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医改的妥协与民众态度的分裂

tnagele

　经过一年多马拉松式的社会博弈和激烈反对，美国医改方案日前终于以微弱多数获得通过，全民医保这一课终于“补”上了。
　　美国医改进程中遭到许多美国人的激烈反对，引起全球关注。人们一定会非常奇怪：其他国家人们走上街头举行示威都是为了反对削减福利项目，向国家要求福利制度，为什么美国人却反其道而行之，总统为他们建立全民医疗制度却反倒得罪了他们？总统倡议要为他的人民补上这一课，但其庶民却根本不买账，坚决反对建立全民医保，甚至就像动了他们的奶酪那样动怒，骂奥巴马是希特勒，骂全民医保是法西斯，人们不禁要问：美国人怎么了？
　　此前国内有媒体从各个角度分析这些美国人反对奥巴马医改的医疗体制原因、社会原因、政治原因、历史原因，见仁见智，比如，认为美国医疗费用太高了，承受不起；认为医改触动了诸多利益集团的利益，遭到了不同利益集团的反对；认为医改会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等等。但是，更为深层的原因似乎更加玄妙。
　　一、美国医保制度现状：奥巴马医改的目标是什么？
　　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是唯一没有建立全民医保的国家，没有任何医保的美国人多年来大约在5000万人左右。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时便提出要为5000万人建立起医保制度。那么，美国的医疗制度是什么样子？
　　美国的医保制度有三个：第一个制度是“老年医疗保险”，这是一个强制性的基本保险制度，年轻时参加并按月缴费，到65岁退休时才开始享受待遇。“老年医疗保险”分为“住院保险”和“门诊保险”两个部分，其中，“门诊保险”又分为B和D部分，B部分包括门诊、出诊、家庭护理和老年人与残疾人的医疗，D部分指药物保险部分；此外还有一个C部分，可供参保人员自愿选择，只要参加C部分即通过与“老年医疗保险”制度签订协议的方式，即可享受私人部门提供的医疗服务。截至2008年12月底，“老年医疗保险”覆盖人口为4520万人，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3780万，残疾人740万；只有22％参保人与老年医疗保险制度签订了享受私人医疗机构服务的协议。
　　就财务可持续性来说，美国“老年医疗保险”制度在发达国家中是最好的制度之一：截至2008年底，“老年医疗保险”基金滚存结余高达3810亿美元，并全部存入财政部特殊账户，用于购买国债投资，没有任何市场化投资。“老年医疗保险”每年的制度收入均大于支出，年年有盈余，例如，2008年缴费收入4810亿美元，制度支出4680亿。
　　第二个是“贫困医疗救助”制度，这其实不是一个保险制度，而是建立于1965年的一个“家计调查式”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救助对象是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即低收入人口和没有参加医保的人口，其资金来自联邦与地方财政。“贫困医疗救助”制度的支付方式不是将现金直接支付给个人，而是以购买服务的形式支付给医疗健康机构的提供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医疗救助制度覆盖的人口开始超过“老年医疗保险”覆盖的人口数量。根据联邦政府的规定，该制度的具体享受资格标准和待遇水平由各州自己制定，所以，具体到某个人是否可以享受贫困医疗救助，那要看他居住在哪个州而定。截至2008年底，该制度实际受益人口4900万。
　　第三个制度是“儿童健康保险计划”。这个制度名为“保险”制度，但实际也是一个由财政拨款的救助制度，不是保险制度，无需个人缴费，救助对象为19岁以下儿童。目前该制度受益人群为737万人。这个制度救助的儿童特点是，他们的家庭收入既高于“医疗救助”制度的标准，但又无力购买私人医疗保险。在有些州，这个制度与医疗救助合二为一，在有的州是分开的；其资金来自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两级财政。
　　美国政府举办的上述三个医疗制度覆盖人口合计大约1亿人，仅占美国3亿总人口的33%。余下的2亿人口不享受这3个国家举办的医保制度，其中，1.5亿劳动就业人口完全由工作单位购买的商业保险计划覆盖起来，而不是国家举办的保险制度；此外，还有5000万人大多为自雇者或失业者等，既不享受工作单位举办的商业保险，也不够享受上述三个国家举办的公共医保制度的条件，没有任何医疗保护。
　　奥巴马医改的目标是十分明确的，就是将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的5000万人覆盖进来而已，支撑美国经济的1.5亿工作人口则仍然“裸露”在国家保险制度之外，国家不管。换言之，即使奥巴马医改成功，也与欧洲福利国家全民医疗的几乎100%覆盖率相去甚远。
　　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在欧洲人眼里不屑一顾的医改在美国都举步维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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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式价值观根深蒂固：为什么反对国家干预

　　导致美国人深刻反省和坚决反对全民医保的根本原因在于奥巴马医改新政与美国人崇尚自由放任的主流价值观发生了冲突。美国人对政府干预市场、国家控制社会的戒心和疑虑根深蒂固。在美国人心目中，任何形式的计划因素回归都将被视为“社会主义因素”的抬头，他们对政府主导医疗和国家控制医保的任何措施都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性。美国主流价值观是个人主义至上，自由市场至上。就医疗保险而言，他们反对的是政府和国家对医疗市场的干预，因为在他们眼里，医疗保险属于私人市场范畴，国家不应过度介入；他们青睐的是目前市场主导的1.5亿就业人口享有的市场化医保制度，而不是由国家包办代替的公共医保制度。美国人的主流价值观是导致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至今不是福利国家的根本原因，也是奥巴马医改受阻的深层原因。

　　与倾向于诉诸政府干预的自由主义者相反，美国保守主义者崇尚的自由放任是一个建立在双方自愿和自主安排基础之上的私人医疗市场主导的医疗保障制度，在美国已经十分成熟的私人医疗市场制度具有天生的自我纠错功能，而国家举办的强制性医疗保险制度具有垄断性和排他性，这个制度貌似公平，但其本质却是对均衡私人医疗市场机制的破坏和摧毁，非但不能达到其预定的目标，反而会阻碍既有的私人医疗市场的正常发展，其结果会损害参保人的利益，因此，政府没有必要为美国“重构”一个强制性的一刀切的公共医疗制度。公共医疗制度的关键是政府干预，政府干预就是政府强制，就是对市场机制的扭曲和阻碍，而道德规范则是保护个人自由和维系私人市场机制运转的灵魂；从这个角度看，政府干预就是对美国私人医疗市场的反动。

　　美国保持几十年不变的私人医疗市场主导的医保制度在发达国家中独树一帜。2009年12月4日《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一语道破美国社会反对全民医改的深层原因，认为福利国家将削弱美国竞争力，该文作者呼吁说，“我们多么希望奥巴马真正理解他正在努力扩大的国内福利制度与削弱我们实力的经济衰弱之间的联系”。该文认为，欧洲国家实施的高福利制度削弱了他们的实力，因此不得不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伞，奥巴马正在提高国内福利开支，因此，美国“超级大国就是这样丧失优势的”。这篇文章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他告诉人们，福利国家对竞争力是一个极大挑战，如果美国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福利国家，就等于主动放弃全球的领导地位。

　　美国半个世纪以来曾有多次动议，试图建立全民医保，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克林顿政府曾委托第一夫人希拉里亲自操刀设计和发动医改，但由于社会各界的反对而不了了之。美国式的价值观是半个世纪以来历届总统医改受阻的根本原因，更是90年代克林顿医改流产的主要原因。

　　这样的例子和故事还有很多，其中，最经典的案例要属1935年罗斯福新政时社保制度的建立，其立法本身的出笼就是为了对抗更为激进的民粹主义浪潮的结果之一。罗斯福本来没有建立社会保障的想法，但是，加州退休医生汤生1934年发动的一个社会运动迫使罗斯福彻底改变了这个初衷，最终促使其不得不建立了这个伟大的制度。汤生运动的宗旨是增设2%的交易税，以此为60岁以上的全体老年人每月发放200美元，以拉动内需，抵御经济危机。汤生建议得到了250万老年人的热烈响应，他们集体签名请愿书，要求政府实施。罗斯福说，汤生这个人是“这个国家最危险的人物”，“我必须向共产主义、汤生主义宣战……我要拯救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是，汤生建议也启发了罗斯福，他迅速将老年养老保险问题纳入到他的一揽子新政之中，以替代和抵制“汤生运动”。这就是《社会保险法案》诞生的原因之一。当然，罗斯福的社保制度的待遇水平大大低于“汤生计划”：根据当年的计算公式，养老金水平每月仅为20美元，一直到今天，美国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2%，远远低于欧洲福利国家的待遇水平。就是说，美国1935年社保制度的建立，在相当程度上是抵御国家过度干预的结果，是用“小共产主义”的措施应对和替代“大共产主义”运动的结果。

　　再例如，1974年通过的《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思潮的斗争，事实上，美国几乎所有社会政策和福利项目的制定，都是民粹主义思潮不断推动与精英主义不断妥协的结果，任何福利政策的出台无不体现了以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与共和党为代表的保守主义两种政治势力博弈的结果，是干预与反干预两种价值观相互斗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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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场主导的医疗保障品质：美国人对现行医疗不满意吗

　　价值观是精神，医疗是物质。价值观显然不能代替为美国人医疗祛病。这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激烈反对奥巴马医改、坚决抵制国家干预从一个侧面还说明，美国人对美国医疗制度现状不是非常不满意，或说基本还算满意，起码宁愿维持现状。当然，世界上不存在一个令百分之百国民都满意的医疗制度，只有在比较时才有意义；即使在国别比较中也存在一个价值判断问题。那么，美国人看病的现状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看看美国医疗制度的一些数据指标。

　　第一个指标是，美国人看病是否能支付得起，是贵还是不贵，个人负担是不断增加还是不断下降。如果一国之国民为看病而攒钱储蓄，不敢消费，那就说明其医疗制度非常昂贵，人们治不起病。

　　“个人健康支出”是衡量美国医疗健康支出水平的权威的官方统计工具，只要考察一下历史数据就会发现，这个数据在GDP比重中确实越来越大，就是说，美国的医疗卫生体系确实越来越“贵”：1960年仅占GDP的4.4%，但到2007年则上升到13.6%，年均增长率9.8%，远高于美国同期7.2%的GDP增长率。但患者个人“自费掏腰包”部分却大幅下降，从1960年占“个人健康支出”的55.2%下降到2007年的14.3%，年均下降的幅度是6.7%，略低于GDP增长率。个人自费比重之所以不断下降，主要是因为它被不断提高的“第三方支付”替代了：从1960年的44.8%逐年提高，到2007年高达85.7%，年均增长率为11.3%，远远高于同期GDP增长率。这说明，“第三方支付”比重逐年提高的结果，必然导致个人自费部分越来越少。

　　在美国，“第三方支付”主要来自两大部分，一是来自政府部门即指医保制度，这部分支出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从1960年的21.4%上升到2007年的45.3%；一是指私人部门即商业保险机构（少部分为慈善机构等），即指雇主举办的医疗保险制度，从1960年的23.4%提高到2007年的40.4%，年均增长率为11.1%，基本等于“第三方支出”的增长率。公共部门支出和私人部门支出比重的提高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国家的责任不断加大，政府的干预日益扩大，体现在支出比重上就是从1960年21.4%提高到2007年的45.3%；二是雇主举办的商业医疗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市场因素发挥的作用日益提高。正是由于这两个原因，个人自费比重才得以大幅下降。总之，这些数据说明，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人看病自费掏腰包的负担不是增加了，而是大大降低了。

　　第二个是医疗服务质量与效率。诚然，美国个人健康支出占GDP的份额越来越大，从1960年的4.4%上升到2007年的13.6%，成为世界上支出比重最高的国家之一。从支出数量看，2007年美国人用于个人健康的支出高达1.88万亿美元，高于任何一个国家，即使在美国，也高于任何其他福利保障项目。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医疗健康服务确实越来越“贵”。但是，如果除去人口增长等因素，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美国人均医疗的“资本技术构成”（技术设备与人力资源之比）大大提高了，这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和最昂贵的医疗设备。但尽管如此，美国人自费比重却没提高，个人负担没有增加，反而不断下降，这充分显示，他们享受医疗服务的质量和品质大大提高了，2008年参保人享受的待遇水平年人均高达1.1万美元。至于美国医疗制度的效率，由于一半美国人即1.5亿工作人口的医疗保险是雇主为其购买的商业性保险，市场提供服务的效率和便捷性自然要好于国家包办的全民医疗制度，在这方面，英国全民医疗服务制度效率低下、阑尾炎手术要等上几个月时间的传闻在美国则是很少见的，这就是美国现行医疗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正是因为这个区别，人们便可解释为什么其邻国加拿大实行的便是英国式全民医疗服务制度，而美国却从来不为之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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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实现全民医疗：美国成为福利国家了吗

　　奥巴马医改之后，美国在若干年内将逐渐补上全民医保这一课。人们不禁会问道，从此美国就变成像欧洲那样成为福利国家了！？什么叫福利国家？半个世纪以来，不管经院式和学术化的定义如何咬文嚼字，福利国家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社会保险的诸多项目基本实现全民覆盖。从这个特征来看，只要包括医疗在内的福利制度覆盖了美国全体国民，美国不就是一个典型的福利国家了吗？奥巴马总统不就成了美国人民的福利国家之父了吗？

　　在笔者看来，美国昨天不是福利国家，明天实现了全民医保仍不是一个福利国家，充其量是一个福利社会，与“福利国家”完全是两回事。

　　本来，奥巴马在一年半之前参加竞选时抛出来的医改方案是扩大公共医疗制度，建立起一个“全民医疗照顾”（HCA, Health Care for America）的全国医疗保险制度，其具体思路是把国家举办的“老年医疗保险”目前覆盖的4520万人扩大到那没有任何保险的5000万人，这意味着奥巴马的改革思路是扩大国家的公共职能和干预范围，其途径主要有三：新制度向所有美国公民开放，包括没有正规工作场所的公民；要求雇主和自雇者既可通过购买加入“全民医疗照顾”（HCA），也可通过向“全民医疗照顾”（HCA）基金缴纳6%工薪税的方式来购买医疗保险；要求没有医保的其他人员购买私人保险或是购买“全民医疗照顾”（HCA）。

　　但是，奥巴马的这个医改方案没想到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坚决反对，最终不得不以妥协为让步，即放弃了扩大“老年医疗保险”的传统思路，而是将目前覆盖1.5亿就业人口的商业医疗保险制度扩大到这5000万人，并采取完全的市场处罚方式予以强行推进：如果有人不去购买，就将受到一定的经济惩处；如有保险公司对患有疾病的人申请参保拒绝门外，也将同样受到严厉经济罚款；奥巴马在各州建立“健康交易所”，为美国人参加商业医保保险提供一个购买超市。这就是说，奥巴马医改是一个折中的结果，医保覆盖面扩大了，但却没有采用奥巴马原来的公共方式，而是采用了市场方式，所以，美国此次医改的结果是，私人医疗市场的比重得以扩大，主导地位没变，机制依然，改变的只是覆盖面。

　　相比之下，美式福利社会的医疗产品供给主体是市场，参保人必须要“购买”，而欧式福利国家绝大部分福利项目的提供者是国家，这是福利社会与福利国家的最大区别，尤其在北欧，从摇篮到坟墓，从医院到医生，几乎所有福利项目的提供者均为国家，即使在西欧自治互助型福利制度中，例如西欧的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等，即使提供福利服务的机构不是国家公共部门，国家并没有亲力亲为，但其司法地位与公共服务目标相结合的特殊法律地位机构决定了它只是公共部门的一个延伸机构而已，从婴儿到老人的所有社会成员均以国民资格为唯一条件而“自动”成为受益人，无需任何人去“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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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欧美医疗体系的差距在哪

　　与欧式资本主义相比，美式资本主义在许多方面均与众不同，包括福利制度在内，所有这些也许正是支撑美国霸权长盛不衰的重要软实力之一。

　　第一，欧洲式福利国家的融资渠道主要来自税收，纳税人获得的是一个均一的免费医疗权利，与工资收入水平和纳税多少没有任何关系，国家财政兜底，且年年进行较大规模的转移支付，财政负担日益沉重。相比之下，美式福利社会的融资渠道主要是个人和企业双方共同缴费，进入企业成本，医疗待遇水平的高低与购买产品的品种与多寡具有高度相关性，一般来说，多缴费，福利待遇就高，多购买，福利待遇就好，例如，一个企业从2个保险公司购买多个产品。于是，美国福利社会的本质是一个资金自我平衡和自我循环的扩大到全国范围的“保险公司”机制。

　　第二，欧洲福利国家的税收远远高于美国的税收水平。欧洲式福利国家的高福利必然导致高税收，高税收是支撑福利大厦的命脉，而美国医疗保险本来就属于私人部门（除老年和贫困群体以外），此次医改的覆盖面采取的是鼓励个人购买商业保险的方式，并没有采取扩大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的方式，因此，其结果并没有大幅提高全国个人所得税收的水平。于是，在欧美之间便出现2个明显区别。一是欧洲福利国家的“劳动收入税”非常高，而美国福利社会的则较低：20世纪90年代，最高的意大利为64%，德国和法国均为59%，加拿大52%。相比之下，美国的税率仅为40%，在发达国家中属于低水平行列。二是由于福利刚性等原因，欧洲福利国家的财政负担日益沉重，不堪重负，且效率越来越低下。迫于财政压力，欧洲福利国家不得不提高劳动收入税：在1970-1974年，意大利的税负水平仅为41%，德国52%，法国49%，加拿大44%；而美国1970-1974年的税负水平则与目前一样，仍为40%，几十年来始终没有提高，比较稳定。

　　第三，欧洲福利国家税收水平高企不下，国家财政负担沉重，不得不大幅削减福利水平，为福利国家“减肥”。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福利国家“瘦身”改革运动风起云涌，改革力度很大。有些国家改革效果较好，例如，英国和瑞典等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行的多次改革均达成广泛的社会共识，效果较好，成为改革的典范，例如，瑞典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行了激烈改革，将非常慷慨的现收先付制改为与个人缴费水平密切联系的名义账户制，英国的劳动收入税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45%下降到目前的44%。但在很多国家，福利改革则频频引发社会的广泛抵制，甚至引发大规模游行示威和社会骚乱，在法国等国家还出现街头政治和街头对垒，导致两届总理黯然下台。但在美国，由于福利水平适中，福利项目来源的多样化和福利制度市场化程度都比较高，“瘦身”改革不是很多，改革比较顺利，例如，仅有1996年福利改革得到广泛支持，没有引发任何社会抵触情绪，甚至，战后以来的60年中，没有出现过一次因全国性社保改革而引起的大规模社会运动，社会稳定。

　　第四，欧洲福利国家由于税负较高，福利待遇水平较高，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副作用较大。首先是抑制劳动供给，“福利病”现象较为突出。例如，德国每周人均工时供给数量为19.3小时，法国17.5小时，意大利仅为16.5小时。但由于美国税负水平低于欧洲，劳动供给水平高达25.9小时。其次，欧洲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始终呈两位数，而美国平均大约5%左右，还不到欧洲的一半。再其次，欧洲福利国家失业率高企不下导致其社会流动性较差，职业隔离现象十分严重，长期庞大的失业大军导致形成了相对固化的失业与就业群体之间的“局外人与局内人”的严重二元对立状态，社会排斥现象较为严重。而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则好于欧洲，职业隔离和就业路径等指标也好于欧洲。最后，欧洲福利国家就业形势十分严峻，早在2000年欧盟委员会发表的《里斯本议程》就提出了一个包括28个主要目标和120个次要目标在内的一揽子改革计划，旨在重振雄风，追赶美国，提高竞争力，其中就业率将计划从2000年的61%提高到2010年的70%，但在日前欧盟公布的有关数据中，这个目标并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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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改革与分裂：世界存在左右趋同趋势

　　美国的福利社会是一个福利供给多元化、既有国家提供又有市场提供的混合型福利供给制度，是区别于欧式福利制度的本质区别之一。换言之，尽管人人都被医保覆盖，但美国福利社会=强制性处罚参与+私人保险公司，即市场机制主导着美国福利社会；相反，欧洲福利国家=强制性自动参加+国家医疗保险，即国家干预统治着欧洲福利国家。

　　限制和反对国家干预，最大限度地保持市场机制在医保制度中的作用与地位，这就是一年来美国精神PK奥巴马医改的深层原因，也是美国精神的特质所在，更是美式福利制度的特有本质。

　　就在美国通过奥巴马全民医改方案的两周前，欧盟公布了《欧盟2020》草案，这是取代即将结束的《里斯本议程》的又一个未来10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2005年欧盟曾对《里斯本议程》做过一次中期审查，对若干指标进行了下调。目前外界舆论普遍认为，在金融危机冲击下，《里斯本议程》除了失败还是失败。《欧盟2020》制定了经济增长、绿色高效增长和提高就业率三大优先任务，为未来10年发展指明了方向，并再次将美国作为参照系。

　　欧洲福利国家追赶美国福利社会，努力提高竞争力，这就是10年前《里斯本议程》设定的目标。那么，美国补上全民医保这一课，打造福利社会，是否意味着在追赶欧洲福利国家？就国民福利的结果而言，欧美均可实现人人皆福利，人人皆社保，条条大道通罗马，欧美将殊途同归。但是他们实现人人皆福利的路线图则不完全相同，效果也不尽一致，效率（质量）也必定存在差异性，那就是，美国的是福利社会，而欧洲的是福利国家。

　　尽管通过的最终版本与奥巴马上任前的医改方案相去甚远，尽管美式福利社会远不是欧式福利国家，但是，美国政府补上全民医保这一课之后也为美国社会带来沉重代价，民意测验显示，美国民众态度已完全分裂为两派，赞同和不赞同医改法案的比例大约各占一半。分裂——前行——再分裂——再前行，这就是百年来美国福利制度嬗变的一条曲线。1935年通过的《社会保障法案》也好，1974年通过的《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也罢，甚至包括此次奥巴马医改，美国每一次福利增肥都会导致一个社会分裂。但是，美国福利社会还是一步一步走过来了。

　　此次美国全民医改方案的通过从一个侧面显示，美国的保守主义势力与欧洲的自由主义思潮之间存在着某种趋同趋势：右派向左移动，左翼向右运动；美国的福利增肥趋势与欧洲的福利瘦身运动在世界范围内似乎存在着某种规律：人类文明社会似乎确实存在着某种趋同趋势。这种趋同现象在西方民主政治体制下似乎也存在一个规律或说缺陷：政党政治下的政治分肥、代议制下国会议员的无知、无限民主制度下的民主暴政，等等。



http://www.cs.com.cn/xwzx/04/201006/t20100601_2454829_5.htm

ak123456789

汗。
美国的生产力与金融实力应该做到全民免费医保。
奥巴马应该向资本家，大资本家征税。
他应该还惦记俺们呢···

curiouspuppy

个人观点：

1，关于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稳定的关系，我们不妨拿此次次贷危机来做个类比，如果美国政府在此次危机中没有任何拯救金融市场的作为，可以想象结果将是全球美元体系的崩溃……美国精英阶层无人反对 而美国纳税人尽管反对也不得不妥协的 政府救市措施 足以说明 自由市场自我拯救论是大资本彻头彻尾的借口，自由市场自我修复理论的致命缺陷有两点：一是“社会体系无法承受纯粹自由运作的折腾”，二是“哪怕是所谓市场的修复其实质也需要人的参与来运作，本质上仍属于一种主观干预，因此把市场视为一种独立存在的实体可谓荒谬，其本质是要求以寡头干预来替代政府干预，这就是资本的本质要求”；

2，关于基础福利与实体竞争力的关系，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基础保障的市场竞争最终也将因为经济基础受损而丧失市场的基础（人）的稳定性，从而竞争力将“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美国以成熟的法治和教育来维持其社会稳定，然而奥巴马新政恰恰针对美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而中国正在解决行将出现的潜在忧虑）；另一方面，自然过分的社会福利肯定会削弱国家竞争力，这就是欧洲的现状；

3，撇开国际地缘政治 而空谈欧洲对于美国的依赖是由高福利导致的，以及认为这种依赖将在未来也无条件存在，可谓“扯淡”；

4，美国实施及扩大全民福利 根本上不是对于美国精英阶层的不公，而是对全球一切拥有和使用美元资产而未纳入美元福利制度的所有美元用户的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