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帖最后由 e_ddmm2008 于 2010-5-31 18:02 编辑
也谈“养生歪说何以在大陆泛滥”
《参考消息》刊登了台湾《联合报》和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文章,分别分析了养生歪说在中国大陆泛滥的原因。这两篇分析文章所见略同,即都认为,这是由于“看病难、看病贵”让大陆民众对正统的医疗体系既反感又失望,才是这些偏方邪说泛滥的根本原因。譬如,《联合早报》作者的文章(新加坡人)第一次在北京看病,被医疗费吓了一跳。一盒五颗的抗生素、三盒共18颗的化痰止咳药片,加上一盒16颗的喉糖,药费超过500元人民币,还不包括近700元的诊疗费。媒体披露的出厂价仅为15.5元的癌症辅助治疗药物,经过各种环节,湖南某医院售到病人手中时竟高达213元。
文章认为,看病吃药对许多社会民众来说,是一种过分沉重的生活负担。在社会底层的人眼里,很可能更是遥不可及。生病不仅折磨身体,也很可能是一场家庭经济灾难。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底层民众只好“被相信”养生“大师”张悟本的《求医不如求己》的书。
以上分析无疑是找到了根本原因。说到家庭灾难,我想起最近看到一位社会学家对湖北省江汉平原北端一个叫“顾村”的农村调查。其中一点很令人震惊。调查说,由于没有合作医疗,因此村里的老人(这里70岁以上才算老人)如果生大病就很麻烦,交不起押金和医疗费。所以这里的老人把自己当作子女的累赘,子女也把老人当作累赘。老人为了不当累赘,通常生了重病就等死,认为死了一了百了。为了早点死,一些老人会喝农药自杀。这里的老人喝农药自杀的比较普遍。在这里,青壮年自杀的才叫非正常死亡,老人喝农药自杀不算非正常死亡。凡属这种情况,无论是子女还是政府部门都视为正常死亡,政府部门也作为正常死亡进行统计。家里有老人自杀,子女不认为脸上无光,村里人也都觉得很正常,因为都彼此彼此。
由此想到歌剧《白毛女》中的杨白劳,他是被逼无奈喝卤水自杀的,显然大家不会认为他是正常死亡。如果他算正常死亡,也就不会有这个经典歌剧了。
由此又想到改革开放前,那时候整体生活水平不高,但是农村有全面复盖的合作医疗制度,农民看病吃药的个人负担很小。虽然是低水平的合作医疗,但是由于看病有保障,即便有的病治不好,但人们不会因看不起病而自杀。那时候中国大陆的医疗卫生事业也引起世界关注,但不是作为负面的东西关注,而是作为典范关注。许多国家都组织到中国观摩学习,联合国有关机构通过调查向发展中国家推广中国的经验。那时候有本《赤脚医生手册》。这本手册在中国使用了30来年,成为中国仅次于《毛泽东选集》发行量第二大的书。这本手册还远播海外,英国、美国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其进行了翻译,先后被翻译的文字达50多种,在全世界发行,时至今日,在一些西方国家的书店里仍然可以看到英文版的《赤脚医生手册》。
改革开放开始后,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一风吹掉了行之有效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城市的医疗报销制度也一风吹掉了。后者可能是为了给企业减压、降低成本。前者遭一风吹可能是因为这种制度是依据毛泽东的指示建立的吧,毛泽东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两个凡是就得否定。如果不是这个原因,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把好的制度也否定掉。毛泽东曾为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而兴奋得夜不能寐,毛泽东去世了,血吸虫病死灰复燃。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医疗卫生改革上下的功夫不可谓不大,但是改革方向迷恋于市场导向,结果与医疗卫生有关的所有部门都唯利是图,于是看病吃药成为天价。可见方向错了,下功夫越大问题也越大。
除了上述原因,养生的歪理邪说之所以盛行有没有其他原因呢?应该还有原因。
一个原因是媒体、出版部门的推波助澜、错误导向。养生“大师”张悟本是国家媒体湖南电视台的座上宾,是湖南台《百科全说》节目的请来的“专家”。许多出版社也随意出版发行张悟本的书。它们不管张悟本说的写的对不对,是科学还是伪科学,只要他讲的东西可以吸引眼球,可以增加电视台收视率;他的书能够吸引眼球,保证发行量,那就毫不犹豫地让他出镜、出版。至于有没有害处,它们就不管了。由于许多百姓认为电视台播出了、出版社出版了,应该是真的,结果都被蛊惑了。可见主流媒体辜负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它们为了赚钱丧失了向人民负责的起码的社会责任感。
另一个原因是科普教育、科普宣传缺位。以电视台为例,由于科普宣传不能保证收视率,电视台很少进行科普宣传,即便有,办得也不好,有时候还用一些怪异的东西冒充科普。现在是一切向钱看,人们不关心科学,领导也不关心科学普及,书卖不动于是干脆不出。连著名的科普作家叶永烈也早已改行拼凑政治传记类书籍了。于是,迷信和封建糟粕盛行,有些地名因为领导觉得谐音不吉利而企图改名,连西门庆的小老婆潘金莲也成了九天护国娘娘了。
第三个原因是放弃积极的思想斗争,对妖言邪说的批判和打击不够。毛泽东说过:“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是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还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30年来,“不争论”这一句在特定场合针对特定情况所说的三个字,成为新的“两个凡是”的普世真经。铺天盖地的歪理邪说闹得乌烟瘴气,主流媒体不批评,文艺批评成为评功摆好,主流精英为假恶丑助纣为虐,谁要是说个“不”字,“破坏言论自由”的棍子就劈头打来。
上面所列原因当然不限于医疗卫生,也包括思想、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袁腾飞的歪理邪说不是上了央视吗?不是也出了书吗?原来不是也没人批评吗?现在一些人一批评,自由派精英们不也说是“要保护言论自由”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