参观了一个月，再次敲开了达赖与中央政府之间关闭了多年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