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顾炎武的救亡思想（外多篇）

嘉林

顾炎武的救亡思想

苦丁　国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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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申（1644）之变，顾炎武闻讯后作《大行哀诗》，对于崇祯帝之死深表哀痛。清兵入关，明凤阳总督马士英等在南京迎立福王朱由崧，建立第一个南明政权。顾炎武受昆山县令杨永言的推荐，被福王政权授予兵部司务的职务。清兵攻陷南京后，顾炎武与归庄、吴其沆等在苏州、昆山参加了可歌可泣的抗清斗争。昆山城陷，死难者四万余人，顾炎武的生母何氏被清兵砍去右臂，两个弟弟遭杀害，好友吴其沆也被捕蒙难。顾炎武奉嗣母王氏避兵于常熟，王氏闻城陷，绝食十五天死节，临终时给顾炎武留下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亭林余集·先妣王硕人行状》，见《诗文集》第165页。）国恨家仇，嗣母遗言，使顾炎武终生保持了不与清廷合作的态度。
　　明朝灭亡，八旗铁蹄南下，亡国之痛，败家之仇，使顾炎武的思想不能不产生强烈的震动。顾炎武同当时许多进步的思想家一样，在经历了晚明鼎革之后，痛定思痛，开始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痼疾和明朝灭亡的原因进行反省。
　　顾炎武认为，明朝灭亡，一是亡于学术，而是亡于道德沦丧。亡于学术，是指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学风造成了“经生之寡术”，道德沦丧是指“士大夫之无耻”，投降异族，反颜仕仇。

一、亡于学术

　　他说：“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亭林文集》卷3《与施愚山书》，见《诗文集》第58页。）
　　顾炎武指出，“近世喜言心学”者，“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日知录》卷十八《心学》），“心学”二字连用，在孔孟那里是找不到的。心学本身一变为“老庄”，再变为禅学，顾炎武认为这大大违背了传统儒学的宗旨。不仅心学流于禅释，程朱后学也有此弊。“濂洛言道学，后来者借以谈禅，则其害深矣”（《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今之《语录》几于充栋矣，而淫于禅学者实多，然其说盖出于程门”（《亭林文集》卷六《下学指南序》）。
　　他指出，宋明理学“空谈心性”造成了严重恶果。他说：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所以心学泛滥是亡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同时代的思想家颜元也是批判程朱理学空谈误国最猛烈的思想家。他指出，传统教育一个最突出的弊病就是脱离实际，把读书求学误以为是训诂，或是清谈，或是佛老，而程朱理学更是兼而有之，故其脱离实际更为严重。传统教育培养出的人既不能担荷圣道，又不能济世救民。所以他认为，这种教育“中于心则害心，中于身则害身，中于家国则害家国”。他指出：“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这表示了他对传统教育，尤其是程朱理学教育严重脱离实际的深恶痛绝。

二、道德沦丧

　　道德沦丧是亡国的另一重要原因。顾炎武在《廉耻》一文中指出：
　　“《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
　　为此他提出“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两大救亡思想。他指出：“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虽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区区之见，私诸同志，而求起予。”
　　所谓“博学于文”，就是要研究社会历史和现状，“习六艺之文，考百王之典，综当世之务”，（任本31），明道救世，经世致用，抛弃宋明言心言性的空虚之学。所谓“明道救世”，“经世致用”，就是拯救民族危亡。
　　“行己有耻”，是强调做人讲廉耻。“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
　　什么叫“耻”？他指出：“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裔（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盖权衡于大小之间，而以天下为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犹不敌华裔（夷）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

　　因此他认为，民族大义高于一切。那些投降滿清贵族的人是“改形换骨，学为不似之人”，是软骨头，是出卖民族的败类，是“阉然媚於世者”，是最无耻之人。他号召没一个国人讲廉耻，讲民族气节，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责任。他指出：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日：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就是所谓的败义伤教，即伦理道德的沦丧。而在礼、义、廉、耻四者之中，“耻尤为要”。而最无耻的就是“被服儒雅，行若狗彘”、背叛民族立场、出卖民族利益的败类。他把士大夫之变节行为，称为“国耻”。
　　因此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说民族兴亡，匹夫有责。他号召没一个国人，都要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责任，不要卑躬屈膝当亡国奴。
　　顾炎武一生躬行实践了自己的主张，集道德文章于一身，给后人树立了楷模。
　　自顺治八年至金陵初次拜谒明太祖的孝陵后，他先后十次在钟山脚下跪拜明代开国皇帝的陵寝，在北方拜谒十三陵，特别是明代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的思陵。他用这种行为方式，坚定并磨砺自己的反清复明的意志。
　　他牢记母亲的临终遗言，拒绝征召，也不接受康熙的招抚去参修明史。康熙时大学士熊赐履主明史馆，荐修《明史》，以死辞之。***廷特开博学鸿词科，以怀柔政策安抚明朝遗贤，当道有人欲以为荐，顾炎武致书云：“先妣未嫁过门，养姑抱嗣，为吴中第一奇节，蒙朝廷旌表。国亡绝粒，以女子而蹈首阳之烈，临终遗命，有毋仕异代之言，载于志状，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出矣。”又云：“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大节不亏，正气凛然，永远拒绝这个异族政权。
　　他以松柏精神自况。他说“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众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
　　康熙十九年（1680年），顾炎武原配王硕人于昆山病故。自顾炎武离开家乡，在外面飘零二十多年，从来没有再回过昆山，自然再也没有见过妻子。他吩咐仆人买来香烛等祭品，遥祭妻子。他恭恭敬敬地拜了几拜后，慨叹时事，回忆往昔，终于痛哭失声，颇见真情。山河碎，鸳鸯分，多少人不幸？想必在他心底深处，也有对妻子的一丝愧疚吧，因为他在家与国中，坚定地选择了国。
　　“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这是顾炎武悼念妻子的诗。大意是：妻子逝世在遥远的江南小镇，送妻子入土为安的仅有六岁的侄孙。你如果在黄泉遇到年迈的父母，请秉告二老吧，明朝的遗民还有我这个人——沉郁苍凉，蕴含着感人的悲壮。这一年顾炎武已经六十八岁了。
　　他用《精卫》一诗来表达自己矢志不移的救亡复国抱负和决心：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
　　顾炎武作为一个江南文人，竟然留寓北方达二十多年，游历北方大地，结交豪杰，终生不忘恢复。其民族气节一直以来激励很多志士仁人。他的政治思想，特别是他的民族性，对于后来的晚清的资产阶级革命有引导性作用。资产阶级革命家章炳麟在反对滿清政府的时候，特意自署名章绛，同顾炎武初名，可见顾炎武思想的影响力之深远。

　　顾炎武是一座民族主义的丰碑。

嘉林

顾炎武所谓的“亡于学术”和“道德沦丧”，嘉林有如下理解和感想——
一
      阳明心学导致思想解放、人性独立意识的过度发展，一切道德、权威，包括孔子都被世人质疑、批判甚至辱骂，整个晚明社会思想极其混乱。人性本自私、纵欲等思想大行其道。包括过度发展的商业活动（相对于萎缩的农业生产），大量商人阶层士人、官僚阶层生活奢侈、思想糜烂，相互勾结压榨底层人民。频繁的兵变和民变，俱因无饷、无粮。崇祯帝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军事危机却不敢调令军队入关卫京（害怕士兵因无饷而***），待到生死存亡关头不得不召集募捐时臣下官僚和商人们个个一毛不拔，待至李自成进京却搜出七千万两白银，鲜明地说明了这个严重的问题。
      然而，中华文明的这一发展过程却是正常的，因为明末已有文人开始反思和纠正这一系列思想放纵，王夫之、顾炎武等都对当时的混乱思想作了深刻的批判，如认为李贽是华夏沦亡之罪魁祸首，等等。那是中华文明最脆弱之阶段，无此便无法重新新的稳定的思想道德风气。
      这样的一个阶段，是整个中华文明最脆弱的阶段，犹如新生之婴孩，尽管存在着必然的先进性，仍无法抵抗野兽的攻击。故而尽管中国人民生死抵抗，还是未能避免野蛮的游牧民族的入侵和统治。我们除了要感叹中国历史命运之多舛、严厉批判蒙元满清外，也要反思中华文明内部自身存在的问题。
二
      “道德沦丧”除上述自私之思想，更有华夷之辨的被漠视和抛弃。明末最先进的火器部队，徐光启为之全倾付大量心血期望培养训练成近现代化的最精锐的部队，竟也携带大量火器投降后金，并在其后的满清入关一系列战争中为屠杀中国人民尽力献功。大量汉奸、无耻文人甘当异族走狗，残害同胞，毒毁中国。
      华夷之辨的重要内容之一即为保卫民族同胞，保卫文明与先进，抵抗异族入侵、抵抗野蛮与落后。嘉林认为华夷之辨实为文化民族主义，但无论那时中国的华夷之辨以何为重，只要未被漠视或抛弃，但照样要奋起抵抗入侵，充分鄙视并抵抗一切出卖和践踏华夏利益的人和事。华夏沦亡关乎华夷之辨思想的，并非因为华夷之辨的内容为何而因华夷之辨的被漠视和抛弃。以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导致时人的不抵抗为反驳“华夷之辨实为文化民族主义”是行不通的。
三
      当今中国，屠杀和野蛮被捧成正统、英雄和圣贤，民族正气和民族英雄则被大肆诋毁，整个文史学界中的一些所谓精英专家学者们的思想观点也是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并肆意误导、诱骗人民，企图歪曲和阉割社会正气。有些人推崇无原则地西化，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远未得到匡正和复兴，礼失存于野，倒是日韩相当好地保存了华夏文化。一些部门机构宣扬和实施的所谓“国学”“祭孔”等，实际上并没有批判满清，没有将满清文化从他们认为的传统文化中分割开来。他们不认为，明代心学思想才是中华古代文化的最高峰。
      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中国已经存在一个力量巨大的官僚买办汉奸集团，无耻地勾结外国资本精英，通过所谓与世界接轨的过度开放和私有化，民主、自由与人权的所谓“普世价值”，对中央要求民主、自由和人权（使政令难出中南海），对百姓则尽行坑骗、剥削和欺诈，以外资为尊、以国企和民营私企为贱，造成大量工商业领域被外资占据关键位置，并致每年以万亿计的国家和人民资产外流，人口占多数的底层人民生存状况愈来愈差，从以千万计的女性迫于生计不得不从事或从事过“性服务”即可见一斑，而部分为富不仁的资本家们通过疯狂压高房价等恶劣行径加大对普通百姓和底层人民的剥削和压榨。黑砖窑、频繁矿难等，包括去年地震中身价过百亿的地产商王石限制其员工捐款的言论不自觉地已经将这些资本家的无耻自私和“资本”的邪恶彰显无疑。
      如粮食危机，二十年后谁来种地？还有人宣扬土地私有化（即允许买卖）和粮食的商业自由化，这只能导致大量农田被改作它用，国外尤其是美国的廉价粮食冲击中国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最终无人种粮，美国再提高粮价，甚至利用转基因食品操控全体中国人……所有这些，都不是危言耸听。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又是一个可能导致农业萎缩、商业过度发达，而人民生活日益困苦，官僚、文人、精英思想自私，以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为荣的时代！
      今天的中国，与明末何其相似！！
      中国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嘉林

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在于自由主义的泛滥[1]

一道闪电

    对明朝灭亡的总结，不同的立场就有不同的总结，自由派认为是“专制压迫”。可实际上他们的总结总是充满了偏见，出于私心他们进行的是逆向总结。公正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不能不说根本原因在于“自由主义的泛滥”。
    人们一直以为“自由主义”是舶来品，实际上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老庄学说以及无政府主义都是其来源。到明末时期，自由主义思潮表现得尤其明显，直接导致了华夏沦亡。
    具体而言，其表现为政治权威的丧失，意识形态的动摇，情色文化的泛滥，伦理道德的瓦解。这一切和现在自由派所主张的所从事的，和当代社会出现的大量不健康现象完全一致。
    一、政治权威的丧失
    其一：党争泛滥，言官误事。
    自崇祯十一年起，到明朝覆灭还有六年时间。身为一国之君，唯一一件让崇祯自己做得了主的事，就是选择在煤山自尽。确切地说，那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崇祯错过了种种机会：年初李自成军队在山西，朝中大臣有人建议朝廷迁往南京，崇祯怕担“偏安”罪名，“讳言南迁”；后来有人建议，改送太子去南京，但“一经言官反对，便不许再有南迁之议，遂使一盘活棋变成死棋”。
    李自成刚过大同，离居庸关尚远，天津巡抚冯元彪“具密疏”请崇祯乘海船南下，他率一千精兵到通州“迎驾”，果真如此，崇祯也“必不会身殉社稷”，并有可能从天津转道南京。李自成进北京五天前，崇祯还有机会，但“朝廷上下壅塞之祸，从来没人敢说”，冯元彪的密疏终成画饼，崇祯必死无疑。
    在朝廷上是党同伐异，党争不断。祖宗家法，皇亲国戚，满朝文武，无一不像绳索紧缚着崇祯。朝廷每道政令都出自崇祯，但每一道又都是这位“真命天子”多方妥协和无奈的结果。发表意见的多，承担责任的少。崇祯责备他们“不顾国家急难，不思君父忧劳，徒事口舌之争以博取敢谏之名”，但这些大儒和他们的门生根本听不进其中的一点道理，只知道一个接一个地挺身而出，好像当代媒体组织的辩论大赛。
    其二：政令不出朝廷。
    在明末崇祯时期，就已经出现武将拥兵自重不受文臣节制的现象，他们和贼同掳掠，拥兵自重，李自成进京，崇祯封他们公候仍然不肯发一矢入援。
    到了南明更是混乱，大敌当前，党争不断，四个小朝廷互相拆台。为了个人的私利不能做出一点点妥协，怎么可能一致对外呢？
    二、享乐主义，情色文化的泛滥
    不论从王公贵族、儒生士大夫到平民百姓，都处于纵情声色之中。明末是古代中国艳情小说的高峰，《金瓶梅》、《三言》、《二拍》、《肉蒲团》等等，说的和做的一样多。李贽声称“成佛征圣，惟在明心，本心若明，每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也。”这正迎合了明末自由主义思潮的放荡趋势。声色犬马，怎能打仗？怎能救国？
    三、伦理道德的崩溃
    “痛苦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这是讽刺吴三桂置国家大义于不顾，结怨于儿女私情而引狼入室。明末小人儒现象特别突出，明代的小儒——古代的自由派到满清时代，转眼又变成了奴才，这些人和满清有杀父之仇的，有夺妻之恨的，儒家教义“杀父之仇，九世可报”，但是明末这些汉奸却賟颜事仇，为虎作伥。岂只非儒生，连一点人格都不要了。从高唱人权自由，个性解放到转眼成为奴才，这一过程奇怪吗？一点都不怪，而且古今通用，余杰、焦国标、马立诚等人不就是这样吗？私心、私欲之下，软弱、屈服、为虎作伥才是自由主义者的实质。
    四、意识形态的解构
    以个人自由，自然权力为意识形态基础导致了利己主义成为时尚。顾炎武和王夫之认为何心隐、李贽等人的学说，虽然揭露了伪道学，又整体瓦解了儒家道德体系和价值系统。又提不出建设目标，造成小人儒明目张胆的将放纵合理化，物欲横流，情色文化泛滥，士不知耻，言不及义。利己主义再不用伪装，无所顾忌地登堂入室。伪君子干脆抛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成了真小人。
    批孔、批儒，各种思潮层出不穷。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好事，但是也要看在什么阶段。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这时就不是百家争鸣的时候。春秋战国，唯有秦国实现统一，唯有秦国思想最统一，独尊法家，罢黜百家。全民高度一致，一心耕战，秦的统一不正说明问题吗？
    晚明的进步人士尤其对李贽恨之入骨，被称为是西学三柱石的冯应京甚至将李贽埋骨之塔焚毁，东林党领袖顾宪成谴责李贽“是人之非、非人之是”，至令天下“学术涂炭”。明代大儒王夫之等遗民遭亡国之恨后，痛骂李贽祸国之深，认为他们是华夏沦亡的罪魁祸首。
    五、极端利己主义的蔓延
    自由主义发展的结果就是极端利己主义蔓延。纵然是皇亲国戚对国家安危竟然也全然不管，崇祯向皇亲借钱，因一家有难，八方牵连。所以那些在京城的公、侯、伯世爵对抗旨不捐的皇亲戚畹都表示同情，暗中支持，希望武清侯府用各种办法硬抗到底。他们找亲戚向周皇后、田妃行贿，行贿的银子花得如流水一般，就是不借皇帝一文钱。后来李国瑞的家人买通皇五子（田妃所生，崇祯最喜欢的小儿子）的奶妈和宫女，装神弄鬼，把皇子吓死。皇帝见借助戚畹这条路实在走不通，也只好不了了之。
    大敌当前之时，曾经同南明奸臣阮大诚做抗争的复社领袖明末四公子却放弃责任，冒辟疆则带着一队妖娆逃命而去，侯朝宗则降清当了汉奸。在安全不受威胁之下他们总是鼓舞人心，慷慨激昂，而一旦遇到危险他们跑的比兔子还快。“以天下为己任”对自由主义者而言本是奢谈，更不用说拿生命作代价。
    明末清初，顾亭林引用这两句话批评明末的社会风气，他说南方的知识分子“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北方的知识分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士大夫放弃了国家栋梁的责任，故而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明末新闻舆论透明和自由化，毫无国家利益可言，陈新甲被斩就是因为同鞑 子议和消息被传开后引起的群情激愤。陈新甲既死，明朝丧失最后一次议和的机会。
    社会进步发展、文化学术繁荣总伴随有自由主义，但政权组织要想强力，却不在于科技文明先进与否，而在于同自由主义绝缘。富勒曾经对普法战争法国惨败做过总结，一条很重要的经验是：一个领导软弱的民主政体是完全不适于指导战争的。内阁每天都陷入无休止的争论，民众激情和冲动迫使军队在没有准备好的前提下进攻，不敢根据战场实际做必要的后退。所以他的结论是：一旦爆发战争，就应该转入战时责任内阁，实行先军政治。大敌当前，意志要统一，权力要归一，明末崇祯政权、南明政权亡就在于此。
    不要被自由派用来包装的现代词语所蒙蔽，明末自由主义思潮泛滥的恶果同当代自由派的主张桩桩件件都能对应的上，其后果也一样，正确总结明亡历史教训，深入揭批自由主义的危害迫在眉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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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需要注意：恩格斯说“在我们能够为某一件事做什么以前，我们必须首先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事，利己的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抛开可能上的物质愿望不管，我们也是从利己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者的。”真正、彻底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统一。杜车别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彻底的自由主义和利已主义。显然，此文“自由”“自由派”“自由主义”等概念，包括前言中的“自由化”，仍是传统意义上或狭隘的概念。提请读者注意。相关论述，详见杜车别《自由论》、《从自私问题出发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学基础的谬误和共产主义的合理》和《计划经济是唯一出路——生产积极性变革理论与实现社会主义的构想》等文。——嘉林注

嘉林

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相关摘录：
    一般说来，史料写到这段，总是奋笔疾书，痛斥万历昏庸腐朽，政府实效，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而在我看来，持这种看法的，不是装蒜，就是无知。
    因为事实绝非如此。万历年间，恰恰是明代经济最发达的时期，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正是兴盛于此。
    而老百姓的生活，那真是滋润，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明初的时候，出去逛要村里开介绍信，未经许可乱转，抓住就是充军。万历年间，别说介绍信，连户口（黄册）都不要了，你要有本事，跑到美国都没人管你。
    至于日常活动，那就更不用说了，许多地方衙门里压根就没官，也没人收苛捐杂税，贪污受贿，许多农民涌入城市打工，成为明代的农民工。
    这帮人也很自由，今天给你干几天，明天给他干几天，雇主大都是江浙一带的老板，虽说也有些不厚道的老板拖欠民工工资，但大体而言，还算是守规矩。
    久而久之，城市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市民，明代著名的市民文化由此而起，而最受广大市民欢迎的文化读物，就是《金瓶梅》、三言等等。
    按照现在的说法，这些书籍大都含有封建糟粕，应该限制传播，至少也要写个此处划掉多少字之类的说明，但当时连政府都没人管，哪有人理这个，什么足本善本满天飘，肆无忌惮。
    穿衣服也没谱，朱元璋那时候，衣服的材料、颜色，都要按身份定，身份不到就不能穿，穿了就要打屁股，现在是没人管了，想穿什么穿什么，还逐渐出现了性别混装，也就是男人穿女装，涂脂抹粉，搞女性化（不是太监），公然招摇过市，还大受欢迎。
    穿女装还好，而更耸人听闻的是，经常有些人（不是个把），什么都没穿，光着身子在市面上走来走去，即所谓裸奔。刚奔的时候还有人喊，奔久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至于思想，那更是没法说，由于王守仁的心学大量传播，特别是最为激进的泰州学派，狂得没边，什么孔子孟子，三纲五常，那都是“放屁”、“假道学”，总而言之，打倒一切权威，藐视一切准则。
    封建礼教也彻底废了，性解放潮流席卷全国，按照“二拍”的说法，女人离异再嫁，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青楼妓院如雨后春笋，艳情小说极其流行，涌现了许多优秀作者和忠实读者群。[1]今天流传下来的所谓明代艳情文学，大都是那时的产物。
    说到这个份上，我也无话可说了。自然经济，这是纯粹的自然经济。
    万历年间的真相大抵如此，一个“政治纷乱，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生机勃勃的世界”。
[1] 关于女人离异再嫁，青楼妓院如雨后春笋，甚至男人娶得**也不为耻不被耻，其实宋代已是如此。那么所谓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之“人欲”是否为人的一切欲望就值得怀疑了。嘉林认为，此处“人欲”实指贪欲、纵欲、邪欲，而非一切人性要求。

嘉林

了解真实的程朱理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孔孟之道，曾经被全盘否定和打倒，但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和思想等方面的发展，以及自由的盛行，人们已经开始正面认识传统儒家学说，如所谓“国学”热，各地读经活动的举办，甚至很多地方开办了私塾或书院，招收儿童、少年和年经人学习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和传统文化。王文元先生将儒家文化概括为：[1]
    求美，求善，求仁义；忧国，忧民，忧天下；重文，重礼，重气节；畏天，畏地，畏天命。
    但很多人仍然对程朱理学存在误解，对陆王心学的了解则更少。此小节内容是初步认识人们对程朱理学的明显误解。例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宋代程颐说：“大夫以上无再娶礼。凡人为夫妇时，岂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约？只约终身夫妇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盖缘奉公姑，或主内事尔。如大夫以上，至诸侯天子，自有嫔妃可以供祀礼，所以不许再娶也。”
    对程颐而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针对士大夫阶层男女双方的理想要求。程颐并未要求现实中广大普通妇女守节、普通男子不再娶，没有完全反对妇女再嫁，所以程颐称其父操持外甥女再嫁之事是“慈于抚幼”，还赞扬帮助妇女再嫁的行为。徐继畬说：“夫礼制因时而变，风议因时而发，宋承五季之后，世风靡靡，夫妇一伦轻亵已甚，故伊川立此严峻之防，使士大夫有所矜式，非为愚夫愚妇言也。”宋代人对妇女改嫁态度并不太严厉，再嫁女、失身女、**都可被赞为贞烈之女。[2]宋代士与妓相爱并结成夫妻的现象很普遍。“婚姻不求门阀”是宋人对婚姻的广泛态度。“士庶婚姻寝成风俗”是宋代婚姻的一个普遍现象。[3]
    以下摘录杜车别《严厉批判满清统治之必要性及民族理论问题之综合论述》中的相关论述。
    程朱理学归根结底不过是认为世间万事万物的存在变化都有自身的道理都遵循着一定的理。理也就是事物的规律和联系，所以理学把理上升到世界本原的哲学高度，认为人应该揭示每一种事物的理，认识这些理，遵循这些理。应该说理学是儒学的系统化哲学化的结果，它本身就是一个民族文明升华、理性高度发达后才能有的产物，是星火意识上升为燎原意识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一些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的言论，对理学有一具体的认识。程颐说“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
    再如朱熹对“致知格物”的解释：他说所谓“致”就是“推极”，也就是推广应用到最大限度，所谓知，就是“识”，应该就是知识的意思，所谓“致知”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推及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的意思是“至”，“物”，则就是“事”，整个联系起来就应该是推广应用自己已经掌握的知识，尽最大限度去认识了解事物变化的道理。
    朱熹等人把“理”上升到世界本源的高度，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了。”
    张载说：“万物皆有理，若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此外“他还强调理的客观性，说‘理不在人皆在物’，认为理是客观地存在于事物中，并不是由人的意志所决定的。他还提出，穷理是一个逐步的过程，‘穷理亦当有渐，见物多，穷理多，从此就约，尽人之性，尽物之性’。”
    程颢说：“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程氏遗书卷十一）
    ……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对朱熹非常推崇，他说“朱熹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综合思想家’”。他认为程朱理学本质上和辨证唯物主义没有区别。李约瑟还说程朱理学“反映了近代科学的立足点”，“和近代科学上所用的某些概念并无不同”。他还明确地说：“理学的世界观和自然科学的观点极其一致，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疑问的。……宋代理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
    再说程朱理学在社会伦理内的观点，就拿一直以来最受人诟病的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来说吧，揆情度理，发根究源，其并非是禁欲主义，而只是说把人的欲望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存天理，灭人欲”，问题不是如何解释“灭”字，而是如何解释“人欲”。在程朱理学中，人欲是有特定含义的概念，与人欲对应的概念是人心。“‘人心’泛指一切欲望，‘私欲’则专指过分追求利欲，违背道德原则的欲念，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并不是去除一切‘人心’一切感性欲望，而是以道德意识克服违背道德原则过分追求利欲的意识。”[4]
    ……因为理学家的主张实质不过是把人的欲望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而不可让其过度放纵。如果以此指责理学，那就相当荒谬了，难道在现代，我们就鼓吹放纵人的欲望？难道在西方国家，官方宣扬的道德伦理是鼓吹纵欲的，是不约束人的欲望的？只能说胡扯。
    更何况从程朱理学创始人以及明代诸多理学家的言论行为来看，他们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其矛头锋芒主要是指向君主帝王统治者等统治者，而不是指向被统治者。
    为了说明这点，我们不妨列举几个重要代表人物的言行。程颢曾经对宋神宗说“人主当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当为卿戒之。’及论人才，曰：‘陛下奈何轻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
    ……朱熹选编的《近思录》中二程说的话“行一不义，杀一不辜，有所不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这同样是对统治者说的话。
    朱熹自己的一段话能更充分的说明问题。朱熹在写给别人的一封信中说：
    “老兄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於义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则私意分数犹末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藉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惜，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公、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间也。”[5]
    在这段话中，历来被歌颂的英君明主汉高帝唐太宗，在朱熹看来都不过是“假仁藉义以行其私”，笼罩在帝王身上那层神圣高贵的面纱，被朱熹毫不留情面的撕了下来。既然中国历史上最英明最圣贤的君王都不过如此，那么其他皇帝如何就更可想而知了。应该说，朱熹的话已经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君主专制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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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中认为心学的诞生破除了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偏颇，极大地促进了明代的思想解放、人性解放，其作用有点像欧洲的文艺复兴。嘉林认为有失偏颇：心学是对理学的继承与发展，而不是否定与批判。
以上内容针对人们普遍对程朱理学的误解和对明代心学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高峰认识的缺失。另亦可针对今中国之纵欲现况。
[1] 王文元. 儒家文化之精奥.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01期
[2] 东方飞龙. 从宋代笔记对宋朝妇女三嫁的赞美看宋人妇女的贞节观与再嫁舆论
[3] 东方飞龙. 从宋代感人爱情故事看宋代婚姻观念
[4] 杜车别引：陈来. 宋明理学（第二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43页。
[5] 杜车别引：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卷36. 第579页；转自：杨国强. 儒学的衍变和滿清士风. 史林，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