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谍报：中国已经全民腐败！

当年笑帅

【绝版甲午05】日本谍报：中国已经全民腐败！
　　
　　
　　标签： 雪珥 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 日本 晚清
　　
　　
　　
　　“大清全民都腐败”
　　
　　
　　
　　
　　
　　1889年4月，荒尾精向日本参谋本部递交了乐善堂间谍们的第一份重要成果：有关中国大势的分析报告《复命书》。
　　
　　这份报告认为，清国的“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而中日两国“唇齿相保、辅车相依”，在列强虎视眈眈下，清国一旦不保，日本势将进退维艰。因此，“清国之忧即日本之忧也”，日本要先发制人。
　　
　　此后由驻华间谍们提供的一连串大势报告中，最鲜明的就是强调中国的全民腐败，而不只是官场腐败，然后强调日本必须先改造中国，才能团结中国对抗西方。
　　
　　在这方面，分析得最为深刻，是宗方小太郎。甲午战争爆发后，宗方小太郎对其上一年草就的分析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进行了全面的修改。
　　
　　他首先分析中国的年财政收入仅有9074万两银子外加523万石米（作者注： 清廷在1893和1894年两年的财政收入均在8300万两左右），以中国之大，这是很不般配的。据他实际调查，民间的实际税赋是此表面岁入额之四倍，而且此类“定额以外之收入，一钱不入国库，均为地方官吏所私有。”他认为，中国历来贿赂之风盛行，地方官肆意刮削民众膏血，逞其私欲。因此雍正帝时始设养廉银，随官位之尊卑于俸给之外另行支给，拟以此杜绝其收敛之弊。但滔滔之势，非区区制法所能禁遏。时至今日，“‘养廉’二字实已辜负雍正之深意，官吏舞弊之势日见加剧。”
　　
　　当时东西方均有不少人看好中国即将崛起，坚信以中国之丰富物产，如能积极变革，则“成为世界最大强国，雄视东西洋，风靡四邻，当非至难之也。”但宗方小太郎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见其形而下未见其形而上者”，观察一个国家也和观察人一样，应当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再“及其形体”。他眼中的中国虽然表面上在不断改革和进步，但“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经不起大风地震之灾。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改革者和国务活动家李鸿章就自嘲为 “大清朝这座破屋的裱糊匠”，可算是两人有共同语言。
　　
　　究其原因，宗方小太郎认为腐败的基因遗传自明末，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心腐败已达极点”，虽然有过康乾年间的短暂改革，但并未坚持下去，政府将本应建立“至善”人心的精力消耗在了“形而下之事”上。
　　
　　当时清廷之腐败规模几乎是全局性的。朝纲解钮时的宣统三年（1911年），作为“中央机关事务局”的内务府，其一年支银预算高达1024万两，而在咸丰朝仅为40万两，足足增加了24倍（宣统三年八月十一日度支部会奏）。至于冒领公款、挥霍浪费甚至侵吞赈灾款粮等更是层出不穷。两广总督岑春煊巡视陆军学堂，光一次宴会就“动需洋酒千数百金”，为此还专门在衙门中设立“洋酒委员”一职（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法部主事梁广照奏）。甚至连军队都大量参与走私贩私，号称世界八强的北洋海军，其内里的腐败也是造成甲午一战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大量晚清小说均有对此的细致描写。
　　
　　宗方小太郎叹息，中国本来是有信仰体系和精神支柱的，那就是孔孟之道，但这一建国的基础却变成了科举的材料、当官的阶梯而已，知识分子汲汲营营地钻研此道，无非是以此为个人私利服务。当了官掌了权之后，就把孔孟之道抛在脑后，“得其位不行其道，而谋营私者也。”从中央到地方，庸官俗吏献媚当道，清廉高洁之士多不容于时流，官场一片漆黑，“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官场腐败更导致上下隔阂，中央政府即使要施行仁政，也因为地方官吏的“壅塞”而导致“美意不能贯彻至民间”，好经都被歪嘴和尚念坏了，而少数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只好在“愤懑不平”之余“退居闲地”，名望日高，隐然形成一股力量。所以，他认为中国是“有治国之法而无治理之人”。
　　
　　在 “普天之下莫非贪官”的晚清，以至于损害国家利权的一些架构，倒在客观上减少甚至基本杜绝了这一领域原先泛滥成灾的贪腐现象，如此结果，亦是中国近代史的吊诡之处。如，将海关税务交洋员团队（其最著名的领导人是赫德）管理，无疑是主权旁落，但洋员管理下的海关却成为政府中最廉洁也最敢于对腐败动真格的一个机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Martin）认为，洋员管海关本是“叛乱（指挥太平天国运动）的私生子”，乃权宜之计，但正是廉政延长了这一怪胎的生命。他记述了在英国人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担任首任总税务司的几年内，上海道台多次设下陷阱想拉其下水，比如当两条商船一起到达口岸时，上海道台就建议李泰国，双方一人一条船私吞其关税，但始终不能得手。丁韪良说，海关洋员们的廉洁因此成为中国道台的眼中之沙，从而对这一税收体制怀有深深的敌意。
　　
　　宗方小太郎深刻地指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中国的“分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的失误还要可怕，政策的失误尚且可以扭转过来，而国家元气的腐败就“不易返回中道”了。这位日本间谍引用孟子的话为中国下了断语：“上下交征利，则国危”，尤其是官场腐败导致司法不公，甚至使刑罚乃至性命都可以被金钱所左右，普通百姓申诉无路，民怨积压给国家带来巨大危险。
　　
　　宗方小太郎估计，以当时的形势来看，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而就在他写完这篇文章后仅十六年，武昌一场仓促而粗糙的革命就居然引起了连锁反应，几乎是瞬间将一个老大帝国毁灭。
　　
　　形势如此艰难，当政者理应“正纲纪、戒骄奢，排解地方政治之紊乱，消除民庶之怨薮，大施加仁惠，休养民力”，打造和谐社会，但宗方小太郎更吃惊地看到，政府却因惯性和麻木，束手无措，“因循支绌”，根本不在乎民心向背，并大搞为太后祝寿等形象工程，“粉饰太平”。
　　
　　这样的分析，出自一个间谍之手，也可见日本的间谍实在并非只是战术层面的，而是战略层面的。

darkknight95

不管扯蛋还是没扯蛋
一句话：管住自己

yangking

第一个把持中国海关的英国侵略者——李泰国


施瑛

　
　　我们都知道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任清政府总税务司近五十年，对中国执行英政府的侵略政策。可是在赫德以前，第一个充当清政府总税务司，对中国执行英政府的侵略政策者，是英国人李泰国(Horatio Nalson Lay)译名据“筹办夷务始末”。别作“李国泰”。
　　李泰国于一八四六年来华，一八五四年就任上海副领事，次年担任了上海海关委员。原来一八五三年九月，小刀会刘丽川在上海反清起义，占领了县城。清上海道吴健彰仗着外国流氓帮助，缒城逃出。吴健彰以海关被焚，暂于黄浦江中的船上征税，但因英、美、法领事的干涉而停止。随后，英领事阿利国(R.A1ock)与美法两国领事，竟说什么“领事代征关税”，以攫取中国的海关权利。吴健彰再三乞求三国领事帮忙征税，并且完全听从阿利国的指使，妄称“海关任用外人，以清积市”。一八五四年六月，他跟英领事阿利国，美领事麦菲(Murphy)法领事爱棠(Edan)商定上海海关章程，由三国领事各推委员一人，主持上海海关税收。由此外国侵略者攫得了上海海关实权，后因各委员相继去职，英国领事推荐李泰国接任，大权遂统归英人手中。
　　李泰国任职上海海关，努力执行侵略政策，深得各国领事和外商赞许，这些侵略者又企图把上海海关制度，推行到其他通商口岸去，亦即把持中国各通商口岸的海关。一八五八年，清被迫与英美法沙俄四国签订“天津条约”，中英双方交涉，由李泰国和威妥玛(T.R.Wade后任驻华公使)办理。两人态度骄横，一味以战争恫吓清政府，不平等条约竟告签订，其中便载明中国得自由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各国均得享受同等权利。根据天津条约，中英在上海举行关税会议，一切具体条件，都由李泰国提出，清官吏桂良一概允诺，并无重要修改。关税章程签字后，就把它作为天津条约的附件，推行全国各口岸。从此中国海关，为外国侵略者大开门户。“洋货”又得免征厘金，穷乡僻址，无孔不入。
　　李泰国办理上海海关“有功”，风头更健，一八五九年，清两江总督何桂清任他为总税务司，两广总督劳崇光请他去改组广州海关，上海、广东海关落入外国侵略者手中。一八六○年，清政府命李泰国“帮办各海口通商事务，即总税务司帮司各口税务”，从此，“全国关税为所把持”。李泰国担任此职，主要的任务，便是掠夺中国关税收入，作为赔偿外国侵略者(英法联军之役)的军费。同时，海关任用外人的制度，也由李泰国次第推行于各国。
　　当时外国侵略者组织“常胜军”，帮助清廷，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又妄想组织舰队，上溯长江，进攻太平天国首都南京。一八六一年，李泰国奉清朝政府之命，回到英国购置军舰，招募水兵，准备组织所谓“中英舰队”。英国驻华公使卜鲁士(F.W.A.Bruee)，更竭力赞助这个计划。李泰国回到英国后，聘英海军上校阿斯本(S.ocborn)为将，擅自订立合同，内称：“阿斯本不受他人指挥，仅执行李泰国交来的清皇帝的命令；李泰国遇命令之不满意者，得拒绝传递。”其居心叵测，殊堪发指。李泰国共买军舰七艘，运输舰一艘，用银一百余万两，每月经费需银七万五千两。其中阿斯本的年俸是三千英镑。一八六三年九月，舰队由阿斯本率领，驶抵上海，阿斯本在离英前，还对“皇家地理学会”侈谈：“希望到中国后，即可寄回兵不血刃收复南京的捷音。”不料曾国藩正在进攻南京，他打算攻陷以后，由部下将士独占南京财富，不愿旁人染指，迭函李鸿章坚拒。于是这支“中英舰队”除了在上海骚扰中外商民之外，无从扩大其掠夺的诡计。
　　李泰国回到了北京，因为擅订合同情虚，与恭王奕商定，由清派员为舰队总管，阿斯本为副总管，归江督曾国藩，苏抚李鸿章调遣，阿斯本则欲照合同办理，结果事情闹翻。奕只得请英使卜鲁士调停，令阿斯本统率舰队驶往印度，把军舰全数变卖，解散水兵，事情才告一段落。清政府为了这支舰队，前后费银一百六十余万两，却一无所得，自然要归咎于李泰国。李泰国无颜恋栈，忍痛放弃五千英镑的年俸，辞去帮办各海口通商事务一职。这条执行本国政府侵略政策的走狗李泰国，在中国海关任职十年，囊槖充盈，便回国做富家翁去了。可是他还写了一本“吾人在中国之利益”的小册子，一边给自己的罪行辩护，一边为英国政府的侵略政策张目，十足表现了侵略者的狰狞面目。
　　赫德原为宁波广州各地英国领事馆译员，一八五九年任粤海关副税务司职务。一八六三年李泰国去职，清政府正式委派赫德继任。他执行英国政府对中国的侵略政策，比李泰国更为狠毒更为狡猾。
http://cyc6.cycnet.com:8090/xuez ... ntent.jsp?n_id=6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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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侵略者涂汁抹粉!

waak

现在也快了。

yangking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太平洋战略

摩 罗

一个前来给中国人民传播福音的传教士，没有遵守传教士的起码操守，在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时期，他建议西方国家解散中国的军队，摧毁中国所有的兵工厂，以便更好地按照西方的需要控制和摆布中国。


有一个叫丁韪良的美国传教士，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文化影响力的外国人之一，他曾经长期担任中国最重要的新学教育机构中国同文馆的总教习。京师大学堂成立以后，他又接着担任这个最高学府的总教习。他还受清王朝总理衙门的委托，到西方世界考察教育制度，撰写了《西学考略》作为考察报告。他对于西学东渐和建立新的教育制度，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这个传教士来华初年，只在宁波做了一些传教活动，在此后的岁月里，他把精力更多投入到影响中国的政治走向、引导美国在中国的殖民战略上。他不断对中国统治者提出一些忠告，劝说他们配合西方列强的殖民政策。他更是经常给美国政府和殖民当局，提出一些具有战略眼光的殖民建议。一百多年过去了，回顾丁韪良所提的一些建议，我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为祖国谋求霸权的战略家。他关于控制太平洋西岸的战略思想，至今还能从美国的亚洲政策中看出若干影子。


    丁韪良曾经建议美国政府将中国分为两个国家，以便分而治之。具体方案就是让太平天国统治南方，清王朝统治北方，理由就是“两个相敌对的王朝，会互相斗争”，这样有利于美国人和西方其他殖民者从中渔利。


    在英国割占中国香港以后，相比之下，美国捞取的油水不够多。他生怕美国因此吃亏，积极动员美国政府占领海南岛，他认为这种占领根本不是什么侵略，而是美国势力在太平洋西岸的自然延伸。他是这样陈述其理由的：“假如让我在中国境内挑选一个地方以代替战费的赔偿，由中国割让给我们一个立足点，那最好是海南岛。这是一个在香港和菲律宾之间的踏脚石。它只有西西里岛的一半大，但在出产方面可能是同样富饶。那样我们就有一个踏实的基地，使我们在有关中国前途的一切重大问题上有发言权。60年前英国要求香港岛并不是为了掠夺土地，它所要的是一个根据地，一个转动世界的支点。对我们来说，为了取得海南岛而进行谈判，也不是越理非分的侵略。美国应当像英国一样，不因惧怕发展而放弃它光荣的卓越地位。我们将领土扩展到太平洋沿岸，并将我们的势力延伸到日本和中国，是由于自然的伸展。……在中国，直到目前，我们的政治影响一直不够显著，但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机会出现了，上帝不允许我们任其消逝，而不加利用。在我看来，我们并不需要大块土地作为我们的立足点。如果一个海南岛不够称心的话，再有一个大陆上的海口就可满足我们的需要了。也就是说，有了一个作为我们海军舰队的避风港，一个驻防阵地，使我们军队为了反对某个贪欲的国家企图吞并中国时，或是为了镇压另一次像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种世界的暴动时，有一个集结的所在。”


     在后来的美西（西班牙）战争中，美国果然从西班牙手里强占了海南岛对面的菲律宾，从而拥有了一块控制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基地和跳板。二战之后，美国牢牢控制了日本，并通过介入中国内政，同样牢固地控制了台湾，进而从地缘政治上紧紧扼制了中国的发展。趁着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的机会，他们又大量驻兵韩国，控制了整个东北亚地区。由此，太平洋西岸尽在美国的掌握之中。丁韪良所谓“将我们的势力延伸到日本和中国”的愿望得以完美实现，至于“海军舰队的避风港”、“驻防阵地”和“集结的所在”，更是应有尽有，不在话下。直到今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为了争取他人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丁韪良太平洋战略的巨大成功。
如果丁韪良是美国的国防部长或者总统，这样谋求国家利益乃至霸权，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丁韪良毕竟是一个传教士，他所宣称的志愿是要将上帝的福音传遍中国，而且是要造福中国人民的。实际上他日思夜想的竟然是如何让美国“将领土扩展到太平洋沿岸”，看来他只传美国的福音。


     他还生怕美国面对历史悠久和领土广袤的中国心存畏惧，于是设法鼓励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说，一个满族就统治了中国几百年，我们西方人还怕什么？难道还担心作不到这一点吗？所以，他给西方列强先后提出了彻底瓜分中国的方案和“以华制华”方案。其中以华制华方案说：


1.为了根除慈禧太后制造的灾难，在各大国共同议定下，将慈禧太后放逐，恢复光绪帝的合法权力；2.取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颁布的一切政令，包括她任命的党羽的委任状，新政权许可者除外；3.恢复光绪帝的改革方案，在各国批准后执行；4.让各国划分势力范围，指派代表控制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各省督府的行动。


     对中国来说，完全的独立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上述计划可使现有的机器保持运转，避免无政府状态，有利于进步，并可获得中国人中最开明的人士的支持。另一个选择是推翻清朝，由帝国进行正式瓜分，这是一个包含长时期痛苦和磨擦的过程。按照我上述的方案，各国可有时间酝酿他们的政策，推动逐步改革，这比公开的或暴力的吞并所希望获得的利益要更为广泛。利用中国人治理中国人要容易得多，而用相反的办法不可能达到目的。


    一个自称前来给中国人民传播福音的人，竟然不能忍受中国的国家独立，叫嚷这是“不可取”的。按照他的表现推测，他要传的福音究竟是什么，也就可以略知一二。
在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时期，他还建议西方国家解散中国的军队，摧毁中国所有的兵工厂，以便更好地按照西方的需要控制和摆布中国。


    犹有甚者，他甚至脱去道袍，背起步枪，亲自参与了对北京城的抢劫和对义和团的屠杀。后来他回美国时，还特意背起那杆亲自屠杀过中国人民的步枪，骄傲地行走在美国的人流中。他对自己的身份定位，看来主要不在用福音拯救“黑暗的东方灵魂”的拯救者，而在征服者和屠杀者这一面。他在《北京被围目击记》中写道：“惠志道牧师和怀丁牧师负责的教徒们继续要粮食，我为了他们的利益干了一点小小的抢劫。我听说在内城京师大学堂附近有一家被遗弃的粮店。我们到该处去发现藏有相当数量的小麦、玉米和其他粮食。于是我们把这些粮食搬装到好几辆骡车上，我们运走的粮食不少于二百蒲式耳。我高声叫喊店主，告诉他在把账单送到时，我会付还他全部粮款。但是惟一的答复是我自己的回声。……美国公理会在一处王府驻扎，都春圃牧师发现该处和附近一带房屋里有大量的皮货、绸缎和其他值钱的东西。他向军队和使馆做了广告，把这些物品搬出来公开拍卖。另一个雷思德牧师……买了四大箱皮货，打算运到纽约去转售。……我很荣幸在他们蒙受责难中我也有份，我承认自己与他们一样有罪，虽然我侵吞为我个人使用的惟一物品是一条羊毛毯。”


    不难看出，丁韪良根本没有遵守一个传教士的起码操守，他时而拿起枪弹，亲自参加对中国人民的屠杀，时而以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殖民领袖的身份，指导美国政府的殖民事业。说他是美国政府之太平洋战略的首创者之一，似乎也不算过誉。
http://library.crtvu.edu.cn/sfw/ReadNews.asp?NewsID=5270

yekai1227

光看题目吓我一跳

yangking

中日为谁而战？
中日为谁而战？——读史琐谈近代中日民族主义

■《先锋国家历史》雪儿简思（澳大利亚）


在近代民族主义发轫之际，中国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置身于看似极端荒谬的民族定位之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同胞？



日军宣传战：“恢复中华”

刻意挖掘、放大并激化满汉矛盾，是日本在甲午战争时的宣传策略之一。
1894年10月25日，日军未经战斗，轻取东北重镇九连城，驻守此处的清军，尽管有着并不逊色的武器装备，却早已闻风而逃。

根据日本官方的《日清战争实记》记载，九连城“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我王师，携来鸡和猪献给我军”，日本随军记者因此感慨：“‘东西旦夕相望，庶民子来’，古人之言，不欺我也。” （第十编）日本陆军大臣、亲自担任第一军司令长官的山县有朋，随即下令发出安民告示，免除当地百姓本年税款，“告示贴出以后，效果颇佳，逃避战乱的人陆续回家，其中甚至有人请求为日本军队效力。” （第九编）

日本第一军还约请了著名间谍学者、中国通宗方小太郎，拟制了一篇文采飞扬的告示《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将日军描绘成从黑暗的满清统治下拯救中国人民的解放者。这篇短短的告示，从满清“劫夺”明朝政权开始说起，“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随后，它对满清的内政外交、尤其是清廷在直接引发中日冲突的朝鲜问题上的作为进行了全面攻击，宣称“上天厌其德，下民倦其治”，所以满清一败再败，“盖满清氏之命运已尽，而天下与弃之因也”。告示说，日本“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号召中国人“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

类似这样的檄文，充斥了甲午战争期间的日军文告。刻意挖掘、放大并激化满汉矛盾，是日本在甲午战争时的宣传策略之一。日本对甲午战争的宣传有三类定位：一是将朝鲜问题转化为日本带领邻国进步，而中国却百般阻挠，这是“文明之战”，讲给西方人听的；二是将进军亚洲大陆描绘成为日本民族争取更大空间，这是“生存之战”，讲给日本人听的；三是将攻击中国本土涂抹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满色彩，这是“解放之战”，讲给中国人听的。

日本人“反满”的策略无疑是有效的。11月初，日军进攻大孤山，谍报说当地居民已四散逃亡，日军随即将一名原籍大孤山的清军俘虏孙某释放，要求这位“亲眼看到了大日本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战俘，回乡宣讲日军“恩德甚多”，“孙某感泣俯伏，谢恩而去”。随后，日军进入大孤山，孙某率家人和邻居们跪迎，说：“大王到来，愚民等焉能不归顺？” （第十三编）此类记载在洋洋五十卷《日清战争实记》中颇多出现。我们固然可以质疑其中的夸张成分，但即使晚至二战，在日军进攻河南的战役中，当地民众依然群起响应日军，而向平时残民以逞的“国军”发起攻击。

1895年3月，中日战事进入尾声，马关谈判刚刚开始，日本陆海军乘胜攻击台湾。根据宗方小太郎的随军日记记录，渔翁岛当地百姓派代表“前来哀求保护，因言语不通，故书‘仁义之师’与之”。次日，百姓代表再次前来，“哀求宽大施恩，垂怜拯救穷民流离之苦，称我为大明国大元帅云。”这样的记载，对今日的华人而言依然是相当震撼的：即使在荒远如此的小岛上，日本军队也被中国百姓当作“反清复明”的光复大军，足见日本的宣传攻势是何等地深入人心，也足见日本利用中国满汉民族矛盾的成功。

这一年稍晚，一群海外华人求见日本驻广州领事，要求日本人为他们在广州将要举行的暴动提供帮助，与远在东北、华北节节胜利的日军遥相呼应，遭到日本婉拒。暴动在没有日本人直接支持的情况下开展，遭到惨败。暴动的领袖事先得知了清廷即将镇压的消息，在最后关头滞留海外，没有进关，他的名字叫孙文，又称孙中山。在后来的电视剧中，一名叫陆浩东的暴动者，为了取回他设计的暴动旗帜，而在最后一刻被官军击毙，他披裹在身上的那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后来成为民国的国旗，只是，民国史家在叙述这段被称为“广州起义”的革命历史时，不再提及革命者与日本的亲密关系。

十三年后，1908年，日本军火走私船“二辰丸”（Tatsu Maru）号在澳门海面被大清水师截获，引发日本和葡萄牙当局激烈反弹，清廷无奈下被迫妥协，此事激起近代史上第一次民众自发的大规模抵制日货行为。同样的，后世史家在盛赞此类“革命”行动的同时，却矢口不提起因是日本为革命党走私军火。（二辰丸事件详见拙作《抵制日货：购买力筑就新长城》，本刊5月下）

在近代民族主义发轫之际，中国就这样再三地被置身于看似极端荒谬的民族定位之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同胞？

纵观世界史，似乎还没有别的民族在形成群体认知时，遭遇中国这样的尴尬处境：一方面是作为中华民族而与东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与占统治地位的满族之间的矛盾。

同文同种、并且认为自己比满清更能代表“中华”的日本，在它的军刀挥向东亚大陆的同时，它也掀起了大清帝国上下的纷繁复杂的民族主义潮流，多种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后世学者在研究二战中日本在华操纵当地人建立自治政权方面，惊讶地发现居然有无数的当地要人愿意与之合作,“遍地汉奸”，不得不承认日本在精神建构和政权合法性营造方面的成功之处。

yangking

国家主权：大梦谁先觉

在遭受西方列强欺凌方面，无论是历史长度还是创伤深度，中国都绝对超过日本，但却直到甲午战争被东亚小兄弟打趴下后，才开始形成民族主义。


尽管同样遭受了西方的侵略和压榨，但亚洲诸国中，日本是最早形成民族主义的。明治维新从某种程度来看，就是一场民族主义的复兴以及在民族主义推动下的变革。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依然处在并不亚于中国的内忧外患之中，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推动了两大国家战略的形成：一是与西方尽快解除不平等条约，二是向东方尽快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这两大战略都围绕着摆脱“落后就要挨打”的处境。

吊诡的是，日本的民族主义，得以早于中国形成，首先得益于其持续了两个半世纪的锁国，这令日本国内的族群文化拥有了相当高的“同质性”。幕府为了控制各地的大名，而将他们及家属都搬迁到江户（东京），这在客观上大大推动了日本国内各藩之间的融合。同样锁国，中国却因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难以形成如日本那样的国家认同感，依旧是马克思所谓的一大袋“马铃薯”，袋口一松就散落了。

与“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中国不同，日本的天皇世系已经拥有了漫长的历史，尽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权旁落，仅被当作傀儡，但天皇的“万世一系”成为民族主义最好的象征物和凝聚力所在。

在遭受西方列强欺凌方面，无论是历史长度还是创伤深度，中国都绝对超过日本，但却直到甲午战争被东亚小兄弟打趴下后，才开始形成民族主义。

民初的著名思想家、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曾在1904年《说国家》一文中回忆说:“我十年以前, 在家里读书的时候, 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 也不过是念念文章, 想骗几层功名, 光耀门楣罢了, 哪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 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到了甲午年, 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 又听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 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 世界上的人, 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 此疆彼界, 各不相下。我们中国, 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 我也是中国之一人。我生长到二十多岁, 才知道有个国家, 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 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并非没有爱国的天性，之所以不知爱国,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是国，“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新民说》）

正如同日本要和满清争夺“中华”的称号一样，“中华之名词, 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 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 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 无论同姓之鲁卫, 异姓之齐宋, 非种之楚越, 中国可以退为夷狄, 夷狄可以进为中国, 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章太炎:《中华民国解》）西周晚期开始,“夷狄”与“华夏”的分野已然清晰，并非在于人种学，而是在于“礼”——文化和道德，“诸夏用夷礼则夷之, 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在这种观念下,中国便成为天下，中外关系也成为天朝与蛮夷、发达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代名词。

中国的历史，在明末大儒顾炎武看来，从来只“亡国”而不“亡天下”。在他眼中，“易姓改号谓之亡国”,这与一般民众无关，“保国者, 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谓之亡天下”，“保天下者, 匹夫之贱, 与有责焉”；只有懂得“保天下”才能懂得“保其国”。（《日知录》, 卷十三,“正始”条）。 这种将文明优先于政权的普遍认识，成为中国虽时常沦陷于敌国之手，而照样以坚韧的文化同化侵略者的力量源泉，同时也成为入侵者分化瓦解抵抗力量、“识事务者”为自己的不抵抗寻找理由的最佳借口。正如甲午战争中日军另一份文告宣称的：“三皇治世，五帝为君，推贤让能，皆揖让而有天下；柔远亲迩，以仁义而待闾阎。诚谓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也。我兵将西征，始为天下来耳。”字里行间与中华文化丝丝入扣，吃准了中国人的心理，这与满清入关后尊崇孔子、拜祭孝陵（朱元璋墓）从而有效化解了汉人的抵抗意识，有异曲同工之效。

在这样的“天下”观念下，中国主权概念的形成便比日本要滞后许多，对西方的防范更多地是在文化层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咸丰皇帝率众狼狈出逃，在英法拟订的善后条款中，他对外国使节长驻北京所表现出的愤怒，远甚于割地赔款，这种将“面子”看得比“里子”更重的做法，恰恰正是理解中国民族主义何以在频繁的列强侵略下仍难以发育的关键。只要东亚社会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没有被彻底打破，中华帝国依然可以拥有天朝的感觉，到了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无论朝堂之上还是报章之中，都充满对“蕞尔倭国”的蔑视，而只有当日本彻底打败了大清，东亚朝贡体系无论是“里子”还是“面子”都被撕开，中国人才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惊，开始了“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梁启超语）。

相比较中国拘泥于幻象中的“中华天朝”，日本人并无此类历史包袱。在明治维新后，他们便直接将主权诉求作为国家首要目标，对西方要争取尽快废止不平等条约，对东方则要尽快进行“拓殖”。当中国还对主权懵懂之时，日本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国家的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概念，并将利益线定位在朝鲜。军事之外，日本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甚至大声呼喊：“当今立国，不能只靠武力，钱也非常重要。钱为武之本，当此之时，应大力崇尚金钱，把日本变成金钱国家，迫在眉睫。”（《使日本成为金钱之国的办法》）“我辈不要责难人欲，限制人欲，只有人欲才是文明开化元素。其欲越多，心之动亦越多；其欲越大，其志亦越大。”（《寄希望与后进生》）这样毫无掩饰的呐喊，其对民众的唤醒作用，是相当强大的。三十年前的中国改革开放，其实质上亦无非是解放人欲而已。

在这样的强力动员下，日本的民族主义迅速形成，山县有朋在阐述“利益线”时，就明确说保护利益线一靠军备，二靠教育，“国之强弱根于国民忠爱之风气，国民爱恋父母之邦，如无以死固守之念，虽有公私法律，国将一日无存。国民爱国之念，只有通过教育得以养成，如此，使其成兵时即为勇士，当官时即为纯良之吏。”

甲午战争后，日本思想家幸德秋水还在痛心疾首地呼吁：“大概我国政界的腐败、经济的不安，以及德教的颓废日甚一日，这些都足以使国家趋于危亡之运，而我国民的麻木不仁却几乎到了极点”，“呜呼！国民若不及早从其昏睡之境觉醒，我国家之前途奈何？”（《国民的麻木》）而此时的中国，也开始逐渐从昏睡之境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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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民族：为谁而战

受日本启发而形成的“中华民族”一词，最后成了召唤抗日的旗帜；被日军铁蹄激发出来的中国民族主义，最终选择了将日本作为最主要的抗争对象。


民族主义出现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或曰公民的主权观念。

著名诗人哥德在德国统一前，曾说:“我们全都支持腓特烈大帝, 但普鲁士与我们何干。”（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欧洲的民族主义，是在推翻了神权和王权，民族利益取代了王朝利益，民族国家取代了王朝国家后才出现的。国家的统治者不再被等同于国家, 而不过是国家的临时首脑，民族国家成为公民的最高效忠目标。美国著名学者汉斯?库恩（Hans Kohn）指出：“没有人民主权观念作为先导，民族主义是不可想象的”。（《美国的民族主义》）

日本比中国更早形成民族主义，也正在于其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基本解决了国家是全民的这一基本政治命题，和最根本的政治改革。

尽管明治维新本身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但天皇的权力根基却是不稳固的，难以形成如中国皇帝那般的“朕即天下”。为了巩固政权，天皇也需要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而民族主义便成为外可对抗西方强权、内可树立天皇“新权威”的重要途径。为此，天皇必须向诸侯乃至社会公众让渡部分权利，而这种让渡本身恰恰与近代的君主立宪制相吻合。

在作为明治维新发端的《五条誓文》（1868年）中，几乎都是关于权利的共享：

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官武一途以致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

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这五条誓言，不仅大大地解放了思想，为维新改革奠定了法理基础，实质上也是一场相当彻底的自我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看到，此时远比日本强大的大清，一直到了王朝末日都难以痛快地向民众进行类似的政治宣示，惶论真正让权。

天皇的“买卖”十分合算，他向公众让渡了本被幕府攫取的权力，换取了全民的效忠，以及“万世一系”的皇室在国家政治生活的牢固地位，并推动了和国家在体制和精神层面上的双重解放。与此类似，明治天皇也开放了舆论，报刊迅速成为对政府的强大监督力量甚至是反对力量，被称为“第四种力量”（参考拙作《日本满清 谁是“中华”——甲午中日国家形象战》，本刊6月上），天皇同样用新闻自由换取民心和民智，并在国际上树立了开明的新形象。

而在中国，甲午战争后民族主义开始发轫，戊戌变法的本意是想推行一场中国式的明治维新，但势禁形格，却酿成一场流血政变，并最后导致中国新生的民族主义走向以义和团为代表的另一保守、顽固的极端。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很根本的一条，就是既得利益者没有开放权力的诚意，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满清这一极端落后的“部族政治”，为了维持其小团体的利益，而死死抱住旧制，直到被强力推翻。

陈独秀曾在《爱国心与自觉心》（1914年）一文中，深刻地阐述了爱国的前提是“国家要先可爱”，只有以民权为归依的国家, 才能够真正赢得国民的认同感, 国家先须求“好”，方能图“强”。他说，“近世欧美人之视国家也, 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 人民权利, 载之宪章。犬马民众以奉一人, 虽有健者莫敢出此。……土地、人民、主权者, 成立国家之形式耳。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 其目的在保障权利, 共谋幸福, 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所以, 要树立“爱国精神”，首先要有“立国精神”。陈独秀说：“爱国者何? 爱其惟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 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 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国家如不能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其国也存之无所荣, 亡之无所惜”，他尖锐地认为当时的中国“外无以御侮, 内无以保民, 不独无以保民, 且适以残民, 朝野同科, 人民绝望”，不爱也罢。

这些振聋发聩的论点，虽然未必能被很多人（包括今人）认同，却在其后的近百年来，如同魔咒一般笼罩着历来的当政者，令他们在利用“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动员民众时，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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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除鞑虏与五族共和

相比日本作为单一民族国家，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呱呱落地的时候，就面临一个先天的难题：满汉之分。对待满汉关系问题上的不同见解，成为革命派与维新派激烈论争的主题，也成为大清精英社会进一步“撕裂”乃至“内讧”的原因。

满清入关，定鼎中原，尽管经过历代帝皇的精心调理，满汉深层矛盾还是难以解决，这其实牵涉到最关键的政权基础问题。满清既决心将政权牢牢抓在部族手中，则汉民族的沦陷感便难免被一次次地激发出来，作为反抗暴政、乃至只是作为野心家的旗号而已。清史上的历次动乱，几乎无一不是打着“反满”的旗号，无疑，当时的“反满”与日后的“抗日”，在“政治正确”方面不相上下。受甲午战争战败刺激，中国的民族主义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是性情各异的“双胞胎”。一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君宪民族主义，“尊王不攘夷”（不排满不排外），以君主立宪为基本诉求；二是以孙中山和同盟会激进派为代表的共和民族主义，尊洋攘“夷”（崇美排满），以民主共和为目标。有学者另将以章太炎、黄节、邓实、刘师培等国粹派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分列出来，认为他们尊夏攘“夷”（排满崇汉）、以汇通中西文化、保存国粹、建构国魂为追求（单正平：《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

无论如何划分流派，中国民族主义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对满清如何定位。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是坚定地“排满”者，不仅将“驱除靼虏、恢复中华”写进了党纲，更是进行了多次对满清权贵的刺杀。革命派将排满作为号召，不仅是其理念使然，也是现实政治的技巧考量。当时的中国百弊丛生，要一一清理，相当费事，而将所有问题都一骨脑儿归结到作为“靼虏”的满清的统治合法性上，无疑在政治动员上既简捷又有效。当然，后来也证明，驱除靼虏后，中国的问题似乎一样也没少。除了诉诸民族主义的政治动员效力外，“排满”也有效地遮蔽了对中央政权进行反叛和抗争这一更为本质的诉求；对支持“中国革命”的国际势力来说，支持“排满”也有效地遮蔽了他们对中国利权的实质侵夺，这从近年被学界披露并逐渐被接受的孙中山对日秘密协定等事件，均能窥见其斑。

国际关系的本质就是利益，国际社会的本质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原则，国与国之间就是不择手段。当这样的国际关系遭遇到同样不择手段的革命时，中国的民族主义表现便给后世的官方史家增加了许多解说的难度，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沉默是金，不提那些复杂的细节。

革命党的民族主义，诉诸历史上惯用的大汉族情结，以简捷、直接、激烈、着重于破坏的“愤青”形象出现。而梁启超和杨度等所谓立宪人士，就没有这么洒脱，毕竟他们着重于“立”而非“破”，因此，不得不在复杂的现实政治纠葛中，殚精竭虑地思考同样复杂的民族关系。正是在这个时候，欧洲的现代民族主义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广泛地传播，并最终推动了革命派将狭隘的、在革命过程中十分有效的“驱除靼虏”口号，转变为更宽容的、在革命胜利后的建设过程中更为现实的“五族共和”。

梁启超将瑞士著名法学家布伦奇利(Johann Kaspar Bluntschli,梁译为伯伦知理) 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来时, 创新地提出了“大民族主义”概念。他说: “吾中国言民族者, 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 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 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 组成一大民族。”随后，由此他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认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 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而“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 “非合种不能与他种敌”。（《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梁启超的理论，成为民国肇始后最终实现民族和解的基础。

但在“驱除靼虏”与“五族共和”的两种民族主义争论中，日本的民族主义却变得更为激进，最后与中国的民族主义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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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尾的尊严

中日两国民族主义的互动，是一个充满了吊诡的过程。

先是西方的入侵刺激了日本民族主义，而中国依然蒙头酣睡；随后，是日本在民族主义激励下，发动了甲午战争，一下子惊醒了中国。

在甲午战争刚起的时候，西方媒体都轻蔑地将这场黄种人的内战称为“猪尾之战”，大清臣民脑后的那条“猪尾巴”成为整个黄种人的象征。而有意思的是，“猪尾之战”却最终激发起了“猪尾”的尊严，甲午战争失败后，惊醒的中国民族主义并没有把矛头指向日本，相反，倒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合流，中日联盟、黄种人联合对抗西方的“大亚洲主义”为两国官方和民间都营造了前所未有的亲密气氛。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是少数敏锐地洞察到东方民族主义力量的西方政治家之一，他认为日本战胜中国，对西方来说或许是梦魇的开始：在一个西化的日本的领导下，中国巨大的潜力将被激发出来，中日合流的“黄祸”将在成吉思汗之后再度横扫世界。

日本成为中国民族主义亲善的对象，这在国际关系史、在曾经敌对的两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中，都是罕见的现象。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中国虽然宣称中立，但从官方到民间都充满了“联日拒俄”的呼声，旅日学生甚至组织抗俄义勇队，回国配合日军作战。日军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以“长白侠士”、“辽海义民”之类名义撰写檄文，在东北秘密张贴散发，号召民众助日抗俄。日军参谋本部更是派遣曾做过北洋军教官的大佐青木宣纯，以使馆副武官的身份紧急来华，与袁世凯面商日中联合组织情报机构和招募东北“马贼”等事宜。袁当时从北洋军中挑选数十名毕业于测绘学堂等军事学校的精干士官，与日军组成了联合侦探队。这其中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秀才丘八”吴佩孚。镇守“中立区”的直隶提督马玉崑是甲午战争中的抗日英雄，此时也全面配合日军，为日军的敌后游击队“特别任务班”提供了大量军火和经费，特别任务班成员甚至能在危急时遁入清军兵营获得庇护。马还曾经秘密协助日军招募马贼，组建所谓的“正义军”，直到后来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政府对此进行公开表彰和纪念才揭密。孙中山和秋瑾等，听到日军的捷报都欢呼雀跃，鉴湖女侠还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句：“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讴歌日军。

在抚平甲午之战创痛的过程中，中国民族主义向两个方向彰显了力量：一是学习日本开展更为彻底的变法，另一个则是对所有的“洋务”进行极端的抵制。当戊戌变法终于失败后，后一种民族主义便开始主宰中国，并最终发展为逢洋必反的义和团运动，在给予国内改革力量以沉重打击的同时，也招来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八国联合军事干涉。在满清贵族幕后主导的义和团式的“大民族主义”失利后，满清便再也无力控制以排满为号召的“小民族主义”。而满清部族内的“微民族主义”却在不择时机地蠢蠢欲动，随着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离奇的同时死亡后，以改革标榜的新政府，前所未有地由纯满人组成了内阁，颟顸的贵族们愚蠢地将自己的民族特性，放到了光天化日下成为众矢之的，加速了汉人的离心倾向和王朝的崩溃。

在满清逐渐死去的呻吟声中，日本在越来越自大的民族主义激励下，看到了自己取代满清入主中原的机会，中日冲突成为两国民族主义最主要的战场。受到日本启发而形成的“中华民族”一词，最后成了召唤抗日的旗帜；被日军的铁蹄激发出来的中国民族主义，最终选择了将日本作为最主要的抗争对象，至今依然。这或许也正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宿命所在？ H
http://news.qq.com/a/20080731/000730_1.htm

当年笑帅

文章转得好，但是目光太过狭隘，本帅有时间专门会来谈谈真正的本质原因

watannuo

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先驱也都是那个年代的啊

ahyfy

历史的相似

hawkkiller

太吓人了吧

净面尊者

现在已经到了全民腐败的时期

avava

應該是。

luster

日本人当初怎么不先把自己变成中国的一部份然后再去统一中国呢！这样就容易多了。文化不尽相同很难去通过战争的手段让对手屈服，当今的美国在阿富汉在伊拉克等等就是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