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刘再复先生共鸣——读《思想者十八题》有感

宋鲁郑

刘再复，中国当代思想家、文学家、文学理论家，其“三论”：《性格组合论》、《传统与中国人》、《论中国文学》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是时代的弄潮儿。1989年开始旅美生活。二十年间，游历世界三十多个国家，海外写作等身。这其中不乏对人生、社会制度、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思考。《思想者十八题》是他在海外写就的专著之一，对于中文系出身、在法国生活十年、也游历过十几个国家，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我来说，有所共鸣是再正常不过的。

来到西方，最大的不同是从理论中的民主进入到了现实中的民主。而两者显然不同。正如刘再复所说的：“民主、自由、法治，这些大范畴，不是光读图书馆里的藏书就会明白的，要读社会大书”。这其实就是国内自由派群体最致命的内伤，除了知道些民主理论和概念外，对现实中的民主并不了解。虽然他们也去过西方，但走马观花，在体制外面怎么可能了解民主是如何运转的呢？

在此书中，刘再复从国民性对民主有这样一段分析：“我是同情民主的，但民主制度到了中国，搞得好吗？不见得。中国国民性非常成熟，狡猾不是一般的狡猾，而是非常成熟的狡猾；自私不是一般地自私，是非常成熟的自私；奴性不是一般地奴性，是非常成熟的奴性，这是文化的大问题。……中国的国民性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制度就会变形，变质，民主也会变形变质。”其实台湾民主化二十年失败的实践，不也是印证了这一点吗？只是，国民性的改造实在是“知易行难”。从鲁迅一代到现在，中国的国民性有多大改变吗？法国数百年来经过多少次革命的洗礼，国民性可有改变吗？事实上，国民性能够改变吗？更何况为了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人类历史上暂时出现的制度模式，一种理念，就要改变国民性，这究竟是得还是失？

对于中国进步的客观描述，则再度引发我强烈的共鸣。2004年，刘再复先生第一次应邀回国演讲。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有如下一段谈话：“我好象是见到另一个中国，离开的时候是一个中国，现在回来好像见到另一个中国。我确信，现在的中国是鸦片战争以后一百五十年来最好的时期。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做了两个梦，一个是富强梦，一个是自由梦。我认为富强梦基本上是实现了，而且还在进一步实现。那么自由梦呢，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一般的知识分子，自由度还是有的……”。关于中国的自由度，刘再复2001年与新加坡杂志《圆切线》同仁的对话。其中有这样对方一个评论：“中国的言论自由比新加坡还开放”。

中国现在是自184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是海内外基于事实的共识，也说明了中国在历经各种制度----美国的宪政民主、苏联的社会主义----试验场之后，终于找到了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尽管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刘再复也不过是事实求是，却遭到了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余杰的文革式攻击。已经历经沧海的刘再复自然对余杰一笑置之，倒是他的女儿忍无可忍之下撰文回应。(余杰最新一篇文章《北大僵尸教授如何批评XX宪章》。不仅题目如此，内容更是充斥人身攻击。真难以想象余杰是北大培养出来的自由派。台湾这个曾经的继承中华民族温良恭俭让传统的华人社会，搞了二十年的民主，已经成了文革第二了。泰国这个东方的温顺的佛教国家，搞到现在军队也政变，民众也民变。成了愤怒之国了。原因何在？除了盲目引入西方民主还能有什么原因吗？泰国甚至是一帮在法国接受教育的中级军官发动政变才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我一向认为中国仍然会有可能再来一次文革，只不过会包装成民主而已。可是当年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已经用民主包装过一次了。)

刘再复的深度并不仅体现在对中国进步的认知上，在海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他还谈到了中外的自由对比：“过去在中国，我们这些作家虽然生活清贫了一点，工资低一点，像我们社会科学院领了钱以后实际上不干什么事，那倒是比较好一点。可是那时候又嫌政治体制束缚人，所以逃亡。可是逃来逃去，才发现根本无处可逃。在现实当中，没有真正自由的地方。美国是特别看重自由价值的国家，但也要有钱才有自由”。实是振聋发聩，而对于生活在海外了解西方真实面的广大华人来说自然是感觉酣畅淋漓。

中国现今的自由度不仅体现在大陆，更体现大陆治下的香港。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大陆自由派戏剧家沙叶新有关江青的一部戏剧正在香港上映。但16年前（1994年），港英当局统治时期，沙叶新就想在香港拍成电影。而且著名的嘉禾公司也准备投资拍摄。结果在筹拍期间，港英高层约见嘉禾邹文怀，请他吃早餐，直接要求他不要拍。但没有任何理由。当事人回忆认为可能和当时中英正就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角力，不希望再出波折。这就是港英当局治下的自由现状。

刘再复的视野自然不会仅仅局限于大陆，他驻足台湾、香港，而且进行认真的比较和思考。2000年，他到香港讲学，却发现香港的报纸已经充斥了过去文革时期才有的语言暴力：“文字火药味哪么浓，充满语言暴力”。香港从一个“真正人的日常生活状态”，转向“激烈的革命状态”。他在香港遇上立法会选举，参选者的参选广告被批上“大汉奸”、“大卖国贼”、“他是一条狗”的文宣。他非常感慨：“这些在大陆都发表不出来的文字，在香港却畅通无阻”。他的结论是：“语言暴力会使社会恶质化，造成紧张的社会氛围；社会的瓦解，首先是文明语言的瓦解”。他痛惜的说：“令人不安的是，在大陆语言暴力衰退之际，香港、台湾的语言暴力却在向前发展。”不过略感遗憾的是，刘再复没有点明究竟什么原因在大陆语言暴力衰退之际，香港和台湾的语言暴力却向前行。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引入的西方式竞争性政党民主制度。我三次去台湾，其中两次是应邀观选。相对于大多数国人，算是对台湾民主有第一手、直接的观察和了解。台湾的语言暴力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曾引用过一个顺口溜：不到台湾不知道文革还在搞。毫无虚言。

在这本书中，刘再复一再重申了一个观点：知识分子的第三空间。即知识分子有不参与政治的权力，有归隐的权力，有沉默的权力，有放逐国家（政治层面）的权力。仅就这个观点我并无异议。只是由他提出来，似乎有些瓜田李下。比竟他现在已经离开权力中心，离开时代的舞台，是一个边缘人。他此时提出这样的主张，颇有为自己量身打造之意。如果他仍然在权力中心而提出这种观点，并切身实践，则会更有说服力。

刘再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重要领军人物之一到今天的反思，意味深长。也许他现在才是真正的自由派。一个基于世界游历、西方生活二十年的感触而形成的客观、宏观的认知，一个摆脱了纯粹理论束缚的新型自由派知识分子。其实包括我在内，哪一个是不是走过相似的人生轨迹。虽然领悟的深度不同，但形诸文字，依然会产生强烈的共鸣。

耳冉子

作为一个已经在西方生活了20年的知识分子，刘再复这些对西方体制的认识，与同是曾在西方生活了20年的索尔仁尼琴惊人的相似，而且因为是一个理论研究者，刘再复的认识更为深刻。

只要是站在爱国者的立场，无论原来的政治立场如何，真正深入西方生活以后，都必然会有这样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