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报:中国需要三场涉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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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联合早报》6日刊出署名文章说，中国越来越多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同土地有关。如从土地问题入手，须同时进行三场与土地有关的改革。如能形成整合的改革政策，必将带来一场大改革。这场大改革可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长期动力，把工业和城市文明提升到新高度，同时也为彻底改观传统农业文明。

    文章摘编如下：

    中国发展下一步往哪个方向走？这是一个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问题。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和解决方法。可以从不同方面来思考这个问题，这里要讨论的是和土地有关的中国问题。

    从目前来看，越来越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同土地有关。早些时候的“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农民工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城市居民的生存空间(住房)的核心是土地问题，连政府财政的生存问题也是土地问题。概括地说，土地已经成为众多问题中的“纲”。如果从土地问题入手，须同时进行三场与土地有关的改革。

    这三场改革的核心是中国社会的三大群体，即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农民靠土地为生，土地问题是农民的关键是不言而喻的。农民工也是土地问题。农民工尽管已成为工人了，但还在家乡保留一块土地。这块土地的去留决定了农民工的未来身份。城市居民没有土地，但其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和土地有关，即住房。在中国社会，城市居民住房问题越来越表现为土地问题。(其它国家也如此。)

    中国的改革在农村开始，到现在农村的发展到了顶点。实际上，农民和其他社会群体的收入等各方面的差异在扩大。如果没有很大的改革，农村的衰败将难以避免。

    农民工这一块的问题更大。农民工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以说，没有农民工，中国就不可能有这样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实际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更离不开农民工。但很显然，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并没有消化和吸收农民工；否则，就不会有农民工这个概念了。这是和其他国家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离开了土地，但城市又不能吸收他们，所以农民工就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第三元，即在城、乡二元之上的新的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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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农民工还可以还原为农民或者成为城市居民，但第二代农民工已经不能还原为农民了，因为他们生在城市、成长在城市、在城市接受教育。即使他们在农村有一块土地，土地对他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就是说，第二代农民工是不可能再回到农村去的。现在第三代农民工已经开始成长了。

    城市居民这一块，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中产阶层”还小得可怜。“房奴”社会对“中产阶层”的成长很不利。而要解救“房奴”，土地问题就是关键。

    所有这三大块问题，发展很快。如何解决？近年来中国领导层提出的城乡整合是个有效的方向。城乡统筹和整合就是要把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一同考虑；而统筹城乡改革的关键就是土地问题。

    简单地说，新的围绕土地的改革是要保护两个社会群体(农民和城市居民)，而从长远看吸纳农民工和取消农民工制度。要保护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就要保护他们的土地权益。

    这里必须看到两种发展趋势。第一，尽管城市化进展得很快，但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大部分农民还是会生活在农村。第二，农村总人口必然呈现下降趋势，越来越多农民会转变成为城市居民。这两个特点就决定了，一要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二要容许土地的“流转”。

    如何保护农民的土地的问题须得到解决。土地的“流转”不可避免，但在“流转”之前须先提供给农民足够有效的土地保护机制。

    土地流转的必要性一方面来自农村集约经济的客观需要。依赖土地的小规模经营，已经成为农村劳动生产力低下的一个重要根源。从少量土地所得到的收益，只能使农民维持在生存经济的水平。同时因为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很多农民已经离开了土地，或者不再依赖土地而生存。这部分的土地(或者土地使用权)需要“流转”给其他人，以期达成农业的规模经济。

    土地“流转”的必要性也来自城市化的需要。城市化需要大量土地，要求把很多农村土地转化成为城市用地。这里要考虑的是两个社会群体，即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农民工这个群体能不能被吸收及其速度，是农村问题能否解决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城市化速度快慢的一个重要因素。解决农民工这个群体的经济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存在，主要的障碍目前在于其他方面。农民工(尤其是第二代和第三代)只能通过城市化得到解决，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而解决方式的最重要一环，就是农村土地向城市“流转”。

    城市居民没有土地，但他们的问题也与土地有关，即住房。要从“房奴”或者“蜗居”解放出来，至少需要两个条件，其一是有效的社会政策，二是获得从农村“流转”出来的土地。“房奴”局面的形成一是因为没有土地方面的社会政策，二是因为土地供应量的不足。和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城市化必然意味着向农村要土地。而对大多数农民或者农民工来说，只有放弃了土地，才能真正被整合进城市，就是说农民和农民工可以用土地交换市民权。

    在一定程度上，上述所说的方方面面已经在发生，至少在实践层面，尤其在经济发达地区如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等地。但总体上，还没有形成一种整合性的综合改革政策。

    如果能够形成整合的改革政策，必将带来一场大改革。这场大改革可以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长期的动力，把国家的工业和城市文明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这场改革也为彻底改观中国的传统农业文明。(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http://news.66wz.com/system/2010/04/07/101803427_0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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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怕高层没有这种破而后立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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