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经济学】诺贝尔之路(伯烈特_史宾斯编)

舒晴曼妙

精益求精
    除了教授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之外，另外如先前提到的，我也在研究所教景气循环
这门课。当然，我自己要先弄清楚，我先究竟要让学生知道哪些东西。我们这些从事教
师的人常说，学习一门课的最佳方式就是教这门课。这句话固然存在某些真理，但还不
算是真理的精髓所在。你不必要教了某一门课，才能精通其中的技术性细节。基本上，
相关的书籍就能在这方面发挥不错的效果。假如你很慎重地看待教课这件事，那么在过
程中，你会努力找出，究竟要怎样才能把手上的这门课解释清楚；而这就已经是属于较
高层次的理解了。但还有更高的层次。当同一门课教到第二次或第三次时，你对该课程
主题的轮廓、组织的原则、要表达的信息、乃至它与经济学的其他部分以及实际经济生
活的关联，都会有一番新的体会。结果确是如此，我开始时是教景气循环理论——举凡
庇古、罗伯生（Robertson）、哈伯勒、卡莱奇、梅兹勒（Metzler）、汉森、萨缪尔森、
希克斯等各家的理论须所不包——但到最后我教的变成宏观经济学（及经济成长）。
    如果说我是自学有成，固然令我沾沾自喜，但这样的说法充其量只对了一半。我在
麻省理工学院的新同事——萨缪尔森当然在其中，还有毕休普（Robert Bishop）和布
朗（Cary Brown）——也都是这一个转型世代中的一分子。当凯恩斯创造出宏观经济学
之际，他们是第一批感受到这股震波的学者。（请注意：凯恩斯的确是创造了宏观经济
学，我在其他地方曾引用庇古对此事的看法：“据我的了解，在凯恩斯之前，应该没有
人把所有相关的因素，包括实质面的以及货币面的，并同考量，他透过单一正式的体系，
而得以一贯地解析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这就是我所说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
    这种意义的宏观经济学，正是我当年所欠缺的。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同事的对话中
了解到这一点，而且我也迅速地让这种宏观经济学成为我心智世界的一部分。说也奇怪，
身为美国人的我，当时对瑞典经济学家的著作却较为熟悉，对凯恩斯或英国的凯恩斯学
派的论述反而较为陌生。在研究所的期间，我读过林达尔（Lindahl）、米达尔、沃林
（Ohlin）、朗柏格（Lundberg），特别是威克塞尔等人的著作，这些书籍至今仍在我
的书架上。我应该是由哈伯勒引领进入现代斯德哥而摩学派（Stockholm school）的世
界（买书的钱则是军队薪饷付的）。威克塞而是我自己发现的，找一直偏好他的理论，
原因是在19世纪的大经济学家之中，以他的理论和宏观经济学的精神最为接近。在《利
息与价格》（Interest and Prices）一书中以及对“艾克曼的问题”（Akerman's
problem）的附注中，我可以感觉到他的观点相当接近庇古的定义。如果威克塞尔能把
这两者结合起来该有多好！
    我曾经在其他场合细述自己如何在1950年代开始研究经济成长理论，此处不再重复。
在我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上，未曾清楚强调的是，我对成长理论的投入，有多大程度可
以视为（事实上也是）自己宏观经济学教育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是我在构思这次演
讲时才想清楚的。哈罗德-多马理论（HarrodDomar theory）探讨了资本主义经济成长
路径的严肃课题。而我之所以修正该模型，主要是着眼于使模型所导出的成长路径，更
符合历史的时间数列资料所实际呈现的状况。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个完整、封闭的总
合模型里的部分问题而已。我的成长理论强调资本面的理论架构，大概也是受到威克塞
而影响的结果。
    成为总统幕僚
    下一步的演化，应该算是肯尼迪主政时代我在经济咨询委员会的工作经验。日常的
经济政策，从来不是我的专长。有一天午餐的时候，我听到萨缪尔森谈到，他认为经济
理论的基本功能，就是为写好财经新闻作准备，这席话令我相当震撼。等到自己更为成
熟之后，才了解这句话相当接近真实状况。不过在1960年总统大选期间，我只是一位旁
观者并没有人请我加入肯尼迪的阵营。所以当我在深夜接到委员会的三位成员——海勒、
托宾以及戈登——的电话，要我请假并加入为幕僚时，的确是出乎意料之外。他们向我
这位成长理论的小子放出的钓饵，我可以在委员会里头作一位象牙塔内的经济学者，只
专注于长期政策的思考，而不必理会每天争吵喧闹的话题。
    我相信他们的话，我认为他们的确也是持这样的看法。但在旧的行政办公室大楼待
了两天左右，我就了解到，这里的所有心智活动，都是在面对每天发生的新刺激。新刺
激马上就发生了。即将卸任的委员会理所当然地要准备1961年1月份的《经济报告书》，
而这个新成立的委员会，则要准备一份迷你的报告，作为3月6日在经济联席委员会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报告的基础。每个人当然都全力以赴，但是有关的报告
其实是由咨询委员会的三位成员以及奥肯和我担任主要的起草者还有倍克曼（Joseph
Pechman）。其实地并不是幕僚的一员，但却是海勒的老朋友，因此也是我们在华盛顿
的一名老搭档。那六周的准备期间，可以说是实证宏观经济学的紧凑训练。当然我用实
证一词，并非暗示那是不太严谨的宏观经济学。其实能够发挥个人才智，运用宏观经济
学的理论来解释甚至小幅修正世界的现象，实在是令我最感到快慰的经验之一。
    两份《报告书》的封照
    托宾和我（很遗憾地，其他的同事戈登、奥肯、海勒都已先后辞世）最近刚把1961
年的声明及1962年1月份的《经济报告书》重新出版，其用意是希望作为某种的原则声
明。（其实此一版本中也包括了在里根政府第一届任期内由经济咨询委员会成员所撰写
的1982年《报告书》，从中可看出他们的观点。）对许多当代的读者来说，1962的报告
书好像是新的古典学派对凯恩斯的反革命之前，一份与（凯恩斯学派）宏观经济学全面
唱反调的纲要，类似那些“之前／之后的对照”的广告中，属于“之前”的那一部分。
如果换作是现在来撰写这份报告书，那么以我们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所学到的，托宾
和我（还有奥肯，假如他还活着的话）都不会再写出同样的内容。事实上，即使我认为
值得为报告书中的观点辩护，我也无意辩护。它可视为一个良好的例证，从中可以了解
到像我这样的人在1961年所相信的是些什么。
    首先——也许在这里我有点为自己辩护的味道——你绝对不能说我们忽略了经济体
系的供给面。在我们的报告里面，有一整章讨论供给面的因素以及供给面诱因的重要性。
毕竟，1962年的投资租税抵减（investment tax credit）正是出于我们这批人的构思。
这个成长理论的小子，怎么可能对供给面视而不见呢？当初我们所作的，乃提出一套很
合理的论据，说明当时美国经济处在一个超额供给、非自愿性失业以及生产能力未充分
利用的状况，而且这些现象已存在几年。我们坚持应该区分清楚下列两种情况：其一是
透过需求的刺激来增加实质产出，也就我们所称“消除实际产出与可能产出间的落差”；
另一种情形则是透过供给面的变动，来进一步增加实质产出。（在这里有必要再作一些
说明，特别是此时此刻的现在，托宾和我早在当时就建议，正确的财政政策目标，是在
充分就业下，透过货币面保持宽松，而让联邦预算有盈余。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有更高的
国内投资及国民储蓄率，而我们又怀疑是否能够有足够的民间储蓄。请别提凯恩斯学派
对储蓄有过敏性的恐慌！）
    经济均衡的探索
    有一类当代经济学者一味地否定超额总供给会持续存在。训练有素的经济学者，不
都该知道“市场会结清”吗？难道还有其他值得一提的可能住吗？我必须承认，在1962
年的《经济报告书》中，我们并没有对这个观点提出充分的反驳。毕竟，它是写给社会
大众看的，而不是写给其他经济学者看的。所以，我这里必须把我们所要说的内容重新
建构一次。
    对前述的问题，有两种可能的解答。一种是凯恩斯本人的观点：一个经济体系即使
存在普遍非自愿性失业以及生产能量未充分利用的情况，依然能达到总体的“均衡”。
这种均衡并不是瓦尔拉斯式的均衡，也就是所有的市场都达到结清的地步，但是整个经
济态势依旧是达到了均衡，因为并没有来自内在的压力要求情况改变。凯恩斯就这项观
念在理论上的完整性，并没有提出很精确的说明，但这应该就是他的主张。我想我们并
不采取此说。而另一个可能的解答，则可大致叙述如下：有太多现实的理由使名义价格
或是工资不具备完全的弹性。列出这种种理由，当然并不足以形成一项理论。然而，由
于有各种名义的僵固性（nominal rigities），因此实际数量与相对价格经常会落在错
误的位置，甚至往错误的方向移动。因此，受到干扰后的经济要走向市场结清式的均衡，
可能会慢得令人难以忍受，而代价也可能非常昂贵。即使确有单一并符合柏莱图效率
（Pareto－efficient）的均衡，任何的修正措施——不管属自动性还是权衡性的——
都将要付出相当的代价。
    如果是60年代，我们应该会采取第二种说法。坚持相信与拥护这套观念的人，将它
冠上“美国式凯恩斯学派”之名，想必是把它神奇面包（Wonder Bread）以及“命运之
轮”（Wheelof Fortune）归为一类。当然，早期在希克斯与莫迪利亚尼的著名论文中
即可看到此说的精髓；他们都不是地道本土的美国人，不过也不必太在意这些。1962年
的报告书中对此说未有着墨，其理由已如前述，但我相信这是托宾、欧肯以及我一致的
想法，通常我常采用的简便假设是，名义工资具有僵固性。在这样的假设条件下，已足
以得出美式凯恩斯学派的标准结果。但是，这只是为树立模型声望的形式性或权宜性的
作法而已。假如遭受质疑，我们还可以很轻易地找到经济体系中其他各式各样的僵固性
及不完全性，这些只是更加强化了原有的说法。
    若干年后，我和当时研究所刚毕业的史蒂葛立兹（JosephStnilitz）合写了一篇文
章，将我先前所谓“老一辈”的观点作了一番整理。在该文中，我们将名义工资与价格
在面对超额需求或供给时调整缓慢的现象，视为理所当然。因此，劳动市场与商品市场
都毋需在短期间达到结清的地步，而这种“短期原则”适用于两者。我们也证明，这样
的经济体系会有相当偏差的变动，甚至有可能陷入类似失业均衡（unemployment
equilibrium）的状况。我们的模型显然正是边纳西-德瑞兹-马林茂德“固定价格暂时
性均衡”模型（Benassy－Dreze－Malinvaud fixed－price temporary equilibrium
models）的先驱，他们的模型大概是五年或十年后才出现（在美国并没有引起应有的注
意）。我们的论文备受冷落，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待遇，是因为我们甚至对于从数量配给
市场（quantity－ratinned market）外溢到其他市场的情况，也未有所讨论；相反地，
这却是上述三位法国学者固定价格模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也因此让他们得以宣称他们
将“有效需求”加以模型化。我们对这种属于微观经济的基础架构并无太大的兴趣；我
们所想要表现的是，一个模型经济有时可能受限于需求面，有时可能是受限于供给面。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对“新古典的综合理论”（neoclassical synthesis）——或是更生
动的说法是“非正统的凯恩斯主义”（BastardKerneslanism）——作出贡献。
    有趣的是，我现在倒认为，凯恩斯的直觉是正确的。或许我们可以将非瓦尔拉斯式
的均衡概念作为现代产业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分析基础。这样作为什么可能比较好？部
分是因为经济学者相当受到均衡分析的影响；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它至少相当契合我
们对经济生活的直觉与观察。凯恩斯之所以无法声称他已发展出所谓“失业均衡”的概
念，是因为他缺乏分析的工具。这些工具是在许多年之后，才出现在经济学之中。
    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
    今天在宏观经济理论中，有一派名为“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New Keynesian
Economics），他们努力证明，像资讯的不对称性、交易成本以及其他实际生活中的事
例，如何导致在“错误”的就业与产出水准上达成均衡。他们指出，通常只要透过简单
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就能够有所改善。（这个看法是对的，但绝不是什么大新闻；同样
的，不适当的政策也会把事情搞得更糟。这就是为什么棒球队要开除球队经理的原因。）
    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是好坏杂陈。它的目标正确，分析技巧
也不错。但有时他们从实际生活中所选取以及强调的现象，似乎有些牵强，不值得摆上
那么重的权数。他们会如此重视这些旁支末节，可能是因为渴望获得尊敬，同时又拖持
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那就是要受到尊敬，就必须力求接近经济学中简化假设条件的传
统。这并非一无可取，也绝对优于号称“新典范”（new paradigm）的批发商式的作法，
不过，偶而会发生常识和传统背离的情况，那么，我会永远选择常识这一边。如果宏观
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是：为何在经过无可避免的实质冲击后，整个经济竟然能够长期远离
充分就业的状态？那么，交易成本与资讯的不对称的问题，似乎无关紧要，不能视为问
题的主要解答。
    在那个年代，菲利普曲线是我们用来处理工资僵硬性的特定分析工具。萨缪尔森和
我在1960年所写的一篇文章，可能创造出“菲利普曲线”这个名词，也促成菲利普曲线
在美国生根。不过，现在我对这件事的作法会完全不同，以下我就解释其原因所在。
    菲利普曲线的论争
    大约六个月前，在一项于赫尔辛基举行的研讨会上，帕金（Michael Parkin）用
“不幸的”（unfortunate）来形容我们的文章。他的意思并非指该篇文章不受欢迎，
而是指它误导了许多人，使他们以为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一个稳定的取舍关系，
因而可以透过政策的变动影响经济状况。当时，我就起来辩解，只要仔细阅读过该篇论
文，就会发现，我们已经把该设定在菲利普曲线之下的每一项条件，都陈述得相当清楚。
我们还特别明确地指出，任何想在政策面利用通货膨胀与失业间取舍关系的作法，可能
很容易导致菲利普曲线往反向移动，从而抵消了原先期望获得的成果。我们甚至还提到，
预期的改变可能会导致情势真的循此预期变动。事实上，在论文中我们都提到了。
    研讨会后，林德贝克（Assar Lindbeck）对我说，他觉得我对问题仍有些闪躲。的
确，一些形式上的条件虽然都已提及，但是该篇论文明显带着乐观的基调，看好透过标
准的政策手段，就能在菲利普曲线上选取到一个落点。我必需承认林德贝克的观察相当
持平。在60年代，折衷式的美国凯恩斯学派论者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威力，并没有充分的
警觉。他们对菲利普曲线的期望，远高于该曲线在实务上所能达到的程度。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现在我所相信的到底是什么？我可以说，我不相信有一个相
当稳定的“自然失业率”（natural rateof unemployment）。这个概念似乎认定，在
经济社会里存在一个可以察觉（最坏的情况是变动缓慢）的失业率［或是更广义的所谓
利用率（rate of utilization）］，其重要的特性是：维持较低的失业率，会加速通
货膨胀，而维持较高的失业率，会加速通货紧缩（deflation）。曾经有一段时间，我
认为自己是知名（？）经济学者中唯一反对所谓长期垂直形菲利普曲线者，不过令人欣
慰的是，我现在已有了一些同感。打从一开始，我就发现所谓自然失业率的假说，不管
是理论还是实证的基础，都是相当脆弱的。
    自然失业率的迷思
    从理论的层面来看，弗里德曼认为“自然失业率”是“由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方程式
所得出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许多接受自然失业率假说的人都了解，要接
受此一假说，前题是承认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能正确描述日常经济实况。至于其他的理论
基础，也同样的牵强。而从实证的角度来看，有关自然失业率的计量经济估计值，大都
只是基于非常薄弱的实证关系；任何一项都可以有好几种不同的解释。以下的例子，或
许不能算是很大的挖苦吧：自然失业率的支持者主张，英国目前的失业率在百分之九到
十之间，低于自然失业率。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因为通货膨胀正在加速中。为何通货膨
胀正在加速中？因为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
    我个人比较赞同的假说是，没有所谓的自然失业率，也就是一个明确界定的数字加
上通货膨胀加速或紧缩的特性。当然在任何时间，你都可以想像总需求大幅上升，导致
通货膨胀加速的情况。（可能，当然这只是可能，你也可以想像需求水准低落，导致工
资与价格日益快速地下降。）但是，那个关键性的水准，是取决于历史、制度、心态以
及信念，包括对自然失业率的信念。假如该经济体系存在许多组的均衡，那么也可能有
许多的“自然”率。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我在报告自己成为经济学家的演化过程时，所选取的题材是经
过挑选的，甚至有点支离破碎。例如，我就完全避开著名的双剑桥论争（Two－
Cambridgecontroversr）。那是因为这段插曲，在我看来是所谓看到烟就有火的一个活
生生“反”例。在这段论争中，只有烟而没有火。如果，我把这部分向各位作报告，可
能就会把话题转到心理学上，而这正是它原先想要治疗的病症。你可能也注意到，我似
乎无意提到60年代以后的一些发展，只有谈到最近经济研究的方向时，偶尔会作一些点
到为止的评论。这也是我刻意如此的。因为对于当前的思潮或论争，很难冷静旁观，但
如果对之太过热中，可能也不是很公允的。
    那么我就面临在演讲完毕后，如何有尊严地下台的问题了。因此我愿意在演讲即将
结束之际，告诉各位有关我对自己以及当代经济学的一两点看法，特别是在我构思这篇
讲稿时所体会到的事情。
    经济学井非科学
    首先，我有个感觉：把经济学视为“科学”是错误的，它在性质上根本不是如此，
这也可以说是我为何会有这种感觉的根源所在。今天的理论物理学家自认——并不全然
是自我调侃——他们已经趋近一个放造四海而皆准的原理。但在经济学里，没有这类理
论；如果想建构这类理论，最后很可能会落到什么也不是的下场。假如你认为我这是在
嘲讽当代宏观经济学的某些倾向，那你想得没错。
    这与我坚信经济学应力求“科学化”的想法完全不冲突。所谓科学化，我指的只是
我们应采用逻辑的思考方式并尊重事实。我在后面还会再谈谈“事实”。
    有一次我曾听到史翠登（Paul Streeten）提及，世人可分为两种：一种相信世人
可分为两种，一种不信。经济理论家（甚至包括一些应用经济学者）似乎也可以分为两
类，一种是建立系统的人，一种是解决困惑的人。我刚才所说的，似乎较偏袒解决困惑
的人。所谓困惑，就是需要加以解释的事情。困惑可能是从理论的探讨过程中产生；有
待解决的矛盾现象、等待发现的范例（如最适货物税）、以及各种以“某某事情是否有
可能？”的形式出现的问题。困惑也可以从观察中产生：如玉米-猪的循环周期、可分
配份额的“固定性”，以及导致欧肯法则（Okun'slaw）的一些惯性现象。在我所作的
经济成长研究中，和建立系统最接近者．其实一开始时也是为了解决困惑；哈罗德——
多马理论中存有内在不稳定因素，但从经济史的观点来看并非如此，如何才能调和两者
的歧异？我们当然承认有一些真正的系统建立者，而他们的确有高度的装饰性；但我个
人的直觉是，系统太复杂，也牵连太多的非经济因素，因此很难用我们的方法加以建构。
    现在我要谈谈事实。用严格的眼光来看，“事实”只是价格与数量的时间数列，剩
下来的就属假设检定的工作了。我曾看过许多这样的检定，几乎没有一个具有说服力，
主要的原因是它们否定许多其他的可能性时，感觉上力道相当不足。毕竟，对一组时间
数列的解释，实在有太多种方式。可以肯定的是，就算同一份期刊，在下期也一定会出
现另一篇论文，采用相当不同的函数形式，或修正过的模型。我个人的感觉是，我们要
能进步，只有扩大供研究用的事实层面，纳入诸如专家与市场参与者的意见和随意的推
论、态度调查、制度面的规则性，甚或我们本身的判断等等。我比较赞同的形象是吸尘
器，而不是显微镜。
    当然，我绝对不是说常识或者一般“务实的人”的观点总是对的。其实，务实的人
所主张的理论常常错误或空洞。我所主张的是，经济学者不能不睁大眼睛观察四周，再
判定什么是有道理的，什么只是牵强附会之说。这些判断并非毫无根据，而是可以诉诸
于观察与逻辑为其辩护。
    对经济学这门“忧郁的科学”（Dismal Science），我该谈得够多了。一位朋友曾
经送给我一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的T恤，上面的图案是一架直升飞机洒下的钱（货
币理论者爱用的象征）正掉在一座岛上（经济学者最爱用的象征），并题上“还不及你
想像中忧郁的一半”。我就在此打住。

舒晴曼妙

第十一章　夏普（William F．Sharpe）
  
    获奖年度　　1990年
    演讲日期　　1992年2月19日
    出生日期　　1934年6月16日
    学历
    1955年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矾分校学士
    1956年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矾分校硕士
    1961年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矾分校博士
    经历
    1961年～1963年　　华盛顿大学助理教授
    1963年～1967年　　华盛顿大学副教授
    1967年～1968年　　华盛顿大学教授
    1968年～1970年　　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Irvine）分校教授
    1970年～1973年　　斯坦福大学教授
    1973年～1989年　　斯坦福大学丁肯财务学教授（Timken Professor of Finance）
    1989年～1992年　　斯坦福大学丁肯财务学荣誉教授
    1993年　　斯坦福大学财务学教授
    重要著作
    《投资组合理论与资本币场》（Portfolio Theory and Capital Markets）
    《资产配置工具》（Asset Allocation Tools）
    《投资学原理》（Fundamentals of Investments），与亚历山大（Gordon
J.Alexander）及贝雷（Jeffrey V.Bailey）合著
    《投资学》（Investments），写亚历山大及贝雷合著
    多么高的荣誉，多么好的机会，多么难的挑战，多么大的诱惑。
    在一群专注的听众前畅谈自己，真可以说是罕有的机会。一开始我的确很担心会论
为自我吹嘘。但再想想，为什么不摒弃一切虚伪的谦虚？至少我应该把握这个机会来大
力传达个人所珍视的事物——不论在学术上、政治上或个人发展历程上。
    假如我没有事先阅读过前面演说者的演讲内容，我可能会屈服在这些诱惑下。事实
上，其他人并没有如此。因此，我也要尽全力来抗拒任何与他们反其道的诱惑。
    受邀来作这次演讲时，我欣然接受。本以为畅谈个人成为经济学家的演化历程，想
必是件简单又令人愉快的事。但在拜读过前面几场演讲的内容后，我发现我的同行不但
雄辩、博学、睿智、幽默，而且演讲内容兼具深度与广度。我该如何遵循前辈的步伐？
我甚至想装病推辞或请人捉刀。但最后我并没有这样作。以下的内容，不管是好还是坏，
都是个人对这项主题的看法。
    首先，谈到这项大奖及获奖理由。瑞典皇家学院把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马寇
维兹、米勒及本人，以表彰“他们三人在财务经济学理论上先驱性的工作。”在这里我
要特别强调，因为这项大奖的颁发，才使“财务经济学”这门学科无论在经济学还是财
务学的领域里头，都得以进一步的演化发展，而占有一席之地。
    其实，学科本身的重要性，当然还超过研究该学科的人。因此，接下来在谈到个人
的发展历程时，我也会对自己专攻的领域提出一些说明。
    要为一门学科下定义，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特别是这门学科又是你的专攻，就更
是如此了。不过，我现在还是来试试看。
    财务经济学面面观
    在颁奖典礼的演说中，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林德贝克教授特别强调金融市场以及厂商
对这方面的运用。当然，金融工具的特性及其正确的使用，可以说是中心的议题。如果
从较理论化的观点来看，可以把重点摆在现在以及未来的关联。所谓金融工具，通常是
指收取未来现金流入的一种财产权。这样的现金流入，当然是在未来才会进账，因此对
“时间经济学”（eco nomics of time）必须要了解。现金流量经常是不确定的，因此
需要一套“不确定性经济学”（economics of uncertainty）的研究方法，除此之外，
长远的未来的现金流量，可能取决于我们在不久的未来所采取的作为（或不作为），因
此我们需要一套“选择权经济学”（economics of options）的理论（此处选择权作广
义的解释）。最后，我在估计未来可能的状况时，需要各种信息，因此也需要对“信息
经济学”（economics of information）有所了解。
    因此，我所界定的财务经济学，可以说涵盖了经济学里头四个重要、困难但又吸引
人的层面。当然，有人可能会质疑，为何把这么多不同领域的学问归属在自己所属的科
目之下，不过，我相信上述的说法是适当的，而且也不乏与我持相同看法之人。
    财务经济学的科目，可以在经济学系以及商学院的财务系的课程表中找到踪影。近
来，也逐渐扩展到实务界。经济学系比较强调实证面；而在财务金融系以及实务界，则
重视规范性应用（normative applications）。实证理论是尝试对世界作一番描述，而
规范面则是提供了行动的指示。这两种分析方法或取向，在今天并不是完全分割为二。
在实证理论中，须假设各种不同形式态或样式的规范性行为；而在规范性理论中所需的
完形（gestalt），也往往需要按照实证理论建构。
    对实证的财务经济学而言，其中心课题是评价（valuation）——未来预计的现金
流量，在今天的价值为何？而规范面的财务经济学，其中心课题是：在完全或部分依据
实证财务经济学原理而设定的价值下，金融工具应如何适宜地使用。
    财务经济学与财务学
    商学院财务金融系经常把课程区分为三大类。“投资学”主要是探讨个人、年金基
金（pension fund）等如何购买财务金融工具。“公司理财”主要是探讨公司发行金融
工具的问题。第三类的课程则是“金融机构”，对这些机构型而言，购买与发行各种金
融工具两者都很重要。
    如果从高度简化的观点，我可以设想三种不同类型的资产负债表。就投资来看，资
产负债表左边是各种金融工具，右边是个人或是组织的净值（net worth）。从公司理
财的观点来看，资产负债表左边是各种砖块、灰泥、旋转车状……等，而右边则是各种
金融工具。对金融机构而，资产负债表的两边都是各类财务金融工具。
    目前有些商学院在有关财务课程的设计上，以财务经济学的核心课程开始，接下来
是有关前述三大应用领域的必修或选修课程。我因为能够就近参与设计斯坦福大学的课
程，因此该校课程的安排和这个模型近似。然而，这样的课程结构目前仍然不很普遍，
大部分的商学院只是把财务经济学视为各应用领域中第一门课程的一部分，但毫无疑问
的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不过，早先的状况并非如此。且让我引用本人在1978年出版的《投资学》教科书中
的一段话：
    “近年来，财务的领域事实上已历经了一场‘革命’。就在几年前，投资学的教科
书的重心仍在……会计学的玄机、主要产业经营的细节以及选择好坏股票的各种经验法
则。制度的细节……虽有介绍，并配合历史资料，但是仍然没有一个可供读者了解这些
现象的整体架构。有关资本市场的价格形成理论付之阙如。”
    我接着指出，这样的理论其实就近在咫尺，阅读本书的学生，都可以运用此一理论
来照亮当时财务学中隐晦的角落。我甚至大胆地说：“……实证分析已经证实，该理论
对主要市场的运作行为，作了非常贴切的描述。”现在看来，这个观点有点过于乐观。
以下我要再引用该书1985年版的内容：
    “透过近来的实证研究，令我们对这个普遍为人接受的观点，产生了若干怀疑。早
期统计检定的结果相对薄弱，可能无法确认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重大分歧。还有，有些系
统化的‘反常’（anomalies）业经发现，令人质疑所谓标准理论的某些观点。”
    话虽如此，财务经济学的理论并未曾受到伤害，反而变得更加完备；然而与此同时，
可能也不免丧失了一些单纯性与直觉性。今天也只有一些鲁莽之徒才会在未能充分了解
财务经济学的情况下，贸然投入财务金融的领域。
    财务经济学与经济学
    财务经济学对经济学系的影响，还不如其对财务金融系的影响。尽管如此，这两门
学科之间的综效（syneryy）仍然很大，经济学者对财务经济学的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
请容我再度引用以前的文章，这是1982年出版的《财务经济学——顾特纳纪念论文集》
（Financial Economics，Essays In Honor of PaulCootner）一书的前言。
    “在1950年时，财务金融及经济学的交集确实很少。财务金融的学术研究仍较依赖
经验法则以及零散的事证，而缺乏理论基础以及严谨的实证研究。
    经济学者对金融机构、投机行为以及构成财务金融主要部分的不确定性的其他层面
等，只有蜻蜒点水式的兴趣。
    但是三十年后，整个情况有了彻底的改变。现在有关财务的问题不但有丰富的理论
体系，而且还有广泛的实证检验，来检定理论建构与其实状况的关联……
    带动财务学变革的人士，许多都受过经济学的训练。他们用经济学者的态度以及标
准的研究工具，来研究财务上的各种问题。当他们发现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不足以
解决手边的研究主题时，就开创了新的研究方法。但不管如何，他们的风格仍是属于经
济学者的，因此，现在这门学科逐渐以‘财务经济学’之名为人所知。”
    英年早逝的顾特纳是我的好友与同事，堪称是早年最优秀的财务经济学者。当然，
可与他并称的还有许多杰出之士。这些财务经济学领域的先锋，几乎都是经济学者出身，
其中包括马寇维兹、米勒以及我本人。巧合的是，在《顾特纳纪念论文集》中撰文的学
者中，有五位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其中的四位（萨缪尔森、索洛、施蒂格勒及本人）
则先后参加了这个系列的讲座。
    因此，谈到财务经济这个学科的名称时，我应对财务及经济学这两个部分，投以同
样程度的重视。
    实用的理论
    我想，在商学院所教的学科之中，没有一门财务经济学一样，对相关行业产生如此
重大的冲击。现在的专业投资人，对下面的名词都能琅琅上口：期望值；标准差；相关
系数；R平方（R－squared）、贝他值（beta）、戴尔他值（delta）、伽玛值
（gamma）；外凸性（convexity）；二项式过程（binomialprocesses）…等等。这些
在十年、二十年前看来抽象而莫测高深的概念，今天已成为全球大批交易人员每天生活
的一部分。
    财务经济学也对金融机构发挥了相当的影响力，诸如促成指数基金（index fund）
的诞生，以精准的预测及低成本的操作，来复制整个市场的大盘表现。财务经济学也推
动了衍生性证券（derivative securities）的庞大市场，包括选择权交易（traded
options）、指数期货（index futures）、指数选择权（indexoptions）以及换货操作
（swaps）等等，这些以往尚属新奇的金融工具，在今天却能协助个人及金融机构在追
求特定目标时，得以有效率地控制风险。无论是对这些工具的评价或有效率的运用，财
务经济学都提供了相关的架构。
    我对实用的理论这个名词特别感兴趣。这类型的理论在财务经济学中可谓比比皆是，
而各个金融交易中心也都能迅速地采用。
    如果想对这方面作进一步的了解，我强力推荐伯恩斯坦（Peter Bernstein）最近
出版的《资本的观念：现代华尔街令人难以置信的起源》（Capital Ideas：The
Improbable Origins ofModern Wall Street）一书，该书记述影响投资实务的一些人
物，包括六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现在，我把话题转向到比较属于个人的回顾。
    无论把财务经济学的发展视为革命（这是我年轻时会有的想法）或是一种演化（这
比较切合我现在的讲题），我能观察并参与这个重要学科由诞生到成熟的过程，实在感
到莫大的荣幸。虽然我个人的发展历程只算其中一小段插曲，但或可有助于诸位对整个
学术演变的了解。
    生涯发展中的机运
    在个人发展的进程中，如果说有一个共通的脉络，那该是幸运之神的眷顾。无疑地，
优良的基因以及勤奋的工作，是在这个舞台上成功的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充分条件。在
我个人面对的许多决策关键上，幸运之神总是指点我该选择的方向。今天能走到这样的
境地，当然是拜许多机运之赐。
    我的双亲都是教育界人士——家父是学院校长，家母是小学校长，由于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干扰，他们到了中年时才到研究所进修。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个人在年幼时就
颇能领略学习之乐。
    我的中学教育是在加利福尼亚州最好的公立学校完成。中学毕业之后，我进入加利
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计划完成家母对我习医的期望。但在上过一、两门和实验有关
的课程，我知道自己不是这方面的料子，于是就转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矾分校
（UCLA），并决定主修企业管理。在大二的第一学期，我选了会计学及个体经济学两门
必修课。前者只是完全不用脑筋的簿记，令我非常厌恶。但微观经济学则完全不然：理
论严谨、前后关联、结构完整又合乎逻辑。我发觉了其中不可抗拒的魅力，随即在下学
期转而主修经济学，从此不再回头。
    这是幸运之神第一次眷顾。有时候回想一下，假如当时选读的是现代会计学以及制
度经济学，现在的情况会是如何时，都会不自觉地出一身冷汗。
    在就学期间，我或多或少以打工的方式自食其力，做过的工作包括：在加油站上夜
班为大公司担任小夜班的过账交易、同时批改七个科目的作业、各种不同的暑期打工、
教学助理等等，最后当然就是经济学者。
    在大学主修经济学时，我选修了一门商学院的投资学。但课程内容保守而传统，令
人泄气。虽然我全力研读，却怎么也找不出其中一贯的原理与基本的架构。显然投资学
绝对不适合我的研究。
    不过，幸运之神又再度降临。威斯顿（J．Fred Weston）是商学院的教授，也是公
司理财方面的权威，我有幸在大四那年担任他的研究助理。威斯顿引领我进入当时刚成
形的财务经济学的世界，我虽然还没有决定要往这方面发展，但的确感到兴趣盎然。
    大学毕业之后，我曾去银行界应征工作。结果在面谈时，大学优异的成绩却成了妨
碍。面谈者在仔细看过我的成绩后，往往会称赞一番，接着又问我为什么不继续念研究
所。这几乎成我面谈时碰到的典型过程。经过几次这样的经验后，我把原先的申请表格
拿回来，向面谈者强调我在各种课外活动、工读以及社团方面的记录。尽管我努力证明
自己是一个均衡发展的人，但成效不彰，因此我只有继续在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洛杉机分
校攻读经济学硕士。
    可以说就在这一年，我走上成为经济学者的不归路。这一切的功（或过），应该归
诸于研究所微观经济学的艾智仁教授。他性格温和保守，却是位与众不同的经济理论学
者。他在第一堂课上即宣称，经济学期刊的内容，有百分之九十五是错误或是无关紧要
的——这项主张我有时候倒觉得并不算过份悲观。接着他就开始讨论有关非法贩卖婴儿
市场的经济课题。有一阵子，他在六节课的讲次中花了五节来辨正“利润”的意义（不
过并不是很成功）。事实上，在他的课堂里，常常像在进行角力竞赛。学生目睹这位才
华横溢的智者，以全然创新的方法来捕捉（经常相当成功）经济学里头最困难的概念。
对尚待磨炼的年轻学者而言，没有比这更扎实的训练，也找不到更高的标准。受业于艾
智仁两个学期之后，我坚定了自己要成为微观经济学者的信念。
    获得硕士学位后，我随即履行后备军官养成训练的兵役义务，后来担任陆军经理少
尉军官。由于大部分时间在户外活动，并养成极佳的体能状况，我倒是颇能乐在其中。
    我的服役为期七年半，每年有两周的暑训，后来我设法把役期压缩到六个月。接着，
由于艾尔契安的协助，我得以在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担任初级经济研究员。
    兰德公司
    1956年的兰德公司，是非常特别的组织，其资金几乎全来自美国空军，因此根据契
约，公司只需从事任何对这位客户有价值的研究工作，再加上部分公益工作。员工可以
自由选择上下班时间，工作时间也有相当大的弹性。办公室的大门永远敞开，大家习于
对广泛的议题进行心智交流，而且每人每周要有一天钻研纯属自己兴趣的研究。
    那是一段令人兴奋的时光。兰德所完成的工作包括系统分析、作业研究、电脑科学
以及应用经济学等方面重要的研究。兰德的第一批电脑中，有一部就是冯纽曼所设计的。
丹立格（George Dantizig）当时正在研究线性规划。一些最杰出的学术界大师，也担
任兰德的顾问。在这里，大家都相互直呼其名。假如有人对实用理论有兴趣的话，那么
50年代的兰德公司可以说是最佳的工作场所。
    对于像我和兰德公司绝大多数员工这样的自由派（按照美国政治上对自由派的定义）
来说，在军方列管单位工作应该是一种忌讳。但是，那是一个比较单纯的年代。我们确
信，透过改进国防机构的效率，可以有助于防止战争，因此并未感受道德上两难的挣扎。
    在兰德期间，我致力于最优化以及各种取舍（trade－offs）问题的研究。我们建
构了许多模型，也投入资料的搜集与实证分析，然后充分运用当时已有的电脑设备，将
所有资料汇总研究。
    兰德在电脑科学的许多层面上是开拓者，也让我变成了一个所谓的“电脑痴”。我
对这方面的热情，并未随着时间而冲淡，内人和许多同事都可以作证。
    虽然兰德提供了绝佳的工作，但是我觉得最终的志趣还是教职。由于个人的经济状
况不容许我做个单纯的学生，我想的最佳选择应该是选修三门教育的课程，再配合原来
的硕士学位，这样就可以在专科谋得教职。后来，我只选修了一门夜间部的视听教育。
这是相当无聊的课程，其中最荒诞的一次，是讲师向我们展示一张幻灯片，内容是一份
呕心沥血制作也得过奖的布告栏，主题是十月份的月历。结果班上有位同学指出，那张
月历上只有三十天，而不是三十一天。这位讲师虽然愣了一下，但却不见有尴尬的表情。
虽然，我无意否定形式的重要性，但以这个个案来说，形式完全征服了内容。
    我不愿再冒险去忍受这么离谱的教育课程，于是就安排选修加大洛杉矾分校经济学
博士班的课程，同时仍然在兰德担任全职的工作。除了微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经济
史以及经济思想发展史等课程外，我还特别设法选修威斯顿教授的财务课程。因为这一
层关系，我才能学习到马寇维兹的一些创新研究成果，这些绝大部分都成为财务经济学
的滥觞。
    博士论文的波折
    在修完课程也通过考试后，我开始着手撰写论文，我希望探讨的是转移价格
（transfer prices），也就是一些大公司有时会运用的内部“影子价格”（shadow
prices），以作为激励各部门经营效率的诱因。个人之所以对这个题目感兴趣，一方面
是兰德公司正在研究类似的问题，一方面则是受当时芝加哥大学的赫雪雷佛（Jack
Hirshleifer）在这方面著作的影响。当我开始这项专案研究大约三个月之后，赫雪雷
佛恰好也转到加大洛杉矾分校来。在艾尔契安的建议下，他看了我到那时为止的研究成
果。简单一句话，他不认为我的论文会有什么希望，并极力建议我更换研究主题。
    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赫雪雷佛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贵人之一。
    我深感挫折但不灰心，就去找威士顿商量。他建议我向马寇维兹（当时他刚加入兰
德）请教论文的主题。我于是前去拜访，他也给了一些建议。艾尔契安对于我能在马寇
维兹手下从事研究表示欣慰，虽然马氏根本无法列名在我的论文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之中。
    马寇维兹在1952年就已经指出，投资人的投资组合选择，可以视为数学与统计学的
问题来处理。投资策略有两项关键因素，即预期收益与风险。前者可以用未来收益机率
分配的平均值来表示；后者则可以用该机率分配的变异数或标准差来表示。有效率的策
略（efficient strategy），是指在固定风险下，预期收益最高的策略。他也说明在证
券的预期收益、风险及相关系数等估计值为已知时，该如何以公式来表现寻找所有有效
率策略的问题，以及该如何运用他所发展的二次规划互除法（quadraticProgramming
algorithm）来解决上述的问题。他的重心可以说完全在规范性的问题上——他所关心
的是适当使用预测结果，而不是预测本身的性质。
    我的博士论文探讨三个相关的课题。首先，我对马寇维兹在1958年书中的一项建议
洋加引申，这项建议是以单一因素模型（one－factor model）表现“收益产生过程”
（return－generatingProcess）的特性。一般而言，因素模型会界定一个或是更多的
关键影响因素，尝试衡量每种证券对各项特定因素的敏感性；同时也假设所有其他的风
险来源都是个别独立的（idiosyncratic）——也就是在各类证券之间并没有关联性。
在论文里，我所处理的计算式都是在单一因素下才具效率的运算。在后来的研究，我又
进一步扩展到较符合实际的多因素情况。

舒晴曼妙

成功的投资组台
    其次，我和一位实际从事投资管理的经理人合作，尝试应用对未来的收益进行主观
判断的理论与单一因素模型。这方面的实验，只能说是局部成功。令人奇怪的是，最佳
投资组合中总是出现一家不是很有名气的公司——施乐（Haloid Xerox），而且所占的
比率还不小。不久这家公司的股价就上涨了好几倍，也许验证了经理人的远见加上及严
谨程序的价值。从这次的经验中，我得到一个启示，那就是计量经济方法最适合作风险
的估计，至于要作收益的估计，可能还需加上判断。
    第三，恐怕也是最重要的（事后也证明如此）一点，我提出了受过微观经济学训练
的学者经常会问到的问题：假如每个人的行为都是“最佳化的”（这里，且按照马寇维
兹投资组合理论所提出的条件），一旦资本市场达到“均衡”时，证券的价格将会如此？
为了让这个问题容易掌握起见，我假设所有投资人都作同样的预期，同时投资报酬系透
过单一因素模型产生。研究的结论令人吃惊，也引起争议：证券的价格将会不断地调整，
直到期望报酬与对因素变动的敏感性这两者之间，达到简单的线型关系时为止。我遵循
回归分析的作法，用贝他值来表示对因素变动的敏感性。因此这项结果可以简述如下：
贝他值愈高的证券，预期报酬率也愈高。长期来看，风险中只有受并通因素影响的部分，
才可以获得报偿。至于其他的部分（我称之为“非系统风险”）则毋需也没有报偿，因
为透过合理分散投资，可将之降到很底。
    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本资产订价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model）于是诞生。
    华盛顿大学的岁月
    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前，我曾有机会在西雅图消磨一天。那天居然是阳光普照的天气，
水面满布帆船。由于航行一直是我的热爱，于是我向华盛顿大学申请教职。在获录用后，
我就搬到了西雅图。
    当时，华盛顿大学的商学院正值转型初期，由原来传统、松散、以制度为导向的课
程，转变为像现在这样以严谨理论为基础的学术殿堂。其间固然有挫折感，但也充满了
机会。教学的负担相当沉重，但是只要愿意尝试的新课程，都会受到肯定。延续在蓝德
不拘于一隅的传统，我教的课程有统计学、作业研究、电脑科学和微观经济学，另外再
加上公司理财及投资学。有句话说的一点都没错，学习一项事物的最佳方法，就是试着
去教给别人。在华盛顿大学，至少我是学了许多。
    同时，我也完成了大量的研究。最重要的是，在此地的第一年里，我导出了资本资
产订价模型中的其他基本要素。
    虽然我的博士论文中所获得的均衡结果尚令人满意，但似乎过于倚重一个重要的假
设条件，即证券报酬之间的相关性只受单一因素的影响。我的直觉告诉我，应该有可能
将模型一般化，而不需受到这个假设条件的约束。在经过几次错误的尝试后，我发现在
有效率的市场中，不管产生证券报酬的程序为何，期望报酬与贝他值之间的基本关系都
会存在。我曾把这方面的发现与结果，写成《资本资产价格：风险条件下的市场均衡理
论》（Capital Asset Prices：A Theory of Market Equilibrium under Conditions
of Risk）的论文。但是这篇文章的刊出却延迟了两年多，因为最初遭一位审稿人退稿，
后来《财务期刊》（Journalof Finance）的编辑人员又改组。在此同时，我公开发表
研究成果，也积极地和快速发展的财务经济学领域的其他研究者交换研究成果。透过不
一而足的方法，我们找到了这方面的研究同好，也举办各项研讨会。学术界的沟通过程
多少带有神秘的色彩，即使参与其中的人也会有此感受，但这个过程的效率非常惊人。
    虽然身在华盛顿大学，但在蓝德的资金资助下，我结合了对经济学与电脑这两方面
的兴趣，写成《电脑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Computers）一书。其间，我曾请了
一年的长假回到蓝德从事一些非军事方面的研究专案，其中一项是探讨运用不同时段的
差别费率，来改善纽约三个主要机场的航机着陆权与空间使用的配置。
    在华盛顿大学度过收获丰硕的几年后，我在开创新局的想法下，转往了加利福尼亚
大学新设的尔湾（Irvine）分校社会科学学院。当初的计划是要成立以“不确定经济学”
为研究主轴的经济学系。不幸的是，当时正值反战运动的最高潮，这所建在橘郡
（Orange County）的公立学校，根本不宜学术性的思辨。校园里自校长以下的每个人
都有被迫参与的任务，确保学校可以自由调查各种思想，不分左派还是右派。
    在尔湾期间，我受聘担任纽约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的顾问，协助将我和其
他学者所发展的一些观念，落实在实际的应用上。我也完成了一本名为《投资组合理论
与资本市场》（Portfolio Theory and Capital Markets）的著作，汇总说明大部分的
相关研究成果。
    过了一年之后，一些教授终于认清，要在尔湾营造一个创新而高水准的新科系，恐
怕尚言之过早。许多人于是另寻更适合发展的园地，我也是其中之一。
    风云际会斯坦福
    1970年，我转到目前任职的学校——斯坦福大学商学研究所。当时的斯坦福在财务
方面已经有相当杰出的表现，希望在课程内容以及研究计划两方面，更加强化以当代经
济学为基础的研究内涵。为此，克劳思（Alan Kraus）、李绅伯格（Bob Litzenberger）
和我设立了第一个正式的财务博士班课程，并共同任教。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开始为今
天所谓的财务经济学勾勒出轮廓。感谢他们两位，使我在这方面的知识大幅地增长。
    70年代的斯坦福商学院，急于达成在研究与教学两方面并臻卓越的目标。为了更进
一步强化财务课程的师资阵容，除了既有的克劳思、李纳柏格、罗比契克（Alex
Robcheck）、所罗门（Ezra Solomon）及梵洪（Jim Van Home）之外，又聘请了特纳、
寇克斯（John Cox）、葛劳斯曼（Sandy Grossman）以及史寇尔斯（Myron Scholes）
等人。在经济学系，则有史蒂葛立兹投入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同样使用亚罗在这个领域
的重要研究成果。同时我们也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相克莱分校共同开设一系列的研讨课程，
经由这样的机会，得以接触里蓝德（Hayne Leland）、罗森伯格（Bars Rosenberg）及
鲁宾斯坦（Mark Rubenstein）等人。以我个人的兴趣而言，这里真是再好不过的环境。
    我同时在企管硕士班及博士班教授财务学及微观经济学。顾特纳和我共同安排微观
经济学博士班的课程，我从中学到不少。然而，我也很快地理解到，我还是应该把全部
的精力摆在财务经济学上。
    我在这些年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撰写无前曾提到的《投资学》教科书。虽然我早
就觉得这个领域需要一本以扎实的财务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教科书，不过我延迟了两、
三年才动笔，因为我认为要达到这个水准，还必须再对制度细节以及产业实务多作了解。
最后我还是让步了。这项工作实在过于艰巨，但也的确是难得的学习经验。
    在撰写这部教科书的时候，我发现不只有必要记录当前已经风行的理论，也必须提
供相当的新理论。因此，本书对我而言，不但成为鞭策研究的原动力，也是这些研究成
果公开发表之处。
    有两个例子值得一提。一是为解决某种特定投资组合最佳化的问题，有一套看来属
直觉性但却很实用的互除法。虽然这只是非线型最佳化的一般分析的一个特例，但其原
则可用通行的经济学名词来陈述，如效用最大化、依据边际效用所作的选择等等。此一
技巧经证实非常有用，并已获得广泛的商业应用。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选择权的评价问题。我认为布莱克——史寇尔斯
（Black-Scholes）这项重要的选择权评价公式，不但难以理解，而且也不可能解说清
楚，因为该公式是以非常困难的连续过程的数学为基础。于是我就想，应该有与这个公
式对应，但属不连续时间、不连续状况的公式。很高兴的确如此。再者，经由数字实验
也证实，用二项式过程所得到的数值，在不连续步骤的数目增加时，可以很快地向连续
形式收敛。我在1978年出版的教科书中，介绍了这个处理方法。寇克斯、罗斯（Sieve
Ross）以及鲁宾斯坦均以此为研究基础，证实了许多评价的问题都能以类似的方法解决。
现在我已了解，这类模型即亚罗——戴布鲁状态偏好典范（Arrow－Debreu state－
preferenceparadigm）的特例，目前也为实业界广泛采用。
    跨足企业界
    70年代以及80年代，我和旧金山富国银行（Wells FargoBank）一个积极创新的小
组往来密切，工作的重点是要把财务经济学上的知识应用到资金管理方面。在福仕
（Bill Fouse）以及弗亭（Jim Vertin）的带领之下，富国银行有多项成就：率先创造
了指数基金、针对投资者目标而量身设计的被动式投资组合（Passive Portfolios）、
以未来现金流量预估贝他值及预期报酬、风险的估计等等。今天，富国银行以及福仕的
美隆资本管理集团（Mellon Capital Management group）根据财务经济学的操作程序，
管理超过1250亿元的资产。
    1986年，我更直接地踏入企业界。我与妻子凯西设立了一家公司，由她担任行政工
作，主要业务是针对大型而多元管理的退休基金、捐赠与基金会的基金等所面对的问题。
提供研究与咨询。我们的目标是配合各基金的特定目标，应用现有的理论，发展新的理
论以及进行实证分析，来协助处理资产配置（asset allocation）决策的有关议题。在
我们所有的工作里，都假定市场是有效率的——也就是，我们希望能配合个别基金的目
标来裁量其投资，而不是要“打败市场”。
    由于我们的同仁才智高超，再加上客户经验丰富，又给予我们高度支持，使我们获
得相当优异的成就。我们发展了好几项新的操作技巧，其中一项称为“形态分析”
（style analysis）的方法，经证实特别有效。
    以共同基金为例，每月报酬率的变动，绝大部分是因为所持有证券的类型，而不是
在每一种类型中所挑选的个股。例如，以一组有十二项资产类别（asset classes）来
代表资产类型的话，我们会发现，典型的美国共同基金每月报酬的变异，有百分之八十
到九十可以用“资产配置”来加以解释。也就是说，如何将资金配置于主要的资产类别，
即前面所谓的“形态”，是非常重要的。
    这项分析并不困难，通常只需把基金在过去几年的月报酬率，和代表各主要资产类
别的指数基金的数字相互比较。其中所需的步骤（二次规划）在概念上很简单，但实际
操作起来却相当复杂。
    透过形态分析法，外界的分析师可以估计一个经理人在市场主要部门投资的情况。
有了这样的资讯，投资人就能对所持有的资金作更有效率的安排。一个基金的绩效，也
可以区分为两部分——一是源自资产形态，其他部分则可视为是选股的因素。经由这种
基金的绩效归属（performance attribution），让我得以更精确地回答有关市场效率
以及用过去的绩效来预测未来绩效的可靠性等问题。
    不只我们的客户喜欢这样的分析方法，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报告以及讲座也受到各
界热烈的肯定，一些同业也正准备提供类似的服务项目。如果说模仿是最诚心的恭维，
那么我们可真是备受恭维了。
    学术与实务间的平衡
    综观过去的工作生涯，我一直在努力脚踏学术与实务两个领域。其实这两者之间可
以相互学习，相辅相成。当然，在两者之间维持平衡，是高难度的动作。夏普事务所
（Sharpe Associates）成立的前几年，我把大部分的重点摆在实务面。经过这些年的
营运，目前我似乎也该稍为后退，作更多的反省和更深入的研究，并着手撰写一两本能
够藏诸名山之作。因此，我决定未来将更加专心于研究与教学。
    对我来说，个人的专长似乎是在“实用理论”的发展、应用与传播上。我计划继续
专注在财务经济学的领域，特别是有关投资的应用方面，尤其着重在整合既有观念（这
比较切合自己的年纪），而非发展新理论。
    学术性的论文或演讲，依例在结束时总要提出一组结论。这里我并不打算如此。一
方面是我认为自己仍不具备应有的眼光以及公正不偏的态度，另一方面，我也担心这听
起来像讣文中的生平简历——我希望不会来得这么快。
    无论如何，我倒愿意说，对财务经济学这门重要而持久的学科，能在其演化进程中
扮演一角，就算再微不足道，也足以令人感到莫名的兴奋满足。值得欣慰的是，还有更
多新东西有待发掘，因此未来世世代代的财务经济学者，也同样可以期待我曾亲历的种
种震撼。

舒晴曼妙

第十二章　科斯（Ronald H.Coase）
  
    获奖年度　　1991年
    演讲日期　　1994年4月12日
    出生日期　　1910年12月29日
    学历
    1932年　　伦敦大学学士
    1951年　　伦敦大学博士
    经历
    1932年～1934年　　丹迪经济暨商业专校助理讲师
    1934年～1935年　　利物浦大学助理讲师
    1935年～1938年　　伦敦经济学院助理讲师
    1938年～1947年　　伦敦经济学院讲师
    1947年～1951年　　伦敦经济学院高等讲师
    1951年～1958年　　布法罗大学经济学教授
    1958年～1964年　　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1964年～1970年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经济学教授
    1964年～1981年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慕瑟经济学教授（Cliffton R．Musser
Professor of Economics）
    1991年　　堪萨斯大学法律与经济学荣誉客座教授
    1982年～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慕瑟经济学荣誉教授及法律与经济学资深研究员
    重要著作
    《英国的广播：垄断的研究》（British Broadcasting：A Study in Monopoly）
    《厂商、市场与法律》（The Firm，the Market，and the Law）
    《经济学与经济学家论文集》（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
    受伯烈特教授的邀请在这一系列讲座发表演说之后，我拜读了先前各篇演讲的内容，
才发现讲演题目是“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这不禁让我进一步地思考，我的思
想在哪些方面可以算是演化而来的。在某些人的观念中，演化是指由较为简单及粗糙的
状态，往较为复杂与精致的方向移动，这种转变是由某一思考过程带动，并逐渐改善分
析的能力。
    威林（Lars Werin）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代表瑞典皇家科学院介绍我时，提到我
在193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名为《厂商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在该文
中我以个人的想法来解释为什会有厂商的存在。之后他又提到，我“在我的理论建构上，
逐渐添加砖块，而终于在60年代的初期，树立起解答所有问题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能
解答经济体系中制度性结构的所有问题的原理。我个人相信，他的介绍中所谈到的最后
成果是相当正确的，但是如果因他的介绍而认为我是从一个比较简单的理论开始，然后
逐步有计划地添加砖块，一直累积到建立制度性结构理论所需的资料俱已齐备才告罢手，
那么实在是误解了我个人思想发展的过程。
    未曾预设目标
    其实，我也直到最近这几年，才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我一直都是在到达之后，才了
解自己到了哪里。在每个阶段中，我个人思想的形成，都不是按照事前的宏图伟略而来
的。不过到了最后，我发现自己所搜集的砖块拼凑起来，虽然谈不上是完整的理论，但
如威林所称，是一种完整理论的基础。
    个人认为，自己思想的发展，似乎接近生物界的演化，由各种偶发事件而带来了改
变。至于这些改变是如何发生的，将是本场讲演的主题。我想这样的内容安排，可以呼
应伯烈将教授主办这一系列讲座的主要用意，让大家了解“原创性的观念由酝酿到终于
为同行所接受的过程。”但是，即使说我的思想是由偶发事件所促成的，我对这些事件
的反应，却无疑地受到了时代精神的影响。吴尔夫（Virginia Woolf）曾说：“1910年
12月左右，人类的性格有了改变”，从而导致“宗教、行为、政治与文学上的变化。”
假如，这个日期的确标示了人类的转折点，那么个人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上会和前辈学
者不尽相同，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座的诸位也许已经猜到了，我正是出生于1910年12月。更精确地说，是12月19日
下午3点25分，地点是伦敦近郊的威尔斯登（Willsden）。我是家中的独子，家父在邮
局担任电报员，家母婚前也在同一地方任职。虽然双亲都在十二岁之后即辍学，但却极
有教养，只是他们对学术工作一无所悉，同时也不感兴趣。我个人的志趣一直都是在学
术研究方面；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对学者的生涯感到惜懂，也无人指导阅读，因此无
从分辨严谨的学者与浮夸的术士。尽管如此，我有两件事由双亲处获益良多。其一是，
他们虽不能和我共享志趣，但一直支持我去作自己想作的事。此外，家母教导我要诚实
与真诚。奈特曾说：“科学的基本原则——真实或客观——本质上就是道德的原则。”
全心尊奉母亲的教诲，相信对我的工作意义重大。我一贯的目标是要理解经济体系的运
作，要掌握真理，而非一味地支持特定的立场。在批评别人的时候，我总是试着了解他
们的立场，以避免产生误解。对于不劳而获的成果，个人一向没有兴趣。
    年幼之时，我因腿疾必须穿上铁鞋行走，因此我上的是残疾学校。学校的主管单位
同时也管理另一所供心智障碍者就读的学校，因此我怀疑两所学校间有些课程是相通的。
我对在学校的所学不复记忆，只记得一阵子学过编篮子，可惜这门有用的技能我却学艺
不精。
    阴错阳差选读商科
    本地的小孩通常在十一岁时参加中学的入学考试，但可能是因为我就读于残疾学校
的缘故，所以错过了考试。在双亲的争取下，我得以在十二岁那年参加考试，并获得基
尔本中学（Kilburn Grammar School）的奖学金。学校的师资优秀，我也在正规课程上
接受了扎实的教育。1927年，我通过了大学先期入学考试，其中历史与化学两科成绩优
异。我又在中学待了两年，为伦敦大学的中级考试作好准备。这段期间的课程，相当于
大学一年级所修习的科目，所以我必须决定主修的科系。当时，我的第一志愿是历史，
但是后来我发觉要取得这方面的学位，必需通晓拉丁文；由于我上中学晚了一年，同年
纪的同学已念了一年的拉丁文，所以我被分到科学组。因此，我只好转到另一个表现优
秀的科目，主修化学。不过我发现自己不喜欢数学，而这又是所有科学学位的基础，所
以我只有再度变更主修的科目为商业，这是当时基尔本中学剩下的唯一选择。
    回想这一段人生插曲时，我归结自己之所以讨厌数学，系因为只学了数学公式和运
算过程，却不了解其中的意义。假如我早一点读到场普生（Silvanus Thompson）的
《轻松学习微积分》（Calculus Made Easy）——读书对各项运算的意义有清楚的解说
——或是中学的数学课程也采取同样的教法，那么我很可能会继续攻读科学的学位。不
过，还好并非如此，否则我大慨只能当一位平庸的数学家，绝对成不了第一流的科学家。
我开始准备伦敦大学商学士的中级考试（除了基尔本中学并不教的会计学必须透过函授
自修）。虽然我对这些商学科目仅具备粗浅的知识，我还是通过了考试。到了1929年十
八岁时，我前往伦敦经济学院继续商学士的课程。1930年，我通过最终考试的第一部分。
至于第二部分的课程，我决定选修产业组，据称是培养工厂经理人的课程，不过大学对
自己课程的说辞并不可尽信。我就在对这些都不了解的情况下，作了改变一生命运的重
要决定。
    进入伦敦经济学院
    普兰特在1930年受聘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商学教授（特别是企业管理方面），之前，
曾在南非的开普敦大学（University ofCape Town）担任类似的职务。我选修产业组的
那年，普兰持刚接掌这一组。1931年，在产业组课程结束前五个月左右，我参加了普兰
特主持的研讨课程，给我带来莫大的启示。他引导我认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
虽然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所上过的一些科目和经济学有关，但我从未修过经济学。在普兰
持的教诲之下，我了解生产者会相互竞争，结果提供了消费者最需要的产品。他进一步
说明，整个经济体系是透过价格体系的运作来协调。当时我信仰社会主义，这些观念对
我堪称为新奇。1931年，我通过商学士学位最终考试的第二部分。
    由于我是在基尔本中学修习大学一年级的课程，而伦敦经济学院规定必须在该校待
上三年才能授予学位，因此我必须决定第三年要修习的科目。之前在第二部分的课程中，
个人最感兴趣的是产业法，因此我曾想利用这一年专攻产业法。假如我真的这样做，无
疑地将会往律师方面发展。然而，应该是在普兰特的运作下，我获得了伦敦大学1931年
-1932年的卡塞尔爵士游学奖学金（Sir Ernest Cassel Traveling ScholarshiP）。我
那一年要在普兰特指导下工作，这段期间也被伦敦经济学院认可为在校修习。以上就是
我如何一路走来成为经济学者，而没有成为编篮工人、历史学者、化学家、工厂经理人
或律师的经过。冥冥之中一切似有定数安排，非人力所能左右。
    修完商学士的课程，我对会计学、统计学以及法律已有一些了解。虽然，我在伦敦
经济学院未曾正式选读经济学课程，但我个人对经济学还是有了一点认识。我参与普兰
特的研讨课程颇有所获。也和同样选修产业的朋友佛勒（Ronald Fowler）一起讨论经
济问题。当年的伦敦经济学院规模不大，我认识了一批专攻经济学的同学，彼此相互讨
论，特别是维拉·史密斯（Vera Smith，也就是后来的维拉·卢兹Vera Lutz）、勒纳、
艾得堡（Victor Edelberg）等人。像我这样未受过正规训练而踏入经济学的世界，事
后证明反而占了便宜。由于未经正规的思考训练，让我在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有了更
大的自由度。
    市场机能与企业管理
    我打算用卡塞尔奖学金前往美国，研究产业的垂直与水平整合。普兰特曾在他的课
程里讨论产业界种种不同的组织，但是我们却缺乏一套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
存在。我决定去发掘潜藏其中的理论。在我的脑海中，还有两个问题和这项主要研究计
划相关。普兰特在课堂上谈到经济体系是靠价格体系来协调运作，同时他也批评政府产
业的合理化的计划——特别是协调各种不同运输工具的计划。然而，普兰特在企业管理
的课程上又提到，管理是在协调厂商内部生产要素。这两种歧异的观点该如何调和？假
如所有必要的协调都已由市场提供。为何还需要管理呢？另外还有一个本质相同的疑惑，
那就是苏联在1917年发生革命，但我们对共产体系如何运作却所知有限。这也难怪，因
为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到了1928年才施行的。列宁曾说，在共产主义下，整个经
济体系将会以类似一个大型工厂的方式来运作。虽然一些西方的经济学者认为这不可能，
然而，在西方的世界就有不少大工厂，为什么苏联的经济不能像一个大型工厂来运作呢？
    我带着这些疑问来到了美国。我访问了一些大学，但主要是为了我的研究专案而访
问企业以及工厂。我和每位我拜会的人士交换意见，阅读有关的产业期刊以及美国联邦
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的报告。在美游学一年结束之际，我对于产
业组织的许多问题，仍然只有一知半解的感觉，但我相信部分的疑问已找到了解答。
    经济学家谈到经济体系的运作时，总认为是透过价格机制（或市场）来协调，但是
却忽略了使用市场仍有其成本的事实。从这个观点来看，对市场以外的各种协调机能，
不能一概以无效率视之——完全要取决于其成本和使用市场成本的比较。我知道，以这
样的方式来看问题，可能会影响对中央集权式计划所采用的观点。但同时我们也可藉以
了解，何以生产因素的使用，有时是由厂商透过管理来协调，而有时则是由透过市场协
调，这也正是我深感兴趣的课题。一笔交易会在厂商内部完成还是透过市场来运作，应
该要比较两者的成本才能决定。其实这些都是非常简单浅显的道理，但是我却花了一年
的时间才搞清楚——即使到今天，仍有为数不少的经济学者还不了解这个道理（或其重
要性）。
    我在伦敦经济学院修习商学士的最后一年，刚巧能碰上普兰特来此执教的第一年，
实在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而能在次年荣获卡塞尔游学奖学金，又何尝不是另一桩幸运
的事。接下来还有更特殊的际遇。1932年，我进入就业市场，那一年正值经济大恐慌以
来最差的年份，伦敦经济学院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比比皆是，但我却无此困扰。整个事
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31年，黄麻工业界巨子波那（George Bonar）捐助经费，在贝佛
里基（William Beveridge）爵士和其他伦敦经济学院人士的建议下，于丹迪（Dundee）
成立了一所经济与商业学校，主要目的是训练有志投入企业界的学生。高层人员1931年
时已经聘好，而较低层的人事则在1932年才决定，这正是我的毕业找事的那年。现在回
想起来，虽然我当时的经历并不出色，但对这个职位可能比大多数经济研究所的毕业生
还更为适合。我在1932年10月受聘为丹迪经济暨商业专校的助理讲师。要不是该校在
1931年成立，我真不晓得自己要作些什么。结果各项发展都配合得恰好，而我也就按部
就班地演化成为经济学者。
    初露鋒芒
    我负责的三门课都从十月份开始。至于当时我是怎么做到的，自己现在也无法想像。
另一位助理讲师布拉克曾经形容，当我来到丹迪的时候，整个脑袋装的都是有关厂商的
概念。幸运的是，有一门课是“企业组织”。我在一封写给好朋友佛勒的信中，描述了
我在第一堂课所讲述的内容。这些素材日后成为《厂商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一文的主要论点。（199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提及得奖理由时，曾经特别提到我
的两项著作，这是其中之一）。我在1932年根本想不到这些观念以后会受到如此重视。
我非常喜欢这那门课，所以我在给佛勒的信中描述了课程后，接着表达了个人很大的满
足感：“（我想）对这门课来说，我采用的是全新的教法，所以我觉得极为满意。有一
点我感到很自豪，这些全都是由我一个人构思出来的。”就如我在诺贝尔奖的得奖演说
上所说的：“当年我只有二十一岁，阳光从未停止照耀。”
    在丹迪任教期间，我开始阅读经济学的文献——包括亚当·斯密、巴贝基、杰文斯、
魏克司梯德（Wicksteed）、奈特等人的著作。布拉克在为《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上撰写我的生平介绍
时，形容我在这段初出道的时期，态度“坚定得令人惊讶”。“他心目中的经济学，不
但要能处理真实世界的问题，而且手法还要精确。大部分的经济学者如果能够达到这两
项目标中的一项，就感到非常满意了。但持平来说，我发现科斯在经济学研究上的突出
之处，就是同时达成了这两项目标。”不管我是否真的成功，布拉克确实是说中了我在
经济学研究中一贯的目标。我把这一切归诸于自己并非一开始就主修经济学，而是先接
受商科教育，因此我在开始展开经济学研究时，是希望以此来了解真实世界发生的事情。
    然而，我并没有自外于经济学之外的世界。1933年，钱伯霖的《垄断性竞争理论》
（Theory of MononolisticCompetition）以及罗宾逊夫人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相继出版。这两本书在经济学界激起相当大
的波澜，我也和其他人一样卷入其中。当时仍在丹迪的我写了一篇论文，采用罗滨逊夫
人的分析方法来检验钱伯霖所讨论的问题。该文发表于1935年。至于更能具体展现我一
般性态度的，应该是那时我对预期所作的研究。
    验证蛛网理论
    在丹迪任教期间，我在放假时会到伦敦经济学院，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和佛勒讨论一
些经济学的问题，当时他已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助理讲师。有一个问题令我们非常感兴趣，
那就是许多经济学者相信，生产者在决定产出时，是假定目前的价格与成本在未来会维
持在同样的水准。有人提出证明，假如生产者是按照这种方式来运作，将会导致价格与
产量的波动（这就是卡尔多提出的“蛛网理论”）《cobweb theorem》。一般认为蛛网
理论的典型例子，是英国养猪产业的循环周期。我们作了一项统计研究凋查，结果一如
我们所猜想，英国的养猪业者并没有假设目前的价格会在未来维持不变。当价格高得异
常时，他们预期价格会下跌；而当价格低得离谱时，他们预期未来价格会上扬。在我的
通信记录中显示，我曾想过运用在这次研究中所发展的技巧，来探究生产者是如何形成
在其他方面的预期——而佛勒也有类似的想法。当年我深感兴趣的，是要具体量测经济
学者通常仅以理论性的方法来处理的概念，这是深受芝加哥大学舒兹所导出的统计需求
表的影响。
    除了有关预期的研究之外，我也开始展开对资本成本的调查研究，探讨发行规模大
小以及厂商的规模与业别对成本高低的影响。这些研究均未完成。不过佛勒倒是完成了
一项有关钢铁生产的研究，主题是废铁与铣铁之间的替代弹性，发表于1937年出版的
《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我也期望自己未来能投入到类似的数量调查研究。但这份期望并未实现，原因并不
难理解。1934年，我受聘为利物浦大学（University of Liverpool）的助理讲师，教
授银行学及财务学，两门我几乎不曾接触过的学科。更重要的是，到了1935年时，伦敦
经济学院聘我为经济学的助理讲师，我的主要工作有三，一是教授独占理论（接替转到
剑桥大学的希克斯），二是协助企管系的普兰特教授，三则是担任公用事业经济学的课
程［接替已前往南非的巴特森（Batson）］。有关独占理论的课程，对我而言并没有特
别的困难。我们有罗滨逊夫人的书，同时我也写了有关双头垄断（duopoly）理论的文
章。1937年，我发表了一篇名为《有关独占理论的几点注解》（Notes on the Theory
ofMonopoly）的文章，其中有些观念就是来自这门课程。至于我在企管系的工作则比较
乏善可陈。我只准备了一些类似哈佛商学院的个案资料，并协助教学。
    专攻会计学的爱德华兹（Ronald Edwards）也加入企管系的师资阵容，佛勒和我与
他一起处理会计研究协会（AccountingResearch Association）的会务。我们曾深入探
究，公开的会计报表的数学，可供经济研究之用的程度如何。我们发现，只要这些数字
的计算基础已被使用者充分了解，便可以作为经济研究之用；我们为此出版了一本有关
英国钢铁工业的研究报告，使用的资料就是来自厂商公布的资产负债表。我也曾在《会
计师》（The Accountant）期刊上发表一系列有关成本会计的文章，这些文章曾被多次
重印与引用；我想主要是因为在1930年代，这是当时唯一有系统地介绍机会成本观念的
文字，而这也是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授课的内容。
    公用事业的领域
    我个人主要的研究，还是和我所教的公用事业课程有关。我很快就发现，当时英国
对公用事业的了解几近于零，因此我对自来水、瓦斯、电力等产业，尤其是邮政与广播
事业进行了一系列的历史研究。另外还有一篇著作值得一提。1934年，当我还在丹迪时，
我撰写了《厂商的本质》一文的草稿，把我1932年的讲课内容作有系统的陈述。我到伦
敦经济学院后，把这篇草稿作了一些修改，投稿到《经济学期刊》（Economica），并
在1937年刊登出来。当时这篇文章并没有引起注意。我还记得，期刊出版的那一天，在
午餐的路上，有两位商学科系的教授向我恭喜，但后来却没有再提起这篇文章。系主任
罗宾斯也从来都没提到。显然，这篇文章并不是立刻获得成功。
    1939年9月，英国正式宣战。先前我谈到的工作及研究，都是属于1932年到1939年
的战前阶段。1940年，我被任命为林业委员会（Forestry Commission——负责当时英
国的木材生产事宜）统计处处长；1941年，再转往隶属战时内阁办公室（Officesof
the War Cabinet）的中央统计办公室（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负责军需物
资的统计工作——包括枪支、坦克及弹药等项目。直到1946年时，我才回到伦敦经济学
院。这六年的公职生涯，对个人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过程并没有任何作用，有的恐怕只
是更坚定我对经济学的偏好吧！
    当我回到经济学院时，我负责的科目变成经济学原理，这是对主流经济学说作传统
性的解说。1946年，我发表了《相互关联成本与需求下独占厂商之订价》（Monopoly
Pricing withInterelated Costs and Demands），主要是以我战前讲授独占课程的资
料为素材。同年我还发表了《边际成本之论争》（TheMarginal Cost Controversy），
这篇文章可以显示出我对经济政策的研究方法和当代大多数经济学者不同之处。

舒晴曼妙

对边际成本定价的批判
    在大战即将终结之际，战时内阁办公室经济组的经济学者开始考虑英国在战后可能
会面临的问题。当时在经济组任职的米德（James Meade）及佛莱明（John Fleming），
合写了一篇有关国营企业定价政策的论文，提倡边际成本订价的观念。凯恩斯当时担任
财政部的顾问，看到这篇文章之后，大表赞赏，并转载于由他编辑的《经济期刊》上。
我和经济组的同事威尔逊（Tom Wilson）却不赞同该文的论点。我曾在《经济期刊》发
表了一篇评论的短文，而在战后又写了《边际成本之论争》（TheMarginal cost
Controversy）一文。其实，在米德与佛莱明的文章之前，我已经对赞同边际成本定价
的论点有所认识。勒纳就曾在伦敦经济学院极力鼓吹边际成本定价的观念，也作了深入
的解说。个人即是透过对勒纳观点的思考，而形成了对边际成本的不同看法。
    我一贯主张，如果把边际成本定价法当作一般性的政策，将会导致浪费无度，同时
也会带来所得重分配的效果，另外也可能造成租税效果，在其他地方诱发原先不存在的
价格与边际成本间的差距。威尔逊指出，这样的政策将会导致国营企业取代民间业者，
以及以集中营运取代分散营运。事实上，由于经济学者只致力于正确的边际调控，完全
忽略了他们的政策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当时边际成本定价法是学院派经济学者的主流看
法）。我认为这些人根本就是言不及义，我曾把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称为“黑板经济
学”，因为他们谈论的状况只会发生在教室的黑板上。这时，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已经晋
升为经济学高级讲师，主授公用事业，因此我主要的研究活动，仍是继续对英国公用事
业进行历史的研究。1950年，我出版了《英国的广播：垄断事业的研究》（British
Broadcasting：A Study in Monopoly）这本著作。
    1951年，我移民到美国。促成我作成这项决定的原因，一方面是对社会主义化的英
国的未来缺乏信心；另一方面是我喜欢美国的生活（我曾在1948年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
研究商业广播系统的运作），再加上个人对美国经济学者十分仰慕。在老一辈的经济学
者中，我最尊敬奈特，而和我同辈的学者中，则属史蒂格勒，刚才我也曾提到舒兹对我
的影响。到了美国之后，我第一所执教的学校是布法罗大学（University of
Buffalo），该校公用事业的专家桑纳（John Sumner）曾在战前造访伦敦经济学院，因
此是由他推荐我来此任教。1958年，我转往弗吉尼亚大学执教；到1964年，我又受聘为
芝加哥大学教授。
    刚到美国的时候，基于自己曾接触过英国、加拿大以及美国的广播事业，于是决定
对广播经济学作深入的研究，基本上，这也是持续我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我也搜集
了相当多的相关资料。由1958年到1959年的一整年，我都在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高级
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at Standford）
度过，在那段期间，我写了一篇名为《联邦通讯委员会》（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的文章，刊载于《法律与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Law andEconomics）。这篇文章的发表，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财产权制度
    在那篇文章中，我探讨了联邦通讯委员会对于分配无线电频率波段的作业。我建议
应该销售频率的使用权。这种透过价格方法来配置资源的方式，就经济学者来说，绝不
是什么新鲜的课题［事实上这种作法，已经由贸塞尔（Leo Herzel）建议用在无线电频
率波段的配置上］。但在我的文章比较特别的是，还额外探讨了这项权利的性质。无线
电频率波段使用上的主要问题，是相同或邻近频率所传送信号之间的干扰。我主张，假
如赋予使用权清楚的定义，同时也可以移转，那么原始的权利为何就无关紧要了——因
为透过移转及结合将可以达到最佳的结果。因此，我写下：“（使产值最大化的）最终
结果，与法律（地位）无关。”这个我看来非常简单而浅显的主张，却受到当时与我接
触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者质疑。他们甚至认为我应该删除上面的那段文字。然而，我还
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后来在文章发表之后，有一次在戴瑞克特家中举行的聚会中，我说
服了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者，让他们接受我的正确观点。他们也邀请我再把这些想法写
出来，发表在《法律与经济学期刊》上。
    我以满腔的热情来进行这项工作。当时《法律与经济学期刊》在戴瑞克特主编下所
获得的成就，一直令我敬佩有加。该刊所登载的论文探讨了企业的实际运作、不同财产
权制度的效果以及管制系统的运作。我曾想过，假如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组织这部分）
要进一步地发展，应该加强刊登这方面的论文，只是当时这些论文很难为正统的经济学
期刊所接受。我这篇有关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文章就是一例。
    不过，我还想超越该文的内容，用更一般化的方法来处理财产权制度（Property
rights systems）的原理。在《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文章中，我曾论及史特基斯与布立
基曼（Sturgesv．Bridgman）的案例，但我还希望能深入检讨其他比较麻烦的个案（由
于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求学时的经验，我对法律个案并不陌生）。同时，长期以来（也是
自学生时代以来）我一直有一种想法，虽然庇古的《福利经济学》（Economics of
Welfare）一书就其所探讨的问题是伟大著作，但他的经济分析并不是相当扎实。我在
《联邦通讯委员会》中，曾两度提及庇古的著作，但并没有深入讨论他的观点，因为那
篇论文是专注在无线电波段频率使用的配置问题。然而，透过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者的
讨论，我认清了庇古的分析方法在经济学领域的强势影响，于是我就着手直接探讨庇古
的分析方法。同时，我也希望讨论大于零的交易成本对分析的影响，这个问题在《联邦
通讯委员会》一文中，只于附注的部分提及。我把以上这些目标或主题结合起来，写成
《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这篇论文。
    这篇文章一经发表，马上就深受各界注意。各种赞成或反对的文章纷纷出笼，使该
文堪称经济学文献中最广受讨论的文章之一。这篇文章涵盖我曾长期思索，但一直未执
笔写出的观点。说也凑巧，要不是那些芝加哥的经济学者对《联邦通讯委员会》的章节
提出反对意见，恐怕我也不会撰写《社会成本问题》，而其中的观点也将继续潜藏在我
的脑海深处。
    交易成本大于零
    这篇文章是1960年夏天执笔撰写，地点是我当年接触法律报告的伦敦经济学院。找
在文章中主张，庇古在看待所谓的“外部性”（externality）问题时犯了错误。基本
上，这是一个相互的问题，但庇古没有看出这一点（或是纳入分析中），使得他（以及
追随他的经济专家）无法发展出一套适当的分析方法。在交易成本为零（这是他的分析
中隐含的假设）的情况下，庇古的政策建议根本没有必要，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透过
双方的协商即可产生最佳化的结果。然而，实际的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如果要探讨真
实世界的状况，就必须假设交易成本大于零。假如这样作的话，除非我们清楚了解交易
成本以及个案的实际状况，否则就无从主张什么政策建议才最为恰当。这些相关资料，
只有透过实证研究才能取得。
    因此，我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只是提出一种研究方法，而不是提供答案。
就如我在该文中所说：“唯有从实务面来仔细研究市场、厂商及政府如何来处理不利效
果的问题，才能对政策有较令人满意的看法……我深信经济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通常都
会高估政府管制所可能带来的利益。纵然我这项看法获得证实，也只不过是显示应该进
一步节制政府的管制，还是无法指出界限应该画在何处。我总认为，我们应该对以不同
方法来处理问题所产生的实际结果，作仔细的探索，才能知道界限所在。”
    在《社会成本问题》发表一、两年后，我接到芝加哥大学的聘书。吸引我前往该校
的原因，有部分是我要负责《法律与经济学期刊》的编辑工作。我先前已经提到，个人
对该刊以及其所刊载论文的敬意。我希望能够接续这项工作，所以就欣然来到芝加哥任
职。我非常喜欢这项编辑工作，凭藉着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在法律与经济学研究计划方面
的资源，再加上提供在期刊上刊登稿件的机会，我得以鼓励经济学者以及法律学者进行
《社会成本的问题》中所倡导的实证研究。在我的努力下，许多杰出的论文相继刊出，
让我度过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每篇文章都值得重视。在七八十年代，类似性质的论文
也开始出现在其他的学术期刊上，其中许多都引用了《厂商的本质》以及《社会成本的
问题》这两篇著作。我觉得此刻正是把个人有关生产的制度性结构的论著结集出版的时
机，因此，我在1988年出版了《厂商、市场与法律》（The Firm，the Market and
theLaw）一书，将我在这方面的主要论文重新付印，也包括一篇介绍个人中心思想的专
文。
    另一件影响个人思想演化的事件发生在1987年，当时威廉生（Oliver Williamson）
以及温特斯（Sidney Winters）在耶鲁举办了一场研讨会，庆祝《厂商的本质》一文发
表50周年。这次盛会，恐怕是我这一生参加过的研讨会中最好的一场。八位非常杰出的
经济学者所发表的论文，并不是对《厂商的本质》一文给与褒贬，而是针对该文所提出
的议题作深入的检讨，并对文章的内容加以引申与更正——如果他们发现其中有误时。
在这次会议中，我也发表了三次演讲，分别阐述这篇文章的起源、意义及影响。
    温故知新
    参加研讨会以及准备演讲稿，对我个人思想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撰写《社会成本
问题》这篇文章，以及在60年代和张五常（Stven Cheung）所作的后续讨论，让我了解
到交易至经济运作的广泛影响，但是我还未曾有系统地评估这个问题。威廉生在地的论
文中，提到《厂商的本质》一文中的理论甚少在实际应用，主要可归因于该文并非“操
作性”（operational），他的批评我认为大致无误。我想他的看法是，交易成本的概
念并没有纳入一套一般性理论之中，以供我透过实证研究来验证或发展。事实上，这并
不是件容易的事。
    一般的经济理论都假设交易成本为零，如果在里头加入交易成本的考虑，将会造成
结构全面改变。即使将范围局限在《厂商的本质》中的理论，还是会发现，要做到具有
操作性，仍有难以克服的障碍。为了生产特定的产出结果，必须协调各项生产因素，而
这项协调工作是要由厂商内部的行政程序来完成，还是借助市场的价格机能，乃是取决
于不同协调方法的相对成本，至于有无利润，则要看绝对数字而定。但是，决定这些相
对与绝对成本的因素为何？要找出这些因素并不简单，但更困难的问题还在后头。我们
的分析工作不能只局限于单一的厂商。一个厂商的协调成本以及所面对的交易成本，受
限于其采购投入要素的能力；而供应这些要素的厂商，他们的供给能力有相当部分是取
决于本身的协调成本及所面对的交易成本的水准；同样的，他们的供应厂商又会受到类
似的影响。因此，我们所要处理的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结构。
    耶鲁的研讨会重燃起我对《厂商的本质》所提出各项议题的兴趣，我当下决定，一
旦手头上已承诺的事项告一段落，就要全心投入，期望能针对影响生产的制度性结构的
因素，协助找出一套分析的理论。此时，我在研究的路上已不再孤独。由研讨会上发表
的论文可以显示，许多重要的研究工作已在进行，以求理论的理清与改良；同时许多高
水准的实证研究也在进行之中，将可提供数据资料，供未来进一步研究之需。我们已开
始关注需要解释说明的事项，虽然要达到目标，需要许多经济学者多年的投入，但我深
信，我们必定能为生产的制度性结构建立完整的理论。尽管在这条路上我显然无法全程
参与，但我在耶鲁研讨会的时候已下定决心，将把自己余生之力从事这件工作。
    到了1991年，我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让我获奖的两篇文章，分别是五十多年前
发表的《厂商的本质》以及三十年前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第一篇在当年备受冷落，
而第二篇的重要性则引发各方的论争，两者可以说都未曾立即获得经济学界的赞同。如
果说这两篇文章的重要性已经受到一致的肯定（我不敢确定是否真的如此），那应该也
是最近的事。威林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典礼提到，我“大幅改善我对经济体系运作方式
的认识”，又加上一句，“虽然找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了解这件事。”
    原创性的源头
    希望这篇讲词能真正回应伯烈特教授的要求，有助于各位了解“原创性的观念由酝
酿到终于为同行所接受的过程”。不知道我的故事对各位有什么启发呢？大家常说，原
创性的观念通常来自初入行的年轻人，这完全符合我的状况。1932年，我是在丹迪专校
的一次演讲时，将交易成本的观念导入经济分析之中，当时我只有21岁。如果说经济学
是我的领域，那我当时不过是初入行而已。然而乍看之下，实在很难了解为何把交易成
本纳入经济分析之中，会算是“原创性”的构想。我初次来美国时所带着的疑惑，其实
任何人都不难发现，而我提出的解决方案，也相当简单明了。
    其他的经济学者之所以未能将交易成本纳入分析，并不是他们不够聪明，而是因为
他们在研究过程中从未考虑经济的制度性结构的问题，因此也就不会碰触到令我感到疑
惑之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套用丹塞慈（Demsetz）的解释，系因为从亚当·
斯密提出经济体系可透过价格系统加以协调的看法之后，自他以后的经济学者，都以将
这套理论规格化为主要任务，由此导出了把经济体系的运作视为极端分散的理论。这诚
然是人类智识发展上的崇高成就，具有其恒久的价值，可惜以经济学而论，其视野却失
之偏颇，以致忽略了经济体系里头一些非常重要的性质。这些背景说明，或许多少可以
解释何以《厂商的本质》在发表后，并没引起什么注意。
    至于为什么《社会成本问题》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吸引各方的注意？我在前面已
经详细说明撰写这篇文章的特殊背景。正因如此，这篇文章一发表后，即刻受到芝加哥
大学一群有影响力的经济学者全力支持，特别是施蒂格勒。我的论点是，在交易成本为
零的环境下，资源配置与负债的法律地位无关。施蒂格勒将之命名为“科斯定律”
（Coase Theorem）。这样更加深各方对这篇文章的注意，许多攻击以及防卫科斯定律
的文章纷纷出笼。
    科斯定律所探讨的是零交易成本下的状况，这一点对该文受到瞩目也有所帮助，因
为大部分的经济学者都习惯在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下从事分析，尽管这项假设大为背离
真实世界。大家似乎未发现，此一定律可以应用到交易成本大于零的真实世界，前提是
交易成本不会因负债的法律地位变动而受重大的影响，而这一前提一般都能成立。说也
奇怪，我的讨论中未纳入符合真实世界的大于零的交易成本，好像使各界对该篇论文的
注意不减反增。另一个引起广泛讨论的原因，是因为我批判了庇古的分析方法（当时大
部分经济学者都奉为圭臬）。因此，有许多经济学者为文为庇古答辩（其实也是在为自
己答辩）。
    另外有一点和前述纯经济分析技无关系的是，该文探讨财产权制度原理以及法律对
经济体系运作的影响，因此扩大了法律的经济分析这个领域，使其不再只局限于反托拉
斯的政策。该文也引起美国各法学院的法律学者与经济学者的兴趣，进而催生了大量的
文献报告，并导致“法律与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兴起。
    真理长存
    在种种特殊因素的因缘际会之下，使这篇文章能迅速成功。不过如果因而认定，一
篇文章的论点要为人接受，必须靠一群贤达之士的支持，或是能引发争论等等，这就是
误解了。其实以《厂商的本质》为例，发表当时并未引起注意，但现在却已对许多经济
学者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果是好观念，即使不像《社会成本问题》具备上述那
些因素之助，迟早还是会为人所接受。套句我师普兰特之师坎南（Edwin Cannan）的话：
“错误的观念只能幸存一时；唯有真理才能长存，赢得最终的胜利。”
    在《厂商的本质》及《社会成本问题》的分析广受认同后，未来的工作是什么呢？
诺贝尔奖委员会曾说，我已为建立制度性结构的理论提供了砖块，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
是，找出些砖块的相互关联，以建立起这样的理论体系。我希望自己能在这方面的工作
贡献心力，然而时不我予，我个人的生命之路已近尾声。尽管如此，还有其他优秀的经
济学者会继续研究工作，一个完整的理论轮廓应该会在不久之后开始浮现。相信未来这
些学者之中，也一定会有人受邀来成为这一系列讲座的演讲者，向各位报告他们的演化
历程。

舒晴曼妙

第十三章　诺思（Douglass C．North）
  
    获奖年度　　1993年
    演讲日期　　1994年10月25日
    出生日期　　1920年11月5日
    学历
    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学士
    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博士
    经历
    1950年～1951年　　华盛顿大学执行助理教授
    1951年～1956年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助理教授
    1956年～1960年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副教授
    1958年　　斯坦福大学客座副教授
    1960年～1983年　　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
    1981年～1982年　　剑侨大学庇特美国机构教授（Pitt Professor of American
Institutions）
    1983年～　　圣路易大学鲁斯法律与自由教授（Henry R．Luce Professor of Law
and Liberty）及经济与历史教授
    重要著作
    《美国的经济成长》（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ied States）
    《美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Growth and Welfarein the
American Past:A New Economic History）
    《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A New
Economic History）
    《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制度、制度的变革与经济表现》（lnstitution，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本系列前一场的主讲者科斯好心地送给我一份他的讲稿。他在第一页就提到：“我
一直是在到达之后，才了解自己到了哪里。”我却不是如此。打从我立志要成为经济学
者的那一天起，我就清楚地知道自己要走的方向。我一开始就探索是什么因素造就了经
济的富庶或贫困，因为在我看来，只有作到了这点，接着才能谈如何改善经济的表现。
探索经济表现的最初根源，可以说是一段漫长而充满意外旅程，从马克思主义转变到认
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但一路走来，这项持久不变的目标却一直指引、塑造
了我的学术生涯．
    我出牛于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并非因我的家庭和此地的高等学府有何关联，而是家
父当时担任附近城镇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的经理，而在1920年，附近最近的医院就在剑桥。我是三名子女中的老么，上有兄姐各
一，都是家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前往欧洲之前出生的。
    国际化的教育经历
    从我出生的第二年起，我们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搬了好几次家，先是康涅狄格州
（Connecticut），后来他升任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加拿大办事处的主管，我们又搬到
了渥太华。因为家母崇尚多元教育，因此我们乃前往欧洲游历，1929年到1930年间，我
在瑞士的洛桑（Lausanne）念书。后来我在渥太华完成小学教育，再进入一家私立中学。
1933年搬回美国后，我在纽约市以及长岛的私立学校分别念过短暂的时间，最后是在康
涅狄格州的学校完成高中教育。高中时我迷上了摄影，而我认为自己年轻的岁月中最值
得大书特书的事，就是曾在国际性的大专及高中摄影竞赛中，荣获首奖以及第三、第四
与第七名。
    我的家庭并不是书香门第。家父当初进入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担任小职员时，连高
中还没毕业；至于家母，我也不敢确定她是否完成了高中教育，不过她真是一位精彩人
物，聪慧又有求知欲，在我的知识发展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我的一些长辈也都
对我有相当的影响，他们引介我进入了古典音乐的世界。即使到了今天，我的姑姑阿德
莱（Adelaide North）还是我生命中非常特殊的人。
    我要上大学那年，原本已经拿到了哈佛的入学许可，可是因家父调任为大都会人寿
保险公司美国西岸主管，我们又搬到了旧金山。因为不想离家太远，于是我决定改念加
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在那里，我变成了马克思主义信徒，生命也全然改观。
    马克思主义当时之所以吸引人，在于它似乎能对那个时代最迫切的问题提出解答，
其中也包括我们正面对的经济大恐慌——我在1939年～1940年所学的凯恩斯学派之前的
经济学，对此则并未触及。我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就在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入侵
苏联时，我突然发现自己支持和平的立场变得很孤单，因为其他人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
仰，也转向支持战争了。
    因为忙着参与学生运动，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大学部的成绩只能算是中等，平均成
绩大概比“C”稍好，不过我选了三门主修：政治学、哲学以及经济学。我原本打算进
入法学院，但随着世界大战爆发，再加上不愿杀人的意志强烈，因此1942年5月从柏克
莱毕业后，我进入了商船服务。
    就在出海后不久，舰长把我叫到舰桥上，问我是否愿意学习领航：大部分的高级船
员都只受过基础教育，而我们的船正由旧金山航行到澳大利亚。后来，我真的成为领航
员，而且乐在其中。我们往返行驶在旧金山与澳大利亚之间，并且进入新几内亚及所罗
门群岛。
    海上航行的岁月，让我有三年的时间持续不断地阅读，就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立志
要成为经济学者。大战的最后一年，我在加利福尼亚州阿拉梅达（Alameda）的海事人
员学校，教授领航的课程。这时我又一次接触摄影，而陷入两难的抉择；到底要当摄影
师，还是进入经济学的世界？1941年夏季，我跟着农村安全署（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摄影部主管蓝姬（Dorrothea Lange），到加利福尼亚州中部山谷拍
摄过境候鸟的照片。蓝姬一直想说服我当摄影师，她的先生泰勒（PaulTaylor）任职于
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系，却鼓励我往经济学发展。结果是先生赢了。
    钻研经济史
    我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研究所就读——由于大学成绩乏善可陈，这是
唯一接受我的学校。作为研究生，我所设定的目标，是要找出到底是什么决定了经济体
系运作的方式及其成败。显然，经济史是最符合这一目标的范畴。我不敢说自己在柏克
莱研究所学到了什么正规的经济学。当时影响我最深的教授，都不在正统经济学的主流
之列——如布莱迪（Robert Brady），在经济思想史上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罗金
（LeoRogin），至于M·M·奈特（奈特的兄弟）虽然不相信理论，但是对经济史的事实
及背景却了如指掌，后来成为我在柏克莱的导师，也是论文指导教授。我也曾用死记的
方式来学习一些必要的理论，但却无法真正了解其中的精义。
    事实上，我一直要到从事第一份工作，也就是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时，借着
和高登（Don Gordon）这位优秀的年轻理论家下棋的机会，才开始真正学到经济理论。
在三年的时间里，我们每天从中午下棋到下午两点，在棋艺上找略胜一筹，但在经济理
论上是他指导我；更重要的是，他教我如何以经济学者的方式思考，而这项技巧迄今仍
可算是我最重要的研究工具。
    我的博士论文是美国人寿保险的发展史，获得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奖助金，到美
国东海岸从事基础研究的工作。那是收获丰硕的一年。我不只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墨顿
（RobertMerton）的社会学研讨课程，也接触了哈佛大学的科尔企业家中心（Arthur
Cole Entrepreneurial Center）。由于熊彼特是企业家学派（Entrepreneurial
School）的导师，因此我受到他强烈的影响。我早期的研究以及著作重心，是由博士论
文扩充的寿险分析以及寿险公司与投资银行的关系。
    后来，我的研究工作转向发展一套分析性架构，以观察区域经济成长，我并在《政
治经济期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标题为《区位理论与区域性经济成长》（Location
Theory and Reginal Economic Growth）。由此一研究成果出发，我发展出一套主要的
经济成长理论。
    在经济史学会（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的某次会议中，我幸运地结识了
当时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部主管费伯利肯。在1956年到1957年间，我应邀前往该局担
任研究员，那是我生命中极为关键的一年。我不但结识了与局里往来的重要经济学者，
而且每周会去巴尔的摩（Baltimore）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 Hopkins University）
向顾志耐学习，他的指导给我非常深远的影响。在经济研究局那年所从事的实证研究工
作，为我早期主要的数量化研究——1970年到1980年美国的国际收支——奠定了基础。
    我在1944年第一次结婚。研究所求学时代，妻子在学校教书的收入是我们家庭经济
的主要来源。三个儿子道格拉斯、克里斯多佛及麦尔肯，在1951年至1975年间出生。三
个小孩都上学后，我妻子成为华盛顿州议会中出色的政治人物。
    从我任职于经济研究局到1966年至1967年我获得福特教师奖助金（Ford Faculty
Fellow）前往日内瓦从事研究的十年间，我主要的研究是美国经济史。成果就是出版了
我的第一本书：《1790年至1860年美国的经济成长》（The Economic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790to 1860）。该书对市场如何在一个以出口为主的成长模型中
运作，有直截了当的分析。
    经济史新貌
    到1960年时，年轻一代的经济史学者之间已然弥漫着一股骚动，尝试将这个学科从
原来以叙述性、制度面为主的性质，转变成重视分析性与数量化。就在1957年我任职于
经济研究局的那一年，该局和经济史学会共同针对美国经济成长展开第一次数量化研究
的专案计划，并在马萨诸塞州的威廉斯镇（Williamstown）举办了一场会议，我也发表
了一篇有关1790年到1860年美国国际收支的论文。这次会议可以说是经济史新研究方法
之始。不过直到我早期的两位学生——任教于普渡大学（Purdue）的休斯（Jon Hushes）
以及戴维斯（Lance Davis），才首度把有兴趣将经济理论与数量方法导入历史研究的
经济史学者召集一堂。1960年2月，大家在普渡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次大会非常成功，
以后就成为例行的年会。与会人员包括经济史学者、理论家以及计量经济学者。会议进
行期间，可以说百无禁忌，演讲人常会遭到严厉的批评，然而，我们都知道自己正在重
塑经济史这门学科，因而备感兴奋。
    我们在经济学界受到热情的接纳。各大学的经济学系迅速表示有兴趣聘用新经济史
学者，或者说是我们自称的克里欧计量学者（cliometricians——克里欧是司职历史的
希腊女神）。也因此，当我和华盛顿大学的同事墨里斯（Morris David Morris）共同
规划这方面的研究所课程时，的确吸引了一些素质最佳的学生来加入经济史的研究工作。
60年代与70年代初期，就业市场上的反应颇佳，我们的学生很快地就在全国各地找到工
作。
    1966年到1967年间，我决定把研究的重点从美国的经济史转到欧洲，也因此当我获
得福特的奖助金前往日内瓦作为期一年的研究时，我决定重新调整研究方法，结果也导
致我的学术生涯全盘改变。因为我很快地发现，新古典经济理论这一套工具，不足以解
释中世纪以来欧洲经济中的基本社会变迁。
    找寻新分析架构
    新古典理论所关切的是市场的运作，同时又假设市场中存在能够运作的先决条件，
但对市场是如何演进而来，则略而不提。再者，新古典理论是静态的分析，而我们需要
一套动态的理论，来说明经济随着时间而演进的过程。我们所需要的新分析工具，在新
古典理论中并不存在。长期以来，我一直在追寻能提供新分析工具的架构，因而引发我
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趣与关切。早在研究所期间，我就曾读过韦布伦及康盂斯的著作，
也深刻感受他们对经济体系运作的透彻见解，但他们并没有提出一套理论架构。我们所
需要的，是能够用来解释以及分析经济史的理论结构。老式的制度经济学，因为无法能
提供这种理论架构，也因此无从真正成为替代新古典理论的另一项选择。马克思主义开
宗明义就表明了对制度面的关切，也提出了一些切中要点的好问题，并对长期的变迁有
所说明，但是它的模型里头有太多的漏洞。其中主要的缺陷，是把阶级当作分析的单位，
又没有将人口的改变纳为主要的变迁来源。至于新古典理论的长处，是在于毫不妥协地
专注在稀少性的问题上，因此将竞争视为整个经济学的关键所在，同时以个人为分析的
单位，并以经济的方式进行分析。如何能融合上述各种方法的优点于一套理论结构之中，
正是我等为新制度经济学所作的努力。
    为什么要专注在制度呢？在不确定的世界，人类设法以制度把人际之间的互动建立
结构。制度就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也因此成为塑造经济、政治、与社会组织的诱因
架构（framework of incentives）。所谓制度包括了正式规则（宪法、法律、规定）
与非正式的限制（惯例、行事准则、行为规范），以及上述规则与限制的有效执行。执
行者可能是第三者（执法与社会放逐）、第二者（报复行为）或第一者（自我要求的行
事准则）。制度加上技术，决定了构成总生产成本的交易及转换（生产）成本，从而影
响经济的表现。由于制度与采用的技术之间有密切的关联，所以市场的效率可以说是直
接取决于制度面的架构。
    我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史分析之中，初期的成果表现在两本著作上，一是1971年和
戴维斯合著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另一本是1973年与托马斯（Robert Thomas）合著的《西方世界的
兴起：新经济史》（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Economic History）。这
两本著作试图发展一些制度分析的工具，并应用到经济史研究上。前者系找出在美国经
济成长过程中，新的制度及组织如何演化形成。在欧洲的研究中，我们认定财产权的形
成是经济表现的关键因素，同时也对照探讨财产权在荷兰与英格兰以及法国与西班牙这
两组国家的演化过程。
    上述两本著作仍是立基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假设之上，但其中有太多不合理的缺陷，
诸如制度是有效率的（不论定义为何）。更严重的是，在新古典的架构下，无从解释经
济陷于长期低迷的现象。因此，我开始探究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个人的信念，显
然是影响其选择的重要因素，只有短视的经济学者才会不重视观念、意识形态及偏见。
一旦察觉这一点，就不得不对理性的原理作批判性的检讨。形成一套新的分析架构，是
相当漫长的过程，包括了：（1）提出一套对制度的观点，能够解释何以制度所导致的
结果，不能在长期内产生经济成长；（2）发展出一个政治经济的模型，借此来解释制
度的基本来源。最后，经济学者还必需掌握，为何人们会形成能影响其选择的意识型态
与观念。
    经济组织的成本
    科斯对演化中的架构提出了一项关键性的连结点．在《厂商的本质》一文中，科斯
让我们思考经济组织的成本。不过科斯所关切的是决定厂商生存的交易成本，而我所关
切的是关系到经济整体表现的交易成本。史蒂格勒曾经对我提到，他认为在历史的发展
过程中，经济组织效率的重要性，可以和技术变动等量齐观，我也深有同感。交易成本
提供给我审视经济组织成本的切入点。科斯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社会成本问题》，该
文将新古典理论和制度面的分析连结起来。这篇论文所传达的理念是，当交易成本大于
零时，制度会塑造市场结构，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很幸运地，我在华盛顿大学的诸多同事中，有几位在很早期就认真地研读过科斯的
著作。张五常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机分校艾智仁的学生，他在芝加哥大学作博士后研
究时认识了科斯，之后他来到西雅图。张五常在交易成本理论上有一些重要的贡献——
特别是他强调，量度财贷、劳务或代理商绩效的多元面向时，所耗费的测量成本乃是交
易成本的重要来源（因为不完全的测量将会导致财产权界定不完整）。巴塞尔（Yoram
Barzel）在张五常离开华盛顿大学前往香港大学后，继续他所留下的工作。我从他们两
位身上学到许多，我的下一本书也明显受到他们的影响。
    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Structure and Chanse in Economic
History）一书中，我放弃了制度是有效率的这项假设，并试着解释为何“无效率”的
统治会产生甚至长久存在。我开始探讨历史上不同形态的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同时也
研究意识形态的改变如何影响政治及经济的决策。在理论介绍的章节之后，我以八章的
篇幅，对经济史重新诠释，时间自公元前八千年农业起源时代横跨到20世纪。
    由于我们对政治过程的认识仍有欠缺之处，因此我一直在找寻志趣相投者来共同发
展政治-经济模型。列维（Margaret Levi）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者，她和我规划了一
项政治经济的研究方案，但其他同仁对此却是兴趣缺乏。为此，我决定离开任教达三十
三年之久的华盛顿大学，而在1983年转到圣路易（St．Louis）的华盛顿大学
（Washington University）。这里有一批精力充沛的年轻政治学者及经济学者，希望
能发展出新的政治经济模型。这次的转变后来经证实是明智之举。我在该校创立了政治
经济研究中心（Center in Political Economy），持续进行具有高度创造力的研究。

舒晴曼妙

政府的角色
    政治学在理论上的核心难题，反映在公共选择理论所衍生的多元而相互冲突的观点。
新公共选择领域有三部经典：布坎南与杜洛克合著的《同意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欧尔森（Mancur Olson）的《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以及唐斯（Anthony Downs）的《民主的经济理论》（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政府组织真如布坎南及公共选择的弗吉尼亚学派
（Virginia School）所主张的那样，是一头必须加以控制的巨兽吗？依他们的观点，
国家好似一台庞大的窃盗机器。但是我曾提出的财产权的论点，却认为政府能创造安全
而富生产力的财产权，成为经济成长的关键。显然我的观点和前述视政府为罪恶的看法
是南辕北辙。这个问题其实一点都不新鲜。由麦迪生（Madison）、汉弥尔敦
（Hamilton）及杰伊（Jay）合写的《联邦主义者论文》（The Federalist Papers），
对这方面的问题有极精彩的说明。事实上，有了国家，你不能作什么，但是没有国家，
你也不能作什么。从更深层的分析来看，阿罗的不可能理论，对加总个别选择的整个过
程都有其价值。事实上，面对拥有多元价值与偏好的个人，把他们的选择加总起来，并
无法得到集体化的理性选择。
    这些议题都有待解决，因此也引发政治面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表现的基本问题。在
《结构与变革》中，我提出了一套有关国家的新古典理论，以分析如下的课题；既然有
效率的财产权制度可以提升总合所得而增加统治收入，为何仍有统治者要制造出无效率
的财产权制度呢？事实上，这些无效率统治的源头，不外乎出自竞争限制（统治地位被
竞争对手取代的威胁）以及交易成本限制（有效率的统治可能会耗费过高的征税成本，
反导致统治者的收入减少）。
    政治市场缺乏效率
    在《政治的交易成本理论》（“A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of Politics”，Th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1991）一文中，我提出一套较为一般化的模型，
来说明何以政治市场在先天就比经济市场缺乏效率；文中我也运用个人以前发展出来的
基本交易成本架构来探讨经济市场。
    交易成本包括测量成本与执行合约成本。在经济市场中，有客观的标准可供衡量交
易的财货与劳务的物理诗性（如大小、重量、颜色等等）；至于合约的执行方面，则有
赖司法制度的力量。竞争固然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利器，但经济市场中仍免不了极高的交
易成本。然而相比之下，政治市场更具有无效率的倾向。在政治市场中，候选人以政见
来交换选票；由于每位投票者所占的份量微乎其微，因此投票者想充分了解政见的动机
并不强烈；同时政治市场也不像经济市场有确保合约执行的机制；因此政治市场的竞争
非常不完全。由于政治的议题复杂（再加上投票人缺乏了解政见的动机），导致意识形
态的陈腔滥调充斥。换言之，由于政治市场的结构特性以及政治问题的复杂性，稀释了
市场效率的诱因。
    在整个80年代，我将精力投注于发展一套政治经济的架构，以探索长期的制度面变
化，并在1990年出版了《制度、制度变革与经济表现》（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Performance）一书。在这项研究中，我希望能
发展出制度变迁的理论。我第一步就是将制度从组织中抽离出来。制度是竞赛的规则，
而组织则是参与竞赛者。也就是说，组织是由具有某种目标函数的个人所组成。组织可
以是厂商、产业公会、合作社（以上为经济组织），也包括政党、立法机构、主管单位
（以上为政治组织），或是教会、运动协会、俱乐部（以上为社会组织）。组织以及其
内部的开创者在追求目标达成的过程中（不管目标是厂商获取最大利润，或是政党赢得
选举），可以视为是变革的代理人。由于来自制度架构的诱因，创造了让组织本身得以
生存的机会。经济体系具有稀少及竞争的特性，因此组织是处于生存竞争的情况。竞争
又促使组织设法修正制度性架构，以改善本身的竞争地位。竞争的强弱，将会决定制度
变革的速率，而变革的方向，则会反映参与者的认知——他们解释外在环境的心智模式。
    我利用这套架构来把荷兰与英国的发展经验与西班牙作对照分析。前两国的政府演
化，催生了构筑现代经济成长的财产权；至于西班牙则是受到政治的拖累，使经济发展
停滞不前。
    切入主观认知的因素
    在这本书中，我开始认真思索“理性”的基本假定。显然地，对人们为何作出既有
的选择，应该提出解释；也应该了解为什么共产主义或回教基本教义派这类的意识形态，
能够长期主宰人们的选择与指引经济的运行。然而，唯有深入挖掘认知科学的范畴，理
解心灵学习与决策的方式，才能掌握意识形态的内涵。1990年以后，我的研究主要是转
到这方面的议题上。
    西蒙率先倡言，社会科学研究者亦应探索人类对真实世界的主观认知。他也主张，
假如决策者本身的知识与计算能力都严重不足时，那么真实世界的状况和决策者的认知
之间必然会有差距，这是我们在了解他们决策时必须理清的。此外，对于主观看法的形
成，也必须了解其推论过程。不过西蒙所偏重的是有局限性的理性——决策者计算能力
的限制；而我所关切的是意识形态，偏重行为者所能掌握的资讯以及决策作成之后，所
接受到不完整的回馈。
    对人类如何发展自己解读与说明周围世界的心智建构，最佳方式是了解人类的学习
过程。但是，学习并不只是个人一生经验的产物，也涵盖文化中由过去世代累积的经验。
按照哈耶克的说法，集体学习（collective learning）中内含的经验都经过漫长时间
的考验，而具体地呈现于我们的语言、制度、技术及行事方法上。由过去经验而累积的
知识存量，将深植到我们的学习之中，形成影响我们行事作为重要根源——过去的经验，
对现在及未来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学习是逐步累加的过程，但在过程中要透过该
社会的文化加以过滤，以决定主观的价值。不过，一个社会过去经验的累积，未必能有
助于解决新的问题。学习的过程可以说是取决于：（1）一个既定的信念系统如何过滤
各种经验所产生的资讯；（2）个人与社会在不同时间所面对的不同经验。
    这种强调认知科学／制度面的研究取向，可望协助我理解过去经济的历史以及当前
各种经济的分歧表现。由现代生产经济衍生的非个人化市场，并不会自动形成低交易成
本的条件。赛局理论探讨的正是这项课题。在赛局中我们所以愿意与别人合作，必须是
赛局会反复进行，我们对于对手过去表现也能完全掌握，而且参与的只有少数人——换
言之，是能进行个人化交易的小规模社会。至于难以形成持久合作关系，则是因为赛局
并不重复进行（或有一场最后赛局时），缺乏对手的资讯，而且参与人数众多——简言
之，这也正是现代化生产经济中非个人化交易盛行而相互依存的世界。因此要改善经济
表现，最重要的课题是营造能改变成本效益比（benefit－cost ratios）的制度，以鼓
励大家采行合作的方式，因为经济表现有赖于创造有效、也就是具生产性的经济及政治
制度。由于政治市场先天上缺乏效率，而政治制度又在经济表现上扮演关键的角色，因
此长期以来经济表现并不能尽如人意，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还有一段长路要走，不过我相信，如果要在社会科学上更进一步，必须了解一
些不容回避的根本问题：人们如何从事选择．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理性的假设才是有用
的工具；在不确定或模糊的情况下，个人如何选择等等。
    充实的人生
    我于1972年第二度结婚，对象是依莉莎白·凯斯（Elisabeth Case）；她自此一直
扮演了妻子、伴侣、评论者以及编辑的角色，也可以说是我所研究各项专案计划的合作
伙伴。由于身兼评论者与编辑，她在我个人发展为经济学家的演化过程中，扮演了非常
重要的角色。她把我平淡的字句，转变成漂亮的文章，更重要的是，她有正确的直觉，
能点出我考虑不够周全的部分，并促使我面对模糊与混淆之处，重新理清自己的思路。
    如果前面的内容让各位认为我把全部生命都耗在学术研究上，那是我交待不够清楚。
其实我是在丰富多彩的生活之中，进行着演化为经济学家的过程。不错，经济研究一直
是我生命中的重心，但其他各式各样的活动也掺杂其中，丰富了我的人生。我始终没有
忘情于摄影；也一直与一位至友同享垂钓与打猎之乐；我也有两所农场，一所在加利福
尼亚州北部，后来又在华盛顿州买了一所。我也学会驾驶飞机，在60年代，还有属于自
己的飞机。佳肴美酒也一直是我的嗜好。此外，音乐也持续在我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
部分。
    目前内人和我在夏季时住在密西根北部，这里是适合从事研究的环境，过去的十五
年来，我大部分的工作都在此完成。整个早上是我研究的时间，下午则溜狗、打网球或
游泳，到了晚上，由于住处距因持洛肯音乐营（Interlochen Music Camp）只有16英里，
我们每周会去听两、三个晚上的音乐。这里真是能兼顾学术研究与休闲的绝佳地点，让
我得以充分体验丰富的人生。

舒晴曼妙

谢辞
  
    伯烈特
    这本书的完成，无疑地需要许多人的合作。首先要感谢的，当然是三一大学的校长
卡尔加德，他不但提供相当充裕的经费来赞助这项活动，而且从系列演讲的构思才刚形
成的阶段，他就鼓励有加。校长伉俪在校园旁的公馆所举办的晚宴，也为每一次演讲揭
开了完美的序幕。
    这次的版本得以付样，像前两次一样，要感谢三一大学经济学系同仁所付出的热诚
与合作。在此也要再度以诚挚的心情，来表达对我的秘书米勒（Rita Miller）小姐的
谢忱，感谢她协助我把或大或小的困难一一克服，完成这件任务。
    最后，我也要向这些荣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致谢。他们不但接受挑战，把自己学
术上的主要成就，让一般未受过经济学训练的听众了解，而且在架构上采用了高难度的
自传文体。他们精辟的见解，使我对大师的生平经历与其创造力的关联，有了更深入的
感受以及更广泛的了解。对于这些贡献，还有他们对这项专案计划自始至终所付出的耐
心与合作，我深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