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索瓦＠佘敷华：中国面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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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是这样：

无我亦无你，无你亦无我！”

对中国，现在就该说这句话。……越来越狭小的一个星球将我们包围，并将他们与我们紧靠在一起，每一方却相互干出的荒谬行为中越来越强硬，互不交流——矛盾冲突一直转移到非洲。……所以用“中国人眼光看欧洲”，等于将四分五裂的、相互对立（战国、南北朝、军阀割据）的俄国人、法国人、美国人（一省或一区域的人口）和政治制度各（宗教、人种等方面）异的其他各国公民置于一炉，而不是在一些细微差别上纠缠……这个“欧洲”、 “西方”、“西域”的范围至少从乌拉尔山脉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指印第安人、黑人以外的美洲）！

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空间。1775年，乾隆皇帝制服四川省的苗族部落以后，又同时在别处实现了中国的千年纲领：将蒙古、西藏与东土耳其斯坦归并，从而完成了内部的殖民过程。（从藩国到自治区到亚非拉联盟，是不同于西欧在亚非拉的种族清洗瘟疫的）当时的中华帝国疆土从北到南，从东向西扩展到四千公里以上……如果步行或骑马，这种距离可能就显得茫茫无尽头了。可是当时的北京朝廷却按时收到最偏远的各省以及藩属国的报告及贡品。在这疆土规模之上，让我们再加上人口的总数及密度来看看。（8世纪时中国京城长安有人口二百万，在罗马帝国鼎盛期罗马有人口一百万）。

清朝皇帝自1644年登基，将外来的贵族阶层强加在人民头上……但是满洲恰恰是随着这一王朝而成了中国的一省，此外，新政权完全按照老办法行事，并未作很大更改（八旗议政的内部民主）。……1850年，“长毛”起义军首领洪秀全举起造反的大旗，暴动逐步由广西扩展到湖南，继而扩展到整个长江流域、直隶、山东，内战泛滥十五年之久。可是，对这一结果，欧洲是直接出了力的（列强并没有起义军的拜上“帝”而放弃殖民，也没有因为孙中山的民主而放弃支持独裁的袁世凯复辟“帝”制，以至于珍珠港事件前后的美国军售，那是以是否利于宰割为上“帝”的丛林法则）

让我们设想一下二百年前“欧洲”特别是法国革命的征兆开始出现时的情景：假如欧洲已渐渐为伊斯兰所征服（西班牙作为阿拉伯人的“安达卢西亚” 行省，西突厥的奥斯曼帝国），然后，突然受到进攻并被打败，其重要港口为活跃的柏柏尔商人所占据和管理，难么革命岂不也会采取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这反向的体现在其在亚非拉的殖民暴政上）难道只会谈论什么自由和人权？难道法国和“欧洲”在当时或晚些时候，不会追索其存在的深远源头，在政治和社会改革之外，经过类似的挣扎，去发现各民族以及自身文明的真正本质。当今的中国很明显地表现出双重的愿望，即实现内部安定，控制或吸收外来影响。

中国从未被征服过，或者说，中国总是使其征服者就范。（抗战后放归了数百万日本战俘，也不像印度以英语为官方语言）人们常说的半殖民地，那是商业体系、“不平等条约”、港口“租界”而言。……如果说列强在其政治扩张鼎盛时期不得不借助于这些别出心裁的手段打进中国，这不仅因为它们之间的竞争激烈（军阀财团），而且更因为他们的事业遇到了特殊性质的障碍。必须有特洛伊木马才能进入已陷入重围的帝国（协约国之于汪伪政权，同盟国之于蒋宋政府）。今日之中国把凡是取自外部的东西，都拆卸下来，并按自己的方式重新组装，正如往昔罗马人将中国丝绸撕碎，为台伯河两岸的风雅女郎重新织成薄纱。

与“欧洲”一样，中国的各种口头语言——人称之为方言多种多样，但中国拥有一个各民族共用的工具，即他们的书面语言，这是统一的强大因素，与我们中世纪时期的拉丁语情形相似。（东北亚及东南亚甚至海外亚裔普遍存在的文化共同体）中国既是世界性的文明中心，同时又是一个国家。这两点结合在一起的后果便是：中国所处的地位不仅仅会产生对外政策上的问题，而且要求双向适应。中国在变化，世界也要发生变化。……18世纪时，中华帝国的威严、组织机构、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光辉普照，直至欧洲，从这个帝国借鉴来的东方思想，通过我们的哲学家中介，大大地促进了绝对君主制的瓦解。在将生活水平拉平的浪潮面前，中国和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在进行一场本能的战斗，其根本目的在于拯救某些有价值的东西。

《最后的能源危机：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人造系统带来的大量二氧化碳、氮、磷、硫以及其他废弃物危害到自然生态系统的其他部分（空间不断缩小）发挥服务功能。可悲的是在我们这个垃圾遍地的工业化社会，面对物理以及化学反映的交相侵袭，自然生态系统是唯一能让我们免于被埋葬、被闷杀、被焚化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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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摘自〈中国面向世界:中法友谊的历史文化见证 〉
的第二部分序言及第一章
（）里是我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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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学家汤因比预言：中国文明将统一世界  


1973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汤因比与日本宗教和文化界著名人士、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关于人类社会和当代世界问题的谈话，《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先后出版过英文、日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等多种文本。以下文字为池田大作为《展望二十一世纪》中文版出版20周年而作。
　　　 汤因比博士已去世30年（1889-1975年）此刻，感慨萦怀，想起和晚年的博士在他伦敦那整洁的住宅里交谈的那些黄金般的日子。如果他还健在，该多么高兴啊。对谈开始，眼镜后面总是面带微笑的博士的目光严肃起来，说：“开始吧，为了21世纪的人类，让我们交谈下去！” 那是1972年，熏风吹拂、鲜花绽放的5月。博士83岁，浑身充满了沉静的热情，和44岁的我坦诚相对。　 谈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恰好电视播报在英国召开首脑会议的新闻。博士看着，悠然说了一句话，至今在我胸中震响――
　　　 “可能我们的对话不惹人注意，但是将永远留存下去。”　 那时我倡议“日中邦交正常化”已4年。 在东西冷战的旋涡中，各种既成势力对我的倡言施加压迫。然而，为了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中国和日本非缔结友好不可，这就是我的信念。
　　　 汤因比博士非常了解我的这种行动。 他露出慈父般的微笑，说：“因信念而遭受无端的责难是一种荣誉。浅薄的指责跟本质毫无关系。我们还是谈本质问题吧。”　 我们谈论的本质问题很广泛，概括起来，就是探究“何谓人”“何谓社会”以及“何谓生命与宇宙的本质”。这就汇集成了《展望二十一世纪》这本书。
博士用他那无以伦比的文明史巨眼俯瞰在薄薄覆盖地球这颗行星的“生物圈”中展开的人类史，遥望未来。 博士集毕生学术之大成所说的警世词句须臾不离我耳畔。　　 对于哲学告缺、迷失方向的现代世界，那些珠玑话语今天也深刻提示着根本价值观，即“为了创造新地球文明需要什么”，“为了可持续的繁荣，人类应该怎样生存”
　对谈跨越了两年，总计10天，长达40个小时。　 我曾问：“如果再生为人，博士愿意生在哪个国家，做什么工作？”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生为中国人，我想自己可以做到某种有价值的工作。”
　　　 在广大地域多民族融合、协调，一贯保持一个文明，对中国的这种悠久历史博士刮目相看。他还清晰论述了中华文明精神遗产的优秀资质，预言今后中国是融合全人类的重要核心。
　我本人曾10次访问贵国，深深感受到中国传统的优质顺应社会变化、切合时代而改变形态，绵绵搏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验性尝试，香港、澳门的历史性回归等，导向成功的动力当中也生动呈现“中华思想的优质”。　　 现在，贵国所切实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也是有汤因比博士从贵国发现的“罕见的政治、文化性统一的技术与经验”作后盾的21世纪的先驱性行动。
　　　 博士一语道破，防止人类集体自杀的唯一道路在于如何能形成人类的和平融合。在这一意义上，正如博士所预见的，贵国培育的“融合与协调的智慧”给人类前途以无限的启示和触发。　　　
对于我前面的提问，汤因比博士还回答：“我将来生在中国，要是在那未来的时代世界还没有融合起来，我就要致力于使它融合。假如世界已经融合，那我就努力把世界从以物质为中心转向以精神为中心。” 人类和平融合与精神文化复兴，这也是博士托付给我的文明课题。博士为此而提出的方法就是“对话”。
以下为书中〈中国与世界〉一节的内容（节选）：
　
　　　 池　 田　　 博士说过“作为将来的一种可能，中国也许会统治全世界 而使其殖民地化”。这有什么根据呢？现在还有这种可能性吗？
　　　 我的想法是，与其说中国人是有对外推行征服主义野心的民族，不如 说是在本质上希望本国和平与安泰的稳健主义者。实际上，只要不首先侵 犯中国，中国是从不先发制人的。近代以来，鸦片战争、中日战争、朝鲜 战争以及迄今和中国有关的战争，无论哪一次都可以叫作自卫战争。
　　　 博士说，中国人的秉性，进入近代以来，已由世界主义变成民族主 义。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然而我认为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是侵略主 义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是对鸦片战争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侵略势 力，作出的不得已的反应。这样说更好一些。我想所谓民族主义是对外反 应的一个方面，基本上还是大力推行着世界主义、中华主义。以前中国采 取孤立的外交姿态，一方面可能是为了革命后需要整顿内部；另一方面是 所谓中国即世界这种高傲的传统主义的表现。
　　　 汤因比　　 对于中国的状况，我基本赞成您刚才的分析。对过去的中 国，拿破仑曾说，“不要唤醒酣睡的巨人”。英国人打败了拿破仑，马上 就发动了鸦片战争，使中国觉醒了。
　　　 一八三九年即鸦片战争爆发以来，您说和中国有关的战争完全是自卫 战争，这是完全对的。然而按中国人的解释，自卫的意义也包含着想恢复 清朝的鼎盛时期--即乾隆皇帝统治的后半期--中国所达到的国界。
　　　 中国围绕喜马拉雅高原上很小的一块领土就跟印度关系决裂。这个地 区本身对中国没有什么价值，战略上也没什么意义。尽管如此，我推测对 中国来说，这个地区是有某种象征意义的。因为印度主张的国界是在中国 衰微、无力争辩的时期由英国决定的。
　　　 现在没有任何征兆表明中国要越过一七九九年即乾隆皇帝逝世当年的 国界进行扩张。实际上，在阿穆尔河沿岸，最近虽跟苏联发生了冲突，但 一点也看不出中国要认真考虑恢复阿穆尔河右岸和乌苏里江右岸的广大地 区。这一地区是从一八五八年到一八六一年期间，中国被迫割让给俄国 的。但是那里居民的中国色彩，无论当时或现在都是微乎其微的。
　　　 然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出现了一些以前中国历史上 没有过的新东西。一八三九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在占世界一半的东亚是 名副其实的“中华王国”。虽说只有日本在政治上没有从属于中国，但周 围所有国家，也包括日本在内，都在吸取中国文明。从这个意义上可以 说，中国是统治着“天下万物”。
　　
　　　 池　 田　　 想一想国际社会中的中国立场，以前那样推迟恢复北京政 府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硬使中国陷于孤立，责任完全在以美国为首的自由 主义国家。让中国本身负此责任是没有道理的。
　　　 不管哪个国家多少都有这种倾向，特别是中国，对自己接受席位的性 质极为敏感。由于战后四分之一世纪里遭受到不合理的对待，所以对新获 得的席位是否正当地评价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是极为重视这一原则 的。
　　　 总而言之，中国大概对作为西欧化结果的美苏两大强国统治世界，感 到难以忍受。当然法国或者英国对此大概也抱有强烈的反感。然而这些国 家似乎能够顺应现实，采取妥协性外交上的灵活策略。比起这种妥协来， 中国似乎坚持原则的色彩更为强烈。
　　　 我们从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时表现的态度上也能看到，如果不安排好 符合这一原则的席位，中国可能宁作国际社会的孤儿。他们有决心一直等 到获得正当的评价为止。尽管如此，随着中国回到国际社会中来，今天对 全世界的动向将会产生很大影响。
　　　 汤因比　　 中国今后在地球人类社会中将要起什么作用呢？由于西欧 各民族势力的扩张和暂时的统治所形成的地球人类社会，已经摆脱了这种 统治力量，今后仍会按现在的状况继续存在下去。在最近新形成的地球人 类社会中，中国仅仅就停留于三大国、五大国或者更多的强国之一员的地 位吗？或者成为全世界的“中华王国”，才是今后中国所肩负的使命呢？　
　　　 因此按我的设想，全人类发展到形成单一社会之时，可能就是实现世 界统一之日。在原子能时代的今天，这种统一靠武力征服--过去把地球上 的广大部分统一起来的传统方法--已经难以作到。同时，我所预见的和平 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我预感到 这个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
　　　 由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组成的东亚，拥有众多的人口。这些民族 的活力、勤奋、勇气、聪明，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毫无逊色。无论从地理 上看，从具有中国文化和佛教这一共同遗产来看，他们都是联结在一条纽 带上的。并且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 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 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中 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 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其理由就在这里。
　　　 如果我的推测没有错误，估计世界的统一将在和平中实现。这正是原 子能时代唯一可行的道路。但是，虽说是中华民族，也并不是在任何时代 都是和平的。战国时代和古代希腊以及近代欧洲一样，也有过分裂和抗 争。然而到汉朝以后，就放弃了战国时代的好战精神。汉朝的开国皇帝刘 邦重新完成中国的统一是远在纪元前二0二年。在这以前，秦始皇的政治 统一是靠武力完成的。因此在他死后出现了地方的国家主义复辟这样的反 动。汉朝刘邦把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平衡，从地方分权主义持久地引向了 世界主义。和秦始皇带有蛊惑和专制性的言行相反，他巧妙地运用处世才 能完成了这项事业。
　　　 将来统一世界的人，就要像中国这位第二个取得更大成功的统一者一 样，要具有世界主义思想。同时也要有达到最终目的所需的干练才能。世 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 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不是在半个旧大陆， 而是在人们能够居住或交往的整个地球，必定要实现统一的未来政治家的 原始楷模是汉朝的刘邦。这样的政治家是中国人？日本人？还是越南人？ 或者朝鲜人？
　　　 池　 田　　 从两千年来保持统一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有资格成为实 现统一世界的新主轴。您这一说法，在考虑今后世界问题时，具有极为重 要的启示。汉高祖刘邦对中国的重新统一，作为历史功绩是应该给以高度 评价的。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刘邦的成功，大概不能不说是因为有他的前任秦 始皇的错误教训。就是说，秦始皇的确在确立长期统治体制上失败了，但 是由于秦始皇用强权把在法律和习惯上地区各异的分散的中国统一起来， 这就使刘邦确立统一的政权成为可能。没有秦始皇，这一任务要由刘邦自 己去完成，那时刘邦的角色也许就要由别人扮演。
　　　 不论怎样，中国也是用强大武力完成统一的。后来，虽也有由儒教的 伦理和天子这种理念上的象征来维持统一的一面，但中央政府掌握的军事 力量一旦削弱时，国内就曾几次陷于分裂危机。
　　　 因此，我想说的是，今后世界统一应走的方向，不是像中国那样采取 中央集权的作法，可能是要采取各国以平等的立场和资格进行协商这种联 合的方式。从这种意义上说，与其说哪里是中心，不如说哪里表现出先锋 模范作用。我个人认为欧洲共同体的尝试，大概能成为这样的一个楷模。 即或需要时间，我希望还是一定要促其成功，成为全世界的楷模。
　
　　汤因比曾在1929年11月16日，从当时日本的殖民地朝鲜进入中国东北，并在北京逗留了半个多月，然后赴上海。汤因比在南方感触较多的是中国的革命，如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等，但他似乎只认同改良，对革命造成的恐怖与毁灭心有余悸。他并不喜欢上海，虽然英国当时在上海有着很大的利益。在南京他有机会接触国民政府里的高层，但看不惯这些官僚“蔑视过去、鼓吹当前、迷信未来”的嘴脸。他指出：“在相互对立的政府、党派、军阀的争夺中，最终获胜的那一方并非因为用武力取得了统一，而是因为赋予了人民其内心深处最想要得到的那些东西。”汤因比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寄予了同情，对把人民作为愚弄工具的南京政府及其执政党非常失望。
　　汤因比作为致力于文明史的“总体历史学家”，很重视把中国及其文明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他不仅对比了中日，还非常罕见地把1923年建立的土耳其与1928年恢复统一的中国进行了对比，得出结论是：“目前，土耳其人与中国人似乎交换了彼此的传统角色――土耳其人在学文化，而中国人在相互厮杀。”关于中日，汤因比说在民族性格上，日本人更尊重现在与过去之间的连续性，而中国人对历史遗迹一般采取漠然甚至恶意的态度。他说在北京听到一些曾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国人居然喊出“砸烂旧北京”的口号，认为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一些旧都城已无多少荣光留存的根本原因了，对此他表示“痛心疾首”。
汤因比在中国之旅30余年后最终完成的《历史研究》有多处谈到中国历史与文明，在“中华文明停滞论”尚甚嚣尘上之时，他却特别关注中国文明向现代化或如他所称“西化”的转型，这与他此次中国之行的印象应有较大关系。60年代，曾有日本学者问他若时光可以倒流，他愿意出生于何时何地，汤回答说：“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愿意在公元元年出生在欧亚大陆交汇点。那时古埃及文明、欧洲文明与亚洲文明在这一区域汇聚并扩散全球。”
在《历史研究》一书中，他说，西方文明在创造惊人的物质财富时，却因其不可遏止的活力与破坏性，将整个人类社会绑上了高速行驶的列车，固有资源的消失或减少，使人类进入了充满矛盾和焦躁的半荒漠时代。在现代世界，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充满了极大的不稳定性。没有人会否定，这种状况越来越糟糕。　　 而中国文化，以其几千年来大一统社会，而其文明和社会却以其固有的稳定性，被汤因比，这个人们冠以“智者”的当代伟大历史学家，视为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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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石先生惠鉴：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欣佩无既。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励，虽顽寇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之无穷。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一方面将更加困难，然一方面必更加进步。必须实行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须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吾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候为重要，惟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人进攻，准备战争反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既托恩来面陈。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间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逐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专此布臆，敬祝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敬礼。毛泽东谨启。民国20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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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东西文化的互补关系
□季羡林
　　核心观点

　　●文化、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不能说世界上的文化是一民族创造的，文化的产生不是一元的，不能说一个地方产生文化。一个民族自己创造文化，并不断发展，成为传统文化，这就是文化的民族性。一个民族创造了文化，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它又必然接受别的民族文化，要进行文化交流，这就是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与时代性有矛盾，但又统一，缺一不可。

　　●希腊文化延续发展为西方文化，欧美都属于西方文化的范畴，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构成了东方文化。而思维模式是一切文化的基础，思维模式的不同，是不同文化体系的根本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西方的思维模式则是分析的。从历史上来看，这两大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在处理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应该注意大胆“拿来”，把一切外国的好东西统统拿来，物质的好东西要拿来，精神的好东西也要拿来。应该特别强调，我们要拿来的是第三个层次里的东西，属于心的东西，即指的是值价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民族性格，等等。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有精华，也有糟粕。对于其中的糟粕，一定要批判，要抛弃；对于精华，要继承，要发展。


　　最近一些年来，我一改过去不喜欢义理的习惯，开始喜欢起义理来。我先后发表了一些理论文章，阐述我对中国和东方传统文化的态度。这些文章的中心主题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认为以分析思维见长的西方文化已经走到穷途末路，现在需要改弦更张，吸收东方文化的优点；东方文化在近代以来落后了，但因为它采取的是以综合思维见长的思维方式，正可以弥补西方文化之不足，可以挽救西方因对大自然穷追猛打而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臭氧空洞等危机。此论一出，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反对者中有人把我归入新文化保守主义。反对者实际上是对此论误解所致。为了避免误解，现在我来换个说法，叫做“东西文化互补论”。

　　 一、立论的基础：“文化交流论”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论和“东西文化互补论”，是我对东西方文化的一种论断。我立论的基础是文化交流论。

　　所谓文化就是包括人类通过自己的劳动，这劳动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所创造的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有积极意义的东西。或者说，凡人类在历史上所创造的精神、物质两个方面，并对人类有用的东西，就叫“文化”。文化与文明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文明指的是从一个野蛮状态，随着社会的进步往前发展，人类的智慧增加了，这叫“文明”。文化就是人类力量的往前进一步发展，人类社会中的艺术、科学等的智力的发展。文明是对野蛮而言，文化是对愚昧而言。这两个词，有时候能通用，如“东方文化史”也可以叫“东方文明史”；但有时候不能通用，如“文明礼貌”不能说“文化礼貌”；“学文化”不能说“学文明”。“文明”的对立面是“野蛮”，“文化”的对立面是“愚昧”。但“野蛮”和“愚昧”又有联系，“野蛮”中“愚昧”成分居多，也有不愚昧的“野蛮”。学文化是因为过去没有文化，学了文化把“愚昧”去掉了。讲文明礼貌是过去不文明，有一些野蛮。提倡文明礼貌，把“野蛮”的成分去掉了。

　　庞朴先生在《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即认为文化可以包括人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为满足这些方式所创造的事事物物，以及基于这些方式所形成的心理和行为，它包括着物的部分，心、物结合的部分和心的部分。我认为是搔着了文化的“痒处”。

　　应该特别注意文化的起源和交流问题。文化、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不能说世界上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创造的，文化的产生不是一元的，不能说一个地方产生文化。否定文化一元论，并不是否定文化体系的存在。所谓文化体系是指具备“有特色、能独立、影响大”这三个基本条件的文化。从这一前提出发，世界文化共分为四个大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希腊文化。希伯莱文化很难成体系，不是属于伊斯兰文化的先驱归入伊斯兰文化，就是和希腊文化合在一起，所以不是独立的文化体系。这四个文化圈内各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影响大的文化，同时各文化圈内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又都是互相学习的，各大文化圈之间也有一个互相学习的关系。承认文化的产生是多元的和承认有文化体系是不矛盾的。

　　文化一旦产生，其交流就是必然的。没有文化交流，就没有文化发展。交流是不可避免的，无论谁都挡不住。从古代到现在，在世界上还找不到一种文化是不受外来影响的。交流也有坏的，但坏的对人类没有益处，不能叫文化。对人类有好处的、有用的、物质、精神两方面的东西交流，才叫“文化交流”。一种文化既有其民族性，又有时代性。一个民族自己创造文化，并不断发展，成为传统文化，这是文化的民族性。一个民族创造了文化，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它又必然接受别的民族的文化，要进行文化交流，这就是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与时代性有矛盾，但又统一，缺一不可。继承传统文化，就是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吸收外国文化，进行文化交流，就是保持文化的时代性。所以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这个问题是会贯彻始终的。

　　为了保持文化的时代性，自20世纪以来，出现了一种提倡“全盘西化”的观点。“全盘西化”和文化交流有联系，“西化”要化，不“化”不行，创新、引进就是“化”。但“全盘”不行，不能只有经线，没有纬线。“全盘西化”在理论上讲不通，在事实上办不到。

　　对中国与外国的文化交流，我的基本观点是“拿来”与“送去”。就目前来说，要更重视“拿来”，就是把外国的好东西“拿来”。这里涉及到上述有关文化的三个方面，都要拿。“物”的部分，当然要拿，咖啡、沙发、啤酒、牛仔裤、喇叭裤，这一系列东西，只要是好的，都拿。心、物结合的部分比方说制度，也可以学习。最重要的还是心的部分，要拿价值观念、民族性格。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不能马马虎虎，得把弱点克服，要不克服的话，我们的生产力就发展不了。


　　二、东方文化：将再现辉煌

　　从宏观上来看，希腊文化延续发展为西方文化，欧美都属于西方文化的范畴。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构成了东方文化。“东方”在这里既是地理概念，又是政治概念，即所谓第三世界。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大文化体系之间也是互相学习的，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有一方占主导地位。就目前来看，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方文化。但从历史上来看，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二者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因为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种文化都有一个诞生、成长、兴盛、衰微、消逝的过程，东方文化到了衰微和消逝的阶段，代之而起的必是西方文化；等西方文化濒临衰微和消逝的阶段时，代之而起的必是东方文化。

　　西方文化从文艺复兴以来，昌盛了几百年，把社会生产力提高到了空前的水平，促使人类社会进步也达到了空前的速度，光辉灿烂，远迈前古，世界人民无不蒙受其利。但它同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一样，也是决不能永世长存的，迟早也会消逝的。20世纪20年代前后，西方的有些学者已经看出西方文化衰落的端倪，如德国施宾格勒在1917年开始写作的《西方的没落》一书，预言当时如日中天的西方文化也会没落。此书一出版，马上洛阳纸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受其影响，也反对西方中心论。他们的观点是值得肯定的，因为，西方文化同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一样，也是决不能永世长存的，迟早也会消逝的。在今天，它已逐渐呈现出强弩之末的样子，大有难以为继之势了。具体表现是西方文化产生了一些威胁人类生存的弊端，其荦荦大者，就有生态平衡的破坏、酸雨横行、淡水资源匮乏、臭氧层破坏、森林砍伐、江河湖海污染、动植物种不断灭绝、新疾病出现等等，都威胁着人类的发展甚至生存。西方文化产生这些弊端的原因，是植根于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因为思维模式是一切文化的基础，思维模式的不同，是不同文化体系的根本不同。简而言之，我认为，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它照顾了事物的整体，有整体概念，讲普遍联系，接近唯物辩证法。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而不是只注意个别枝节。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印度的“梵我一体”的思想，是典型的东方思想。而西方的思维模式则是分析的。它抓住一个东西，特别是物质的东西，分析下去，分析下去，分析到极其细微的程度。可是往往忽视了整体联系，这在医学上表现得最为清楚。西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完全把人体分割开来。用一句现成的话来说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中医则往往是头痛治脚，脚痛治头，把人体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两者的对立，十分明确。但是不能否认，世界上没有绝对纯的东西，东西方都是既有综合思维，也有分析思维。然而，从宏观上来看，这两种思维模式还是有地域区别的：东方以综合思维模式为主导，西方则是以分析思维为主导。这个区别表现在各个方面，具体来说，东方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就是以综合思维为基础的。西方则是征服自然，对大自然穷追猛打。表面看来，他们在一段时间内是成功的，大自然被迫满足了他们的物质生活需求，日子越过越红火，但是久而久之，却产生了以上种种危及人类生存的种种弊端。这是因为，大自然虽既非人格，亦非神格，却是能惩罚、善报复的，诸弊端就是报复与惩罚的结果。

　　有的学者认为要解决这些弊端，比如环境污染，只有发展科学，发展技术，发展经济，才有可能最后解决环境问题，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为了保护环境决不能抑制科学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这个大前提是绝对正确的。不这样做是笨伯，是傻瓜。但是处理这个问题，脑筋里必须先有一根弦，先有一个必不可缺的指导思想，而这个指导思想只能是东方的“天人合一”思想。否则就会像是被剪掉了触角的蚂蚁，不知道往哪里走。从发展的最初一刻起，就应当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念念不忘过去的惨痛教训，想方设法，挖空心思，尽上最大的努力，对弊害加以抑制，决不允许空喊：“发展！发展！发展！”高枕无忧，掉以轻心，梦想有朝一日科学会自己找出办法，挫败弊害。常言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到了那时，魔已经无法控制，而人类前途危矣。中国旧小说中常讲到龙虎山张天师打开魔罐，放出群魔，到了后来，群魔乱舞，张天师也束手无策了。最聪明最有远见的办法是向观音菩萨学习，放手让本领通天的孙悟空去帮助唐僧取经，但是同时又把一个箍套在猴子头上，把紧箍咒教给唐僧。这样可以两全其美，真无愧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主张“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而取代不是消灭。全面一点的观点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文化寻求综合的思维方式必将取而代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这种代之而起，是在过去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所达到的水平的基础上，用东方的整体着眼和普遍联系的综合思维方式，以东方文化为主导，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这种“取代”，在21世纪可见分晓。所以结论是：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时代，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用东方“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行动，济西方“征服自然”之穷，就可以称之为“东西文化互补论”。东方的天人合一是带有普遍性的一种思想，中国、印度都有。即以中国儒家为例，《易经》中有“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中庸》有“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孟子》有“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董仲舒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更是典型的天人合一思想。这些都是综合思维方式的典型例子。


　　三、中国的民族性：“思想包袱”与文化“危机”

　　中国的国民性，鲁迅先生早有批判。这种批判现在仍有意义。这是因为，其一，中国的封建思想包袱最重。因此，应该下大力气批判中国的封建思想。中国文化有精华，搞现代化要发扬这些精华，但眼前主要是反封建糟粕。我们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包袱很重，最重的是封建思想包袱。譬如在群众中流行的一句话：“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就与封建思想有关系。再如官僚主义、一个人说了算、高干子弟的特权问题、走后门等等，不尊重时间，也与封建思想有关。中国这样一个大民族，对世界文化有过极大贡献，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丢掉，对不起子孙后代。应该强调的是，那些妨碍生产力和思想进步的封建主义东西，应有胆量讲出来，大家来改，这才是拨乱反正。我们中国实际上是封建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并不多。现在，大家最不满意的是“不正之风”，“服务态度不好”、“高干子弟怎么怎么了”、“一个人说了算怎么样了”，又是民主不怎么样了……不尊重人才，不尊重知识，不讲效率，不重视时间，这种弊病多极了。只有克服了这些封建主义的弊病，中国的生产力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

　　其二，我们的民族性出了问题。我们眼前面对着的社会，其中的“危机”，也包括文化危机在内，比任何“危机”都更“危机”———我们的民族性出了问题。我们的民族性里面当然也积淀了一些好东西；但是不好的、有害的东西，其数量不少，其危害极大。犯罪的情况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的。有一点，用不着大惊小怪。但是，像中国现在这样，大规模地制造假农药、假种子、假化肥，一旦使用，将流毒千百万亩耕地，影响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这却决非小事了。至于偷窃农村的变压器，割掉电线，其影响农业生产，决不是小规模的。还有集体地、明目张胆地砍伐山上的树林，使长江变成黄河。这不但流毒眼前，而且影响后世子孙。所以，听说王元化先生主张彻底批判旧文化，我是赞成的。而从社会风气来说，也存在不少问题。有的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急功近利，浮躁不安，只问目的，不择手段；小偷小摸。所在皆是。即以宴会一项而论，政府三令五申，禁止浪费；但是令不行，禁不止，哪一个宴会不浪费呢？贿赂虽不能说公行，但变相的花样却繁多隐秘。出门必然会遇到吵架的。在公共汽车上，谁碰谁一下，谁踩谁一脚，这是难以避免的事，只须说上一句“对不起！”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然而，“对不起！”“谢谢！”这样的词儿，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说了，必须在报纸上大力提倡。中国民族性中的这些缺点，不自改革开放始，也不自建国始，更不自鲁迅时代始，恐怕是古已有之了。难道我们真要“礼失而求诸野”吗？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所面临的而又必须认真反省的问题。

　　鉴于上述理由，我认为，在处理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应该注意大胆“拿来”，把一切外国的好东西统统拿来，物质的好东西要拿来，精神的好东西也要拿来。应该特别强调，我们要拿来的是第三个层次里的东西，属于心的东西。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一些心理素质、价值观念、思想方法等等。所谓“心”的东西，指的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等。从长期的历史研究中，我得出一个非常可贵的经验：在我们国力兴盛，文化昌明，经济繁荣，科技先进的时期，比如汉唐兴盛时期，我们就大胆吸收外来文化，从而促进了我们文化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到了见到外国东西就害怕，这也不敢吸收，那也不敢接受，这往往是我们国势衰微，文化低落的时代。


　　四、对儒学的态度：批判与继承

　　谈东方文化必然要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的问题。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学中也有糟粕，这是肯定无疑的。对其中的糟粕，一定要抛弃，要批判，如上文说到的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是必要的。但是，批判坏东西，不能把好东西也一块丢掉，如同泼洗澡水把澡盆中的小孩也泼掉一样。我们东方文化中确实有些好东西，如《论语》中的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做到这八个字，到共产主义也不过这个水平。类似这么精辟的话多得很。历史上讲宋太祖时赵普曾说过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话，现在有人说是胡说八道，我看实际上用不了半部《论语》，有几句话就能治天下。再如《论语》中又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容忍是中华美德之一。我们的往圣先贤，大都教导我们要容忍。民间谚语中，也有不少容忍的内容，教人忍让。有的说法，看似消极，实有积极意义，比如“忍辱负重”，韩信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唐书》记载，张公艺九世同居，唐高宗问他睦族之道。公艺提笔写了100多个“忍”字递给皇帝。从那以后，姓张的多自命为“百忍家声”。

　　当然，类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话，最好是演变成道德金律，才会起更大的作用。可惜的是，儒家学说还没有变成道德金律，因为儒学不是宗教。宗教要有四个条件：一要有神；二要有戒约；三要有机构或组织；四要信徒崇拜信仰。拿这四个条件来衡量一下孔子和他开创的儒学，则必然会发现，在孔子还活着的时候以及他死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能称之为“儒学”，没有任何宗教色彩。《论语》中就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自己说：“天何言哉！”这个“天”也不是有“神格”的“天老爷”。孔子从不以神自居，他的弟子以及弟子的弟子，也不以神视之。“儒学”非学说而何？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孔子被神化了。到了唐代，儒、释、道三家就并称三教。到了建圣庙，举行祭祀，则儒家已完全成为一个宗教。因此，从“儒学”到“儒教”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讨论“儒学”或“儒教”，必须有一个发展的观点，不能执着于一端。

　　对儒学中的精华与糟粕要分清楚，这是用不着证明的。但是，究竟什么叫做“精华”，什么又叫做“糟粕”呢？这两个表面看上去像是对立面的东西，不但不是泾渭分明，而是界限不清；尤有甚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双方可以相互向对立面转化。如孔子和儒学，在“五四”运动时期，肯定被认为是糟粕，不然的话，何能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然而，时移世迁，到了今天，中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还有什么人能说孔子和儒学中没有精华呢？再如三纲一般被认为是糟粕，但是陈寅恪先生在《悼王国维先生挽词并序》中说过一句话“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陈寅恪先生在这里讲的实际上是处理九个方面的关系：国家与人民、父子、夫妇、父亲的兄弟、族人、自己的兄弟、母亲的兄弟、师长和朋友。这些关系处理好，国家自然会安定团结。纲纪学说，如果运用得法，可能调节社会秩序，可以加强安定团结。国际上何独不然？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伦理道德有很重要的位置，伦理就是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儒家讲的三纲六纪就是规定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关系的准则。这里有糟粕的地方，因为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不应该谁是谁的纲。儒家强调要处理好人的各方面关系还有许多值得批判吸收的东西。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应批判继承，精华留下，糟粕去掉。对外国好的东西，也可以学习，不要排斥。在古代，几乎在所有国家中，传承文化的责任都落在知识分子的肩上。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者是“士”，传承地方是太学、国子监和官办以及私人创办的书院。在世界各国文化传承者中，中国的士有其鲜明的特点。早在先秦，《论语》中就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们俨然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安危系于一身。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传统一直没变，后来发展成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后来又继续发展，一直到了现在，始终未变。现在，《中国儒学年鉴》的出版，也是为了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接续士们的传统，所以是一件大好事。

　　这就算是我的“东西文化互补论”，以此作为《中国儒学年鉴》的专文。

　　一个新的世纪已经来临了。我虔诚希望，人类能聪明起来，能认真考虑“拿来”与“送去”的问题，认真考虑我这个外行、我这个一向不注重义理的人所提出的“东西文化互补论”。（作者系著名学者）


　　

羡林按：这篇文章虽然署着我的名，但是它可以说是我写的，又可以说不是我写的。它的“作者”应该说是蔡德贵教授。文中的思想内容全是我的，甚至造词遣句，也都出于我的笔下。可是并不出于一篇文章，而是出于许多篇写出时间不同、写出环境也不相同的文章。德贵用的方法是中国旧日诗人作诗填词时有时使用的“集句”的方式。所不同者只是旧日诗人“集句”，是集许多人之句，而德贵则是集季羡林一人之句。“集句”而能集到天衣无缝、浑然一体的水平，实在难能可贵，德贵可以说是有“集句”的天才。

　　我在这里想补充一点，就是恩格斯的几句话：“我们不能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一百多年前的这几句话真无愧是天才的预见。“自然界”就是我所说的“天”。到了今天，恩格斯的话完全证实了。

　　我还想说明一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引的这两句话，最受人诟病，然而我至今仍认为，这是真理，是诟病不掉的。试看宇宙间万事万物，哪一样是违反了这两句话的根本精神的？还有的人一听是东方文化或文明，他们那“贾桂思想”就恶性发作，连鼻子都笑歪了。对于这样的人，我欲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