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游戏》第一卷连载（80）——第八篇《稳定》之十

井底望天

八十

当年忽必烈治理中国，对政治制度进行了两大改革。一是成立的新的行省制度，改变了过去郡县的缺乏中间环节的体系，把金朝实行的临时行省制度固定下来。二是鉴于宋朝官僚的重浮夸轻实干的特点，取消了科举取士，改用提拔本地能干的吏员出任官员位置。这个制度的长处在于吏员有长期的实际政府行政管理经验，可以处理各种当地事务，其缺点在于由于在本地工作时间长，又与利益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上缺乏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教育，贪污腐败就不可避免了。

在现代社会，政府的管理职能日益多样化，从古代简单的税收和治安，推广到现代社会公共卫生、道路交通、乡村企业、教育扶贫等等。在现代社会政府权力必然扩大的同时，却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导致的人才流失，使得留守当地的人才出现低素质化，显然政府的管治水平降低就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了。而这个过程中，矮子里的将军们，又变成了庞大官僚机构里的冗员，本来应该在当地的各种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中起领导作用的地方精英，就被这个安逸的工作养懒了。

而全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局面下，由于市场经济人要求财，自然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城市里的工业和商业利益集团，就会以手上的资金和技术的优势，以开发落后地区为名，趁已形成的不公平竞争条件，对小城市、县镇村实施原材料、矿产、能源、土地和劳动力的低价剥夺。而当地的政府官员，包括从外地派来的代表中央（其实往往更是省级）政府的主管官员，又因为官员指标的设定，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工作重点，自然希望做出点成绩，有助于升官，就为地方一级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一体化，即官商勾结提供了温床。

本来，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自然会牵涉到利益的分配，不论是对矿山的开采，还是水库的修建，还是新的商品房开发，必然会对各方面的利益博弈提供新的舞台。在这个分大饼的过程中，既然没有太多先例可遵循，就必须留有一点冲突的空间。比如说企业主、政府公务员，和平头山民，都会为捍卫自己的利益而斤斤计较，寸土必争。在这种情势下，政府执法部门应该置身于事外，不能轻易的变成任何一方随意动用的私器，更不能成为企业主在同工人谈判过程中，或者是政府人员对待市民中，一旦出现僵局或失去耐心时就随心动用的私人保镖力量。

执法公权力被少数团体、帮派渗透，或者是无止境的乱用，就会形成政治、经济和暴力的一体化，这是对中国社会基础的最大破坏。官商警力被这些少数群体操纵，会让地方的政府的管理威信彻底破产。一旦事情闹大，当地政府又无法掩盖的时候，上级指派的治安力量就不得不介入，而地方大员和钦差大臣就匆忙的出来救火，平定局势。如果一旦再上面一层的省级政府权威失效，那么后果就不敢让人想象了。

如何解决这个困局呢？其实并不难。第一点是削减地方的警力，严格限制警察力量被用来解决民事纠纷，把地方纠纷的弹压权交给武警而不是警察。把地方的治安权重新给予地方联防，而非武装的警察管理日常治安事务，薪水问题由地方财政解决。如果武器控制在武警而不是警察手里，地方乡政府不能再粗暴的运用警力来面对刁民，看你还敢不敢不和群众打成一片？

第二点是大幅度削减政府行政工作职位，把大多数冗员赶进社会，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让地方上的能人们可以自己出头，出现各种能由其人际关系靠其三寸不烂之舌协调各方利益的人士，让他们发挥影响力。

第三点，以经济激励手段鼓励大城市的年轻人向中小城市搬迁，对中国的中西部进行税收优惠，提高基层政府的公务员素质。

fshy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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