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劳孔：康有为会如何看英国的“联合执政”？

葛劳孔

5月11日，在英国大选中得票最多的保守党和得票第三的自由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系65年以来英国首个多党联合执政的政府。国内有些媒体将“联合执政”看成英国民主进一步深化的象征，但事后英国的媒体却是愁云密布，多数人似乎对“联合执政”并不看好。为什么呢？


英国人的担心来自几个方面：第一，两个政党联合执政，会花很多事件讨价还价，考虑政党之间利益的协调，这使得它们无法专注于国家利益；第二，由于议会中没有多数党，政府行政缺乏议会多数的支持，往往会显得软弱无力。换而言之，英国人考虑的是行政权的稳定性和效率问题——毕竟是老牌帝国主义国民，在思考民主这种事情时，英国人总是很实际。


这就让我想到了近代中国一位相当推崇英国的思想家——“南海圣人”康有为。康南海如果活在今日，会如何看英国的“联合政府”呢？我想他也会像许多英国人那样，皱起他的眉头。


康有为流亡海外16年（1898-1913），周游列国、遍考政治的经历使得他对西方政治制度有了深刻的理解，对议会制政体吃得尤其通透。在他看来，由议会中多数党组阁的议会制政体的好处在于行政和立法两权相互贯通，存在一些机制，如行政首脑解散议会，议会对内阁投不信任票等，能够避免陷入总统制下的两权长期僵持。但议会制政体也容易出现一种毛病：一旦议会中没有多数党，内阁就非常软弱无力，其稳定性很容易受到议会内部政党斗争的影响。


有鉴于此，早在流亡期间，康有为就决心在政党建设上下功夫。清政府开放党禁之后，康有为马上就让人注册了“帝国宪政党”，试图建设一个具有强大执政能力的政党，以应对将来的群雄并起、众党林立的局面。他的预感并没有错，到了民国初年，中国一下子就冒出了许多政治社团，可谓大党并立割据，小党星罗棋布，参差不齐，泥沙俱下。康有为的主张是鼓励这些政党之间尽可能合并，减少政党数量，最好是形成两党政治。1912年5月，康有为作《奥政党考》以供时人借鉴。他将奥匈帝国政治不振的部分原因归结为“议院党太多，论太散，政太不公不平”。奥匈帝国各党代表狭隘的民族、地域利益，只顾本党之私利，相互掣肘，造成政局的极大混乱。他同时也分析了另外一些国家的政党数量和治理状况：意大利有七个政党，其结果与奥匈帝国类似。而反例则是英国与日本，其议会中只有两三个政党，因而很容易达成共识。德国虽然政党众多，但皇帝权力大，对党争有所节制，才不至于造成不良后果。从这些经验观察中，他总结出政党数量和国家治理质量之间存在一种负相关性：政党越少，行政权就越可能趋于稳定，国家治理质量才可能提高。


康有为的思考，具有强烈的时代针对性，而事态的发展也证明了他的许多洞见。在袁世凯时期，民国固然没有实行真正典型的议会制政体（《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具有很强的总统制色彩，尽管也不是典型的总统制），但不成熟的政党状况的确对于国家体制的运作造成很大的困扰。由于缺乏议会多数党的支持，袁世凯的许多行政思路难以在议会获得通过。但同时，议会中党派林立，达成共识极其困难。议会自己干不了事，也不让别人干成事。但那个时候中国内部地方割据、边疆分裂、帝国主义步步紧逼，正是需要一个强大行政权的时候。多党政治没能回应当时的时代需要，最终遭到惨败。


当然，康有为的研究还没有细致到比较选举制度中的“多数制”（winner-take-all）和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的程度。但在那个时代的学人和政治家中，他已经是对西方政治体制理解得最深的若干人之一。在今天，当英国的政治变迁再次引起我们关注的时候，我们不妨打开《康有为全集》，读读他关于英国的一系列经典论述，你也许会发现，这位在二十世纪被“长江后浪”拍在沙滩上的思想家，原来是既摩登又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