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咸阳到长安（六）：步步为营

emma10182000

步步为营
可以说，西汉的第一波分封，只是为了抚慰在天下大乱的数年中得以成功纠集实力的各方而达成的权宜之计。与周天下相似，西汉诸侯与中央的关系名义上隶属，实际上并立，无论是刘邦本人还是西汉高层都很清楚，从封建诸侯的那一刻起，以韩信为首的“功臣”就从可堪利用的臂膀变成了威胁中央的政敌。以此而论，西汉“功臣”与秦帝国的功臣部族王氏、蒙氏等有本质不同，并不是因功受赏的国家官僚，而是地地道道的军阀，承平之世，必定成为贵族式的“重人”，故而窃以为在历史评价上，不能因为秦始皇爱惜功臣而以汉高祖为猜忌狠毒，也不能把刘邦与后世宋高宗、明太祖等纯以疑忌之心谋杀功臣的狭隘帝王相提并论。做一个或许不甚恰当的类比，楚汉之争相当于长平之战，诛杀“功臣”相当于消灭六国。后人多以陷害韩信诸事非议萧何吕后，殊不知此乃西汉王朝的既定政策，与政治家的个人品质却是关系不大了。
在干掉以韩信为首的六大诸侯之后，对封建无甚好感的刘邦和推崇秦制的萧何并没有像嬴政李斯一样全面推行郡县制，而是开始了第二波分封，即大封同姓。不要小看刘邦的“异姓不封王”，这是西汉分封之不同于以往任何分封的标志。这种分封完全摆脱了利益分赃的性质，成为纯粹的中央派赴边地的镇抚力量，昭示着中央政权不可挑战的强大实力。对于刘邦推动第二次分封的原因，其一，当实还没有七国之乱，西汉中央政权对于同姓王的潜在威胁没有足够的警惕，其二，按照钱穆先生在《秦汉史》中的观点，秦汉时期迅速全面彻底地推行郡县制的条件或许并不成熟(当然这也只能是一种推测)。钱穆先生总结秦政权覆亡的原因，首当其冲便是“封建心理之反动”。简而言之，秦制之优越是显而易见的，但一种全新的制度无论如何合理，要全面取代旧制，也要有一个过程。嬴政求治之心过于急切，想要在一代之内实现自己的全部政治谋划，是欲速而不能达也。（“盖自秦人一统，中国历史已走入一新局，为往古所未有，而一时昧者不之知。故群情怀古，仍不免恋恋于封建之旧统，虽始皇李斯毅然排众论而主独是，然亦不能尽脱一时旧见之束缚。”）不过嬴政的雷厉风行也有一种好处，就是把一个目光超前的天才政治家心中的政权架构全盘展现在世人面前，即使不能立即实现，也可以供后人借鉴。或许是由于西汉几代皇帝看到了嬴政的得失，才对废除封建采取了一种循序渐进的态度。
西汉第二波分封的诸侯国，只是封主身份有所改变，独立性并没有大幅削弱。诸侯得治其国，有自己的全套官署，人事、司法、检察大权全部自掌，任命自己的官僚，还有铸币、蓄兵、盐铁等一系列只有国家政权才能享有的经济大权，地盘也远比后世为大，为后来与中央分庭抗礼打下基础。汉书载，“山东之国，齐七十二城，楚四十城，吴五十城”，实力几与七大战国相当。晁错云“封三庶孽，分天下半”，此之谓也。试图控制地方的中央政权与实力强大的地方政权矛盾激化，终于景帝之世爆发吴楚七国之乱，封建制的内在矛盾全面爆发，景帝险胜,乘战胜之威大幅削减了诸侯国独立性，封地虚化，王不复治其国，天子为之置吏，民治、人事之权收归中央。武帝即位，用主父偃之谋，发动了西汉的最后一波分封，“以封止封”，除进一步虚化封地、削弱治权之外，最重要的措施就是颁布大名鼎鼎的“推恩令”，令诸侯分其子弟，越分越多，越分越小，文火细熬，直到威胁消除为止，故西汉后期的诸侯国规模基本控制在三四城池，加上没有治权，与秦代爵封列侯的功臣已经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了。
从上文对汉初封建的大体回顾可见，执行封建制的西汉朝廷并非封建制的支持者，废封建的步伐缓慢而坚定，目标清晰，循序渐进，蕴含了深沉的政治智慧，表面上与秦始皇的开天辟地、雷厉风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实际上却柔韧而扎实地维护了秦始皇创立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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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