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秘书长由各大洲轮流——凌青回忆联合国一项“游戏规则”的诞生

拥抱和平

凌青简历
   
    凌青,原名林墨卿，1923年4月生，福建省福州市人。1941年入北平燕京大学学习,同年12月转入北京大学，1944年赴延安，先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外事组翻译、联络组组长，中共中央外事组研究处第一科科长。
   
    1949年10月起进外交部。1951年7月起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机要办公室主任。1953年后历任外交部美洲澳洲司副专员，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等职。1975年任驻委内瑞拉首任大使。1978年任外交部国际条约法律司司长。
   
    1980年至1985年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其间曾四次轮任联合国安理会主席。
   
    1985年后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常务副会长，福建省政协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1993年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从延安时期即参加中共外交工作的“老资格”外交官凌青，对1980年至1985年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的5年岁月，记忆犹新；对于1981年中国在联合国秘书长选举中，坚持“一否到底”并最终促使秘鲁人德奎利亚尔当选的经过，更是印象深刻。这个被他称为“算是个人外交生涯中的一个小小贡献”，成了中国人开创一项联合国不成文惯例的“惊人之举”。
   
“世界总统”职务曾被西方长期垄断
   
    凌青告诉记者，“根据惯例，有‘世界总统’之称的联合国秘书长5年一个任期，五大常任理事国不能担任，这一职位基本由比较中立的中小国出任。从历任名单不难看出，该职位曾长期为西方发达小国占据。”
   
    “自1971年中国进入联合国，直到1981年，中国已经历过两次秘书长选举。”据凌青回忆，在这两次选举中，中国均先反对发达国家候选人，支持发展中国家候选人；两轮过后，转而对发达国家候选人投赞成票。“当时，中国这样做是有道理的。首先，如果其他常任理事国不支持发展中国家，即使我们投票支持，最终也无能为力；因为按规定如果五大常任理事国有任何一国反对，该候选人就不能当选，就要重新投票。其次，发达国家亦是我们的朋友，不便反对到底；同时，中国对联合国事务没有任何私利，在刚进入联合国不久、对情况并不熟悉的条件下，更不必过于张扬。”
   
    1981年，已连任两届的奥地利人瓦尔德海姆仍想继续担任。同时参选的，还有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眼看竞选日期临近，凌青大使犹豫再三：是否继续援引过去选举的惯例。
   
    “经反复权衡，我个人认为，萨利姆是中国的老朋友，来联合国工作前，曾任坦桑尼亚驻中国大使多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时，又是他在会场带头跳舞。而且，此次萨利姆代表的不仅是他个人，更受到非洲统一组织支持。如果对他仅支持两轮就转向，态度不够真诚。”如果瓦尔德海姆当选，即变成连任三届，中国虽对他无成见，但“世界总统”长期为一人占据，并不妥当；况且，联合国秘书长一职，已连续三届为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中国是常任理事国中惟一发展中国家，如果不站出来，恐怕不得人心。
   
    “当然，这其中还有更关键的一点，这件事牵连着中美之间的博弈。这次选举，明摆着就是中国和美国间的较劲儿。”1981年底，恰逢中美第三个联合公报紧张谈判之时，中美关系处在异常微妙的阶段。当时，凌青已经听闻，若第三个联合公报谈判不成，中国即准备将驻美大使馆级别，重新降至联络处。此时，通过联合国秘书长选举表明中国态度，进而同美国角力，也未尝不可。于是，在中国代表团内部会议上，凌青提出了个人的决策意见，无人明确反对。报告传送回国内后，邓小平作出“一否到底”的指示；外交部就具体情况下应如何投票，作了详细指示。
   
西方媒体惊呼中国有“惊人之举”
   
    10月27日上午，安理会小会议厅，第一轮投票开始。结果为：萨利姆11票，瓦尔德海姆10票。美国对萨利姆、中国对瓦尔德海姆投了反对票。
   
    此后3轮投票，瓦尔德海姆得票大多与前次持平，而萨利姆得票渐渐减少。
   
    第二天，第5、6轮投票开始。萨利姆和瓦尔德海姆两次得票均为8票和11票。由于中国再度否决，瓦尔德海姆未能“过关”。一星期后，第7、8轮投票举行，萨利姆分获9票和8票，但由于中、美两国态度依旧，两人仍未通过提名。11月17日，安理会连续举行8次投票。萨利姆除在第9、10轮获10票和9票外，各轮均保持8票纪录；瓦尔德海姆除第5、6轮获11票和10票外，其余皆获9票。但萨、瓦两人分别遭遇美中两国的反对票。
   
    依据中国在前两届选举中的做法，外界认为中国对萨利姆的支持是有限度的，瓦尔德海姆将“柳暗花明”；但接着人们终于明白，中国这回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是坚决的。中国立场得到了发展中国家代表和新闻媒体的高度赞扬，纷纷表示“中国伸张了正义、维护了发展中国家事业，是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真正朋友”。就连西方媒体也惊呼：“中国的‘惊人之举’，开始了一个对外政策活跃的阶段。”
   
    12月3日，瓦尔德海姆宣布退出竞选。5天后，萨利姆也作出同样选择。几天之内，新的秘书长候选人纷纷登台亮相，最多时竟达9人之众，且清一色来自发展中国家。12月11日，安理会举行第17轮投票，最终秘鲁外交家德奎利亚尔获得10票，没有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否决票，德奎利亚尔得以当选。
   
    “由于我们在联合国的这一行动，创造了一个不成文的先例。从此，联合国秘书长人选开始在各大洲间轮流担任。德奎利亚尔离任后，是埃及的加利，接下来是加纳的安南，现在已到了韩国人潘基文，亚洲之后可能再回到欧洲。”凌青大使对记者说，在此之前，发展中国家候选人要像发达国家候选人一样，涉足这一最高国际组织的最高职务，是非常困难的；而改变缘于中国的贡献——“正是由于中国人独立的努力，才创造了联合国新的‘游戏规则’”。  本报记者  王乐

原文链接：http://whb.news365.com.cn/gj/200908/t20090801_24131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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