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涼州會談」見證西藏是中國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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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4-17

【大公網訊】從上世紀７０年代就開始藏族史研究的蘭州大學歷史系教授樊保良介紹，「涼州會談」這一重要歷史事件見證了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樊保良說，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是在兩千多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中國的悠久歷史是國內各民族共同締造的，闊端與薩班涼州會談的成功，就是蒙古族和藏族為推進中華民族團結統一作出了各自的重大貢獻、參與共同締造祖國歷史的明證。 西元九世紀，吐蕃王國最後一位國王達磨被弒後，西藏境內的王室後裔與地方勢力相結合，建立了眾多的分裂割據政權。西藏幾百年的分裂割據，互相混戰，給藏族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和痛苦。厭惡戰爭、渴望和平、反對分裂、要求統一，是藏族人民的共同願望和強烈要求。 十三世紀蒙古族在其傑出領袖成吉思汗統領下，崛起並強大起來。成吉思汗戎馬倥傯四十年，統一了整個蒙古高原和大西北，為其子孫繼續完成全國大統一，建立元朝奠定了堅實基礎。１２３５年，成吉思汗三兒子窩闊台汗命其三子闊端統率西路軍，進攻隴、蜀。１２３７年闊端統軍北上，駐兵涼州。 這一時期，吐蕃已完全處於蒙古大軍的戰略包圍之中，不管蒙古大軍採取武力手段還是和平手段，統一吐蕃勢在必行。闊端採取了與西藏宗教領袖和平談判，解決西藏歸屬問題的辦法。 當時，西藏薩迦派直接控制著當地政治、經濟、宗教權力，是西藏地區實力最強的教派。薩迦派四祖——西藏薩迦寺寺主薩迦班智達（簡稱薩班）博學多識，是一位大學者。１２４４年秋，闊端向薩班發出邀請詔書，請他來涼州會晤。 以薩班為代表的西藏上層人士清楚，新興強大的蒙古大軍所向無敵。長期分裂割據、不相統屬的西藏，根本無力對抗蒙古，為西藏的前途命運考慮，歸附蒙古方為上策。 １２４７年，闊端與薩班在涼州舉行了首次會談。這次會談，闊端代表蒙古汗廷，薩班作為西藏地方代表，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涼州會談」。 會談的結果，產生了《薩迦班智達致蕃人書》，關於西藏歸附問題，大致包括了這樣幾點：西藏地方的僧俗官員和百姓屬民，都要承認自己是蒙古大汗的臣民；各地僧俗官員及百姓有關行政方面的事務，須由蒙古指派的官員來管理；有關宗教和寺廟僧眾的事務，由蒙古委託薩迦派首領來管理。 《薩迦班智達致蕃人書》順應歷史潮流，反映了當時西藏人民及絕大多數教派勢力、地方勢力的願望。《薩迦班智達致蕃人書》一傳至西藏，「僧人、弟子和施主等眾生閱讀了此信件後，無不歡欣鼓舞。受到西藏人民普遍歡迎，得到各界人士擁護」。 樊保良說，「涼州會談」的最深遠影響就是西藏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更加鞏固了。後來元朝政府將西藏同中原內地各行省一樣進行管轄和治理。涼州和平談判勝過了千軍萬馬的征伐。

引述于香港大公网：http://www.takungpao.com/news/08/04/17/ZM-8931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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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述于：http://www.xici.net/b656834/d43651024.htm



凉州行

　唐-王之涣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


　　历史就象是脚下铺路的石头，每个人都从中走过，却几乎无人记起； 历史和承载着它的书籍下场一样悲凉，就算装饰精美，却似乎只应束之高阁，很少有人会用心读它。。。期盼已久的国庆七天长假到了，我迫不及待的背上了包，走上了古老的丝绸之路，从熟悉而又陌生的河西走廊，去追寻历史的片段。　

　　武威，古称凉州，为河西走廊东端之咽喉。因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大将霍去病出征河西，西击匈奴，大获全胜，以彰其“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地区东接兰州，西通张掖，辖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古浪县和民勤县，是兰州西行的河西走廊旅游的第一大站，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伟大的行者玄奘法师，当您千年之前征服乌鞘岭后，是否也曾经回头感慨路途之艰难呢？

　　当车窗外的黄土山悄然消失，班车开始拖着沉重的脚步缓缓的爬行。我才猛然间注意到来到了乌鞘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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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鞘岭是河西走廊之门户，古丝绸之路之要道，系历代军事要冲。也是玄奘西天取经的必经之路。岭下有戍卒守关，过往商旅、征夫、使节等均在此交验文书。虽然它主峰海拔只有3562米，但在我看来却与众不同。一方面，它是在河西走廊始端平均地势不高的基础上拨地而起。就象一位身着银盔黑甲的武士，守卫在河西走廊的门户。另外一方面，它又象一个呼风唤雨的法师。把周围的云全部召到自己的身边，无论周边多么晴朗，它总是以风雨雪交加相迎。因此古书说乌鞘岭有"盛夏飞雪，寒气砭骨"。您一定不曾想到，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乘车日行千里？您更不曾想到，一条长达20公里的亚洲第一隧道从此咽喉一穿而过，天堑变通途？


　　伟大的爱国者玄奘法师，您可曾知道在您从凉州走过的百年之后，又有一位同样伟大的爱国高僧从遥远的西藏走来

　　三个半小时车程，班车来到了武威市郊的武南镇。我旅途的第一站，就是心中向往已久的白（百）塔寺，去偈拜一位伟大的高僧。白塔寺，藏语称作谢尔智白代，即东部幻化寺，为藏传佛教凉州四寺（白塔寺、莲花山寺、海藏寺、金塔寺）之一，白塔寺是西藏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萨班）与蒙元代表、成吉思汗三太子窝阔台的儿子阔端举行“凉州会谈”的地方，也是后来萨班圆寂之地。萨迦班智达是西藏佛教萨迦派第四代祖师，也是藏传佛教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佛学造诣很深，被称为“佛界学者”，著有《萨迦格言》等佛学著作。公元１２４４年，元太宗窝阔台的次子、西凉王阔端遣使赴藏，邀请萨班前往凉州，共商西藏归顺大计。应阔端之邀，萨班于西藏各派势力协商后，以６３岁高龄，千里跋涉，于公元１２４６年抵达凉州，居百塔寺。次年，他与阔端进行了“凉州会晤”，达成西藏归顺中原的各项条款，至此，元朝中央政府正式对西藏实行行政管辖，从而结束了西藏长达４００年的混乱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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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回归的见证之地在十一黄金周竟然没有游人？！在我的想象中本应人声鼎沸的，香火不断的圣地门可罗雀。。。下了班车，我站在空旷的大道上，看着两边的农田，倾听与耳边的风声。我喜欢这种感觉，静的让我心旷神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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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大的塔林。门口没有小摊，没有车流，没有人群，甚至连卖门票的人也没有找到。我就这样大摇大摆的走进了宏伟的塔林，走进了我心中向往以久的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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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塔通体均为白色，居中最高最大的一座便是按原样重建的萨班灵骨塔，为藏式噶当党顿式塔，塔高３５．２８米，由塔台、塔基、覆钵、十三相轮等组成。萨班灵骨塔四角，是４座１９米高的萨迦四祖佛塔，其余９４座小塔则环绕四周，高度在７米至１１米之间———这些塔按萨班灵骨塔基座和藏传佛教密宗中象征宇宙世界的“曼荼罗”式样，呈十字折角形分布。



　　遗址区与塔林毗连，当中兀立着一座四方形的黄土堆，这便是萨班灵骨塔遗迹。塔体仅存覆钵以下部分，高约８米，直径约１０米，由条砖垒砌而成。白塔原址的台基、基座、残存塔身已经被加固修复，四周还建有围栏，并进行了的绿化。据专家介绍，百塔寺于元末毁于兵燹，明清时期又重建修缮，后倾圯于１９２７年的凉州大地震，再经１９５８年“大跃进”平整土地的热潮，昔日宏制荡然无存。

在这里有大小的白塔上百座，据说在重修白塔时，用塔的大小来显示每位高僧的功德。我穿行于塔林之中，用心去感受那750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每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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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白塔寺，本来自由愉快的心情埋了一层沉重的阴影。如此灿烂的历史，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见证之地。它被拍成了电影《月圆凉州》，在联合国放映。伟大的历史让陕西人民致了富，同样伟大的历史却在武威被人淡忘。勤劳伟大的武威人民，你们可知道生你养你的这片土地曾经多么伟大，多么辉煌？历史，应该由你们去讲述，由你们去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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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述于：http://chn.lotour.com/r/20060522/n38490.shtml

萨班灵骨塔塔基遗址



萨班灵骨塔塔基遗址

从兰州出发,沿着河西走廊西行,第一站便是甘肃省历史文化名城武威。武威,古称凉州,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要径。自汉武帝开发西域设置四郡以来,凉州就是我国西北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600多年前,东晋的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四朝政权曾在这里建都,中西文化长期在这里交汇。直到今天,这里仍是大西北数得着的名胜古迹多、文化遗产保存丰厚的城市。

凉州人有保护文化的优秀传统。初到凉州,当地干部会向你介绍,凉州有发端于北凉、号称石窟之父的天梯山大佛石窟；有发掘于雷台、名震遐迩的“马踏飞燕”；有号称“陇右学宫之冠”的文庙；还有世界独一无二的西夏碑、高昌王碑、弘化公主陵墓。然而,在这众多的古迹遗存中,最让我感动新奇的还是重修开光不久的白塔寺。

白塔寺,这座始建于元代的藏传佛教寺庙又名幻化寺,位于凉州城东南20公里的武南镇刘家台庄。相传建寺之初,因寺内有大塔一座,周围环绕小塔99座,故又称百塔寺。白塔寺,论其规模和名气,也许赶不上西藏任何一座名刹那样显赫恢宏,可是它却记录着一段辉煌的历史,凉州人为白塔寺的存在和这段辉煌的历史而自豪。700多年前,就在这里,赫赫有名的蒙古皇子阔端与西藏著名的宗教领袖萨班?贡噶坚赞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谈。两人经过协商,议定了西藏归顺蒙古的条件。贡噶坚赞还从这里向西藏僧俗各界发出了有名的“萨班致蕃人书”。凉州会谈是西藏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从此西藏统一于元朝中央政权之下,结束了400年的战乱局面,走向了安定、统一。 萨班灵骨塔塔基遗址

蒙藏族领袖的历史性会见

读过西藏历史的人都知道,自9世纪吐蕃王朝崩溃后,西藏就陷人了分裂割据的状态。新兴的地方封建势力与新兴的各教派势力相结合,各霸一方,相互倾轧,纷争不止。就在这时,蒙古族军事首领铁木真,即成吉思汗从北方崛起,开始用武力统一中国。13世纪初,他兵临西夏,征服畏吾儿,占据青海柴达木地区。公元1229年,成吉思汗的第三子窝阔台即汗位,把原属西夏和甘青部分藏区划给了他的次子阔端作为封地。阔端虽未继承过汗位,但他镇守凉州(今武威),扼守咽喉,成为蒙军的西路军统帅,号称西凉王。为了统一西南边疆,他派手下的大将多达那波领军人藏,直至藏北热振寺。多达那波沿途对自动归顺纳款的僧俗藏民未加伤害,并让其首领人物照旧管理地方。他还在藏区仔细了解当地社会、宗教情况,欲寻精通教法的高僧前来蒙古领地传播和发展佛教。当他了解到西藏各地僧俗势力称雄割据、实力地位不等后,向阔端上了一道《请示迎谁为宜的详禀》,内中报告说：现在卫藏地区,以噶当派的寺院最多；达垅噶举派的法王最有德性；止贡噶举派的京俄大师最有法力；而兴起于后藏的萨迦派大师声誉最高、学问最好。最后,阔端采纳了多达那波的建议,决定迎请实力雄厚的萨迦派大师贡噶坚赞来凉州传法,共商西藏归顺大计。

贡噶坚赞(1182—1251),是被誉为“萨迦五祖”中的第四代祖师,出家前名叫贝丹顿珠。他自幼聪明智慧,随伯父扎巴坚赞学习萨迦密宗经典,贯通大、小五明(即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27岁时,师从印度那烂陀寺高僧喀且班钦释迦室利受比丘戒,懂梵文、祝夏(唐代勃律)语,对噶当派、希解派的教法也很精通。由于学识渊博,声名远扬,卫藏各地百姓都尊称他为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意为萨迦派的大学者。萨班在接到阔端派金字使者送来的邀请诏书后,审时度势,权衡利害,毅然决定亲往凉州去见蒙古皇子。公元1244年8月,萨班先派了10岁的八思巴和6岁的恰那多吉两个侄儿从萨迦先行起程,而他本人就归顺蒙古事宜与各地方势力进行磋商后才从拉萨动身。萨班当时已63岁高龄,但他不顾路途遥远艰险,为了西藏众生的利乐前途,经过两年跋涉,于1246年8月到达凉州。当时,阔端王子正在蒙古参加贵由汗的即位典礼,未能立即见面。萨班利用空闲在当地广设经场,弘传佛法,又给各族信众主动送药医病而从此名声大振。萨班被凉州百姓视为“神人”,这为他与阔端会商创造了良好气氛。

公元1247年,阔端返回凉州,即邀萨班在白塔寺见面并举行会谈,经过磋商,议妥了西藏归顺蒙古的条件,包括呈献图册、交纳贡赋、接受派官设治等等。萨班认为：西藏现在如果和西夏、畏吾儿、甘青地方各族一样,和平的隶属于蒙古汗王的统治之下,定会给西藏的僧俗民众带来永远的利乐和莫大的好处,为此由他出面,拟写了给西藏各地僧俗势力与百姓一封公开信(即“萨班致蕃人书”),向西藏僧俗各界说明归顺蒙古的利害关系,奉劝西藏僧俗人等要接受蒙古王子的条件,遵行蒙古法度,此乃大势所趋,大家要齐心协力,勿存其他侥幸心理。萨班还在信里告知他们,西藏已成为蒙古属地,阔端大王已委派萨迦和其他金字使者对西藏进行共同治理。凡愿归顺者,相安无事,官员原有职权地位可继续保持；不愿归顺者,蒙古大军到来时,便作为武力讨平对象。信中还把蒙古为西藏规定的各项制度、包括委派官员,缴纳贡赋等,都作了说明。这些制度,奠定了日后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进行施政管理的基础。

“萨班致蕃人书”,是一份关系西藏后来生存发展的告白书,是一份使西藏人民免受兵戈之苦的重要文献。著名的藏文史籍《萨迦世系史》对它作了完整记录,说明信中内容和主张,赢得了西藏全体僧俗各界的认同和欢迎。阔端对萨班这种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顾全大局的举动十分钦佩,对他优礼相待,崇尚有加。萨班在他的致蕃人书中说：“汗(阔端)于余关切逾常,故金国、蕃、畏吾儿、西夏等地之善知识大德、各地人士均目为奇异,前来听经,极为虔敬。”在阔端和凉州臣民以及众僧侣的大力支持下,萨班精心策划、按照佛教天地生成的理论,以凉州城内的罗什、清应、大云三寺为中心,象征须弥山,在其周围改建、扩建了四座佛教寺院,以此象征四大部洲,藏语称作“凉州岱宇”。这四座寺院即是东部幻化寺、西部莲花寺、南部灌顶寺、北部海藏寺。四寺中以东部幻化寺(即白塔寺)规模最大。它是萨班在凉州期间讲经布道和驻锡之所,藏语称为“谢尔智白代”。《安多政教史》记载说：“离城(凉州城)四十里,有白塔寺,也叫夏珠巴第寺(东幻化寺)。蒙古阔端汗邀请萨迦班智达法王,供施双方于藏历火羊年(1247年)会晤,多次在此举行庆贺与谈论,法王在此讲授许多甚深妙法。”乾隆十四年修纂的《武威县志》也载云：“百塔寺,城东南四十里,内有大塔,周环小塔九十九,因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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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塔寺的辉煌与发现
白塔寺在凉州成为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以后,香火十分旺盛。每天前来礼佛朝圣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据近年考古发掘与实地考察得知,这座寺院经阔端萨班的扩建重修,已成为当地一座雄伟的佛城,占地面积达184800平方米。四周有宽厚的城墙,宽4米,高8米,全部由夯土筑成。墙上开了4座城门,有8座烽墩。寺院建在城西部,坐北朝南。主体建筑有山门、钟楼、鼓楼、金刚殿、三宝殿、大经堂等。殿堂重檐七彩,雕梁画栋。佛像千姿百态,形象逼真。殿堂内的四壁布满了巧夺天工的壁画,光彩耀人。城中并有官邸、僧舍、店铺、戏楼等附设建筑。寺前是一片松林和塔林,有大菩提塔108座,四周环有形制各异的小塔。萨班就住在这白塔林立的佛城内,接纳四方贤哲,融政治、经济、宗教和各民族文化于一体。白塔寺成了蒙古王室、各族官员和僧众听经礼佛的圣地和从事贸易经商的场所。至萨班圆寂、八思巴主持该寺时,这里仍驻有僧侣一万多人。

萨班在白塔寺驻锡5年多时间,于藏历阴铁猪年(1251年)十一月十四日凌晨,伴着诸种异兆安然圆寂,享年70岁。阔端王子为这位大师的仙逝深表痛惜,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悼祭活动。用紫白檀木火化了他的真身,在佛城内建起了7级高49米、周边63米的灵骨白塔,将其舍利及灵骨大部分藏于塔内供奉,一部分送往后藏萨迦地方供养。灵骨塔建成后,由萨迦第五代祖师八思巴亲自作了开光安神仪式。关于阔端为萨班大师化尸和建塔事迹,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刻石的《重修白塔碑记》有这样一段描述：“昔阿育王造塔八万四千,而震旦国中止有一十六座,甘州之万寿塔与凉州之姑洗塔居其二焉。若白塔不知创自何代,近翻译番经知系果诞王从乌斯藏敦请神僧名板只达者来凉,即供奉于白塔寺,时年已六旬矣。后六载即涅槃沐浴焚火,空中见祥云五色,霞光万道,于口上坎骨显出西天“阿”(藏文)字,即哑字也。于顶骨显出文殊菩萨、喜金刚佛二尊。于囱门骨显出典勺佛。于后脑骨显出释迦佛像。于两耳上显出尊胜塔二座。于两膝盖显出观音菩萨、救度佛母二尊。于手指上显出弥勒佛、不动怒佛。于胸前显出金刚杵。于中间显出西天“吽”(藏文)字,即吽字也。兼舍利无数,光彩照耀,王与众等靡不踊跃赞叹,合掌恭敬,缘建白塔,将板只达金身灵骨装入在大塔内,其余众塔俱有舍利。缘板只达原系金刚上师化现流传,经二十五转身,故显化灵异一至于此。”灵骨塔是纪念和缅怀萨班的象征,凉州人民不忘敬仰这位教化各族僧众、促进各民族团结和睦的伟人,经常到这里焚香顶礼膜拜。八思巴继承了萨班的衣钵,继续主持该寺。据说,他在凉州又生活了9年。

白塔寺走过了元代的辉煌期,到了元末不幸遭兵燹被毁。明宣德五年(1430年)和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又前后两次重修,但其规模已弗如前。1927年,凉州发生7．75级大地震,白塔寺又横遭了一次更大规模的破坏。断瓦残垣,一片狼藉,荒凉的现场保留下来的只有倒塌后的7米高的灵骨塔基座,和幸存的清康熙二十一年立的《重修白塔碑记》石碑一块。

近年,从白塔寺沉寂的遗址中,有了新的发现。文物工作者和当地群众不断发掘,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它们是明宣德年间生产的铜炉、铜镜、铜龟,用黑陶制作的忿怒明王像,小型模制的泥塔、泥佛,还有自汉唐至宋、元、明历朝的大批钱币。在诸多文物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发现认定了一尊萨班铜像,这尊铜像为铜头铁身,高122厘米,肩宽60厘米。造像头戴法帽,身穿法衣,盘腿而坐,面部表情庄重宁静,目光下射,展现出当年萨班在凉州坐禅传法的情景。据专家考证,此像可能在萨班圆寂后不久所铸。元末兵燹寺毁,佛像从白塔寺移置到大河驿的铜佛寺保存,后又迁移到大云寺内。这是一件国家级的不可多得的造像珍品。此外,在萨班灵骨塔遗址中,还发掘出了明宣德五年和六年刻制的两通石碑。宣德五年的石碑名为《重修凉州白塔志》,碑阳为汉文,碑阴为藏文,圆首,通高50厘米,宽29厘米,厚10厘米；宣德六年的石碑名为《建塔记》,圆首,通高42．5厘米,宽29厘米,厚10厘米。两碑碑文均记录了明宣德年间重修白塔寺的经过与建造者的募缘情况,是研究白塔寺历史十分宝贵的资料。现在,两通石碑受到了当地政府的精心保护,其复制品已送白塔寺遗址陈列馆中展出。

白塔寺旧貌换新颜

白塔寺历经750年的沧桑变化,如今有了新的转机。改革开放以来,凉州人民十分重视本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修复,专家学者接踵前来考察访古。甘青地区和西藏的藏族群众纷纷反映,白塔寺是西藏和中国的历史见证地,“凉州会谈”在中国历史上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阔端和萨班两位领袖人物,顺应历史潮流,维护祖国统一,是爱国先驱。对他们的事迹应该永久纪念,广为宣传。广大群众强烈要求政府重建白塔寺,修复萨班灵骨塔。群众的呼声引起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李铁映同志和王兆国同志先后来到凉州作实地考察,他们亲自指示要在白塔寺的原址上搞好修复,争取恢复原貌并设立文物陈列馆,利用文物对“凉州会谈”的伟大意义作好宣传。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鼓舞了当地政府和广大群众。从20世纪90年代始,凉州地区各级政府就组织人力先期踏访勘察,探明了白塔寺的确切位置和范围,备好了相关资料。2000年,白塔寺修复工程正式列人国家“十五”期间重点文物保护工程,开始起动。经过4年的基础建设,现在白塔寺遗址周围,道路宽广畅通,水电设施齐备,林木葱茏,花团锦簇。新修建的百座白塔拔地而起,错落有致地棋布于林木之间,其布局是按藏传佛教密宗坛城式样,以十字折角形分布的。在距萨班灵骨塔塔基四角30米处,分别修建了高约19米的萨迦四祖的佛塔,其余小塔围拱周围,高度分别为5米、7米、9米、11米。5米塔共有5座,7米、9米、11米塔各30座,形成了一片白塔塔林,蔚为壮观。

今天,当我们驻足面貌一新的白塔寺面前,不能不赞美凉州人民为这一宏伟工程的完成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白塔寺已成为民族团结的象征,国家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和旅游胜地,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4年8月24日,凉州举办的第三届天马文化旅游节开幕,白塔寺遗址保护维修一期工程竣工典礼也在同天隆重举行。这一天,白塔寺前锣鼓喧天,彩旗飘扬,前来参加庆典的八方宾客与各族群众,汇集在此,欢庆跳跃,参观瞻仰。人们在遗址陈列馆内,看到了许多精美文物,领略了白塔寺的变化历史和阔端、萨班两位历史人物为祖国统一大业所表现的果敢行动。凉州人民将会永远铭记他们的丰功伟业和历史贡献,白塔寺也会和两位英雄人物一起流芳史册。

来源：中国西藏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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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5月，白塔寺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白塔寺，这座始建于元代的藏传佛教寺庙又名幻化寺，位于凉州城东南20公里的武南镇刘家台庄。相传建寺之初，因寺内有大塔一座，周围环绕小塔99座，故又称百塔寺。白塔寺，论其规模和名气，也许赶不上西藏任何一座名刹那样显赫恢宏，可是它却记录着一段辉煌的历史，凉州人为白塔寺的存在和这段辉煌的历史而自豪。700多年前，就在这里，赫赫有名的蒙古皇子阔端与西藏著名的宗教领袖萨班·贡噶坚赞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谈。两人经过协商，议定了西藏归顺蒙古的条件。贡噶坚赞还从这里向西藏僧俗各界发出了有名的“萨班致蕃人书”。凉州会谈是西藏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从此西藏统一于元朝中央政权之下，纳入祖国版图，结束了400年的战乱局面，走向了安定、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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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班铜像，供奉于凉州白塔寺。萨班·贡噶坚赞（1182-1251），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代祖师，元代藏族著名政治家、宗教领袖、学者。该像为铁身铜头，高122厘米。

引述于：http://www.gsliangzhou.gov.cn/showpage.asp?id=1180

[ 本帖最后由 元素 于 2008-4-18 09:5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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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述于：http://www.xzaic.gov.cn/mtkgs/detail.asp?id=15

元代西藏历史

１２世纪末到１３世纪初，蒙古族在北方草原兴起，１２０６年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汗国后，走上了创建中国各地区和各民族空前大统一的新王朝的道路。在这一历史巨变过程中，广大藏族地区也先后汇入统一的洪流。西藏地区也加入这一中国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是藏族地区与中原地区、北方草原地区长期经济、文化和政治交往带来的必然结果。 　　　　　　　　　　 　　　　　　　　　　　　　　萨迦派主寺——萨迦寺 　　　　　　　　　　　　　 　　　　　　　　　　　　　　　 萨迦法王（塑像） 　　在灭西夏及西征中亚的战争中，蒙古王室与藏族及藏传佛教发生了接触和交往，１２１８年成吉思汗在西征中亚时曾率兵进入喀什噶尔、于阗等地，还追击逃敌直到印度西北，曾经打算通过阿里返回蒙古，走了一段后中途折回。当时可能有一支蒙古骑兵从叶尔羌南下进入到西藏西端的阿里（包括现今在境外的拉达克），占领了部分地区，设置过都元帅。１２３５年，蒙古首次分路出兵大举进攻南宋，窝阔台命其子阔端负责指挥西路，由陕甘南下四川。阔端在进军中，经过秦、陇一带藏族地区，招降了一些藏族首领。为了巩固对西夏故地和甘青藏族地区的统治，保障蒙古军南下四川时的侧翼安全，阔端决定对西藏采取军事行动，把藏族地区纳入蒙古汗国的统治。经过短期准备，约在１２３９年阔端派部将多达那波带领一支蒙古军队，从甘、青藏区出发，前往西藏。由于西藏分散的教派和家族势力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蒙古军很快就打到拉萨北面，控制了西藏主要地区，并设立驿站供应物资。接着，多达那波转而寻求与藏传佛教的主要领袖人物建立关系。看来他很清楚西藏各教派当时的情况，因此他首先找的是前藏地区影响最大的止贡寺的京俄仁波且扎巴迥乃（１１７５－１２５５），请他到蒙古去会见阔端。虽然扎巴迥乃当时担任止贡寺的住持，但是他并不完全属于止贡噶举派，而是属于帕竹噶举派，他出身于今西藏桑日县境内帕木竹地方的朗拉色家族（亦称朗氏），曾经担任帕竹噶举的主寺丹萨替寺的住持。扎巴迥乃虽然代表西藏僧俗首领向多达那波呈献了西藏户籍，表示归附，但是对去蒙古却故意推托，他向蒙古人推荐萨迦派的萨迦班智达，请他们邀请萨迦班智达，他还鼓动和资助萨迦班智达前去，促成了萨迦班智达前往凉州会见阔端。 　　　　　　　　　　　　　 　　　　　　　　　　　　　　　 萨班贡嘎坚赞像 　　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１１８２—１１５１）是萨迦五祖中的第四祖，幼年即跟从伯父扎巴坚赞受戒出家，后又以１２０４年进藏的印度高僧喀且班钦释迦室利为师受比丘戒。他精通大小五明，著述很多，曾云游乌思藏各地，有许多弟子，对政教事务和讲经传法有丰富经验，是当时西藏佛教人士中最著名的大师之一，他主持的萨迦派是当时后藏地区实力最强的一派。在接到阔端的邀请信后，他慨然应允前往凉州。在动身之前，他对萨迦派的事务做了仔细安排。看来萨迦班智达对他去凉州后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都作了充分考虑，为了将萨迦派教主的职务按习惯顺利地传给其侄子八思巴，所以他决定把人思巴兄弟带在身边，同去凉州。萨迦班智达一路上会晤了各地僧俗领袖，解释他去蒙古是为佛教及众生的利益，特别是他因扎巴迥乃的请求到止贡寺会见，接受扎巴迥乃赠给的财物，这表明萨迦班智达到凉州并不仅是他个人或萨迦派一派与蒙古汗国之间的关系，他是代表包括京俄仁波且扎巴迥乃在内 的西藏地方的主要僧俗首领，前去凉州与阔端会谈和建立关系的。 　　　　　　　　　　　　　 　　　　　　　　　萨迦派第五祖师八思巴·洛追坚赞（玉雕像） 　　　　　　　　　　　 　　　　　　　　　　　　　　八思巴文的“枢密院印” 　　萨迦班智达一行经过近两年的跋涉，于１２４６年８月抵达凉州，并在１２４７年年初与阔端会谈，议定了西藏归附蒙古汗国的办法，主要是西藏各僧俗首领向蒙古降附纳贡，承认是蒙古汗国的臣民，接受蒙古的统治，而蒙古则维持原来的各地僧俗首领的职权，并正式委任给相应的官职。萨迦班智达以佛教领袖的身份将这些条件转达给西藏各个僧俗领袖，并规劝他们接受。萨迦班智达从凉州给在西藏的僧俗首领和亲友弟子发出许多信件，向他们指出，为了佛教和藏族的长远利益，应当放弃武力抵抗的打算，按照商定的条件归顺蒙古。这些信件中最著名的是《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致乌思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亦译《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全文收入《萨迦世系史》中）。 　　１２５１年年底，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去世。临终前他将自己的法螺和衣钵传给八思巴，并将众弟子托付给八思巴，使八思巴成为萨迦派的第五任教主。此时八思巴仅１７岁，随即开始了他的宗教和政治活动。１２５１年蒙哥汗继位为蒙古的大汗，为调整蒙古各宗王贵族的关系，进行新的分封，随即下令在蒙古汗国统治下的各个地区进行扩户，即清查户口。这次范围广泛的扩户，也包括藏族地区在内。在派人进藏清查户口后，蒙哥汗将西藏分封给自己的兄弟，蒙哥汗得到前藏的止贡和后藏的藏郭莫（似即后来的曲弥万户），忽必烈得到前藏的蔡巴，旭烈兀得到前藏的帕竹、雅桑和汤卜赤，阿里不哥得到前藏的达隆巴，阔端一系保留了萨迦作为封地。这些蒙古王子在西藏得到封地，又与该封地内的主要教派联系，把其宗教首领奉为自己的上师，还把地方首领委派为自己的官吏。止贡、帕竹、蔡巴万户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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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思巴觐见元朝皇帝忽必烈图（壁画）

　　　　　　　　　　
　　　　　　　　元帝赐萨迦派首领的八思巴文“灌顶国师之印”

　　１２５２年６月忽必烈奉蒙哥之命，从甘肃进攻四川，驻兵于六盘山。因四川南宋军民坚壁清野，依山险抵抗，蒙古军进展困难，于是忽必烈向蒙哥奏请，以蒙古骑兵绕道藏族地区，攻取云南大理，对南宋采取大迂回大包抄的战略。蒙古军的这一战略，在军事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要穿过数千里人烟稀少的藏族游牧地区，在没有后勤保障的情况下，就需要依靠已经和蒙古建立起关系的藏族首领的支持和帮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派人去请在凉州的萨迦班智达和在康区一带活动的噶玛拔希到六盘山与他会见。当时因萨迦班智达已经去世，八思巴应召到六盘山会见忽必烈，双方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１２５３年新年之际，八思巴给忽必烈传授了萨迦派的喜金刚灌顶。《萨迦世系史》说忽必烈接受灌顶时，还赐给八思巴羊脂玉制成的印章以及镶嵌珍珠的袈裟、法衣、伞盖、金鞍、乘马等，实际上通过这种关系，八思巴成为忽必烈在宗教方面的参谋和助手，并跟随忽必烈到开平府居住。噶玛拔希到忽必烈的营帐比较晚，忽必烈对噶玛拔希也很感兴趣，要求他长期留在自己身边。但是噶玛拔希没有答应，而是辞别忽必烈到凉州、甘州一带传教，此时蒙哥汗得知他的行踪，几次遣使前来迎请，噶玛拔希接受邀请，于１２５６年到达在漠北的昔刺兀鲁朵的蒙哥汗的营地。他向蒙哥汗和阿里不哥传授佛法，受到封赏，蒙哥汗还赐给他一顶黑色僧帽，因此其转世系统被称为噶玛噶举黑帽系。忽必烈即位后，噶玛拔希一度因为有支持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夺皇位的嫌疑而被关进监狱，不久忽必烈又准其回藏。在元代西藏的十三万户中，噶玛噶举派没有自己掌握的万户府，但是其宗教影响却一直很大。黑帽系三世活佛攘迥多吉（１２８４—１３３９）曾两次受元朝皇帝的召请到大都传法，元顺帝曾封他为“圆通诸法性空佛噶玛巴”、“灌顶国师”，并赐给玉印，封诰等。黑帽系四世活佛乳必多吉（１３４０－１３８３）也很有名，１３５６年元顺帝就传旨命他进京，他于１３５８年从楚布寺寺出发，１３６０年到达大都，在元顺帝宫廷中活动了四年，被封为“大元国师”，赐给他玉印，１３６３年他离开大都回藏。他的侍从人员中还有被封为国公、司徒的，都得到赐给的印信封诰。

　　　　　　　　　　　　　
　　　　１３０４年，元朝帝师仁钦坚赞颁给萨迦派僧人保护寺院的法旨

　　　　　　　　　　
　　　　　　　　元帝赐给萨迦派首领的玉印“萨”字印及印文

　　１２５９年蒙哥汗在率兵攻打南宋时在四川军中去世，１２６０年３月，忽必烈在一批王公大臣的拥戴下，在开平宣布即位为大汗。同年５月，阿里不哥也到合一批宗亲贵族，在阿勒台住夏之所宣布即大汗位。双方随即展开一场激烈的争夺汗位的战争。到１２６４年７月，阿里不哥一方战败，被迫归降忽必烈。忽必烈坐稳大汗宝座，使他得以摆脱蒙古贵族中的守旧势力的牵制，放手变通祖制，参用汉法，吸收汉地历代王朝的经验，建立新王朝的统治体制。因此可以说，忽必烈即位标志着蒙古汗国转变为中国的新王朝——元朝。还在１２６０年年底，忽必烈就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给玉印，命他总管全国的佛教事务。１２６４年，忽必烈又派八思巴和他的弟弟恰那多吉从大都动身返回西藏，临行时，忽必烈赐给八思巴一份《珍珠诏书》，并封恰那多吉为白兰王，赐给金印。对他们兄弟的这种封赐，显然与委托他们去办理藏族地区的行政管理事务有关。就在这个时期，忽必烈在中央政府中设立总制院（到１２８８年改名为宣政院），作为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藏族地区的行政事务的中央机构，并命国师八思巴领总制院事，国师之下设总制院使掌管日常事务，院使之下还有同知、副使、佥院等官员。宣政院的院使初设时为两员，后增减不一，最少时为一员，多时至六员、十员。《元史·释老传》说：“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增为之，出帝师所辟举”，《百官志》说：“其用人则自为选，其为选则军民通摄，僧俗并用。”可见宣政院自己有一定的人事权，其官员中有僧人，也有俗人，有蒙古贵族，也有藏族人，担任过宣政院院使的最著名的藏族人是忽必烈的丞相桑哥。宣政院使作为朝廷重要官员，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这就确定了八思巴建立的西藏的行政体制从一开始就是与元朝中央的行政体制相联系的，是元朝行政体制的一部分。而且八思巴的领天下释教特别是统领藏传佛教各派寺院和僧人又同时领总制院事的这种身份，标志着忽必烈和八思巴对西藏行政体制的设想是政教结合、僧俗并用的一种行政体制。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置的各级机构的高级官员，由帝师或宣政院举荐，上报皇帝批准，授与金牌、银牌、印章、宣敕。从藏汉文史料看，藏族世袭贵族和佛教僧人任职的，多由帝师举荐，宣慰使、都元帅、达鲁花赤等官职，多由宣政院举荐。宣政院还要管理西藏地方的法律执行情况，派员进藏清查户籍，审理万户之间的纠纷，复核案件。另外，宣政院还要配合枢密院负责元朝在藏族地区的军事行动。

　　　　　　　　　　　　
　　八思巴文铁质金字牌（此为元帝赐给萨迦派首领的识别证件，牌上文字内容是：“靠长生天的气力，皇帝圣旨，谁若不从，即要问罪”）

　　　　　　　　　　
　　　　　帝师印文为八思巴文：“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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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思巴１２６５年返回西藏后，依照西藏各个地方政教势力管辖范围的大小，将他们划分为千户和万户，委任各政教首领担任千户长和万户长，归属元朝扶植的萨迦地方政权管理。这个政权的最高首领即是八思巴，１２６９年八思巴返回大都，进献他遵照忽必烈的诏命创制的蒙古新字，忽必烈晋封他为帝师，以后元朝始终设置有帝师一职，多数情况下由萨迦款氏家族的成员担任，在款氏家族无人担任时，则由萨迦派的高僧担任。八思巴以后是历任帝师。当帝师住在大都时，萨迦政权即由萨迦寺的住持即通常所说的萨迦法王负责。由于帝师和萨迦法王都是出家僧人，又设萨迦本钦，在帝师和萨迦法王之下负责具体的行政事务，萨迦政权直接管辖有约一个万户的属民，故专设朗钦管理。八思巴还仿照蒙古宗王的怯薛组织（掌管宿卫的侍从机构）为自己设立拉章组织，由一批侍从官员组成，后来拉章制度为许多宗教首领效仿，成为藏族地区掌管一方政教权力的宗教领袖必需的侍从组织。各个万户和千户中，有的万户长和千户长还直接到大都朝见，得到元朝皇帝的封授。藏文史籍习惯上说元代西藏划分为十三个万户，实际上各个万户的设置以及他们和萨迦的关系前后有过一些变化。

　　　　　　　　　　
　　　　　　　　　　　 元帝也孙铁木尔给萨迦派的圣旨

　　约在１２８０年，在平定萨迦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即贡噶桑布之乱和八思巴去世之后，元朝在西藏地区设置了乌思藏宣慰司，到１２９２年平定止贡派反对萨迦派的战乱后，忽必烈依宣政院的建议，又把乌思藏宣慰司与纳里速都元帅辖区合起来，设置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元帅府。乌恩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的官员，除从地方僧俗领主中委任的万户、千户之外，见于《元史》百官志记载的有：宣慰使五员，同知二员，副使一员，经历一员，镇抚一员，捕盗司官一员。此外，附属于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有：纳里速古儿孙元帅二员，乌思藏管蒙古军都元帅二员，乌思藏处转运一员，担里管军招讨使一员，担里脱脱禾孙一员。它主要的职责是传宣政令、管理驿站和元朝在西藏的驻军。从藏文史料看，有一些萨迦本钦曾经在元朝中央的宣政院担任官职，然后回西藏担任萨迦本钦，有的萨迦本钦还同时兼任乌思藏宣慰使的职务。例如萨迦本钦甲哇桑市曾经为帝师贡噶坚赞掌文书，作为贡噶坚赞的侍从到朝廷，先被任命为宣政院的官员，后来又被任命为乌思藏本钦，返回西藏，娶妻生子。后来他又再次到朝廷，多次担任宣政院的长官，得到过封诏，前后在朝廷住了十八年。后来他又回到萨迦，再次担任萨迦本钦。大司徒绎曲坚赞说“他是官至一品的官员，他是荣禄大夫，三任院使，要撤职或处死，只有皇帝才有权。”元朝还几次派遣官员入藏，在萨迦本钦的配合下，清查西藏各地的户口，确定各个万户的贡赋，并且建立驿站以及保证驿站交通的乌拉差役制度，在此基础上，元朝在西藏屯驻军队，设立各级官府，以保证对西藏的统治和政令的推行。

　　　　　　　　　　　　　
　　　　　　　　　　 萨迦桑杰贝帝师颁给仁钦岗巴的法旨

　　在元朝扶植下掌握西藏地方权力的萨迦款氏家族，在八思巴去世后不久，就出现内部的权力斗争。先是八思巴的侄子达玛巴拉继任帝师后，宣称他的叔伯兄弟达尼钦波桑波贝不是真正的萨迦款氏家族血统，由忽必烈将其流放到江南杭州。直到达玛巴拉去世后没有继承人，元成宗才把达尼钦波桑波贝接回，承认他是款氏家族成员命他多娶妻生子，因此达尼钦波桑波贝有七个妻子，十二个儿子。１３２２年达尼钦波桑波贝去世后，家族内部矛盾又有发展，１３２５年在达尼钦波桑波贝的儿子帝师贡噶洛追坚赞的主持下，将他众多的异母弟兄们划分成了细脱、拉康、仁钦岗和都却四个拉章系统，把萨迦款氏家族从元朝得到的权势和封爵分配给了他四个庶母的儿子们。细脱拉章得到了萨迦寺的法座，拉康拉章得到了帝师的职位，仁钦岗拉章似乎是与细脱拉章分享萨迦法座的继承权，都却拉章得到的是白兰王的封爵。在萨迦寺总的法座之下；各个拉章又有自己的座主，父子相承。在经济上各个拉章拥有各自管辖的属民、庄园和城堡。萨迦派尽管与往昔一样得到元朝的大力支持，各个拉章也都有显赫的官职，仍凌驾于乌思藏十三万户之上；但在后来遭到帕竹万户强有力的挑战时，内部分裂松散的弱点均暴露无遗，造成萨迦派的权势迅速瓦解。

　　　　　　　　　　　　　　
　　　　　　　　　　　　 元帝封“白兰王”印及印文

　　正当萨迦地方政权危机四伏、内部纷争不休之时，在山南雅隆河谷，帕竹万户正在朗氏家族的绛曲坚赞（１３０２—１３６４）的领导下不断积蓄势力，悄然兴起。绎曲坚赞少年时曾被送到萨迦去当萨迦首领达尼钦波桑波具的侍从，学习佛教，同时也学习办理行政事务的知识，这是当时西藏各个万户的贵族首领和萨迦保持关系的一种习惯做法。１３２２年维曲坚赞出任万户长后，整顿吏治，发展经济，并训练出一支战斗力较强的军队。绎曲坚赞认为，以前旭烈兀的封地范围都是帕竹万户的领地，至少是忽必烈及宣政院历次颁发文告圣旨中规定的领地，凡是在前几任万户长时丢失给其他万户的，都应该收回。他的这一想法不仅符合元朝的法度，也符合复兴的帕竹大小领主及属民的愿望。经过十几年中的多次挫折，绛曲坚赞终于打败了和帕竹有领地争端的邻居雅桑万户，收回了失地。萨迦不愿意帕竹万户过分强大，以调解纠纷的名义来压制帕竹，几次想以合法的名义撤换绎曲坚赞，都因绎曲坚赞的抵制而失败。１３４６年萨迦本钦甲哇桑布纠集同样不愿帕竹强大的蔡巴万户和羊卓万户的军队，兵临乃东城下，在绎曲坚赞和雅桑万户长在本钦面前诉讼时逮捕绎曲坚赞，逼迫帕竹交出乃东，由于绎曲坚赞事先作了安排，本钦未能占领乃东，只好将绎曲坚赞押解到后藏。正在这个关键时刻，萨迦发生内争，甲哇桑布被撤职，绎曲坚赞被放回乃东。１３４８年８月，萨迦本钦旺尊调集蔡巴、羊卓等万户联军再次进攻帕竹，由于萨迦临阵易帅，指挥失利及内部不和，在万众一心、背水一战的帕竹军队的面前节节失利，屡屡败阵，帕竹占领了雅桑大部，迫使蔡巴万户割地求和。１３５０年绎曲坚赞派遣使者进京奏报，元顺帝承认了绎曲坚赞的既得权力和地位，赐给万户长银印两枚。１２５３年帕竹再次打败萨迦纠集的蔡巴、止贡等万户的军队，并利用萨迦的内部矛盾，与甲哇桑布结盟，反攻到萨迦，占领了萨迦寺和乌思藏的大部分地区，取代了萨迦派在西藏的统治地位。１３５８年，绎曲坚赞正式从萨迦派手中收缴了萨迦本钦的大印，并按元朝皇帝的圣旨经办帝师索南洛追赴京就职事宜。１２６０年，绿曲坚赞再次派遣喜饶扎西等人进京，请求元朝皇帝的加封。元顺帝赐给绎曲坚赞虎钮印章和封诏，规定贡噶、仁蚌等前后藏地区为绎曲坚赞的辖地，册封绎曲坚赞的部下释迦仁钦为曲弥万户长。在乃东当着蒙古都元帅和乌思藏宣慰司官员，举行了宣读封诏的盛大仪式。接着按帕竹派的旧规，在丹萨替寺隆重举行了绎曲坚赞启用新虎钮印章（相当于原萨迦本钦的印章）的仪式，这标志着帕竹地方政权取代萨迦地方政权管理乌恩藏地区过程的正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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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帝赐萨迦派首领的八思巴文“灌顶国师之印” 　　　　　　　　　　　 　　　　　　　　　　　　　　元朝皇帝所赐帝师之印 　　　　　　　　　　　 　　　　　　　　　 以八思巴与其母名义书写的金汁《甘珠尔经》 　　在元代，由于国家统一，西藏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西藏的科技文化事业也成果造出，这是西藏历史上科技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由于元代佛学的发展，各种译经、注疏、著述学风的形成，带动了其它诸如历算、医学、天文、艺术、文学、历史等各个学科领域学术活动的开展，并对后世的科技文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元朝时期，萨迦地方政权也十分注重文化建设，八思巴往来于萨迦和大都之时，注意收集各种古籍和经典。与此同时，一些印度、克什米尔、尼泊尔等地的僧人前往西藏或萨迦讲经听法，也带来不少佛经典籍。八思巴每得到一种新的图书，总要命人抄写、译校，保存在萨迦。一些重要的佛经，往往还要用黄金、宝石研成粉末和汁液书写，以期长期保存。这些佛教经典都珍藏在萨迦寺内，萨迦南北两寺当时都有数量众多的藏书，仅萨迦南寺的藏经墙，保存至今的佛教典籍多达六万多函，其中还有不少旷古稀世的贝叶经文献，以其抄写精美、规格宏大而著称于世。在元代，西藏还编纂和缮写过好几部大藏经。最负盛名的莫过于纳塘本大藏经，和布顿及蔡巴·贡噶多吉分别编纂的《丹珠尔》和《甘珠尔》目录。它们对后世的大藏经木刻版的编篡和刊印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雄敦多吉坚赞等人从１２６０年开始到１２８６年的二十多年中，在八思巴等萨迦派首领的支持下将古印度学者旦志所著的讲述修辞学理论的著名著作《诗镜论》译成藏文，并进行了一些修订，这在藏族文学史具有重要的意义。《诗镜论》经过藏族文人的消化吸收后，在藏族的文学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文学创作风格流派——诗镜论流派。音乐、美术在元代时期也有了新的发展。音乐领域内的重大成果首推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的名著《乐论》。在艺术方面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集建筑、雕塑和绘画三种艺术形式为一体的萨迦寺和夏鲁寺就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作。据考证，萨迦南寺大经堂的八思巴朝见忽必烈和密集金刚等密宗内容壁画和罗朗拉康中的呼金刚壁画残片为元代时期作品。作品精美细腻，体现出中亚和元代中原艺术影响的痕迹。萨迦守壁画中最为著名的为坛城壁画，据记载本钦·阿迦仑扎西时期，曾在大殿顶层一共绘制了６３９幅坛城壁画。这些壁画影响到夏鲁、纳塘、泽当和明代白居寺等寺院坛城壁画的制作。夏鲁寺在元代前后历经三次不同规模的修耷和扩建，最后定型于古相·贡噶顿珠和布顿大师时期，系元朝宫廷式艺术影响下的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吸收了内地的歇山琉璃式样和元代宫殿式结构，为典型的藏汉合璧式建筑。史学方面在元代也涌现出一批现代学者们推崇的重要历史著作。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宇）得到了广泛的推行和使用。此外元朝还用八思巴字刻版印行过《蒙古字孝经》、《大学衍义择文》、《忠经》、《蒙古字百家姓》、《蒙古字训》和蒙文译本《萨迦格言》等书籍，在当时推行政令、传播文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元代在北京和杭州形成了两个藏传佛教艺术创作中心。藏传佛教艺术伴随着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而被介绍到内地，主要包括佛塔、佛寺的兴建和金属、石刻造像及木刻；有许多重要文物遗留至今，如北京妙应寺白塔、居庸关云台、杭州飞来峰密教石刻等。至元年间在大都进行的藏汉文佛典对勘，则极大地推动了藏传佛教与汉地佛教的文化交流。 　　　　　　　　　　　　　 　　江孜白居寺新佛塔上的佛眼，形似印度教湿婆神。融合萨迦、噶当、格鲁三教派建筑风格的白居寺始建于１４１４年

文章来源: 《中国西藏基本情况丛书—西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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