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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2009021期封面
独家策划:中国的世界 世界的中国
中国10大使访谈
和世界分享“中国梦”
——专访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
本刊记者 陈统奎 发自北京
“我经常听到有一些人这样讲,我们的外交是不是软了一点,能不能硬一点。我们的外交部长曾经收到过人民给他寄的钙片,搞外交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不是滋味,中国搞外交的人是有骨头的,骨头可不是软的。”8月间,吴建民应本刊邀请在上海演讲,批驳了一些人对中国外交的非理性指责,“搞外交的人在关键时刻没有一个往后退的,特别是主要的外交官,伊拉克打科威特,最后撤走的时候,我们大使是最后一个上车的。”
在中国外交官这个仍显神秘的群体中,吴建民是曝光率最高的一位,有人不习惯他的高调,也有人欣赏他乐于与公众平等对话。他的履历非常丰富,早年为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当翻译,后来多年从事多边外交工作,而出使法国则是他人生中最绚烂的一段岁月。直到今天,很多人都喜欢叫他“吴大使”。吴建民念兹在兹的是,外交应该把中国引向繁荣的道路,而不是相反。
以平常心对待批评
《南风窗》:吴大使喜欢讲述外交案例,那请您来解说一下巴黎奥运火炬传递风波,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它?
吴建民:“巴黎风波”并不是偶然,一方面有人出钱把世界各地的藏独分子运到那里,另一方面是一些法国媒体对藏独分子表现了同情。毫无疑问,中国人不高兴,我们100多年来第一次举办奥运会,他们来破坏。但是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多数法国人对西藏不了解,甚至对西藏在什么地方都搞不清楚,一些法国人受到人道主义思想的误导,对藏独分子表现同情,但大多数法国人是支持北京奥运会的,可以说他们是矛盾的。不能说所有法国人都反对中国。
另外,针对奥运火炬传递过程所出现的问题,留学生和海外华人的游行、抗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据我了解,使馆对他们是支持的,是非常肯定的。但在外交人员看来,这些抗议活动也有一些考虑不周的地方,比如一片中国红旗的海洋,中国人看来很长志气,但是如果天安门广场一片外国国旗,我们会觉得怎么样?有一些行为需要考虑所在国人民的心理感受。
《南风窗》:那您又怎么看当时国内民众的反应,比如有人抵制家乐福。
吴建民: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国家,很多事情我们中央一协调,一领导,全国都有反应。法国总统不一样,巴黎市给达赖颁发荣誉市民他干预不了。巴黎市长是社会党人,是反对党,属于国内党派政治斗争。我们以为都是法国人不好,从上到下都是这样子,这是以我们自己的情况来看待别人,对外部的世界不够了解。
抵制家乐福是不明智的,第一,家乐福卖的很多是中国货,第二,家乐福工作的99%是中国人。现在外国的中国货比中国的外国货要多得多,人家反过来抵制中国货怎么办?我们要吃亏的。有些行动太感性,没有考虑全面,这类不理智的事情往往会首先给中国人自己的利益造成损害。
《南风窗》:确实,一出现摩擦或批评指责,国内很多人容易跳起来。
吴建民:我想要懂得几个层面。第一,中国的崛起。过去中国的事情人家不大关心,现在对中国的评论多起来,有好也有批评,这是中国崛起带来的必然结果,避免不了。第二,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应该有一种平常心,我们成就了很多事情,同时也面临很多问题,并非因为别人讲我好了,我问题就没有了;并非别人批评我两句,我成就就没有了。我们应该对自己有信心,对表扬和批评理性地分析,有道理我们接受,没道理就算了,必要的时候做一些反驳。
一有批评就跳起来,往往是出于一种悲情心理——我们的民族曾经被人家踩在脚底下100多年,这种心理在一段时间是好的,可是今天中国的地位有了很大的变化,还抱着悲情心理会把我们引向一个误区,对中国和世界都没有好处。
中国发展,必定会有不同的声音,因为打破了既定的利益格局。但我们要向外界介绍我们的战略,介绍和平发展和互利共赢两个大概念。其次,我们要用事实来说明。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是对既定的利益格局有所调整,但这个利益格局不是很合理,改变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要求,也是世界人民的要求。我们中国在成长过程中是和世界一起分享的。
我在外交学院搞过“中国梦与世界发展”研讨会,我说“中国梦”有三个特点:第一,规模大,中国13亿个体,多少人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个规模世界上没有的。第二,范围广,各行各业都出现了很多人。第三,与世界分享,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实现了“中国梦”,我们不是把“中国梦”只留给中国人。
“我们不会买不需要的东西”
《南风窗》:为什么西方老是喜欢跟我们谈人权呢?
吴建民:有两个原因。第一,人权的概念是西方启蒙运动提出来的,他们很引以为自豪,走在全世界前面有一种优越感,老喜欢教训人家。这个有时候我们不能接受。
第二,从历史角度来看,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欠了全世界的债,搞殖民地、搞侵略、搞压迫。它们干这些坏事的时候没有讲过人权,但是后来它们慢慢发展了,人权问题开始往前走了。美国1789年选举总统的时候只有人口4%的人投票,因为奴隶不能投票,不交税不能投票,到现在美国黑人也能投票,它们有这样往前进的过程。我们国家是从被压迫、被奴役的状态走出来的,我们的做法,我们的重点当然和他们不一样。
《南风窗》:那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西方的价值观外交?
吴建民:价值观外交的出现不是偶然,是在苏联垮台后,这时候西方有点得意忘形,以为自己是老子,从此不用受任何挑战,号令天下,它们那一套全世界都得接受,不接受就是不对的。后来这个思想往前走,就有人提出来价值观外交,提出来“民主国家共同体”,主张把世界分成两半,一半属于民主国家,另一半属于非民主国家,那么民主国家就要改造非民主国家。
以下两个现实说明,“民主国家共同体”是行不通的,第一,现在世界面临着全球化,全球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把它分裂开。第二,人类面临的挑战,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流行疾病,没有哪个国家能单独应付。“民主国家共同体”这一套,忘记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文化多样性不能消灭,想在文化上“大一统”是不可能的。其实中国人2000多年前就认识到“和而不同”这一条,这在人类思想史上是非常靠前的。
《南风窗》:我们不断看到中国向世界各地派出采购团,有人说这是订单外交,怎么评价它的效果?
吴建民:首先我们有个数,我们不会买一堆我们不需要的东西,当其他国家处于比较困难的状况,我们正好需要这些东西,就去买一批回来,这当然很受欢迎。但订单外交是很局部性的,它至少让世界感觉到希望,经济在衰退,但有的地方还是在增长的。一次订单几百亿美元,在我们的年贸易额,以及全球贸易额中,占不到多大比例,它有一定作用,但不要夸大。就像基辛格7月2日来北京的时候,他说现在欧美对前途的悲观性心理很突出,来到中国,看到中国人比较有信心,他说了一句“世界需要中国人的信心”。
《南风窗》:中国主动释放这种利好,会对中欧关系产生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吗?
吴建民:当然是一种推动,中欧关系往前发展需要动力。我认为冷战后,中欧关系发展有三股动力,第一股动力是政治上的,大家都赞成建立多边主义而不是单边主义,这是很大的共同利益。本质上讲,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国际关系的主线是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较量。中欧在建立什么样的世界上有很高的一致性。第二是经济、教育、科技方面有很强的互补性,他们的优势是我们发展的重点。第三是文化,中欧都赞成文化的多样性。我在法国时这一点感受特别明显,大家认为世界都是一种文化的话过于单调,而且是对文化财富的摧残。
还有,中欧对彼此的文化都有好感,中国人喜欢欧洲的文化,欧洲人虽然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不如中国对欧洲文化那么了解,但是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好感也是毋庸置疑的。你到法国人的家里去,就能感受到这点,有一个屏风立在那,或者一幅画挂在那,一个瓷器摆在那,这就是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有好感。这三股动力推动着中欧关系往前走,当然“订单外交”有些推动,但根本推动还是这三股动力,采购的量总是有限的,中欧的贸易量已经到了4000多亿美元,你一次能采购多少?
《南风窗》:法国人对中国的总体印象如何?
吴建民:总的印象是好的。他们认为,中国人勤劳、肯吃苦、重视教育、能融入法国社会。上到总统,下到地方官员都对我说,华人华侨融入法国社会带来很多好处。另外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是一个古老的国家,有悠久的文明,这些东西都是正面的。当然有意识形态的问题,比如他们不喜欢我们中国是共产党领导,对共产党有些恐惧心理,这个可能和过去苏联的做法败坏了共产党的名声有关。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有些误解是可以逐渐消除的,但也有些人的成见很难改变。
主动塑造国家形象
《南风窗》:您在法国怎么和对中国不太友好的人打交道,他们找来的时候怎么处理?
吴建民:作为一个大国,有些人喜欢你,有些人对你有些误解,有些人对你有偏见,你是拒之门外还是跟他们接触?我想通过人和人之间的直接接触,对消除偏见还是有好处的。举个例子,法国有家报纸叫《解放报》,他的新闻批评中国是最多的。有一次我和他们报社的社长、记者一起吃饭,讨论问题。当时他们有个驻中国的记者写了一篇新闻,说中国社会存在严重问题,中国可能会出现动乱。那些时候是年初,我就跟他说,如果中国到年底没有出现动乱你怎么办呢?我说,中国是存在些问题,但国家总体上看是在进步还是倒退呢?是在进步。我用庄子的话跟他说,哀莫大于心死,中国虽然有些问题,但总体上对未来是充满希望的。当时那个记者刷一下脸就红了。我问那个报社的社长,对中国改善外交有什么建议。社长说得很好,跟我提了些建议,有些建议还很有道理。我想作为外交人员要想办法和各种人打交道。
一个外交人员把什么放在第一位?国家的利益还是个人得失?这个要权衡一下。我上次和一些大使聊天,他们说过去接近过毛主席的一个外国人写了一本书骂毛主席,电视台就把这个人请去了,完了之后要我们大使馆派一个人过去。当时我们没有派人过去。如果我当时在场,我一定派人过去。因为不派人去就等于把向公众介绍的权利丧失掉了,没有另外一种声音,可能个人没有出错误了,但对国家没有好处。现在中央政府已经指示驻外的人员要出去讲话,要接受采访,而且要把情况向国内报告,这个就很好。我和一些大使,马上就要到美国、日本去介绍外交政策,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可以讨论。同时通过交流,一定会对对方的情况有所了解。
《南风窗》: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我们是否可以主动一点?
吴建民:我昨天见了两个法国的导演,他们准备拍一部中国崛起的片子,他们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你们应当先想想为什么中国会崛起,中国的崛起给世界带来了祸害还是好处,我希望你们能采访一些中国人,让他们谈谈感受。他们同意我的看法,说现在法国人对中国有一点恐惧,中国人把他们的就业机会给抢了,好像中国起来了,他们要倒霉了。他说法国人有一个比喻,鸡蛋有白的有黄的,你把它一打一搅,还是黄的。有的人就拿这个来比喻黄祸,最后好像全世界都变成“中国化”了。
我们对外宣传中国要考虑知己知彼。有的时候我们有种倾向,就讲成绩,越讲越开心,其实越讲人家越害怕,我们的主席、总理经常向世界讲中国存在哪些问题,人家反而说这是中国领导人有信心的表现。
《南风窗》:对外交官和外交工作,大家一直有强烈的神秘感和好奇心。
吴建民:第一,外交不能太神秘,我在离任的时候就说,蒙在中国外交上的一层神秘的面纱早就该揭去了。你看看李肇星外长、杨洁篪外长都强调外交为民,让老百姓了解。第二,外交官应该到省市去交流、沟通。我那时候在法国使馆,我回国到各个地方上去都是有目的的,这个省跟法国有什么关系,问他们现在情况如何,需不需要我帮助,我也把法国的情况告诉他们,他们都很有兴趣。第三,省市的外办要主动发布信息,借助媒体,把外办做什么事情告诉老百姓。
《南风窗》:现在出国的人越来越多,领使馆有服务的责任,那跟外国人打交道重要还是对国内来的人提供服务重要,如何权衡?
吴建民:作为外交大使要和外国人打交道,不能整天在中国人的圈子里,重点是要和外国人沟通。法国的华人华侨很多,我就发表声明说,你们办红白喜事,对不起,这些活动我一概不参加,我的任务是推动中法关系发展。当然,另一方面,作为大使,必定要给到访的代表团介绍法国的情况,同时你也可以向到访的代表团了解中国的情况。在法国,我和国内来的代表团吃饭时总带个小本,他们讲的有意思的东西,我都记下来,我用这些例子向法国人介绍中国就不干巴。跟我一起吃饭,我从来不劝他们喝酒,我就是通过吃饭向他们介绍情况、了解情况,见每个代表团我都有准备的。大使连接着双方。
《南风窗》:对于在海外的中国公民,使馆能提供什么帮助呢?
吴建民:很多。比如政府代表团到法国办事,如果使馆事先知道,就可以把有关情况跟他介绍,这样访问就更有成果和针对性。比如商业代表团,这些人可能国内有点名气,但法国人不一定了解。但是如果我出面或者大使馆出面,人家会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很重要,要不然吴大使不会出面。公民去旅游,一般来讲使馆不能提供什么帮助,但是你出了什么麻烦的话,使馆就可以帮助。使馆要保护中国公民在海外的正当权益。过去以为外交太神秘,中国公民往往不敢去找大使馆,现在好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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