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西路军 走读大中华---最后的西路军女战士

红色的血

西路军一直是一个禁忌，但是其悲壮，磨难催人泪下。被马家军任意残杀虐杀取乐，妇女团被任意侮辱，分发，奴役，被马家军折磨的比慰安妇还惨........老杨在片尾有一句话，面对中国的奠基者一些人不觉得惭愧么。
他们那么热爱这个国家，为此遭受了非人磨难，但是现今一些人掏空，一些人嘲笑，一些人干脆就是站在对立面。了解先辈的苦难更能珍惜今天。为她坚定的信仰致敬。

martinchi

    绵延两千里的河西走廊里，湮埋着半个多世纪以前一段惨烈悲壮的红军西路军历史。很长一个时期里，西路军问题一度是党史和军史研究中的一个"禁区"。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由于事件参与者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干预，并得到了邓小平的坚定支持，使得研究这段历史的环境逐渐改善，西路军的历史真相逐步得到澄清，并渐为学界和公众所接受。回顾这段历程，个中的曲折和种种鲜为人知的内幕，令人深思和感叹：认识和接受历史真相有时真的很不容易啊！
    《毛泽东选集》对西路军问题的"定论"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红四方面军２．１８万人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经河西走廊向新疆方向前进。对于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进行围追"兜剿"。西路军广大干部战士不怕牺牲，浴血奋战。但由于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物资的补充，孤军作战，虽然毙伤俘敌约２．５万余人，但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就在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之际，延安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中共中央准备着手清算时任中革军委主席团成员、红军总政委、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错误。１９３７年３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深入揭发和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并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毛泽东在１９３７年１２月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
    其实，毛泽东的这种观点，早在一年前就已提出。他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１９５１年出版的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针对这段文字的注释为："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对西路军问题所持的基本看法：其一，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最后破产的产物。其二，组织西路军渡黄河西进，是"张国焘命令"的。由于１９５１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对西路军作了如此权威的"定论"，所以，此后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一段时间里，几乎所有涉及西路军问题的著述中，其基本的调子和说法，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是来自或抄自１９５１年出版的《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及其中的一条注释。
    毛泽东电文的发现揭开了西路军问题的盖子
    历史事实本是客观存在的。然而，当西路军因兵力悬殊寡不敌众而兵败河西走廊之后，真相就被模糊和湮埋了起来，历史被改变了模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事情出现了转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朱玉奉组织之命，帮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他从文献史料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以及其他一些人们所不知晓的情况。毛泽东电文的发现，说明部队西进是领受了党中央的命令肩负打通国际路线重大使命，以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的物资接济，并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根据新发现的档案资料，朱玉在史学界首次提出了西路军问题的现有定性、定位很不妥等看法。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日，朱玉以"竹郁"笔名写成了《"西路军"疑》一文，就西路军西渡黄河、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拒绝东返等问题提出疑问，向传统观点发起了挑战。不久，这篇文章被报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对西路军问题极为重视，他将此文批给李先念研究。
    随后，朱玉于１９８１年３月写出了自己的初步研究成果--《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一文，用当时大量的事实和电报论证：红四方面军的渡河，完全是根据中央的要求和中革军委的命令。他把这篇文章寄给了有关业务部门，希望在其内部文稿上刊载，以引起专职部门的专家学者们研讨思考。由于受西路军问题的传统说法年深日久的影响，该部门担任研审任务的人员写出长篇文章，作出了不接受新观点的反驳回答，即仍然坚持原传统观点的基本说法。于是，朱玉又写出了观点鲜明的论文《被否定的历史和被历史的否定》，进一步详谈了自己的论点和论据，来捍卫自己的观点。
    这样，在李先念组织研究西路军问题的同时，史学界的一部分学者也开始撰写向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文章。西路军问题的盖子被悄然地揭开了。
    中央对西路军问题极为重视
    李先念是西路军的亲历者，当年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三十军政治委员，西路军最后分散游击时负责军事指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按照邓小平的批示，李先念开始组织研究西路军问题。在此过程中，作为西路军事件的参与者和当事人，陈云对西路军问题的解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２２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说："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３个月后，陈云再次同李先念谈论西路军问题。李先念提到邓小平去年批给他看的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７７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陈云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
    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组织人员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于１９８３年初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１９３５年９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１９８３年１月５日，陈云看过《说明》及所附几十份电报后，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可送小平同志。同年３月８日，陈云又就西路军问题致信李先念："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
    １９８３年３月１２日，李先念给邓小平一信说："送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的批语，请阅。您在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３０日，曾将竹郁同志写的《'西路军'疑》一文批给我看，我又送给了陈云同志，因为陈云同志对西路军的问题有些了解。他看后要我写份材料存档。由于我对当时的全面情况了解不多，四十多年来又没有研究过，对重要历史事实根据不清楚。近一年来，我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秘书查阅一些历史档案，才写出这份材料，并请（徐）向前同志看过。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处理。请予指示。"不久，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部存档。"
    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的说明，邓小平的批示，从根本性质上正确地解决了西路军的历史问题，为澄清西路军的历史真相迈出了不可逆转的第一步。
    史学界对西路军问题的研究
    由于李先念的《说明》和中央常委的批示只限存档，因此，中央关于西路军的新结论并不为史学界及公众所广泛知晓。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在李先念组织人员研究西路军问题的同时，史学界也有一部分研究者对西路军问题作出了可贵的探索。这种探索的历程中充满了新旧观点的激烈交锋，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原有传统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的阶段。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来看，史学界对于西路军问题的研究还不够重视，这一时期的论文和著述还比较少见。８０年代初期，先有朱玉等少数同志的几篇文章，或就西路军军史中的争论问题提出见解，或对１９５１年出版《毛泽东选集》中的关于西路军问题注释进行质疑。但由于这些文章都是登在党史研究室内部文稿上，印数很少，发送面很窄，一般人并不知晓，对外影响极为有限。８０年代中期，曾任西路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元帅，用三年时间写成了《历史的回顾》一书。作为对西路军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徐帅在书中辟专章叙述西路军历史，全面具体地阐述了西路军的历史真相。有的研究者根据《历史的回顾》一书所披露的西路军的史实，并根据其他研究者发掘的档案资料，提出了"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并非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口号"；"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的渡河，西路军的组成，西路军的西行，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建立临（泽）高（台）根据地等都是执行军委命令的"；"西路军的行动是党的整个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结论；并进一步总结了西路军失败的四点历史教训：一是"任务多变"，二是"战场主动权的丧失"，三是"缺乏战场指挥上的机断专行"，四是"对于蒋介石的轻信"。
    不过，整个８０年代仍是传统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当时，试图突破研究"禁区"，对西路军问题进行拨乱反正意义上的研究还是一种非常冒险的行为，因为"当时有人给扣政治大帽子，说这是'为张国焘翻案'"。那时，一些公开刊物连续发表用传统观点解说西路军问题的文章，以昭示传统观点的不可动摇的地位。例如，有的文章认为，"西路军的形成，从根本上讲是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的产物，这已是历史的定论"。还有的文章认为，"西路军西渡黄河是继续执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的结果，西路军的惨败宣告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的最后破产"。但是，仍有一些学者敢于向传统观点的坚持者和公开附和者提出挑战。例如，１９８７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陈铁健就撰写了一篇揭示西路军历史真相的文章--《论西路军》，此文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后，"引起了党内高层的反应"。为此，"胡绳同志在院里召开了一个小会"，"宣读了杨尚昆、李先念和邓小平等同志此前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批示，然后说，研究无禁区，作者在研究中没有犯什么错误"，"这类问题中央已经有了意见，我没有向你们传达，责任不在你们。"由此可见，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西路军问题在史学界还是一个多么敏感的问题。当时全国性党史学术讨论会每次开会时主持人都要一再宣布：本次会议不讨论、不涉及西路军问题。但是，私下里研究者的兴趣和议论却越来越多。
    第二阶段：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突破对西路军问题的传统定论，西路军的历史真相逐渐为史学界所接受。
    由于历史包袱沉重，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仍有一部分人固守原有传统观点，甚至对新的研究结论进行全面的否定。在此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新华文摘》１９９１年第一期转载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通过对当时一些电报稿进行了断章取义的分析，得出了"中央丝毫没有让四方面军之三个军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意图"；"张国焘要对西路军失败负责"；"西路军的由来是出自河西部队自行决定、自行发起、自行组成，在报请中央之前，由中央及军委作了认可并更改了名称罢了"；"组成西路军，不是中央军委的既定方针，而是在既成事实面前，中央及军委作了认可罢了"等结论。
    史学界对于西路军问题看法的根本转变可能还必须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说起。１９９１年，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但书中对西路军只写明是"奉命"西渡黄河，而没有写明是"奉谁之命"--是奉张国焘之命，还是奉中革军委之命？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尚未发行之际，这一问题引起了重大争议。曾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读过书中有关西路军的一部分文字后，感到吃惊而愤怒。他于１９９１年７月８日给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写下了一封信。信中说："１９８２年，我受小平、陈云同志的委托，花了近一年时间，组织人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１９８３年初，我写了《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大量史实证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对此，小平、陈云同志都作了批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已圈阅。""我坚决要求：最少应该加上'奉中革军委命令'几个字。"来自李先念的愤怒使人民出版社不得不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有关内容进行修改。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关于西路军的叙述回到了本应属于它的轨道上："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２４日夜渡过黄河；随后，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面对历史纷争，哪么西路军的历史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martinchi

中央究竟有无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意图？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大量档案资料的发现说明，西路军的行动是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部署。作为西路军事件的重要见证者，如前所述，陈云对此作了证明。一些研究者在研究中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西路军的西征作战，是毛泽东就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后遥控指挥的首次大战役，又是由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明确首肯和部署的军事行动"。

    从１９３５年一、四方面军第一次会师，到１９３６年第二次会师，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共中央的既定战略方针是指挥红军北上，打通与苏联的联系，获取军事物资援助，解决战略依托问题。１９３５年１１月，斯大林关于不反对中共红军主力从外蒙古或新疆靠近苏联的意见，由从莫斯科归国的张浩传达给陕北中共中央。１９３６年２月１４日，张浩、张闻天将此意电告转战在川陕的朱德、张国焘。至此中共党内军内对此皆无异议。６月６日，张国焘取消另立中央，同意北上。９月１１日，共产国际决定："在中国红军攻占宁夏地区后提供１．５万至２万支步枪、８门火炮、１２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武器将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中国政府尚未承认外蒙独立，作者注）南部边境，将通过知名的乌拉洼洋行售出，为运进宁夏作准备。"１０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会师后组成了中革军委主席团，其成员包括毛泽东、彭德怀、朱德、张国焘等人。朱德、张国焘以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和军委决定，对全军作战进行组织指挥。为打通苏联国际援助路线，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把宁夏战役作为政治上、军事上打开新局面的决定的一环，抓紧进行部署，"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十月十一日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争取用一个月时间进行休整，作好渡过黄河的各种准备，然后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

    由此可见，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央和中革军委既定的一个战略部署。

    西路军的西征是否是执行中央宁夏战役的计划？

    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１９３６年８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迎接全国的抗日高潮，提出三大主力会师后合力夺取宁夏的战役计划。中共中央打算通过夺取宁夏，巩固和扩大西北根据地，并打通同苏联的交通，首先形成西北抗日局面，进而推动全国大规模抗战的实现。１０月１１日，中央和军委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命令："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四方面军之其余两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立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攻宁开始时机依造船情况决定，但至迟十一月十号前须完成一切攻击准备。"

    西渡黄河的具体过程是：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根据《十月份作战纲领》的要求，当即确定由三十军开至靖远附近秘密造船，侦察渡河点，准备渡河事宜。"徐向前把三十军政委李先念找来交代了任务"，"李先念当过木匠，能够内行地指挥造船"。这期间，"中央不断来电催促，还让彭德怀派人送来造船用的木板、铁钉等材料"。在经过紧张的准备以后，三十军于１０月２５日从靖远虎豹口渡河成功。当天，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报告三十军渡河成功，并提出部署意见。中央复电同意九军渡河。于是九军开始渡河，方面军总部也过河指挥。但前方军情瞬息万变，徐向前、陈昌浩率九军、三十军渡河北进后，背水作战，三面受敌--南临兰州北进之敌，西受马步青、马步芳的攻击，北有马鸿逵、马鸿滨部的遏阻，要完成以一个军出中卫、一个军取定远营的任务，困难极大。因此，徐、陈致电军委，建议：三十一军过河随总指挥部行动。中央当即表示同意。当三十一军按中央电令向河边开进时，军委又根据彭德怀建议电令该军暂不渡河。于是，已经开到河边的三十一军复折回麻春堡地区阻敌北进。此时，敌关麟征师已突进到靖远附近，担任警戒和看守船只任务的红五军，无法向打拉池靠拢。朱、张遂令五军于３０日全部随船渡河，待命行动。此后，河东、河西的红军即被敌军割断。

    这些历史事实说明，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是在执行中央宁夏战役计划。

    西路军的行动是否一直受中央直接指挥？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根据大量的电报资料和有关亲历者的回忆资料可以说明，西路军的行动一直受中央直接指挥。这可从以下方面来分析：

    其一，西路军的组成，是中央根据敌情的变化，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作战新计划》决定的。这个新计划是，河东红军实施外线出击，扩大政治影响，扩大红军，扩大统一战线，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争取抗日。为此，中央决定以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西路军的任务是：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这就是说，中央下达西路军番号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同时组成南、北、西三路军总计划的一部分。为统一领导，中央批准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有：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陈昌浩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

    其二，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忽西忽东，完全是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行动的。西路军组成后，中央即电示徐、陈西进。不久，中央根据河东战略部署的需要，提出西路军应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但是，"西路军处在既无后方，又无补充的境地，孤军奋战，困难极大。于是，徐、陈多次将在河西走廊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不利处境报告中央，请示行动方针。"中央虽然了解西路军面临的巨大困难，但为策应河东红军的战略需要，仍要求西路军在甘东地区牵制马敌，并保持向东回旋余地，目的是造成河东、河西红军将在结冰期会合的战略态势，迷惑敌人，以策应河东红军主力东出或南出，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

    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发生，军委主席团遂即电示徐、陈：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一面争取二马抗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以一部接通安西地区。于是西路军开始准备二次西进。此时，亲日派头子何应钦派"讨伐"军进抵西安。张学良、杨虎城为保证西安侧后方安全，提议西路军以一部出靖远，配合河东红军击胡（宗南）敌。这样党中央又改变了西路军西移的决定，命令部队东返。西路军刚调动部队，准备东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军委主席团电示徐向前、陈昌浩、彭德怀、任弼时：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然而，蒋介石回到南京，又调集四五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根据形势的变化，军委主席团再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此后，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陷入寡不敌众的绝境。

    张国焘对西路军的失败该负怎样的责任？

    二十多年来，在澄清西路军这桩历史疑案真相的过程中，研究者们多侧重于推翻西路军问题的原有论定，即证明西路军的失败不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西路军的行动是执行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澄清西路军问题的历史真相的过程也就是在西路军问题上为张国焘"翻案"的过程。但是，作为中革军委主席团成员、红军总政委、红四方面军重要领导人，张国焘对西路军的失败究竟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这个问题似乎被一些研究者忽略了。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党史专家胡绳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西路军问题涉及张国焘问题，当时中央红军已受到很大削弱，而张国焘四方面军却是兵强马壮。叶帅截收电报问题，恐怕要从政治上看。电报不一定讲得十分明白，毛泽东的政治敏感性特别强，看出了电报里的真正用意。西路军接受的是军委命令，上面署名是张国焘、朱德，张和军委不能截然分开。张当时想与苏联挂上，抬高自己的权势。"那么，究竟该怎样认识张国焘与西路军失败之间的关系呢？笔者认为，可以作如下分析：

    其一，在执行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中，张国焘仍有个人的打算。１９３６年６月６日，张国焘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１９３６年７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场，"他企图拉拢刚刚会师的红二方面军支持他的错误活动和主张，遭到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坚决抵制"。"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二、六军团快要与四方面军会合时，中央迅即下令让他们成立二方面军，就是为了防止贺部被张并吞了去"。１９３６年９月１４日，中央和中革军委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作出具体部署，要求进抵甘南的红四方面军立即占领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安）兰（州）大道，与在固原西部的红一方面军部队靠近，阻止胡宗南部队西进，争取两个月后夺取宁夏。但张国焘这时又对北进方针动摇，于９月２１日命令红四方面军掉头西进，打算渡过黄河，进到凉州、永登地区，并认为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环"。后经中共中央的耐心说服和命令，以及朱德和红一方面军一些领导人的抵制和斗争，加之在兰州以西渡河困难，张国焘才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对此，有的研究者指出："张国焘是不愿意到陕北与中央会合的，二次北上时，他就警告过陈昌浩，会合后不但我的总政委当不成了，你的方面军政委也当不成。"而宁夏战役作战计划一下，为张国焘提供了一个另辟根据地的机会。对此，有的研究者指出："四方面军渡河不仅是为了打仗，而且要在河西找一个安身之地。"因此，在执行中央宁夏战役计划之初，张国焘急于立功赎罪，对中央指示的贯彻是积极的。

    其二，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打通国际路线的大方向上，张国焘虽与中央是一致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对中央的具体部署却缺乏信心。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作好渡过黄河等准备，然后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和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这时，蒋介石调集十几个师向北大举进攻。针对这种情况，１０月２５日中革军委提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在具体部署中，规定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先行渡河，其余的集中阻止南线来犯的敌军。这时，张国焘仍对重点击破南线之敌缺乏信心，"虽然表示同意中央的部署，但又不断地提出异议"。中央要张国焘阻击南线敌军，而张国焘急于率领四方面军渡河西进取得苏联援助的物资。１０月２８日，张国焘在给中央的电报中陈述了他的部署："四方面军主力须迅速取得宁夏远营"，"若谓目前重心在击破南敌，停止敌之追击，事实上四、三十一两军亦难有保证完成任务，恐反多消耗"。"取得物资后，再以主力回击深入之敌，那就更有把握了"。

    其三，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过程中，张国焘"对打击胡敌始终是动摇的"，对中央统一指挥不够配合。中央组织宁夏战役的另一个意图是，在统一指挥时，让彭德怀把四方面军河东部队的指挥权拿过来。１０月２９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强调："全战役须掌握在你一个人手里"。但彭德怀办不到，他指挥不动张国焘，调不动四方面军，只能向毛泽东报告："张对打击胡敌始终是动摇的，企图以四方面军先取（远）方（物）资后再说。"作战要求同心协力，而张国焘不肯让四军和三十一军去和国民党硬拼。由于红军指挥不统一，胡宗南部于１０月底至１１月初截断了宁夏通道，隔断了河东红军四方面军主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样，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执行。１０月３０日，中革军委指示西渡黄河的红军部队暂时控制一条山、五佛寺地区休息待机，准备在击破南线后继续北取宁夏。１１月５日，张国焘电令渡河部队迅速西进，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１１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然而，过河的西路军，立即受到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的围追"兜剿"，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因此，从执行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具体部署中，张国焘对宁夏战役计划的中途流产应负有一定的责任。

martinchi

　　西路军的历史真相为史学界接受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西路军问题研究的新进展，反映西路军悲壮历程的史学、文学和影视作品不断问世，西路军的历史真相越来越为学界和公众所广泛接受。这表现在：

    其一，新版《毛泽东选集》注解作了修改。１９９１年６月，经中央批准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发行，新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所收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对西路军的注释作了重大修改。修改后注释这样写道："１９３６年７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１０月到达甘肃会宁。１０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１１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４个月，歼敌２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１９３７年３月失败。"

    其二，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７日，在徐向前诞辰１００周年座谈会上，党中央为西路军作出了公开结论。徐向前是当年红军最大一支方面军的总指挥兼西路军总指挥，是对西路军问题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几十年来为顾全大局，他面对种种误解、责难，甚至诋毁，或缄默不语，或不得不说违心话"。从１９８３年开始，徐向前用三年时间写成《历史的回顾》一书，其中辟专章叙述西路军历史，痛切总结历史教训。这是一本具有权威意义的严谨可靠的历史著作，全面具体地恢复了西路军的历史真相。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７日是徐向前诞辰１００周年，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指出："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指徐向前--编者注）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四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这是继１９８３年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十二届中央常委明确表示赞同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之后，党中央对西路军所作的公开结论，也是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对西路军所作的明确的公正的评价。

    其三，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对西路军作出了全面的评价和肯定。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７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是在胡乔木、胡绳的直接指导和领导下，经过十年砥砺写成的一部有很大影响、具有权威性的著作。但是这样一部权威性的著作当年却因为西路军问题而在出版过程中发生了一次小小的波折。这曾受到过李先念的批评。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是在１９９１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基础之上编修而成的。关于西路军问题，新版党史中有这样一段表述："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这是新世纪权威党史对西路军问题作出的全面而充分的肯定。

    ２００４年，由兰州西路军研究会编纂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老一辈革命家洪学智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很长时期，西路军由于被当作是'张国焘路线'的牺牲品，其史实及研究都被视为'禁区'，尘封了半个世纪，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备受压抑和屈辱，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这段饱含西路军战友的沉痛记忆的文字，既揭示了澄清这桩历史遗案的重大意义，同时也昭示了史学界在研究西路军问题的过程中所经受的艰辛与曲折。

    从澄清西路军的历史真相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革命走过的道路是曲折和复杂的，世间没有任何人物或政党是一贯正确的；即使在正确路线之下也难免会有失败与成功的交织、正确与错误的并存。失败于错误，既不会因人为的淡化而消失，也不会因揭示真相总结历史教训而令人意志消沉。相反，它将使人们从历史教训中省思自我，提高自信，并提高其历史威望。

martinchi

揭秘西路军21800人出征仅剩3000人悲壮绵延两千里
　　本报记者分三路赶赴青海西宁、甘肃临泽、高台两县，踏访当年西路军战斗轨迹，探寻西路军长征及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937年，西宁。被关了几个月后，一天夜晚，李贵珍被人用铁锨狠狠打倒在一个三四层楼深的大深坑里。等待她的将是活埋。生于1908年的四川巴州人李贵珍，大难不死。在那次大活埋中，她是几个幸存者之一，其他还有同是来自四川的姚芝珍和马玉莲，两人当年都只有20岁。三人和那些被活埋的人都有一个共同身份：西路军。这三个幸存者，都见过一个叫董汉河的人。身体微微发胖，已过花甲之年的董汉河(笔名董汉和)这几天有点忙，因为他要准备一个报告会，内容就是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歌颂有关西路军战士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绵延两千里的河西走廊里，红军西路军悲壮的历史就在此上演。
　　西路军历史是红军长征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因为这是一场败仗，许多历史事实仍鲜为人知。8月21日起，本报先遣报道组兵分三路，分别赶赴青海西宁、甘肃临泽、高台两县，踏访当年西路军的战斗轨迹，红五军长董振堂战败被砍头悬城三日，护士长被七寸长钉钉死在槐树上，数千红军被马步芳军队活埋，一幕幕战争中残忍的杀戮令人惨不忍睹。
　　青海省省会西宁：马家军大本营，西路军兵败后，马家军将数千红军战士带至西宁，十八岁以上的男子枪打刀割后，活埋于挖好的“万人坑”中，只有少数得以逃跑。
　　高台：1937年1月1日，红五军3000余人在军长董振堂的带领下继续西进，攻占高台县城，守敌1400余人全部投降。1月12日，马家军派二万余兵包围高台。至元月二十日晨，收编民团中出现叛变分子开城纳敌，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战死后被砍头，悬城示众三日后，被送往南京蒋介石处邀功请赏。
　　临泽：是西路军战斗时间最长、战斗规模最大，伤亡人数最多的地方。高台失守后，西路军所剩1.3万余人全部集结在临泽东南70多里的倪家营子地带。马家军集结甘、青两省兵力四五万人，分成三路围攻倪家营子，双方展开了一场历时二十多天的血战。西路军虽毙敌10000余人，自己也遭受重大伤亡，军政委陈海松等相继牺牲。
　　经临泽、高台两战，西路军已基本战败，随后退到祁连山石窝山上，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就地分散游击，只有左支队经过昼夜艰难行军，终于穿过祁连山走出大戈壁，于4月底陆续到达星星峡，脱离了险境，保存了420余人的骨干力量。
　　红军西路军出征时总人数约21800余人；战死者约7000余人；被俘后遭残酷杀害者约5600人；被营救返回延安者约4700人；失散流落在沿途的约4500人。
　　为打通国际路线建西路军
　　据西路军历史研究专家董汉河介绍，1936年10月下旬，天气开始变冷。21800多名将士，奉中央军委命令，正在甘肃靖远地区渡黄河。2万多战士当时占红军总数约五分之二，来自红四方面军总部及所属第三十军、九军、五军、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团。他们渡黄河是为执行旨在打通国际路线解决战略依托的宁夏战役计划。
　　随战局变化，1936年11月上旬奉中央军委命令，这支部队改称西路军，奔赴河西。徐向前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对于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进行围追“围剿”。
　　在随之而来的日日夜夜，西路军与反动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等十几万凶悍之敌进行了历时半年之久、大小百余阵之多的浴血苦战。其间，虽有攻关夺隘建立政权及先后歼敌25000余人的战绩，但终因孤军深入、缺粮少弹、寡不敌众等因素，于1937年3月兵败祁连山。
　　惨遭“马家军”围剿杀戮
　　在徐向前元帅的《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当中，第十四章“血战河西走廊”，他用了51页的篇幅，详细介绍了“西路军在黄河以西失败”的全部经过。
　　《历史的回顾》书中说，西路军的失败，是解放军军史上少有的几次大失败之一。据有关资料统计，红军西路军出征时总人数约21800余人；战死者约7000余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43人，军、师以上干部20多人；被俘后遭残酷杀害者约5600人；被营救返回延安者约4700人；失散流落在沿途的约4500人。
　　根据董汉河著作《西路军战俘纪实》一书记载，马步芳的残暴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纪念馆一工作人员称，马步芳仅在张掖就杀害了3200多人，杀人方法花样百出，有活埋、枪杀、火烧、扒心、取胆、割舌等多种残忍手段。
　　“杀害用了两小时左右。红军几天没有吃饭，已无力反抗，押到坑边时，一般没有绑着。红军站在坑边，一刀一个，会杀的人死了，不会杀的头未下来，或砍在不是要害处，结果人下到坑里还活着，他们要求补一枪，我曾开枪打死过七八人。”在《马英档案》里，1978年8月4日马步芳的堂表弟马英回忆说，“董振堂的头是刘呈德送来的，用酒精泡着，我亲眼见的。”
　　她们很多人当时都只有20来岁，除战场牺牲者外，很多人是被俘虏了，成了“俘女”。由于年龄都还不是很大，除部分被马步芳活埋外，有的被强奸，或者分给部下做妻妾丫环，甚至转卖多处。
　　女红军比男红军更悲惨
　　“当时在祁连山，我们人踩人的一排排倒下去，即使不死也被压死了，太惨了。”当时因为年纪小而没有被杀的吴清香老人回忆说，尽管她们是女战士，但她们除要打柴烧火做饭外，还要和男战士一样去打仗，很多女同志在战斗中牺牲。而像吴清香一样，李贵珍、姚芝珍和马玉莲，都是当时在西路军里的妇女抗日先锋团成员。
　　据吴清香介绍，如今很多女战士都离开了人世，在甘肃省仅有吴清香等17名左右还健在。曾经直接和这些女战士面对面接触过的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的董汉河老人说，如果说西路军是悲惨的，那么这些女红军的命运看起来比男红军还要悲惨，是最值得尊敬和敬佩的一群人。
　　董汉河说，她们很多人当时都只有20来岁，除战场牺牲者外，很多人是被俘虏了，成了“俘女”。由于都年龄还不是很大，马步芳除对部分活埋外，有的被强奸，或者分给部下做妻妾丫环，甚至转卖多处。84岁的吴清香老人回忆说，当年她就是“赏”给了韩起功宅院一个叫马银福的看门人。
　　成立妇女抗日先锋团
　　根据董汉河著作《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一书记载，就在西路军挺进同时，红四方面军1300多名女战士也奉命组成了妇女抗日先锋团，一起均按照正规武装部队配备，辖三个营，直属西路军总部，团长为王泉媛。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仅剩下的3000多人撤出了肃南县石窝山。当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头召开了紧急会议，这也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为了保存这点有生力量，会议决定把剩余的部队编为三个支队，分散行动。总部把剩余的三百多女战士集中起来，重新组成了妇女团，由陶万荣任团长。“由于女战士还好一些，马匪还不会见到了就杀，所以我们的任务是掩护主力部队进山和撤退等任务，导致被俘虏和伤亡的很多。”记忆力还非常令人吃惊的吴清香说。
　　《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书中说，由于西路军的西征失败，妇女团——红军史上绝无仅有的妇女武装这一段光荣历史，以及他们的名字，随着岁月流逝而被人所淡忘，解放后有的也因被俘和流浪，简单地说成是“逃兵”、“叛徒”，文革期间几乎无一幸免地受到残酷迫害和批斗。
　　1937年3月27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联名致电周恩来并彭德怀、任弼时，指示为解救西路军危局，与马步芳等讲和。
　　孤军奋战时受中央营救
　　就在西路军孤军奋战时，中央方面也在展开营救工作。
　　记者查阅众多资料，在《毛泽东点评国民党著名将领》(作者马祥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有一篇文章《红军西路军的惨痛》，里面提到，面对徐向前、陈昌浩向中央的告急电文，毛泽东和党中央除紧急指示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要求蒋介石令马家军停止军事进攻外，并于2月27日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以原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31军，与第28军、第32军和骑兵一个团组成“援西军”，向西开进，以接回西路军。
　　西路军失败后，为保存西路军余部，1937年3月27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联名致电周恩来并彭德怀、任弼时，指示为解救西路军危局，与马步芳等讲和。1937年4月，西路军剩下的700多人，在李先念带领下，从安西星星峡退入新疆。
　　国民党使诈开拔西路军
　　董汉河的《西路军沉浮录》一书中也提到，1937年底，林伯渠到西安任驻陕党代表后不久，即营救了1500余红军失散人员。原来，马步芳准备将俘虏西路军编成的新兵团拨交给河南国民党卫立煌部。中共驻兰州代表谢觉哉得知后，一面派人与国民党军方交涉放人，一面派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到新兵团驻地，找他们谈话，要他们坚定信心，随时准备回到革命队伍。
　　不料国民党军方佯称要请示军令部批准，暗地里却命令这个团偷偷提前开拔了。谢觉哉立即将此事电告了林伯渠。林伯渠马上向有关方面交涉，新兵团一到西安，就去做他们的工作，这些红军失散人员纷纷要求归队。后来，这些西路军战俘开到三原县安吴堡，分别编入了八路军各部队中。
　　“当年成立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就是为了营救这些失散西路军。”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的讲解员小陈说，除营救和联络西路军失散人员外，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打通国际路线，保持和苏联的联系。1937年，一位姓王的水烟商，把他的私宅给了红军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直到1943年才被撤消。
　　人物对话
　　“他们是自我牺牲的一代”
　　学者董汉河用近30年时间研究西路军历史，坦言西路军值得纪念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是从哪一年开始研究西路军的？为什么要研究？
　　董汉河(以下简称董)：我从1979年开始研究。这有很多机缘，兴趣也是一个原因。这么多年了，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撇开到底西路军为什么失败这个话题不谈，至少对这些战士进行研究或者记录也是值得的。
　　记：西路军为什么会失败？你对西路军是怎么看的？
　　董：对于西路军不是简单一两句就能说清楚的。为什么要有西路军，我个人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合力的形成再加上一点偶然。首先是国际上需要，我们必须向苏联方面靠拢，打通国际路线。其实早在长征前就有这个需求，尽管到现在我还没有考证到苏联当时是否在长征前来过信或者电报提过此事，其次是三军会师后，就有这个条件和可能去打开国际路线，以及当时东北三省都很危险，也必须往那个方向走，苏联也希望中国抗日避免两线作战。所以西路军的失败有很多原因。
　　记：失败和张国焘有关吗？
　　董：现在基本观点是说西路军的失败不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西路军过河是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而决定的。这个可以从很多电文里看到。我也研究了那些电文，包括给共产国际的电文，由于当时情况危急，很多中央发去的电文内容基本还是商量口气，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命令的。
　　记：你怎么看张国焘？
　　董：或许你是说对他的评价问题。这个历史自有评说，有功也有过，我认为评价历史任务应该按照阶段来划分，人是复杂的，每个阶段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比如他对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贡献的功和分裂红军的过，都同时发生在他身上，功过都有。
　　记：研究了这么多年的西路军，你有什么深刻体会？
　　董：历史终究是历史，是要用事实说话。有的东西暂时看是这样的，但忽略了国际大背景或者当时现实去研究，就会得出错误结论。我的深刻体会是，那些西路军战士，是牺牲的一代，那种自我牺牲精神，是我们这代人做不到的，信念是如此坚定。特别是那些女红军，经受的折磨更是非同一般。
　　记：你为写报告文学也接触了很多西路军战士，你印象最深的人是谁？
　　董：应当这样讲，我印象最深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主要就是那些女战士。1300多名长征女战士组成的“女子独立团”，大部分是走过三次草地，到最后基本全部牺牲了。幸运逃出来的，也有的不是被强奸就是给别人强迫结婚或者当小老婆，解放后又受到不公平待遇。但她们还能坚韧地活着，并坚持信仰，就因为这种牺牲精神和坚持信念的精神，我认为西路军的精神不仅包括了长征精神，比长征精神还更丰富。
　　记：你现在还在研究西路军吗？
　　董：正在写一本这方面的书，同时担当很多涉及西路军采访或者编剧顾问，这次甘肃省将准备举办一次西路军报告会，我是演讲人，也在为这准备。
　　■董汉河简介
　　1945年生于山东博山，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理事，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自1979年至今，出版著作《董振堂》、《西路军女子战士蒙难记》、《西路军战俘纪实》、《西路军沉浮录》、《马仲英》、《新时期文艺学概观》、《西北生态启示录》等7部。
　　■记者手记
　　让心灵洗个澡
　　这几天一直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穿插。翻阅历史资料以及和那些90岁左右高龄的西路军老红军交谈，让本来对西路军感到陌生的我，有了一定了解。除此收获之外，是让心灵去洗了一个澡。
　　失败使这些人的命运发生了剧烈变化，即使是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在西路军中，还有一支特殊的队伍，她们就是全部由1300多名女战士组成的妇女抗日先锋团，她们有的被活埋，有的被迫当小老婆或者赏给一个私宅看门的人，文革期间还要背上“逃兵”等罪名。如今她们都已经90岁左右的高龄，生活依然平淡无奇，没有抱怨也不夸张。如果不是亲耳聆听她们的传奇经历，确实无法获得这种震撼和对这些说话都已经哆嗦的老人的敬意。
　　“当失败成为一种宿命时，失败也是伟大的。”英国二战时期的邱吉尔首相曾经这样说过。撇开探讨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仅这些战士的动人故事，就足够让自己的心灵去洗个澡，突然间，麻木的心灵出现了久违的感动，《庄子》的“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这句话却一直响在我的心底。
　　■西路军大事记
　　1936年10月9日，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于会宁会师。
　　10月11日，中央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令红四方面军一个军进至黄河靖远段造船，于11月10日前完成渡河准备。
　　10月16日，蒋介石下达“进剿令”，总攻准备渡河的红军。
　　10月25日－29日，红四方面军30军、5军、9军渡河。
　　10月29日，中央令31军渡河，次日改变决定，留下31军。
　　10月30日，蒋军关麟征师进抵靖远。河西红军5，9，30三个军与河东红军被切断。
　　10月30日，中央电令暂停宁夏战役计划。
　　11月3日，中央电令河西红军西进。红军与马步芳部全线激战。
　　11月6日，陈昌浩，徐向前等制定“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平番，大靖，古浪，凉州)，决定西进，于平大古凉占据立足点，策应河东红军渡河。
　　11月8日，中央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作战新计划”。以一方面军，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出陕南，四方面军河东2个军组成北路军，待机入晋，河西红军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打通去苏联路线。西路军正式成立。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
　　11月9日，西路军集结完毕，准备执行“平大古凉战役计划”。
　　11月11日，中央来电询问西路军行动意见。西路军领导决定西进。
　　11月16－18日，古浪战斗失利，9军损失三分之一。
　　11月21日，西路军攻下山丹，西路军进至凉州至永昌一线，并停止于此一带。
　　11月22日，马家军开始大举进攻红军。
　　11月22－12月上旬，西路军与马家军连续激战，红军兵力减至15000人。
　　12月底，西路军再次西进。
　　1937年1月上旬，西路军进至临泽，高台一带。
　　1月12－20日，马家军猛攻高台，高台失守，5军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和3000余名将士牺牲。
　　2月1日开始，西路军与马家军在倪家营子血战40天。为保存有生力量，红军从梨园口撤进祁连山，向康隆寺、石窝山疾进，摆脱敌人追击。
　　3月14日，西路军仅剩3000余人撤进肃南县石窝山，并在此召开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决定将剩余部队编成3个支队，分散行动。
　　3月17日，祁连山战斗部队完全分散。
　　A40－41版
　　统筹：本报特派记者张国栋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刘荣李朝红申华伟张国栋
　　摄影：本报特派记者陈以怀
　　图：
　　当年红军会宁会师后，西路军西征的路线图。
　　高台烈士陵园建于1957年，这是西路军惟一的国家级陵园。

红色的血

而恰恰是因为张国焘的政治禁忌苦了西路军，马家军实在太残忍了。
就是现在青海的私造枪支的犯罪很大程度都是马家军人员有关。也不知道文革批了可怜的红军们有没有批那些马家军士兵？

123bao

西路军的遭遇是共产党初期高层争权夺利的牺牲品

lcsx

西路军败了，败军永远是败军，无论理由如何。

shinakuma

为什么史书总是把敌军都写得很残忍，我军对待俘虏总是很友善呢？

luke99e3

西路军的遭遇是共产党初期高层争权夺利的牺牲品
123bao 发表于 2010-4-12 07:51

    没错，如果不消耗掉原四方面军的兵力，恐怕某人睡觉不安心啊。

kingskill

为什么史书总是把敌军都写得很残忍，我军对待俘虏总是很友善呢？
shinakuma 发表于 2010-4-12 09:31

请注意“把鬼变人”的抚顺管理所。

luke99e3

西路军败了，败军永远是败军，无论理由如何。
lcsx 发表于 2010-4-12 09:01

    若是单单因为敌强我弱倒还没有话说，但是加上自己人的阳谋.....实在是心有不甘啊。

红色的血

为什么史书总是把敌军都写得很残忍，我军对待俘虏总是很友善呢？
shinakuma 发表于 2010-4-12 09:31

    那不是写是事实，如果你看了视频的话，如果你真了解的话

红色的血

为让红军妇女就范 马家军连放三夜少儿不宜电影 （这个看起来无耻，但比视频的好一点而已）
http://book.ifeng.com/shuzhai/mi ... 4/01/446842_0.shtml
骑五师参谋处上校处长吴辑庠——

红妇女130余人被俘获。旅、团、营长及团副等带兵官，自己私藏了一些。红妇女到凉州后，马步青派传令兵到团长、团副、营长等家中逐户搜查，统统交给特务团。马禄家未搜查，准留作妻室。听说给青海30人左右。妇女团名义是团实际是连，由特务团长马阁麟总负责，特务团二营营长外号黑鼻营长马维福具体负责。妇女团长王泉媛负内部管理的责任，连排班干部都由王泉媛指定。妇女团中挑出了能歌善舞的19人，包括来的女演员，编为歌舞队住新城师部副官处院内，由副官处负责管理。歌舞队是专供马步青玩乐消遣的。以后因马步青到旧城交际处的空隙，副官处的副官和传令兵，对歌舞队成员有污辱行为。歌舞队成员向马步青做了控诉，马即派炮兵团加设了岗哨严禁出入。最后马步青认为将妇女留在部队，不便管理，容易发生男女问题，遂下令将所有的妇女配给官兵。马步青心中认为总会得到妇女的同意，但宣布之后，却遭到了大部分妇女的反对拒绝。于是马步青在新城花园内连续演了三夜卑鄙无耻的春宫电影，引诱妇女观看。第三夜将妇女排成队，将官兵用手巾蒙住眼，逐个去摸，摸到谁就是谁。女团长王泉媛配给了匪团长马进昌。马步青自己留了一个叫苟兴才，给他当老婆，以后被他的大老婆折磨死了。马步青给秘书长孟练百三个做使女，以后也被孟的小老婆折磨死了。

马步青将10岁至15岁的小红军400多人，合编成骑五师童子军，由马步青兼任总队长，马阁麟兼教育长，马天麟（马阁麟之弟）兼教育主任，郭维坤任大队长，唐增智任大队副。下设四个分队。

特务团团长马阁麟——

被俘红军小战士是1936年11月到1937年2月间送到武威的，前后陆续送来200多人。马步青将他原有的小孩子200多人，共400多人合编为骑五师童子军。他们训练的地点在武威旧城军法处后边营房，年龄都是15岁以下10岁以上的小孩子。马步青训练的目的，是培养成长好后，将来给伪部队作班排骨干。

1938年骑五师改编为骑五军时，我调为军部参谋，特务团改编取消，童子军调到新城编了个工兵营。营长是马秉毅，营副是张生喜。约在1938年初才送兰州伪第八战区接管，接管后听说将红军小战士编入第八战区特务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