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书评】阿玛蒂亚·森：后危机时代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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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Capitalism Beyond the Crisis
【原文作者】Amartya Sen（阿玛蒂亚·森，印度人，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登载媒体】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来源地址】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22490
【译文说明】“（ ）”内的话为原文固有；除[1]、[2]……为原文注释外，“[ ]”内的话为译者添加以便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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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一、

2008年勘称危机之年。首先是粮食危机，直接威胁到了贫穷的消费者，尤其是在非洲；接着是创纪录的油价，威胁到了所有的石油进口国；最后在秋季突然爆发了全球的经济衰退，而且至今还在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加剧。而衰退的程度在2009年可能会进一步加重，不少经济学家预计会出现一次全面的大萧条，甚至可能比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大量财富已陡然蒸发的时候，受影响最重的还是那些本来处境就很糟的人。

目前产生的最强烈疑问，集中在资本主义的本质以及是否有必要对其进行变革。自由资本主义的捍卫者们坚信资本主义过多地因短期经济问题而受到指责——而这些形形色色的问题应归因于无能的政府（比如布什政府）或不良的个人行径（比如约翰·麦凯恩在竞选总统时所说的“华尔街的贪婪”）。其他人则觉察到现有经济管理模式中确为严重的缺陷并有意对其进行改革，于是另辟一条如今越来越多人称之为“新资本主义”的路径。

在今年一月巴黎举行的“新世界、新资本主义”研讨会上，“新（与老）资本主义”概念的横空出世给会场的激烈讨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和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主持了这次研讨会并各自发表了富有激情的演说来论述变革的必要性。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也发表了演说，她谈到了“社会市场”这一德国的老概念——即为一系列达成共识的政策所约束的市场——来作为新资本主义的一个可能的蓝图（虽然德国在近来的危机中做得并不比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好多少）。

改变社会架构的想法从长远来看当然是有必要的，但对于解决当下危机的策略而言则略显遥远。我会从可以提出的许多问题中挑出以下三个。首先，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打着鲜明的资本主义旗号的“新资本主义”，而不是一个脱胎于务实选择的各种体制和可据理力争的各种价值观的并非铁板一块的经济制度吗？我们是该寻找一个新资本主义，还是一个“新世界”——借用巴黎会议提供的另一个词——而无需引入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

第二个问题关注的是如今需要哪一种经济学，尤其是考虑到当下的经济危机。我们该如何评价众位学院经济学家所教和所拥护的作为经济政策向导的内容——包括近几个月来随着危机日益加剧而复兴的凯恩斯派思想？更进一步而言，当下的经济危机究竟启示我们该寻求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是该优先考虑的事项？第三个问题，除了设法对长期变革的必要性作出更准确的评估，我们必须想办法——还要想得快——以尽量小的代价摆脱当前的危机。

二、

什么特质能让一个[经济]体系毋庸置疑地成为资本主义——不管是老的还是新的？如果现时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需要改革，又是什么能使结果产生的是一种新资本主义，而非其他的制度呢？通常的假定似乎是把经济活动对市场的依赖作为将经济体系视为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同理，对利润动机和对基于私有制的个人权利的依赖，也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但是，如果这些是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那么我们当前所拥有的经济制度——比如欧洲和美国——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吗？

全球所有的富裕国家和地区——欧洲诸国，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韩国、台湾、澳大利亚和其它地区——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主要发生在市场之外的活动。这其中包括了失业救济、公共养老金和其它社会保障功能，以及公共的学校教育和医疗，还有通过非市场途径分配的各种各样的其他服务。这些服务相关的经济权利并非建构于私有制与私人产权之上。

同样地，市场经济自身的运行并非仅仅依靠利润最大化，而是还需要依靠许多其他的活动，例如维系社会保障以及提供公共服务——其中一些活动已将人们带离了仅靠利润驱动的经济体系。所谓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那些值得称道的表现，是源于多种体制的结合——公费教育和医疗，以及公共交通等仅是这些体制中的冰山一角——而这些体制远不限于仅仅依赖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和局限于私有制的个人权利。

暗藏在这个话题之下的是一个更基本的问题：资本主义现在是否成为了一个有特定用意的词汇？资本主义的概念在历史上确实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如今其有益之处很有可能已经被用尽了。

例如，亚当·斯密在十八世纪具有先驱意义的著作展示了市场经济的活力，为什么这种活力——以及尤其是这种活力怎样——能够运作起来。在当时正是这种市场活力喷薄而出的时候，斯密的调查给出了市场运作的启发式分析。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对于被后世称作资本主义的制度的理解所作出的贡献堪称是里程碑式的。斯密说明了，通过生产专门化和劳动分工，贸易自由化很多时候对创造经济繁荣能起到很大的帮助；同时贸易自由化对于大范围有效配置各经济体的资源也大有裨益。

这些道理即使在今天仍是有实际意义的（有趣的是保罗·克鲁格曼获得最新一期诺贝尔经济学奖依靠的正是对国际贸易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高度精密分析，这与斯密在230年前高瞻远瞩的洞察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早期对市场的解释和十八世纪对资本的利用之后出现的经济分析成功地在主流经济学全集中坚实矗立起了市场体系。

尽管如此，虽然资本主义通过市场行为带来的正面贡献被明晰和解释，其负面也同样变得清晰起来——通常对于同一批分析人士而言是这样。尽管一些社会主义评论家，最著名者如卡尔·马克思，给出了深具影响的方案是谴责并要求最终取代资本主义；但是完全依赖市场经济和利润动机的巨大局限性甚至对于亚当·斯密也同样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市场的早期倡导者们，包括斯密，并不认为市场机制可以独立实现出色的运作，也没有将利润动机视为一切的要件。

尽管人们进行交易是出于私利（仅仅是出于私利而已，正如斯密在解释为什么屠夫、酿酒者、面包师和消费者要进行交易时所作的著名论断），然而经济能在仅靠不同各方信任的基础上有效运行。正如斯密所写的那样：“一国人民若相信某银行家资产雄厚、行为诚实、处事谨慎，换言之，相信他有随时对其本票支付现金的能力；那银行家发行的本票便可在社会上通用，无异于流通的金币和银币，因为人们深信用它们可以随时兑换金银货币。”[1]

斯密解释了为什么这种信任不会总是存在，而我敢说，他也不会对今天企业和银行面临的困境觉得困惑，因为恐惧和不信任冻结了信贷市场并阻止了信贷的协调扩张。

同样值得在这里提到的一点是，尤其是因为“福利国家”是在斯密的时代后很久才出现的，斯密在他不同的著作里对于贫穷和弱势群体命运表现出的深切关切和忧虑十分显眼。市场机制最直接的失败体现在那些市场无法完成的任务上。斯密的经济分析并不仅仅着眼于市场机制的“看不见的手”。斯密不仅支持政府提供教育等公共服务以及疏解贫困（他还希望受政府救助的穷人拥有比当时济贫法所能提供的更多的自由），他也深切关注在市场经济运行良好的情况下仍可能存在的不平等和贫困现象。

对于必要性和充分性的差别缺乏清晰的认识造成了对斯密的市场机制评价的一些错误解读，尽管带有这种误解的许多人都声称是他的追随者。例如，斯密对粮食市场的辩护以及对政府限制私人进行谷物交易的批评就经常被理解为：任何政府干预[粮食市场]的行为都必然会加剧饥荒。

但斯密对私人交易的辩护只是采取了这样的说法：阻止粮食交易并不能减轻饥饿的负担。这种说法并不拒绝政府通过创造就业和增加收入（比如就业计划）的行为对市场运作进行补充。如果失业率由于恶劣经济形势或错误公共政策而急剧上升，市场并不能自己再造出失业者创下的收入。斯密写道：“新失业的人员，要么饿死，要么去乞讨或选择铤而走险甚至犯下重罪才能勉强糊口。”以及，“穷困、饥荒和死亡会立刻降临……”[2]斯密反对排斥市场的干预——但不反对包容市场，而又着力于实现市场无法完成之事的干预。

斯密从未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至少就我能追踪到的资料而言），从他的著作中也很难挖掘出任何市场经济充分性或接受资本主导必要性的理论。在《国富论》一书中，斯密谈到了更广泛的各种价值观对行为选择的重要作用，以及各种制度的重要性；而正好在250年前出版的斯密首部著作《道德情操论》中，他对非营利性价值观的强有力作用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虽然斯密宣称“谨慎”是“所有美德中对个人最有益的”，但他接着写道：“人道、正义、慷慨和公共精神，是对他人最有帮助的品质。”[3]

斯密认为市场和资本在他们自身的领域内能良好运行，但首要前提是，二者要有其他机构——包括如学校等公共服务机构——以及非追逐利润的其他价值观的支持；其次，二者还需要来自其他体制的约束和纠正——例如，经过精心设计的金融规章制度以及政府对贫困人员的扶助——为了避免不稳定、不平等和不公正。如果我们要寻求一种新的经济活动模式，使其包括各种各样的公共服务和考虑周到的制度，那么我们应该遵循而不是偏离斯密的改革议事日程，正如他在对资本主义既辩护又批评之中所描述的那样。

三、

历史上，直到新的法律体系和经济实践使得产权得到保障以及基于私有制的经济体制得到确立，资本主义才建立起来。直到商业道德使得履约行为可持续且代价不高——而无需对违约者不断地提起诉讼，商业交易才有效运转起来。直到腐败的高额回报被大为削弱，对生产的企业的投资才繁荣起来。追逐利润的资本主义总是要依靠来自其他体制的价值观。

由于涉及衍生物和其它金融工具的二级市场快速发展，与交易相关的义务与责任近些年来变得愈加难以追溯。次贷发放机构一边误导贷款者承担不明智的风险，另一边就可以将这种金融工具转嫁给与最初交易毫不相干的其他各方。责任感遭到了严重的削弱，对监督与规管的需求已经变得更为迫切。

然而在此期间，随着对市场经济自我监管特性的信仰日益增强，美国政府的监管角色却极为严重地遭到了削弱。恰恰就在政府监督的必要性上升的时侯，所需监管的供给却出现了萎缩。于是，潜藏的危机终于在去年爆发，而这[监管不力]无疑要为这场不断困扰整个世界的危机负上很大责任。对金融活动监管不力不仅会引发非法行径，还会引发过度投机的倾向；而正如斯密所说，这种倾向往往会牢牢抓住许多拼命追逐利润的人。

斯密将这些在追逐利润过程中促成过高风险的人称作“浪费者和投机家”——这正是对过去几年那些次级抵押贷款发放者们的完美写照。比如在讨论反高利贷的法律时，斯密要求政府要有规章保护公民不受不合理放贷的“浪费者和投机家”的侵害：若非如此，国家的大部分资本将与善于利用它们创造利润的人隔绝，而落入那些很可能浪费和毁掉它们的人手里。[4]

对独立自足市场经济学问的盲目信任，不仅在相当大程度上使美国已有监管机制出现了消褪，还往往完全忽视了浪费者和投机家的行为，其熟视无睹的程度甚至会让亚当·斯密都感到震惊。

现时的经济危机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高估了市场运作的智慧而造成的；而现在金融市场中和企业中通常充斥的焦虑且缺乏信任的情绪进一步恶化了这场危机——已由市场对于一系列刺激计划作出的回应所证实，而这些刺激计划中还包括了奥巴马政府在今年二月签署的7870亿美元计划。正如所说，这些问题早在十八世纪就为斯密所觉察，却被近些年的当权者所忽略，尤以美国的情况为甚；那些忙于打着斯密的旗号支持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的人同样忽略了这些问题。

四、

就当亚当·斯密近期被多次提起，虽然读过的还不多的时候，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更近的时候也大有复兴之势。当然，我们现在观察到的持续衰退现象正在逼近大萧条的边缘，这具有明显的凯恩斯[效应]特征；一群体人员的收入减少导致其减少购买，于是又会导致其他群体的收入减少。

尽管如此，凯恩斯成为我们救世主的可能性只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需要以超越他的眼光来理解当下的危机。与凯恩斯同一时代的另一位经济学家，他就是凯恩斯的对手阿瑟·塞西尔·庇古，同凯恩斯一样都在剑桥大学学习，更准确地说还是同在英王学院。庇古对经济心理及其对经济影响的关注程度要比凯恩斯深切得多。经济心理能影响经济周期，加剧和深化经济衰退使其演变为大萧条（正像事实上我们看到的那样）。庇古把经济波动部分归因于“心理因素”，此因素由行为上控制产业的人们的精神状况的各种变化所构成，产生于过度乐观错误或对其经济预测过度悲观情绪之中。[5]

难以忽视的一个事实是，除了互相强化衰退的凯恩斯效应外，今天我们还深陷在“过度悲观……的错误”之中。庇古尤其关注当经济被过度的悲观情绪笼罩时，给信贷市场解冻的必要性：因此，假设排除其他意外因素，企业破产实际发生的情况会有多普遍，取决于银行的贷款，在需求出现危机的情况下，会有多难获得。[6]

尽管有主要是来自政府的大批新资金被注入到欧美经济中，银行与金融机构直到现在仍然不愿给信贷市场解冻。也有其他企业陆续破产，虽有些是需求已然萎缩的结果（凯恩斯“乘数”过程），但亦是愁云笼罩下惧怕未来需求甚至会更少的结果（传染性悲观情绪的庇古过程）。

奥巴马政府必须处理的一大问题是，产生于金融管理不善及其他罪过的真实危机，已经被心理崩溃给放大了好几倍。华盛顿和其他地方正在讨论的重塑信贷市场的各项措施，包括救市计划——附加的条件是接受补贴的金融机构要确实放贷——政府购买有毒资产、保险以避免无法还贷的情况发生，还有银行国有化。（后一项提议吓倒了许多保守人士，正如关注责任的人们担心给予银行的公帑落在私人控制之下一样。）正如市场对当局措施作出的弱势表现所暗示的那样，对这其中每一项政策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的心理作用都必须有所评估，尤其是美国。

五、

庇古和凯恩斯的差别如此明显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凯恩斯对如何增加总收入的问题很是投入，相对来说就较少涉猎财富分配不均和社会福利问题的分析。相反，庇古不但写出了福利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而且开创了经济不平等程度的度量作为经济评估和经济政策的主要指标。[7]由于每个经济体中——以及整个世界中——最贫困人群的疾苦最亟需关注，企业和政府之间给予扶持的合作关系不能只停留在相互协调扩张经济上。不管是筹备应对危机还是拟定超出制造总体经济扩张的措施，都迫切需要给予社会底层群众特别的关注。受到失业威胁，缺乏医疗，社会和经济权利都受剥夺的家庭受到的打击特别严重。要解决他们的问题，需更多地认识到凯恩斯派经济学的局限性。

需要对凯恩斯[的思想]进行补充的第三个原因与他对社会服务机构的相对忽视有关——实际上甚至连奥托·冯·俾斯麦在这个话题上都说得比他要多。市场经济在提供公共品方面的表现尤其差，已为包括保罗·萨缪尔森和肯尼思·阿罗在内的一群当代主流经济学家所论述。（庇古也论述过这个话题，他把注意力放在市场交易的“外部性效应”上，即得失并不仅限在直接的买卖者之间。）这当然是个长期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特别是在医疗并不能保障所有人的时候，衰退所带来的伤害要猛烈得多。

例如，在缺乏公共医疗服务的情况下，每一宗失业都会导致更多人被排斥在基础医疗之外，因为失业者失去了收入或与雇佣关系挂钩的私人医疗保险。美国现在的失业率已经达到7.6%，这会开始引发大规模贫困。向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近几十年来失业率水平高得多的欧洲国家请教如何避免生活质量大滑坡是值得的。部分答案来自欧洲福利制度的运作方式，包括比美国更强有力的失业保险，以及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提供的面向全民的各种基础医疗服务。

市场机制在提供全民医疗方面的无能已是声名狼藉，这在美国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但也体现在中国1979年后放弃全民医疗保险后健康与寿命的改善骤然停滞上。在那年的经济改革之前，每个中国公民都享有政府或企业提供的保障性医疗，即便只是相对基础水平的。但与此同时，在其对市场经济的新信仰引领之下，中国同样废止了全民医疗体系；在1979年的改革后，需要个人自行购买医疗保险（除了很少的一部分是由政府或一些大公司给雇员及其家属购买）。经历这次转变后，中国在寿命方面取得的迅速进步骤然慢了下来。

这[医疗]在中国总收入迅猛增长的时候都很成问题，但在中国经济现时正急剧减速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变成更大的问题。中国政府现在正努力尝试重新引入全民医疗保险，而奥巴马领导的美国政府也承诺将普及医疗保险。对中美两国而言，[医疗]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应是应对经济危机的关键因素，正如寻求长期的社会转型一样。

六、

凯恩斯的复兴对于经济分析和经济政策的确都有很大帮助，但我们要眼界放得更宽一些。虽然凯恩斯经常被视为当代经济学中一个典型的“反叛”形象，但实际上他更接近于成为一位新资本主义的权威，专门致力于平缓市场经济的波动（而对经济波动的心理因素又会较少去关注了）。尽管斯密和庇古给人以相当保守的经济学家的印象，但很多关于非市场制度和非利润价值观的重要性的深入领悟来源于他们，而不是凯恩斯或其追随者们。

危机带来的不止是需要即时面对的挑战。当人们愿意重新思考已有惯例的时候，危机也提供了一个解决长期问题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当下的危机使得处理像环境保护和公共医疗等这些被忽略的长期性问题显示出了重要性。公共交通的需求在过去几十年来也被严重忽略了，而且直到现在——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即使在奥巴马政府最初宣布的政纲里，还是被高高挂起。当然，经济所能承担的能力是个问题，但印度喀拉拉邦的例子说明了，以较低成本建立国家保障的全民医疗体系是有可能的。自从中国在1979年放弃全民医保以后，保留了这种体系的喀拉拉邦在平均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等指标上都一直遥遥领先中国，尽管其人均收入水平要低得多。因此贫穷的国家也都是有机会的。

但美国所面对的最大挑战在于，尽管其人均医疗支出已是全世界最高，但其在医疗上的建树仍相对较少，超过四千万人没有医疗保障。这里面的问题有部分来自公众的态度和认知。对公共医疗服务运行模式的扭曲印象需要通过公众讨论予以纠正。例如，通常人们认为在欧洲的公共医疗服务机构中是无权选择医生的，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然而，对于存在的几种方案也需要有更好的理解。在美国医疗改革的讨论中，人们的注意力过分集中于加拿大的体系——一个难以容下私营医疗服务的公共医疗体系——而在西欧，公共医疗机构是面向全民的，但除此之外也允许私营医疗执业机构与私营医疗保险机构为有钱并有意愿为之付钱的人服务。有钱人能随心所欲地把钱花在游艇和其他奢侈品上，却不被允许把钱花在做核磁共振或CT检查上是让人看不明白的。如果我们遵循亚当·斯密对制度多样性以及容纳多种动机的论证的线索，我们会找到能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起到重大作用的可行措施。

我认为，当下的经济危机并不需要某种“新资本主义”，而是需要不存先入之见地来理解市场经济能力范围和局限性的一些大多已不幸被遗忘的旧观念，比如斯密的，还有时间上离我们更近的，庇古的。首先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不同体制是如何运作的，同时还要了解各种组织——从市场到国家机构——如何超越短期的解决方案，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经济世界。

——写于2009年2月25日

【注释】

[1]《国富论》，[英] 亚当·斯密 著.

[2]《国富论》，[英] 亚当·斯密 著.

[3]《道德情操论》，[英] 亚当·斯密 著.

[4]《国富论》，[英] 亚当·斯密 著.

[5]《工业波动论》，[英] 阿瑟·塞西尔·庇古 著.

[6]《工业波动论》，[英] 阿瑟·塞西尔·庇古 著.

[7]《福利经济学》，[英] 阿瑟·塞西尔·庇古 著.

自豪的中国

我是沙发么

squirrelnyc

赞一下翻译水准！是我喜欢的风格。

金融时报近期关于资本主义的讨论，还是比较开放的。

音乐盒

辛苦楼主了。这是篇好文章。

curiouspuppy

这个长，收藏起来慢慢看

青春中国

很好，阿玛蒂亚·森是我最敬仰的西方经济学家，他是印裔米国人。

jundaomc

收藏了！
多翻译一些财经类文章！
谢谢伟大的编译！
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