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敢历史纪实丛书《杨家》——想了解果敢历史必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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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果敢必看……果敢历史纪实丛书《杨家》
转载说明

         这是一部记述果敢历史的纪实丛书,这对一些关心、了解果敢历史的人士来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妨抽时间去浏览一下，这对了解果敢历史的真实面貌，有一定的全面认识。此书原名叫：《杨家》（一个未知国门的守护者）1979年在澳大利亚悉尼用英文出版。作者：杨丽，系果敢杨家后裔，后移居澳大利亚。

       此书曾在海外广泛发行，海外华侨、华人特别喜爱。本站现将它在果敢论坛中转载，并连续发表，以飨读者。

                                    缅甸掸邦第一特区政府网站编辑室

                                                  2008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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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说明

         这是一部记述果敢历史的纪实丛书,这对一些关心、了解果敢历史的人士来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妨抽时间去浏览一下，这对了解果敢历史的真实面貌，有一定的全面认识。此书原名叫：《杨家》（一个未知国门的守护者）1979年在澳大利亚悉尼用英文出版。作者：杨丽，系果敢杨家后裔，后移居澳大利亚。

       此书曾在海外广泛发行，海外华侨、华人特别喜爱。本站现将它在果敢论坛中转载，以飨读者。


前   言

　　1962年，奈温将军从民选政府吴努手中夺取了政权，开始了缅甸不间断的军人统治。在这期间，缅甸大学生与军队当权者发生了冲突。但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没有引起国际媒体的注意，直到1988年的大暴动。这个事件之所以特别引起关注是因为它几乎把军人政权搞垮了。
不仅学生不满意。自50年代民族，也对中央政府不满。因为他们想要的，也就是1947年《宪法》规定的自治与平等权利，什么都没有得到。在掸邦，情况更为恶化。因为缅甸军队明显地和普遍的违犯人权。这激怒了掸族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在希望通过《宪法》改变时局的努力失败之后，只好拿起武器反抗缅甸军人执政者。
　　1988年事件，将缅甸置于国际关注的焦点之下。在间隔了30年之后，人们对缅甸的兴趣重新被点燃了。与此相反，在许多有关缅甸问题的国际会议上，“果敢”一词，仍然很少出现。这很明显，因为有关果敢方面的信息传导很少。有鉴于此，一些专家、学者、记者、专栏作家和缅甸事务观察家，要我写一写我的家族和果敢，因为这与少数民族问题、鸦片问题关系密切，也是世人所关心的问题。
在未写这本书之前，缅甸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情。1980年我的叔叔杨振声，在渡过了18年艰辛的流亡岁月之后，在缅甸大赦令下，回到了缅甸。他曾经是吴努政府的一位议员，在奈温将军夺取政权后，他开始了一场革命，去保护果敢的利益和重新建立民主；1985年他在失望中死去。如果他再活3年的话，他将能够看到有学生领导的、跨时代的朝向民主的大示威，他的信仰和18年来的感受，将会得到验证。1989年，缅甸独立后的第二次军人政变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现在的军人政府。同年，果敢武装脱离了缅共，与缅甸东北军区签订了和平协议。
　　当我诚惶诚恐地开始计划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感到对我的故乡人民和我的家族来说，我有责任将过去30年来果敢发生的事件记录下来。在交出土司政权之后，果敢的一史时代结束了。同时，果敢的历史又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尽管土司交权并不很重要，但是，果敢在缅甸历史中，从英人统治至今，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
　　这本书对果敢的历史、文化及政治来说，仅仅只是为读者提供了对果敢的鸟瞰。希望通过这本书，促使大家更好地了解和认识果敢。关于果敢的历史和政治，与果敢杨家的命运密不可分。虽然在杨家主政之前，果敢的历史，仍然还是一个空白，但不管怎么说，有许多事情，还是很明显的。由于历史的偶然，果敢被从中国分离出来，成为英属缅甸的一部份。如果它继续留在中国，它就不可能扮演缅甸历史上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了。当然，这并不是一个独有的历史现象。因为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果敢的情形，即因为受到殖民统治而被分裂分割所产生的感受和命运。尽管在文化和身份上，果敢还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果敢对英属缅甸政府和独立后的缅甸政府，始终充分地承担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因此，应该说这本书是果敢人民在果敢被划归英属殖民地之后，如何适应变化了的政治环境的记实。同时，也是他们的领导人，如何参与变化中的缅甸现代政治生活的写真。在缅甸独立后的49年中的最后30年，果敢始终处在战乱之中。这个战乱所产生的后果，无法估量，当时的果敢农村，以致很少看得到年轻的和成年的男子。
　　在写这本书时，我可以参考的资料很少，在果敢历史的第一部份记述中，就明显表现出这个缺陷。从19世纪起的有关资料，应该感谢英国殖民官员的详细记载，因为有许多看来是已经永远散失了的历史资料，在英国伦敦的《印度档案室》里，依然完好如初地被保存着。阅读英国殖民官员关于我的家乡和先人的记录，我觉得是一个很愉快的工作。因为这对我认识果敢与英国的历史关系，有了比较详细的文字依据。同时，进一步充实了有关果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历史资料。另外，有关果敢人与英国人打交道的许多民间轶闻轶事，以及本人对亲戚朋友的直接采访，则成为档案资料不足的补充，比如苦菜林事件、60年代的革命，以及果敢部队脱离缅共等。有一些被采访者，对60年代的革命，认为已经不堪回首。这些事情，在他们心目中已经深藏了好些年，但最终他们总算慢慢地讲出了自己的痛楚和经历。
　　果敢的历史，没有中国方面的资料，是不完整的。但是，由于我对中国的认识有限，阻碍了我对这方面资料的深入查询。其次，有关果敢的资料特别是1950年至今的资料，在仰光军事档案室应该有保存。
在寻找资料和写作成书的过程中，我欠下了很多的人情债，有些应该在这里特别提出来。其中约瑟夫·西瓦斯丁博士为本书所作的序言，对本书作了一个简明概括的评价。安兰·魏登伯，帮助将果敢年代表，由中文翻译成英文。杨振勋赞助了我前往英国的旅费，促成我直接到伦敦《印度档案室》查询有关资料。我的丈夫大卫·吕代尔，始终给我有力的支持和鼓励。还要感谢我的儿子李杨和女儿梅林，在我写这本书期间对我的理解和谅解。
　　战争和政治的不稳定，使果敢人不断地向邻近国家流亡，比如向中国和泰国流亡。由于局势继续恶化，更多的果敢人向世界各地迁徙。当这些果敢藉人士，找到了他们的新家，在更先进、更现代化的社会中安居下来之后，他们将会很少有机会去访问他们的祖先及过去；新的一代也许会希望了解和寻找属于他们自己的根和自己的文化；对于这些问题，这本书仅仅只是迈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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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童年的记忆


　　我坐在写字室，看着窗外在堪培拉秋天阳光下带着露珠的鲜红色玫瑰。玫瑰对我永远是有吸引力的。我喜欢它那坚韧润滑的花瓣和当你靠近它时的那种清香。更特别的是，因为它带回了我童年愉快的回忆，它让我回忆起那些童年的日子。我清楚的记得，在我们夏天回到果敢时，花园里的那些玫瑰丛。我的家乡果敢，在缅甸北部的一个角落。而我们则住在离果敢80英里远，一个叫做腊戌的掸邦北部城市。我的弟妹和我，在腊戌一个由天主教修女们开办的学校读书。在缅甸，教会学堂，被认为是能够提供最好教育的学校。在夏天，我们会回到果敢，去躲避腊戌的炎热。那些玫瑰，据说是我已去世的祖母种下的。衙门的建筑，有一个很大的庭院。在进入衙门通道的两旁，有两丛盛开着的玫瑰。庭院用光亮的石板镶成，在月光下发出淡淡的反光。我们常在那里玩捉迷藏，或跳或唱，充分表达着只有年轻人才会有的快乐。那些月光照不到的角落，又会被汽灯所照亮。
　　我们喜欢到衙门后山去探索观察和摘黄泡以解渴，我们也喜欢在松软的斜坡上打滚，直到感觉疲倦。我们还经常在清绿的草地上野餐，吃的只是简单的米饭和摘来的野菜叶醮卤豆腐水；喝的是从竹筒里倒出来的泉水。
　　所有这些，看起来离现在我的堪培拉的家，是那么遥远。我来到堪培拉，是1986年。这是很突然的，而不是预先设想好的。我的丈夫是一位联合国官员，他曾在澳洲居住过20年，而且在堪培拉也有亲戚。我们选择堪培拉，是因为我们有学龄孩子，我们想堪培拉完善的教育设施和乡村式的自然环境，会有助于孩子的成长。我对澳洲的认识，除教科书上认识的一部份外，是很有限的。我们对美国认识比较多，因为我们经常地、大量地接触美国电影、汽车、摇滚舞及时尚等。澳洲好象与我的亚洲主流文化差异很大。谁是澳洲人？他们的历史怎样？他们有那些生活方式？这些都是等待答案的问题。整合的程序，从移民踏上澳洲第一步就开始了。
　　我发现我对澳洲感到很困惑，首先我想因为澳洲和缅甸，有过共同为英国殖民地的过去，讲的都是英语，将会存在一些相似。但结果不然。在整合的过程中，我有了一些新的发现：
平等主义  在一个记者采访前总理鲍·豪克时，我惊讶地听到，这位记者直呼总理的名字。当鲍·豪克离开政坛后，选择的是去当一名记者，那更是令人费解。象他那样在这块土地上曾经位属至高的人，怎么会去选择一份地位较低的职业，他让我非常难以理解。因为在缅甸，一位退休的总理，只会住在他们富丽堂皇的豪宅里；曾经到达过最高政治地位的他，绝不会考虑去选择当一名记者，或低于联合国秘书长这样的职位。但却使我认识到，这就是真正的澳洲方式。
　　我发现澳洲人在衣着、讲话和行动方面，都比较随便。他们好象对一本正经的东西，会感到不舒服。比如说：阿利瓦·牛顿琼斯，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的穿着。当你第一次认识一个人，而直呼他的名字，是被接受的，但如果你加上“先生”、“太太”或“小姐”，却是会被别人投以怀疑的眼光。意思好像在问：“你是不是疯了”？
　　似英国方式但又有所不同  “喝茶”，在澳洲指的是“晚餐”，而不是缅甸指的下午4点的下午茶。我曾经有过尴尬的经验，当我邀请一对夫妇来“喝茶”时，他们却是来参加“晚餐”。
不管怎么说，这并不是两国生活方式比较的专著。在居住39年多之后，澳洲对于我来说，已经习以为然。当别人问我：“你好吗”？我已经学会回答：“好！谢谢！”而不是说：“很好！谢谢你”！现在我大致可以从欧州人或巴尔干人中，分辨出英国人；也能从他们的穿着、言语、行动中，判断出他们的背景。同时，我认识了澳洲的天然植被，在岁月流逝中被逐渐侵蚀掉，也学会了欣尝澳洲土著生长的金合欢及各类橡树。真正的整合，是在当我认识到澳洲生产的商品，比亚州生产的要好的时候；现在我买澳洲设计的服装和穿着我认为是澳洲中产阶级所接受的衣服。
　　学习别人，也让我们更了解自己。生活在多元背景，多元价值观的社会，开始使你去真正考虑自己的身份。我开始更渴求去查询我的家族和我的根源，我是谁？我是什么？这些简单的疑问，指引我去追寻我的根。就像看书一样往后翻，从最初的那一页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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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源  流

　　果敢杨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42年，也就是明朝灭亡的前一年。在南京柳树湾大石板，杨家的先祖杨高学，他是一位武举人，武举人通常是军官的后代。1642年，在中国是动乱的一年。抵抗满清人的入侵，用光了中国朝廷仅有的财富。从朝廷到地方官员，贪污腐败，引发了频繁的农民起义和军队反抗。明朝廷的无能失治，导致江河决堤，灾难遍地，人民无家可归。结果，在1644年，在吴三桂的帮助下，满州人打跨了明朝。当时，杨高学只有22岁，而且是一个忠于明朝的人。他追随明朝廷从南京到浙江、广州、广西，最后在云南住下来。1657年他到达大理。次年，与一位顺宁茶商的女儿结婚。H·R·戴维斯少校在1895年到达顺宁时，对这个地方有如下描述：
　　“2月14日，我们穿过一个山岭，到达了顺宁。这里并不能称作平原，仅仅只是一块种植的平地，只有半英里宽，中间有一条叫做“Pei-ch’ioa ho”的小溪，两岸有梯田。城子建在平掌两边山脚，海拔约5400英尺，是一个不规则的多边形，城子周边长1英里左右，外城筑有15英尺高的城墙，里城筑有土基城墙。在外城和里城之间，居住着六七百户居民。
　　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即永历帝，在云南统治了几年。如果需要，他可以向兴威和“maing maw”写信要兵。他到腾冲后，拿出100  金子交给八莫土司，叫他到瓦城向缅甸皇帝疏通，给予庇护。获准后，他和随行700多人，弃甲乘船南下瓦城，被安置在皇宫对面。对此，其余未跟随他同时下瓦城的其他各路的官兵，认为是缅甸软禁了永历帝，曾举兵攻打瓦城而未遂。永历因此还向缅甸皇帝作过道歉。1662年，其儿子娶了满州皇帝公主为妻的吴三桂，率两万清兵，抵达瓦城附近的昂丙列，要求缅甸皇帝兵德烈交出永历帝。结果，永历帝被吴三桂押回昆明而被吊死。
永历皇帝死后，杨高学放弃了反对满清的立场，在顺宁住下来，与家人过着安定的生活，并有了两个儿子；杨映和杨正。
　　1682年，在20岁时，杨映娶杨书女儿为妻，经营茶叶生意，逐渐发富。在那个时候，顺宁有许多腐败官员和土匪，杨映的发迹，导致了这些人之中某些嫉妒他的人，向满清政府投诉，说杨映是明朝忠臣的后裔。杨映意识到危险可能降临，同时，考虑到不能全家人一齐被擒。于是，杨映和他的长子杨富才，向东逃难；他的妻子则用背箩背着两个年幼的儿子，献才（译注：其他史料有“猷才”之说）和高才（Gao Tsai），往西逃难。她辗转到达科干山（今天果敢）中部老夯岩（现属中国）。显然，这家人最后还是团圆了，因为杨映和他的妻子的坟墓，现在还在火烧寨。直到1960年，杨家这个家族每年还去扫坟拜墓。杨映后来将家搬到红石头河，在这里，他的家业逐渐发展壮大。其中他的二儿子杨献才，逐渐表现出领导才能。当时，科干山众多部族之间的争夺斗争十分激烈，因为交通和信息闭塞，种族之间相互猜忌很大，关系紧张。
　　杨献才所在兴达户（今天大水塘地区），位于果敢的中部，当时有个叫陈驸马的人，是兴达户的首领，经常受到土匪及其他部族的攻击。陈驸马不但无能，而且懦弱，遇事拿不出主意。
1739年，怒江沿线的土匪，再次侵犯附近的村寨，杨献才在这个关键时刻，拯救了这个危险的局势。从那时起，人们开始尊重他，承认他是大家的首领。在杨献才的统辖下，兴达户是和平与稳定的。他首先是组织当地民众接受军事训练，让他们自己保护自己。在和平与稳定之下，他鼓励附近村寨的居民，与兴达户通商，或迁居兴达户。这样就减少兴达户与周边部族的隔阂。他还制定了一些基本法律和向贫穷、老弱、疾病及丧失劳力的人，提供食物及其他生活用品。当土匪洗劫红石头河居民时，他最小的兄弟杨高才，被派去抵抗土匪，杨献才则将衙门迁到楂子树。当时兴达户的辖区，就象今天的大水塘。它的中心是岔河，东边是红石头河，西边是楂子树，南边有竹瓦寨，北边是南郭。由于看到兴达户的稳定和强盛，周边许多部族开始投靠兴达户，要求得到兴达户的保护。（地图3）。杨献才的智慧和他的公道，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他倡导的组织和行政管理法，给以后历任杨家世袭土司定下了执政的规范。他所制订的领导人的守则是：（一）知识和经验超越别人；（二）果断；（三）得到人民的拥护；（四）是遵纪守法和品德高尚的模范；（五）是人民生命财产的保护者；（六）有正义感和仁慈心；（七）要有个人魅力和领导艺术。在当时果敢那种特殊情况下，只有那些在体质上、心理上和人格上很强的人，才能得到生存。由于这些守则，杨家得以保持他的不间断的世袭领导权而近250年。
　　杨献才62岁去世，他被埋在老夯岩。1758年，杨维兴接替他的父亲职位，跟随他父亲的脚步和遵循他父亲定下的规则，他赢得人民的尊敬。他有4个弟弟：杨维仁、杨维信、杨维新和杨维林。他们每个人，都为扩展科干山领土作出了贡献，此时其辖区比其父亲时代拓展了10倍。杨维兴的领导，主要在军事征服和扩大政治影响。第一个被征服的是杨德山，原因是克钦（注：即景颇）族人准备攻打杨德山，杨维兴即派驻在渔塘的亲戚杨玉率兵去帮助和领导抵抗克钦入侵者，在打败克钦人之后，杨玉就在杨德山住了下来。由此，兴达户的影响又扩大了。木古河，也是被100多人组成的克钦部队攻打，他的兄弟杨维信率部去抵抗，克钦失败退走，杨维信就在木古河住了下来。由于兴达户的扩大，他的弟弟杨维仁，被派去管理大水塘。他的一些侄子，则被派去守卫和管理白沙沟和岔河。与此同时，班中和班永的首领，也来请求保护，他又派他的小儿子杨有泮，到班中班永驻扎。因此，班中、班永两地，也归入兴达户统辖了。为了随时能够应对入侵者，他组织了很多民兵，令其长子杨有根指挥。在杨维兴的领导下，兴达户吸收了放马场、大山、南令坝、班中、班永、螃蟹河、酸格林、老街坝、渔塘、杨德山、忙牙、木古河和瓦窑，行政中心也由楂子树垭口，搬到楂子树大寨。
　　在1765年—1769年，中国对缅甸统治阿瓦的皇帝醒彪显（Hsin Phyu Shin），发动了4次大的战争。当时，醒彪显的军队，被拖住在对泰国的战争中。1767年，入侵的缅甸军队，曾经占领过泰国的皇城Ayuthia 阿育得雅。当时，在中缅边界发生了一些冲突，当缅甸军队攻打一些拒绝向其进贡的掸族土司时，一部份掸族土司跑到云南，寻找保护，以帮助他们重新取得政权。此时，又发生了一些问题。中国商人在八莫被抓，有一个在景栋被杀。结果，中国军队在一部份掸族土司，如木邦、八莫、莫高、景栋土司合作下，开始入侵缅甸。果敢也被征派了300个兵，加入中国军队参战，时值清代乾隆时期。乾隆的大将军傅衡，被缅甸Maha thiha Thura 玛哈·底哈都亚领导的缅甸军队彻底打败。最后，中国被迫将掸邦的勐汞、勐养让给缅甸，还将中国的一位公主（其实是永昌府小姐）送给缅甸皇帝醒彪显。（译注：醒、缅语为象；彪（piou）为白色；显，为主人；大意为白象的主人。）
　　1759年杨维兴去逝，也被葬于老夯岩。他的大儿子，当时25岁的杨有根继任。在杨有根执政期间，“果敢”这个名词，开始被使用。这种改变，有其政治含义，而且是根据他的秘书的建议而改的。因为科干山，是由中国延伸南来的一支山脉。将山字去掉，改为“果敢”2字，表示这个地方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也表现出自己自治的心愿。
　　在楂子树，行政机构分为两个层次，即大营盘、小营盘。还在木城（黑崩龙寨）、戴家寨、八仙桌，设立营盘。还用武力征服了大硐地区的金竹林。这个地方，系杨有泮及杨国华于1804年率部占领。还有个亲戚，被指派去管理大硐。在北部的佤族地区金念和仰况，以及由掸族控制的地区大勐乃和小勐乃，也成了果敢的一部份。使果敢领土，再次得到扩大。当时果敢的领土，东面到大硐，西面到螃蟹河，北面到金念，南面到羊哨。在杨有根统治时期，清朝政府经常派代表下来视察并报告边界情况。有些地区得到承认。这些地区有：镇康、耿马、孟定、兴威（或木邦）、勐板、龙陵和果敢，果敢因此成为云南的一部份，由永昌府管辖，每年进贡。必要时男子会被征调去当兵。当时果敢辖区，有现在一半左右。

一、十九世纪的果敢

　　要了解十九世纪的果敢，其中土司衙门的功能、土司与人民的关系，是值得研究的。
　　衙  门
　　一位参加修建缅甸公路，名字叫做唐培英（译音）的工程师，对那个地区的土司，有如下记载：
“他们用的是铁铸的印。（玉印只有皇帝才能用）。他们对中国行政规范、礼节仪式，相当熟悉，而且能讲流利的汉话，是通过严格考试的，他们继承着中国古代的传统道德。”
　　虽然他所说的是指遮放土司，但也许他说的就是果敢土司。楂子树衙门，在一个面积大概40英亩的山丘上。衙门占地约2英亩。在衙门外面居住着近100户人家，多数是土司的亲戚。山脚下，是插满了竹签的环城壕沟，防御十分严密和牢固。仅有两道月牙形的大门，是进入衙门的通道。衙门的房屋，是传统的中国式建筑，为“一正两厢一楼”的四合院。正堂门面为精工木雕装修，正堂中央设有供奉天地祖先的供桌。正堂的用途是土司的客厅，主要用于接待官员、来宾以及投诉上访的百姓。两侧厢房，主要用于衙门师爷、跟班等公务人员办公、住宿。其次，附郭，还有厨房、马圈、仓库、佣人住房，以及关押犯人的监所等，统一组成衙门这个建筑群落。衙门建筑，都为中国古代传统建筑，有笨重的木雕门窗、土瓦屋顶、石灰粉墙、石头或砖头铺设的庭院。根据中国风水地理习俗：衙门是坐北向南。周边由高大的石灰粉刷的土基城墙围绕着。进入衙门大门、二门，日夜都有兵丁把守。衙门不仅是土司的住所，同时也是土司政权的行政机关。来访的客人，不管职位高低，土司都会在正堂客厅接见他们。
　　在衙门内，居住着土司庞大的家族。中国的传统，不管这个家族有多大，都要住在一个屋檐下，以表示家族成员的团结和睦。对于统治者家族来说，更表示他们有着优良的家族传统。他的每个家族成员，都遵循着自己家族的传统道德规范及礼貌。只有在特别的时候，家庭成员才会闹分裂。当这种事情发生时，即是家族成员表示对于族长的反抗。对统治家族特别重要的是自己本身要做一个模范。孔子《大学》有一段话，大意如下：古代帝王、在表现他们的形象时，首先是管好自己的国家。要管好自己的国家，首先又要管好自己的家庭。
　　作为家长的土司，他的责任很重大。女孩被认为是低一等的，而男孩子是要扶养成家庭领袖的。因此，他们的要求会比女孩优先得到，他们会首先得到教育。女孩子不得参与一切社会和家庭祭祀仪式。她们的职位仅有每天做不完的家务事。比如她们的衣服，不能挂在与男孩子同一条绳子上，只能挂在比男孩子挂衣服绳子矮一节的地方；不能与男孩子同桌吃饭；不能与男孩子共用一个洗脸或脸脚盆。洗脸与洗脚盆，无论男女，都是严格分开的。女孩子，永远应该是斯斯文文、安分守己的姑娘，以至成为贤妻良母，把家庭料理得井井有条。结婚之前，女人几乎没有任何身份。如果女方违背婚约，男方可以变卖女孩，女方家庭不能干涉。遗产继承，只有男子有继承权，女子则不有继承权。她们拥有的仅仅只是出嫁时，后家打发的嫁妆。
　　所以，在结婚之前，土司官家小姐，若有能力，可以去做自己的生意；不有能力的只好尽可能积累一点私房钱。上流社会的女孩，6岁起即开始裹脚。这个习俗是上流社会的价值观，她们不需要从事体力劳作，而有能力承受为改变她们的脚所需付出的代价。后来就发展成一种社会现象，认为小脚女人走起路来臀部一摇一摆，这对中国的男人来说，更具有吸引力，以致相沿成习，脚越小越好。乃至影响到贫苦劳动阶层的妇女，虽然贫穷，还要从事笨重的体力劳动，但还是得顺这个潮流而裹脚。一般女孩，从小还要接受织染、剪裁刺绣等培训，自己的衣服、鞋子要自己做。其他在衙门里长期居住的人还有：师爷、顾问、处长、科长。职位相对低下的，如马夫、警卫、厨师、厨房相帮、裁缝，以及刮马圈等佣人。因为当时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所以还要特别指定有人从事打扫供桌、上灯、烧火、挑水等。因为果敢冬天较长，因此，腌制腊肉、火腿、腌菜、豆豉等是冬天必须要做的重要工作，特别是在新年之前。因为衙门每天要接待上百客人，除比较重要的客人外，多数客人用饭和豆豉、腌菜来招待，而不是用新鲜的菜肴来招待。衙门从白天到晚上，都有人在活动。它也是文化社会和贸易的中心。
　　当土司离开衙门，出外办事时，他的队伍组成情形是：将要进入一个村寨时，先由两面大鋩在前鸣锣开道。鋩直径为4英尺。大鋩后是旗手。旗子用绸子做成，形状是三角形，还有丝带装饰。旗子颜色有红、黄、绿3种。旗面上有太阳、月亮、星星的图案。旗手之后是土司的护卫，在卫队中间是骑着马的土司官，卫队一般是30人，他们戴红包头，佩的是银色腰刀。其余，就是土司下属的官员骑着马，跟在后面。队伍的最后是驮着生活用品的骡马牲口及赶牲口的仆人。因为骡子是主要的运输工具，所以，在调选骡子上，是有一定的标准的。同样高的骡子，5个编为一组。控制牲口的笼通，是用细皮绳编织成辫子状绳索，然后按一定规则再编结而成。其中央编上即正置骡马脑门心部位，镶嵌着一面圆形的小镜子。当你从远处看到有五匹一组组成的50—100匹牲口的马帮队伍，向你走来的时候，它们头顶上的镜子反射出来的光芒，堪称是一道别有风趣的景观。骡子的身价，还可以从它们挂在脖子上的饰铃加以区别。大铃，表示重要；小铃，表示配合。骡子，通常有很好训练，当你呼唤它的名字时，它就会作出相应的反响。它们负担的驮子，一般不超过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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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司与人民

　　土司不仅仅是家族之长，而且是这个地方的首领。土司与人民的关系，就象一个被扩大了的大家庭一样。土司是父亲，土司太太是母亲。这个关系，可以追溯到杨献才时期，一直延续到1959年他们的后代杨振材，整个杨氏家族统治时期，都保持着这种关系。土司不但被视为生命财产的保卫者，同时，被视为道德、公正和仁慈的楷模。
　　衙门对于人民来说，不仅是一个家的象征，而且还是一个可以为他们提供安全和避难的地方。当诉讼的人，去见土司的时候，好比去见自己的家长一样，他们会告诉他自己村寨的有关庄稼情况、市场价格。牛马牲口情况等，以及村寨中的其它一些事情。如果他们有什么冤情，土司会耐心听取，并加以安慰疏导，因为这是土司的职责，以此，让投诉者减轻心理上的负担。由于他们相信土司是公正、正直的裁判，因此他们会接受土司作出的任何判决。因为他们认为土司在智慧、知识方面，都是超出别人的。任何到衙门去见土司的人，都会得到食宿接待，有时还会得到一套衣服或一点零用钱。
　　人民对土司的回报，那就是对土司的忠诚和服从他的领导。果敢是一个农业社会，多数的人民对教育的好处并不理解。一方面他们只重视有形物质的价值，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钱供孩子读书。教育，只是有钱人能够支付的一种奢求。人们的生活是单调的、局限的。土司通过武力征服，成为这块土地的所有者。人民所种的土地是向土司或地方土目租种的。对人民来说，所谓生活，就是在村寨附近的土地，或更远的土地上劳作。男人，早上鸡叫就起床，一直到10点左右才吃午饭。一般下午三四点钟回家，晚上八点左右，基本上就睡觉了。当男人们在地里劳作的时候，女人们则在菜园里劳作，或喂鸡、喂猪，或做其他家务。8岁以上的男孩子，即开始在地里帮助父亲劳作；女孩则在家领弟妹，或帮助母亲做家务。村民们除附近集市街道外，很少尝试外出到更远的地方。这可以从果敢一句俗话表明：连乌鸦都不飞过滚弄江。只有愚蠢和不有头脑的人，才会离开家乡到更远的地方。他们通常要向寨子头人缴税。他们对头人的判决不服，可以到土司衙门直接投诉。
　　

三、行 政

　　在19世纪，果敢被分成9个“敢”，（掸语，“敢”为地区），这些区就是多牛（Tawnio）、营盘、班中、班永、金念（Juin nye or ken nge）(傣语)、金泮、金碑、慕泰，以及在怒江西岸的勐汞。1892年，在英人视察果敢以后，又将它划分为17个组。最大的村寨，会有四五百户；最小的村寨，仅几户人家。每一个寨子，有1个伙头管理。“伙头”一词，是军队的称谓。在果敢，很多中文官职称谓 ，均带有军队官职的含义。乡一级，有一个千总或把总来管，掸族称其为经猛或土目。在千总的上边一级，有属官，即首领的亲戚或亲信。也就是说，只有土司的亲戚或姓杨的人，才会被封为属官。所有地方官，都可以直接与土司联系，寨中头人的责任，主要是负责维持寨子安全和收缴寨内应缴的赋税。这些村寨的信息报告，由信差以口头的方式来传递。这些信差，非常健走，比常人要快得多。这是一个紧密的社会，进入当地的外人，马上就可以被指认出来。为了安全保卫，允许老百姓拥有枪支武器。一般说来，果敢是安全和稳定的。对外的公文、书信往来，由师爷动笔草拟。这些师爷和顾问，多半是从中国聘请而来。一般地方官员的官职，均有世袭权。但每个官员的世袭继承，要经过土司肯定认可，基础是要得到当地老百姓的同意。继承人一般在接任时，会去礼节性拜会土司，土司会向他颁发一个嘉奖状。当他回到村寨时，老百姓会夹道欢迎自己的新头人，除非他们反对他的继任。如果继承人年龄太小，可以由其寡母来接任。除非官员犯反叛罪，一般说来，他的世袭官职不会被更换。

四、习惯法程

　　当一个人要告状的时候，首先要交给师爷一碗米，米碗上装着一个煮熟的鸡蛋，以及10文钱。此时，师爷会把案子记录下来，然后陈报土司。于是土司会择日，将对案双方传来，在公堂上对质，在听取双方控辩之后，土司会作出判断。谁败诉，谁负责赔偿对方的损失。如果像杀人这样重大的案子，处罚包括鞭打、关押，以及死罪。案子的处理程序，一般为先下级、再上级，逐级上报。也就是从寨子头人开始到土司。如果越级上诉，案子不但不被受理，还要被处罚。这样一来，人民很难有机会告发自己的顶头官员。如果发生这类事情，他只好无奈地迁徙其他地方。这个基本法，沿袭了100多年之后，1946年被收编成以问答方式表述的法律文本，计100条，集中了刑事、民事方面的基本条款。至60年代，这本单行法，在果敢已经消失。但应该说明，这部单行法，在当时人民心目中显得很重要，他们认为，离开了单行法，他们及其家庭，就会失去安全保障。

五、果敢和它的邻居

　　研究果敢的地理位置，你可以看到：在它的东边是中国。在它的西边，是掸族和克钦族地区。所以，在东边很可能会有中国的侵入，在西边很可能会受到克钦族和掸族的攻打。在果敢的掸族，与汉族和睦相处。一个世纪多以来，果敢经常受到兴威（木邦）的攻打。虽然，当时果敢在行政上属于中国，但它往往还得额外向木邦土司进贡。 1867年，怒江西岸的勐吉掸邦首领，对仰况发动攻击。在接到这个消息后，杨国华准备与他们和平协商解决问题，但勐吉首领不仅诡计多端而且态度强硬。这样，迫使杨国华不得不考虑采取军事行动。一些果敢掸族人士，被派往勐吉做疏通掸族头人的工作，建议双方头人在滚弄江边某地会唔，以解决双方争议。当勐吉头领带着队伍，抵达约定会唔地点时，他们开始怀疑对方的诚意，并驱赶杨国华派去的代表即其四弟杨国美等果敢方面的代表，于是武装冲突发生了，掸族勐吉首领被杀死。在另外的一个事件中，即北兴威（即木威）首领率兵攻打果敢的一个寨子，村名叫害羞水。果敢土司率部反击，将兴威土司首领及其所部包围、缴械，然后将他们遗送回木邦。因为此事，木邦将勐汞、常箐山、滚弄，输给了果敢。从那时起，果敢与兴威（木邦）的关系，变得紧张了。杨国美和杨国藩，先后在一连串的反抗、保卫、抵抗外敌入侵中，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他们被葬在戴家寨附近的木城。 1855年，当北京政府把注意力集中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云南的回族，在杜文秀带领下起来反叛。1875年，当他们失败撤退时，一部份人流入了果敢。根据回族的历史记载：他们的首领（Lin yi）林义，是杨国华的一个结拜弟兄。林义即寻求杨国华的帮助，让他们在离楂子树几英里远的名叫戴家寨的地方居住，据说这个事情遭到杨国华的弟弟杨国正的反对，劝其兄不要答应回族的要求，回族记载还说，杨国正还通知中国方面负责追赶回族军队首领张将军，曾向清军提供关于回军的行踪和去向。在与清军配合下，打败了流入果敢的回族军队。由此，引起了回族对杨国正的怨恨和不满，并多次发动袭扰果敢的战争，企图打跨杨国正。根据果敢的记载：回族曾经包围过楂子树，企图占领果敢。他们抢劫村寨，强奸妇女，随意杀人。虽然，当时的具体情况，大家都说不清楚了。但是，果敢与回族之间的战争，在民间却留下了很多传说与故事。据说在未开战之前，双方派出妇女互相骂阵。此后，双方的男人开始接着打。据说回军曾俘虏一些土司衙门的妇女儿童，其中有杨春荣及他的母亲。后来，杨国正花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银子，他（她）们才被释放。有一次，果敢方面有杨有泮、杨国华率领，抵抗入侵者，为减少伤亡，杨有泮带领年老体弱和年幼及生病的人，准备疏散到怒江西岸的南壮避难，渡江时，南壮首领要他们每人缴纳5块大洋，作过路费。因为是逃难，当时这些人根本拿不出现钱，但杨有泮承诺，负责支付这笔钱。在未兑现期间，杨有泮愿意充当人质留在那里，以求得这批果敢人过江。当这批人安全渡江之后，杨有泮趁机逃离渡口，留给拦路要挟者的是：“一无所得”。当回军退居板弄之后，他们扩充了兵力，又返回攻打果敢。这一次，杨国华得到了镇康清军方面的帮助，在经过几次激烈战斗之后，入侵者最终被赶出果敢。在这些拉锯式的战争中，最激烈的是在老街与南伞之间的戴家寨的战斗。据说杨国正本人，有两次处境很危险。一次是戴家寨被围困，继之被回军紧紧追逼，当他逃到叫xishu she的一个垭口时，突然出现一头大黑豹，吓退了追兵，偶尔使他幸免于难。此后，镇康军队与果敢军队之间也发生了冲突。在南京里，杨国正差不多丢掉性命。但由于其警卫姜三，提醒他注意对方的阴谋，他才幸免于难。从此，姜氏受封石房户，世袭相传。果敢上半部回族的侵入被打退，南部道水也被果敢占领。一部份被克钦族打败的傈僳，也迁入果敢，被安置在杏塘，并分配给他们土地，让他们耕作自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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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果敢与中国

　　果敢与中国有着紧密的关系，特别是在贸易和宗教方面。还有果敢的大部份人是中国云南人的后裔。现在边界两边，都有亲戚居住着。第一个到果敢来定居的人，知道的人已经很少。但估计多数是明朝末年之后进入定居。从那时起，他们之间就已存在贸易关系，他们也许是汉族，也许是掸邦或佤族。果敢与中国方面的掸邦地区镇康、孟定、耿马，历史上均有往来。这三个地区的人民与果敢人民讲同样的方言，有着相同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在他们地区之间，有着长期的贸易往来。在历史上，这种关系，当然，有时可能是合作，有时可能是斗争。在政治上，都是在永昌府（今保山）管辖之下，每年要进贡。但果敢长期保持着自主地位，因为果敢的统治家族是汉人，他们一直保持着中国古代的传统礼仪礼节。但，直到1840年，才被朝廷正式承认，允许杨国华启用铜印。在军事方面，就象上述提到过一样，果敢方面一直倾向支持中国政府。但到19世纪末，果敢对中国的态度慢慢开始冷淡。也许是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度，至清代已走向最衰落的时候。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对中国来说，永远不可挽回的一连串羞辱发生了。直到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宣布“中国已经站起来了”！
　　在英国占领上缅甸以后，清朝政府开始感到紧张，边区地方官员对边区的管理监控有所加强。果敢的一部份地区，经常遭到从中国或掸邦地区流串而来的土匪团伙的抢劫。清政府在边地推行“改土归流”，县官不得在当地任职，只能迴避任职，其用意是防止地方官员结党营私或贪污腐败。结果，这些官僚，一旦到一个地方上任，立即开始强征暴敛，搜刮民间，不管人民的感受如何。1862年一个英国人，名叫汤姆斯·W·布勒克斯顿（Thomas W·Blakiston）曾有以下评述：
　　“这些官僚们变得特别自私和不关心公益事情，中国王朝的基本法令被摧毁。因为县官不再是生活在他们儿女中间的父亲，他只是一个不知道自己所来所去的抢劫者，所以自从满州达达王朝到来以后，皇室的每一样东西，都变得逐渐衰落，甚至已经到了无效的地步。”
也许这就是当时杨国正所接触的中国官方的层次。因此，在英国人未来到之前果敢领导人对中国官方已经开始逐渐疏远。

七、内部斗争

　　杨国华年已50岁，仍没有孩子。1870年他到大理时，曾到观音庙求子。也许是巧合，也许是上天的安排，一年之后，他的夫人确实生了一个男孩。4年后，杨国华去世，留下他的孤子继承他的世袭地位。此时，杨国华的六弟杨国正，眼看其侄子仅4岁，加之他与其长兄的密切关系，他就代其侄子摄政。在杨国华临死之前，杨国正曾向其长兄庄严的发誓：他会象亲生儿女一样把其侄子扶养成人，并让其继承长兄的土司世袭权。
　　1879年的春天，天花传染病席卷果敢。杨国华的孤子杨春荣也被感染，病情相当严重。附近所有医生，都被请来帮助诊治，但始终未能痊愈。一天晚上，杨国正庄重地点烛焚香，祈祷观音，保佑他的侄子。并说：如果天意真的要损折一人，求观音在他的10个儿子中选择一个。结果，杨国正的亲生儿子，确实夭折了一个。而他的侄儿子杨春荣，则慢慢恢复了健康。
　　在杨国正的统治下，果敢在掸邦赢得了最强和最有影响力的名声。在征服勐汞和滚弄以后，果敢的领土变得完整了。他在人民之中的声望很高，他活到80岁，统治了45年。1886年英人占领上缅甸，并将果敢列入木邦辖下49个县之一，承认果敢在掸邦中的影响力。在这种行政区划下，一个县有一个土司来管理，但果敢从来没有承认过木邦的领导地位，都是直接跟英国人打交道。英国人对此深感惊异：以果敢的幅员、困难条件，居然会有那么多的人口，并在掸邦中成为最富有的一个县。在土司中，杨国正被认为是最有势力的人。对他的邻居来说，杨国正被称为“六官”，果敢则被称为“六户”。就象前面提到的一样，他打过好多年的仗。但特别值得提出来的是：他在跟耿马勐肯（Mong Hkeng）打仗时，因铜炮枪枪管爆炸，差点把他的眼睛弄瞎掉。英国人斯高特对此有如下记载：“他现在除了从黑暗中分辨光线之外，能做的事已经很少。但他精力充沛，而且在自己的掌握下行动。”1897年，果敢成为英属缅甸一部份之后，他被颁发有下属说明的ATM勋章：“颁给果敢六官尽职奖章（金质勋章）。这位下属首领，一直忠于他的宗主北部兴威土司。在过去50年动乱中，他保护了他的地区不受伤害。他在他的上司和同僚中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在英国官员的报告中，他是一个对于来果敢的英国官员，永远会给予一切帮忙的人。近期，他尽其所能，支持帮助建立了多牛营盘。”（译注：“多牛”、“独牛”，即老街也）。
　　在这期间，他的9个儿子，分享其父亲的威望和影响力。他们每人都有官职。最大的儿子杨春达，在军事方面很突出，曾随父亲及堂兄杨春荣，参加过许多战斗。他在1922年去世。当土司继承权被提出来的时候，杨国正的儿子们均以为，应该在他们弟兄之间选1人。当杨国正决定，由其侄子杨春荣继承，也是履行他的诺言时，在其儿子中引起了不满，甚至愤怒。但，杨国正还是在1916年，把世袭土司权位传给了其侄子杨春荣。
　　1920年，杨国正去世，为了缓和局势，减少家族间的不和。杨春荣将土司一大部份权利，分给杨春沛或称八老爷；杨春锦或称九老爷；以及杨国正的长孙杨文焕。杨文焕管理勐汞并掌握兵权；杨春沛管理金弄山。杨春锦管理常菁山和滚弄。杨春荣自己仅管理果敢中部。这样，果敢就形成有同样权力的4个人在管，而且他们之间，不协调、不合作，各自认为自己比别人更有势力。虽然在继承权上，杨春荣是世袭土司。但鉴于他与他的叔叔的特殊关系，特别是自己的生命与地位，都是叔叔给的，欠下很大的人情债。因此，对于当时果敢四个弟兄分治局面，实感束手无策。久而久之，这在人民中产生了不安，衙门之间则关系紧张、不和睦及捉摸不定。这种不健康的环境，也促使了衙门内一些太太的阴谋活动。她们中的一些人，是很积极的。据说结果发生了杨国正的二太太雷氏小丙，即杨春锦和杨春沛的母亲阴谋策划的案子。太太们之间的互相指责和攻击，更加剧了原来就存在着的紧张关系。
　　最后发展到分家。杨春荣就此到柞地林新盖了一所衙门，即大家叫的“新衙门”。原楂子树衙门被称为“老衙门”。
　　1929年，杨春荣去世。就在杨春荣去世当天，土司职位法定继承人杨春荣的长子杨文炳，接到木邦衙门的传唤，说杨国正的儿子杨春沛、杨春锦2人，就果敢土司继承权问题，已上告到木邦土司。要他马上到木邦对案。这种做法在这个服丧的时候，对杨文炳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杨文炳只好强忍悲愤，把他父亲丧事，交给其弟杨文灿运筹。然后，前往木邦，去面对这个案子。当他到达木邦的时候，也不管他是在服丧期间，硬要他穿上新衣服上公堂。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木邦土司接到报告，说杨春荣、杨文炳父子，有脱离木邦的愿望。形势对杨文炳相当不利，因为他一个要面对其8个叔叔。当时，他的二弟杨文灿只有25岁，最小的弟弟杨文雄仅9岁。为了告状，他向他的三姐夫彭老爷借了一大笔钱；彭老爷的财富，是为英国人驮脚运输赚来的。杨春锦和杨春沛，则有整个老衙门支持他们，这样，他们好像就拥有了用不完的财力。再加上杨文炳的这些叔父，都精通武艺，又与木邦土司Sao Hom Hpa昭洪怕有着长期的关系，因此，他们在木邦衙门，有一定的影响。这样，判决很可能会对老衙门方面有利。
　　不像他的父亲，杨文炳是一个真诚的和有抱负的人，他不会接受木邦土司衙门的判决。他决心就是倾家荡产，也要争回土司世袭的权利，因为他们这一族支的存在十分重要。于是，杨文炳即不断地通过英人在贵概的督察，向在仰光的英国总督申诉，由于他的坚定不移申诉，促成英国人对这个案子作出了进行全面调查的决定，并在老街召开群众大会，征求老百姓的意见。结果，人民喜欢的是杨文炳。对此，仰光方面否定了木邦的判决。对杨文炳来说，这是真理战胜金钱和影响力的胜利，也是英国司法公正的一种表现。
　　由于这个决定带来的原则问题，杨文炳面对着的是一个潜在着的反叛逆流，特别是八老爷及其追随者。对此，他首先拘捕了八老爷，（泽者注：即杨春沛）并将其驱逐出境，宣布不得再踏入果敢领土。同时，没收了九老爷的所有财产。九老爷（译者注：即杨春锦）被迫离开果敢，迁居贵概。这种做法表明：果敢任何人与杨文炳争权，都不会被容忍。这样，杨文炳就建立了自己的权威，果敢重新恢复了一个核心的行政领导。
　　在这场诉讼之后，杨文炳希望建立一个比杨国正时代更大的王朝，这种抱负也许是杨国正感染传袭下来的。因为他的父亲杨春荣留给他的财富极少。杨文炳的二儿子杨振材还记得：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家里吃玉麦砂掺饭，以及母亲蒋淑敏反反复复为他们缝补衣服的情景。在杨文炳和蒋淑敏结婚的早期，困难的环境逼使她必须下地干活。杨文炳的第一步，就是巩固他的权力。九老爷被驱逐到贵概，杨文炳再也没有见到他。直到二战之后，当九老爷回来向他请求给予在滚弄渡口收税维生时，才叔侄重逢。这对当年曾不可一世的九老爷，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耻辱，但杨文炳还是拒绝了他的请求。九老爷只好返回贵概，从此，再也没有返回果敢。1978年，他在腊戌去世，享年84岁。
　　杨文炳这一族支，在斗争中保留了下来。也许他的理想是希望一代比一代更强。杨文炳是一个崇尚儒家思想传统，很有原则、很重视权势的人。他有远见，思想进步。他还写诗。他的文章，也写得很好。从他写的一段文字，可以看出他的感情和他的人生经验：“尽管我的计划不够圆满，但希望和平与安宁，永远降临给我的人民和我的家庭。”
　　杨文炳认为由其父亲兴建的柞地林衙门，不仅仅只是土司行政中心，在他的子孙心目中，还是一个值得骄傲的纪念馆。为了扩建衙门，他在中缅边界两边，订购最好的建筑材料，并从中国请来优秀的建筑工匠，扩建这个土司衙门建筑群。衙门是从杨春荣开始修建，到1939年才由他的儿子杨文炳完成，但4年后却被日本人给烧毁了。衙门座落在一个腑瞰新街的山麓丘陵之间。周围有白色的石灰粉刷的围墙，正房坐北向南。两边则有土署办公用房、住房、厨房及马圈，还有佣人住房、部队住房等。当你走近衙门建筑群时，出现在你面前的是30英尺高的大门。穿过大门，要向上登100级石台阶，才到达正房。在石台阶的两旁，辟有3个休息台。每个休息台，都种有从我的祖母蒋淑敏就培植下来的果树和鲜花。这些台阶，台长1.5米—2米（5—7英尺）；每台由3条石条组合而成，每条石块长70厘米、宽60厘米、厚40厘米。在到达第三级也就是最后一个休息台时，辟有一个用同类石板镶地坪的院子，其面积为20×30米，即40×60英尺。穿过院子即是正厅房子。正厅两侧，分别建有比正厅稍低一些的房屋。正房是有镶有精致木雕门窗的中国式建筑。土司及其幕僚就在正房大厅，接待来人来访。在未到达正厅之前，必须经过两道守卫，一道在大门，一道在正厅门。会见时，土司会坐在正厅中央，投诉人会跪下瞌头。土司会一一询问他们有什么事，通常大多数是冤情。土司听完他们的陈述，会分别作出处理的决定。来告状的人听到决定后，以再度瞌头，表示辞谢。然后，来人会被带到厨房就餐，并视情况或赐给一套衣服，或赐给一点粮食，或赐给一点零用钱。所有到衙门拜会土司的人，无论怎么穷，都不会空手而来，都会带上一点礼物，这是表示对土司的尊敬。
　　杨文炳为了建立他的理想，他找到了他理想的助手即土司太太，她的名子叫蒋淑敏，她是一个镇康土生土长的姑娘，她是一个精力充沛、勤劳，而且有坚强个性的人。她14岁结婚，是一个漂亮的姑娘，而且以其“三寸金莲”及爱发脾气而闻名。1930年，他们的大儿子杨振源，在腊戌死于食物中毒。这件事恰恰发生在家族内争之时，所以，引起了很大的怀疑。土司夫妇相信，他是被人故意投毒致死。从那时起，土司就产生了一种概念，即不相信所有的追随者，会完全的忠于自己。土司太太蒋淑敏，开始培养自己的心腹，以便经常向她告密。这样对土司的反抗逐渐减少，最终销声匿迹了。这些反对派人士有的迁徙到其他地方，或许以后又再出现，比如土司的二组夫（姓彭）来说，当新老两个衙门正在内争，谁也料不定谁胜谁负时，这个精明的生意人，为了在两个衙门争执中间，保住自己的中立地位，他又娶了老衙门的一个小姐做他的小老婆。这样一来，在新衙门方面，他本来是个姐夫；在老衙门方面，他又成了一个妹婿。当英国人将继承权判给杨文炳时，不是杨文炳而是蒋淑敏对彭的投机取巧深表不满。彭为此被迫迁徙常菁山。对某些人来说，土司太太比土司更可怕。她生过7个儿子，并让他们知道他们各自的责任。结果，他们在建造未来杨家的过程中，各尽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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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英国人

一、果敢与英国人

　　在占领上缅甸以后，英国人用了4年时间，32000人的兵力，在两名少将和6名准将的指挥下，平定了缅甸。这是一个付出了很高代价的军事行动。英国人对继续向掸邦扩张，产生了迟疑。他们发现，与当地土司合作而统治这个地方，比他们出兵占领及直接统治这个地区要更好得多。从经济利益上权衡，英国人占领缅甸之后，对通过中国云南获取利益的战略，促使他们慎重考虑：是不是要向掸邦扩展自己的影响力。
　　在当时，掸邦的统治相当混乱。在缅甸皇帝滴波（Thibaw）压迫下，导致了部份掸族土司的明显反叛。从那个世纪的早期起，兴威土司开始抵抗缅军的进驻。这种抵抗，逐渐扩展到其他地区。在南方，这种反叛，演变成后人所知道的Limbim（令丙）密谋事件。这个事件是掸族土司们包括景栋、勐乃、弄扫和勐保等土司，与令丙王子的一种联合行动计划。计划推翻滴波，扶持令丙王子登位。令丙承诺，他将取缔民众愤恨的“人头税”，不干涉掸邦的一切事务。这些事情的发展，出现了一种局面，即政治不稳定，有些地方甚至已处于无政府状态。当英国人在缅甸出现时，紧张的中国政府，邀请掸族土司首领参加会议，并签署了一个友好协定。为了回应中国人的做法和态度。昔波土司在他写给英国驻缅最高长官的信中说：
“我们掸国的首领们，首先考虑的是，那一方能够提供给我们和平与幸福。然后，才考虑跟那方面的政府建立友好关系。”
　　这里说明了一个没有时间性的感受。明确反映了那些地处边境的地方所持的态度。这也是一个很明显、很简单的一种感情。也就是说：如果你对我好，我将会是你的朋友；动用武力，对这些边境地区，很少会奏效。
　　在掸邦对当时情势的反应下，英国人采取了“和平渗透”的政策。他们通过有影响力的土司，如北方的昔波，南方的尧水。当这些土司对他们的忠城度被肯定之后，很少会有其他土司还会反抗他们。英国人向他们保证；不会干涉他们的内政。但要求土司保卫各自的安定和平及不压迫人民，并向英国当局缴纳一定的赋税，承认英国政府的领导。英国政府的回报是：承认这些土司及其世袭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的存在，没有不被欢迎的。
　　在1886年的早期，根据英国法令第33条第3章节，上缅甸及掸邦，被宣布为英属印度帝国的一部份。1887年，掸邦第一次被载入有关上缅甸的法律条例中。条例载明：在掸邦北部和南部，将刑事和民事方面的事务，以及税务方面的行政管理权利，授予当地土司。
　　这样一来，掸邦就变为英属印度的一部份了。在那个时候，掸邦土司们，由于政治上的幼稚，没有意识到这种分割，对掸邦此后作为缅甸国家的一部份等这些条例问题可能带来的影响。掸邦对作为缅甸一部份这个问题，历来感到不满。因此，在联合争取缅甸国家独立时，曾表现出不愿意和极为勉强，直到昂山对他们劝说之后，才参加了要求独立的行列。但无论如何，这种同盟，仅仅维持到1960年。因为民族反叛斗争，从当年开始了。事实 上已变成内战，直至今天还得不到解决。
　　随着英国人正式占领上缅甸，《英国人在掸邦建立影响力的计划》已经在曼德勒（瓦城）写好了。计划承认新势力的存在，对依附他们的人，给予优先权，直到他能够维持局势。
　　1887—1888年间，（Hilder Prand）优特·布朗特先生，用了5个月的时间，走遍了整个掸邦：
他接受土司们的归顺，承认他们的首领地位，建立起他们与政府以及其他人的关系，定下每个首领必须上缴赋税的数额。由此，在掸邦建立起了英国政府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
　　英国人兵分两路，一路向北掸邦，一路向南掸邦。北部的人，由R·A·Yates耶斯少校指挥。他的部队，在1888年2月，首先抵达滚弄。4年后他们来到果敢，进行户藉人口调查，意在确定果敢应缴赋税额度。在英人未占领缅甸之前，中缅边界分别很不明显，边境地区如果敢，既向兴威（木邦）进贡，也向中国缴税。在占领缅甸之后，英国人派出了好些调查组，去确定：①、掸邦对中国直接或间接的忠实程度；②、哪些地方忠于中国或不忠于中国。这对英国人巩固他们的殖民统治，是很有价值的。
　　根据缅甸皇宫里面的官员提供的信息：果敢被想象成为是一个“向阿瓦王朝进贡的地区。”根据1894年北京条款：果敢还是中国的一部份。由于英法在滇西南殖民利益上的竞争，导致了1895年6月20日的《法中协定》，在协定中，中国将靠近缅甸东部的一部份土地，即两个版纳（一个版纳为一千块稻田），割让给法国。在此后的中英协调中，1897年的条约，中国被迫放弃了果敢。这块在中缅边境上的小土地，被称为“中国的掸邦”以及“缅甸的掸邦”。以此区别那些中缅边界之间的地区。中国的掸邦包括户撒、腊撒、勐板。户撒、腊撒的居民，多是阿昌族，只有他们的土司是掸族。勐板，又叫中山；其土司是汉族；根据1897年条约，是划归给果敢。其他中国的掸邦还有：南甸、干崖、盏达、陇川、勐卯、遮放、芒市、泸厂。果敢，处在国际势力的掌心之中。它的被移交给英国，继之又是缅甸的统治，造成了后来这个地区政治和社会的复杂性。
　　果敢在1897年之前，其行政相当独立。但自那时以后，有一部份时间，被归在北兴威（木邦）之下，但至今未发现有具体的历史记载，那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就因为有这么一段历史恩怨，因此，导致果敢与木邦之间关系始终不和。应该说，历史以来，果敢与木邦的关系，从来就没有好过。在1850—1875年之间，发生过由木邦官员挑起的对果敢村寨的多次攻击。在其中一次冲突中，果敢土司率部在芒罗一带，打败了木邦军队。有一次，木邦头领及其部属，在害羞水被果敢土司军队包围缴械，继之被遣返回木邦。1890年，在木邦对果敢村寨发动多次进攻之后，果敢占领了滚弄，并将其划入自己的版图。果敢多数是汉族，兴威（木邦）多数是傣族，在语言交流上存在着困难，在风俗习惯等文化方面存在着差异，往往造成相互之间的怀疑、误解和不信任。
　　说到英人对掸邦的政策，它是外交手段和武力结合的一种公式。根据从果敢得到的证实：当英国人第一次到来的时候，他的首领和人民，都没有来迎接这些外国人，他们不愿意也不敢肯定这些陌生的白种人会对他们有什么企图？英国的官员很大胆，首先送上一套质量很好的毛呢制服和一些武器及其他礼物，作为对首领友好的象征。接着还打枪给大家看。这样，就吸引了很多人来看热闹。接着邀请看热闹的人群中较胆大的人来参加打靶。这样，即留给当地老百姓一个印象；虽然英国人有优越的武器，但他们对老百姓还是友好的和善良的。由此，当地人对他们的猜疑和不友好的情绪，也随之消失了。
　　克钦族确不轻意屈服在英国人的势力之下，他们抵抗了好多年。英国人在他们的战略行动过程中，让果敢提供骡马，帮他们运送所需物资。在起初第一年内，果敢没有一家人，愿意让他们的骡马去驮脚，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跨过怒江，因为这样做，就等于去死。这种迷信的影响，多数因为是那些敢过江的人，多半都带了疟疾病回来，虽然当时的人民还不知道是什么病，但知道只要染病，往往会导致死亡。由于没有一个人愿意让他们的骡子去驮脚，结果，土司只好勉强让自己的马帮去帮助政府运输。当这些马帮返回来的时候，这些牲口不但没有死亡，看起来还喂得很好，更胖更健康。赶马人也得到很好的待遇。所以，几年后这些赶马人发富了，变成了地主。他们称赞他们的英国上司的纪律和好处，他们还带回来了新的知识。他们发现英国官员骑在牝马身上，这种事情在果敢从来未有。因此，在果敢赶马人中，引起了捧腹大笑。就象探险者一样，他们看到或经历了新的人物和事物。在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会骄傲地展示他们带回来的东西，比如香烟、毛呢大衣等等。第二年，有许多赶马人报名要去，但因所需人手有限，有些还得被辞退。在此后几年中，特别是英国统治时期，驮脚成了一种很茂盛的贸易。它给土司、他的家族，以及果敢人民，带来很大的好处。英国人在掸邦及其他前线地区的许多军事行动中，需要上千的骡马运送军需物品。因需求很大，连靠近边界的中国边区，如镇康、耿马、孟定的马帮，也来参加运输。
　　这就是英国人如何赢得果敢人的信任。不管反帝国主义者和反殖民主义者会如何争辨，但是，从1897年至1942年这个阶段，是果敢最稳定、最安全的时期，这个说法在果敢是普遍被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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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鸦片问题

　　在19世纪后期，鸦片在中国四川和云南，已经相当地多了。当需求大于产出的时候，云南的生意人，开始寻找能够栽种鸦片的更多地方，好象是云南的商人，将鸦片种植引进果敢。因为这里的气候环境很适宜鸦片生产。到果敢的人，不久他会发现为什么稻谷在果敢不能很好地生长。虽然有足够的茶叶出产，能够满足附近的需求。但对人民来说，当他们在门外边的云南，找到一个现成的市场时，鸦片很快就取代了茶叶，变成了一种经济作物。
　　（一）、生产与销售
　　据估计：至19世纪后期，在果敢2/3的土地，大约10000英亩，是种植鸦片。如果没有得到鸦片的回报，在果敢的多数人，每年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面临着缺粮的困难。
　　别的生活必须品，也可以从鸦片上得到。疾病比如疟疾及痢疾，在这个地区是常见病，通过吸食鸦片，可以减轻疾病的痛苦。英国人有一个很值得感兴趣的的资料指出：在种烟地区，没有染上烟瘾的人，只有在那些禁烟的地方才有。在1960年以前和1960年以后这个期间，有一个明显的区别。1960年以前，鸦片的输出，仅仅只是为了维持生活。但是，1960年以后，它的生产已发生了质的变化。
　　鸦片的销售，根据市场的需要而变化。当果敢的生产者，还停留在初期的生产状况的时候，他们没有什么改变，只是到街子卖给在外面有联系的人和对生意很熟练的云南或中国生意人。果敢的生产者，没有精深技术和技巧，去出售他们的产品，对把产品卖给在果敢的生意人，已经感到很满意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云南生意人都到果敢来买鸦片，这些大烟全部输入中国。当缅甸独立以后，鸦片生意被国民党残军垄断，果敢的鸦片，全部卖给了他们。
　　（二）、国内情况
　　要了解鸦片产量戏剧性的上升，国内和国际的情况是值得研究的。缅甸的毒品贸易也可以被认为是缅甸军人政府和掸族少数民族的内战所直接产生的结果。
　　掸族反抗缅甸的政府是有历史根源的。最近的冲突起源于50年代的两件事情：第一件是政治性的，就是在“丙弄会议”上所规定的掸邦有自主和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反抗的原因是缅甸军队的行为，他们对掸族做了大量违犯人权的事情。在50年代后期，掸族土司们被撤除了他们的世袭权，由军人取代。缅人还不断地压迫掸族人民。掸族初期的反抗是零星的。到60年代，已经发展到足够的力量。缅军开始采取对待叛乱武装的手段来对待他们；其中一个做法是组成了由当地人组成的30支“民兵部队”即自卫队，缅语叫“戛戈也”。这些民兵部队多是靠毒品交易来供养他们自己。军人政府没有经济能力来装备他们或为他们提供经费，于是，他们被允许从事鸦片交易和其它物品的黑市买卖。一部份鸦片也许会通往印度，但主要的还是通往泰缅边界，其主要原因是那里的需求量很大，还有国民党军能够提供安全保护、仓库设施和交易联系。
　　果敢戛戈也，1965年开始成立，并发展成一个强大的组织。在全盛时期发展成为1600人，戛戈也帮助缅甸军队收集各种情报。有战事时刺探军事情报，以及在果敢充当翻译。要维持这样一个庞大组织每月需要60万缅币或大约1万美元的开支，果敢戛戈也的头领，每3个月要下泰国一趟，且每趟要50—80辆大车及100多匹骡子组成的马帮，来运送一切可卖的货物，包括珠宝、玉石、古董和最赚钱的毒品。
果敢戛戈也的首领是罗星汉，是一个家在中缅边界，果敢东部叫大竹箐村的人。1935年出生，他是彭家声的亲家。他在新城接受教育。中学毕业后，他在衙门任职，最初时，任一个低下的职位。当时，杨金秀执政。罗星汉在杨金秀手下做勤务员。1963年，当果敢土司及其他杨家成员在腊戌被政府扣留时，罗星汉的鸦片车队及他本人也在大其力被扣留。1965年，当杨振声发动果敢起义时，罗星汉被军事情报局（M·I·S）委以组织一支人数是150人的反叛乱组织。由于语言障碍，缅甸军队没有关于当地情况的知识和情报，所以选择果敢当地人是他们利益的最好服务对象。看起来好像是罗星汉劝说了军事情报局任用他，但他在缅语上的局限性对军事情报局来说还不会是最好的人选。无论如何，直到缅甸共产党（CPB）的果敢部队几孚占领滚弄以后，罗星汉才得到情报局的同意，让他扩充他的自卫队。他最大的成就是在滚弄战役，该战役打了42个昼夜。
　　1968年，彭家声和他的弟弟领导的缅共果敢部队占领了除滚弄以外的整个果敢。1970年，缅共对滚弄发动三面攻势，截断了缅军的补给线，缅军一时士气低落，曾经考虑放弃滚弄。为了阻止缅共继续向腊戌挺进，滚弄大桥将被炸毁。但是罗星汉劝说缅军守住公路利用空军和炮兵支援他们。缅共因此遭受重大损失而退回老街。从此以后，果敢大部分地区控制在缅共手下，只有滚弄还控制在军人政府手中。由于果敢丢失掉，罗星汉被迫去寻找更多可以栽种鸦片的土地来支持他的军队，开始在当阳附近及掸邦地区原来没有栽种过鸦片的地方栽种鸦片。
　　第二点是，1963年，当军人在军事政变中取得统治权时，统治集团开展了一个社会主义计划，将所有企业收归国有。当时共有22个公司来负责供给生活必须品，但想不到的是缅甸从此面临生活必须品严重匮乏。这是因为被收归国有的企业和工厂缺乏有经验的专门人才来管理。于是戛戈也也通过鸦片交易，又熟习边界道路交通情况，乘机开始走私贩卖生活必须品。在当时，他们被戏称为“第23公司”。泰缅边境当时只是掸族和国民党（KMT）残军往来运输的通道。戛戈也出现后，这些通道变成了走私者谋求生计往来的主要通道，而且为鸦片生意开辟了更多的市场。更有甚者，这些戛戈也自卫队，除用车辆运输外，还用飞机为他们运输贷物呢！这些都是缅甸政府的军人默许的结果。据估计从1968年至1973年之间，罗星汉共出口了200吨鸦片。
　　1970年，军人政府开始感受到由戛戈也所带来的压力，于1973年将戛戈也组织撤销。在缅甸历史上黑暗的一页终止了。
　　（三）、国际的要求
　　关于毒品的争论好像只是一个单方面的问题，但从简单的经济观点来考量，在任何一种交易中，都有买和卖。对任何一个物品来说，需要有一个市场来出售。因此在1968—1973年之间，因为毒品在西方有一个庞大的市场。如果在亚洲，它可能会是土耳其或巴基斯坦。在那里，这些毒贩会很容易找到物品的市场。西方需求的增加被认为是生产地区的责任。在这个有疑问的时期，就缅甸和所谓的“金三角”而言，最直接的市场就是越南。在那里，5万美军中的10—15%被估计是“瘾君子”。
禁  止  当缅甸成为英属印度帝国的一部分时，英国政府很难控制鸦片的生产。当时印度方面用船运往中国销售。1923年，第一个企图将鸦片的生产和销售制度化的法律在掸邦公布，要求掸邦土司们遵照执行。
但，这个法律没有在果敢施行。这是由于以下的原因，种植和买卖仍然允许。第一点是，由于果敢在边界战略上的地位，英国政府希望巩固果敢对他们的忠实，不让他们投靠中国。第二是果敢土司一直都在维护边界的和平，这样就为政府省下一笔为了维护边界安宁而驻军的军费消耗。第三就如一位英国官员所写的一样：
　　“果敢……以鸦片为生已经好几代了……，完全的禁止只能动用武力，而人民将会更贫困。只有当中国停止了种植，这边将有可能采取同样的行动。”
英国人离开缅甸以后，新的缅甸联邦政府曾为减少种植和买卖鸦片采取了一些措施，但都得不到显著的效果。因为那些种植的地区，比如果敢和景栋都不在缅甸政府控制之下。从1962年开始，鸦片生产明显地上升，就像上面所提到的一样。
　　当禁止鸦片只是一个当地的问题时，1970年它成为了一个国际公认的问题。1971年，当尼克松总统向毒品宣战时，美国毒品管制机构，开始对那些从事毒品买卖的大毒贩，比如罗星汉和坤沙采取行动。但罗和坤沙被置于铁窗之后，仍没能停止毒品的流动。事实说明：只要它还有市场，真正禁绝毒品的问题，还值得讨论。对种植鸦片的人来说，只是一种求生的方式而已。对掸族反抗武装力量来说，毒品交易只是他们用来维护自主权的手段。对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没有任何人可以估计和衡量。但是，对这个问题真实性的认识，将会是任重道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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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国与杨家

　　根据英国对土司地区的规定，英国人的管理和当地首领对英国人的忠诚，给果敢带来了和平与稳定，那是互相了解和友好关系的一种合作，一直保持到英人离开缅甸。从双方的历史背景看，这种关系不大可能会维持得住。一方面从果敢土司角度说，他从来未见过和接触过英国人。要让他同一个从风俗习惯、行为等全部与他不同的陌生人打交道，是很难的。另一方面，英国官员将果敢土司说成是一个中国人，而在19世纪一般英国人对中国人的观念是地位低下、行为永远是阿谀奉承，抽大烟和懦弱无能。对于英国政府官员要向土司和他的人民贯输他们所谓的文明之道，看起来是一件不太容易的工作。但无论如何，外部的表现和行动举止，仅仅只是一种片面的表象，往往与事实是不相称的。因为当遇到真正的问题的时候，都能达成共识。土司是直率的和不甘屈服于阴谋鬼计的。他遵循着祖先遗留下来的训示，在人民的拥护下，以公正来统治。这些遗留下的祖训也是英人所熟悉的，也是他们所推崇的。在那个时候，土司的这些训示是最值得效法的。土司的诚实，管理能力以及维护法制的才能，使他赢得英国官员的尊敬。
　　虽然英国与果敢的关系从1886年后开始，但直到1897年《北京条约》签订以后，即果敢成为英属缅甸后，这种关系才被正式认可。果敢与英人合作主要是包括保持边界和平、树立国界碑，划定中缅边界和调节处理边境上的贸易及边界问题，包括民事和刑事纠纷。这种不寻常的关系在1897年9月发生的一件事情可得到说明。当H·J·Inman先生，一个英国的官员在多牛（Tawnio老街）为庆祝他们皇后的钻石登基纪念，设宴招待果敢土司及边界头人时，这对处在远方统治者的白人皇后来说，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同年的12月间，英国人授予果敢土司杨国正一枚被称做ATM的金质奖章，承认果敢土司的世袭权利。1896年末，为了帮助边界委员会建立界桩，一支英国驻防部队就已经驻扎在多牛（Tawnio）（老街），果敢地区的界桩，包括65号至97号。1899年4月底，英国人也在果敢行政所在地楂子树设立了一个前线岗哨。多牛（Tawnio）的驻军在边界委员会撤离时也随之撤离。1902年，中英双方有关边界问题的会议经常举行。

四、边界事件

　　在英国人未到来这前，中缅边界没有明确的划分。中国和缅甸的皇帝对当地首领向他们进贡都表示满意。果敢和掸邦其它在边界的地区向皇上纳贡，而他们的人民之间的相互往来勿须什么正式文件。当英人到来时，他们派出许多勘察小组到边界上，去搜集他们先得到的领土情况，作为制定边界线的依据。中缅边界线长2000公里，从北方的克钦邦到南方的掸邦。在19世纪，中国虽是一个大国，但国力弱小。他曾经遭受鸦片战争的耻辱和忍受太平天国的叛乱、回民的起义和义和团之乱，以及一系列其它秘密的社党起义，中国的港口以及在中原的土地被列强势力瓜分。英国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个防守的中国，这在边界划分上表现的特别明显。英人对中缅边界多次的事先勘察，其结果就是1897年的《北京条约》。
　　由于他软弱的地位，中国被迫放弃上缅甸大部份土地。拒绝承认包括1914年麦喀马洪线（Mac Mahon Line）（克钦邦最北部）的印藏公约（Indo-Tibetan-Convention），以及认为伊斯林线Iselin line（南定江和南卡江之间的地区）是不公平的。关于这个问题，Herold Wiens先生在1954年的记载如下：
　　“……中国方面没有什么理由不服从边界的永久安排。这种安排，根据中国人的观点，那是通过政治威胁和压力，从长远观点而论，只有在军事和政治力量作为后盾的时候才有效。当力量的均衡在东南亚地区发生变化而有利于中国时，现在缅甸和在印度支那被认为是自己的土司领地的地方，将会发生新的变化。”
在1897年协议之下，成立了缅中边界联合委员会。多洛地·武德曼先生在他的《创造缅甸》（The Making of Burma）一书中，对双方工作的情况有如下的描术：
　　“在英国与中国官员之间发生了很多困难的事情，每一句话删除都代表着中国人和英国人对原有版本的更正，特别是对版本翻译的差异和名词名称的复杂性。举例说，在南部小组的工作中，有些地方有缅人，有掸族、景颇族和汉族等，由于无准确的地图为依据，边民相互交叉发生困难时，须征得当地头人和有势力的名人同意认可。否则，会发生不应有的冲突。”
　　当这些强大势力致力于维护他们的领土主权时，与他们打交道的则是各自为政的地主官僚。这些因素对果敢带来了些什么影响？
　　下面的这个记录是中缅边界问题的例子。他反映了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情况。在边界定界以后，住在两边的村民依然安定地生活着，中缅双方的边民被允许自由往来，享受他们的劳动果实。
　　1916年，镇康县要求英国公民在中国的田地必须放弃，果敢土司同意，其条件是：中国公民在果敢的田地也必须重新安置。果敢土司还要求被中国公民破坏的鸦片作物给予赔偿。在腾越道伊、英国官员组成的会审调查中，发现果敢人在孟定种植的大烟被破坏，最后判定果方的理由是正确的。
　　中方的官员指出，英公民改换名字和移动界桩。果敢土司报告在95号至96号界桩之间的地界树被中方砍伐。在界桩76、77、78号之间和93—97之间的土地有争执。最后演变成比较重要的95到96号之间三个村寨土地的争执。最后发展到从越界种植变成侵犯领土。根据官方在边界问题的文件中，这3个寨子属于果敢。
在伊斯特领事（Consul Eastes）的报告中：
　　“……中国的官员没有说出新的名字，仅仅只说是在争执地区的3个寨子、理由是为了支持孟定所提出来的要求。比这更严重的是为了减少明显的差距，一个中方的助理官员在他的镇康上司面前将他的中文版的复印本边界线作了更改。”
　　“……1920年，北掸邦督察帕特菲特少校（Major Butterfield）在写给缅甸总督秘书的信中说：关于界桩77—78，93—94，95—96及96—97之间的争执，在多年的询问后还没有得到解决，其中的原因是中国方面现在要求比原要求的土地更多。两方的要求没有得到协调。”帕特菲特少校建议：一个全面的设置永久性界桩的调查，应该在整个边界（从南坎到佤邦）进行。以及在那些比如界桩95—96之间，在印刷的地图上标明，并设附属界桩。为了防止界桩破坏，这些附属界桩将得到英国政府保护。
　　在路易·松先生（Mr Lewinsohn）1920年6月29日写给云南省府的信中说：副总督雷吉纳·格雷路克爵士感到留给英国人做的仅仅只有提出他们的要求,如果云南府同意的话,他会通知中国政府有关中国人的意图。当然,他的这个提法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抗.在1921年8月12日由中国外交部写给英国总领事的信中说:
“……果敢土司是贪得无厌的……果敢土司树立的附界桩是破坏这个谅解的，也是违背两国之间存在着的友好精神。因此，我不能承认他们（指附界桩）。”
　　不管怎样说，中国方面同意双方联合调查附界桩应该树立的点地。1921年9月，英国政府不但树立了附界桩，而且是在中国的领土内。这个事情将把在北京的部长推到一个很尴尬的地步。在他写给印度总督的信中，他将整个事件作简短说明如下：
　　“……对这个边界纠纷不能达成结果，应该是归咎于在边界会议中的中国代表们的极不满意的行为。……与此同时，缅甸边界官员在树立有争执的界桩时的行动，没有请教在云南府的缅甸总领事，使解决问题发生困难。中国人在边界坚持自己的权力是非常坚定的，在谈判纠纷时，我们必须持审慎的态度，不管事情有多小，我们的要求是不可置疑的、公正的和正确的。”
　　部长以这样的话来结束他的信：“这些争执应该被认为是和解的……由于科学的理由对中国人产生的成效很少，他们的道德是永远寻求和解……。”
　　在处理边境的边界地区问题时，遇到很多的困难，在佤邦也需要达成协议。在南宛地带（Namwan Assigned Tract）恩梅卡—萨尔温江分水岭以及西藏与缅甸边界。
　　1930年后期，在由伊斯林上校（Colonel Iselin）为主席的国际联盟的帮助下，作出了一个在需要时可以更改的临时边界。这个委员会在1937年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但他得到的是什么呢？根据W·Stark Toller的记载：“旧的不同意见依然存在着……但还是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收获。我们第一次包括全国做了精确的勘测和收集了大量的情报，以及收集了各部落族群在司法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大量情报，所有在双方政府交换文件时，为了得出一个解决的方案所需要的一切根据都已经收集。1941年6月18日，双方政府最后达成了协议。”
　　在1942年—1946年间发生了日本的入侵，英国从缅甸撤退，中英联合打日，英国人重新返回缅甸。中缅边界这个棘手的问题又重新被关注，直到1960年，边界问题在双方政府的友好合作下才被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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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过渡时期

一、观念转变
　　

　　1929年，杨文炳继任土司。他在他祖先以武力征服各部落的基础上，继续扩大他的政治影响。比如，在果敢北部是中国掸邦的勐板（今天的中山），他的两位姐姐嫁给了勐板土司。许多佤族家族，变成了果敢的结盟兄弟，例如佤邦的罗抗家族。通过私人交谊，果敢的影响扩大了。
　　1931年，缅甸总督为了考察地区首领包括果敢在内的施政行为，访问了边界的前线地区，总督对果敢土司杨文炳的行政管理非常满意，为表示确认杨文炳的首领地位，他将一个名为TDM的奖状和一把有象牙刀柄的银刀，授予杨文炳。同年，果敢土司家族的3名成员被允许到掸族贵族学校学习。这个学校是1902年建立的，是按照英国人的传统方式训练统治家族的子弟。所以只有那些统治家族的亲属才会被录取。它是英国伊顿公学（Eton School）的翻版，纪律和品德比任何科目重要。在以前的几年里，那些被录取的多是已婚的男人。到1930年，大约有100名学生。虽然这些土司的孩子从七岁开始就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这些训练对杨文炳的儿子杨振材和杨振声好像没有留下深刻的影响。
　　在他的回忆中，杨振声写道：我们和其它的20个孩子去中国学校，我们必须死记硬背所有的功课，我们所学的科目限制在语文，公民。早上六点钟我们到校，在孔子像面前行礼，然后背诵前一天的功课，接着我们又上新的课程，八点放学回家吃早饭，十点钟又返回学校，我们接着练书法，如在砚台上磨墨描红。接着休息一个钟头吃午饭。根据我们背书的情况，一般下午3—4点钟放学。晚上6点又回到学校，开始大声朗读课文，直至7点半至8点，一天就这样结束了。学校只有一位老师负责各班级。每一级学生，都要将自己的作业交给先生。除了中国的节日和新年以外，我们没有假期，老师很少向我们解释课文的意思，我们很难知道我们究竟在学什么。

二、土司的婚礼

　　1941年，土司为继承人杨振材寻找合适的配偶，当时杨振材23岁，还不愿意成婚。对一个有权有势的土司子孙来说，要找一个配偶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土司和土司太太认为结婚和肩负地方的责任是他的份内重要事情，对他施加压力。在父母的坚持下，杨振材勉强同意，土司即派出有关方面的人四处物色，除果敢外，还到仰光、东枝、腊戌、瓦城等，物色门当户对的小姐。
　　很多有可能成为新娘的小姐被推荐给杨振材，但没有一个中他的意。最后昌宁土司家族一位叫做蒋中蒙的人将昆明的鲁家介绍给果敢土司。鲁绍贤先生是云南省政府财政部长的秘书。他的职业高贵、品德高尚，在当时那种到处都是贪污腐败的环境中他廉洁不染。如果是品德差的人，在那种地位上可以弄到很多财富。但鲁绍贤却满足于他的薪俸，和在茶叶公司里的股份，这就是他的品德。他的声望更被他的8位漂亮的女儿所烘托。不像别的中国父亲那样重男轻女，当每一个女孩出生的时候都得到他的爱和悉心照料，不像别的中国父亲会将照料孩子的任务留给他的妻子。鲁绍贤会将他的孩子的事情，当作一件很有兴趣的事情去做。他最大的乐趣，是带全家人去看戏或去餐厅吃饭。他的第五个女儿鲁璇珍，对他们全家人出外游玩的事情有永远说不完的回忆。戏院，是过去很受人欢迎的地方。他的女儿中，有人参与戏班子的事情，曾引起全家的反感。
　　在那个时候，在8个女儿中年纪比较大的都在昆华女子中学读书。学校的校长是一个老处女。她对学生的道德教育严格。当鲁家的3个女儿，被发现参加戏院演出时，校长感到：若不加训斥，将会影响她学校的声誉。办法是不发给鲁家这三位女生毕业证书。对这个事件鲁绍贤觉得无伤大雅，校长的做法有些过火。一年以后，昆明参加了救助水灾难民的捐助活动，戏剧变成了一种捐助活动的时髦宣传工具。当组织者到鲁家要求鲁绍贤让她的女儿参加演出，并说明是为了公益事情时，鲁勉强同意了。在鲁家女儿的参与下，捐款获得可观的数额，组织人非常高兴，昆明的声望也被提高了。结果，使鲁绍贤感到他家的荣誉被重新找了回来。他告诉他的女儿们：这是最后的一次，以后再不能在公众面前演出了，因为有身望人家的女儿，是不在戏院出入的。在昆明来说，这种在外演出活动是时髦的。必须指出的是，在以前中国社会，人们对在台上参加演出的女子，都会皱眉头；而一切应有女人参与的部份，都有男演员扮演。
　　张悟娴或者鲁太太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妇女，她是一位悠闲的女人。他中午才起床，当她在佣人的帮助下梳洗好之后，才进早餐。一般来说她会参与前一天就安排好的麻匠局，直到夜晚。当她回到家后，她会抽上一、二口大烟，来减少她一天的劳累，让她很好地能够入睡。就像中国上流社会的妇女一样，让她们的手去做一些家务事，被认为是没有意思的。她们有厨子，为她们准备食物；有佣人，来帮助她们扫尘埃；有保姆，帮她们照顾孩子；还有佣人为他们做其它的杂务。当中国的革命到来时，张悟娴被送到一个教育场所去接受教育。因为她有土地是从地主的家族中来。她的房子被充公，被分给许多家庭。她会叫这些新当权者为“土匪”。又问自己：我究竟做了什么？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一段时间以后，张悟娴发现动手做事便不是没有意思，而事实上她在开始享受做事的乐趣。自从1950年起，她会自己上街，自己煮食物吃，或步行到三英里远的寺院。她在93岁时去世，直到她死，她都坚持自己煮饭，或梳洗自己的头发，不要别人帮忙。
　　鲁家被认为是和杨家门当户对的，当最后向她们的第五个女儿提出求婚时，鲁家最初认为将他们的女儿嫁给一个土司家，不合适。在他们眼中土司是野蛮的，各方面都是落后的，所以感到不愿意。当他们发现杨振材家族是汉人时，他们的焦虑减少了一部份。对于他们的女儿，要在中缅边界一个很远的地方生活，感到是不可想象的。但无论如何，鲁璇珍已经是17岁了，而且拒绝了当时向她求婚的其他人，执意只接受杨振材。所以不管她的父母是否同意，她还是接受了杨振材求婚的要求。
　　在17岁的花季，鲁璇珍是一位漂亮的女孩，与她同龄人一样是一位热情的姑娘。她的家人对她未来婚姻保留看法。对要嫁到那个未知的遥远地方，并没有吓倒她。出于她的温文尔雅的性格，在她那窈窕的后面，掩藏着任性的脾气。在未来的生活中，她那值得称赞的适应能力证明了在那安详宁静的背后，还有一个坚韧的性格。杨振材的身世，他的表情，以及西方式的作风，都与那些她常见的昆明人不同，这就是引起她浓郁兴趣的原因。真的，在昆明很少有人象他一样，接受过英式教育。他的举止行动和言谈，都与那些传统的云南人不同，他的思想是进步的和时髦的。
蒋中蒙由于生意关系常到果敢，他家是昌宁土司，他的侄子又娶了鲁绍贤的二小姐。因此，他们成了亲戚。1941年是中日战争高峰。
　　三年前，南京沦陷，日本人的残酷震悍了整个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冲突仍在继续。在昆明附近，自称是共产党的组织到处出现。原有的社会安宁，受到威胁。在此情况下，鲁绍贤害怕家庭的安全受侵害，特别是她的女儿们。他停止了女儿们的上学。当时昆明受到日机轰炸，战争时期的环境使他考虑将他的家庭，移居到乡下相对安全的地方。
他写信给在顺宁的商人的女婿，来昆接她们全家。鲁璇珍对那次行程的回忆是：她们先坐车到下关、大理，又从下关坐轿到顺宁（今天的凤庆）。在顺宁停留一段时间后，她们才到昌宁，与蒋家住在一起。就在那里，希望中的新娘、新郎见了面。
　　订婚和结婚日期都定下来了。为此，杨振材曾两次到昌宁。在婚事之前，土司太太下仰光去买新人所需的妆奁。蒋淑敏是一位精力充沛的高大女人。她会在早上4点起床，然后察看厨师们准备菜饭。这些菜饭，涉及住在衙门内整个土司家族、办公人员，以及那些来告状的百姓和其它闲杂人等。另一方面她也关注那些要出门或出门回来的马邦以及管理骡马的人。
　　在冬季，她会带领整个厨房的人准备做火腿、腊肉、腌菜，这些都是一年内要用来招待来访者所需的。在仰光，她在大公司里买东西，她穿着中国传统服装的高大身材以及穿着绣花布鞋的三寸金莲，在这时髦的商店内显得很不合时宜。尽管她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力，但她却毫不在意。因为她经常光顾，公司经理很高兴为她服务。为了这个婚礼，蒋淑敏从来不吝啬过一分钱。
　　杨振材骑在马上，后面是一百多名的迎亲队伍，其中包括他的长辈和返回时陪伴新娘的杨家的女眷，还有果敢土司府的官员等。这些骑马都被装饰一新，男人们都穿着卡机制服和戴着洋毡帽。这些打扮都是为取悦于新娘家，使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印象。从果敢到昌宁要7—8天，迎亲队伍在路上作过多次歇宿。在昌宁举行的婚礼是1941年底，也即是属蛇年的十月十六日。在那个时候，昆明流行的是穿西式整套白婚纱。但是边界地区的风俗终究是古老的，最后在昌宁的婚礼作了一个调整：鲁璇珍穿了一套红色的丝绸旗袍，用绿色缎子镶边，旗袍外又披上白色的婚纱。尽管在战争年代，传统风俗仍然尽可能地保留。整个婚礼在一个当时殖民官员举行隆重仪式时所用的那种大帐蓬内举行。对鲁璇珍的姐妹们来说，他们感觉这样独特的婚礼有些轻率；对新娘父亲来说，却是一件丧失体面的事，因为战争使他客居边地不能在昆明豪华的大厅里为女儿举行隆重的婚礼。婚礼的第二天早上，主人家蒋家的大门大开。按照客居风俗，新郎新娘只能在大门外向长辈们磕头，先拜新娘的父母，。然后是其他的亲人。告别以后，鲁璇珍坐上新娘的花轿，杨振材骑在马上，走在迎亲队伍的前面返回果敢。当他女儿乘坐的花轿的窗帘在她离开时放下的时候，一股强大莫名的感情冲击着鲁绍贤。
　　迎亲的队伍长途跋涉到达果敢后，婚宴在柞地林衙门举行，时间长达一个月。对杨振材来说这真是双喜临门：一是他的婚礼，二是他被晋升为印袭官或“印官”。自此以后，鲁璇珍就成为众人所知的“印太太”。按照当时的习俗，除了那些地区的首领、亲属和朋友外，只要是到衙门来的人，都会被邀请参加席宴。
　　鲁璇珍的美丽和高尚的美德，被广为传递。人们来参加婚礼，主要是来看他们的新印太。在果敢年轻一代人的眼中，他们是一对最佳配偶。杨振材喜欢与他的官员一起讨论建设果敢的方案。他所受的教育、训练，以及对责任的认识，使他将果敢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尽管他学的是英式教育，但是在月光下弹弦子和打歌，仍然能带给他最大的喜悦。换言之，他是果敢人的中心，他是果敢人接触现代文明的中心。果敢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90%的人是文盲。但村民们有着自己可爱的品德，比如说他们的天真、忠厚、勇于吃苦耐劳。杨振材高度赞扬人民的这些品质，人民对他给予了正面的回报。
　　鲁璇珍被认为是最理想的妻子。她高贵、善良和拥有着她那个阶级妇女们所应该有的品德，人民接受她和尊敬她。然而，他们的欢乐没有持续太久，在战争爆发之前就被打乱。婚后6个月，日本入侵缅甸。

　　家族是遵守孔子礼教的，他们的行为形象，都是很保守的。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在陌生人面前显得很保守而又难于接近。世袭制的影响，传统上对祖先的崇拜，所以延续支脉成了他们的神圣责任，忠诚和仁兹成为值得崇尚的道德标准。但是，当果敢变成英属缅甸的一部份以后，在与官员的交往中，在对外经济事务交往等日常工作中，杨文炳开始明显认识到学习英文的必要。
　　杨文炳也许觉得，在果敢的私塾教育，不是那么理想。因而决定送他的年长的儿子杨振材、杨振声到腊戌的英文学校就读。最大的儿子杨振源曾经死在腊戌，被认为是有人投毒谋害的，他是一位家族内斗的牺牲品。去腊戌的情景使孩子们感到激动，他们已经从去过腊戌的人那里，听到过许多关于腊戌的故事。人家告诉他们，从贵概去腊戌公路里程有35英里。汽车被形容成：有4英尺长，不象野兽。只吃水和油，眼睛像一个盘子，又圆又大，晚上可以看到一英里远的地方。它的速度是那么快，一眨眼功夫就到了，会使人晕车。为了避免晕车，第一次坐时要磕3个响头。他们的母亲土司太太，还叮嘱他们，跨越怒江时，要遵守一定的规矩。因为他们是山里来的孩子，不懂得凫水。在未上船以前要对江磕3个响头。当年的船，只是独木舟，过江时，孩子们要坐在船上，要往江中丢一些铜钱，祭奠江里的鬼神。
　　在那个时候，达到学龄年纪的孩子是：杨振材、杨振声和杨文炳最小的弟弟杨文雄。
　　当接到这所学校有三个位子留给果敢的通知时，杨文炳很难作出决定，就像前面提到的一样，这所学校是只对大土司家族开放，小土司的等级比大土司低一格，英国人的这种通知意味着将果敢土司与掸邦所有大土司统治的地方视为同级。在那个学校中，让果敢未来领导人就读的安排，意味着有重大作为的人将会出现。在作这个决定时，杨文炳也同孩子们的母亲土司太太商量。土司太太从来不重视学校教育，他只想让孩子们在他的监护下留在果敢。而且她的大儿子杨振源为了求学，已经死在腊戌，而她在果敢却对此无能为力。记得去腊戌的路要两天时间，没有任何条件让她的儿子去一个无法到达的地方，比如像东枝那样的地方去冒险。可以想像她年复一年的痛苦。但是，果敢未来的好处以及不管他对孩子们的教育有多大的焦虑，还是应该把地方的利益放在最前面。
　　他们3人被选中去读这所学校，每一次杨振材和杨振声离家去东枝，都使他们的母亲心碎。对土司太太蒋淑敏来说，东枝是地球另一个尽头。想到只有10岁和12岁的孩子要去这么远的地方，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从滚弄到腊戌没有车路，只有通过崎岖的山路。
　　路程是从柞地林骑马或坐轿子，穿过大坝渡到怒江西岸的南东河，再到勐吉、孟牙，然后到贵概。这段路程需要4—6天。杨振材当时12岁，已经可以骑马。但杨振声和杨文雄都比杨振材小两岁，只能坐轿子。在杨振声的记忆中；
　　“到达贵概后，有时我们需要等几天，找一辆小车送我们。在腊戌休息一二天后，再搭上去瓦城的火车。我们坐二等包厢。车费是由学校支付。这段路程慢且乏味，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我会想家。特别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我会想念我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我的朋友。在瓦城，我们又换乘去仰光的邮车，他会带我们到达夕。”
　　“瓦城到腊戌的火车通行于1885年，而达夕到鸟瑞的直线开始于1910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完工。我们将会于午夜到达达夕。所以，当我们离开瓦城时，我们三人约定，轮换睡觉。这样当火车到达达夕时，可以叫醒其他两人换车。当轮到杨文雄叔叔值班时，他不留心睡着了，我们已过了达夕，而只好到达耶灭丁车站下车。我哥哥杨振材一路抱怨我的叔叔杨文雄大意和不负责任。当时，我们因为越站，怕得要死。生怕有关方面发现，受到责难或重罚，导致没有钱用。通常从达夕转乘去水鸟的火车，我们一般在格罗下车，然后转乘巴士到东枝，这中间的距离44英里。”
　　在掸族首领学校，除了住宿费外，其它开支全由学校负责。学生的制服是白色的掸族服装，头戴粉红色的丝包头。校长是一位有文学硕士文凭的英国人。其它职员多是英国人和印度人的后代。学校的纪律是严格的。孩子们一星期允许用12个铜钱，每星期有3个小时（9时至12时），可以到城里买东西。英语和掸语作为通用语言，但缅文也作为一个科目来教。杨振材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会讲掸语（傣语）。不久他们通过了第一年的考试。杨振材英文成绩很优异，而且对历史和艺术很感兴趣。杨振声是一个很聪明的学生，一直是第一名，还得到两级晋升。他在运动方面很出色，是足球和曲棍球队的选手。有一天，他教一个掸族孩子学缅文，这个孩子学得很通泰，但不知为什么，仍然被经常留级，最后他参加了军队，后来在奈温政府中，还当了一个内阁成员，他的名字叫梭翁。
　　在学校除了果敢杨家的孩子外，所有的孩子都是掸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都处于防守的地位。有一天，杨振声发现一个看起来比杨文雄大的掸族孩子要打杨文雄。当杨文雄举手防卫时，杨振声出于愤怒打了这个孩子一拳，使他跌在地上。自此以后，这种欺负现象不再出现。
　　土司的家族是紧密地联合在一起的。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和交通不便，果敢被隔绝掉。自明朝以来，汉文化的不断侵入和被保留，果敢同中方的商务往来和政府方面的联系一直不断。当这3个孩子进入掸族学校时，接触到西方的自由主义、自由、民主以及世界的公正司法，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种发展是很有意义的，它后来将杨氏家族与统治掸邦的家族的关系拉近了。他也将杨氏家族从那些主要是小商人的云南家族中分开来。他们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从一个很严谨的中国方式，进入到一个与英国人、傣族和中国人混合的方式。杨振材的弟弟杨振声和杨文雄都能用流利的傣语和英语交谈，这种发展对果敢未来方向有巨大的影响。
　　与西方文化的接触，或者说是上等文化使杨振材发现他自己的身份。他开始分析中国的软弱。对于毫不质疑地接受孔夫子的教条，是有偏颇的。他重新审视自己的中国风格，以及他和家族成员生活的情况，他对妇女缠足产生了疑问。不久，他和其家族间的成员，因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而实行了一些改革，首先在家庭成员中实行。
　　关于西方教育的观念，杨振材和他父亲之间还有一些不同意见。比如说杨文炳不完全同意这种完全平等的说法。对他来说，世界是一个等级分明的世界。如果一个人没有去做他份内的事情，就会出现动乱和不协调。“平等”对他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但不管怎样，对其他一些改革他还是同意的。从他的孩子时代开始，他就不穿长袍马褂，而是穿裁缝缝制的西装。女人被鼓励与男人同桌吃饭，放弃裹小脚。当改革付诸实际行动时，很明显，一些传统的风俗习惯，哪些应保留，哪些应放弃，对中国家庭来说仍有争执。

遥望星空

第五章： 日本人

一、日本的入侵

　　1942年3月7日，在缅甸民族主义者的帮助下，日本人占领了仰光。早在2月28日，缅甸政府就已经撤退到北部的城市眉苗。3月1日，蒋介石派出了第五、六军，由美国将军史迪威指挥。第五军军长是杜聿明将军，他是蒋介石最好的将军之一。他的第200师被派到东姑（即东吁）去解救第一缅甸师。盟军的计划是在卑谬和东姑之间筑起一条防守线。中国的22师驻守在彬马那，为200师作后援。盟军在没有提防之下被打散，他们没有考虑到日本人会从陆路入侵。而日本人的避开正面冲突，设立路障的战术，迫使盟军狼狈地向北撤退。当时，49师和93师的溃兵2000人，经过果敢退回中国。他们的撤退，跟随而来的是敌机的轰炸。日本人在不到两个月之内，就占领了腊戌。腊戌沧陷后，滇缅公路被截断。4月25日，一位名叫Stanley w·Short的传教士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到：
　　“腊戌就像一坐疯了的城市，日军到达设置有路障的城外，而且已经和中国军队展开战斗的消息，像野火一样传遍整个城市。每一个人唯一的目的就是在他们能力所及之下尽快地逃离。整个晚上，车队像水一样流出城外，走向滇缅公路。今天，当我们自己沿着这条世界闻名的公路行走时，我们看到这场疯狂的混乱结局。……”
　　在同一天，在南方远处的胶写，史迪威将军、亚历山大将军和杜将军正在计划撤退。就在此时，掸邦土司们向日本人直接发出了孝忠日本的誓言。这是在日本人到达果敢前不久的事。
木邦土司昭洪帕向杨文炳发出了不止10封叫杨文炳到新威去遇日本人的信。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他的生命将会有危险。杨文炳尽量拖延时间。尽管如此，他同意到滚弄去参加会议。杨文炳的处境极为困难，以下可以反映出他的内心的不安：
　　“在缅甸沦陷后不久，日本军队到达了滚弄。他使我感到焦虑，以致我很难入眠，我们的情况和心里的感受是无法形容的。北新威土司昭洪帕，已经写信通知他属下的头人，消灭撤退的中国军队。这个命令，已被克钦族执行。他与敌人（日本人）已经站在一起。他多次写信给我，叫我到新威去出席会议，但先后都被我拒绝了，他给我写的信不止十次。最后，敌人派出军队到老街，柞地林我的家……。”
　　杨文炳对日本人残酷和野蛮的认识是没有疑问的。当时有谣传说：保山和昆明已经沦陷，重庆已经到了与敌人和平谈判的边沿。在他自己的文字中：
　　“我既没有军队，也没有武器，也没有去见敌人的必要。我是一个英国政府所管辖下的汉人。如果我向敌人投降，不止我的立场会受到破坏，也将使我的祖先蒙受羞辱和给我的后代留下坏名声，对英国政府和我的中国朋友来说，是一种耻辱。……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之下，在没有中国军队和其他部队能够召唤的情况下，我急着赶去滚弄。”
　　1942年6月4日，杨文炳与其它地方头人，在滚弄参加日本人召开的会议。木邦土司的弟弟昭叶帕和其它木邦官员也出席了会议。这个会议以后，还将有别的会议在木邦举行，果敢土司被邀请参加。在杨文炳看来，他并不觉得会议是如意的。在那个晚上，他逃跑到长嶺岗，辗转到耿马。他在那里联络头人，调动部队。中国的骑兵部队驻在耿马。杨文炳派出一个代表去同他们讨论果敢的防务，并向他们讲解果敢有萨尔温江作为天然屏障的理由。两个星期后，由陈同钦率领的中央代表要求杨文炳土司写一封“请愿书”给蒋介石，说明他愿意加入中国，抵抗日本。
　　盟军已经撤退，腊戌沦陷，果敢在没有正式部队的情况下，没有任何途径能够抵抗日本人的力量。在这样的情况下，果敢土司杨文炳写信给中央政府，要求在战争期间给予援助。8月，当杨文炳在昆明时，他拜访了英国在昆总领事，告诉他果敢还没有被日本占领，但有中国66军的一个旅驻扎。他还告诉总领事，他来是向中国政府要求帮忙，并要求英国将果敢置于中国保护之下。
　　总领事告诉他：中国和英国都是盟国，防卫缅甸是共同的认识，要改变已经存在的政治安排已经超出他的能力范围。但1942年8月20日，当杨文炳向英国助理军事参赞提出要求给予军事援助时，却被英属缅甸政府否决。并且说：果敢是在中国军队的作战范围内，分发武器是中国司令官的事情。
　　缅甸政府准备给他5万大洋。这笔钱，是日本入侵时，英国人向他租320匹骡子所应该支付的运输费。这笔钱将换成中币给杨文炳，但他拒绝中国钱，因为当时中国钱在果敢不能通用。1942年9月12日，中国远征军在大理的司令官宋希濂通知土司，已经收到蒋委员长回信，承认果敢是英国的属地，杨文炳是英国官员，但中英是盟军，中国愿意为果敢的防卫给予帮助。宋将军还说：6000日军已进犯果敢，他们已经向中国镇康挺进，中国已派出39师到前线，杨文炳要配合39师抵抗日军。宋将军还建议，在这个时期，杨文炳应授予荣誉上校军衔而参加39师，杨文炳因此成了果敢自卫队的司令官。果敢部队的干部由中国人担任。
　　从盟国给予中国的军事援助来说，杨文炳的要求是微不足道的。他的要求在英缅政府那里遭到拒绝。杨文炳接着做的是用他自己的钱购买武器弹药，装备军队。尽管日本发布了任何人卖军火给果敢将被处死的命令。杨文炳还是从撤退的中国和英国军队那里买到了200条步枪和部分冲锋枪，以及5万发子弹。1942年6月至9月间，据估计，500名果敢自卫队的开销大约是1714800元（当时贷币）。在他会见日本人之前，杨文炳将他的家从柞地林搬到6英里外的竹瓦寨。　　这是一个谨慎的做法。大约2000名中方的溃军在他们返回云南时，途经果敢，果敢人民为他们提供了吃住所需。杨文炳最小的弟弟杨文雄及其他8人，留守在柞地林。在五月的最后一周，日本人到达柞地林。在滚弄与日本人会唔后，杨文炳就决定抵抗日本人，因为从中国方面获得援助。他途径佤邦，逃到中国。而杨振材从山路返回柞地林，去通知杨文雄，告诉他杨文炳的决心。当杨振材的人到达柞地林时，他们发现杨文雄和日本人愉快地在一起，他向他们展示他的英语。不久以后，他感到情况不妙，当夜就逃到南郭。柞地林衙门留给一个又聋又哑的人看管。当日本人第二次再来时，他们为了取得情报，将看守人严刑拷打，当得不到任何情报时，日本人将煤油倒在他身上，活活烧死。
　　杨文炳成为果敢自卫队的司令官，归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指挥。果敢部队与远征军的第七十一骑兵团驻扎在南伞、南里和老街。第一次滚弄战斗发生在1942年8月，果敢部队在50名中国部队的加强下，从小地林和忙卡攻打日军在和尚庙的据点。日本岗哨正在睡觉，果敢部队打死打伤80名日本军和掸族军人，其它躲在和尚亩的日本兵用机枪和步枪反击，打死五名中国军人和一名果敢人。
　　在这次战斗以后，日本人重新组织2000多军队向老街和柞地林开来，当他们到达忙卡时，遇到守在那里的200名中国军队的抵抗，打死日军100余人。日军焚烧了他通过的村寨，还烧了柞地林衙门，最后果敢军队配合第9师和第39师的部队与日军发生了多次战斗。通过这些战斗，果敢部队将日本军队挡在怒江西岸，他们再也没有超越过滚弄。这里有个很明显的证明：因为当缅甸通行日本货币之时，果敢仍然流通使用英国人时期的贷币。

二、苦菜林

　　在日本入侵一年后，果敢土司杨文炳，应邀到重庆会见蒋介石委员长。1943年5月，他在年仅23岁的三儿子杨振声陪同下，抵达重庆。此行的目的是报告边境情况，商讨将来的防御战略。但更主要的是向中国政府要求军事援助。因为他曾向英国政府要求过，但被英国人拒绝了。
　　土司会见了11集团军司令官宋希濂将军、陈将军、楚雄的将军、云贵监察史李根源，以及英国总领事霍尔（Mr Hall）先生。在重庆时，他们是通讯部长的客人。以下是杨振声对这次行程的回忆：
“我们被邀请参加一个宴会，我的父亲坐在委员长的右边，我坐在他的对面。饭后，委员长问我：是否还在继续读书，在什么地方读书？我告诉他，我在仰光大学读书和我想成为一名工程师。委员长马上叫秘书记下来，并安排我去一所适合的大学去深造。”
　　委员长对杨文炳评价很高。为了赞许他在战争中的表现，送给他一套长礼服和短夹克，一把雕刻着“蒋介石”签名的佩剑，一个长3英寸中间镶有一面中国国旗的勋章，一套军服和一些书籍。更重要的是委员长指示：第11、第12集团军给予帮忙，并与果敢部队合作。
　　土司在7月间返回果敢。此前，在杨文炳会见宋希濂时，曾得到一个承诺，即同意果敢选派一批青年到云南西部的军事学校即大理干训团学习。宋希濂是这所学校的负责人。他有一位很吸引人，而且在音乐方面造诣很高的妻子，美国人很称赞她。13名果敢青年，被送到大理接受培训。后来与他们一起毕业的还有20个中国人。他们回到果敢领导500人的部队。在20个中国人中，有一个叫做夏雷的湖南人。当日本人入侵果敢时，土司家由竹瓦寨迁移到距离滚弄一日程的苦菜林。它座落在一个三面依山的山谷，杨文炳即返回这里。
　　9月30日清晨，整个苦菜林村子被大雾包围，黎明时，从寨子东南方山坡上，突然听到机枪和手榴弹爆炸声。这个长达1小时的进攻，是由第9师第26团第1营的副营长王华才率领的。土司是第一个被枪声唤醒的人。以为这个进攻是日本人发动的，土司很感到惊讶。因为他们显然穿越了岗哨而没有被发现。土司太太在慌忙中，叫醒了他的二儿子杨振材和其他孩子。孩子们马上被他们的保姆以及护卫们带领着，从不同的路线逃跑。土司太太、杨振材、三个弟弟及三个妹妹，在离苦菜林12公里远的凹子寨会合。而其他的家庭成员，则跑到离苦菜林12公里的绿水。在逃跑时，土司有一只脚，因跌倒而导致骨折。
　　与此同时，在大水塘护国营的果敢部队临时指挥部，在中国少校夏雷及一些下级军官领导的叛乱开始了。他们杀了土司的四儿子杨振祥及其他抵抗的果敢军人。第二天早上，从各方面的报告，清楚地知道：第9师第26团第一营的夏雷少校所领导的中国军人和果敢的杨文泰，领导了这次叛乱。土司在苦菜林的家，枪痕累累。后来得知，事变的主要目的是要铲除土司整个家庭，取而代之。
　　这次进攻，完全在意料之外。虽然土司不知道，但这个阴谋，早在一个月前即已开始。这个事件是由日本军队到来和中国军队撤退而引起的。1942年5月，当中国的49师和93师溃兵，通过果敢撤退时，他们留下了很坏的名声。被认为是设防果敢的39师，象蝗虫一样食尽了果敢的一切。当日本人进攻果敢时，他的主力毫不抵抗就逃跑了，仅留下果敢部队与日本人周旋。根据英国地方官员L·R ·Ogden的记载：
　　“中国人保护的只是北边没有敌人的地方。将保卫整个地区的责任，留给了土司及其部队，土司其实是在保卫及补给中国部队。”
　　果敢向驻防的中国部队提供了米、肉、蔬菜及食盐，先后长达16个月。
　　这是很困难的。就是在正常情况下，果敢的粮食还是困难。根据英国官员L·R ·Ogden记录：“果敢1943年所产的鸦片，也是被中国军队偷掉，而且果敢人民所有可以换取食物的东西都被抢走。”在昆明时，5月，土司杨文炳向宋希濂将军作了报告，在这种情况下，宋将军建议土司停止对他的人员的供给，最后他们被撤走。继之，由张金廷将军指挥下的第9师，接替了39师和49师。当补给跟不上时，势必出现更多的冲突。
　　直到1943年11月间，中国方面起初对杨文炳没有什么指控，但已酝酿着一个动机，就是要将这个统治家族赶走，夺取政权。这样，即可自由抢劫和蹂躏果敢。其次，中国方面对土司的亲英国态度表示反感。还有，他们对土司所说“虽然英国人不能保护果敢，但果敢还是英属土地，任何中国军人，如果犯法，必须接受果敢司法处理”的说法，也感到反感。
　　土司坚持不允许果敢人民遭到中国军队的破坏，这个立场，无疑对那些军纪混乱的驻军是个障碍。所以，这个阴谋就是要扶持杨文泰为傀儡，通过他来统治果敢。这个阴谋的领导人，除杨文泰外，都是中国人。高一层的领导，是否知道这件事，并不清楚。但根据果敢一个下级军官张文书所说：叛变的首领夏雷和杨文泰，在事件后，并没有逃跳。也许这是他们得到更高一级的支持。这些阴谋者，通过第9师曾与宋将军通讯联络，长达1个多月。宋将军是否参与此事，是有争议的。因为他曾经很善意地将杨文炳的事情，向委员长报告，也是杨文炳去重庆见蒋委员长的主要安排者。
　　宋将军对这个阴谋的认识，究竟有多少，以及阴谋策划者，是否得到他的同意，都是值得怀疑的，也将永远成为一个谜。因为事件的主角们，都已去世。
　　土司留下他的亲信杨文惠，作为果敢自卫队的领导人，但中国人却委任其弟杨文灿。杨文灿是中国方面委任代替杨文炳的，因为杨文灿比较亲中国。杨文泰向杨文灿求情说：“哥哥，保我！救救我！那不是我自己的意思，我是被迫的。”杨文灿回答说：“不必顾虑，先去见副司令官。”据说杨文泰曾告诉其父母，他没有攻打杨文炳的意愿，但他得到中央的命令（中国），如果他拒绝，整个杨族都会被灭亡。在路上，杨文泰被中国士兵所杀，很像是杀人灭口。夏雷，则是在杨文灿的命令下，被果敢士兵所杀。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指挥部内部，也受到他们自己内部斗争的影响。南京中央政府和云南省府的斗争，也是一个很复杂的情况。无论如何，应该指出的是那些在果敢作乱部队，是官全斌的第39师和张金廷的第9师。21军骑兵团是唯一不扰民的中国部队。
　　在内乱之后，杨文炳跑到果敢北部。叛乱者曾经追赶他，但最后还是逃脱了。在逃出苦菜林之后，认清了事实，是中国军队而不是日本人袭击之后，杨文炳决定将这件事，向住在德党的第9师师长张金廷报告，报告理由是：
　　1943年9月30日，当杨文泰和夏雷……带领着一连中国部队，来攻打和抢我……。起初，我还不知道，是中国军队引起的，而是想，我们已经受到入侵敌部的机枪和炮火攻打。当时，我将此事通知26团第一营营长An His Sao安世绍少校以及召集我的部队来抵抗，……但是，不久，我就得到各方面的报告，说明抢我杀我的这一部份人，是有副营长王义汉（Wang Yi-Han）带领的中国军队和其他第一营的部份人员。当知道此事真相后，我想进攻的即然不是敌人的话，与他们开战将会引发误解和产生内战，而我自己也将无法在英国和中国政府的眼中，来证明我自己，以得到公正的看法。就因为这个原因，我退到中国境内，寻求上级领导对这个事件的正确看法和裁决。
　　在德党，杨文炳被安置在一所房子内，虽然被置于严密的监视下，他被应邀出席宴会，得到好的待遇。但不允许他与果敢方面联系。红岩李经猛曾尝试与他联络，中国官员警告他，将会被严格处理。
　　在向张将军报告叛乱事件时，杨文炳要求他，对他的下属作出适当的训斥和管理。张将军不担拒绝了他的要求，还不断地骚扰他和向他榨取金钱。杨文炳拒绝了，并要求到楚雄见11集团军。他不断地被张将军和他的部下所威胁。当杨文炳交了300万现金（中国金元券）之后，才被允许前往楚雄。大约11月，杨文炳到达楚雄，他被拘留，并被送上军事法庭。对他的指控是：
　　1、1942年4月，在滚弄参加了一个日本人召开的会议；
　　2、1942年9月，他派代表出席了日本人在滚弄召开的会议，并给日本人送了20万元英国钱；
　　3、杀害抗日下属；
　　4、拒绝升中国国旗。
　　这是杨文炳第一次认识到拘留他的原因。后来才得知，这些都是张将军对他的指控。当这个事件发生时，英国方面从电报和报告中所收集到的情况是：果敢土司被认为是受到他自己人的攻打。直到1944年1月29日，L·R ·Ogden傲登少校和副领事D·W·Hough，在访问了中国远征军参谋长肖义舒（译音）将军后，他们才知道杨文炳的被捕，是与叛国罪有关的。肖将军被一些英国官员认为是在云南的最危险的人，他有仇恨英国人的国防部长何应钦做后台。
　　副领事D·W·Hough说：因为土司是英国的下属，果敢是英国的土地，这个事情，是两个大国之间的事。中国将军回答说：果敢是一个有争议的地区，土司是一个中国官员。副领事又提出：他在协定中看到，果敢的土地属于英国，其地位没有什么可争议。中国将军对此不认可。肖的观点是对的。直到1960年边界问题才得到解决。
由于土司地位未定，中国方面可以提出他是中国的一个地方官，中国军队有权对其提出法律诉讼。这里值得提到：直到1954年中国还对那些原藉华人，不管他们居住在什么地方，对他们仍拥有司法权。
　　副领事坚持问：他在军队的阶级是什么？肖将军没有给予一个满意的答复。副领事要求中国，在案子开庭时，通知他。但中国方面不接受。但不管怎么说，英国人对杨文炳的事情是更加关注了。
　　最初，英国人对果敢事情，并不太重视。很明显如1943年，当英国人在缅甸失败的影子还鲜明地留在他们心中的时候，他们对果敢的关注很少。1943年12月3日， W·L·J·WALLACE缅甸政府国防部一名官员，在回复昆明总领事的信中写到：“这是很明显的。在这种时候，缅甸政府对果敢的事务，是无能为力的，或者说对那件事，就我所知，那是军队方面的意图，缅甸政府要在这个浑水中钓鱼。”
　　无论如何，它被认为“那个事件很明显，可能是中国在这个地区利益的反响。”12月31日，对英国官员来说，“中国在果敢和板弄的企图，”就更加清楚了。根据国防部官员说法：“最近的发现，增加了这种怀疑。那就是在与果敢接壤，在缅甸境内的一个华人穆斯林地区即板弄土司的四儿子，被中国军队任命为上校，但被控制着以及不敢公开向别人讲。”
　　1月29日，杨文炳的一封电报，促使L·R ·Ogden和副领事，前往楚雄准备将杨文炳带往昆明。他们被参谋长拒绝，不得与杨文炳会面，并告诉他们这是叛国罪。至此，英国人才真正知道杨文炳为什么被抓。当时，在昆英国代理总领事JohnF·Brewis约翰·F·布鲁韦斯，于1944年2月2日给缅甸总督写了一封关于此事的紧急信函。信中说：“中国方面对土司所提出的叛国罪的指责，纯碎是一种捏造。不管事情如何，我不得不想到：中国方面拘留和控告英国属地的头领，而且不事先通知总督或其他官员关于他被拘捕或拘捕他的理由。这是一种不礼貌、不适当的表现。”
　　总督接信后，表示同感。并于2月15日发电报给英国驻重庆大使霍雷斯·西蒙尔爵士，要求大使“在可能范围内，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让他们改变肖义书的决定，释放土司杨文炳，并由奥登少校为其当保。为了便于事情的解决，可以在奥登少校对其询问之后，带往印度。如果土司真的有叛国罪，他将受到一定的制裁。”好可怜的杨文炳啊！
　　西蒙尔爵士，是一位很有技巧的外交家。2月27日，这个事情被提交给委员长的内兄、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博士。他说对于此事他并不知情，并马上与国防部取得联系，通知他们，对此事不能采取极端行动，要等待询问。接着，西蒙尔说：“凭我们的经验，在与我们合作的过程中，土司是忠诚的。他对他境内所有住民，有求必应；对我们的需求，他也积极予以配合。”其次，委员长认识杨文炳这个事实，对中国的态度产生了影响。3月1日，英国驻中国助理军事参赞喀拉克上校接到中国远征军的一个通知，说：在英国军方请求下，他们将释放土司。并通过外交部告诉西蒙尔大使，要求英国方面有一个非正式承诺，即在中国军队驻守果敢期间，土司杨文炳不回果敢。如果他回去，他与其弟，会发生争斗。
　　作为反应，3月13日，西蒙尔大使建议总领事，在他会见中国外长时，“应表明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释放土司，但避免承认中国方面的指控是正确或合法的。如果外长坚持，应该使他明白，英国政府不会接受对这个事情作出过早的判断。因为要我们接受一个未经调查的指控，差距很大。我从未考虑，我们会接受这种指控。关于土司返回果敢的问题，纯碎是一件为了顾全面子的事情。但综合考虑，目前回去，对土司也不利。”
　　2月26日，军事法庭的主要官员尹将军告诉杨文炳：“你被释放了！你是一位真正的好人。中央政府知道这件事，如果你愿意，明天你可以到昆明去。”
　　当杨文炳走出尹将军的办公室时，尹将军的两位副官挡住了他，并将他送往一个叫做吴上校那里，吴上校不让他离开。告诉他，他还没有接到有关的命令。吴上校还向他要钱。起初，土司拒绝了，但后来一位朋友劝他说：“在中国，礼物是需要的，不管你有罪无罪。杨文炳只好将35万金元券交给了4个不认识的中国人，直到1944年4月16日，他才被释放。一位被英国官员派到德觉为土司医治受伤的脚，名叫华尔德的医生，对此事所下的结论为：没有罪，但是太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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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  庭

　　在苦菜林被攻打以后，杨文炳向果敢的东北方向逃跑，他得到那个地区头领的大力帮助，他们之中，有一些是佤族和掸族，也得到红岩绎勐的帮忙。土司太太、她的儿子们，杨振材、杨振勋、杨振徽、杨振来，以及3个比较小的妹子，留在果敢。鲁璇珍即杨振材夫人，当时，因回昆明娘家，不在果敢。杨振声，为了完成学业，滞留重庆。但事变发生时，他被召回果敢。因为德党离慕泰只有几十英里远，又有中国军队驻扎，所以，是杨文炳决定要去的地方。当杨文炳离开后，剩下的家人，从不同的路线逃跑，当时年仅3岁的杨振来，是由他的保姆照顾的，曾经有好几天，失去联络，不知所向，不知命运如何？
　　杨振勋（即大六官）和他的随从，向北面逃跑，中午停留在一个小寨休息，这里的村民很穷，但他们还是给这些逃难的人吃饭、喝水，吃黄瓜。在劳累一天之后，他们吃得津津有味。不久，家人们在杨经猛居住的邦永户绿水会合，这是一个愉快的团圆，每个人都有一个他们逃难的故事。使土司太太更高兴的是：她装满珠宝的手饰盒，原封原样地被一个诚实的傈僳孩子交还给她；杨振来和他的保姆，不久也与家人团聚。愉快的团聚钩起的阴影是杨振祥之死。他21岁，是弟兄中最英俊的一人，不像他的两位哥哥杨振材、杨振声，他没有接受西方文化教育，而是对中国的古代文学和军事感兴趣。杨文炳对他寄于厚望，希望他在果敢的未来，发挥领导作用。他的死，对整个家庭，是一个不可比拟的损失。
　　因为想到果敢不安全，整个家庭决定跟随杨文炳去中国。在他们去中国的路上，曾被叛乱者跟踪，但得到附近地区少数民族头人的保护和帮助，到德党与杨文炳会合。在这伙跟踪追赶他们的反叛人员中，有一个人值得一提，他就是杨国智（yang-Guo Gyi）。在德党及之后在楚雄，杨文炳的家属，与杨文炳一样都曾被中国官方拘留，当时，杨文炳只能秘密与他们联系。当杨振材能够自由活动，能够向英国人表明身份，帮助他们在可能的范围内取得有关消息时，其他的家族成员，比如住在大理的杨振声和杨文雄，也接受了英国人的采访。通过这样，英国领事馆才逐步了解此事的来龙去脉。
　　当杨文炳被释放后，英国使馆对整个家庭给予保护。在昆明时，总领士在领事馆范围内，给他们安排了幢适当的房屋，他们开始成为英国政府的客人。大使馆还给了土司太太蒋淑敏一些优惠待遇，比如外出派车送，并安排尼泊尔人做护卫等。出行时，护卫们走在前头，他们所穿皮鞋在石板路上发出的清脆声，在昆明狭窄巷道上回响，成为一种让人难以忘怀的特别记忆。插着英国国旗的大使的坐车，吸引着众多路人的目光。但当车门打开，走出来的却是一个身着中国传统服装、足登三寸金莲绣花鞋，带着一群脏希希的孩子的土司太太时，使人们惊呆了。
　　土司一家在昆明1年。这期间，他们有机会拜会了在昆明的一些亲戚，与昆明的一些人士进行交流。大的孩子，比如杨金秀、杨金萍和杨振徽，开始到学校继续他们的学业。在杨金秀的朋友中，有一位周国芳，战后多次到过果敢，在果敢遇到杨振声，最后与杨振声结婚。
　　杨振材常常被邀请到昆明国防俱乐部，在那里他遇到了云南社会中的精英。鲁璇珍的三姐，嫁给了李吉，当时，李吉是云南省主席的副官。战时的昆明，很少有人拥有汽车。但是，对于李吉和杨振材来说，则每人拥有一辆新款的漂亮汽车，常常被看见停在狭窄的肖明营巷第8号鲁绍贤的住宅前面，邻居们对这样的炫耀，无疑会予以种种评论。
　　1949年，革命到来时，鲁绍贤和张悟娴成了被送去再教育的对象。李吉被关押、被打和被羞辱，沦为推手推车的搬运工。尽管如此，他熬过了那些岁月，活下来了。现在，他是一位80岁的老人，乐于享受拉他的二胡。离他4户之远，就是第8号，是中国朱德将军的旧居，他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出名，从英雄所在的墙上写着的大字，说明了这一点。
　　杨文炳和他的三儿子杨振声，于1944年4月27日乘坐皇家空军飞机，飞往加尔各荅。由于飞机座位有限，其他家属成员，被分批运送。下一批跟随去的有杨振材和鲁璇珍，鲁已怀孕5个月；杨文雄及他的妻子；杨振徽和杨金萍。著名摄影师西塞贝特顿，对飞越驼峰的描术如下：
　　“没有旅程会比这更危险和更困难。如果驾驶员迷失了方向，将无法从地图上找到航线。这条航线，被云雾包围，撞机事件经常发生，而强烈的带电风暴，会将飞机毫不仁慈地点燃，使乘客们发出惊恐的叫声，就象将他们抛上2000英尺高一样，或比这更糟，然后再将飞机像投一个石头一样的投下来。好象是没有更多的空间让你去回旋。”
　　驼峰，在15000英尺的高山上绵廷展开，要求驾驶员在17000—20000英尺的高度之间飞行，乘客们有时需要氧气。因为土司太太有高血压病，她与孩子们被留在昆明。
在印度，土司家属先住在加尔各答派克街、但因为那里的气候太潮湿，不适合杨文炳居住。他们之后搬到大吉嶺，在那里，他们找到了少数中国人家，社交活动几乎没有。继之，又迁到卡林蓬，这里是印度、西藏和钖金公路的交汇处，这里是商业中心，商品多数是通过马帮运来的。街天，可以看到印度人、中国人、尼泊尔人。以及钖金人，大家在活跃地从事贸易。在这里，有从山上吹来的凉风。其自然环境与果敢山区相似，适合杨文炳居住。
　　在杨文炳离开之后，英国人采取了在果敢树立他们的权威的步骤。但却很小心地不去弄皱中国的羽毛。杨文炳不在时，中方委任了他的弟弟杨文灿为土司。英国人承认杨文灿，表示接受中国对果敢行政的干涉。
　　围绕着这个问题，缅甸总督发给西蒙尔爵士一封电报，建议：“我们永远激烈反对（中国对果敢的干涉），我们是不能同意的。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允许果敢土司杨文炳正式的承认：他弟弟的土司职权是临时委任的。”这将让杨文灿可以帮英国人之忙，杨文灿也表示亲英国的态度，但由于中国方面的恐吓，他无法自由行动。
　　果敢事件，迫使英国人认识到：在那些被日本人占领的地区，需要有中方能够同他联系，以及地方头人可以从他那里得到指示的负责任的英国官员。在没有英国人存在时，地方头人会倾向中国而寻求保护，甚至产生可怕的后果。
　　早在1944年，盟军就计划重新收回缅甸和果敢，由于果敢是个没有日本人的地区，它是一个理想的收集情报的基地。英国人有两个目的，在果敢重新建立他们的政权，以及利用果敢达到收集情报的目的。摩络伏尔中校，接受了一个特别的任务，在果敢建立一个安全基地，招募训练有限的当地人，收集一切需要的情报，特别是对跨越怒江进入缅甸的工作小组所需要的情报。
　　当中国人是果敢的统治者时，这些任务将不可能实行。在新德里的司令部，于是建议东南亚指挥部：第一是委派一名政治官员到果敢，代表缅甸和东南亚指挥部（S·E·A·C）；第二是派伏尔中校掌握果敢自卫队。采取这个步骤，是在考虑到中国方面的敏感以及当地的态度之后决定的。结果，情报系统的柯·贝克中校，被皮尔斯少将任命为总事务官，他直接向新德里负责；他通过临时土司杨文灿，间接管理果敢。
　　在印度的时候，杨文炳有机会向英方说明中国对他的指控。对于他的报告，英国政府作了调查，英属缅甸政府对杨文炳的问题，作出了如下结论：“一般地说土司所讲的一切，都被驻昆总领事的记录所证实。对于土司在这个事件中的处境，我们是完全同情的。正如土司所云，他是被中国有关人员抢劫和污辱，失去了一个儿子和大笔的财富。”
　　还有奥登少校的报告中说：“……土司被中国方面深深地误会了。主要是因为他忠于他的人民和我们……皇帝陛下的政府。应该问清土司的损失，对他有所补偿。其中损失的钱财，并非很多，可能在500—700万中国币之间（大约合100万卢布或8300英膀；二战时兑换率为16个卢布换1英镑）。如果他从我们这里得到公正，将不需要迫使中方归还从他那里敲诈去的钱财。”
　　在对杨文炳赔偿问题上，英国政府有不同看法，但同意授予杨文炳英帝国勋章，仅颁发时间暂缓。对杨文炳最好的嘉奖，是从奥登少校那里得到的，他在报告中写道：“值得怀疑的是中国是否能够产生6个同样地位的家族，他们自愿地为赢得战争做了那么多事。”

四、重返果敢

　　1945年8月20日，杨文炳在其子杨振材陪同下，在西姆拉拜会了缅甸总督雷金纳·多曼、斯密特爵士和他的助理毕尔思先生及副助理奥登少校。总督情绪很好，因为5月3日仰光被收复，形势对盟军越来越有利。在他们讨论的问题中，包括土司返回果敢的问题。当时果敢的情况已经稳定，中国军队已撤出果敢。留在昆明的土司太太及家人，均已返回果敢。代理土司杨文灿也表示：欢迎土司太太返回果敢。同时，希望土司也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快回到果敢。1945年底，在日本投降后，杨文炳在他的家人陪同下，回到了果敢。1946年8月1日在仰光的英属缅甸办公室，向伦敦报告：“英国地方行政官员和土司杨文炳，已官复原位，重新被安置好了，果敢已处于英国管辖之下。”
　　在回果敢的途中，土司看到了战争带给果敢的破坏，果敢的一般民众及富有的人家，都受到财产上的损失，特别是一些人民和战士，在战争中失去的生命，更为可贵。
　　土司太太和其他家庭成员，在1945年前即回到果敢，柞地林的房子已被烧毁，虽然已重新修建，但已经只是昔日光辉的一个影子了，全家人只好暂时住在竹瓦寨。在1945年—1948年之间，果敢历史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基于它在二战中的记录，果敢被从兴威分离出来，成为一个有地方自治权的真正土司邦。在这个基础上，在新成立的缅甸联邦政府中，杨振材和杨振声成了国会议员，杨振材还兼有掸邦财政部部长的职务。在国会内，果敢力争公民权。原来有关果敢的问题，通常只是在邦一级讨论；现在则可以直接拿到国会上去讨论了，这对果敢的政治地位来说，是一个明显的提高。1947年，杨文炳在仰光的一个授勋仪式上被授予O·B·E大英帝国勋章。这对于一个在缅甸的汉人来说，在那个时期，是一件罕有的事。在他回到果敢以后，果敢举行了二战结束和得到勋章的盛大庆祝。
　　庆祝活动以阅兵式开始，接着是开运动会。看着青年男女们涌跃参与庆祝活动，杨文炳感到他对他的人民和他的家庭，尽了他应尽的责任。
　　1948年1月4日，缅甸获得独立，当政权交替之后，果敢又面临着新的环境和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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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独立前后

　　一、战后重建
　　　战争结束后，将地方从战争破坏中重建起来，是最优先的工作，而且也是一个最严峻的挑战。在杨文炳回来之后，杨振材挑起了主要实际的执行工作，而杨文炳则是地方首领，负责顾问。杨振材有一个建立强大果敢的展望。要强大，果敢必须立足于自给自足自立。要团结，目标是争取自治。它是与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的传统风俗、文化遗产连在一起的。在他看来，发展和促进人民福利的钥匙是教育。这个观点，变成了改革。将果敢由一个封建制度带进了一个半民主的现代制度。
在以前的统治时期，衙门不仅仅是政府的住地，它的职能还包括经济、司法、法庭以及行政等部门，是地方所有一切活动的中心。当杨文炳忙于处理重要的公事和行政事务时，其他杂务就落在土司太太蒋淑敏的肩上。
　　行政改革之后，土司的家务事情，由土司家庭自己办理。地方上的政务，则由为处理这些政务而开设的行政职能部门去办。因此政府住地迁到果敢自卫队司令部所在地新城。如上所说，战争留下的破坏是可想而知的。果敢在他500名自卫队员中，大约损失了120条生命。人民遭受的损失，更为惨重，从失去家园到财产的丧失，战争带走了生命和财产。
　　任何计划的执行，必须要有行政机关的有力推行。基于这个前提，首要的任务是重新组织行政机构。果敢被分成上、中、下3个部份，每一部份又分成户，比如中部分6个户，即南郭、班永、大水塘、岔河、白砂沟和元腊，总人口4445人。最基层的单位是由伙头管理。
　　下一步是寨子头人的重新安排。行政级别共分为10级。同时，开设了地方法庭，加强与人民的联系。法庭有36位民选人士当任，他们必须为人民服务，言行举止成为人民的楷模，杜绝贪污腐败，并从中选出1名主席、1名副主席。地方法院办理的案件，都必须抄送设在新城的中央行政领导机关。中央则开设了12个机构，分别授理行政、司法、社会事务。包括财政、开发、教育、治安、司法、公共事务、文秘、稽查、通讯联络、税务等。开发计划的制定，着重于社会、经济、文化3个方面。讨论问题主要如下：放脚问题，提高妇女地位问题、战争遗留孤儿寡妇安置问题和禁止强制劳动的问题。这些政策，在当时，是一些进步的设想。这些计划，在1946年一次地方头人大会上得到一致通过。为搞好这个计划，曾对果敢进行过一次全面的人口普查。
　　以前，在果敢，只有土司及富有人家的子女，才能得到学校教育。现在，村寨办了学校，一般人家的孩子，也可以读书了。但要说服农民相信教育的好处，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一方面是经济困难，一方面是劳动力紧张，这些都是办教育的困难。
　　因为教育被认为是发展的基础。因此，地方当局即拨出资金、派出技术工匠，帮助村寨建设校舍。同时，在新城开设一所模范学校，选择一批优秀生到此就学。还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编写适合当地的教科书，并分发各个村寨小学，以求教科书的统一规范。当时，还从仰光预订了报纸，给学生阅读，使他们获得更广泛的知识和信息。在每年学业结束，还举办运动会。对运动会上有突出的学生，还颁发奖状，以资鼓励。通过运动会，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
　　许多今天的领导人，比如彭家声、刘国玺等，都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从1946年—1957年间，果敢有3017名小学毕业生，184名高中毕业生，40名军官，60名小学教师，30名会计和6个大学生。
由于教育的发展，为果敢社会各方面培养了后备人才，唤醒了果敢人的政治觉悟，加强了果敢人的民族自信心。在农业方面，鼓励人民开垦新的土地，种植很多作物，比如果树、棉花、桐油、蔬菜等，并在柞地林，开办试验农场，作为推广农业技术、提高产量的示范中心。鼓励富有的人，投资在合作经济发展上，这些合作社，在各地设有分社，收贮和推销当地的产品和当地人民所需的日用品，价格由一个对土司负责的委员会掌控。在卫生方面，开设医院和诊所，对个人卫生与健康的教育，进行普及宣传。当鼠疫发生时，老鼠被成批地消灭。
　　当地习惯法，被整理编写成册，并在1946年头人大会获得通过。与媒体关于土司独裁专治的报道不同，在战后的果敢，已经开始实行一种初级阶段的民主制度。
　　二、战后安排
　　1945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盟军重新占领仰光，揭开了缅甸独立的序幕。伦敦已经接受了缅甸的自由是不可避免的这个现实，问题是何时和如何实行独立。这是多曼·斯密特总督，以及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领袖们重点思考的课题。总督多曼·斯密特要推动的工作是：贯彻1945年5月17日《辛姆拉白皮书》，其主要内容是通过政治改革，重新建设经济。这个提法，与反法西斯（AFPFL）人民自由联盟的说法正好相反，他们要求的是缅甸的完全独立，并在有条件时，举行全国大选。
　　缅人的民族主义，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英国人的统治下，传统的风俗习惯，让道给一系列的外族统治和文化。有骄傲历史的缅人们，看到他们的政治休制羞辱地倒下了，他们的文化被侵蚀，他们的社会地位在他们的国土上被渗透了。最突出的影响是经济的迅速扩展，缅甸成为亚洲最大的大米出口国，但价格却很贵。传统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和小型工业消失了。为了补充劳动力的短缺，印度劳力被引进来，在稻田里和政府支持的建筑工程中工作。1876年的《土地税务法》，迫使那些拥有土地的缅人，放弃他们的土地；因为他们欠了那些从南印度来放高利贷的人的债。结果，英国行政官员和商业圈里的人占据了缅甸的上层社会，其次就是印度人和中国人的企业家。缅人普遍地发现，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他们变成了三等国民。
　　不可避免的是产生了大量的不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斗争，出现了很多民族主义组织，最突出的是《我们缅人协会》，协会成员称他们自已为“德钦”（缅语即主人）。他们的口号是：“缅甸是我们的国家，缅甸文化是我们的文化，缅语是我们的语言。爱我们的国家，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准，尊重我们的语言。”
　　在这些民族主义情感的口号之后，接着而来的是对非缅人的排斥。民族主义的宣言也许会是直接指向印度人和中国人，但他们也离间了少数民族，使他们自己与土著少数民族的关系出现了紧张。1930年后期，发生了一系列印度人和缅人之间的冲突。
　　掸族人在传统上，对缅甸历来是不信任的。且不说历史上长期受过缅人的统治压迫，当缅人的一些领袖当众宣布“缅甸是缅人的国家”，重新肯定大缅人主义时，使他们感到无比惊讶。在英人离去时，掸族土司对掸邦的未来，感到非常耽心。因为掸邦曾是由英国总督直接管理，与缅甸本部有区别的行政区。当时是一个稳定时期，使居民能从事广泛的商业来往。掸邦首领对总督，无疑是尊重和爱戴的。他们之间关系，一般说来是友好的。从他们首领到人民，从未有过倡导掸邦独立的事情，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尽管如此，这也只是一些少数受到缅甸本土思想影响的大学生的所作所为而已。因此，争取独立，只是占多数的缅人的斗争。这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得很明显。当多数掸族人在为抵抗日本而战时，缅人却给日本人以帮助。缅人和掸人，因此发现，他们在政治观点上正好相反，这也是由于不同的历史背景而产生的不同观念。
　　昂山从伦敦回来，对缅甸的独立是很明显了。但关于产生丙弄会议的一些前提条件，还是值得研究。因为《辛姆拉白皮书》曾有条文规定：在边境前线的人民，与在缅甸本土的人民，他们的处境和地位，都在同等基础之上。他们有权选择继续留在英帝国之下或加入缅人。昂山之所以急着要会见边境前线的首领，目的是要劝说他们，支持他向英国要求独立的行动。掸邦自然资源丰富，有具大的经济潜力，从银矿到木材工业的收入，在政权移交之后，将会自然地落入缅人控制之下。
　　在昂山回来后不久，他就安排2月7日会见前线的首领们，讨论一些专门的话题，去劝说掸邦、克钦邦、钦邦的首领，加入他争取独立的行列。通过昂山的个人诚恳和魅力，这些边地的首领们，同意加入他的行列，这个会议的结果，就是《丙弄协议》。
　　三、独  立
　　随着缅甸独立的接近，关于果敢的主要问题是：果敢与木邦平等地位，以及果敢人的公民地位问题。当杨文炳在印度时，曾向缅甸总督，就果敢地理情况和人文背景，申请将果敢从木邦分离开来。在重建局的建议中，将木邦与果敢分离出来，是一个尝试性的建议。
　　在印度辛姆拉的英属缅甸的秘书长H·G—WiLkie威克尔1944年6月29日写给杨文炳的信中，是这样说的：“根据你1944年6月20日呈交给总督的你的请愿书，我被指定告诉你：总督非常同情你的事件。特别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你和你的人民，在抵抗日本人入侵果敢时的忠诚表现。总督想，目前处于战时，果敢与木邦是分离开了。但从实际存在条件来看，是否应让果敢脱离木邦而实行独立的问题，尚不可能。我再加一点，这个问题，将在日本人被赶走、新的政府恢复后，进一步调查落实，其中你的在职记录和你与人民在调查期间的表现，也将在调查之列。”
　　那是1944年，当时缅甸的局势处于不明朗期间。尽管这封信对果敢要求独立的问题，还持有保留态度。在辛姆拉的行政机构，对果敢脱离木邦的问题，已经被考虑。果敢方面杨振材在边境地区调查委员会作证时，这个问题成了焦点。缅甸被重新占领后，毕尔斯少将，当时是缅甸事务的负责人，告诉木邦土司，他必须放弃果敢。
　　1947年8月25日，边境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昭孔球建议：果敢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邦。果敢的地位，由一个附属邦，晋升为一个独立的邦。土司的地位，也由小土司（苗扎）晋升为大土司（坐把）。在与木邦达成的协议中，果敢放弃怒江西岸的常菁山和勐汞给木邦。
　　另外一个有关果敢的问题，就是公民权的问题。在英国人统治期间，英人对果敢的情况，非常了解。但缅甸新的当权者，却不是这样。果敢人口，90%是汉人。这些极端民族主义的缅人领导者，对果敢的忠诚度产生怀疑。而缅甸人对缅甸的感情正十分强烈。要给予一个人口主要是汉人的地区公民地位，对新政府来说，是极不愿意做的。缅人领袖们，还怕无法控制的中国移民，涌入缅甸。这些观点，与果敢及其他掸邦对加入缅甸联邦存有疑虑的事实交织在一起。这些就是独立前夕，果敢所面临的问题。
　　在果敢方面，由于文化语言、风俗传统的差异，历史上就有过与木邦关系紧张的经验教训。所以，它渴望得到自治、自己管理自己，留在掸邦联盟之中。这种观点在果敢派出的代表向边境调查委员会作证时，屡次被提了出来。对果敢人来说，公民地位，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很重要的。当缅甸独立将不可避免地到来之时，假若果敢不站起来和不被承认的话，将面临着被降格的危险。果敢人的处境：最坏，是被剥夺公民应有的所有权利；最好，是被想象为华侨，最终同样失去公民权利，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地位。比如贵概和勐吉之间的大勐宜地区，他们多数是汉人，首领也是汉人，但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地位，变成了掸族的一部份，没有了他们的政治呼声。
　　另外一个地区，也是有华人占多数，即板弄地区。他们的土司是一个华人穆斯林。大勐宜和板弄的头领，不但在政治上不成熟，而且还不会把握政府变迁的复杂性。结果，他们的政治地位，被严重侵蚀掉。
果敢在历史上，它的文化、政治及地位，第一次受到威胁。它被迫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另外一方面，不承认果敢人为国民，将是对果敢政治现实的忽视。事实上对中央政府来说，要分辨一个居住在果敢的人，是不是真正的果敢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尤其是语言上的障碍。这就意味着，只有果敢的领袖们，才能决定他的居民是不是真的公民。所以，这就是果敢要求自治的强有力的实情。国民身份证，直到50年代后期才颁发。在此之前，经中央同意，由地方暂时发行中央认可的地区性临时身份证。果敢身份证，将果敢人与从中国大陆来的中国人及华侨区分开来。
　　就在这个重要的关节上，拘押胡嘉乾这个果敢人，使颁发国民身份证的问题，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关注。果敢国民身份证也因此，冲破重重阻力而被接受。根据1948年颁布的缅甸联邦《公民法》第三章第一条的表述：“果敢人成为缅甸土生土长的国民。”按照宪法规定，果敢在议会中获得了一个合法席位。土司杨振材成为民族议院议员。1950年，杨振声代表果敢，成为新组成的吴努政府下议院议员。在国民党残军流入缅甸时，果敢对国家的忠诚度，再次受到考验。国民党残军问题，最终发展成导致美国与缅甸之间关系紧张的国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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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果敢与国民党
　　根据果敢的记录：1949年9月，果敢已受到国民党残军的攻击，在果敢北部上六户的一些寨子以及崇岗，被姜胡二领导的部队抢劫。1951年，由李泰兴领导的部队，强占了上六户的君弄山。1952年，果敢正式接到缅政府关于驱逐入侵者的通知。果敢对此的反应是：组织一支防卫部队和民兵，实施这一军事行动。当政府军队在萨尔温江西岸防守并监视国民党残部活动时，均有当地承担军需补给。果敢为缅军在景栋抵抗国民党残部入侵的战役中，提供了2000匹骡子的运输力量，这些骡子后来仅有5%返回果敢，其余大多数损失尽净。其中一部份是被打死，一部份是保养不良而致死。果敢的马夫，因此常常将英人和缅人对待动物的态度作比较。骡马是果敢的主要运输工具，这次损失，无疑对果敢老百姓的生产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杨金秀与国民党残余武装的关系。她出生于1927年，性格粗暴。在她还小的时候，就常常女扮男妆。学校并不适合她，她仅仅认识几个字，就离开了学校。她强烈的正义感和强有力的人格，对缅甸在掸邦的那种高高在上的态度，常常使她感到非常反感和难以容忍。并在许多场合，她往往显示自己胜过缅人的一筹。久而久之，在掸邦人的心目中，她似乎成为一个英雄。尽管如此，父母还是认为，一旦结婚成家，她的性情会变得温和一些。这样，父母即安排她与大勐宜土司儿子段朝文结婚。大勐宜是贵概和勐吉之间的一个地方。他们的婚姻仅维持了一年，生了一个儿子。因为离婚的妇女，在果敢的社会地位是很低微的，杨金秀现在才发现，她被排列在社会的边缘。当国民党向她提出，邀请她带领一支300人的部队时，对她来说是个不可抗拒的诱惑。她的虚荣心胜过政治野心，使她作出了接受国民党残部邀请的决定。他的两位哥哥杨振材、杨振声强烈反对她的决定。并向她说明：这个决定不仅违法，而且还将影响到两位兄长作为国会议员的身份。但，她对此置若罔闻。
　　1952年10月间，在她去勐乃的路上，她的车子被拦住，她被缅甸当局当场拘捕。她被转移到瓦城监狱，她将在那里渡过5年。就在那个月，杨振材接到仰光的命令，要他发动攻势，将在果敢的国民党残军驱逐出境。当她从瓦城监狱被释放后，杨金秀回到腊戌，创建了一个锯木厂和其他企业。1960年，在未经任何仪式的情况下，她取得了统治果敢的领导地位，直到1962年3月，政变后的军人政府将她拘捕为止。她在果敢统治的两年期间，取得的成就，很难估量。不管怎么说，她在果敢确实得到了一笔财富。这笔财富的一部份，被花在一个名叫“娃娃温水”的缅甸女明星身上，她的成名，一部份是由于杨金秀的赞助。
她的勇敢性格，在印醒监狱时，表现得十分突出。有一次，由于违犯监狱规定，她被单独关进黑房达3个月之久，对此，她不作任何反响。这样一来，让关押她的狱监感到不知所措，结果，还是只好把她从黑房中放了出来。在印醒狱中，她与被关押的一些政治犯的太太交朋友，对那些政治犯太太们，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1968年，她从印醒监狱被释放。
　　五、果敢与中央
　　1953年2月，整个果敢境内，已经没有入侵的国民党残余武装。同年11月，一个由内政部秘书长率领包括东北军区司令员在内共11名成员组成的代表团，访问果敢。这是一个缅甸高级官员的代表团，首次访问果敢。它反映了互相之间的友谊。在他的演讲中，秘书长重申：“果敢是缅甸联邦的一部份”。对果敢在抗日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再次予以肯定。秘书长在讲话中还确认了日本人占领时期和国民党残军流入时期，给果敢造成的重大生命财产损失。并说因为中央政府刚刚成立，暂时还无法帮忙果敢。同时，中央政府 还注意到社会、经济、卫生、交通、通讯等问题，以及战争造成的破坏。作为政府的代表，他表示将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果敢。杨振材在答谢讲话中，重申果敢对中央的忠诚，以及果敢拥护和支持中央维护缅甸联邦的主权。宣布赞成和支持缅甸领袖们所领导的争取缅甸独立的斗争。同时，请求秘书长向中央报告果敢地区的实际情况和果敢的所做一切，帮助这个地区人民取得与其他地区缅甸公民同等的权利。
　　六、胡嘉乾事件
　　无论如何，将果敢身份的人，误解为中国人事情，仍然是存在于果敢与中央关系中的一棵刺。胡嘉乾事件，就是果敢人经常感受到的困扰的典型。1954年7月，胡嘉乾，一个户籍果敢木瓜寨的生意人，被贵概移民局官员拘捕，因为他没带身份证。虽然经过一位住在贵概的果敢老人给予证明，仍未获得释放。7月20日，贵概官员提审他，将他误认为中国共产党人。7月30日，果敢土司写信给贵概官员，说明胡嘉乾是一个真正的果敢人。这样，胡嘉乾暂时被释放。但8月5日至18日之间，胡嘉乾仍被继续提审，且给他两个选择：一是坐牢，二是罚款350元。胡嘉乾深感无奈，只好接受并交了罚款。但，仍未被释放。直到次年（1955）2月16日，当土司杨振材和他的助理胡世明，对此事亲自干与时，胡嘉乾才得以释放。果敢民众对此事件，感到非常愤慨。果敢是缅甸联邦的一部份，为什么要接受这种岐视性的盘查和盘问？他们将这种岐视当作是对他们自由的侵犯。因此，他们要求享有平等权利，像其他缅甸国民一样，得到法律的保障。他们还要求惩办那些对此事件直接相关人员。12月4日到16日，举行了示威大游行。300名强烈的抗议者，从新街长途步行到滚弄。又从滚弄至贵概，然后到腊戌。这个事件表明，果敢人的政治觉悟已经有了一个新的飞跃。
　　1955年，杨振材对果敢的走向，感到乐观。他所倡导的教育和社会改革，进展顺利，并得到下属各级行政官员的合力推行。为果敢培养后备人材的新城学校，发展势头良好。这一点，在每次运动会中，进一步得到证明。通过胡嘉乾事件的洗礼，果敢显得更团结、更坚强。早在1950年，杨振材作为缅甸代表团成员而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他曾有机会参观美国的先进技术、科学和教育，美国的发展，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下定决心，要使他的人民认识到教育的重要即是社会进步的钥匙。一部份新城的干部，被送到仰光去接受先进的教育，鼓励学生继续上大学。果敢因此开始逐渐拥有自己的医生、工程师、地质学家及其他专业人员。
　　1955年4月，由边境地区行政管理局局长梭敏上校率领的一个缅甸政府代表团访问果敢，他的代表团由12人组成，另由80人组成的卫队护送，果敢方面成立了欢迎委员会，下设12个小组，为欢迎代表团的到来做筹备工作，共有3000多群众参加了欢迎活动。这次访问的主题是：视察边界界桩。在他的公开演讲中，梭敏上校阐述说：因为果敢离中央较远，不容易到达，要发展这个地区，有相对的困难。但果敢在政治上，比他所到过的地区还先进。由于这种政治上的成熟，果敢利用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了抵抗；对国民党残余部队的流入，进行了斗争，保卫了国家主权；这些事实，足以证明：果敢在他的领导人领导下，是忠于中央政府的。果敢土司在致词时，感谢代表团所给予的肯定和支持，衷心希望政府维持果敢地方的基本权利，即丙弄协议的基本原则和遵守联合国宪章。土司还反复提到自治的愿望。主要基于以下条件：一是独特的地理位置；二是不同的语言；三是文化、风俗习惯和信仰，与多数掸族有差异；四是有不同的历史传统；五是存在着经济上的差异。在私人交谈中，梭敏上校对土司说：“你认为果敢是钢铁做的吗，你知道钢铁是会生锈的？”这是一个带有不详预兆的警示，它一直缠绕在杨振材的脑海中而永不消逝。
　　七、交出世袭权
　　关于土司的地位，被缅甸和掸邦政治家们以及媒体激烈地争论着。中央与土司之间的协议决定：中央以赔偿的方式，让土司交出他们的世袭权。办法是参照土司年税收多少，衡量确定赔偿数额。这个权利，不是交给中央政府 ，而是一种权利的转换，仍然是回到有主宰权的，掸邦全体人民手中。
　　在国民党军队正式离开掸邦之后，反对土司的计划，开始取得进展。在掸邦内，参加AFPFL反法西斯自由联盟的掸族人，他们显然是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他们呼吁土司交出世袭权。中央政府则通过媒体、讲话、报告等方式，加强反土司计划的宣传攻势。在土司们看来，他们统治的本质是封建的，但掸族人民并没有反抗他们的统治，事实上这个制度在掸邦实行得很好。掸邦委员会首领昭孔求代表掸邦土司们，对边境咨询委员会说：他们一致希望保留他们的权利。许多进步的土司意识到封建主义的不合时代，应该实行一种民主的行政方式，但这需要时间。英国历史学家伏天喀（Hugh Timker）建议：“将封建的边境地区进化为民主的政府这个程序，需要一个英国式的有官僚主义的统治的过渡时期。但是，当传统世袭制度被摧毁之后，它将不容易以一种新的行政方式来代替。如果新的统治者希望成功的话，它必须与老的制度配合得很好。”
　　虽然对这个问题的辩论，从50年代初期即已开始。但一直未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以至加以解决。当执政党AFPFL的势力弱小时，讨论势头开始升温。1958年，AFPFL正式分裂，并有发生内战的危险。为了摆脱危机，当时任总理的吴努，邀请国防部长奈温将军代他摄政，使他有机会去重新改组AFPFL，也就是后来大家熟悉的“努顶派”。奈温抓住此机，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建树。1959年4月，土司们放弃了世袭权利，这看起来是奈温赢得了这场战争。
　　尽管如此，后来的事实却证明，这仅仅是一个空虚的胜利。土司们留下的真空，永远没有被合适地填补起来。掸邦的人民，对既不同情他们的感受，也不了解他们的想法的新政权，持怀疑和不相信的态度。在土司政权退出后，中央政府的代表们，不顾掸族人民的愿望，教条式地强制推行中央政策。其结果，导致了各地史无前例的武装反叛，至今仍在继续着。
　　有些观察家，也许是指责土司的负面，但有些还是值得肯定的。比如很多土司，他们是进步的，包括他们的家庭成员。他们能够成为良好的管理者。最好的例子是景栋土司和昔波土司。他们2人均在海外受过教育。其中景栋土司在澳洲受教育，昔波土司则获得美国柯罗拉多大学工程学士学位。他们2人，都有崇高的抱负，要提高他们人民的权利。当土司们后来发现，1947年宪法所授予他们的权利，在法律上、政治上都得不到中央政府的尊重。同时，在50年代早期，政府开始在掸邦地区增加驻军，这更加深了土司们的关切和忧虑。一旦他们的权利被撤销，对掸邦人民的权益，会得到什么保证？答案是负数。
　　这些进步的土司，是掸族文化及社会标准的传承者，他们在民众中间发挥着稳定和模范作用。他们交出政权，不仅意味着交出世袭权，还给掸族文化带来了生存的危机。事实上撤销土司，对掸族社会的中心，是一个重大的打击。缅人领袖们会辩解说：掸族与缅人，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穿同样的服装，而且已经融合在一起。但这种辩解，并没有把掸族文化历史背景计算在内。在文化方面，掸族不仅与缅人有差异，也与泰国的泰人不同。
　　虽然历史上缅人与掸人的关系是痛楚的。但是，昂山和掸族领袖签署了《丙弄协议》，这给缅人和掸人的民族关系，注入了新的希望。以往，昂山本人是认同缅人的大缅族感情的。但是，在《丙弄协议》签署前的一次演讲中，他说：“现在我想说一说关于民族主义的问题。过去我们的口号是：‘我们的种族、我们的宗教、我们的语言！’现在看来，已经是过时了。在缅甸，我们有众多的土生土长的民族。我们可以保留各自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享受各自的自由信仰。但从广义的国家政治生活来讲，我们应该团结在一起。”
　　不幸的是，这种友善，与昂山一起死掉了。他的继承者们，对宪法中关于民族自治权利的规定，执行得太少。不久，即偏离了宪法指引的道路，只重空谈，并没有实在的建树。掸人反抗缅人，是长期的，而且是根深蒂固的。如果中央政府诚心于国家建设，第一步要做的是缅人对其他民族的了解和友好：掸邦人民的权利，就象1947年宪法规定一样，必须得到尊重，并在各级行政过程中付诸实行。
　　缅甸缅族主义者，往往指责英国人的分而治之政策，因为这使缅人与掸族之间常常发生冲突。自缅甸独立至今，已经整整40年了，而这种冲突，依然得不到解决。显然，对英帝国主义的指责，也变成了一种过时的东西。
　　缅甸军队所扮演的角色，使局势更加恶化。1952年9月，掸邦被置于戒严法令之下，直到1954年才结束。这是国民党流入的年代。掸邦人民遭受到缅甸军队没有法纪残暴的侵犯人权的痛苦。缅甸军队对待掸邦，就象是对待被占领的土地一样。缅人把自己视为国家的救世主，这在掸邦人民中只留下苦涩的口碑。掸族领导人和掸族人民，常常被缅人报刊指责为分裂联邦的人。但必须记住，掸族领导人之所以同意加入联邦，是在有一定条件保护下的决定。当《丙弄协议》规定的保护条件被扭曲妄用时，掸人有权决定退出联邦。但有意义的是，他们并没有实行这种权利。土司们跨出了一大步，将他们的权利交出来。虽然他们意识到《丙弄协议》已经被妄用，对掸邦的未来感到不可肯定。因此，掸邦人民只好拿起武器，保护他们的民族权利。掸族抵抗的动机是合法的，但用武装反抗一个民选出来的政府是不妥当的。关于合法的动机会有不同的含义。当奈温政府自己本身就缺少合法性时，合法动机的含义，就有了许多不同的意思。
　　交出世袭权的问题，深深触动了杨振材。对他来说，果敢或第二线的领导人，还没有接受这种变革的准备。从学识及素质方面考量，最有可能接替他的人，是他的弟弟杨振声。但杨振声是一位代表果敢的国会义员，且又有许多生意业务，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和处理果敢问题。杨振材意识到，他所发动的改革，应该继续坚持下去。他最为关切的是要接任他的人，能否坚持争取果敢的自治。考虑再三，他认为最适合领导果敢的人，只有他自己。因此，他决定抵制土司交权，并获得了人民的支持。为此，腊戌军区司令威协说：“如果不交出政权，就向果敢动武！”
　　当这种强硬恐吓无效之后，缅政府又派出密使来果敢，动员杨振材到眉苗会见国家领导人。冒着被拘捕扣押的风险，杨振材到了眉苗。开始是与山友准将谈判，谈判中山友表现得非常豁达。后来，杨振材又会见了看守政府总理奈温将军。在会见中，杨振材阐述了果敢要求自治的原因。总理向杨振材承诺：“果敢可以维持自治。”但这个承诺，没有说明可以维持到什么时候，也没有文字记录。
　　得到这样的承诺，杨振材从土司位置上退了下来，这是一件令他十分勉强和为难的事情。1959年4月，举行了一个土司们交权的仪式。在这些土司中，只有果敢土司和昔波土司没有出席。昔波土司，是一位容易激动的人，当时他患了痢疾。他的缺席，导致奈温的怀疑。果敢土司没有出席仪式，并拒绝接受支付给他的赔偿。
　　他的这种做法，向果敢人民指出：没有任何金钱，可以补偿自治的愿望。就算最单纯的乡下人，也明白这个道理。1960年，果敢人民欢迎他重回果敢。在他的演讲中，他向人民庄重说明：他将权利交还人民。这为之后1963年果敢对奈温政权的武装反抗，埋下了伏笔。
　　八、权力转换
　　杨振材离开之后，果敢的头人选举杨启智为果敢行政委员会的主席。分配给杨金秀的责任是果敢的安全监督。尽管如此，杨金秀还是成了果敢真正的统治者。她有许多的美德，其中之一是为果敢谋福利。但是，她的美德往往被她的失败所淹没。她从1960年起至1962年，统治果敢。1962年政变，军人政府将她和其他政治领袖一起拘捕。在她执政时期，她被拍马献媚和机会主义者，包括像罗星汉那样的人所包围。这些人利用她的统治权力，谋取个人利益。当她的合法地位尚未确定时，杨金秀在缅人的政治家之间寻找和构建她的关系网络，比如吴觉念和其他知名人士。在她交往人士中，有两名是军人，一个是昂季准将，一个是梭敏上校。政治家和军方人士之所以接受她，是因为知道她的优点和缺点。他们非常善于心计，认为杨金秀这张牌，只要用好了，对他们很有使用价值。到二小姐执政时，缅甸军队还无法修建一条进入果敢的道路。因此，他们将二小姐的出现，当作一个黄金时机。为此，两位陆军上慰觉温和旦来，进驻果敢。旦来，后来升任过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的秘书。或许就在这个时期，罗星汉和一些果敢人，早就被他们所招募。
　　杨振材并不喜欢他所看到的果敢现状，乃至感到讨厌。但为了避免内部冲突，他只好保持沉默。杨金秀的追随者，一方面是千方百计迎合她的虚荣心和纵容她的怪念头。另一方面，又背着她为所欲为而乱来。结果，把果敢带进了万恶的互相残杀的漩涡，同时，把二小姐赶进了缅人设计的陷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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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军人政变前后

　　一、反掸邦事件
　　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政治的觉醒在缅甸本土上深深地扎下了根。然而，在掸邦，他们的领袖们，生活在英国人的保护下，过着安稳平静的生活，对政治仍然毫无兴趣。景栋的昭赛蒙这样写道：“每一个人都是皇上的子民，享受着他赐给的平等权利和优惠。……整个掸邦的气候是好的，事实上没有迹象显示政治上的不稳定……在那个平等的世界里，不好斗的掸族人，并没有把自己很好的表现出来。”
　　然而，二次大战的动荡，看到了英国人的撤退，日本人的入侵，以及最后又是英国的返回。这些无疑引起了人们的思考。有些人情愿保留他们的地位，继续留在英国人的保护下；其他一部份人则明显地被民族主义浪潮挑动起来了。大家关注的是如果缅甸独立了，掸邦的前途会如何走？考虑到缅甸独立的可能性。土司中比如昭孔吉、昭桑通、昭瑞太他们，于1946年2月，召开了第一次丙弄会议。
　　在1946年2月份至1947年之间，昂山与英国工党政府协商，最后达成《昂山—爱德礼协议》，它主要说明：将给缅甸独立。首先组成一个过渡政府。然后，召开制宪会议。这些发展进程，促成了第二次丙弄会议的召开。会议的目的，主要讨论联合的名称及联合的基本前提。掸族和克钦族代表。在2月6日会晤之后，同意与缅甸本土联合，但必须有下列附加条件：1、一样的地位，即与缅人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优惠。2、掸族和克钦族在执行委员会中的成员，对他们本民族事务负责，同时，参加对国家事务负责，比如国防、外交、铁道、海关等。3、委员会支持克钦的要求，按他们的愿望，成立一个克钦邦。4、缅人代表与英国政府之间达成的协议条款，掸族和克钦族不受其约束。5、在与缅甸联合之后，保留可以选择退出联邦的权利。
　　签署《丙弄协议》也就是接受缅甸与各邦联盟的构想。
　　联邦政府所采用的宪法，是中央集权制，在本质上与掸邦领导人相矛盾。各邦政府的权利，明显受到中央联邦政府的限制，当各邦被分成单一的单位时，而缅甸本土的权利则渗入各邦之中。这就是说：执政权掌握在联邦手中，或者说掌握在缅甸本土手中。由此而来，联邦政府经常干涉各邦的事务，各邦则不得不向联邦报告每一件事情。这显然与丙弄协议的条文相违背。尤其是上议院即民族院，由掸邦、克钦邦、琴山、红克伦邦、克伦，以及其他地区代表共160人组成，它虽有提出关于财政方面建议的权利，但没有立法权。每一个邦的事务，被一个邦议院控制着；每一个邦议院的首脑，不是选举的，而是由总理任免。例如1958年，总理免去了克钦、克伦邦首领的职务，原因是投票反对他的党。
　　然而下议院则有立法权。议员是按人口比例选出来的。这样，议员席位多数被缅人占据，说得更确切一点，就是被AFPFL所占据，那就成了一个有利于缅人的一边倒的下议院。
　　从一开始，缅人就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据说1949年的勃娥族的暴动，就是受缅人煽动的。一个参与AFPFL的掸族组织，不断地帮助他的缅人同盟者，反对封建主义即土司制度。1952年—1954年，当国民党残余武装在掸邦的时候，整个掸邦被置于戒严令之下。缅甸军队，在其本部也许是一支有纪律的部队，但在掸邦，他的官兵抢劫、强奸妇女和杀人，而没有得到惩罚。很不幸的是，这些事情非常平常。掸邦是一个被包围的地区。土司们重复向政府报告有关缅军违犯人权的作为，但在那个时期，缅军对外形象还不算坏，因此，政府对土司们的指控，很难引起反响。带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40年之后，1988年，缅军残酷屠杀和平示威者时，缅甸人民才开始对缅甸军队的作为，开始有所觉悟。掸邦的人民，以他们最大的力量，反抗缅军在掸邦的存在。那些曾经经历缅军军队残酷迫害而流亡的掸族人，就是事隔30年之后，还很难忘记当年的恐怖。
　　在掸邦的一般居民，随时有被驱逐出家园或拘捕的可能性。对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用戒严令第5条为借口，加以怀疑，甚至拘捕。士兵除了他们的制服和携带的武器外，可以不需要任何搜查令，进入任何居民家。因此没有一个家是安全的。这些军队在街上的出现，他们的那种骄横拔扈的作为，以及高高在上的态度，引起的是当地居民对他们的强烈的民族反感。
　　在经济上，掸邦有丰富的木材、矿产和农产品。博敦即老银厂的银矿是世界上储量最丰富的银矿。还有宝石矿，它的红宝石是世界上最好的宝石。然而，由于从英国政府就遗留下来的条约，中央政府特别是在BSPP即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统治时期，银矿和宝石开采，由中央政府垄断，掸邦税收的权利也随之被剥夺。
　　也许对掸邦破坏最大的是一些缅文报利对土司名誉的攻击。他们的结论是：“土司紧紧地把着他们的地位不放，将其作为获得赔偿的筹码。”这种对土司的偏见说法，把土司说成是贪财之辈，这也反映了中央政府对掸邦人民的痛苦麻木不仁。既缺乏了解，也不愿去了解。这种片面性，失去了与土司们做建设性谈判的机会。在联邦之后，掸邦文化被侵蚀了。这种被侵害的程度，可以从今天的掸族青年对自己的历史反而没有对缅人历史了解的现状得到说明。更有甚者，他会将讲自己的语言、着自己的民族服装，想像成是低级的、土气的、不合适的。
　　果敢已接受“果敢是缅甸的一部分”这个现实。自独立以来，果敢与中央政府合作的很好，特别是在国民党（KMT）残部流入期间。然而，彼此之间不信任，10名果敢青年被招募入伍，接受缅军的训练。在他们之中，有个叫王崇德的人，曾经升到上尉。他的职位，并没有保持太久。在一次事件中，他被杀害了。根据有关消息说，他是被他部下杀害的。然而，果敢相信他是由于民族背景而被杀害的。在此后50年代后期，果敢青年杨振瑞（英文名：皮特杨），被允许进入眉苗陆军军官学校学习。他的被录取，是因为杨振声熟悉军校校长孔脑。就在毕业典礼的当天，他被校方以“不遵守纪律”的莫须有理由为借口，给开除了。在果敢，没有人认为这种做法是公平的，而是把它看作是一种民族岐视。在自卫队（戛戈也）期间，杨振瑞加入了坤沙的组织，成为后来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中的主要角色，即在东枝绑架两名苏联医生为人质，要求政府释放被关押在瓦城狱中的坤沙的事件。
　　二、掸邦的反应
　　政治上的不平等，经济上的被侵蚀，使掸邦人民逐渐觉醒，自己手中也该保留掌握一些东西。缅甸独立前，与英国签订的条约尚有效之时，掸邦在政治上比较稳定。1947年宪法，允许掸邦10年后可以脱离联邦。在权利分配不公平的过程中，使掸族人难以接受。1956年，要求权利、平等、自主以及修改宪法的民主运动，在掸邦涌动起来。在有掸族领袖参加的民众大会上，人民的代表发出了掸族人民受苦的呻吟。1957年，掸邦人民举行了一次要求继续保留土司制度的群众大会，认为联邦政府取消土司制度的动议是对他们内部事务的干涉。当时，已经有一部份掸族青年，对通过宪法途径争取平等失去了信心，转向武装斗争以争取民主平等的道路。
　　少数民族希望通过宪法改革的尝试，开始于1961年的一次会议。那次会议的参加者，有掸邦、克雅、勐、若开、克伦、钦、克钦，以及观察员共330人。会议发出了一个共同的声音：要求修改宪法，给少数民族更多的保障及平等权利。
　　掸邦组成了修改联邦宪法指导委员会，委员会由10名土司及20名其他掸族领袖组成。他们对联邦宪法，逐章逐条地进行了审视，并作出下述结论：“对现行宪法审视说明，宪法在以下方面，存在严重缺陷：1、组织方面；2、权利分配方面；3、议会设置方面；4、税收分配方面。”为了有利于稳定及平等，委员会重申，以下各条是非常重要的：1、缅甸本土，应划为一个省或一个邦，而不是一个象现在一样代表和执行着联邦的职能。2、在一个真正的联邦中，中央政府的权利是处理全国性事务，而其他的权利，则应保留在各邦的手中。3、两个议院，应该具有同等的权利。下议院应有以人口比例选出来的代表组成；上议院应由按地区不分大小的原则派出同等数量的代表组成，防止有的邦占去其他邦的名额。4、关于税收问题，在尚无确定的财政政策的情况下，要慎重审核。5、包括缅甸本部在内的所有邦一级的完全自治权利，应该被提出来。吴努在他的选举中，曾经对少数民族保证说：这个问题，将在下次国会上讨论。但是，在下次国会召开之前，1962年政变的军人，夺取了政权。
　　三、军人政变前期
　　在共产党和克伦族反政府叛乱失败后，吴努政府在相对平稳的情况下，可以推行他的政府事务了。在1951年的大选中，AFPFL赢得了压倒性的多数。1958年民主制度在缅甸崭露出来并开始形成气候。从理论上说，宪法允许多党制，但实际上，在下议院，却被AFPFL的议员所控制。司法机关，还是一个不独立的机构。报刊本来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但也无从发挥舆论监督的职能。
　　不幸的是，1958年4月，AFPFL分裂成两个部份，即由吴努和德钦顶领导的“廉洁部份”；以及由吴觉念和吴巴瑞领导的“稳定部份”。这个分裂，公开暴露了吴努、德钦顶和吴觉念、吴巴瑞4个人，多年积淀的政治分歧和个人恩恩怨怨。他们之间的相互遣责，不时地见诸于报端。人民对他们越来越失去信心，并且担心国家迟早会出现新的暴乱。同年9月26日，吴努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退出总理职位，将政权交给奈温将军，要求他在6个月内举行大选。在奈温将军领导下的看守政府，给人民的印象，还是好的。当政党们看起来是懦弱的、摇摆不定的和不果断时，军队表现的是一种坚强、果断和有效。选举在1960年举行，吴努的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四、对果敢的影响
　　果敢在下议院的议员是杨振声。他在1920年出生在楂子树。先在果敢启蒙，后进腊戌教会学校。1931年转入掸族首领学校，直至高中毕业。他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在班上一直是第一名。他是学校足球、曲棍球的选手。1942年战争打断了他在仰光大学的学业。在蒋介石委员长的批准下，他在中国重庆大学外语部继续他的学业。1943年8月，他被召回果敢。战争后，他是果敢的总务处长。在他未被选为下议院议员之前，他在果敢拥有许多行政头衔。1950年10月，他将家属迁往仰光，他则去接受作为下议院议员的职务。
就象许多首都一样，仰光是缅甸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中心。在那里，在权利的走廊上，在议院的建筑内，许多决择就在那里作出。在议会的辨论，往往是激烈而又漫长的。报刊是民主的一种机器，报道也很及时。有很多报刊，包括缅文、英文报刊，他们的报道有深度、有水平。
　　仰光的社会生活，也是充满活力的。晚上有许多属于私人的舞会。有些则属于交际的，有些则属于俱乐部，是封闭式的，他们有一定的规格。要求参加娱乐的男女，穿着规定的衣服，以此作为对会员选择的条件。虽然英国人已经离去，但是，他们的制度，依然还感受得到，虽然已经是缅甸风味。
　　这些就是50年代，杨振声到达仰光时的情景。因为他生来就喜欢群居和好客，他很适应仰光的社会。在政治上，在议会中，维护和代表着果敢的利益。他还扩大和加强了与掸族及其他民族的友好联系，他维护着果敢的政治地位。他擅长商业经营，不久他就创办了自己的商业企业，计9家。其中有“缅甸东方银行，”股东多数是掸邦人士，他们相信杨振声理财的能力，以及他的作风正直和思维敏锐。
　　在他认识的朋友中，有政界的，有商界的，以及司法圈内的，都是国内杰出人才。由于他是议员，他进入了权势中心，成为缅甸杰出人士。他的孩子们，进入了英国教会中学，这个学校，是许多缅甸知名人士的子女就读的学校。杨振声在大学区137号的住宅，也是许多政治家居住的地区。比如有名的“30志士”中的波羊乃、《民族报》主编吴劳勇，也是“30志士”成员的波赛甲、波勤雅等，都住在这里。大学区137号，也是在仰光的果敢衙门。到仰光的果敢人，都会来拜会他。
　　137号，也是果敢学生，到仰光进大学或其他学校的临时落脚地。房子后面，有一个网球场，是掸族学生和从掸邦来的人的聚会处。在这里，许多重要的集会，会在这里举行。大学生们会把果敢事务、掸邦事务，以及其他一般政治事务，作为这里集会讨论的议题。学生们大致同意，缅人与掸人地位不平等的看法。他们也有对缅甸军队的反感，并倾向组织一个较为松散的联邦政府。仰光大学，传统上是政治运动的中心，由于这种潜移默化，果敢的大学生也深受其熏陶。
　　137号，这是一个忙碌的家庭，来来往往的人流，永远川流不息。
　　这些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你可以经常看到前来拜访主人的外国大使或知名人士的坐车，停在那里。在他家餐具架的一个大盘子里，装满了各种宴请的请柬，由此可以想象主人社交应酬之繁忙。杨振声和他的太太，都喜欢赌。他们对打麻将、玩扑克牌，比赴宴还更感兴趣。有时，也会例外地去参加宴会，比如涉及政治、外交关系方面的宴会。他和她都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大使举行并邀请的宴会，必须参加。但这不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是出于某种偏爱，比如中国大使宴会的菜肴饮食，不但很好，而是合他（她）们的口味。而美国大使的宴会，只有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是美国大使会讲中国话。
　　在仰光，杨振声是杨氏家族之长。在仰光的果敢大学生中，杨振勋，学医；杨振来，学数学；彭积德，学经济；彭积祥，学机械工程；杨振刚，学财政；杨振祥，学医；苏文虎，学地质。假期，在没有返果之前，所有大学生，都会集合在137号。在这一期间，杨振声会以家长的身份，与他们团聚，在餐桌上与青年们讨论各种问题，已经成为他最大的乐趣。讨论的题目，从大学的约会和大学的活动，到政治时事，讨论是热烈的，高兴的，充满幽默感。有时候，彭家富也会加入他们的讨论，当时，他在仰光一所中学读书。除了亲戚关系之外，他们之间存在着一般强烈的向心力。他们的讨论，从早餐开始到晚餐，有时直至晚上。
　　这一伙青年，让杨振声的太太周国芳感到：应该为他们寻找约会和新娘的对象。在她所认识的中国人中，多半是仰光华人社会圈里的中国人，她们有许多女士，但多半是广东籍，与果敢人的风俗、文化有差异。同时，她们太城市化了。对于从山上来的人，他们已是太先进了。杨振声和他的太太周国芳，专心致志地教给这些青年有关城市的礼仪礼节，这些青年对自己“乡巴佬”的表现，也不有自主地感觉好笑。然而，他们享受着大学的生活和仰光的市区生活。如果你沉醉于大学为你提供的派对、网球、帆船协会等等，你就会很少有时间去钻研学习。仰光大学有个传统，每年要从新生中选出一个肤色黝黑、长相漂亮的女生，叫做选“火炭”。每年，杨振声会买票，带领全家人，去出席大年夜的舞会，被称为“玫瑰舞会”，这个舞会是在茵雅湖大酒店举行的。去那里，几乎成了全家人的一个传统习惯。那是一个快乐、紧张和有浓厚节日气氛的聚会。
　　1958年我到仰光，住进圣约翰高中，为住宿生。那并不是父母的愿望让我远去而是我自己坚持要去。差不多我的堂兄弟姐妹，都在这个学校做住宿生。我们曾经在腊戌玩在一起，很自然的，我希望去加入他们的行列，因为他们已经搬到仰光，去继续他们的学业了。在仰光我接触了好多东西，新的学校、新的朋友和新的大都市的环境，与腊戌城市比起来，已经是两个样。我发现，在街上没有士兵。人们自由上街贮物或做他们自己的事情。这是我发现的仰光与腊戌最为不同之处。
　　我和我的堂妹，相处很好，我们一起看电影，看完电影又一起买冰淇淋吃。我和我的堂妹，参加了妇女导游协会。我们每个周末，会在美国图书馆新闻中心举行会议，这个新闻中心正位于杨振声叔叔家的对面。这个协会是各个学校联合组成的协会。这个协会的成员，几乎都是“循道英语高中”的学生，在她们之中，有个女孩子，大家都叫她“素素”。她的长辫子，拖到腰间；头发从头顶中心分往两边。她看起来是个文静和聪明的姑娘。她是这个协会的首领。她很用心、很努力地当担着这个首领的责任。有一个周末，我们在她家院子里举行欢乐聚会。当我们走进她家时，在她家房间左手边，有个大供桌，桌面中央放着昂山将军的遗像。至此，我才明白，素素的父亲，就是有名的缅甸英雄昂山将军。就是在那个时候，昂山素季即已表现出会有大作为的领袖风度。
　　昔波土司和他的哥哥昭甲总，是杨振声在领袖学校的好朋友，他们是137号这个家的常客。当昔波土司昭甲省来仰光的时候，不会住在其他地方，只会来杨振声家投宿。这种与掸邦其他领导人的紧密关系，是他们在学生时代就建立起来了。
　　另外一位常客，就是波赛甲，他是AFPFL的“经济沙皇”。他与杨振声之间，好像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两个的英文名字都叫“吉米”，两个都是精明的生意人，两人都有漂亮的太太，都喜欢戏剧和演出。在那个时期的仰光社交圈子中，最引人注目的活动之一，就是波赛甲大年夜的社交晚会，并成为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大家谈论的话题。
　　在AFPFL政治分裂的时候，果敢的票，一致地投给了吴努。因为这个总理，对掸邦的要求比较关注，并给过一些承诺，要为掸邦做些事情。1956年当吴努在东枝渡假时，他曾邀请掸邦土司们及掸邦在议会中的议员参加了一个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让土司们吐露关于军队行为给他们带来的苦楚。吴努向掸族首领们保证，关于军队的不良行为问题，他将会做一些事情。这样他就赢得了掸邦首领的好感和认肯。在选举后，吴努实行了他的承诺，安排掸邦土司们与昂吉准将会面。会见在昭孔求的官邸举行。会议开始，吴努对昂吉讲，掸邦首领们对军队的不良行为，感到不愉快。昂吉听了后，感觉很吃惊。根据一个与会者回忆，当时会场气氛肃然，似乎掉一根针，也可以听到响声。
　　这个事情指出，军队与掸族领导人之间的距离是何等之大。也就是从那时起，铲除土司的计划，开始加快步伐。另外一个使果敢站在吴努一边的因素，是受到昭孔求的影响。昭孔求是掸族中的政治家和演说家，杨振材和杨振声两人，均同意他关于土司与军队关系陷入僵持或无法调和时，与缅甸的政治家们至少还可以谈判的构想。缅人领袖和掸邦领袖发现，尽管他们之间在政治观点上存在差异，但是通过宪法途径，他们还是找到了缩小分歧的答案。所有掸族的领袖们，在传统价值观和大众学校影响下，以奉献和荣誉，保持着他们的议员地位。
　　不管怎么说，不仅掸族不满意，连克钦族、若开族、克伦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也只赞成一个真正的联邦制度，它不同于现在宪法中给予中央更多政治权利的联邦。1960年当吴努赢得大选之后，曾计划在未来的议会中，讨论修改宪法关于联邦问题的条款，在这个进步的脚步尚未跨出之前，1962年3月，军人政变，取代吴努政府，联邦问题从此被打入死牢。

遥望星空

五、果敢对政变的反应
　　奈温将军领导的革命委员会，取消了上议院和下议院，中止了宪法，废除了高等法院，废除了各级民选政府及其职能机构，一律由军人接管，设立各种委员会，实行全面军人统治。吴努和他的部长们及议员们，还有司法方面的官员，以及差不多所有的掸邦土司，都被拘捕。在这个事件中，值得提到的是缅甸独立后第一位总统昭瑞泰的儿子米米泰，他死在互相交火之中。昔波土司昭甲省，在从董吉（东枝）返回昔波途中被拘捕，他们本是准备回乡庆祝结婚周年的。他的失踪，至今还是个谜。当时，仅杨金秀偶然得以幸免，因为昂吉准将不同意对果敢首领采取反对行动。……
　　1962年4月，革命委员会宣布缅甸社会主义路线，这是军人政府的政治宣言，目的是要建立缅甸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不管它的失败应该归咎于理论还是实践，但最终它给缅甸带来的是一场空前的灾难。在先后出台的一连串法律的强制下，所有私营企业，被收归公有，最致命的是，这些公有企业的经理职位，均有军人当任。同年6月7日，军队向仰光大学反对新出台的《住宿条例》而示威的学生开枪，许多大学生被打死打伤。军队还炸毁了学生联合会大楼，这个大楼曾是学生团结的一个历史象征，爆炸相当猛烈，连附近的建筑物也被震动，并宣布无限期地关闭仰光大学。
　　军人政变，推行社会主义路线，军队与学生的发生冲突，这些事情，当时在果敢的大多数人还不知情。当时的仰光，时局紧张，形势难以琢磨。1962年后期，杨振声觉得没有理由继续留在仰光，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是关注着形势的发展。果敢的大学生，如杨振勋、杨振来、彭积德等人，也在考虑如何应对戏剧性变化中的时局问题。
　　1963年2月8日，昂吉被从革命委员会中清除。他的离去，给果敢传递了一个不祥的信号，意味危险随时可能降临。杨振声于是立即返回果敢，以避风险，但他的太太和3个孩子，即女儿杨能强，儿子杨家贵、杨家华，依然留在仰光。
　　有一天，军事情报局（MIS）来搜查他的家，他们从早到晚的折腾，全家已经没有不被翻过的地方。在他们带走的物件中，包括一些仅存的关于掸邦和缅甸的书信，直至今日，这些书信，仍然还在军事情报局手里。后来，杨家贵、杨家华，也辗转进入果敢，与其父汇合。
　　自1959年后期，杨振材从土司位置退下来之后，一直闲居腊戌。虽然已退出政壇，但许多从果敢来的人士，还是来拜访他，这使他能够比较及时地了解果敢的情势与动态。土司与人民之间的联系，政治上已经不存在了，但人民之间仍然保持着密切的来往。果敢纯朴的人民，并不去理会什么权利转换的变革，他们只知道他们的土司，是被政府所逼而被迫交出权利。下面一句话，可以反映当时人民对他们的领袖的态度：“我希望见到你，就像喝水一样。”虽然已经退休，但土司仍然是领袖的象征。杨振材喜欢高尔夫球，是腊戌高尔夫球俱乐部的监护人。在那里他可以接触许多军方官员，他从高尔夫球场中，得到外部世界没有的快乐。外部的世界是不公平的，没有信用的和没有秩序的。但，在高尔夫球场中，则有纪律、道德（在高尔夫球中，你不可以欺骗，如果欺骗，那只会愚弄着自己）和荣誉。在政治中，当你选定要做一件事情，你不可能肯定其结果会是怎样？但在高尔夫球场上，只要你打得好，你就可能会赢，在这个游戏中蕴含着一种肯定性。杨振材还帮助那些来打高尔夫球的人，提高球艺。在这些人中，有一个是缅人青年，是帮他背球包的球童，名叫尼温面，后来他成长为缅甸国家选手，代表缅甸参加国际比赛。
　　当军人政变在仰光发生时，杨振材认为自己不会有什么风险，因为自己已经从政治上退下来了。1963年10月的一天，晚上10时，两个上尉军人来敲腊戌浦甘路3号退位土司杨振材住宅的门。自1959年退位之后，杨振材就一直住在这里。30多名士兵，将住宅包围起来。刚从仰光回来的杨振勋出来应门，军官很客气地对他说：“对不起！先生，我们奉命拘留你，请带上你的行李和一切应用物品。”当杨振材收拾好行李物品后，上尉接着问：“先生，你有武器吗？”杨振材回答说：“有”！上尉说：“请你拿出来”！杨振材拿出两支手枪和两条步枪。此后，他们就把杨振材带走了。
　　鲁璇珍对丈夫的被捕，非常难过。自从成为土司之后，杨振材把他的大半时间，投入果敢的事务之中，把照顾8个孩子的任务交给了她。她们的家庭，从1950年起，即移居腊戌。主要是方便于杨振材往仰光和东枝，履行公务。腊戌，好比一个歇脚的驿站，没有象自己想像的那样有全家团聚的更多时间。1959年交出土司权利后，杨振材有更多时间与家人团聚，这对鲁璇珍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第二天，家人收到了杨振材写回来的一封信，说他很好。鲁璇珍要求缅甸军方，让家人去见杨振彬，军方答应可以去探望。探望中，没有一个人更多地说什么话。
　　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杨振勋和彭积德，计划当天晚上回果敢。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鲁璇珍不断接到有关事态发展的消息。几乎就在杨振材被捕的同时，他们家的一位长辈杨文灿在大其力被捕。他们家在大其力和勐东的烟公司的人员、贷物、车辆等全部被扣留。针对果敢的行动，正式开始了。
　　六、果敢的局势
　　当杨振勋和彭积德到达果敢行政中心大水塘新城时，杨振声已经收到关于杨振材、杨文灿被捕，以及最近连续发生的一系列事变的报告。由于土司被捕，激起了果敢反政府的斗争风潮。在此之前，果敢人对缅军尽管存有反感，但思想认识上还是比较蒙胧的，并没有想过要拿起武器，反叛政府。
　　土司被捕，充分表明，果敢并没有被排除在缅甸政府打击目标之外，虽然他们的打击目标本来是那些倾向民主、对他们造成威胁的势力。对此，果敢现在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聚集自己的力量，以应对可能发生的事变。当自己积聚了足够的力量，取得主动权之后，下一步就是与政府谈判，以解决彼此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拟定的谈判条件包括：释放被捕的果敢领导人；归还被扣留的烟土、人员及其他财产，因为这些财产属于果敢地区所有。
　　正式的说法，用杨振声的话说：“为了争取民主，维护宪法，从1963年10月起，我开始了反对所谓“革命”的革命。”果敢的革命势力，被称为“果敢革命军”，他的予头所指是：奈温的军人独裁政权。导致这场革命的主要原因是：军人政权推行不平等的大缅族政策，打压少数民族；以及因为军人政变阻挠修改宪法，反对实行民主。这样，就引起了大家普遍地对军队的不满。当土司把政权交还给人民之后，一旦人民的权利受威胁时，人民有权站起来保卫它。最后一点，少数民族对缅人推行的同化政策，十分不满。这种不满，早在1959年，就有掸邦人民起来反抗。
　　果敢反对缅甸军队的革命，得到发展，但这只是一种政治手段。在1959年底至1960年初，第一批掸族青年、克伦族青年和其他少数民族青年，多数又是大学生，他们都站出来对抗奈温政权。但到70年代，这种反抗运动，先后被商人、贩毒者渗透了，特别是在自卫队（戛戈也）时期。从那时起，掸邦革命的政治主体，被这些负面形象玷污了。
　　七、组  织
　　杨振声回到果敢时，果敢行政一片混乱，也没有正式的部队。行政内部的气氛是不健康的。杨金秀手下的人，只着重于做生易，而不注重服务于人民。他们之中还分成两派，一派是忠于杨金秀，一派是忠于杨振材。在果敢，杨振声好像缺少政治背景，因为他在仰光太久，离果敢领导地位太远。而果敢已出现领导方面的政治真空，地方头人们请求他来填补这个真空。在与地方头人多次讨论之后，大家决定成立民兵。不久，名叫“果敢革命军”的队伍，即发展到3000多人。部队士气高昂，都希望与政府撕杀一场。后来，部队整编为2000人，让一批人回乡去劳动。
　　在领导层特别是军队领导层中，有3种不同意见的人：一是参加过二战、有家有室、年纪较大的人；二是在新城受训过的人；三是新入伍的大学生。
　　第一种人的意见，不赞成使用武力。他们中的一些人，生意比从政更重要，多半又是忠于二小姐。另一种人即在新城受训过的人，比如苏文龙、杨振业、杨振新、彭家声、杨振纪（杨文灿三儿子）等，都是比较有能力的指挥官。在他们之中，杨振声最看好的是杨振纪，杨振纪是他的堂弟，是一位年轻、勇敢、永远只想到服务于果敢的人。另外一个是他的弟弟杨正勋（大六官），与杨正纪一样，没有家庭的牵挂，愿意为反对军人独裁奋斗，是懂得政治的人。在所有的指挥官中间，他完全信任的是杨振新和其弟杨振业。他们两人都是孤儿，是由杨振声母亲即土司太太蒋淑敏养大的。在土司太太的一生中，杨振新一直是她的侍卫。以上这些人，各自在自己的防区内指挥着200—300人的队伍。其中苏文龙是驻扎石房前线。1962年底，果敢正式宣布反对奈温的革命委员会。杨振声主要忙于处理地方行政事务。此时，政府军开始对果敢实行经济封锁，不准商贾进出果敢。当时，滚弄地区，由缅军任用的李跃鸿管理。李跃鸿原是杨振材的司机，经缅人策动，投奔了军人政府，为军人政府效劳去了。
　　缺粮和缺少其他物资，已越来越成为果敢的严重危机。不得不寻找其他途径，取得大米等物质补给。其他途径，无非是中国或泰国。虽然果敢的地位是中立的。但在这种迫切的需要之下，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由于彭家声与中国有着良好的关系，他被派去向中国有关方面要求，给予援助。但，中国拒绝了。果敢的地理位置，在战略上是有利的，但在经济上是有压力的。为了能够渡过难关，杨振声交给杨振勋一个任务；寻找一条能够取得大米和其他物资的路。1964年，杨振勋带着一部份人南下泰国。此行目的，不但要搞到粮食，而且还要搞到军火。在这次南下队伍中，有他最小的弟弟杨振来。在他们去泰国的路上，遇到了重重困难，包括与缅政府军的交火。令他惊讶的是：所到之处，都得到村民们的欢迎和礼遇，因为听说他们是果敢土司的后裔。当他们到达泰国时，驻在那里的国民党将军李文焕欢迎他们，给他们鼓励和尽可能的帮忙。
　　当时在果敢，有一部份指挥官对反对缅甸军队问题持怀疑态度。有人建议杨振声，整顿部队，让二战时期的人退休，训练一批年轻、爱国、热情和愿意献身的青年，这样，他就可以通过这批年轻指挥官，统领这支忠实的部队。但由于种种因素，他没有接受这个意见。因为他认为果敢实行的是防御战略，组建部队是一种力量的储备，并不准备用作战略进攻。下边第二件事，是他失败的主要因素。
　　尽管缅甸军方成立了以罗星汉为首的反情报机构，政府军还是无法得到有关果敢部队的真正实力，以及军队指挥官对杨振声的忠诚度的情报。果敢部队，被遥传为一支庞大的部队。政府遂派出使者，到果敢寻找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途径。杨振声派出彭积德、杨国智、苏文龙3个代表，到腊戌与军方代表会晤，讨论有关事宜。在腊戌期间，军方可能给杨国智、苏文龙某些方面承诺，与他们交换有关果敢部队的情报。彭积德对杨国智、苏文龙在腊戌与缅甸军方人员的某些过从，感到有所怀疑。回到果敢后，他将这些情况，向杨振声作了报告。但没有引起杨振声的重视，认为没有明显的证据。
　　当杨国智的行为引起怀疑时，苏文龙的品行更为复杂。杨国智，短小粗壮，有一地明亮的眼晴，有一付讨人欢喜的笑脸。虽然他的忠诚度是值得怀疑的，但他的表现却还让人可以接受。他有双重人格，曾得宠于杨金秀。苏文龙家族，曾经是龙塘的千总，祖先在衙门下边办事，已经好几代人，而且都很忠诚。还有他是被指定的第二线领导人选。是在新城受训过，并被确定为将送往仰光深造的人选。因此，从家族到他以往的表现，几乎没有理由对他的忠诚提出怀疑。有迹象表明：如果没有杨国智和苏文龙提供的情报，缅军不会冒然开进果敢。因为他们不熟悉果敢的地理情况，也不情愿在果敢境内用兵。
　　与杨振声接近的人，都感到不可理解，为什么杨振声对杨国智和苏文龙不采取必要的措施。人们分析认为，因为杨振声倾向以政治方式解决与缅甸军方的矛盾，他的道理如下：要打战，即便你的人愿意打，还需要武器和弹药，如果没有外援，仅靠果敢的实力，不可能坚持太久。同时，他也熟悉缅军战略，即“用果敢人打果敢人”。即便要流血，只会是果敢人流血，缅人不会去流血。还有另外一些人推测：因为他是一个承受着很大压力的人，因此，不能做出理性的决策。
　　缅甸军队从杨国智和苏文龙那里得到可靠情报之后，对用武力占领果敢感到很有信心。1965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300名缅军士兵，他们在苏文龙的帮助下，直抵新城。因为当时，苏文龙驻防在最前线，而且已经投降了缅军。几天以后，彭积广带着200人的队伍，也向缅军投降了。当苏文龙和杨国智向缅军投降时，杨振声并不感到意外。但，彭积广投降时，他却感到担心了。他在想：他的这些军官，下一个又会是谁背叛他？其次，他接到报告，通往江西的7个渡口，有6个已被缅军封锁。如果杨振声不采取行动，他们将面临被包围和被屠杀的危险。对此，他召集了一个紧争会议，决定向北转移。当天晚上，新城一片混乱。当转移命令下达，阿妈叫孩子，孩子因恐惧而哭泣，限入一片恐慌。好像世界大战又发生了一样。当晚杨振声带着部队和家属共约600人，向西帕河西岸转移。于4月30日抵达滚掌。在当地一个头人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个未被缅军封锁的渡口，西渡萨尔温江，进入克钦地区。
　　八、逃  亡
　　当这批人到达克钦地区时，受到克钦独立军KIA和掸邦独立军SSA官员们的迎接，并与他们举行会谈。讨论的问题主题是：下一步要做什么？KIA和SSA都愿意帮忙及合作，如果杨振声将使用武力抵抗军政府的活。杨振声可能会对他们说：“如果我要抵抗的话，今天我会在果敢。”这个问题，此后也就不再讨论了。这批人，在克钦地区大约逗留了1个月，缺粮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情况已到不能再延续下去了。当时，在他们附近，住着一支国民党残军部队，国民党军官向他们提出建议，还是南下泰国。到那里他们的安全可以得到保障，待安置下来，再计划下一步做什么。由此，与在泰国的三军军长李文焕取得了联系，李文焕同意国民党军官的建议，并安排国民党残军为他们带路，南下泰国，开始了流亡。
　　这种离开，被理解为暂时的，最终他们还是会返回果敢。在这支庞杂的队伍中，有杨振声两个儿子，一个是15岁的杨家贵，一个是13岁的杨家华。另外，还有杨振徽（大五官）和他的妻子及其年仅12岁的儿子；杨金美和她的7个孩子；杨金秀15岁的儿子吉甫。
　　张德茂，一个其中的流亡者。对这次流亡，特别是从克钦地区的绿水，到泰国的唐窝，几乎走遍掸邦南北的大流亡，曾作过生动的描述。应该被记得，这批流亡者，最初并没有想到要南下泰国。张德茂（译注：张学贤之子）的描述是这样的：
　　“这支流亡的队伍，大约1000人左右，包括妇女、儿童、士兵及带路的200人的国民党残军，还有1000匹左右骡马牲口，像蚂蚁一样，在江河峡谷山林间爬行。缅军很容易从飞机上辨认出我们。所以，决定晚上走路，白天休息。”
　　“我们不煮饭，因为飞机会从炊烟的升起，发现我们。白天我们躲在树林深处。我们走到莱岛山，从那里南下，到了当阳。莱岛山与当阳之间，是一个大平原。此时，缅军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似乎炸弹随时都可能落在我们的头上。因为是白天，整个队伍都很紧张。当我们离开当阳之后，缅甸军队改变了战术，他们不用飞机，改用地面部队跟踪我们。他们大致与我们保持着两个小时行程的距离。穿过当阳以后，我们到达莱际山。当时，天已黑，而且下着倾盆大雨。因为我们家孩子多，所以我们把杨金秀的儿子吉甫，委托杨振徽舅舅家照顾，因为他家只有一个儿子。当我们走下莱际山时，缅军开始向我们的后卫部队开火。听到枪声，妇女和孩子急着往前跑，而缅军则继续追赶我们。此后，一路上几乎都是这样。有时，几天也找不到食物。孩子哭到哭不出声，大人则累到喘不过气。我们只能用自己的手可以碰到的山茅绿叶充饥，比如芭蕉树、玉麦杆，甚至稻草。这种被追逐，持续了好多天，直到抵达那坡梁。因为没有其他通道可以走，我们只好攀登翻越这座山。这个山没有水，也没有可充饥的东西，甚至连草都不长。当部队向缅军追兵开火时，妇女儿童以及骡马牲口则往前爬山赶路。为了解渴，一些人是喝牲口的小便，一些人则喝孩子的小便，一些人则干脆喝自己的小便，那是恐怖和可怕的一天。有些人到山上去找水，发现有个较大的山洞，以为里面会有水，他们就爬了进去，结果，再也没有看到他们爬出来。其他人因为没有见他们爬出来，以为他们找到了水，也跟着爬了进去，同样，再也没有见他们爬出来。就这样，我们损失了很多人。同时，也因为干渴和过累，还损失了很多牲口。我们中还有一些人，是因为感染了疟疾或受伤而死去。行进中，有时运气好，我们会得到一些食物。有时，穿过玉米地，我们就以生玉米充饥。我无法向人形容，饥饿和疲劳会令人做出什么？所有的时间，每一个人都在挨饿。我们用了两个月时间，才抵达泰国边界。为了躲避缅军的袭击，我们不能走大道或公路，只能走山间小道。当我们快要跨入泰国边界时，我们的军队与缅军发生了激烈战斗。那是在夜间，我们想通往泰国的路可能已经被缅军截断，也许我们永远到不了泰国。但是，由于随行的国民党军熟悉地形，总算把我们带到了安全地带。第2天上午，我们又与缅军发生了一次遭遇，但这已是最后的一次遭遇了。当我们跨入泰国领土时，缅军放弃了他们的追赶。当我们到达唐窝时，我们的家庭又团圆了。虽然我们很疲惫，但我们为还活着而欣慰。在这里，我们又见到了分别已一年的杨振勋和杨振来舅舅。”
　　九、内  战
　　果敢革命军中的年轻人，对不发一枪就交枪投降之举，深感惆怅乃至不满。其中，跟着他的指挥官彭积广而被迫投降的彭家声，在1965年7月腊戌的一个聚会上，对缅甸军官向果敢投降官兵发出的羞辱性挑畔，倍感忍无可忍，怒火中烧。于是，他下定决心，重返果敢，并拿起武器，展开游击战争，洗刷民族的耻辱。最初，跟随他的只有30多人，后来，许多志愿者纷纷加入他的队伍，这支民族武装开始壮大起来。对此，缅甸军政府曾派罗星汉到果敢，镇压彭家声的反叛。但几次交火，都是彭家声获胜。在1966年至1968年间，果敢局势相当混乱，果敢变成了一块群雄争夺的馅饼。当时，果敢主要有政府军及其罗星汉的戛戈也自卫队，有彭家声领导的民族武装的“果敢革命军”，他们之间不时发生交火。由于政府军及戛戈也的实力，明显超过果敢革命军。最后，彭家声为保存有生力量，被迫退入中国，以求再图。当彭家声向中方要求给予军事和物资援助时，中方同意了，条件是要他接受缅甸共产党领导。那个时期，中国与缅甸关系，由于在仰光及缅甸其他地区发生大规模的排华反华事件，显得非常紧张。
　　当杨振声到达泰国后，他宣布有意退出领导岗位。跟随他流亡到泰国的部队，对此感到异常失望。究其原因：一是不放一枪，就放弃了果敢；二是在历经千辛、长途流亡之后，他们的福利及他们的前途，尚无着落；三是多数人不愿意离乡背井，寄人篱下，只情愿在家乡奋斗，那怕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这种情绪，是终发展成为一个以杨振业为首的叛变事件。杨振业发誓，要重新收复果敢。但是，只有少数人跟随他；他带领着50人的小部队，离开了杨振声。1966年，杨振业回到果敢，与彭家声汇合。当时，罗星汉及他的戛戈也自卫队，以新街为基地，控制着东山区。杨振业部，则占据着西山区。彭家声部，则控制着果敢北部。罗星汉部与彭家声、杨振业的联合部队，发生过很多次交火。
　　在泰国唐窝，李文焕劝杨振声：“部队是很必要的。”因此1967年，杨振声的弟弟杨振勋（大六官）带着足够的人及武器，返回果敢。在果敢北部与彭家声部队汇合。在这个时期，彭家声部队与杨振业部部之间，已经发生矛盾，最后杨振业背弃了他的誓言，投降了缅甸军政府。果敢戛戈也自卫队和缅甸政府军一起，与彭家声、杨振勋的新的联合部队，在果敢境内，多次发生交战，双方均有惨重伤亡。其中，带有决定性的意味的一场战斗，发生在果敢西北部的勐乃坝，此役打了7天7夜。最后，不久前投降缅政府的杨振业戛戈也部，在缅军驻滚弄第39营的全力支援下，赢得了这次战争。杨振勋不仅被打败了，而且失去了他的武器、军需补给及全部财产，他只好带着溃部，退往江西克钦地区去了。当时，彭家声和他的部队，很多天断粮，最后他们退入中国。在他退入中国之后，彭曾写过一封给杨振勋的信，要求杨振勋加入他们。信中提到：中国愿意提供支援，在他们接受缅共领导的前提之下。彭家声还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别无其他选择，建议杨振勋也来加入。现在的杨振勋，已经完全崩溃。他有人，但没有武器弹药，还能支持多久，成了问题。对彭的建议，他作出了分析。认为他的土司背景，不会为缅共所接纳。还有，当时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其次，诺相，1949年失败退进中国时，果敢曾经拒绝过他的借道请示，难免留下某些恩恩怨怨，现在他又与缅共一起出现，对果敢革命军来说，好像不会带来光明的前景。
　　当他正在琢磨这些问题的时候，缅政府利用长箐山戛戈也自卫队首领（李成兴），与其参谋长彭积德取得联系，对彭说：“如果你们投降，缅甸政府准备接受你们。”1968年8月的一天下午，彭积德去会见杨振勋，会见是在一片竹林中。彭对杨振勋说：
　　“我要对你说，这是我对你最后一次建议。我认为，我们打也打过了，看起来没有什么意思。现在粮食也没有了，在这里已经无法坚持下去了。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是已经决定去投缅政府了。”
　　杨振勋听后，结合他原来的思考，最后，决定与彭积德一起，去投降缅甸政府。1968年后期，他向腊戌军区司令投降。25年之后，杨振勋感概地把这个决定说成是：他“一生中所犯重大错误之一。”
　　缅甸军队对果敢的政策，是欺骗和玩弄阴谋诡计。所有缅甸军人都希望如果需要的话，用武力征服果敢及其他少数民族。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在平等互信、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以宪法来建国。当土司被拘捕之后，讨好缅甸军政府的活动，曾在果敢出现并存在一段时间。一些果敢青年，被招募去接受为军方服务的训练。已经有一些人，比如李耀鸿、何绍昌、赵启昌（1974年成为代表拱掌的国会议员）等被引诱。就象前面提到的王崇德、杨振瑞事件，从果敢人的观点看，招募果敢青年参加缅军，纯粹是军人的一种虚假的政治装璜。在归附投降缅政府的这些人中间，对缅甸军人服务得最好的是罗星汉。
　　为了对付在果敢发生的革命，缅甸军政府开始在腊戌组织了一个反土司组织（青年前进委员会），但他们“反土司”的宗旨，没有保持多久。1968年他们的目标，即开始转向直接对付缅共。1965年，罗星汉应缅政府的“要求”，成立一支自卫队，为军方提供有关杨振声部队的布防、军事设施等情报。罗星汉的自卫队即戛戈也，以腊戌东郊为基地。这是缅军一个传统的“分而治之”的政策，目的在于煸动果敢人自己打自己。是缅甸军队种下的内战种子。这种将果敢人分裂的政策，好象至今还在继续。
　　1968年，彭家声在缅甸共产党的旗帜下，重新出现。当彭家声进入中国，要求军事援助时，中国基于“果敢是缅甸的一部份”这个原则，劝他参加缅甸共产党。彭家声会见德钦巴登顶之后，彭家声及其所部，开始接受思想理论和军事上的训练。其中军事训练包括游击战和单兵作战训练。彭家声的果敢部队，起初在镇康铁石坡（即大石桥）训练。而彭家声、彭家富等，则到北京，接受更深层次的训练。1968年，装备后的果敢部队和其他缅共部队，先后重新进入果敢。他们与缅军的第一次交火在班永。然后，又包围拱掌驻军。在两个战略据点扫清并被占领之后，整个果敢北部，落入缅共领导下的果敢部队控制之中。这个胜利，加强了他们的信心。他们继续向西南方挺进。在这里，他们遇到缅军和戛戈也的顽强抵抗，激烈的战斗，在石门坎、红石头河和大水塘打响。其他的战斗，也在老街、19棵桩（牛坪子北侧）等地打响。当这些战斗进行之际，缅共的其他部队则截断了滚弄至新街的缅军及戛戈也的补给线，缅军及戛戈也被迫南撤。这样，缅共领导的果敢军队，就一步一步地占领了几乎全个果敢，缅军及戛戈也也只好退守滚弄。
撤退时，罗星汉强迫人民迁往腊戌。他们焚烧村寨，包括当时果敢的首市新街，实行焦土政策。从此，果敢人又开始了第二次大流亡，大约有3000多户，15000多人沦为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