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增金巴：留美三载苦乐纪（1）
我是2005年9月初到美国的，有时连自己都不相信三年半的时间就在不经意间一晃而过。回想这几年的 留学历程，各种滋味一起涌上心头，既有太多的苦涩也有着无尽的喜悦。想起2008年5月初在自己参加博士资格考试的过程中发生的一个小插曲时，我就忍俊不禁。当时教授们要求我在10天内完成六篇二十页左右的论文，在拿到题目前就紧张得不得了，按照惯例，题量相当大，在规定的时间内难以完成，而且大部分问题难度都非常高，几乎所有应试的博士生们都无法一次性通过，必须修改一篇以上的论文才能过关。当我拿到题目时，一时傻眼了，其中两道题细读了十多遍都不知其意。实在没法，于是决定从简单的开始。结果在完成两篇论文后，茅塞顿开，突然明白了教授出那两道题的意图。当我在完成其中的一篇时，在释然的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这三年的苦没白吃，所有的艰辛和屈辱似乎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知为何开始放声大笑。当天晚些时候在厨房里遇到隔壁房间的美国女孩，她用疑惑和略带担忧的眼神打量着我，问道“你一切还好吧？”当得到更定的答复后，她继续道“你的笑声让我觉得好恐怖…”我并没给她解释什么，因为那是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的，只说自己在看一部超好笑的喜剧片。回到房间后，想到她的表情和那席话，抑制不住又开始大笑起来。可怜的女孩，她肯定以为我得了精神病。哈哈，写到这里，我又笑开了。不过，同时我也在反问自己为什么会笑得那么夸张呢？我的思绪飘飘，一幕幕的往事浮现在眼前：童年的无忧无虑，学生时的粪土诸侯，做教师时的慷慨激昂，申请出国留学那会儿的激情和忐忑，初到美国时的那些艰辛，房东、室友以及某教授对我的另眼相待，迷茫和苦苦挣扎当中美国友人、国际同学和我最敬爱的教授们伸出的援助之手，博士资格考试论文答辩后想起的掌声…
我七十年代初出生于四川甘孜州丹巴与阿坝州小金两县交界的海拔3000来米的高山上,童年就在那里度过的，在情感上也同时认同于这两方热土。虽然那时的物质条件还比较差，但是童年的记忆中没有留下任何不愉快的感觉，后来家庭发生了一些变故，迁到城小读书，很快又升到中学了，第一堂英语课便被ABCD搞懵了，心想老外真是奇怪，怎么创造这种比鸟语还难懂的语言。当天晚上，我就梦到自己在学校大门旁遇到一个老外，具体长什么样子一点记不得了，我和他叽哩哇啦的说着外语，一副踌躇满志的行头。是不是这个梦对我的未来有着某种启示，不得而知。只是后来我在大学时学了英语专业，毕业后留校教英语，再后来又到被某副总理称为“中国最好的英语系”攻读研究生，而目前又正在美国攻读博士和担任美国和国际学生们的助教。
直到大学毕业留校任教都还没有出国的想法。那时对那些削尖脑袋想出国的‘假洋鬼子’们很是看不起。也没什么具体的原因，可能是我比较保守的缘故吧。虽然家人和朋友都为我能分配到这所省级重点大学而非常高兴，可是我从未喜欢过这所学校和它所在的这座城市。首先是天气，一年到头看不到几次太阳，似乎这里的人和天气差不多，阴阴的，淡淡的，少了很多的真诚和直率。其次，周围的同事们热衷于麻将和小酒，学术氛围太差，钩心斗角倒是挺厉害的，每次想到总有一天我也会像他们这个样子虚度残生时，就浑身上下都感觉到不舒服。于是最后决定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的地方。因为我这头“老黄牛”不会斤斤计较，同时也保质保量地完成上级下达的教学任务，每次教学评估，我都排在学院的榜首，领导们一方面制造一些麻烦想方设法阻止我的离开，另一方面承诺为我争取108平方米的一套住房。但是我去意已定，就通过考研到了北京。当时满以为到了这所著名高校，环境会彻底改变。但是生活给我开了一次玩笑，多数教授忙于搞经济创收，没时间来关心自己的学生。而部分同学自我感觉很好，虽然学识不多，却有着“天下唯我独尊”的派头。但是幸运的是，我在这里遇到了知识最为渊博而且工作也一丝不苟的美国教授Blair先生，与其他教授不同的是，他每篇论文都认真批阅，往往满篇都画满了红线，旁边还有详细的批注和评语，而且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后来又选了几个美国教授的课，他们的工作作风和学术水平和我敬重的Blair教授如出一辙。由此，我产生了很大的好奇，对美国这个国家产生了向往，希望亲自到那边去体验美国高校的学术环境。但是当时并不知道学习什么专业为好，在和中央民大的一著名学者交谈中，我获得了灵感。他说我们不能老是从故纸堆里翻东西，应该对现实的藏族社会有更多的研究。文化人类学便是这样一个忠实记录现代社会变迁和发展的学科。其实在大学毕业后尤其在研究生期间，越来越感到自己对本民族包括嘉绒社会 历史了解得太少太少，由此萌发了从事藏学研究的想法，在接触到Goldstein（戈尔斯坦）等著名人类学家和藏学家的作品后，对他们以现代藏族村落和社区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以及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研究方法颇感兴趣，民大老教授的一席话让我意识到文化人类学是最适合我的专业。于是我便每日在网上查找美国高校及人类学教授的资料，经过一番掂量与筛选，最后决定申请五所名校。那时我对人类学除了一些感性的认识外，基本不了解这个学科体系的建构，仅凭着热情在申请读博，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因知识和心理双方面的准备不足将在美国吃尽苦头。结果运气还比较好，两所学校接受了我，其中一所还给了我全校最高的奖学金。现在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接收了我这样一个毫无专业背景的人，或许自己的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感动了教授们吧。最后我去了那所给了我奖学金的学校。初次见到导师时只觉得他为人谦逊且态度温和，后来才知道他是美国鼎鼎大名的中国通。后来有人非常好奇的问过我“你连导师是谁都没搞清楚，甚至连他的一篇文章都未读过，他那么出名的人类学家为什么就偏偏要了你？”当我们关系变得非常亲近后，我也问过他。他笑笑说：“你是我见过的从中国来的最与众不同的学生，或许因为你是藏族人的缘故吧”。他的话模棱两可，英文中“与众不同” （unique）实际上是对“strange”(奇怪)的委婉说法。不过不管怎样，我觉得能拥有这样一位宽厚仁慈和学识渊博的教授却是我最大的福气。
我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到了美国。我导师的学生Sue（音‘苏’）带着他10个月大的孩子到机场来接我，因她家离机场较远又怕碰到上班时的交通高峰，于是四点过就起床，给孩子穿好衣服后，就带上他直奔机场了。在以后的日子里，Sue又帮了我太多太多，她说自己当年在安多地区做调查时得到那么多朋友的无私帮助，她无论对我有多好，都无法报答他们的恩情。就这样她成了我最为信任的美国朋友。接上我后，Sue就带我到学校报名，程序简单得难以置信，美国的办事效率对初来乍到的我是很大的震撼。然后她又带我到校园里参观，学校很大，很漂亮，没有中国高校那样的围墙，学校和外边的世界浑然一体，校园还被一条宽阔而繁忙的马路从中分隔成了两半。北面的校园旁一条清澈蜿蜒的河流潺潺而过，河面上飘荡着好多的帆船。此外，还看到学校里有几块大草坪，上面躺着或坐着三三两两的学生们，有的在看书，有的在聊天，有的在睡觉，所有的人都在安逸地享受着日光浴。在国内的城市里看惯了诸如“小草青青，脚下留情”此类的告示牌，眼前的情形让我为之一振，心中的喜悦难以言表，此后这几块草坪便成了我午休的地方。四肢自由伸展在草坪上，头枕书包，再用一本书盖在脸上遮挡刺目的日光，和煦的阳光照在身上，多么地惬意。所以，尽管学业非常繁忙，我几乎每天到要抽出一点时间到草坪上去晒晒太阳，身卧青青的草，头顶蓝蓝的天，望着朵朵白云在天空中不断地变幻着图案，我经常会有一种身在老家的错觉，所有的不快和艰辛瞬间就烟消云散，我会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人。
接着，Sue带我到了学校的餐厅，已经很饿了，给自己点了两小块比萨饼和一大杯可乐，花了5美元多，按照当时美元和人民币的兑换汇率，价值总共近50元人民币。于是我变得非常忐忑不安，心想随便吃顿午饭都要这么多钱，就靠那么一点奖学金日子可怎么过。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总习惯于把自己所有的花销转换为人民币，惊讶于昂贵物价的同时也尽可能的少花钱。为了节约每天宿舍和学校往返20多元人民币的地铁费，很少乘坐地铁和其它交通工具，基本上都是步行，路上就要将近2个钟头的时间。春秋倒没啥问题，但是冬夏就比较难了。学校位于美国的东北部，冬天非常寒冷，而且雪下得很大，很多路段都覆盖着厚厚的冰雪，很容易滑倒。夏天天气非常炎热，等到达学校或回到家中，全身都被汗水湿透了。不过我这样做还不仅是为了节约，每日步行的大部分路段都分布在美丽的查尔斯河畔，我喜欢它的春夏秋冬，每个季节都有它的特殊景致，都那么让人流连忘返。即使一年后我已经习惯了美国的物价也不再把自己的消费转换成人民币，但是正是削减开支的初衷让我最终爱上了这条美丽的河流，而且在每日的往返中锻炼了身体，更重要的是学业和人际关系等多方面的压力也得以释放，由此我从中获得了很多快乐。被美国朋友戏谑地称之为“北京烤鸭”的经典故事就在查尔斯河畔发生的。开学的第一天，我便早早地起床、吃早饭，然后沿着查尔斯河向学校的方向走去，河两岸都是青青的草坪，河边长着枝繁叶茂而且又高又直的树木，清晨的阳光透过树叶间的缝隙倾洒在河两岸，美得像一幅浓淡皆宜的水彩画。走着，走着，突然发现河边上有几十只棕褐色的“鸭子”悠然自得地在草坪上觅食。我还以为附近有一个养鸭场，但四处看看没见到鸭棚什么的。一路上又看到好多好多。出于好奇我问河边散步的人这些鸭子是谁养的，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他说这些是野生的天鹅，不是什么家养的“鸭子”。出国前就听说美国生态环境非常好，但是我没料到在城市的中央竟然有这么多的野生天鹅。当时马上联想到如果换在国内，这些天鹅的命运可能只有交付给烤炉了。以后每次在中国餐馆里吃北京烤鸭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查尔斯河畔的这些野天鹅。而看到河边这些自由自在的天鹅们，我时常会为他们中国“亲戚”所遭受到的截然不同的命运而深感遗憾。
最后，Sue开车把我送到剑桥镇的一座具有典型新英格兰建筑风格的房子，这将是我的新家，Sue帮我找的，按照协议我将在此住9个月。房东是个40来岁的白人，看起来很友好。初次见面我就开诚布公地告诉他作为一个藏族人我们有自己不同的风俗习惯，如果有什么因文化差异而无意冒犯他的地方请他多多包涵，同时我也向他保证我会尽量做一个受欢迎的好房客的。他开玩笑说无论我如何‘努力’都无法激怒他的。他的一席话让我放松了紧绷的神经。是我自己选择和美国家庭一块儿住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较快地适应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也清楚作为一个来自异文化的“老外”与美国人天天生活在一起而相安无事基本是不可能的。房东的话听起来很受用，我当时真的相信凭着自己的真诚他与他的四位美国房客会轻易接受我的。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我最初的想法是相当幼稚的。大概一周后，Sue打来电话，说要来看我，她的先生也同来，那天是周末，也恰好是我的生日，虽然出身农村的我从没有庆祝过生日，但是在人生地不熟的美国，一切都那么别扭，周围的环境似乎与我是那么的格格不入，她和她先生的来访对我来说是无异于最好的生日礼物。他们带我去了一家餐馆，我们边吃边谈，气氛很是轻松。Sue突然问我与房东和室友的关系如何。她说话时有些吞吞吐吐的，我觉得有些奇怪，就追问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好半天，她才告诉我，房东给她发了一份电子邮件，列举了我几项“罪状”：第一，我连续几天都不洗澡，其他的房客都对我忍无可忍了，其中一位女士称，她这几天身体不舒服，就是因为我身上的细菌跑到她身上去了。第二，我用了厨房后从来不打扫，还把碗筷都堆放在洗碗槽中，这让其他室友非常不愉快。第三，我吃的东西一点没营养，这样下去会毁了自己的健康。第四，我每天除了去学校就呆在自己房间里学习，一点都没有生活乐趣。听了以后我非常生气，我之所以生气并不是因为他数落了我的不是，关键在于他不是说自己不仅能容纳文化差异而且脾气还好得很吗？更让我想不通的是他为什么不直接同我谈，而要向外人“控诉”我的“罪行”呢？他们把我送回房间后过了好久才算基本稳定了自己的情绪，于是下决心和房东好好谈谈。
第二天，房东出差回来后，我就径直找他把这件事情说个清楚。我说“首先，我希望你明白，我不是三岁的小孩，没有什么监护人，所以，有事请你必须直接同我协商，而不是去麻烦我的朋友，让她为我担心。所以，你的做法不妥。但是你所说的事情有的确实是我的不对，我可以改正。”他似乎并没生气，而是示意我往下讲。于是我接着说：“在藏区甚至整个中国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每天洗澡的习惯。其实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美国人是这样做的。但是既然到了你们的国度，我会尽量多洗澡的。可是每天洗一次我还一下做不到，你看目前每两天洗一次如何？等我日后适应了再说其它的吧”。他表示同意。我又说：“每次我用完厨房后就把厨具和碗筷洗的干干净净，然后放回原位，两三天我还会把厨房简单打扫一下。你怎么会说是我不洗碗不打理厨房呢？”他争辩道并没冤枉我，是其他的房客告诉他的。我质问他既然不是他亲眼所见，为什么会相信美国房客的话，而不是我这个外国人呢？他一时语塞。其次关于食物的问题，我明确告诉他藏族人就习惯吃“图巴”（藏式面条），我怎么吃是我的事情，请尊重我的饮食习惯。最后我试图让他明白自己初到美国，学习压力太大，没法抽出时间到外面去溜达或者去参加什么派对。他却说：“作为人类学博士，你不体验美国生活，而深居书房。我倒有个建议，不如你先回老家去吧。我把书全部都寄给你。你自己在家里学习算了，来美国干啥？”显然，他根本没有听进去我的解释，于是我说“你不是说过你是哈佛毕业的吗？那你当年去上哈佛干吗？怎么不买书在家里读呢？”他一下楞住了。不过他是个比较大度的人，我们很快就握手言和了。此后，相处得还不错，至少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后来遇到他的一个朋友，说房东是“怜悯”我才让我住在他家的，没想到我却没有感恩之心。我让他朋友转告：我不是难民，是靠自己努力拿到全奖来读博的，我不需要什么“怜悯”，我也是付了全额房租才住到他房子里的。如果想让我搬走，就直接告诉我好了。
其实依我平时的脾气，我是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的。我最初以为自己尽量迁就遇到的美国人，不和他们去争，甚至吃点亏都没关系，就可以和他们和平共处了，这件事和以后发生的很多事情证明我的想法即使不是完全错误的也显得过于天真了。我尽量地多打扫房间，也常常替美国室友们洗刷堆放在洗碗池里的盘子、碗、刀叉和厨具等，而这种事我在国内是不会做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谢谢过我，把我的行为当成理所当然的事，不仅如何，其中的一两个还时不时地会流露出美国白人的优越感。比如，一个女孩把藏族人差不多当成了原始人，对中国充满了莫名其妙的敌意，而事实上她对中国国情几乎一无所知。
其实，在中国社会那些被讴歌的传统美德在美国未必行得通，而且有可能与美国价值观发生很大的冲突。开学的头一天，上完课后走出教室准备穿越马路时，看到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手提一个很大的袋子，摇摇晃晃地在朝马路对面走，于是我快步走到她跟前说“老奶奶（Grandma），让我扶你过去吧”。她一下把我准备搭在她肩上的手打开，怒气冲冲地说“我不是老奶奶，你应该叫我小姐”。本来好心帮忙，结果弄得我非常尴尬。过了马路后，我向她道歉，并解释在藏区乃至整个中国都有尊老爱幼的美德。她说美国人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在美国“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是常见的但是不太准确的翻译，其核心是强调个人的独特性和自身的价值)是根深蒂固的价值观，老人们也不例外。他们中的大部分是不会和自己子女呆在一起的，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都与自己的配偶或独自生活。他们也不愿意随随便便接受别人的帮助，因为对他们而言这是“weak”(“柔弱”，在此有两方面的含义，除了身体的虚弱外，还指精神意志的脆弱)的表现。还有，美国妇女把年龄作为自己的隐私，不愿意向别人特别是陌生人提及，我叫她“Grandma”就是对她隐私的一种侵犯，因为这个称呼在提醒她自己已经很老了。我研究生期间学的是美国文化，本来还算是比较了解美国风俗习惯的。但是或许藏族传统文化已在我心中根深蒂固，在很多时候还是我的感性占了上风，会不由自主地做出一些不符合美国传统的举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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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9-6-23 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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