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我国是如何收复被苏联侵占的领土主权的

金银花

http://q.blog.sina.com.cn/china_dragon/bbs/topic/tid=13581119


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地位。屡次受到列强的入侵。这其中包括了沙俄及后来苏联的侵略，使中国丧失了大量的领土主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通过巧妙的外交斗争，从苏联手中收复了诸多领土主权。这是为中华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历史过程在我国的历史书籍中很少介绍，从而为一些诋毁毛泽东的人提供了机会。这些人对这段历史编造了诸多谎言，诸如“中共割让了外蒙古”、“毛泽东请求苏联长期驻军旅顺”等等，无知加无耻的谎言层出不穷。今天写这个帖子，是想要专门说说这段历史的真实情况，驳斥那些无耻的谎言。
这个帖子会写的很长，一天写不完，分集来写。



第一、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情结。


在马克思的传统理论中，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就是典型的说法。然而，在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中共领导人的身上，却是另一种情景，他们是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兼而有之。有时候甚至是表面为共产主义者，骨子里为民族主义者。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历史背景。马克思、恩格斯是生活在欧洲，生活在德国、法国、英国等西方大国。在他们的环境中，不存在外国军队入侵的问题。相反，是欧洲大国的军队经常去侵略别的国家，去侵略亚洲、非洲的国家。因此，马克思主要关注的是欧洲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对民族主义是持批判态度的。因此会出现“工人阶级没有祖国”的说法。


然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情况就全然不一样了。中国自1840年以来，多次受到列强的侵略，一再承受割地赔款的耻辱。因此，全国上下各阶层，对于“洋人”，都是充满了仇恨的。中国的仁人志士，最大的梦想就是“复兴中华”。毛泽东、周恩来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当然对于民族主义思想有极强的认同感，周恩来说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就体现了自身的民族情结。可以说，无论是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是毛泽东的马列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复兴中华。只不过各人选的药方不同而已，孙中山相信三民主义能复兴中华，毛泽东相信马列主义能复兴中华。
口说无凭，讨论历史必须有证据。我这里引用毛泽东自己的文章为证：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见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论人民民主专政》）


在这里，毛泽东说的很明白了。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理论都是来自西方国家，之所以要学西方，目的就是认为这些可以救中国。所以这里我们搞清了一个误区：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他们的理想并不是建立在“阶级斗争论”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救中国”这个民族主义思想的基础之上。这个思想根源，就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情结。


搞清这一点，对于我们下一步的分析很重要。由这个思想根源，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同样都是共产党国家，毛泽东可以为了保卫珍宝岛与苏联大打出手，邓小平为了边界领土不惜与越南兵戎相见。共产党与共产党打仗的根源在那里？在于捍卫国家利益。

金银花

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

随着1949年的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人由反对党变成了执政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然而，在那个万众欢呼的时刻，毛泽东的心中却很清楚，蒋介石不仅仅给他留了一付烂摊子，而且烂摊子中还有不少毒瘤，这就是西方列强的在华势力范围。如果不清除，那“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就是一句空话。
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德国的殖民势力被清除了。然而美国、苏联、英国仍然侵占了相当多的中国主权。于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在这种背景下出台了。打扫干净屋子，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实际上，这是针对英美列强的一次全国排外运动。不仅仅是外国的军事、外交人员，还包括企业、商店、教堂、学校等，所有与外国人有关的设施都被没收，人员被驱逐出境。外交部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分阶段行动的，由王炳南牵头的“消除帝国 主义残余势力小组”，
而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对美国的态度极为强硬。接连写了五篇文章。其情绪之激烈，可谓酣畅淋漓，无以复加。这些文章除了痛快无比地发泄对美国的愤怒情绪之外，另外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批评国内知识分子当中的“崇美”、“恐美”的“糊涂思想”，激扬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因此，他的这些文章中扬溢着一种充满强烈造反精神的民族自尊心。他公开声称：“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全面排外中，英国、美国的势力如同沙堤遇到了洪水一样，被迅速冲走了。基本没遇到什么麻烦。
然而，对苏联侵占的领土主权，要收复就没那么容易了。

金银花

三,相同的意识形态,严重的利益冲突

中共与苏共有相同的意识形态.但中国与苏联之间却有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在1949年之前,意识形态的相同性暂时掩盖了利益的冲突.诸如共产国际,"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等等,都是意识形态相同性的表现.而1949年之后,中共由反对党转变为执政党,捍卫国家利益就成了中共的首要任务.当时,苏联在中国侵占的主权利益,包括外蒙古独立,中长铁路的控制权,旅顺大连的30年租借权等等.这些利益事关重大,严重侵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毛泽东决心从苏联手中收复这些主权利益.
然而,要想收复谈何容易,毛泽东要这样做,无异于从北极熊的口中夺食.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新中国刚刚建国,百废待兴.以中国当时的国力,绝无可能与美国,苏联同时处于敌对状态.因此毛泽东确定的外交方针是"一边倒",拉一个打一个,拉住苏联对抗美国.这就决定了,中国与苏联的同盟关系,在当时是一定要维持的.
一边要维持同盟关系,一边要熊口夺食.这是一个两难的决择.


同时还有另一个问题.出于意识形态和宣传的需要,中共长期维护斯大林的"革命家"形象.然而,在个人关系上,毛泽东对于斯大林,却是非常反感甚至是讨厌.这其中的原因,无风不起浪,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不满由来以久,可以追溯到土地革命时期.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排挤毛泽东.一个所谓的军事顾问李德,夺取了红军的指挥权,结果却是连打败仗.从那时起,毛泽东就对"吃洋面包的人"没有好感.后来共产国际解散时,中共代表投了赞成票.然而共产国际解散后,斯大林领导的苏共,还是经常对中共指手划脚.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不满也与日俱增.直至解放战争中,尽管我军连战连胜,对国民党军队犹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可斯大林始终不相信中共的力量,还企图迫使中共与蒋介石和谈.对此,毛泽东强硬的顶了回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所作的《论十大关系》中明确的指出：“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斯大林是早有不满的.然而,无论有多少不满,要想收复被苏联侵占的领土主权,毛泽东就必须亲自出马,与他不喜欢的斯大林打交道,这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就是带着这两大考验,毛泽东上了去苏联的专列,开始了自己唯一的一次出国访问.

金银花

四，刘少奇给斯大林的报告

在毛泽东访问苏联的前几个月，即1949年6月，中共的另一位领导人刘少奇，已经秘密访问了苏联，刘少奇的这次访问，可以说是为毛泽东“打前站”的，是一次对苏联领导人态度的初步试探。刘少奇访苏期间，向苏共中央递交了一份《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斯大林的报告》，这份报告收录在《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在这份报告中，刘少奇与过去一样，依然用很长的篇幅赞扬了苏联“在过去给予中国人民很大的帮助”。然而在赞扬的同时，报告中也谈到了苏联在旅顺驻军、外蒙古独立和中长路控制权等等问题，甚至还说了抗战胜利后，苏联军队从中国东北运走大量机器的问题。这些敏感问题在刘少奇的报告中被一一提及。显然，这是一种“投石问路”的做法，以此试探斯大林的反应。
报告还提出，中共方面愿意“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在文字上和内容上有所增减。”也就是说，对于蒋介石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共方面要予以修改了。
我们可想而知，尽管在措辞上，这个报告写的很委婉。但是斯大林看到这样一份报告，心里肯定是很不爽的。因此在对这个报告的回复中，斯大林就忍不住开始反驳了：
关于苏联军队从中国东北运走大量机器的问题，斯大林的回复说”我们从东北运走的是日本资产的一部分，而且远不是全部。“
对于外蒙古，斯大林说“只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决定这个问题”。
对于旅顺驻军，斯大林说“这有利于对付美国威胁”，“美国在日本的驻军构成了很大威胁，如果美军从日本撤退了，苏联也可以从旅顺撤军”。
对于中共提出的修改1945年中苏条约的要求，斯大林说“可以等到毛泽东来了再解决”。但是，对于毛泽东访问苏联的具体时间，斯大林在回复中却没有说

金银花

五,丰厚的礼品,不可思议的"轻车简从"


1949年11月,中苏两国的外交部门,经过多次协商,终于确定:毛泽东将于1949年12月,乘专列赴苏联访问.之所以将访问日程定于1949年12月，一个重要原因是12月21日是斯大林的生日。


这是毛泽东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国访问。毛泽东为斯大林准备了很丰厚的生日礼物：有大元帅丝织像、景泰蓝茶具、烧瓷寿盘，以及象牙雕刻的大花瓶、宝塔、龙船、球、八仙等共10种22件（套、对、帧、座），外加祁门红茶、上等绿茶和龙井茶。还有“蔬菜果品”———山东胶东和济南产的白菜、莱阳梨、大葱，北京牙鸭梨、雪梨，天津和山东白萝卜，北京绿皮圆形红心萝卜，江西小金桔等。据说这些礼品装了足足两车皮。礼品的详细清单，记录在外交部109－00003－02号档案中，该档案已经解密。


礼品准备的很丰厚。然而，在安排赴苏联访问人员的级别规格时，却是非常蹊跷。按常理说，毛泽东亲自出访苏联，应该组建一个高级别的庞大代表团。可是，毛泽东带的随行人员，只有一个秘书、一个翻译和几个工作人员，没有一个高层领导人陪同。如此低级别的代表团，陪同毛泽东出访，实在令人大跌眼镜。当然了，“轻车简从”是毛泽东一贯的作风。但是出访苏联这样的大事，安排的如此“轻车简从”，毛泽东到底是怎么想的？实在有些不可思议。但这只是开始，更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在后面呢。

金银花

六、第一场风波：斯大林没有亲自迎接毛泽东

1949年12月16日中午，毛泽东的专列到达莫斯科火车北站。刚一下车，出人意料的事情就发生了，斯大林竟然没有到车站欢迎毛泽东。代表苏联政府来欢迎毛泽东的，是斯大林手下的一文一武：文官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武官是苏军元帅布尔加宁，还有其他的一些陪同官员。

外交礼仪中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身份对等。一国的高级领导人来访问，另一国就必须有相同身份的领导人来欢迎。有时候为了表示礼仪上的尊重，还要出动级别更高的领导人。比如有时候外交部长来访问了，另一国为了表示礼仪尊重，经常是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但是，如果一国的高级领导人来访问了，另一国却派了一个低级别的官员来欢迎，这就是违背外交礼仪的做法。会被认为是对来访国家的不尊重。然而，斯大林就这么做了。毛泽东做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访问苏联，斯大林却没有亲自来迎接，只派了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等人来欢迎。

个性极强的毛泽东，此时是什么想法不得而知。但是在这里。本人却联想到了另一件事。就是前文所述，毛泽东为什么会不可思议的“轻车简从”，只带了一个秘书、一个翻译和几个工作人员就上路了？有没有可能是毛泽东事先就设想到了斯大林的傲慢呢？假如这一次，毛泽东带着一个由众多高层领导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过来，斯大林却不来迎接，那中国的脸面可真是丢大了。如今斯大林没来迎接，但毛泽东也只是带了一个秘书、一个翻译和几个工作人员过来，双方针锋相对，说起来是各自留了一手。（这一部分内容是本人的个人推测，网友们可以质疑）。


这件事情，随着新闻报道很快就传到了中国国内。由此引发了一场群众对“苏联傲慢”的愤怒。
表现最激烈的，并不是中共方面，反而是来自一些党外民主人士。在这里我要说明一点，49年建国的初期，由于中共领导人很重视“统一战线工作”，那个时候的社会言论，并不想某些人想像的那么压抑。真正压制了言论自由的，是后来发生的多次政治运动。而在刚刚建国的50年代，党外民主人士经常直言不讳的批抨政府，拥有相当程度的言论自由。
对于这一次的“苏联傲慢”，党外人士的批评极其尖刻，我在这里，原文引用当时的“中国新闻总署第50号内参通报”，大家从中可以看看50年代的言论自由程度：“许多人对斯大林没有亲自到车站迎接毛泽东表示惊讶。上海工商界人士中的一些人对此表示不满。许多人认为，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欢迎日本外交部长，但没欢迎毛泽东，这很不好。一些人尖刻地讽剌说，毛泽东是去‘鞠躬学习’去了。斯大林是主人，是导师，所以自然不一定亲自迎接他了。……一些人说，毛泽东亲自去苏联‘损害了国家的威信’。武汉商会主席说，通常国家首脑在边境地区会见。现在毛泽东到莫斯科，斯大林不亲自去车站迎接，像是被叫到莫斯科的。中国好像是一个仆从国。类似的讨论在天津工商界和大学生中也有。”


红字部分是“中国新闻总署第50号内参通报”中的原话，如此尖刻的指责抨击，就是在今天，大概也不多见吧？
这份新闻通报，胡乔木（新中国第一任新闻总署署长）迅速电告了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毛泽东看完之后，下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指示：把这个通报，原文照抄，送给斯大林看看。

金银花

七、第一次会谈，斯大林反对修改条约

1949年12月16日夜晚，斯大林与毛泽东进行了第一次会谈。没有到车站迎接的斯大林，在与毛泽东会谈的时候，却表现出了高度重视，不仅斯大林本人出席，当时在莫斯科的所有苏联政治局委员，全体来到了克里姆林宫的会客厅，参加这次会谈。这个会谈阵容可谓空前。
会谈刚刚开始，毛泽东就提出了修改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的问题。却建议暂时不要改动这项条约。他说：“众所周知，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这个条约的，该协议规定了条约中最重要的几项条款（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问题等等）。这就意味着，上述条约的缔结应该说是得到美国和英国同意的。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在小范围内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是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见于《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
从斯大林的谈话当中可以清楚地发现，斯大林是明确的反对修改条约的。理由就是任何修改都有可能使美英找到公开推翻雅尔塔协定的理由，从而损害到苏联战后从日本那里夺取的实际利益。
16日晚的会谈整整谈了两个小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第一次会谈就碰了钉子，毛泽东心有不甘。作为新中国的元首，第一次来苏联访问如果空手而归，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这不仅关系到他个人的政治形象，而且关系到国家的重大利益。
处理外交事务，应该说并不是毛泽东的强项。此时的毛泽东，想起了自己的战友，解决过无数外交难题的外交大师----周恩来。18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发电报，将会谈的情况，以及自己想让周恩来到莫斯科的想法做了介绍和说明，同时建议政治局对如何处理中苏条约问题加以讨论并提供意见。

金银花

八、斯大林的生日宴会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的70大寿。这位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同时也是苏联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风云人物，对自己的这次生日高度重视。毕竟70岁的老人，几乎到了“盖棺定论”的时刻了。斯大林的这次生日安排了前所未有的大场面。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被邀请到了莫斯科，为斯大林祝寿。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态度也开始热情起来。虽然斯大林在第一次会谈时，以强硬的姿态将毛泽东修改条约的要求顶了回去，但是如今自己的寿宴即将开席，斯大林也懂的“软硬兼施”的策略，他绝不能在这个时候把毛泽东惹火了。于是，斯大林也做出了一些友好姿态：他下令苏联的宣传部门编缉出版俄文本的《毛泽东选集》、并表示苏联可以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同时还安排，在生日宴会上，毛泽东要和斯大林并列进入宴会厅，并且由毛泽东第一个做生日祝辞。

然而这些友好姿态，并没有冲淡毛泽东心中的不快，因为毛泽东访问苏联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废除旧的不平等条约，重签新的中苏条约，这个目的如果达不到，别的事情毛泽东根本没有兴趣。

毛泽东勉强参加了斯大林的生日宴会，宣读了生日祝辞，还给斯大林写了一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对联。场面上的文章算是做足了，斯大林的生日宴会风光无限。

然而，几年以后，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中，却忍不住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真实想法，原话如下：

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只看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批判托洛茨基的一篇长文章、《胜利冲昏头脑》等。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我曾写过一些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一共三篇:一篇是在延安庆祝他六十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他死后《真理报》要我写的。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不成?他死后，苏联需要我们的支持，而我们也要支持苏联，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这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延安的那篇文章，我抛掉了个人感情，把他当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矛盾的，感情上不愿写，但理智上不这样不行。（此篇讲话见于《毛泽东外交文选》第78章）

金银花

九、毛泽东骂粗话了

斯大林的生日宴会风光体面的结束了，然而毛泽东一心想签的中苏新条约还没有着落。1949年12月2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又进行了第二次会谈。在进行这次会谈之前，毛泽东通过科瓦廖夫转告斯大林：希望24日举行的会谈，能解决如下问题：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交通协定等等问题。如果斯大林同意这个方案，毛泽东就要立即把周恩来叫到莫斯科签订各项协定。

可是，会谈开始后，斯大林压根就没有提条约问题，反而岔开话题，谈起了越南、日本、印度等等一些情况。这使毛泽东极为恼火。本来，他指望在这次会谈中能够解决一些实质性问题，甚至“可以确定方针”，结果却事与愿违。而且斯大林还表示，周恩来不必来莫斯科。斯大林的顽固态度，终于让毛泽东忍无可忍了。

与此同时，苏联方面对毛泽东的态度也似乎是在冷却，在毛泽东参加斯大林生日宴会的时候，关于毛泽东的一切消息都是苏联报纸的报道重点，毛泽东的照片多次出现在苏联报纸的头版。可是自从12月24日第二次会谈之后，关于毛泽东的新闻就从报纸上消失了，消失的很彻底，好象没有这回事一样。

结果，当有一天科瓦廖夫来邀请毛泽东去苏联某地参观的时候，毛泽东的怒火冲着科瓦廖夫爆发了：“我不去！我来莫斯科只有三个任务，吃饭！拉屎！睡觉！”。
没有思想准备的科瓦廖夫惊的目瞪口呆。

金银花

十、峰回路转，斯大林让步了


在毛泽东大发雷霆、骂了粗话之后，中苏关系的气氛立即阴暗起来。双方此时是在相互对峙。斯大林等待着毛泽东转变态度，而毛泽东则想迫使斯大林让步。
毛泽东心里很清楚，仅仅靠发脾气，是不能让斯大林让步的。必须有更实际的行动。就在这时，毛泽东得到了一个喜讯，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有了重大进展，英国政府已经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合法政府。缅甸、印度（英联邦国家）也准备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得知这个好消息非常高兴。一方面，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不是铁板一块”的论断得到了证实。英国的立场已经与美国明显不同了。另一方面，这给毛泽东送来了一张讨价还价的好牌。

就在此时，又出现了一件改变对峙状态的事情。不知道是谁编造了一个谣言，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这是个毫无根据的谣言。但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出现在了很多西方国家的报纸上。斯大林闻讯非常着急。他不能再跟毛泽东耗下去了，再这么不声不响的对峙着，那岂不是更让人相信这个谣言是真的吗？

1950年1月1日，斯大林决定主动打破僵局，派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拜访毛泽东。这次罗申来访。毛泽东没有再骂粗话。因为这时的毛泽东已经胸有成竹了。双方这一次会谈，轮到毛泽东摆架子了。毛泽东首先拒绝了苏联方面安排的一系列参观日程。声称因身体不适，“准备完全静养一周”，取消在苏联各地旅行的计划，“不想参观工厂，不想作报告，也不想发表公开演讲”。接着，毛泽东又说：因国内事务很多，准备提前一个月回国。最后，毛泽东又有意透露：中国政府准备与缅甸和印度谈判建交问题，而且“不久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也将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步骤。”


会谈结束，罗申向斯大林做了汇报，斯大林听完大吃一惊。毛泽东这是什么意思？要提前一个月回国？还要与英国、缅甸、印度发展外交关系？难道是因为在苏联受到了冷遇，毛泽东打算倒向西方国家吗？


如果真的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将是苏联重大的战略失败。斯大林不能容忍毛泽东倒向西方国家。他终于决定：向毛泽东让步，同意与毛泽东就中苏新条约问题展开谈判。

金银花

十一、新条约谈判在即


1950年1月1日，斯大林起草了一份新闻稿。在这份稿件中，斯大林明确的写上了准备解决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贷款、通商等各项问题的内容。派人送给毛泽东签字。毛泽东见自己的要求终于得到了斯大林的响应，自然是非常高兴，立即签字同意。
1月2日，苏联报纸即刊发了这份由斯大林起草，以毛泽东名义发表的新闻稿。当天，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又一同来拜访毛泽东，再次表明了苏联方面同意签订中苏新条约的态度。毛泽东问：恩来可以来谈判了吗？莫洛托夫答：周可以来。毛泽东又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说：是的。

至此，毛泽东是如释重负。几天的不满一扫而光。能够迫使期大林这样的超级大国领导人做出让步，同意重新谈判新条约，这将大大提高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新政府的形象，而且会使亿万对新中国充满期待的国内各界民众产生自豪感。
毛泽东立即电告国内，要周恩来赴苏联谈判。并特别叮嘱周恩来：动身前，一定要召开政务院会议，明确宣告此行即为谈判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还应召集在京所有政府委员宣告此事。

如此大张旗鼓的做法，与先前的“轻车简从”完全是两个样了。
接到毛泽东的指示电后，周恩来的行动可谓是紧锣密鼓。
1月5日，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协商会议。
1月6日，召开政务会议。
1月7日，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几天会议的结果，各方人士亦均表支持。尤其是在外交部召集的社会名流讨论中苏条约的会议上，多数与会者都一致主张一定要将条约重新订过，并认为“苏联放弃中长铁路及旅大的租借，并不违反雅尔塔协定”。

中苏新约谈判在即，毛泽东再度意气风发。1月13日，毛泽东下令征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兵营，并制订了接收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留沪物资的计划。对美国随之而来的抗议，毛泽东不屑一顾，断言“此事对我们极有利”，“美国人对我们的威胁恰恰是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

金银花

十二、风波再起

1月10日，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由北京启程前往莫斯科。在得知周恩来出发的消息后，毛泽东的心情完全舒展了。他深知周恩来卓越的谈判能力，只要有了谈判的机会，周恩来必然会最大限度的为中国争取到更多的利益。对此，毛泽东信心十足。


1月11日，毛泽东在苏联领导人的陪同下，心情愉快的开始在莫斯科参观游览，地铁、集体农庄、工厂，毛泽东一路兴致勃勃。


然而到了1月12日，风波再起。这一天，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声称苏联对中国的北方领土有野心，有吞并中国北方的阴谋，外蒙古独立就是苏联阴谋的证明。而且苏联还会进一步谋取更多的势力范围（事实求是的说，艾奇逊说的也有一定道理）。


苏闻政府对艾奇逊的演讲非常恼怒。1月17日，莫洛托夫会见毛泽东，建议中苏两国政府，共同发表官方声明，反驳艾奇逊的“反动言论”。毛泽东表示同意。


在得到毛泽东的答复后，苏联外交部立即发表了反驳艾奇逊的官方声明。现在，该轮到中国发表声明了。


毛泽东亲自写了一篇言辞犀利尖刻的短文，文章充满了嘻笑怒骂的风格。嘲笑美国政府官员是“最低能的政治骗子”。


就文风而言，毛泽东的这篇文章远比苏联外交部的声明更尖刻，骂美国骂的更狠。然而文章写完之后，毛泽东却没有交给中国外交部。而是交给了中国新闻总署，以“胡乔木与新华记者谈话记录”的名义，在报纸上发表了。


这一下子可引起了轩然大波。苏联人原以为中国外交部会发表一个正式的官方声明的。可如今得到的，是中国新闻署长的一份谈话记录。
外交部与新闻署的区别可是差的太大了。在外交活动中，国家元首是可以代表国家的，外交部当然也可以代表国家说话，可是中国新闻署算什么机构？到底是代表记者，还是代表中国？

金银花

十三、斯大林质问毛泽东：胡乔木是什么人？


毛泽东又一次被请到了克里姆林宫。这一次不是友好的邀请，斯大林是要摆出老大哥的架子，要兴师问罪了。
师哲（毛泽东的翻译）的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对这次会谈做了详细的记述：

莫洛托夫开门见山地问道∶请问中国政府是否已经发表了声明？

毛泽东回答∶发表了，是以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

斯大林立即追问∶胡乔木是什么人？

毛泽东回答∶是我们的新闻总署署长。

斯大林严厉地说∶“按照国际惯例，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谈话或评论，但他们的一切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观点和立场。所以以个人身份发表声明，怎么说都可以，但那是一文不值的。”

莫洛托夫接着说，我们原来商定的是希望中国发表一项官方的正式声明，也就是那种具有权威性的声明，新闻总署不是权威机关，代表不了政府。

斯大林继续以老大哥的身份教训说：“我们应当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有力量。”

据在场的翻译师哲回忆，当时“气氛沉重地像灌了铅”。面对着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轮番指责，毛泽东阴沉着脸，一言不发。


毛泽东为什么没有以外交部的名义发表声明，而是以胡乔木的新闻总署名义发表？这个问题到今天也不得而知，因为毛泽东从此再也没有说过此事。无法得知他的真实想法。
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对于外交声明的国际惯例不了解，过去在战争年代，他的很多文章都是交给胡乔木去发表，成了一个习惯。因此这次也如法炮制。
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毛泽东的制衡之策，即毛泽东并不是真的想彻底倒向苏联，因此也不愿发表正式的声明，不把事情做绝。为中美关系保留回旋的余地。
因为毛泽东本人从没有说过他对此事的想法，两种观点都没有可靠的证据。

金银花

十四、巨人身边的工作人员


前面的十几篇帖子，把讲述的重点放在了毛泽东、斯大林这两位历史巨人的身上，这一篇帖子换个角度，说说巨人身边的“小人物”----工作人员。
在中苏关系这部历史大戏中，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巨人。与毛泽东相比，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当然是“小人物”了。但是这个“小”，是与毛泽东相比较而言的，如果说说这几位随行工作人员的名字，在中国的革命史、党史中，也绝对不是等闲之辈。
毛泽东的随行工作人员：陈伯达、师哲、叶子龙、陈秉忱、沈剑新、汪东兴。


师哲，青年时留学苏联，毕业于基辅军官联合学校，是跟随毛泽东访苏的唯一的翻译。
我们接着上帖继续说，因为毛泽东将声明交给胡乔木发表的事，斯大林冲着毛泽东大发脾气，而毛泽东虽然一言不发，没有反驳，但面对斯大林的暴躁，也是窝了一肚子火。这次会谈不愉快的结束了。走出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可能也感觉到自己的脾气发的过头了。于是又客气起来，邀请毛泽东与他坐同一辆专车离开。毛泽东表示同意，于是上了斯大林的车，师哲也跟着毛泽东上了车。
然而上车之后，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是一言不发，气氛极度压抑。时间一长，时哲有点坐不住了，感觉太难受。就用俄语与斯大林搭话：“您不是说过要到我们代表团的住处做客吗？”斯大林回答说，我是说过，现在我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
没有想到，毛泽东虽然不懂俄语，可是他对于人的观察力，敏锐的令人感到可怕。师哲刚与斯大林搭话，毛就猜到了时哲的用意。
毛泽东立刻问师哲：“你和他说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做客。你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
时哲吓了一跳，非常难堪。斯大林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问时哲：毛泽东说什么了？好在汽车里只有时哲一个翻译，时哲就含糊的回答：“说了我们党内的一点事情”。总算斯大林蒙过去了。这以后，直到汽车将毛泽东送到休息的别墅，时哲一句话也没敢再说。

================分割线======================

上面的这段“汽车里的领袖轶事”，见于师哲本人的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说句实话，做领袖不容易，其实做领袖身边的人也不容易。师哲这件事情，是有点自找无趣了。毛泽东刚刚与斯大林结束了一次不愉快的会谈，心里窝着火还没处发呢。你作为一个翻译，没事跟斯大林搭讪什么？这不是没事找事吗？说句不好听的，中国自古就有一句警世名言：伴君如伴虎。

师哲此人的性格，大概也是属于自由散漫，自我约束力较差的人。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好多年，1957年，出任了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按说也算是不错的待遇了，由“内廷近臣”熬到了“封疆大吏”的位置上，如果能在山东低调实干，做出点政绩来，再加上他出身中南海内廷的资历，是有可能进入中央高层领导人行列的。可是他在山东不到两年，又闹出了个“生活作风问题”，被他的仇人康生逮住了把柄，上纲上线，最后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发配到陕西的一个农场劳动改造了多年。文革结束后获得平反，但身体已经被折腾垮了。考虑到他毕竟也是老革命了，中组部给他安排了一个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顾问的职务，1986年离休，1998年逝世。

金银花

十五 谈判桌上的较量，从中长铁路开始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率领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中苏两国在谈判桌上的较量正式开始了。


面对周恩来这样卓越的谈判大师，苏联方面丝毫不敢大意，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苏联方面的谈判策略，可以形容为“新瓶装老酒”，即以一个新条约的形式来应付中方，而在条约的各项具体内容上，则采取种种手段、尽可能多的维持苏联的既得利益。




第一、中长铁路问题。苏方提出：铁路局的领导职务采取中苏轮换制，保留原来的30年有效期，苏联货物免征海关税和货运税，免缴铁路营业税。
按照苏联的这几个条件，那中长铁路的主权根本就谈不上收复。领导职务轮换，意味着苏联的铁路职员仍然有机会管理铁路事务，只不过是与中方“轮流坐庄”而已，根本不会离开。30年租借有效期是旧的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如今苏联方面还要求“保留”，至于苏联货物免征海关税和货运税，免缴铁路营业税，这些甚至在过去的旧条约中也没有提及，更有利于保障苏联的既得利益。


面对苏方“狮子大张口”的无理要求，毛泽东、周恩来均表示不能接受。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针锋相对的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1、成立中长铁路管理委员会负责经营管理事务，委员会主席和铁路局长都要由中方担任（苏联的条件是领导职务轮流担任）。
2、双方占有铁路资产比例，由过去的各占50％，改为中方占51％，苏方占49％（这一条件当然是争取控股权）。
3、缩短租借年限。
鉴于中方的强硬态度，斯大林表示愿意缩短年限，但继续坚持说旧协定如果带有某些不平等的印迹，也只是在管理权的问题上，只要规定今后双方轮流执行领导管理的职能，即不存在不平等。

金银花

十六 旅顺、大连回归祖国

对于中长铁路的争夺，在经过一番紧张的谈判较量之后，苏联方面最终做出了重大让步，基本上同意了中国提出的方案，即中长路的控股权、人事权、管理权全部移交给中国，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明确写入了中国收回中长铁路的条款。至此，由1896年满清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开始，先后被沙俄、日本、苏联侵占了50多年的中长铁路，终于回归祖国。

中长路的问题解决了，中苏双方谈判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旅顺、大连。
在旅顺、大连的归属上，苏联采取的是拖延策略，即承认旅顺、大连是中国领土，也同意归还，但要求将其与对日和约联系起来。声称苏联、中国与日本签订了和平条约之后，旅顺、大连将立即归还中国。
苏联之所以声称要与对日和约相联系，理由仍然是旅顺、大连的地位归属变动、会牵涉到雅尔塔协定这个国际协定，是一个所谓的国际问题。 这种说法显然是在有意拖延，假如对日本的和约迟迟不能签订呢？那岂不是可以长期赖着不还了？中国领导人很清楚的看到了苏联的企图，周恩来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个补充条件：中方在同意苏军于对日和约签订后撤出的前提下，要求如果“由于某些原因阻碍了对日和约的签订，而本协定生效已超过三年期限且未再缔结相应的条约，则苏军将立即撤出旅顺口地区。”这一补充条件非常关键，意思很明白，苏联人别想再赖帐了，无论怎么赖，就是只给你三年的期限。三年之后，无论对日和约是否签署，苏联人都必须从旅顺、大连走人。

就是这一条关键的补充条款，使得三年之后，即1952年。旅顺、大连回归祖国。
================分割线=======================

在旅顺、大连的回归问题上，有些反毛派网友，又使出了“断章取义”的抹黑老套路，他们故意将“对日和约签字后撤军”摘出来，却只字不提“本协定生效超过三年以后，无论对日和约是否签署”这一关键的补充条款。以此来编造所谓的“毛泽东请求苏联长期驻军中国”的无知谎言。这种反毛的手法实在不高明。

金银花

十七、外交谈判的胜利，不仅仅是在谈判桌上

中苏谈判的结果，是中国获得了重大胜利，中长铁路收回了，旅顺、大连也回归祖国了。而这一系列的胜利成果，是如何取得的？应该归功于谁呢？做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坚持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是功不可没的，周恩来亲临谈判第一线，有理有节的谈判技巧，也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除了这些，还有别的原因吗？

我们应该明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苏联的综合国力远远在中国之上，斯大林也不是一个无所作为的庸才。事实上斯大林应该是苏联历史上最强硬、最有能力的领导人之一。那么、苏联为什么还要向中国做出如此多的重大让步呢？按照某些无脑愤青的逻辑，肯定会认为斯大林是苏联的卖国贼，已经到了手的旅顺、大连还要再让出去。

其实，谈判桌上的斗争，不仅仅是看双方的谈判技巧，也不仅仅是看爱国立场是否坚定。我们知道，毛泽东的爱国立场是坚定的，周恩来的谈判技巧是高超的。除了这些，还有更重要的，是谈判桌之外的较量。


要说谈判桌之外的较量，要从抗日战争胜利的1945年说起。抗战胜利后，苏联通过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不仅促成了外蒙古独立的合法化。还将旅顺、大连划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当时的旅顺大连，在苏联的军事占领之下，苏联拥有了驻军权。然而，行政权力应该归谁呢？苏联一开始是想将旅大区的行政权交给国民党的。可是，苏联后来发现，前来东北接收的国军，都是在美军飞机、军舰的运送下来东北的。如此一来，国民党的陆军一到东北，伴随而来的就是美国的海、空军。这使的苏联紧张起来，害怕美国的海、空军以“运兵”为理由、大举进入东北，那将对苏联的势力范围造成很大的威胁。尤其是国民党还将大连也列入了登陆地点，打算让国军在美国军舰的运送下，由大连登陆进入东北，这更使得苏联方面恼火。认为这是企图排挤自己的势力范围。于是，驻大连的苏军拒绝美国军舰入港。致使搭乘美国军舰的国民党军队也无法登陆上岸。而由陆路进入旅大区的国民党行政、党务人员，也被苏联军队赶出了大连。

如此一来，苏联只有军队没有行政人员、国民党的行政人员又进不来。旅大区成了无人管辖的行政权力真空了。总不能没有政府吧？中共的东北党组织，看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开始积极填补这个“真空区”了。

中共胶东区党委立即派出人员到大连进行工作，组织队伍，成立了中共大连工委。而此时在大连，还有一位重量级的牛人：唐韵超，又名唐宏经，大连金县人，早年参加工人运动，1926年加入中共，1928年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请注意是1928年的中央候补委员，可以说是老资格的中共元老了。后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并主持北满工作。然而到了1931年，此人因为参加罗章龙的非组织活动，被中共开除了党籍。开除之后，唐韵超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大连。独自组织工会运动，在大连工人团体中影响很大。此时用人之际，中共重新启用了这位元老。1945年11月，唐韵超重新加入中共，担任中共旅大地委常委。 分管工会工作。在唐韵超的领导下成立了大连总工会以及各行业的分会，到了1949年，工会会员人数发展到了13万人！中共在大连扎下了根基，唐韵超功不可没！

对于中共党组织在旅大区的活动。苏联方面是知道的。由于苏联当时一心要防范美国及国民党的军队染指旅大区，对于意识形态一致的中共党组织，苏联的态度是任其发展，也许苏联是认为中共来了总比国民党来了好。至少中共不会将美国人引到大连来。当然中共组织的扩张速度，也是任何人都难以想象的。谁能想到一个大连总工会，几年的时间就能发展到13万会员呢？


1945年11月25日，旅顺市政府成立，中共地下党员王世明任市长。1946年1月30日，大连市临时参议会成立，中共的唐韵超当选为议长，9月29日，在大连、旅顺、金县等地方政权的基础上，成立了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由迟子祥任主席，中共的刘辛垣（刘顺元）任副主任。一个又一个的重要职务被中共地下党掌握，旅大区的行政权，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被中共“收复”了。

金银花

十八、在苏军的占领下，中共依然能够发展自己的“枪杆子”


由上述内容可知，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旅大区的迅速发展，并逐步掌握政府行政权，对于旅顺、大连的回归祖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共地下党在旅大区的活动，苏联方面知道的很清楚。但是，由于对美国的高度警惕，苏联人更不愿意让国民党政府接管旅大区的行政权，苏联军队也不可能自己直接从事行政管理。因此就只能让意识形态一致的中共来掌握行政权。而中共利用这个机会，和平的收复了旅大区行政权，这在后来与苏联方面谈判旅大区的归属问题时，显然是一个有利的筹码。
但是，只有行政权和党组织，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与蒋介石多年的残酷斗争中，早就领悟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要想在牢牢的控制旅顺大连，武装力量是绝对不能少的！
可是，旅大区毕竟是在苏联军队的占领之下，如何发展武装力量呢？
中共采取了一个很巧妙的策略，组建公安机关，以警/察/的名义发展武装力量。军队有枪，警/察/队伍也可以有枪啊。

1945年11月7日，大连/警/察/总局成立，25日改称大连公安总局。赵东斌任职公安局长。赵东斌这个名字，其实是一个化名。这位新上任的公安局长，真名叫赵杰。他的真实身份也不是/警/察，而是原中共山东滨海军区三分区司令员。大连公安总局在赵杰的领导下，而赵杰受中共辽东军区的领导。如此一来，大连的警/察/队伍，就成了中共直接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了。据《大连公安史选编》记载，这支队伍名义上是/警/察，但是建制、管理和训练方式，与军队完全一样。不仅如此，为了更有效的掌握这支武装队伍，除了由赵杰担任公安局长外， 公安总局训练处也是由中共大连市委办公处直接充任的，是所谓的“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对外是“公安总局训练处”，在党内就是“大连市委办公处”。通过这样的方式，中共完全控制了旅大地区的公安权力，在苏军占领旅大区的情况，中共借公安机关的名义，有了自己的枪杆子。这支队伍组建之后，经过几次扩编，1946年7月5日，改称“旅大公安总局”，负责整个旅大区的治安，拥有警员8000多人！

金银花

十九、成立建新公司，接管大连的军工企业


大连作为东北重要的工业区，重工业尤其是军工企业，是其宝贵的财富。中共组织自进入旅大区开始，就积极筹划接受大连的军工企业。在经费极其紧张的情况下，东北局、华东局拨出巨额资金，以民办商业的名义，在大连成立了建新公司。朱毅任建新公司经理，张珍任副经理，曹鲁任秘书长。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韩光与苏联方面经过多次谈判，大连钢铁厂、化工厂、机械厂、铸造厂、锅炉厂、金属厂等多家企业，都由建新公司接受了过来。至此，大连的军工企业被中共成功接管，成了中共在东北最大的军工生产基地，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建新公司为东野、华野生产了50万发炮弹，成为两大野战军重要的军火来源之一。

通过以上几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旅大区这个苏军占领区，其实际情况是比较特殊的。该地区是在苏联的军事占领之下，但是很多实际权力，尤其是行政权、警/察/权、工会和军工企业，都被中共地下党组织所掌握，中共以合法渗透的方式，接管了旅大区的诸多实际权力。一方面使得旅大区在解放战争中成了东野、华野的一个后勤基地，另一方面，也在不知不觉中将这个苏联占领区的墙角“挖空了”。正如当时的大连市委书记韩光所言：“实际上，旅大地区从一九四五年十月后不久，很快就成为苏军控制、我党领导的一个解放区了。”

在后来的中苏谈判中，斯大林之所以愿意将旅顺、大连归还中国，不仅仅是因为毛泽东的立场坚定、周恩来的谈判技巧高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形势比人强”。既然旅大区的行政权、警/察权、工会、军工企业都已经被中共掌握，苏联仅有的驻军权，已经很难长期赖着不走了。旅大区的实际情况，斯大林肯定是知道的，索性做个顺水人情，将苏联军队撤走了事。
在收复旅顺、大连这一历史功勋中，不仅仅要记住毛泽东、记住周恩来、还要记住那些在旅大区进行地下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例如韩光、唐韵超、赵杰等人，是他们以和平渗透的方式，一步步的收复了旅大区的行政、警/察、工会、军工企业等实际权力。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他们也同样功不可没！

金银花

二十、提出三个新的条件，苏联人开始在谈判桌上反攻


如前文所述，中苏谈判开始之后，由于毛泽东维护主权坚定不移的立场和周恩来等外交官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中方获得了重大的外交胜利，中长铁路成功收回了，旅顺、大连也回归祖国，可以说是收益极大。
然而，如果站在苏联的角度看看，苏联方面放弃了这么多的既得利益，当然很不甘心的。尤其是旅大区，自沙俄帝国时代，俄罗斯人就一直梦想着得到“远东的不冻港”，为此甚至不惜与日本兵戎相见，打了一场日俄战争。如今要将旅大区拱手让出，苏联方面的懊恼心情可想而知。对于周恩来提出的谈判草案，苏联方面进行了紧张研究和反复修改，曾经有历史学者查阅当年的俄国档案文献，发现苏联方面先后准备了四份不同的修改稿，可以看出是不同人分别修改的，而且删改之处非常多，特别是斯大林本人批阅的一份文本，几乎把周恩来提出的草案内容全部勾划掉了，其字里行间透露着斯大林的内心恼怒。最后之所以同意将旅顺、大连归还中国，可以说就是“形势比人强”，带有很大的被迫性。
正因如此，苏联人也绞尽脑汁，企图找机会反攻倒算，找回一些相应的利益做为补偿。

在谈判后期，苏联政府认为自己已经在中长路、旅大区等方面做出了大量让步，有理由也要求中国人做些相应的让步了，于是苏联谈判代表提出了下列三个新的要求：
一、对于苏联运入、调出旅顺口的物资和原料免征一切税收；
二、上述物资和原料免受中国海关检查；
三、苏联军队和军用物资可以沿中长铁路自由调运，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

三个新的要求列入草案文本，交到了周恩来的手中，周恩来看后立刻明白，苏联人开始在谈判桌上发动反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