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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卢武铉的妻子和儿子等护送卢武铉的遗体抵达火葬场。 |
中评社北京5月30日电／华夏时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卢武铉的纵身一跳，让韩国全体民众震惊，也令世界各国深思韩国官商共治政经生态之畸形荒谬。而对于受东方文化影响的国家而言，其中意味值得探询。评论文章内容如下：
官商共治是韩国政经生态诸多问题之根结。众所周知，东方国家开展业务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大难题，就是“关系”，即所谓“润滑剂”。这种需要“润滑剂”来维系的“关系”为东方国家所普遍重视。
回顾民主化之后韩国历任总统难逃贪污宿命追寻的历史现象，首先可以发现其根源在于韩国总统权力过大。其次可以看到，由计划经济的模式发展起来的韩国经济发展，各领域经济的发展靠政府的扶持，在这些企业由小转大的过程中，利益集团为了获得政府的扶持，不断地向政界特别是掌握权力的政界人士进行利益输出。长期下来形成了政经不分、官商勾结的畸形政治生态：政治人物需要庞大的政治献金来从事竞选活动，而大企业需要垄断性经营特权来扩大企业规模。
而早期的日本、当今的韩国可能正是官商共治较为严重的国家。这种官商共治所造成的损害，韩国历届总统都难以幸免，而一向以“贫民总统”、反贪腐斗士形象示人的卢武铉竟也牵涉其中，的确让人叹息不已。尽管卢武铉也许能管得了自己不贪腐，却未必能管得了家人不贪腐。甚至在遗书中，卢武铉还在努力自证清白。但卢武铉离去之政治色彩，并无法掩饰其贪渎的本质。然而卢武铉斯人已去，韩国官商共治的弊端，及其并被用以党争工具的乱象能否就此使人正视，或将决定韩国政治民主化未来走向。韩国如果不能解决其政治制度设计和民主土壤所存在的深刻问题，或难避免其民主政治继续堕落。
纵观韩国经济崛起的历程，对大财团的培植始终受到高度重视。现代、大宇、三星等大财团无一不是政府大力培植的结果，而由于这些财团与政党政治千丝万缕的关系，无论在产业政策、金融信贷优惠政策、财税减免政策等方面，政商两界总是利益紧密相关，相互影响。
这种政治格局造成每一位下台的总统都可能遭受继任者的清算，于是韩国经受牢狱之苦的前任元首数目之多旷世罕见。这清晰地表明韩国民主化改革之不彻底，政治制度设计之缺陷严重。韩国退位元首总是很难享有刑事责任豁免权，总是要被问责到底，总是要事后追究，而少有事前预防、事中监督。于是，政党政治与秋后算账纠结在一起，扭曲了国家的政经生态。
卢武铉的纵身一跳，跳出了令其不能自拔的“朴渊次门”，也丈量出韩国的社会成熟度。一方面，从朴正熙时代开始的以经济发展为唯一目标的发展模式在很长时期内为后继者遵从，这在主观上就迟滞了韩国政治、社会、人文制度的更新。而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客观上也迟滞了社会的整体进步。人文的进步表征只是局部而片面地表现在韩国文艺商品的出口上而没有浸润于社会肌理，事实上这仍是一种商业进步的表现。另一方面，在长期的经济唯重思想影响下，韩国企业团体的话语权无限扩大，韩国在事实上形成的官商共治的治理格局愈加沉重。政府、政党的无法中立导致弊案频发成为韩国政治生态的伴生物。虽然自“三金”时代和卢武铉时期起对此已有所警觉，但官商共治已然尾大不掉，甚至主政者也无法摆脱不当金钱沾染。
不过，如若从卢武铉悲剧就得出东亚传统的社会运行机制对民主具有抗生素作用的结论，则不只草率而且不负责任。与其说卢武铉的纵身跳崖坠落进的是韩国式的“民主陷阱”，不如说他的纵身一跳还丈量出了推进社会制度革新时间的紧迫性和艰巨性。经济发展的一骑绝尘，不必然带来社会整体进步的保证。卢武铉以个人的生命悲剧表明了：较为合理和公平的制度设计具有全民共享的好处，无论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大多数，还是处于社会架构的上层。
进一步说，即使社会、政治制度的成熟度达到了更高的水平，也不必然保证权力不被腐噬。这从近期英国“报销门”就可看出。从这个角度说，腐败是重商主义时代全球必然要面对的共同之敌。卢武铉的纵身一跃，只是对这一顽敌的又一次惊心动魄的提醒。
反贪腐被视为世界性难题。东亚国家的政府利用后发优势强力干预经济发展，创造了全球瞩目的经济奇迹。但东亚国家的政治传统有利于官商共治，是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如果要将政经改革推进到更深层次，必然要重塑体制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完善事前预防、事中监督、事后追究的制度完善，东亚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才会真正取得成效。
评：
就现状而言，或以后的历史而言，在亚洲区所谓实行了西方的民主选举政治制度，就可以清除贪污腐败，此等说教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骗局而已。
因为，某此人既要民主夺取政权，就必须要收取别人的金钱来充实夺权经费，没有夺权经费，如何夺权？既然要收取别人夺权经费，贪污腐败就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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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30 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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