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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07年9月21日的《文摘周报》的第05版（版名:“解密”），此文在网络版、电子版《文摘周报》上的具体网址是：http://digest.scol.com.cn/2007/09/21/200709218185644428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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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0月9日的9声枪响之后，格瓦拉死了，一个偶像诞生了。他是一个完人，萨特说。于是，格瓦拉从一个人成为一个英雄，从英雄成为一个偶像。
40年后，我们逐渐看到了两个格瓦拉，作为人和作为神。还原从人到神的制造过程，或许才能弄明白：他是“我们时代的完人”，还是“我们时代的病人”？
他为什么离去
1965年，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在对苏态度以及输出革命思想等问题上发生分歧，从此在政治上分道扬镳，结局是格瓦拉离开古巴。
长久以来，对格瓦拉的离去，人们都是一种褒扬的态度，称赞格瓦拉与卡斯特罗之间的关系为“放弃权力，保持友谊”。然而作为一个外来者，进入到这样的权力核心，其间的难处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才能体会。即使格瓦拉已经被卡斯特罗宣布为“生于古巴”，但他知道古巴人仍视他为外国人。当权力斗争到来时他注定只能选择离开。
格瓦拉不是一个天生的革命者，虽然他的革命历程充满了激情，但其过于理想化的一面却总不能忽视。他的死也与自己的性格有关。在玻利维亚，他不了解军队的能力，也错误地判断了农民的情绪———他们并不想革命。为了招募游击队员，格瓦拉不得不在街头雇佣士兵，并许诺以工作，然后威胁他们参加战斗。
格瓦拉最后的，也是最致命的错误是他们轻信当地人。他们给了一位当地妇女50比索，要求并威胁她对他们的行踪保密。而正是这一点，终于让他被政府军围困在峡谷中而被俘。
血色浪漫
很多人为格瓦拉的死亡迷醉，那圣人般的最后一瞥，让他迅速成为60年代青年人的偶像。但是，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死亡，正是格瓦拉的独特嗜好。
1967年4月，在和别人谈论作战经验的时候，格瓦拉将他的经验总结为：“仇恨是斗争的一个要素，对敌人刻骨的仇恨能够让一个人超越他的生理极限，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暴力的，有选择性的，冷血的杀戮机器。”格瓦拉在他的早期著述中也体现了这一思想。在他的《摩托日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觉得我的鼻孔在不停的扩张，因为它闻到了火药的强烈味道和敌人的身体散发出的血腥味。”
1957年，格瓦拉枪杀了一个游击队员欧蒂米奥，因为他怀疑欧蒂米奥向敌人透露信息。“我用.32口径的手枪解决了这个麻烦，就站在他脑袋的右边……”杀完人后，格瓦拉如是说。然后，他又把枪对准一个乡下人，只因为他为欧蒂米奥求情。在完成这一切后，他在寄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得承认，爸爸，在那一刻，我发现我真的喜欢杀戮。”
格瓦拉还非常残酷地对待那些不是敌人的敌人，当一个17岁的童军被押到格瓦拉面前时，格瓦拉没有丝毫犹豫地枪杀了他，美籍古巴裔作家Fonto－va在《探寻真实的格瓦拉》一书中叙述了这件事：尽管这个孩子一再求饶，述说自己是一个寡妇的独子，手上从未沾染过鲜血，参加军队也只是为了那份饷金，好每个月寄给自己的母亲。
在巴蒂斯塔政权垮台后，卡斯特罗让格瓦拉掌管卡瓦尼亚堡监狱。格瓦拉命令他的手下给所有的人定罪，“要用革命的手段毫不留情地铲除敌人。”
Fontova还得到了当时卡瓦尼亚堡监狱牧师沙勿略的证词。沙勿略作为当时安抚这些死囚的牧师，这样描述当时的状况：“那里大概有800个死囚，他们挤在只能容下300个人的房间里。这些人是前巴蒂斯塔政府的宪兵和警察，也有的人是记者，以及少部分的商人……切·格瓦拉负责上诉法庭的工作，但是，他从来都是维持原判———死刑。”“我在5月就离开了，就我看到的而言，他们处死了55个人……我们称他为屠夫，因为他喜欢杀人……”1959年9月，格瓦拉便不再在卡瓦尼亚堡监狱任职，但他所建立的审判系统却一直在有效地运行。1961年4月17日，一位名叫阿米莉娅的女青年被当作反革命者处死。圣诞前夜，一名身怀六甲的妇女被处死。据记录共有219名妇女经过审判被处死，其余被处死的妇女则未经审判。
1962年，格瓦拉发表名为“一个年轻社会主义者应该是怎样的”的演讲，他说：“一个年轻人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当他把子弹射向敌人的时候……”
从共产党员到经济学家1959年11月，格瓦拉被任命为国家银行行长。他还先后当上了工业部长、中央计划委员会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等，成为一个国家经济的掌舵人。
格瓦拉有革命的激情，但却未必有恰当管理国家经济的能力，所有的经济事务在他看来，似乎都能通过革命激情来弥补。古巴是一个缺乏资源的国度，长久以来的经济命脉都是糖业。但在切统领古巴经济期间，他似乎完全忽略掉了这一古巴经济的先天缺陷，一味强调劳动积极性，强调革命理想。他一味强调“精神鼓励”的重要。他说：“社会应该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在经历过社会的“直接教育”以后，人就完全摆脱自身的“异化”得到“全面发展”从而达到“共产主义”的境界。
格瓦拉在古巴推行工业化过程，要求各种门类的工业体系都要健全，他理想中的工业古巴将能制造大型船舶、机械。切完全忽视了古巴没有矿产，原油需要进口，没有专业人才等一系列事实。他认为只要依靠苏联，这个他所认为的“全世界最好的国家”，这一切就都不是问题了。但苏联给予古巴的许诺，在导弹危机后也变得飘渺虚无。
1962年，在格瓦拉担任工业部长一年后，古巴经济开始滑坡，蔗糖产量甚至低于50年代中期500万吨的最低数。大米、玉米产量也大幅下滑，导致卡斯特罗不得不在3月12日宣布，从1962年3月19日起实行食品配给制。
1964年，针对前两年甘蔗歉收的情况，格瓦拉定出1964年的蔗糖产量应达到550万吨，1965年应是700万吨，更提出在1970年将要达到1000万吨。工业化道路的失败，只能让古巴选择单一蔗糖经济，但结果只是古巴由美国的“糖罐”变成了苏联的“糖罐”。
“完美的人”？
1965年3月，切在埃及开罗和《大金字塔日报》一个记者观赏夜景，一个烟花女子向他暗送秋波。他不顾记者劝阻将这个女子带进了下榻的酒店，还让警卫再送几个姑娘来。格瓦拉说：“从来没有人规定一个男人必须一辈子和一个女人过日子。……马克思主义不是清教主义。”
这些或许仅仅属于私德，那种放浪不羁甚至可能让浪漫青年们着迷。但格瓦拉身上的另一些东西，或许不仅仅关乎他个人。
Fontova的书中一份文件记录了1961年4月，哈瓦德·安德森被处死时，体内的血液被抽干。从古巴逃出的奎斯塔博士和其他一些在南佛罗里达的古巴流亡者也证明了在被处死前，受害者的血液被抽出。这些人并非遭受了什么酷刑，而是被格瓦拉授意，将他们的血卖到了越南。格瓦拉的卖血运动从1961年他担任工业部长就已开始，这种行为对格瓦拉来说似乎是革命的另一种方式。
1965年，肯尼迪与赫鲁晓夫的交易使反革命组织沉寂下来，于是卡斯特罗将反革命罪行稍微放宽，变为“反社会分子”，而如“行为不轨者”、“有违法倾向者”和“无业流民”则是由格瓦拉提出，尤其长头发的青年更是其打击目标。不仅如此，欣赏西方音乐、穿紧身裤、公开的基 督教信仰等都会被视作违反了革命道德。而此时的格瓦拉则丝毫没有掩饰自己对高尚生活的喜好，戴名表，打高尔夫，迷恋“甲壳虫”乐队。
与此相似，在格瓦拉任古巴工业经济要职期间，流亡者留下的艺术品被古巴政府没收，又被私下卖给了欧美的私人收藏者。格瓦拉在1960年3月23日，作为国家银行行长的演讲中说：“为了征服某些东西，我们不得不从某些人手中拿走它。”而他们所拿走的，从美国商人手中换来了20亿美金。
真实的格瓦拉和那个符号化的他之间有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但真实的格瓦拉，才是一个立体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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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0-2-7 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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