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当晚全市燃放烟花40吨

楚风云

国庆当晚全市燃放烟花40吨 为保安全 12寸礼花弹未在广场燃放

本报讯（记者王蔷）国庆节当晚全市燃放的烟花总量约40吨，比去年奥运会开、闭幕式燃放总量还多10%，但燃放期间并没有因此引发火灾及人员伤亡。其中为确保天安门广场燃放安全，烟花总设计师原定的4万余发礼花弹被减量一半，也没有燃放最大规格的12寸礼花弹。这是北京警方今天透露的国庆烟花安保情况。   负责国庆烟花燃放安全保卫工作的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危险管理处处长谭权首次接受媒体采访，透露国庆当晚天安门广场的烟花燃放和最初的设计其实并不是同一套设计方案。根据首都国庆联欢晚会指挥部烟花总设计师蔡国强的最初创意，10月1日当晚天安门要燃放近4万余发礼花弹，总点火次数达6万余次，其中包括要燃放最大规格的礼花弹——12寸的礼花弹3000余发。而根据安全规定，高空礼花弹阵地距离人员的最小安全距离至少要300米。但国庆当晚广场内和长安街上全部是联欢群众，地铁路两边的建筑物和高空阵地距离也不足100米，如果按原计划燃放则存在诸多隐患。   治安总队组织专家组对燃放创意方案先后进行了3次评估，并对高空礼花弹阵地进行详细勘查，最终方案是：4万余发礼花弹减量一半，天安门东、西两侧4个高空阵地燃放4寸、6寸礼花弹，地铁路的8个高空阵地燃放8寸礼花弹。   “天安门广场的防火是重中之重。”谭权说，国家博物馆顶层铺设了防火材料，205人在博物馆内和周边、顶层看护；毛主席纪念堂除有专人在存包处看护外，燃放期间还对建筑物注水阻燃。   根据消防局的统计，10月1日烟花燃放期间，北京市没有因为烟花燃放引发火灾，卫生部门也没有收治因为烟花燃放造成受伤的人员。J178

http://newepaper.bjd.com.cn/bjwb/html/2009-10/08/content_192081.htm

ztt520

每当春节鞭炮齐鸣、焰火劲放时刻，欢乐的气氛总使人想起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的“爆竹一声除旧岁”。但是“爆竹”的原生母体“火药”是谁发明的，却至今似隐似显、朴朔迷离。大概就是因为此以至于近年外国人也说三道四，甚至是不是中国的发明都接踵而来。承认其说不是吧，鞭炮、火药又都确实是存在的。说是吧，何人呢？实在难以应对。这一点不只是在火药中存在，四大发明中除印刷术是宋代的毕升外，其余多少都存在类似的问题。指南针是黄帝发明的，地老天荒，谁也说不清；到了“纸”说是蔡伦发明的，他说较少。但最近不断地考古发现，特别是西安灞桥的“西汉古纸”要早其一百多年以上，这一说法自然产生了动摇。蔡伦宫廷宦官身份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但无论如何还是有一个说法。“火药”比其晚500多年发明于唐朝，如此迷盲就说不过去了。本人生于“焰火之乡”的陕西蒲城，上世纪在法国出名的焰火“雷坊村”距我近在咫尺，同属于原名“旌纸坊”的兴镇区，得天独厚儿时就经常在看焰火。生活于如此环境从小见怪不怪，也就认为其和我们乡村的日常农业一样，不过都是谋生的一种手段，并没有多少特殊处。
退休之后写回忆录时，又恰巧“火药发明非中国……”的声音出现，从最初之清萍之末渐浮水面，进而兴风作浪一时甚嚣尘上。为了维护家乡、特别是中国人的尊严于是开始了这一方面的探索。遍查资料后发现这一课题也和“纸”一样都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了探索。争论之激烈以致国外中国问题权威、英人李约瑟都参与了进来。初步结论“火药”是“药王孙思邈发明的”，这就是许多“中国之最”丛书中频繁引用的出处，乡土教材《可爱的蒲城》也引用了这一说法。不过从八十年代早期这一问题就又旧话重提，原因是该结论中的“皂角子、马兜铃”都不是孙思邈的配方中所有。这一探索浪潮结果收获甚丰，除全面研究总结了自汉以来的资料外，确实证明“药王爷”的配方中没有上述二物。最奇特的是肯定了他的配方中没有“木炭”，成份为：硫黄一两，硝石一两，硇砂半两。这与现代人所共知的“黑火药”成份是“一硝、二黄、三木碳”差别之大天上地下。大概就是由于此他的配方叫“内伏硫黄法”而非“火药”[1]。
“火药”一词是晚其400多年后公元1044年宋代《武经总要》出现的。这时的主要武器“火炮用火药”配方中也没有“木炭”[2]。但是后来所有的争论和研究却都是在“碳”这一成份前提下开展的。除“皂角子、马兜铃”外，先后还把葛洪等所用的猪肠、蜂密、松脂等都可能拉了进来。于是众多的炼丹家的配方就与医学家孙思邈的“内伏硫黄法”并驾齐趋，一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国人自己都说不清，这就难怪外国人会趁机插足胡言乱语谋求先机。问题的核心是炼丹家能否发明“火药”。回顾其发展史从始作俑者秦皇开始，为了追求“长生不老”，方士们先是遍访深山野岛，祈神求仙采集灵丹妙药。这自然是水月镜花一场空，徐福一去东海不返的故事是典型代表。继之汉武帝时期由于冶金技术发展就另僻蹊径转入了支炉炼丹，中国的化学由此而始。他们把烧炼丹砂时颜色、形态发生的变化，牵强附会于人的生老衰死，认为“服食所炼的‘还丹（红色硫化汞）’，可以……使人返老还童……”，所以“丹砂”是“升天”仙药中的首选药物。由于只从“炼丹”出发不仅不考虑“火药”的“无烟操作”，反而是“非炼不丹，无火不为”。显然发生“爆炸”是必然的。这就是炼丹家偶然从“爆炸”中发明火药的出处。只是这种爆炸是不能控制的无奈，甚至应用了埋入地下和土冢中进行实验。即便如此爆炸还是不能避免，不得已只好减少硝石含量，于是“硝石宜佐诸药”的原则出笼了。现代黑火药中硝石的含量不低于75%，二者的原则南辕北辙，显然“炼丹家”不可能发明“火药”。更何况“火药”必需具备明火点燃，即人们能够主动控制才能爆炸。
现在公认最早的火药配方都出自唐代或稍早，这是前代炼丹家葛弘、陶宏景长期技术积累的结果。在众多的配方中，只有孙思邈的“内伏硫黄法”能够无烟操作，但见火就迅速燃烧、产生气体发生爆炸具有现代火药的特征。为了探讨这一配方的科学性，太原工业大学用现代科学方法对其进行了模拟实验，结果证明其水平之高是十九世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才达到的。理论根据是硇砂中的氯化铵加热能分解成为氨气(NH)和氯化氢(HCl)，二者都能对空气起隔绝作用，因而能灭火[3]。硇砂乃高浓度卤液所成的白色结晶颗粒，“硇”从“卤”即源于此。因此“世界最早的火药厂”就建在蒲城的古卤阳湖之滨，即今卤泊滩边缘的“雷坊村”，这里的硇砂、硝石产量丰富。另外炼丹家埋入地下的实验产生爆炸，但要人为制造爆竹总不能每放都要挖坑，于是已大量生产的“纸”就登上了鞭炮外壳的历史舞台。距“雷坊村”十华里的“**堡”自古就是造纸厂，有充足的外壳材料来源。蒲城尧山不远的蔡邓盛产硫黄，是现代硫酸的工业基地，距这里也只有约40华里。所以“雷坊村”实在是鞭炮、火药生产最佳的环境，就是现代选择也不过如此。
鞭炮、火药发明的根据源于天然竹林与雷电共生燃烧的“爆竹”。只是人们意识到用其可以惊吓动物保护自己后，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仙佛神鬼进入意识形态后，其作用一方面吓退山魈，一方面恭敬神灵。但此为只限于竹林旁边的人群，其他地区无论是富人还是官方自然都只能望“竹”兴叹。不过随着灯笼的普及，特别是走马灯、孔明灯出现后热动力知识的积累，爆竹原理弄清后发明新的热源就成了人们共同追求的目标。但只是具有炼丹知识的人才可能，这就是后来人们总是在炼丹家中寻找“火药”发明人的原因。只是醉心于“长生不老”的他们，虽然对中国的化学发展功不可没，也对医学有所贡献，但蜗居蛰伏于深山密林不与广大群众接触，没有亲身体验“爆竹”发明迫切性的大众观，最终与“火药”失之交臂。孙思邈虽然不是炼丹家，但精通这一方面的知识，中国第一味中药丹剂“太一神精丹”[4]，就是他在四川蜀县魏家合成一釜炼成的。后来他又到过衡山采药成方剂近四十首[5]。与广大群众水乳交融长期接触对其盼望“爆竹”之情深有体会。更兼以其深厚的学识对其原理也了然于胸，完全具备了发明“火药”的技术知识，只等客观条件具备。
“雷坊村”其所以成为火药发明、鞭炮制造的最佳境地，源于孙思邈的家乡距这里不过百里。只是自汉以后连年战争至唐初的约2000万人，以1949年的人口比例推算这里不过几百人。如此荒凉的地方如何才能建立世界上最早的火药厂呢？非常幸运地是孙思邈赶上中国最好的时代贞观之治。唐太宗本来就对他崇敬有佳，“召诣京师”，立文“赐颂”。贞观14（640）年闰十月蒲城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这就是唐太宗
“甲辰，猎于尧山”。虽然一日之猎，但却是他一生游猎中最长的“十七日同州之行。”但令人奇怪的是这么长的时间再没有其他活动内容，新、旧《唐书》却都只记了此区区六个字[6]。日理万机的他自然不会为不入流的尧山风景专门长途跋涉；但又不能无所事事虚渡时日，很可能与尧山相关发生了某一重大事件才屈尊亲就。联系到“尧山圣母庙”与距今“雷坊村”不远的宣化贞观年间“九天玄女庙”不仅庙会同日、还互派特使交换庙旗，这种特殊关系在蒲城是唯一的。“雷墩村”的鞭炮、火药生产发明是世界级的大事件，作为一代明君唐太宗又不能对这一伟大发明置若罔闻。反之对其支持的也只能是他。与其相关联的古代的驿站“车王”、“绳王”也距其不远。前者祈求神灵可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精神作用，后者则为驻足下榻之地。而距尧山不远的蒲城蔡邓现在仍是主要的硫黄产地，可能“一日之猎”也只是为其考察时的顺道之为。综上可知：唐太宗全力以赴地精心策划了这一世界上最早的科学发明。孙思邈的“内伏硫黄法”是古代唯一无烟操作却能见火燃烧爆炸、符合“火药”标准的配方。依此，中国四大发明的之一的“火药发明人”就只能是伟大的药王爷孙思邈；时间应为公元640年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