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少将：别再吹嘘国民党抗战多厉害了

耳冉子

抗战初期国民党军战败尚可用武器落后辩解，抗战后期中美联合空军已掌握制空权，国民党军得到美援后装备也较日军为优，兵力更一直居于绝对优势，为什么在直至抗战胜利前夕的1944年至 1945年初仍出现豫、湘、桂大溃败?为何直至日本投降前也未能展开反攻，最终依靠他国攻日而坐等胜利呢?

国粉是否来破解一下这个问题？

roytest001

我现在就烦全国各大电视台一水的国军大戏，真是晕菜呀，倘若真是这么猛，小日本还那么嚣张吗？不知道对岸看到这种电视剧会是什么反应，说蒋介石军事指挥蠢还真不是盖的，我一直都想不通南京是为什么是那么一个丢法。

鬼雄

国民党军队战斗力低下（一个日军师团的战斗力相当于国民党三个步兵师的战斗力）
以及极其糜烂的腐败（汤、 ...
中山水寒 发表于 2010-3-27 10:38

    名义上的。

    实际上早就烂大街了。

鬼雄

没有蒋介石花大价钱武装起来的德械中央军和高薪聘请的德国军事顾问，抗战的局面可能会更糟。
国外一些研究 ...
中山水寒 发表于 2010-3-27 10:51

    若是稍有远见，就能搞成这样子，还真是他烂到极点才能做到。

deathdog

18个师围不住一个师，最后被围方仅增援一个师居然就打散了。这水平还真不是一般的高。

hehq001

呵呵，假货流行是自改开开始的。以前对国民党当局的所谓“抗战功绩”讲得少或遗漏，主要还是史料证据掌握方面的原因，而不是有意为之。因为TG历史上特别是战争年代根本没有条件形成造假传统，任何吹牛自己、贬低敌人的事都只能是自己找死的愚蠢行为，据说孟良崮战役时各路报上的毙俘敌数字比张灵甫74师定员人数少了几千，粟裕下令彻查，最后果然在一山坳里找出了那几千漏网之敌。

中山水寒

中国军队的初步近现代化还轮不到老蒋的德式师了      老袁的小站练兵才是中国近现代军队的鼻祖

吸引到长 ...
gogogame 发表于 2010-3-27 11:55

比起各个派系的地方军，老蒋的德械师在正规化、现代化上是一个进步。
至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低下，原因是很多的：
比如内部派系林立：中央军为了消耗杂牌军、见死不救，杂牌军为了保存实力、避而不战，
装备落后，士兵军官军事素质文化素养低下，内部腐败：如吃空饷、殴打士兵等等。
在滇西反攻中，面对坚固的日军松山要塞，居然指挥士兵死冲硬打，造成的伤亡多达8000多人。
后来是在美军顾问的建议下，靠工兵挖地道搞内部爆破才将其拿下。

中山水寒

呵呵，假货流行是自改开开始的。以前对国民党当局的所谓“抗战功绩”讲得少或遗漏，主要还是史料证据掌握方 ...
hehq001 发表于 2010-3-27 15:47

建国后对参加过中国远征军的那批人的政治迫害就这么华丽的无视了？？

耳冉子

建国后对参加过中国远征军的那批人的政治迫害就这么华丽的无视了？？
中山水寒 发表于 2010-3-27 15:56

说建国后的对远征军那批人的政策是错误的，不能说明国民党的吹嘘是对的。何况，那个错误早已得到澄清，而国民党的吹嘘现在还在继续吧

中山水寒

说建国后的对远征军那批人的政策是错误的，不能说明国民党的吹嘘是对的。何况，那个错误早已得到澄清，而 ...
耳冉子 发表于 2010-3-27 16:03

民主派人士是怎么说的，我已经交代的很清楚了。

中山水寒

《凤凰周刊》：60年的纪念与忘记 2005年07月10日

大陆官方60年纪念抗战主题词的演变

记者 韩福东

抗战胜利60年来，大陆年年都在纪念，每逢10年，还会举行盛大纪念活动，即使文革期间也没有中断。但在毛泽东时代，每次纪念都是对国民党抗战的批判和遗忘，都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自我隔离。在后毛泽东时代，每次纪念都是对历史的还原，都是对抗战意义的新发现。 光荣归于苏联 1950年7月7日，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个“七七事变”纪念日，在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持下，首都各界代表五千余人举行了纪念“七七”13周年大会。时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的郭沫若致开会词，为整个纪念大会，也为今后相当长时间的大陆抗日纪念定下了基调。在谁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问题上，郭沫若说：“八年的神圣抗战，毫无疑问，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而在反动派方面呢？……蒋介石匪帮在抗日战争期间是走私式的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卖祖国，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便是公开地向美国帝国主义出卖。这一明白的事实，谁也不会怀疑了。” 郭沫若还特别强调：“我们的抗日战争自始至终都得到了苏联的诚心诚意的帮助。在抗日战争初起的时候，全世界帮助我们国家的就只有苏联。”开会词还用了大量篇幅声讨“法西斯轴心国的继承者”美国，而对于日本，则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态度—在斥责“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的同时，还“对于同受美国侵略并同样进行反抗斗争的日本人民表示同情和敬意”。 1951年8月底，《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关于九月三日抗日战争胜利日纪念办法的通知”。通知要求全国各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和其他宣传教育机构，应在9月3日及其前后，进行关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苏联军队解放东北的援助下，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光荣历史的宣传。《人民日报》同时刊登“今年九月三日抗日战争胜利日的宣传要点”，规定：1、抗日战争以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而结束，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由失败走到胜利的伟大转变；2、打败日本主要是中国人民和苏联的功劳；3、美帝国主义是今天中国人民的死敌。 1955年，抗战胜利10周年。9月3日上午，沈阳和哈尔滨两市各界人民代表共2000多人分别祭扫了当地的苏军烈士墓。下午，旅大市（今大连市）各界人民代表3000多人在旅顺举行了“胜利纪念塔”揭幕典礼。塔身刻着：“光荣归于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捍卫了远东和平的苏联人民及其武装部队力量！”当时的国防部副部长萧克在讲话中称，10年前，“苏联决定性地帮助了我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当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崔奇文章《苏联击溃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意义》，作者批评美国“采取了拖延战争的政策。按照他们的太平洋作战计划，战胜日本依然遥遥无期。” 丑化国民党政府，确立共产党在抗日过程中的领导地位，是中共执政初期为巩固执政合法性所采用的一种手段。当时大陆在外交上完全倒向苏联，又经历抗美援朝战争，对抗日的纪念变成对苏联红军的讨好式颂扬和对“美帝国主义”的批判。后果是，在大陆官方媒体上，国民党的抗战和美国对中国的援助被掩盖了，共产党的抗战也被看轻了，惟有对苏联的感恩戴德。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中共与苏共两党交恶，大陆关于抗日战争何以胜利的叙述，也发生微妙的变化。 1965年，抗战胜利20周年。8月15日，新华社播发纪念文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战，挽救了当时极其深重的民族危机，取得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胜利。”文中只字未提苏联军队的援助。在当年的纪念活动中，大陆还多次批判苏联领导人。9月3日，林彪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是帝国主义强盗的帮凶”。 1975年，抗战胜利30周年。9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三十周年》文章，对苏联的表述开始一分为二：抗日战争中，“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军队和人民，在战斗中建立了巨大的功勋”；“这些年来，随着苏美争霸的加剧，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亚洲推行霸权主义的狼子野心越来越暴露。” 直到上世纪80年代，苏联出兵东北的作用才得到大陆官方和史学界比较客观的评价。

国民党抗日得到中共承认

1985年，抗战胜利40周年，大陆的纪念基调发生根本变化。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纪念文章《伟大的全民抗战》和《中国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国民党的抗日行动得到中共承认，并通过纪念抗战来宣传两岸统一的主张。后一篇文章说：“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中央—胡厥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全民抗战，胜在团结》。他说：“四十年过去了，全民抗战，胜在团结的宝贵经验是永存的。今天，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重任又历史地落在我们全国人民的肩上。” 同年8月19日至24日，中共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全国党史研究会在北京召开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学术讨论会。《人民日报》报道，与会人士认为，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为主体的敌后抗日战场，同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承担的正面战场互相配合，构成了中国各族人民抗战的整体，两个战场都为抗日做出了贡献。同时，一些学术禁区和盲区被突破。过去，对抗战领导权是不容争论的，而在这次讨论会上，则出现以下观点：中共在政治上领导了抗日战争；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国民党领导正面战场，共产党领导敌后战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了抗战；组织上国共两党分别领导，政治上是共产党领导。在毛泽东时代，大陆官方和史学界一直把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分开表述。在北京的讨论会上，部分学者提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在欧洲，也在亚洲，而且首先在亚洲；中国持久抗战牵制了日军的大量兵力，粉碎了日军的“北进”计划，还牵制了日军的“南进”，解除了苏联的后顾之忧，有力地支援了美英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和东亚战场的作战。此前，大陆官方教科书把抗日战争史变成了国共斗争史，平民的牺牲几乎被忽略不计，或算做国民党消极抗战的罪恶。而在北京的讨论会上，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人民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高规格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

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史学界的部分观点已被大陆官方认可和采纳。9月3日，官方举办首都各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首次把两者同时纪念。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发表讲话说：“我这里要特别提到苏联、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盟国对中国抗战给予的人力、物力支持……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红旗上，凝结着各国友人的血迹。” 他还说：“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华民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彪炳千古的历史贡献。”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如何举行纪念活动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今年3月两会期间，香港人大代表朱幼麟递交了《我国国家级、国际化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议案。他建议，每年举行国家级纪念大会，国家最高领导人出席；全国统一鸣警报3分钟，下半旗，肃立默哀；设立“国耻日”或“哀悼日”；建立类似于俄罗斯无名烈士墓、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国家级纪念抗战场所，免费开放。但舆论认为，该建议难以尽快实现。新华社5月7日报道，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对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作出安排部署：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将举行纪念大会。有关部门还将举办大型主题展览、文艺晚会和学术研讨会。同期，建立在卢沟桥畔的抗日战争纪念馆也陆续更换文物，增加国民党军队抗战的内容。由于台湾国民党和亲民党主席先后访问大陆，大陆在纪念抗战时，更为客观而务实的观点不断显现。不过在当年抗日主战场，国民党军队血战的遗迹几乎荡然无存。

sam712

何止哦。
不过共军这边也彼此彼此。
日军内部的专业人士还是很吃香的。 ...
leobien 发表于 2010-3-27 11:33

    解放军是用了很多自愿帮中国抗日的日本共产党和战俘，国民党那边的也是这种身份？

sam712

建国后对参加过中国远征军的那批人的政治迫害就这么华丽的无视了？？
中山水寒 发表于 2010-3-27 15:56

   你忘了孙立人~

leobien

解放军是用了很多自愿帮中国抗日的日本共产党和战俘，国民党那边的也是这种身份？ ...
sam712 发表于 2010-3-27 18:31

共军有战俘，难道国军就没有？
不管人数多少，作用是一样的。
难不成投降共军的战俘是和平主义者？

qushichen

http://bbs.m4.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9666&extra=&page=1

网络娱乐：“他们不会是无间道吧”
原教旨自由主义者对新中国的持续攻击，对半殖民地旧中国徒劳的无限赞美，在引发青年网友们激烈反应的同时，又戏剧性地在使论战向“网友娱乐”方面转化。
本来，中国政府一直对抗战中牺牲的国军官兵高度评价，刚建国就追认了很多烈士，命名了“张自忠路”、“赵登禹路”等等，也比较客观地评价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早就拍摄了《血战台儿庄》等电影，比台湾方面大度宽容了许多。但原教旨自由主义者为了攻击新中国，一再在书刊、网络上，污蔑消灭大量侵略者、恢复大片失地的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拖国军抗战后腿”，一再反复挑起“国共论战”（“国共论战”是多年来网络论战的一个主要焦点），最终迫使年轻网友们以事实得出这样的结论：鉴于国民党副总裁、二十多名中央委员及监察委员、上百名将领当了汉奸，鉴于国军消灭的日军没有国军投降当伪军的多，国民党的抗战功绩为负数！并进而把国民党说成“武昌首义，基本在看；八年抗战，基本在窜；黄金十年，基本在喊；百姓生存，基本不管；党内乱战，基本不断；国军胜利，基本靠编；米英外交，基本在盼；党国威武，日记里见……”（这些观点有些偏激，但其主要责任显然不在被恶心的网友们一边）。

qushichen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投降日本皇军的名单

1939年 何行健 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在苏南率部50000人投敌
1939年 蔡雄飞 晋绥军副师长 在晋西北率部投敌
1941年2月 李长江 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率所部8个支队投敌
1941年2月 丁丛堂 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一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1941年2月 顾秀五 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二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1941年2月 陈才初 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六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1941年2月 秦庆霖 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七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1941年2月 范杰 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十一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1941年2月 杨仲华 国民党江苏保安第八旅旅长 率所部全部投敌
1941年2月 刘月亭 新编第5军副军长 率所部全部投敌
1941年5月 公秉藩 国民党第30师师长率该师及第3、第9、第17、第80、第93各军之一部共22000人投敌
1941年6月 毕泽宇 国民党第69军军长 率所部投敌
1942年2月 赵瑞 国民党骑兵第1军第1师师长 率所部在晋西投敌
1942年2月 杨诚 国民党骑兵第1军第5师师长 率所部在晋西投敌
1942年4月 孙良诚 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在鲁西率69军、暂3旅、特务旅全部投敌
1942年4月 王清浣 新编第6师师长 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 赵云祥 新编第30师师长 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 陈光然 新编第181师师长 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 黄贞泰 新编第13旅旅长 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 郭俊峰 特务旅旅长 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 丁树本 冀察战区游击第1纵队司令 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 夏维礼 冀察战区游击第2纵队司令 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 孙玉田 警备处长 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6月 徐继泰 苏北四县游击总指挥 率所部投敌
1942年6月 景顺阳 第3战区游击支队司令 率所部投敌
1943年1月 吴化文 国民党山东新编第4师师长率所部于怀安投敌
1943年1月 于怀安 国民党山东新编第4师副师长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1943年1月 宁春林 山东保安司令部参谋长 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1943年1月 吕其赓 苏北游击纵队第1纵队司令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1943年2月 厉文礼 山东游击队第2纵队司令 本人被俘投敌
1943年2月 王劲哉 国民党第128师师长 率8个将官及所部投敌
1943年2月 赵天时 国民党第381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 任兰圃 国民党第382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 薛豪平 国民党第383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 潘胜富 国民党独立第1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 苏景华 国民党独立第2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 张海平 国民党独立第3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 苏振东 国民党独立第5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 李德兴 国民党独立第128师参谋长 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 吴漱泉 国民党第351旅旅长 被俘投敌

1943年2月 韩子乾 国民党第113师师长 被俘投敌
1943年3月 金亦吾 第6战区挺进总司令兼第2纵队司令率所部投敌
1943年4月 孙殿英 新编第5军军长 率所部投敌
1943年4月 张良才 苏北游击纵队第2支队司令 率所部投敌
1943年5月 庞炳勋 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与孙殿英联名通电 判国投敌
1943年5月 赵星彩 第24集团军参谋长 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 李震汾 第24集团军第106师师长 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 侯如墉 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司令 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 于光辉 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副司令 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 杨志稀 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参谋长 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 杨汝贤（杨明清）新编第5军副军长 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 冯养田 新编第5军参谋长 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 杨克友 暂编第3师师长 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 王瑞庆 暂编第3师副师长 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 王廷英 暂编第4师师长 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 王瑞亭 暂编第4师副师长 随庞孙投敌

qushichen

抗战期间国民党与日本政府的三次秘密谈判
http://bbs.tiexue.net/post_1462260_1.html

第一桩：1938年的“宇垣一成、孔祥熙秘密谈判”。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主动要求同日本进行的“和平交涉”。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1938年夏，宇垣一成大将出任改组后的近卫内阁外相。蒋介石获悉，深感兴趣。因为蒋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宇垣一成曾对他给以照顾而结下友谊。蒋执政后，曾多次派张群去东京、汉城（朝鲜京城）同宇垣一成就中日关系交换意见。鉴于沪宁、徐州失守，日军猛扑武汉，形势严峻，蒋介石命行政院副院长、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于1938年5月电贺宇垣一成就职，张群说：阁下就任外相“实为极其重要的大事”。“过去多次就东亚问题交换意见。余确信此次阁下定能将一向抱负付诸实施。”宇垣回电说：“余昔日谈及想法意见，今后定当尽最大努力予以实现。”张群再次致电，说：“能让我们进行和平交涉吗？如有此意，可由汪兆铭或者我本人出面接洽。”（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宇垣一成日记》，卷2，东京1970年版，第1245页。）

宇垣答复：“我们期望和平谈判。”“由先生与汪兆铭出面处于第一线，则需慎重考虑。在贵国人士心目中，一听说张群或汪兆铭，会当即认为是亲日派巨头。日本人同您和汪兆铭在交涉前列对话，很容易谈拢。但贵国国民却会谴责这是亲日派干的，他们卖国求荣，反而使交涉陷于不利。”（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宇垣一成日记》，卷2，第1246页。）宇垣指名要“与日本关系不深”的新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出面交涉。

6月26日，“宇垣一成、 孔祥熙秘密谈判”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与行政院秘书乔辅三之间在香港举行“预备会议”的形式进行。

这次交涉有两个特点：一是日本宇垣外相要求中国：（一）承认满洲独立；（二）华北、内蒙划为‘特殊地区’；（三）对日赔偿；（四）经济合作，共同开发（中国）资源；（五）在某些地区驻兵；（六）中国接受日本顾问或其他指导者。（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宇垣一成日记》，卷2，第 1247页。）

而孔祥熙院长在“满洲独立”问题上对日本做出从无先例的大让步；二是日本试图将7月8日五相会议新决定——“蒋介石下野”作为中国中央政府“屈服的条件”之一（注：五相会议决定：《中国现中央政府屈服时的对策》（1938年7月8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493。），强加给中国方面。

《宇垣一成日记》是一份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交涉当事人宇垣外相在其日记详细而具体地记述了这次交涉的经过。该日记揭示，孔祥熙“希望和平在汉口失陷前迅速实现”，急切谋求妥协。7月18日，他回答日本外相如下：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在条约上公开承认满洲独立，我们国内很困难，只有悄悄地逐步实行。例如，首先设置领事，凡属经济问题由领事间解决。如遇众多政治问题，领事解决不了，接下来再派公使或大使”。

“内蒙设置特殊地区是可以的。”

“关于接受（日本）顾问，共同开发资源都是好事情。”（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宇垣一成日记》，卷2，第1247页。）

孔祥熙说：在华北设置特殊地区不适宜，中国无力支付对日赔款。

日本要求“蒋介石下野”是这次交涉的焦点问题，也是难于达成妥协的症结。孔祥熙说：“蒋先生果真下野，将由谁人同日本签订条约呢？”他提出一个退让方案：“目前，我本人为行政院院长，居蒋之次席”，“可否由本人以行政院院长负全责而辞职”。至少在履行条约完毕之前，蒋先生依然居于其原有的地位。（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宇垣一成日记》，卷2，第1247页。）可是，日本方面断然拒绝。

为了达成妥协，孔祥熙答应乘日本军舰亲自赴长崎与宇垣外相直接会晤。最后，日本陆军强硬派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坚持要“蒋介石下野”，并以成立“兴亚院”为手段迫使宇垣外相辞职，使这次交涉告吹。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宇垣一成日记》这份第一手资料确凿地记录孔祥熙答应日本外相：国民政府将悄悄逐步地承认“满洲独立”，“派公使或大使”同伪满建立邦交；国民政府认可日本“共同开发”中国资源和向中国政府派遣顾问；内蒙“特殊化”，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蒋介石及其代理人对日交涉作出放弃领土、主权的重大退让，难道这是“正常之举”“并没有错”？

有的“战时正常因应”论者也使用《宇垣一成日记》这份原始资料，但只引日方提出“承认满洲独立”等六项无理要求，却不提《日记》所载孔祥熙在对案作出“派公使或大使”的承诺。（注：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四章《日本诱降与中日秘密接触》，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196页。使用《宇垣一成日记》原始资料又掩盖国民政府面目者不仅这一处。第四章作者引用《宇垣一成日记》资料，却避开张群提名汪兆铭“出面交涉”和宇垣称汪兆铭、张群在中国人看来是“亲日派巨头”，他们出面交涉会被“贵国国民谴责亲日派卖国求荣”两段重要情节。其表述是：“后来宇垣又顾虑张群的亲日名声可能会把事情弄糟，遂又建议改请行政院长孔祥熙出面”。（见该书第194页）类此改变第一手资料原意而“为国民政府讳”的做法是严谨学风所不宜采取的。）这岂不是“为国民政府讳”吗？




第二桩：1939年蒋介石直接指挥的复兴社杜石山与日本萱野长知、小川平吉之间的香港谈判。

1939年1月，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在这一历史背景下，3月4日，他致电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杜石山指示他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方针是：“和平之基础”“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注：《蒋介石致杜石山》（1939年3月4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11—612页）。

3月16日，宋美龄莅港指导。17日，柳云龙、杜石山、萱野长知在香港大酒店350号房间开始交涉。柳云龙提出如下条件：（一）平等互让；（二）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三）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四）（日本）撤兵；（五）签订防共协定；（六）中国赞成经济合作；（七）不追究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八）对满洲另行协定。（注：《萱野长知电报》（1939年3月18日），同上书，卷2，第614页。）3月24日，日本前铁道大臣小川平吉抵港参加谈判。日本方面对柳云龙的条件不予置理。4月初，小川平吉提出一个和谈的“先决问题”，即要求蒋介石将“容共抗日”改为“排共亲日”，首先讨伐共产党，然后实行局部停战，同时开始“和平交涉”。（注：《小川平吉致东京诸公阁下》（1939年4月8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18—619页）。

这个“先决问题”是在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日益壮大的情况下提出的，表明日方将“讨共”作为日蒋妥协的基础。这是此次香港交涉内容与以前和谈的明显不同之处。杜石山将小川所提首先讨共的“先决问题”报告宋美龄，宋称可以密约办理。随后，杜致电蒋介石请示，蒋复电“用密约办理”。（注：《杜（石山）氏笔谈》（1939年3月末），《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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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谲的小川试探蒋介石的诚意，指出：“方案内容极为微妙而且秘密，非面晤蒋委员长心腹要人不能详细议谈。”蒋介石听到小川要求派孔祥熙或居正赴港，表现逡巡不前。杜石山搪塞小川：此次交涉乃蒋之“嫡系人物”所秘密进行。柳云龙是蒋委员长姨母之子，直接与蒋以密电联络。且陈诚已派参谋长来港说明对付共产党的准备工作：山西、陕西两省有70万大军对共军取包围态势，各军校共系学员已悉行驱逐。5月11日，小川平吉直接致函蒋介石：“当此艰局，毅然不惑，如挥快刀而斩乱麻，此诚真英雄豪杰之所为也。”请蒋派要员来港，或允小川偕萱野赴渝聆教。（注：《小川平吉致蒋介石函》（1939年5月11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24—625页）。

小川密函转到重庆，蒋介石提交嫡系干部会议讨论。但事为中国共产党和桂系得悉。中共要求“通缉主和人员”，要蒋履行西安抗日约言，不得中途妥协；桂系声称：如果议和，广西军队将单独抗战。（注：《杜（石山）氏笔谈》（1939年6月6日及9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34、635页）。

当日蒋围绕派遣要员问题纠缠不休之际，汪精卫降日活动已有进展。东京确定实行“倒蒋立汪”政策。9月13日，日本政府声明：将扶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列为施政方针。于是，萱野长知10月13日离港，日蒋交涉停顿。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是日本谈判者收集蒋介石在秘密议和中所发大量“密电”及其代理人杜石山与日本人“笔谈”手迹编纂而成的历史文献。它揭示出蒋介石指挥香港谈判诸多秘密活动，内容翔实，具有说服力。这一文献反映出的历史事实告诉人们：蒋介石确曾允诺日本谈判对手可以“首先讨伐共产党”，双方“用密约办理”。这是国民党统帅背离他本人向国人庄严宣布国共合作，“共保国家的生命与生存”诺言的铁证。《小川平吉关系文书》揭示蒋介石与敌密谋签订“讨共”密约的历史事实，很值得肯定蒋介石对日议和的研究者深思：所谓“为了结束战争而进行交涉并做出一定妥协并没有错”的论断是否符合实际？显然，“并没有错”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桩：1940年“桐工作”（又称“宋子良工作”）香港、澳门谈判。

这是大家所熟悉的一次日蒋“和平交涉”。这里仅简略地列举一些历史事实，来论证蒋介石在敌人提出更为苛刻的亡华计划的情况下，他为谋求妥协是怎样作出重大退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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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底，日本军部为了摆脱陆军泥足深陷和汪精卫集团难成气候的窘境，重新确立同蒋介石直接交涉的策略。

蒋介石侍从室亲信幕僚唐纵在其日记这样记载：雨农（戴笠）说：日本人“天天在香港寻求中央路线讲和。据敌方的表示，如果中央接受和平谈判，汪逆可以弃而不理，日方可以撤兵，而且板垣（征四郎）可以来重庆”。（注：《唐纵日记》，1940年3月2日条，第115页）。

于是，军统局派曾广冒充“宋子良”在香港同日本参谋本部铃木卓尔中佐挂上了钩。日蒋双方持官方证书的代表于1940年3月、6月在香港、澳门进行两轮交涉。

日本代表提出经参谋总长载仁批准的“停战先决条件”：重庆政府应当保证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保证与汪精卫派合作，重新建立中央政府或与中央政府合并；正式调整邦交，实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中国承认“满洲国”；日军驻扎于华北、蒙疆要地；华北、长江下游实现日中“经济合作”；在治安恢复后日本始能撤退防共协定以外的兵力。（注：参谋总长载仁：《对实施桐工作的指示》（1940年2月21日），《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第335—337页。）随后，日本方面又增加一条要求：日本在海南岛设置海军基地。

显然，这是比先前两次“和平交涉”更为苛刻的亡华条件。它有两个特点：一是要求“汪蒋合流”；二是将对华军事占领扩大到全国范围，而且长期化、合法化。其实质是：要求蒋介石放弃抗日容共政策；让日军占领从东北四省、华北、内蒙乃至海南岛的中国国土；听任日本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沦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

据日本档案《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忆录》收录双方“对答记录”和中国方面3月10日提出书面的《和平意见》的记载，重庆代表在交涉中对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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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满洲国的独立是既成事实”，蒋委员长“对表示承认毫无异议”。目前，中国方面主张中日“缔结特别协定，两国共同将其作为保护国”。（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4、136、341页）。

（二）原则上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及使内蒙地区特殊化”；万一“在国防上有必要时，可推迟一部分撤兵”。（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7、340页）。此外，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的表述是：“中国方面提出，当撤兵之际，在具体方法上，日本军可在必要地点，相当长期地延缓撤兵。”

（三）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注：中国委员：《和平意见》第二条，《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9页。）重庆代表、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强调：“自然停止抗日”；“中国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问题可交给中国好了。”（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2—133页）。

（四）可以把华北、长江下游地区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注：《今井武夫回忆》，第133页。）“绝对同意”给日本臣民以在中国内地的居住、营业自由。（注：中国委员：《和平意见》，第五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五）中国招聘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注：中国委员：《和平意见》，第六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此外，重庆代表指出：汪精卫问题“纯为中国内政问题”，无庸列为和平条件之一；绝不承认日军驻兵华北。

qushichen

全面否认国民党在抗日中的贡献是偏激！


可那些国粉不顾历史的赞美也太恶心了

qushichen

共军有战俘，难道国军就没有？
不管人数多少，作用是一样的。
难不成投降共军的战俘是和平主义者？ ...
leobien 发表于 2010-3-27 18:49

吐~
这能比吗


冈村宁次缘何无罪释放
  
他的整个军旅生涯就是日本侵华史的缩版，当他的同僚一一受到法律严惩的时候，他却活着回到了日本。
  
原因还是要追溯到四年以前：
  1945年，日本投降在即。由于此前一直避免与日军主力进行决战，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大部分还都集结在四川、贵州一带的大后方，根本不可能迅速赶到南京、上海、北平等大城市接受日军的投降。

8月16日，蒋介石致电冈村宁次，令其继续就地坚守，并负责维持地方秩序，所有武器装备必须移交给国民党中央军，决不可擅自移交给其他任何军队。
  冈村宁次立即复电给蒋介石：遵令执行。同时命令所属部队，在原地等待重庆政府的军队来接收，对共产党军队的任何要求，坚决予以拒绝，必要时可以进行武力“自卫”。……

9月9日，国民党政府举行接受日军投降仪式后，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于10日上午亲率部分高级将领，与冈村宁次“亲切会见”，双方就反共合作问题进行了密谈。何应钦等人称：“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合作。”显而易见，此时所谓的“中日合作”，无非就是共同对付中国共产党。果然，何应钦继而提出“对日的战事结束了，国共战争就要开始。我们对共产党作战困难不少，蒋主席说要请贵军协助”。……

  1946年6月，国共两党的战争全面爆发。在何应钦、汤恩伯等人的建议下，冈村宁次被秘密聘为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以发挥他所谓的军事“天才”。此前，冈村宁次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根据对八路军作战的经验而编纂的《剿共指南》，也被译成中文后大量印发给国民党军各级指挥官。

  在这个敏感的时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已经在东京正式开庭。1946年8月和10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两次发出传票，敦促中国政府尽快把冈村宁次送到东京接受审判。中国八路军延安总部公布的日本侵华战犯的名单中，冈村宁次同样被列为头号战犯。……

  此时的冈村宁次已经是年过六旬的老人，当他的同伙们都一一受到历史惩罚的时候，他却还在积极参与着中国的内战，其原因就是他对中国有着丰富的侵略战争的经验，这些经验让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们对冈村宁次甚至产生了迷信，以为凭借冈村宁次的点拨，就可以扭转战场上一溃千里的颓势。

  1948年3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派员来到南京政府国防部，声称将把冈村宁次直接带走，因为整个日本战犯的审理工作即将结束，再不送人过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都要解散了。国民党当局在左右为难之际作出这样的决定：对外称冈村宁次因肺病正在监视居住，待病好后再将其送回国内。同时还为其出具了病历证明，把国际军事法庭的代表草草打发回东京。5月，国民党当局以“冈村并未参加日本侵华的中央系统组织，其行为仅与在中国战场上发生的事有关，因此不需送往东京处理”为由，决定在中国国内审判冈村宁次。7月7日上午，冈村宁次接到南京政府国防部军事法庭的传票，令其于12日到上海市商会礼堂接受中国政府的的审判。……


对冈村宁次的判决书内容如下：
“被告冈村宁次无罪。理由为：本案被告于民国33年11月26日接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会战中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粤，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的大屠杀事件等，均系被告就任以前发生之事，与被告无涉……近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该被告乃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综上所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应予喻知无罪，以期平允。”  审判结束后，全国上下群情激愤，有的民间武术团体甚至声称要“手刃战犯冈村”……

  （摘自李臻主编《二次世界大战之迷》，文汇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

参考资料：http://www.bjma.org.cn/InfoShowRoll/InfoShowRolls.ycs?GUID=101422

qushichen

何止哦。
不过共军这边也彼此彼此。
日军内部的专业人士还是很吃香的。 ...
leobien 发表于 2010-3-27 11:33

    　1945年9月12日至1948年3月底 冈村先后以“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和“联络班长”等名义，被中国政府软禁在南京，除协助遣返日军、日侨外，还充当国民党军事当局的秘密军事顾问。
　　1948年3月底 被解往上海候审。1948年8月中旬 被正式送进上海战犯监狱，但不久以“保外就医”名义被监视居住于上海黄渡路秘密住所。
　　1949年2月 被国民党军事法庭审判为“无罪释放”，旋即返回国内。
　　1950年底 被蒋介石聘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此后多次到台湾讲学、访问。同年，还担任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战友会”副会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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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个人出来！比一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