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中国前进的道路

magicboy

【原文标题】China's Way Forward
【登载媒体】the Atlantic《大西洋月刊》
【来源地址】http://www.theatlantic.com/doc/200904/chinese-innovation
【译者】krypton 、QChen 、朝露晨光 、realgen 、frontierxnb 、grace、三花小猫 、rlsrls08 、水兵、j小蜜蜂  
【翻译方式】人工
【声明】本翻译供Anti-CNN使用，未经AC或译者许可，不得转载。
【原文库链接】http://bbs.m4.cn/thread-147429-1-1.html
【译文】

中国前进的道路

[1]我们的公寓耸立于这个城市一个长途汽车站之上，来来往往的人们穿梭于这个车站，或是进城找工作，或销售陶器，或出城探亲，或永远返乡。去年夏天，这个车站人头攒动，大部分都是离城的旅客。

[2] 那时，这股出城流被视为中国乐观情绪的最后标 志，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是为整理北京这个奥运会东道主而做出的。为了使工程（特别是地铁站）能够在奥运会之前完工，整个春天，每个大楼和公众工程都有建筑工 人昼夜不停的辛勤劳作。至于那些无法在奥运前完成的工程，工人们则辛苦的将其遮盖起来，或清理掉成堆的乱丢的柱子和钢筋。作为一级安全防范工作的一部分和 基于建筑尘土能够沉积而净化空气的希望，七月北京下令停止北京附近所有的建设或拆毁工作。这些大部分来自相对比较贫穷的邻近省份的民工离开北京（大部分没 有拿到工资）回乡探亲并在村里的电视上观看奥运会！（晕，感情这些人家里都没电视）。

[3]九月，奥运观 众陆续离开北京，民工乘坐拥挤的汽车或火车返城，跟中国其他迅速发展的城市一样，农村人在北京人流中脱颖而出，他们的面孔显得更沧桑，衣服更简朴粗糙。他 们拖着笨重的行李往来于各个城市之间，他们的行李往往就是被褥用品打成的包，装在一种格子的塑料编织袋中，这不知何故成为世界上穷国外出打工人士的标志。

[4]这种奥运后的返城潮是可以预期的，但十月中旬发生的事情则不然，此时美国的零售业崩溃，我们每天早晨又开始看到更多载满民工的汽车离开城市。十一月一个寒 冷的下午，我路过一个地方，那里正在建设一批新的办公大楼。一周前在人行道边摇摆着装载着水泥和钢铁，使得路人急忙闪的起重机如今茕茕孑立，前面的马路上 排满车牌号来自河北省——农村——的公共汽车。一个司机告诉我他们将把这些工人送回他们老家——“现在，没有工作”——这些公车送回一批后，马上又折回载 走下一批人。

[5]尽管整个冬季和今天早春北京的空气更去年同期相比特别清新——部分是由于罕见的多风气候，部分可能得益于奥运治理空气质量措施——。但这也肯能是位于北京上风重工业区中运营的工厂较少的原因。

[6]开往外地的公交车和优质的空气是在世界 各个角落都能感受到的经济萎缩的现成的征兆，中国各地都有这样的征兆，集装箱运载船静静的停泊在香港湾里空转、澳门赌场的收入减少、往返上海和北京的空客 上有大量空座（2006年我第一次出差，飞机是空客747，并且满员）报道说有一百万或者更多大学毕业生仍然在找工作，随着房地产商和小作坊主的破产，并 且未付员工几个月的工资就消失，各地都出现抗议的声音。位于香港北部的广东东莞数以千计的工厂是世上老套的低工资的中国工人产出低价值货物——玩偶和玩 具，好莱坞面具，世界大部分圣诞节礼品和装饰品——的现实缩影。这个地区几个月就成为中国生锈的履带。

[7]在中国，你永远不知道要相信那个统计数据，但一月东莞一个地方官员告诉我方圆五公里内至少有一百万人刚刚失去工作，其附近的广州制造业区十有八九还有一百 万人失业。电子供应商富士康在深圳的为苹果、戴尔、惠普和无数其他公司生产配件巨型工厂雇佣多达250000工人，去年年底所有的员工都放了一个月的无薪 假。中国媒体报道说富士康可能会在世界范围内解雇100000名员工。

[8]我们所了解的“中国故事”——一个所有抱怨和失败都由经济成功为掩饰的独裁政权管理下的长达三十年的现代化建设和繁荣的故事——结束了吗？她已经到达极限并暴露出其矛盾了吗？如果中国不保持前进和增长，她会崩溃吗？

[9]中国之外的观察家们经常将 中国的困难和日本早前的新时代相比较。中国国内很少人认为这两个经济体有很多共通点 – 一个满是穷困的农民，而另一个几乎已经消除了贫困；一个是直奔工业化，而另一个则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已经成为工业强国。但是近几个月来，我听到无数的美国人 以及少数欧洲人问，“这难道不像是1980年时期的”日本恐慌”吗？这个问题简单地说就是：“20年前的日本似乎势不可挡，但自那以后就成了一个病夫。“ 旭日”中国或许到了类似重新审视的时候了吗？

[10]从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及官员处，我更经常听到的是和前苏联之间的前车之鉴式的比较，暗指政治控制和领土统治可能会因为经济的失败而破灭。按这个逻辑，中国共产 党别无选择只能保持国家经济尽可能快地增长，因为物质幸福稳定的增长才是政党合法地位的真正基础。如果经济一旦停滞不前 – 通常被理解为表示每年的增长率下降到大约8%以下 – 那么更多数的公众可能对于共产党统治表达不满情绪。然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幅员辽阔的前苏联帝国和现今萎缩了的俄罗斯国之间的领土对比也许能有助于解释 中国政府对于任何来自有关西藏，新疆穆斯林地区，或者台湾带来的它所否认的“分裂分子”威胁的不肯让步态度。

[11]日本和苏联，由于和 中国的明显不同而难以恰当比较。在苏联历史中，任何时候，都没有达到像中国这样高速增长的相同记录。所以，造成苏联政权下台的“停滞不前”确实是真正的， 长达数十年的经济衰退。长期“病夫”状态下的日本是多数国家所羡慕的：日本有着美国的半数，中国的十分之一之多的人口，还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有许多 最强大的工业品牌，包括世界第二大汽车制造商，Toyota(丰田)。此外，日本和苏联两者在某些时候也体现了他们自己作为通往现代化的不同路线的典型。 现代中国是一个强国，是一个实体，但不是其它国家可以复制的一个典型或者一种理念。中国的体系还是保持独特。(印度，是一个和她一样大的国家，没有共用一 样的政治体制。没有其它国家可以修路，建机场和工业园像中国一样现代化，可以强制实行如此严酷的一种政权。）

[12] 尽管如此，考虑以前的典型如何可能适用于中国提出了一个有效的论点。苏联的政治控制最终因为经济失败而结束。日本体系的部份的确行不通 – 主要是金融市场，至今仍未从20年的消退中走出 – 体现了其在世界经济改变中调整的困难。因此如果中国的增长没有因为多年来一直明显存在的风险而结束 –如污染，水资源短缺，腐败，贫富社会差距的扩大，平均每天超过250人死亡于煤矿事故中如此简单粗糙的安全标准– 中国会证明(经济增长)容易受到因经济放缓而产生的苏联式不满情绪的伤害吗？抑或是在理解其周围的世界如何改变上日本式的能力缺失而无能为力？

[13]我的猜想是，不会。中国面临大问题，中国的现代历史已经伴随着无法预料。或许我们将来会回想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壮观和艺术，被认为是最后一次世界认为中国无所不能的表现。但我确信是相反的情况。

[14] 让我们先从考虑对于中国以及受其影响的(国家)情况会坏到何种程度开始。我听到对此问题最清楚的态度是北京的金融学教授并兼职摇滚乐团经理(我在大西洋月 刊3月期中有描述)的Michael Pettis。他说，要想象在21世纪末期中国的困境，你应该要想想在20世纪20年代时的美国。

[15] 一直到20世纪初，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和近几年的中国是惊人地相似。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净债务”国。美国依靠国外贷款以及投 资建工厂，铺铁路，最终将其打造成一个工业巨头。一次世界大战末，借其未受损的工业基础为欧洲交战国以及破产的欧洲公司前客户供货，美国开始成为“净债权 ”国。

[16]20世 纪20年代，农场和工业使美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大多其它的经济体有着贸易盈余，即意味着过多的全球工作职位在美国(美国工作，别国消费)，所生产的产品过 多地为他人所用。外国人通过转移黄金储备支付差额 - John Maynard Keynes(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当时曾埋怨说美国在积攒“世界上所有的金条” – 或是接纳美国人的贷款以及投资。迄今为止，这就如同中国的经历。而目前为止一切尚好。

[17] 全球出口大国这个角色使得美国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全球需求崩溃时变得非常脆弱. (美国）开始比世界平均就业机会多，美国就要有更多的工作丢掉.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蒙受的（损失）比欧洲的更深。 我们有富兰克林•罗斯福；他们有希特勒，斯大林，弗朗哥以及墨索里尼。但是作为一个纯经济学问题，美国在经济大萧条时期的下岗和失业更严重。
[18] 这也正是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贸易盈余将作为堡垒支持她渡过经济不景气。从长远来看，这有可能，因为它提供了2万亿美元的战争基金在外国控股. 但是在短期内，中国依靠国外客户结果会成为一个严重的安全漏洞。

[19] Pettis最近写道中国在世界单位内的贸易顺差，“生产能力过剩最鲜明的度量”——工厂和工人都在为外国消费者工作——至少相当于美国1929年的贸易顺差。现在的中国就像当初的美国一样，其贸易顺差相当于全球经济总产出的0.5%。但根本国的经济产出相比，中国的顺差要比当时美国的大得多。从比例学的角度讲，中国队外国消费者为国内提供工作岗位的依赖程度比当1929年的美国大五倍。所以除非中国在其顾客停止购买其产品的时候找到保持销售额的途径，她将面临更大比例的失业（风险）的冲击。

[20] 中国的确在努力保持销售是Pettis警戒性的与大萧条时代的类比的结束部分。当时随着股市暴跌，经济崩溃，美国的贸易顺差几乎消失，那些不顾一切保护市场和职位的美国商人四处为臭名昭著的Smoot-Hawlay 税法的通过而四处游说。这项税法要求对大概20000中进口商品增加关税。随后其他国家也通过了类似的税法，国际贸易从此枯竭，大萧条时代来临。如今人们提到“Smoot-Hawley”这样的字眼时，他们通常是很认真的，它是警告对贸易的任何干涉，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干涉，同样是具有毁灭性的。

[21]Pettis的观点不同，他显得更不安。他说，Smoot-Hawley真正的危害在政治上而非经济上。其它国家明白美国是在努力保护其贸易顺差和劳动力。作为一个政治事件他们不喜欢，所以他们发起反击。

[22]如果这样的情况再次发生，这会不会是因为美国社论经常见警告的“买美国货”的规定或美国其他形式的保护主义引起的？根据这种逻辑，那的确是该担心的坏事。而真正可以与Smooth-Hawley相比的是中国的保护主义——更确切地说中国为保护其贸易顺差而做出像美国曾作得的任何努力。中国政府不可能依赖类似Smooth-Hawley的 税务。相反她可能增加对出口的补贴，也可以尝试使人民币贬值或者可以间接对进口增加障碍，如中国最近对中国航空施压迫使其取消空壳和波音的飞机订单。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政府的确在做上述的每件事。所致的结果是其贸易顺差非但没有像预期的随着世界经济衰退而萎缩，反而剧烈的增长。出口下降，而进口下降更多： 一月中国出口下降17%，而进口下降值超过进口的2倍，达到43%。这在其他国家来说是经济问题，但是（对中国来说）这可能是更为严重的政治挑衅，因为其他国家会认为中国将失业问题强加到他们身上。所以仔细想想这个假设，中国对这次经济冲击最好的期望是其失业率比30年代的美国高，最差的将是中国会挑起其更难处理的贸易战争。

[23]中国作为美国的债权国对美国的制衡作用稳步增涨。但短期看来——更确切地说，不管这次危机会持续多长时间内——这两个国家的相互依赖性比预期大的多。年初，中国官员开始越来越坦率的表达掌握2万亿中国财产的gaoxiqing2008年12月在本报一次采访中巧妙传递的观点：如果想中国继续购买其债权，美国最好将其经济拨回正轨。它应改增加储蓄和投资，减少借贷和消费。温家宝在一月的达沃斯会议上接指责美国的过度消费而把其它国家拉下水。

[24]行了！但如果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这样做，短期内最糟糕的事情将会找上中国的门，因为正是美国的过度消费才宝保持中国的企业生意兴隆。美国对中国有类似的抱怨。美国官员希望中国减少贸易顺差——同时又希望中国金融机构继续购买美国国券和公司股票——而所用的钱正是源于这些顺差。这是鱼和熊掌的选择。中国要么继续 给我们钱，要们还我们工作，但两者不能兼得。

[25]所以美国继续期望经济触底，而中国商人和工人则承受严重的打击——这不是中国领导人仅仅教训美国就能改变的。那为什么我认为中国有理由期望呢？

[26]答案之一在于直接经济领域。中国会在国内重拾那些被遗忘的需求，多亏多达4亿元（约600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由于中国经济规模远小于美国，所以按比例来讲，这项刺激计划比奥马马政府提出的计划大得多。是的，人们有理由怀疑中国这项计划：这项计划其中一些只是在已经批准或者已经开始的工程上贴上新标签；4万 亿中一些该有中央政府指出的却由地方政府或省政府支出，但这些地方政府很明显无法在经济衰退时期筹到钱。尽管其中重要组成之一是覆盖中国普通民众的医疗保障，但大部分将投入到建设工程中，尤其是交通和基础建设：在全国建设更多的高速公路、扩建高速铁路和新机场的跑道。建设是中国政府应对大部分问题的第一反 应，——如果担心大学水平低于国际标准，就通过建设更多的研究中心的计划——且建设受内部交易的支配而且向世界大部分地区一样有回扣。但尤其通过中国完成 这些工程的方式，铺设水泥，架设钢筋横梁会雇佣很多人，所以这将是如今被工厂解雇回家的民工的一个选择。

[27]我的书桌上层层叠叠地放着各式各样的的分析报告，都预测说反弹可能会比总需求数字所显示的来得要更快一些。“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看到大陆经济重回生机的曙光呢？”里昂证券亚太区市场的 Andy Rothman，在一份水泥及钢铁行业的报告中问到。“我们的答案是：2009年的3月或者4月”，当经济刺激计划的第一批订单落实到水泥和钢铁行业的时候。

[28]中国和美国一样，遭受了全 国性地房地产贬值。但是中国的银行坏账和美国的次级贷灾难相比，根本就算不上是问题。美国的银行流动性极度匮乏。中国的银行却流动性充裕。中国银行不放贷 的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对通货膨胀的担忧（进而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而不是其他原因。“中国的银行不仅仅是流动性充裕，而且，所有大银行的领导，都是由 共产党直接委派的，这些银行的贷款投向，可以由共产党直接进行指导”，Rothman写到。而现在，各家银行也正在党的指导下（进行信贷投放工作）。

[29]我有很多机构出的各式各样的报告，但是所有的报告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中国的经济要比其他经济体遭受更多的冲击，但是中国经济也比其他经济体拥有更多应付这场危机的工具和资源。

[30]在单纯的经济之外，“中国完了” 的假说好像错过了重要的文化方面和政治本体方面。不言而喻的前提是：一个普通中国人几乎不能忍受政府提供的社会契约——有限的自由，潜在的无限财富。因而，如果政府达不到其物质承诺，契约则将被撕毁，人们将会造反。

[31] 这不符合我所看到的。我经常惊讶，为什么这么多不同职位、不同区域的中国人看起来似乎（充满）生气。答案远远在我的理解力之外。（？）我想是因为：身处在 今日的中国，就像是身处50年代的西欧。没有谁的家庭经历是无聊或者平庸的。做着平常工作的人们经历过巨大艰辛和戏剧般的命运变幻。去年，我在山西采访一 位党的干部，他拿出了他的趋于发展计划。每10或15分钟，他会停下来，（通过一位翻译）说：“你知道吗？要不是邓小平，我现在可能在田里跟在一头牛的后 面。我不会坐在这儿带着领带和一个外国人说话。”或者说，“你知道这多不容易？我的母亲缠过脚！”我认识的一个北京的学者曾不假思索地说，当他意识到自己 年轻时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四年时间一个劳动队里幸存下来的时候，他就形成了自信心。今天的孩子们，在他们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时候并不在劳动队里，但是他们 听过相关的故事。

[32]临时解雇以及停止不涨的工资？人们看到 过更坏的。去年夏天，我和我的妻子去四川的村子里，在临时避难所和帐篷里的地震灾民为接下来几年的定居问题准备着。被解雇的外出务工者现在回到了很多像这 样的村子。这异常困苦，但是就在这个村子里，老爷爷们记得50年代毛泽东时灾难性“大跃进”时期，当地有一半人饿死了。

[33]当我和 我妻子80年代中期访问中国时，大多领着工资的人在庞大的、原始的、没有效率的，被称为国有企业、或者国企的工厂里干着苦活。在杭州一个没通电的（？）、 几英亩大的工厂里，我们看见大概5000名妇女在老式织布机上制作窗帘和织锦的这一传统中国场景，没有迹象表明会有谁买这戏东西。有一些国企继续存在—— 大多是中国极其庞大的公司，从有油田、电信公司到主干线航班，这些是他们的副产品和退化。（？）但是，当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在90年代开始的时候，最为不经 济的国企被关闭了——在仅仅几年时间消减了几千万劳动力。在90年代建立的中国的社会现实主义愿望(?)是关于国企员工下岗的。而二零零几年是关于外出务 工者，或者城市的技术人员的。国企衰退是一个主要的社会压力，但是没有接近让政府下台（的程度）。中国人经受了低迷，或者更严重的，因而，这种社会体系支 配着这个国家。在中国的人们和其他国家人需求的一样，期望提高了。但是，很难理解为什么眼前的艰苦是中国大众发现所不能忍受的，或者是把社会体系推向社会 主义式瓦解的艰苦。

[34]没有来中国的西方人可能会惊讶于普通中国人直言不讳。当汽车或自行车相撞时（常常这样），当事的双方下车来当着警察面对骂起来。向着聚拢起来的人们为自己 辩护。工人抱怨骗了他们的老板。居民抱怨他们的房东。在中国西部，我和我的妻子遇到了被新的大坝工程淹没的村子里的家庭。他们带我们到他们分配的住所看 看，指出裂纹和缺陷，一条一条列出比他们原来住的差的方面。

[35] 当时，但人嘛抱怨是，常常 是那些骗子老板、记者、市长、官僚——而不是关于社会体系或者其统治着的。有原则的抗议社会体系及确实存在的压制，就像去年为了民众自由，由300多位知 识分子签名，勇敢的“宪章08”请愿。但是，这不是基准。10年前，当亚洲金融危机把中国的失业率拖到百分之十的时候，全国爆发了游行示威。里昂证券的 Andy Rothman最近写到：“但是，下岗了的工人大多数是为了自己的全力而战的——他们相信，失业的利益被当地政府官员偷走了——而不是和导致失业的中央政 府的政策抗争。或许，那些工人没看到大画面，但是，现在，他们通常的行为（表示）好像他们期望国家体系能够保护他们免于落于当地水平之下。

[36]大画面的另一幅部分是这样的机会：今日问题或许是明日中国增长的开端。

[37]大约30年前，在 另（前）一个世界范围的低迷时期，我曾经来到硅谷和底特律（采访），对比两个不同的工业文明应对经济困难的不同方式，并以此为这个杂志（译者注：即 Atlantic Monthly大西洋月刊）搜集素材。包括地处底特律的通用、福特公司和地处硅谷的苹果、英特尔、惠普公司在内，我当时走访的许多公司（到现在为止）依然 存在。但是在加洲，我曾经采访过的公司有相当多的已经消失了。（还记得鹰牌电脑公司和奥斯本电脑公司么？）（译者注：Osborne公司于1981年4月 发布了世界上第一台笔记本电脑）我们知道高科技产业是增长的源泉，但是也很容易忘记它那种极端的动荡不定（剧烈的波动），除非你工作于其中（才能真正体 会）。从过去到现在，身处高科技产业中的人们都在强调--虽然没有人喜欢被击垮，但是美国工业文明中的波动性是它成功的必要组成部分。如果它不能无情的淘 汰那些老旧的公司，也就不能产生出如此多拥有新技术的新公司。

[38]中国 的工业也在上下波动着，但是却是在以一种对中国总体经济情况贡献较少的方式。中国的小企业文化是世界上少数一些被美国认为停滞的和超审议的部分中的一个。 小企业们相互竞争以求节省成本中的每一分钱和进度表中的每一分钟，作为次级承包商的他们已经变得更加机智灵活。但是他们依然没有为自己保留很多的最终利 润。因此如今的（经济）冲击所造成的影响就远远不是这样的企业以削减成本就能抵消的了。

[39]近期，在北京、上海、深圳以及其他地方，我走访了一些企业，他们正在尝试利用这个混乱的时期打入这个全新的市场并做一些仅有极少中国企业做了的 事：生产能够带来高额回报的高技术、高价值产品。在一个像中国一样大、一样混乱的国家，你能找到你想要的任何“趋势”的例证。但是在仅仅几周的访问中，我 发现了这样一些迹象：许多公司并没有缩小而是在变大；企业的领导们正在将资金大量的注入（市场），因为他们认为当竞争对手处于低谷而且资产和人才都能便宜 的获得时，就是去为下一个大跃进做准备的好时机。

[40]在香港北边的深圳，我曾经去访问Liam Casey，一个爱尔兰企业家。他曾经成功的让很多国外知名的大企业与中国的一些地处偏僻而能够又快又好的生产品牌产品的小型工厂实现对接，为此我两年前 就将他称为“中国先生”。Casey提到，在他正常为其工作的中国前100名企业中，没有一个人失去工作。许多人都在奋斗，一些人将经济衰退看作是一种机 会，这种机会能够令他们进入高价值工作状态，能够引进属于他们自己的先进产品而不是严格的像一个次级承包商一样去服务。（许许多多这样的项目，如新型笔记 本电脑和手持型GPS设备都在拉斯维加斯消费者电子产品秀中出现。

[41]在北京的远南郊，我见到一个新的“零售研究中心”，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中国零售公司建立的，我答应不提及这个公司的名字。至少，中国的零售业者有着许多与海 外同行们相同的问题。除了全球性需求下滑之外，两边的消费者也承认如家乐福、沃尔玛、Best Buy、IKEA以及所有在中国被很好的建立公司的经营者与当地的百货公司之间的区别，外国的公司现代而高效，而当地的百货公司在便捷和关怀顾客方面作出 了尝试。传统中式的杂货店和百货公司可能会又脏又暗；其中一些，你需要在购物时为了挑选排到一条队里、为了付费排到一条队里、为了取收据排到一条队里、为 了取走自己的物品再排到一条队里。

[42]具有陈旧经营观的经营者之一的CEO， 在美国一个主要的消费品公司考察了一周后，成为了商店应该为顾客便利而布置理念的皈依者。怀着这种改变的热情，他聘请了一个美国hotshot做他的顾 问，现在正在建立一个研究中心，这个中心紧邻他已建成的“团队学习中心”。在此学习中心，员工们学习国际上标准的服务，卫生以及便利措施，反复练习如何接 待顾客。在新的研究中心，公司打算为商场提供不同的楼层布局，销售提议等，以便了解哪种销售方法能够吸引中国消费者团体。然而，带我到处参观的美国顾问， 已经把他年轻的家搬到北京，因为他相信公司正在按自己的主张真诚的学习来达到家乐福那样的经营状态。"

[43]在北京市远远的另一端，一个特殊的政 府资助研究园，我参观了IBM的中国研究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主管，托马斯.李，就像我在许多科技以及制造公司的成功人士一样有着传奇的一生。他在台湾被 抚养成人，而父母都是在大陆长大。去美国读博士学位并在一家美国公司有了一份成功的职业，后来因为机遇和情感的原因，回到了中国大陆。在2002年李把他 的家搬到了北京，在那里他领导着一个由200位计算机专家组成的团队，团队中的大部分都是中国培养的。

[44] 有一个产品展示让我真希望我能当场拿出支票。这个产品重点解决计算机人面临的两大真实世界的难题：把口语转化为文本文件以及把文件由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 种。虽然计算机已经做这些工作好几年了，但是它们并不能精确到值得使用。已经看过很多类似的演示，但我被这一个震撼了。在展示厅只有我的妻子和我母语是英 语，但是当我们两个中任何一人对着语音识别系统说话时，系统总能产生几乎完美的即时记录版本。我说话时故意尽量清晰，作为一种测试我以快的会话语速说了下 面一段话：“在北京我从不担心我的公寓被窃 听，因为我清楚没有多少非母语的英语使用者能理解快速的美国俚语。”这些话里，除了俚语slangy（变成了 slinky），其它的都被正确的显示在屏幕上。嗯嗯。

[45]虽然李实验室的每个人都可 以说英语，但是口音的不同会成为和英语为母语的人交流的障碍。所以他们在同纽约阿蒙克的IBM同事视频会议时，这些中国科学家即听，又看几乎同时在屏幕下 方滚动的英语，这对他们的交流帮了大忙。我确信这不是完美的，但是我数十年里看到了很多这样的项目，这些经历足以使这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我看到的另一 个产品展示的基础上，有产品已经足够成熟的让那些来自电视，广播，广告以及YouTube的语言被编入系统重新输出为普通的文本。然后这些文字可以在源语 言或其它语言中被翻译和搜索，就是说，那些录象资料可以很容易的找到其中某些人说的“邪恶之语”。

[46]还有两个产品直接由经济危机产生的机遇催生。其中一个。内部工作名为Pangoo， 试图为那些上百万的手工处理帐户和记录难以为继而使用一般的商业管理软件企业又显得太小的家庭企业服务。它是一种商业应用“套装”，包括帐户的管理，支付 账单，以及由中国培养的科学家们专门为这些需要存钱的中国企业设计的网页。另一个产品可以让中国的企业在确定产品生产进度表和购买原料时最小化能耗以及其 它的浪费。其它一些国家也有公司在努力实现相同的目标，但这个项目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作为一个庞大跨国企业的一部分，这个相当自治的中国人管理和作 为企业成员的团队，表现得把当今的经济混乱视为一种机遇。

[47] 中国公司努力利用这次机会的最具戏剧性的例子发生在深圳东部的一个遥远的角落。一个纯粹由中国人创立的名为比亚迪的公司宣布了一系列计划，若非该公司已经取得相关成就，这些计划看上去是可笑的。

[48]1987年，Wangchuanfu在长沙的中南大学取得冶金学学士学位，八年后，也就是王30出头的时候，他和一个表亲和一个朋友一起创立了比亚迪公 司，专攻电池研发。七年后，即2002年该公司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到2005年，比亚迪成为世界小电池公司的领军企业。如果你在使用手机、数码相机、 iPod，电子牙刷，便携式真空吸尘器，你很可能正在使用他们公司的电池。比亚迪在中国的七个主要工厂雇佣了大概130000人。我在一个下午参观其在深 圳的配套了工厂，工厂里为员工配套了完善的体育场，为职工家属建设了宽敞的住宿大楼，为职工的子女建设了学校和种满象征深圳热带气候的棕榈树的花园。

[49]该公司的副总裁Stella Li对我说：“王博士的研究领域是材料科学，而且我们公司的高层领导都是材料科学的专家。我们认为你对材料科学很熟悉的话，很多事都是很可能的。”他特别 表示去年年底，新产品是他们公司上了国际新闻。他开揭开了世界上第一批成批生产的可以在普通家庭充电的电池混合动力汽车的面纱。我在停车场试驾了这款名为 F3DM新型汽车，这款车仅靠电池动力就可以行使60英里，随后才启动汽油动力。这种用铁为原料的电池充电需要7个小时，可以充放电1000次，这么多的 充电次数是很少见的。当我按下“汽油”按钮时，——只有我一个人，没有指导——我被撤到原位，就像我的普通汽车一样。这款汽车的零售价为22000美元 ——这在中国有点贵，但是在美国和欧洲市场就很便宜，哪里的市场还没有类似的车出现。

[50]比亚迪最终是因生 产了第一辆这种电动汽车而成名（就像Osborne 电脑与上世纪80年代生产了第一太行李箱大小的便携式电脑而出名一样）还是成为一个领军生产商，这谁都不知道。我在深郑见到这款车一个月后，王博士在底特 律汽车展上第一次展示这辆汽车，很多美国媒体嘲笑BYD宣传材料中的错误翻译和笨拙的汽车设计。当我问Stalla Li这个问题时她故作轻松地说：“哦，我们总将能把汽车做的更好看，汽车设计，汽车制造都是简单的步骤” 她继续解释说他们公司的理念是展示电池技术，再说优势和其工程技巧和纵向完整的制造体制。——所有的汽车零部件几乎都是由自己生产——将是他们长期立于不 败之地。而且与美国汽车媒体的嘲笑相反的是，Warren Buffett去年永2.3亿美元购买了该公司10%的股份。

[51]公司官方目标是在2015年前成为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2025年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王传福在深圳发布报告的时候，恰逢美国国会争论关于以 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的紧急援助。他是一个安静书呆子型的男人。听到翻译的问题时脸白了下。“100多年来，底特律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他终于说道（通过 翻译），“我认为他们需要重新考虑他们的生产线”

[52]中国在走下坡路。他还没走出来。这对美国有重要意义。
如果中国和苏联一样，今后可能面临的大量失业的冲击终将会逼迫人民对抗他们的统治者。如果中国和日本一样，他可能会花一到二百年沿着新的国际现实走，但不会调整自己的体制。不管是那个情况，美国都会为中国的贫困群众悲哀，但较少担心其挑战性。

[53]我觉得中国不会走以上任何一条路。他们大部分人还是很贫穷的。当人们有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工作都在全球价值链的最底层。我相信他们从根本上永远不会反抗该 国的国家制度。他们创立，管理和工作的的公司会不断改善他们的在价值链所处的位置。两年前，在有关深圳工厂的报告之后，我描述了中国工人为世界各地组装产 品的一个经济共生关系—那时投资者，设计师，股东，和消费者已经从美国或其他富裕国家的财政回报里获得最大份额。这是中国政府和许多中国公司宣布的政策， 以保持更多的报酬。

[54]外人可以正确地批评中国政府，如果它想暗中给予出口补贴或推动人民币贬值。但是没有人可以批评它奖励人民工作的雄心。很多中国公司会在今天强大的压力下失败或犯错。但是很多公司在把握机遇为他们将来的发展作准备。对于美国人，问题是我们该如何把握这一实际。

詹姆斯•法洛斯是大西洋月刊资深记者;他的博客地址jamesfallows.theatlantic.com

（感谢各位参与翻译的编译，辛苦。）

glockr

好文！

prettyben

或许格式化一下，更有可读性。

magicboy

3# prettyben 那我再编辑一下

于哲

感谢翻译。。。。

chencj78

这些西媒报道中国的时候什么时候才能不带意识形态的思维呢，什么独裁，压制，抗议，自由。感觉他们对于和他们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就和当年他们对待异教徒的方式是一样的，羞辱，火刑，讨伐，灭绝。他们口口声声的不同的声音，绝对的自由，却不能心理上承认一个和他们有着不同思维方式的人民的国家，看来他们所允许的也只是有不同的声音而已，不同的行动，在他们看来还是异教徒，他们永远是就是以消灭异教徒而存在的十字军

浅海棠

太长了

大漠金舟

这个老外对中国的认识非同一般，他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如中国人的承受能力，中国人对政府对国家制度的支持和依赖、中国人昂扬的斗志，他也看到了中国政府在这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都说旁观者清，这是一个没有戴有色眼镜的旁观者，他真正是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他对中国的了解远超过中国的那些精英们。

kingskill

我觉得中国不会走以上任何一条路。他们大部分人还是很贫穷的。当人们有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工作都在全球价值链的最底层。我相信他们从根本上永远不会反抗该 国的国家制度。他们创立，管理和工作的的公司会不断改善他们的在价值链所处的位置。两年前，在有关深圳工厂的报告之后，我描述了中国工人为世界各地组装产 品的一个经济共生关系—那时投资者，设计师，股东，和消费者已经从美国或其他富裕国家的财政回报里获得最大份额。这是中国政府和许多中国公司宣布的政策， 以保持更多的报酬。外人可以正确地批评中国政府，如果它想暗中给予出口补贴或推动人民币贬值。但是没有人可以批评它奖励人民工作的雄心。很多中国公司会在今天强大的压力下失败或犯错。但是很多公司在把握机遇为他们将来的发展作准备。对于美国人，问题是我们该如何把握这一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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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能理智一些了。真不容易。向战斗在一线的AC同仁们致敬！

鱼的泪水

好文章，顶！

avava

有點亂，有點不知所云。但看得出來作者努力想説明的，只是他好像說不出來或者他的素材不足。
這一句不錯：今日问题或许是明日中国增长的开端。

yehuabin

文章是好文章。但是流水线的叙述貌似很杂乱

忧心

补充一下，Warren Buffett指的是被称为“股神”的美国大投资家巴菲特

燕雀漫谈

好文，建議把六個段落標示出來，比較好找主旨句，
原文也有把段落特別標出來才看的懂，不然就太像流水仗囉。

飞翔的虎

终于看完了好长,对中国很了解

squirrelnyc

请排一下版吧，看着太累了。

这篇文章的作者去年采访了高西庆，非常有意思的一篇文章：http://www.theatlantic.com/doc/200812/fallows-chinese-banker
译言有中文翻译：
http://www.yeeyan.com/articles/view/52383/19836

这篇采访让我觉得这个作者对中国的认识很不一般（这哥们的经历也相当有趣，做过记者、微软的程序设计师以及卡特总统的首席演讲撰稿人！）。他的个人介绍和文章汇总在以下链接可以看到：
http://www.theatlantic.com/doc/by/james_fallows。
他的博客更新也非常勤快：
http://jamesfallows.theatlantic.com/

谢谢同学们翻译了这一篇。不知道以前别的文章有没有在AC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