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贴：中国古建赏析：原始社会及夏商周

苍梧秋鸿

中国原始社会建筑

距今五六十万年前的早更新世中期，中国就已出现了多处旧石器文化。

在许多天然洞穴中曾发现使用火和粗制石器的遗迹， 例如在北京房山周口店就曾发现人类远祖居住的山洞。洞内出土了人的骨骼化石、骨器和原始装饰品。

在当时，山洞高于河面，是理想的藏身和保存火种之地，只是山洞完全处于天然状态，也正如《易·系辞》所说的“上古穴居而野处”。

依古代文献中“构木为巢”、“冬居营窟，夏居巢”等记载，表明当时巢居形式亦已存在。

此外，在东北地区还发现了由兽骨堆积的围合体，据信是旧石器时期的建筑遗迹。由于这时期的资料极为匮乏，因此这里所涉及的中国原始社会建筑，仍着重于新石器时期这一范畴。
                                                        新石器时期建筑遗址的分布

中国新石器时期（公元前6000～前2000年）遗址迄今已发现一千余处，分布几乎遍于全国。由于起迄年代、文化内涵、生产水平和自然条件的不尽相同，使得它们的发展产生若干区别。当时社会生产的主流，已由原始的渔猎和采集，逐渐转变为较固定的农业耕作，并出现了纺织、制陶等手工业和一定的社会劳动分工。社会结构也由单纯血缘组合与人数较少的原始人群，进化到关系复杂与人口较多的氏族部落。在建筑方面，已知有群居的聚落，供生产与生活用的窑址、公共房屋、住所、窖穴和畜圈，供防御的垣墙、濠沟，原始崇拜所需的祭坛、神庙和神像以及公共墓地等。

１．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遗址

属新石器文化早期遗址的，有河南新郑的裴李岗遗址（公元前5550～前4900年）、河北武安的磁山遗址（公元前5400～前5100年）、甘肃秦安的大地湾遗址（公元前5200～前4800年）等。它们共同的特点是，聚落面积不甚大，一般为1～2万平方米，已经使用半地穴房屋，墓葬集中置于聚落近旁。这些文化大体散布在今日的甘肃东部、陕西西部、河南中部及河北南部一带。

新石器中期可以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前3000年）为代表，它首先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该文化分布范围很广，西至青海、甘肃交界处，北抵长城沿线及黄河河套地区，东及河南东部，南达湖北西北。遗址已超过一千处，有代表性的除仰韶村外，还有陕西西安的半坡、临潼的姜寨，河南郑州的大河村、陕县的庙底沟，山西石楼的岔沟等。所发现聚落遗址均有一定的规模和布局以及多种建筑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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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郑州大河村新石器中期多室型房屋遗址龙山文化（公元前2900～前1600年）最早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是仰韶文化的继续，分布在今山东全境、河南大部、陕西南部与山西西南一带。与仰韶文化的住房相比较，这时有相当多房屋的面积有所缩小。但这时的某些聚落已扩大为城市。建筑除半地穴外，还出现了地面房屋。建筑的室内地面与墙面涂以白粉，个别建筑的下面还使用了夯土台基。这种夯土技术的扩大使用，表现为城子崖的古城围垣。

就黄河地区而言，仰韶文化中期和龙山文化中晚期，是文化辉煌发展的最高阶段。

师子吼

秋鸿的贴子必须得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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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文化遗址

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首见于湖北京山县的屈家岭文化、湖北天门县的石家河文化。其时代约处于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分布范围大抵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及河南西南。建筑已大多为平面方形或长方之地面房屋，并有套间及长达三十间的连屋，结构用草泥垛墙及木柱梁。值得注意的是，还发现大规模的聚落与密集聚落群，以及最大占地面积达一平方公里之古城多座，这些古城大多已有夯土城墙、护城河及水门。

长江下游则以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公元前5000～前4000年）及同时的嘉兴马家浜文化、余杭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前2200年）为代表。它们分布在杭州湾、舟山群岛及太湖沿岸一带，其特点是使用了有异于中原的干阑式建筑。这种下部架空的结构，适合于炎热潮湿和多虫蛇蚊蚋的江南水乡，其渊源可能来自远古的“构木为巢”的巢居形式。此外，余杭瑶山遗址的夯土祭坛，也是十分重要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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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内蒙古大青山及辽西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址

分布在今内蒙古东南、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及吉林西北一带的红山文化（公元前3500年前后），首先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遗址，具有与前述诸新石器文化的不同特点。以包头市东的阿善遗址为例，其居住房屋的外墙及聚落围垣均用石砌，其西侧台地上另有由块石堆砌之祭坛。而辽宁牛河梁遗址更发现了“女神庙”及泥塑神像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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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市东河区阿善遗址被正式评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此，距今6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如何在这里居住、生活、繁衍，以及他们创造的宝贵文化遗产，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
   
　　揭秘“有鹿的地方”
   
　　很多人都知道，“包头”的蒙古语就是“有鹿的地方”，但是这个地名是怎么来的就鲜为人知了。事实上，从阿善遗址发掘出的大量似鹿类动物头骨的殉牲，为揭开这个迷团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阿善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证实，包头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距今6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
   
　　据包头市志史办的李海燕介绍，阿善遗址位于包头市东河区东15公里处、阿拉善沟东边的圪膝盖沟两旁的台地上，这里北依大青山，南临黄河，圪膝盖沟终年泉流不绝，“阿善”就是蒙古语“甘泉”的意思。台地高于黄河河面80~96米，是一处相当完整的原始社会晚期新石器时代的村落遗址，总面积约有5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度在一到两米之间,由深到浅地叠压着第一、二、三、四期文化遗址。前三期属于距今6000~4200年的新石器时代，第四期属于青铜器时代。
   
　　据了解，阿善遗址于1979年被发现，1980年和1981年，包头市文物管理所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共同对遗址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发掘结果震惊了国内考古界：在1070平方米范围内，共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房址24座、窖穴240个，出土了各类文物1600余件。还发现了围绕原始村落砌筑的石砌围墙2200米。1983年又发现了大型祭坛一处。种种迹象表明：距今5000多年的原始先民们竟然有了城池的概念，阿善遗址宛若一座雏形城市，早早屹立在了黄河北端的肥沃土地上。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在阿善遗址出土了一部分乐器，其中有一件完整的三孔陶埙，现在仍然可以吹奏出不同音节关系的5个音符。这不禁让我们浮想联翩：在广袤的大地上，我们的先民在劳作之余，手执乐器吹奏着一首首悠扬动听的乐曲。
   
　　男猎女耕的生活  
   
　　五六千年前的先民们在这块土地上是怎样生活的呢？可能我们放任思绪飞扬也不会想到，先民们的生活一点都不单调，而且还很丰富：女人们从事农业耕种，男人们出外狩猎，捎带还饲养一些家畜。
   
　　据李海燕介绍，阿善遗址的一、二、三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各期都有一批代表性的文化遗存。阿善一期文化时期，原始先民的住址选择的都是山前开阔的台地，背风朝阳，靠近水源。房子都是半地穴式的方形间，面积一般在10到20平方米左右。使用的生产工具有打制和磨制的石器，也有用陶片改制的和骨制的工具。主要的工具有石斧、石刀、陶刀、盘状器等。“可以判断，早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包头地区的先民们就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因此，阿善一期文化是目前所知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最早的定居农耕文化。”李海燕介绍。
   
　　阿善二期遗存就比较丰富了。这一时期的先民是在一期文化的原址上生息繁衍起来的，房子的数量明显增加，活动范围也扩大了不少。他们住的房子多为方形或者长方形半地穴式，屋内设有两个灶，房子的周围挖有储存食物的窖穴，最大的窖穴可放粮食达千斤以上。
   
　　二期遗存出土了大量的石斧、石刀、石磨盘、磨棒等生产工具和许多细石器工艺的狩猎工具。作为生活用具的陶器，形式多种多样，有的器物还绘有彩绘图案。从发现的许多野生动物和家畜遗骸来看，当时的先民除了从事原始农业外，还从事狩猎和饲养。   
   
　　炊烟相望的田园景致
   
　　不可思议的是，这里在鼎盛时期，已然是一幅村落毗邻、炊烟相望的田园景致。这一时期就是阿善遗址中的第三期文化遗存，这一时期的遗迹非常密集，遍及整个遗址和临近的山前台地。
   
　　据了解，第三期文化遗存晚期的房子已经发展为地面直接起筑，墙基均为石块砌筑。“这一时期的房子非常密集，而且布局也井然有序，有些房子的一侧还附筑一间3平方米左右的耳房，应该是储存杂物的库房。这一时期发现的窖穴与前两期比较有所不同，窖穴容积明显缩减，但是数量却成倍增加。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窖穴中除一部分是用来储存粮食外，还发现了一些窖穴是用来储水的水窖。其形状口小底大为袋状，至今西北干旱地区仍有沿用这一方法储水的习俗。”李海燕介绍。
   
　　阿善三期文化遗存中生产工具种类繁多，分为石器、细石器、陶制器和骨角器。引人注目的是，在一把骨柄石刃刀的柄上，发现刻划着具有文字功能的符号。此外还发现了不少用于装饰的骨制项圈、玉环、石环。
   
　　这一时期的先民们掌握了更多生活的技能和本领。根据出土的大批狗、羊、猪等农畜的骨骼分析得知，家畜的饲养在当时的经济活动中已经占有一定比重。先民们已经知道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渔猎业也非常活跃。
   
　　我国最早的防卫工程
   
　　阿善遗址在当时的原始社会俨然是一座富饶的城池，在距今五六千年的时代，先民的城池是什么样呢？与现在的城市有何不同？
   
　　“谈到城池，先看看它的城墙。在阿善遗存中，环绕遗址建造的石砌围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防卫工程。围墙建筑在遗址所在台地的边缘，连绵不断，出入城堡的通道口还设有一间守候人员住的小石房子。石墙的外侧山势险峻，显而易见，石墙的修造是出于防卫的目的。”李海燕介绍，“与石墙同时出现的地面建筑是大型石砌祭坛，祭坛的形式是由象征天圆地方的圆形与长方形石框组成。布局为南北方向排列，中轴对称。祭坛遗址的出现，表明阿善遗址原始宗教的萌芽和发展。”
   
　　阿善遗址中布局井然的房舍、环绕村落起筑的具有防卫功能的围墙，以及专供从事宗教活动的祭坛，决不是偶然的，可以说，阿善遗址已经形成了城池的雏形。
   
　　阿善遗址与现在的城市有什么区别？一些考古专家分析认为，新石器时代的城主要具有3个功能：一是防御敌人侵袭。在新石器时代后期，部落之间的掠夺性战争不断发生，因此，各个部落都用夯土或者石材构筑坚固的城堡用于防御。第二个功能是用于防洪。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于是采取建筑城墙的办法把居民区圈围起来。第三个功能是防御猛兽的侵袭。在原始社会，凶猛的野兽在人们居住区周围游荡，从而造成人们惧怕猛兽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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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长22米，最大处横宽8米，由一个多室建筑和一个单室建筑组成。前者在北，后者在南。就其平面而言，多室建筑有中心主室和旁室，旁室呈中轴线左右对称。就其建筑技术而言，墙体使用木架草筋，内外敷泥，拍实压光，看来当属神庙的殿堂。经发掘，从遗址中出土了泥塑女神头像及躯干、上肢残段。出土泥块上绘有赭红交错、黄白相间之三角纹、勾连纹图案。

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出土的泥塑女神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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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出土的泥塑女神残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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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凌源牛河梁女神庙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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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5000年前的环境，在天地之间感受今人与远祖的心灵对话。身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仿佛错乱了时空，周遭的一切都来自于远古，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可以真切地体味到与祖先的亲近和遥远。

　　自上世纪80年代被发现后，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经历了20余年的光阴，依然完好地保存着原貌。保护区范围内的一切，并没有因为社会的变迁和进步而失落掉那份神圣与神秘的气质。在那里，时间似乎永远凝固在了5000年前。这是牛河梁作为人类文明遗迹的幸运，也是中华民族的幸运。

　　牛河梁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前期准备工作，将于2009年启动。为实现申遗成功，朝阳市也将在今年开工建设牛河梁大遗址公园。

　　世界文化遗产又被称为民族的身份证，因而，围绕牛河梁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一切工作，即是为中华民族守护自身的身份证明，为了将5000年前远祖的面孔，完整地留存并流传下去。

　　牛河梁各个遗址的分布不是随意而为，而是有较为严格的选址意识和分布意识，彼此之间，可以互望。因此，将许多“白地”也划入将保护范围的做法是十分具有远见的，为牛河梁遗址的研究以及历史原貌的保存都创造了可能

　　早在牛河梁遗址刚刚被发掘后，考古工作者已经开始面临繁重的保护任务。

　　考古学家郭大顺回忆说：“考古发掘后遗址回填，这是天经地义的做法。而牛河梁遗址提出要就地保护，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个新课题。 ”东山嘴遗址的保护为他们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我们的保护意识是从东山嘴遗址开始的。1983年东山嘴遗址现场会决定了露天保护的原则，在国家文物局黄景略等先生的支持下，将遗址所在的耕地征了过来，在遗址周围植了侧柏树。为了保证树木的成活，用3年的时间拉水上山。此后，东山嘴遗址被黑油油的一片林带围了起来。当地老乡称赞我们为当地办了一件好事，也增强了当地群众保护遗址和环境的积极性。东山嘴的实践证明了这种办法是大遗址保护的有效路子。 ”

　　但是，牛河梁遗址与东山嘴遗址仍有许多不同之处。牛河梁遗址分布于约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是规模宏大的遗址群。郭大顺说：“在这么大的范围内，除了村落和耕地，没有其他建筑。山上那些上世纪50年代植的松树已成林带，而且诸遗址点选址都在山岗的高处，居民点都在河旁低处。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特点，使得原始风貌得以保持。 1995年，到现场参加遗址总体规划论证的建筑历史专家傅熹年先生称牛河梁遗址是‘干干净净’。 ”考古工作人员根据东山嘴遗址的保护经验，对牛河梁重点遗址采取了征地保护的办法。但是，划定建设控制地带就需要新的解决办法了。因为，牛河梁各个遗址之间可能互有联系，如果划定范围不足，就很可能割裂遗址群的整体性。考古学家苏秉琦建议，将诸多遗址联系起来，从三县交界的更大范围考虑问题。他还提出：“每一现象都不应以它自身当作它的范围，应把它们之间现在看来还没有发现什么线索的‘白地’都视作重要范围，而且在此范围之外附近有无较重要遗址墓地？要把问题提到上下几千年，这个地区的社会、民族文化史角度，不能就事论事，挖出什么讨论什么，必须先有个大问题放在心里。 ”

　　1986年6月30日，辽宁省人民政府第169次省长办公会议通过，将牛河梁50余平方公里的范围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保护，全部公布为保护范围。郭大顺表示，在随后几年的考古工作中发现，牛河梁各个遗址的分布不是随意而为，而是有较为严格的选址意识和分布意识，彼此之间，可以互望。因此，当时将许多“白地”也划入将保护范围的做法是十分具有远见的，为牛河梁遗址的研究以及历史原貌的保存都创造了可能。

　　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标准之一，即是否完整保留了历史的原貌。牛河梁遗址完全原生态的现状非常珍贵难得。为了保持遗址原貌，多年来，有关部门付出了许多努力。牛河梁遗址的保护办法提供了许多有益经验，也实现了文物保护和经济建设共同发展、彼此促进的双赢局面著名画家靳之林在访问牛河梁遗址时，见到建在山岗环绕下的牛河梁考古工作站，称赞它如同建在了女神的怀抱里。这一形容，为那些具有辽西和承德地区特点的院落式砖瓦房平添了许多诗意。保护范围的确定和工作站的建立，为未来牛河梁的考古发掘与保护提供了许多方便，应该说，也为后来牛河梁的申遗之路奠定了基础。

　　郭大顺在《探索古辽西》一书中这样描绘刚刚搬进工作站时的感受：“1985年秋，当我们从老乡家搬进工作站后，除了感觉工作站环境幽静、空气清新，夏季凉爽，适于思考讨论问题和研究写作，甚至激发灵感以外，一个突出的感受是，这里虽地处辽西山区深处，却并不寂寞。遗址群间有京沈公路和锦承铁路通过。车鸣声渐行渐近，渐行渐远，在山谷间回响，会把人的思维带向远方，给人以静中以动、僻远但不闭塞的感觉；还有黄土与绿树的景观对比，古代繁荣与现代贫瘠的历史反差，处处都体现了矛盾的对立统一。 ”这段话除了可以体会到牛河梁遗址所具有的联结历史与现在的特别意义，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了它所处的地理环境。

　　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标准之一，即是否完整保留了历史的原貌。牛河梁遗址完全原生态的现状非常珍贵难得。这也是它具有申遗实力的优势之一。为了保持牛河梁遗址的原貌，多年来，有关部门付出了许多努力。以四平至北京的高速公路为例，在修建过程中，考古专家到牛河梁遗址进行实地考察，研究论证，提出了可行的公路通过保护区的方案，使牛河梁遗址的保护与公路修建之间的矛盾得到了圆满解决。尽管方案的改变使修路成本增加近3亿元，但是牛河梁遗址却得到了充分保护，从长远来看，收获大于损失。高速公路建成后，无疑将使牛河梁遗址的交通更加方便。此外，京沈高速铁路客运专线也极有可能在牛河梁区域设立站点，这样除了有利于牛河梁申遗工程的基础设施配套之外，也可以促进牛河梁遗址旅游业的发展。事实上，牛河梁遗址的保护办法提供了许多有益经验，也实现了文物保护和经济建设共同发展、彼此促进的双赢局面。

　　近年来，推动牛河梁遗址申遗各项工作加快前进步伐的力量越来越大。这表明辽宁的文化自信心越来越强，更代表了辽宁渴望在文化上得到认同的迫切心情

　　众所周知，牛河梁遗址的申遗道路颇为坎坷，曾经错过了几次时机。近年来，牛河梁遗址的申遗工作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郭大顺表示，2009年辽宁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建设牛河梁大遗址公园，这表明了政府对于牛河梁申遗工作的高度重视，作为一名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牛河梁考古研究的学者，他感到十分欣慰。

　　牛河梁遗址自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2004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全国重点大遗址保护名单，2006年被列入 “中国世界文化遗址预备名单”。2009年伊始，有关部门表示，将启动牛河梁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前期准备工作，牛河梁大遗址公园也即将开建，力争在2013年之前申遗成功。

　　近几年，推动牛河梁遗址申遗各项工作加快前进步伐的力量越来越大。这表明辽宁的文化自信心越来越强，更代表了辽宁渴望在文化上得到认同的迫切心情。

　　2008年1月15日，辽宁省政府第431次业务会议在沈阳召开，专题研究了牛河梁遗址申报国家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工作。会议提出，要通过加强牛河梁遗址大遗址保护工作，树立辽宁文化品牌，提升辽宁文化“软实力”，使牛河梁遗址尽快成为我省第七个世界文化遗产地。 2008年5月，省政府又组织大遗址保护经验学习考察团，先后到江苏无锡市鸿山遗址、四川成都市金沙遗址和广汉市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形成了《关于赴江苏、四川学习考察大遗址保护经验的情况报告》。当年7月，省政府又成立了“牛河梁大遗址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目前，《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第二地点文物本体保护实施方案》已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联合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编制完成，上报国家文物局审批。朝阳市委托辽宁省国际工程咨询中心编制的《牛河梁遗址文物保护、基础设施、环境治理可行性研究报告》初稿已完成，正在进一步论证修改。据悉，朝阳还对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加强了依法保护，先后投资8000余万元，对保护范围内历史遗留的5家大型企业全部进行搬迁或关闭，对废弃矿山进行了回填和植被恢复。同时，专门成立了牛河梁遗址管理处，下设公安分局和值守巡逻队，力求及时打击制止各种威胁遗址文物和环境安全的行为。

　　据悉，考古学家们正在编写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报告，这将是对牛河梁遗址考古成果的一次最详细整理和总结，相信报告问世之时，必将再度令牛河梁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也将使牛河梁遗址距离成功申遗的目标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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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期建筑的技术、艺术成就

当时人们的生产工具还很落后，劳动的技能和知识也都尚在启蒙阶段，但通过长期艰巨的努力，还是创造了许多新的建筑形式和内容。其建筑成就具体表现在：

第一，古人以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创造了聚落、居住建筑、陶窑、祭坛等多种前所未有的建筑形式，为后代建筑的发展奠定了最早和最基本的基础。

第二，在结构上，窑洞、木梁架和干阑三种类型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发展，基本确立了以后几千年中国传统建筑的土木结构形式，特别是木梁架式样，更成为中国建筑结构中的主流。其构造也从绑扎发展到榫卯。

第三， 聚落选址时注意近水、向阳、不受旱涝、易于防御，还注意把聚落分为居住区、生产区和墓地。这些经验，是通过长期实践取得的，对日后各种村镇的建设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四，施用于筑墙垣、坛台、屋基的夯土技术，对后代建筑影响至大。而土坯砖、木骨泥墙、烧烤地面、白灰面及室外散水等建筑材料与技术的应用，不但大大改善了当时建筑的使用及人们的生活条件，而且还为后世长期所沿袭。

第五，审美观念亦已反映到建筑中。例如室内墙面涂以白灰，不但增加了亮度，也增加了美观。牛河梁女神庙遗址中的彩绘泥片，更表明了多种色彩和图案的装饰已不限于陶器，而是扩大到建筑中了。

第六，环绕向心、中轴对称、主次分明等建筑布局原则及若干基本几何形体的应用，已大量应用于或体现在聚落、祭坛和居住建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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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期居住建筑： 半穴居——深约1米浅坑   




在地面掘出深约1米的方形或圆形浅坑，坑内一般用二至四根立柱承托屋架，其结合用绑扎法。屋顶覆以树枝及茅草（有的表面再涂泥），下部直达地面。入口为附有门槛之斜坡门道，门道上建两坡屋顶，例见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一般于室内中央稍前置火塘，建筑面积约在10平方米左右。实例最早见于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及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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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期居住建筑： 干阑式——木桩木板木柱梁   



用于水网地带及热湿丘陵地区，例见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建筑平面为多室组成之矩形长屋，通面阔约30米，通进深7米（包括宽1.3米之边廊）。建造时先在土中打入木桩，桩上铺厚木板，板上再建房屋，使之架空，以防潮避水和抵御兽害。建筑结构之木柱梁均以榫卯连接，廊间施直棂勾阑。这些都是中国最早发现的木作实例。

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文化遗址的木构榫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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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姆渡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苇编残片，用于干阑式建筑铺垫地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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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期墓葬建筑   



早在旧石器晚期，古人以天然岩穴为居时，就有将死者集中于洞后掩葬的习俗，如北京房山周口店山顶洞遗址。就已知的新石器时期母系社会遗址而言，氏族成人死者多集中埋葬于聚落外的墓地。采用简单的矩形平面坑墓穴，无葬具，仅有少量随葬的生活用具及装饰品。儿童遗体多盛以陶瓮，埋葬在聚落住所的近旁，例见西安半坡仰韶遗址。
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村发现一处仰韶晚期墓葬。墓主为壮年男性，除以三人（已知男女和少年各一）殉葬外，墓主左侧（西）有以贝壳摆砌之虎形图案，右侧（东）亦有贝壳摆砌的龙形图案，都是背靠墓主头朝下。是为“东苍龙、西白虎”之最早发现，且龙、虎形象更接近后世，当系父系社会统治人物权力表现之象征。

河南濮阳西水坡村仰韶文化晚期墓葬。墓主身旁有贝壳摆砌之虎形、龙形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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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三代建筑技术与建筑艺术的成就   



这一时期的建筑技术与建筑艺术成就是基础性的，其影响极为深远。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
１．在建筑设计中，特别是皇家建筑，已有了事先踏勘地形和规划布置。周武王建雒邑，即命周公旦赴当地“相土尝水”。另如秦雍城之宫殿、坛庙，以及商、周之贵族墓葬，显然都是经过规划才施工的。而在商代藁城台西民居墙内发现的白云母及石英划出的直线，以及战国中山国王墓内出土的铜版《兆域图》，也都具体说明了这个问题。
２．就使用功能而言，到周代为止，宫殿、坛庙、陵墓、官署、监狱、作坊、民居……等建筑均已出现。也就是说，作为中国传统建筑最主要的内涵都已经具备了。
３．自原始社会就已大量使用的土木结构，到夏、商、周时期，这种方法得到进一步发展。以木柱梁为房屋结构的形式已经成为当时建筑的（特别是统治阶级的）主流，柱网亦逐渐趋于整齐，又出现了斗拱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建筑结构构件。虽然实物无存，但间接表现在西周初期青铜器令和战国中山国王陵出土之铜架中，木构件也更加精确多样。夯土广泛用于筑城、大面积广庭和建筑台基，技术又有了提高，特别是高台建筑的出现，是与夯土分不开的。
４．陶制地砖、屋瓦、水管和井圈，铰叶等的使用，是建筑技术上一个重大进步，不但发掘了新的建筑材料，改进了建筑构造，延长了使用时间，还改善和美化了人们的生活。在陵墓中使用白胶泥和积沙的方式以防水、防盗，也应说是相当成功的措施。

陕西凤翔秦故雍城的（金工），这是一种金属建筑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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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等级制度已越来越多地反映到建筑中来，商代墓葬制式即是一例。到周代封建制度更加谨严，例如对各级城市的面积、城阙高度、道路宽窄……均有明确规定。在使用色彩上亦有区别，如柱子的颜色，规定：“天子丹，诸侯黝，大夫苍，士。”
６．衡量建筑尺度的标准也逐渐规格化。如周代对道路的宽窄以“轨”度之，城墙高宽以“仞”、“雉”、“寻”度之，一般建筑用“丈”、“尺”、“寸”度之，室内面积则称之以“筵”，筵即席也。
７．建筑外观总的比较低平，这是因为当时尚未能解决高层结构问题。但后来出现了高台建筑，使建筑外观有了很大变化。已知当时建筑的屋盖形式有四坡（即“四阿”）、攒尖、两坡等多种。色彩方面，除柱按等级着色外，又有墙面刷白、地面涂黑的做法。
建筑构件的外形也常予以装饰，如燕下都出土“山”字形栏干砖、虎头形出水管等。在装饰构图方面，如同心圆、卷叶、饕餮、龙凤、云山、重环等纹样，常见于瓦当及空心砖上。而铸于铜器、漆器上的纹样就更加精美，如三角形、波形、涡形等，其中若干亦已用于建筑本身的装饰。  
战国时期的部分装饰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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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三代建筑概况   



夏代建筑的遗迹极少，目前尚无完整的发现。继夏的商代则有较多的遗迹显露出来，已发现的商代城市有王都（河南洛阳及郑州商城、安阳殷墟）及诸侯城（湖北黄陂盘龙城）。
宫室以晚商安阳的殷墟为典型，已沿中轴顺序排列祭祀、朝廷与后宫三群建筑。位于武官村一带的王室墓葬规模宏大，由墓道、墓穴、二层台、腰坑等组成，墓中除有殉人、车马及多种动物外，附近另有大量供祭祀之杀殉坑。有的墓上发现建有祭祀建筑。一般居住建筑大多为地面房屋，半穴居甚少。条状及多室建筑已相当普遍。根据文献记载，商代已有皇家苑囿。
由文献记载及考古发掘的周代城市，除王都丰、镐、雒邑以外，大小诸侯城（如齐国的临淄、鲁国的曲阜、燕国的下都、楚国的郢都、赵国的邯郸等）为数甚多，其规模与平面布局极不一致，但“内城外郭”之制已很明显。在《周礼》中对王城及诸侯城之面积大小、垣阙高低、道途宽窄……已有若干简单记载，由于各遗址屡经改建与破坏，已无从予以证实。这时出现的筑城高潮，与诸侯之间长期残酷的兼并战争有直接关系。此外，为了防御和扩大边界，还沿边界或险阻构筑边城，秦、燕、楚、齐诸侯国边城遗迹仍清晰可见。以后又发展为针对外族匈奴入侵的长城防御系统。统治阶级的淫奢享受，大大推动了宫殿、离宫、苑囿的建设。

由于当时未解决木石材料的多层结构问题，因此上述建筑大多建造在高大的土台上，这就是后来所谓的“高台建筑”。
统治阶级墓葬的地下部分，仍保留着商以来的固有形式。但某些战国的贵族墓上，已建有高大的土丘和祭祀建筑。在建筑材料用于构造和装饰方面，已制作并使用了覆盖屋面的陶瓦、铺砌地表的陶砖，以及少量的金属（铜）构件。这是建筑中的重大进步。

留存于山东的齐国边界城墙，修筑于公元前5世纪

苍梧秋鸿

夏、商、周三代的城邑   



据文献记载，夏代统治的四百年间，都城曾多次迁徙，如阳城、阳翟、斟、帝丘、原、老丘、西河……等，但是这些遗址现均无从追索。公元1975年在河南登封告成镇王城岗，发现毗连方形小城（每边长度约100米）二座，其大部夯土城墙尚可辨析。在城内夯土残基中，有数处埋葬二至七人之奠基坑，还出土了陶器及少量铜器碎片。经碳14检测，此城建造时间距今4000±65年，相当夏代早期。有学者认为此遗址即夏代始帝禹的都邑——阳城。公元1979年在河南淮阳平粮台，亦发现相当于夏初（测定为4130±100年）之古城。该城平面方形，每边长185米，方位北偏东六度。夯土城墙残高3.5米，基宽13米。城内有房基十余处，部分建于土台之上，部分建于平地。屋墙已普遍使用土坯砖，砖的形状有长方形、方形及三角形多种，墙外表有的涂抹草泥。城内又发现由轮制之陶水管多节及冶炼后之铜渣。
商代诸王亦多次迁都，已知者有西亳、傲、相、耿、邢、奄、殷等。现经发掘者有河南洛阳偃师县尸乡沟商城，该城北依邙山，南临洛水，建在洛水北岸稍稍隆起的高地上。其平面大体呈南北长之矩形，面积约190万平方米。南垣已为洛河冲毁，城内探出有城门七处。门道两侧遗有木柱洞，道下沟底铺鳞状石片，系城之排水沟。城内南端有周以围墙的集中夯土台，估计为宫室所在。再据文献《尚书·序》说“汤始居亳”、《帝王世纪》说“蒙为北亳”、“谷熟为南亳”、“偃师为西亳”及地望，此城很可能是一世成汤所居的西亳。晚商时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该遗址东西广6公里，南北长4公里，迄今尚未发现城墙。其宫殿位于洹水河曲之南岸，环以手工业区及民居。王室、贵族的墓葬则集中于洹水之北岸。

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商城遗址平面示意图。小城为早商时期，大城为晚商时期

苍梧秋鸿

二里头商城遗址内底部铺垫了石块的排水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