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communicator 于 2010-3-27 22:03 编辑
jackbauer14同学原创的“谈谈人口红利与经济成长的关系”(http://bbs.m4.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3671&rpid=3377754&ordertype=0&page=1#pid3377754)一文,论述了人口红利、人口负债两种状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结论说:人口红利状态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而即使人口负债却依然可能维持经济增长。因此,用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来维持人口红利并不必要。所谓人口红利状态,指当劳动力在人口中的比重越大,抚养率比较低。而人口负债状态,则应当是相反,即非劳动力在人口中的比重大,每个劳动力需要负担的非劳动力人口高。他的论述一开始差点说服了我,可经过仔细思考,发现其中有不少逻辑漏洞。以下引出他文中支撑上述结论的5个重要的论点进行分析: 1.“因为非充分就业的存在,人口红利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甚至有可能提前出现人口负债。……人口红利由于挤出效应,这种人口红利政策不仅没有起到经济发展的作用,反而破坏了经济发展的动力。” 非充分就业存在的原因却与是否执行人口红利政策无关,而与劳动者所受到的教育水平,以及个人的勤奋和进取心密切相关。按说:人口红利本身就带来巨大的消费需求,如果劳动力都能投入到满足消费需求的行业中,就不会存在非充分就业的情况,但受限于技能和进取心(不够勤劳),一些人口在还具备劳动能力的情况下却不能就业或自愿失业,当然就成了负债。所以这部分人口负债与是否执行人口红利政策无关,并不是人口红利政策所必然挤出的。所以楼主上述两句话。第一句话尽管是事实,但第二句话却不成立。 以欧洲为例,由于老龄化和高福利下养成的懒惰,它基本可以算作是一个高人口负债的社会,可是依然存在不充分就业。可见有没有人口红利,不充分就业的问题都同样存在。 2。“人口红利不必然与经济发展成正比。但显然与人口福利成反比。” 这个论点成立的前提是: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完全自由竞争市场,而每个劳动者只能被动接受市场定价。由于人口红利政策下劳动力供应量大、竞争激烈,因此劳动力价格下滑,与之相应的就是低福利待遇。而事实是:如果劳动者拥有集体谈判权,劳动力市场变成一个工会垄断的市场,他们反而可能主导劳动力定价,从而不断谋求高福利。 也以欧洲为例,欧洲战后也经历了很长一轮人口红利阶段,但欧洲高福利社会也正是在那个年代就成型了,并没有因为人口红利而导致低福利。事实上,高福利还是低福利更大程度是取决于人的价值观,而不是经济条件。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条件不好,但当时的福利待遇实际上是好于改革开放后,所以才经常被中下层人民怀念。当然,优越的经济条件可以为高福利政策提供一个很好的基础,如最近几年我国加大了对民生的投入,福利状况就有明显的改善,但这种改善同样首先是基于胡温亲民政策理念,其次则是基于人口红利所创造的财富。 3。“人口红利状态下,因为一个劳动力需要负担的家庭比较小,只要养活自己就行,劳动力价格就缺乏刚性;而人口负债下,即使非充分就业下,因为供养人口的因素,劳动力就有了价格刚性。” 上述观点成立的前提是:人的生活需求本身是刚性的;且即使劳动力不能就业,其本人及其所负担的家庭人口也有其他替代收入,因而可以不接受资方的低劳动力定价。 而现实中,恰恰上述第一个前提就不成立。首先,人的生活需求其实是存在很大弹性的,地震中几天不吃不喝都能生存下来,可见从维持生存到活得有尊严之间,人的生活需求其实存在很大的弹性。一个白领和一个蓝领为维持生计所必需的开支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白领的工作要求他每天要西装革领地去上班,衣料要足够好且每天都要熨烫,发型卫生都要有很好的保持;而蓝领可能只需要穿单位给的工作服就可以上班,维持发型等外部形象也不重要。因此,白领换成蓝领的工作其个人生活需求就可以大大压缩。家庭成员也可以通过节省开支,甚至忍饥挨饿来压缩开支度过难关。可见,哪里有什么生活需求的刚性存在。 事实上,劳动力价格的刚性不是来自于生活需求,而是来自于:拒绝就业也有替代收入!也就是我所列举的第二个前提。这替代收入显然就是来自于社会对失业者的救济。只有失业者及其家庭可以凭救济维持生存,他才有资格拒绝就业。也就是说:市场对劳动力的定价必须至少高于一个失业者及其家庭可以得到的社会救济。如果再加上这个劳动者不是足够的勤奋,那么定价还得高到失业者足以满足地放弃不工作的懒散生活。而这一点,只有高福利社会才能做到,并非所有社会形态中,这第二个前提都存在。 现在欧洲人都在喊日子难过,可他们过的那日子可比非洲人强多了。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需求还有极大的可压缩空间,但要是要求他们降低劳动力报酬却死也不干,又是罢工又是暴动的。为什么?不就是因为他们是高福利社会,有充足的替代性收入去维持他们劳动力价格的刚性么?与之对比,美国老百姓的情况也同样不妙,却没有看到欧洲那么大的动静,其原因就是美国的社会福利水平比欧洲要低很多,于是劳动力价格刚性就远远不如欧洲,原来的白领现在就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去干蓝领的活,蓝领就不得不接受减薪自己住帐篷,忍饥挨饿。 所以,可见,劳动力价格有无刚性取决于社会所能提供的福利水平,而福利水平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福利观念和经济能力。人口负债下,经济增长都乏力,高福利必然难以维持,这就是欧洲现在的情况。而中国目前尚处于人口红利状态,但由于最近几年社会福利状况的改善,立刻就出现了民工荒,因为农民在家乡有了更多的替代性收入,其劳动力价格刚性就开始显现。 4。“非人口红利,但充分就业下,劳资双方都接受了高价格,人口负债的成本效应被吸收了。同样达到了投资和消费双驱动”。 上述观点的成立也有其前提。首先,从维持消费驱动的角度,要求社会财富必须可以较为均匀地被分配。因为只有少数劳动人口创造的财富被较为均匀地也分配到负债人口的手中,才能变为充分的消费,从而拉动投资,使经济维持增长。而如果劳动者获得的高报酬都集中在自己手中,而大量负债人口却没有钱用于消费,显然,社会整体的消费水平是上不去的,没有消费拉动,则投资也会乏力,根本形不成投资消费双驱动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益。中国现在尽管是人口红利状况,却因为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所以形不成有效内需,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财富均匀分配对于形成旺盛的消费需求的重要性。 但另一方面,即使上述前提成立,其结论是否成立依然令人质疑。因为人口负债下,整个社会财富只是少数劳动人口在创造,如果一旦财富得到了较为均匀的分配,则每个人手上的钱就被摊薄了,也就很可能意味着全社会难以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投资。而一个社会如果只有消费而没有投资这另一条腿,则意味着坐吃山空,很难有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现在之所以投资这条腿比较强有力,恰恰是财富分配不均导致社会财富相对集中的一个副产品;此外,中国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再通过国企和税收,也手上集中了大量财富,才有了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底气,但仅仅靠投资也不行,所幸过去我们靠外需来补充内需不足,才带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 可见:旺盛的消费靠的是社会财富相对均匀分配,而旺盛的投资靠的又是社会财富分配相对集中,只有找到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才可能形成消费和投资双驱动的持续经济增长。显然,要达成这种平衡,人口红利状态比人口负债状态应更为有利,而不是相反。 5。“持续的低福利状态反过来又促使人口红利消失。因为低福利状态本身就代表着低劳动力负担系数(一个劳动力抚养非劳动力的比值)。额外负担非劳动力只有提高福利。”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段文字实际上是倒因为果了。实际上,作者是把社会福利水平与劳动力定价搞混淆了。事实上,从中国近年来的发展观察,恰恰是改革开放后持续的低福利状态导致整个社会收获了人口红利,因为劳动力在没有替代性社会福利保障的条件下不得不接受低劳动力定价,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拥有了低成本的竞争力,从而夺取了大量外需来弥补内需的不足。而持续的人口红利财富积累使国家终于有了整体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本钱,再加上胡温执政后贯彻的亲民理念,共同导致了社会福利水平的改善。可见人口红利并没有必然带来低福利。而即使同样是在人口红利状态,近年来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相反却增加了劳动力价格的刚性,直接造成了近年来劳动力市场价格走高和用工荒现象,使中国面临人口红利貌似正在消失的状况。可见高福利是消灭人口红利的有效杀手,而不是相反。 由于作者以上五个支撑其结论的观点都站不住脚,其结论现在也就不成立。应该说,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是正确的,因为促进和维持经济增长的条件不仅仅是人口红利这一个方面。但人口负债则绝对不利于经济增长!也就是说,人口红利是维持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此,不改变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任由中国快速进入人口负债状态绝对是危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