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学的当代价值继续受到热切关注,研究观点及思路呈现新的特点。汤一介《儒学十论及外五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在阐述儒家“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而不同”、“内圣外王”等重要观念之时,专列一章“论‘儒学复兴’”,从方法论上强调考察儒学复兴必须有“问题意识”,进而在天人、人际、身心三个层面阐释了儒学复兴的必要性。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主编的《儒学与海峡两岸文化根基》(台海出版社2009年版),则以具体实例揭示了儒学对于当前两岸文化交流、巩固民族认同的现实功能。中国文化、儒家思想中包含的公共哲学资源的发掘,其正义论、公私观与西方的异同是儒学讨论中新的与现代化建设相关的问题。郭齐勇与陈乔见合作的论文《孔孟儒家的公私观与公共事务伦理》(《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及郭齐勇的论文《先秦儒学关于社会正义的诉求》(《解放日报》2009年1月11日理论版)指出,先秦儒家的公私观内蕴着深厚的公共性与公正性的思想资源。孔孟荀等强调从政者的敬业、忠诚、廉洁、信用品性等责任伦理,在君臣关系的处理上包含了区分职权、责任及相互制约的萌芽,尊重民意,强调察举,区别官守与言责,不仅是公共责任意识,而且是分权制衡的初步。先秦儒家的人文价值理念长期浸润在中国民间社会,又不断转化为传统政治法律制度,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重要的精神资源与制度的参鉴。白彤东《旧邦新命:古今中西参照下的古典儒家政治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则力图从正面建构儒家思想的政治价值,在逻辑上论证了先秦儒家不仅与西方的自由、法治、民主、人权等主流价值相兼容,而且指出先秦儒家在回答西方哲学的挑战的同时还具有自身的独到之处,认为儒家的精英政治克服了西方自由主义者没有处理的现代民主的所谓“第六事实”(无知或不知情的群众无法胜任投票),从而主张儒家思想在制度设计上仍有生命力。道家生命观的当代价值亦得以深刻揭示。朱晓鹏《道家生死观的思想特点及其现代意义》(《诸子学刊》第二辑)指出,道家自然主义的生死观阐述了有生必有死是一个客观的、必然的而又自然而然的过程,作为生命个体,不必为生而喜,为死而忧,积极参与到大化流行的自然过程当中,努力活够自然所赋予我们生命时限的同时,超越具体生命的有限性,从而坦然面对死亡。该文对于解答人生困惑、安时处顺地调适身心关系、阐发道家当代价值,极有学理价值。此外,郭齐勇《中国儒学之精神》、詹石窗《中国道学之精神》与洪修平《中国佛学之精神》(均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在探寻儒学、道学及佛学的基本精神、弘扬中国古代优秀文化方面,亦有深入研究与不俗见解。
其他方面,兵家、名家的研究亦有所进展。譬如,李桂生的《先秦兵家的诸子学性质、学派特征与基本范畴》(诸子学刊第二辑)不仅将兵家纳入先秦诸子的学脉流变之中,而且超越纯粹的军事学视角,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分析了兵家基本范畴——“诡道”的正面与负面影响。黄克剑的《公孙龙“离坚白”之辩探赜》(《哲学研究》2009年第6期)以“离”字内涵为切入点,结合公孙龙的《迹府》、《白马论》、《坚白论》、《通变论》、《指物论》、《名实论》,从整体上分析了公孙龙借重于语言分析和逻辑推求而“正名”,进而成为逻辑的理想主义者,本文推动了当前的名家研究。
章太炎曾谓:“诸子之学,在今日易滋流弊”(厉鼎N:《章太炎先生访问记》,《国风》(南京),8卷4期,1936年4月)。结合当前的子学研究状况来看,章氏的担忧并非多余。尽管2009年度子学研究成就斐然,但也存在某些不足。首先,无视前人研究成果,拾人牙慧的应景之作比比皆是。对治之法,唯有虚心总结前贤的学术观点和致思逻辑。其次,儒家、道家思想研究群体庞大,观点和思路精彩纷呈,然而墨家、法家及名家、阴阳家、纵横家的相关研究,则略显冷清。复次,当代价值的探讨,绝大多数仅仅停留在相对于现实问题的必要性论证层面,对于产生现实问题的真实原因,却未能深入分析,从而存在一种“文化决定论”的倾向,子学当代价值的可行性问题,实应成为一个重点。
我们期待未来的子学研究观点更加深入,论证更加有力,形式更加多样,成果更加丰硕,从而为国学的复兴及民族文化的创新性建构做出更大的贡献。 编写:“《年度国学2009》年度报告”编写组
执笔:宋洪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