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勒辞职与德国的“原罪”意识

葛劳孔

德国战后政治“原罪”意识根深蒂固。

5月31日，德国总统克勒因为一句对国家利益的显白陈述，触及战后政治禁忌，在各方批评下辞职。

事情要回溯到5月22日，克勒在访问驻阿富汗德军后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为了保护德国的利益，比如自由的通商路线，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军事行动是有必要的。这一表述在德国国内引起激烈争论：反对党认为他是在宣传“炮舰政策”，其表态违反宪法，损害了德国联邦国防军海外使命的意义。面对批评，克勒自己的党派和联盟党派自由民主党并没有出头支持克勒。

换作美国总统，这样的言辞根本就不算什么。小布什为自己发动的战争作辩护的时候不讳言美国的国家利益，这样的言论也不会引起反对党的激烈反应。 美国两党有一个基本共识，他们都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而奋斗的。  

可德国不行。德国因发动两次世界大战背负上沉重的“原罪”：在公开场合像克勒那样讨论国家利益，是政治不正确。对二战后的德国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爱国”都是政治不正确的要求。联邦德国前总统古斯塔夫·海涅曼曾于1969年公然说：“我不爱这个国家，我爱我的妻子。”一国元首发表这样的言论在其他任何国家都难以想象。

直到晚近时候，“爱国”在德国才逐渐重新成为正面价值。在2006年的世界杯比赛期间，上百万德国人挥舞国旗，高唱国歌，通过体育活动展现了他们的爱国主义。世界各国首先吃惊，继而逐渐接受。2009年，德国国内开始讨论恢复昔日的勇敢勋章制度。

逐渐正名的德国“爱国主义”总是加上一些修饰词的限制：它必须是“宪法爱国主义”，效忠的对象是宪法，而非民族和文化。这个最初由德国政治科学家多尔夫·施特恩贝格尔提出，并由大哲学家哈贝马斯广泛传播的概念，集中体现出德国人对于“德意志民族”、或“日耳曼民族”等提法的禁忌。在战后德国“民族”几乎就是恶魔的代称。

百余年前，正是“民族”激发了19－20世纪几代德国人创造力，造就了德国的崛起。从费希特到韦伯，从本茨到克虏伯，从赫兹到普朗克，从俾斯麦到兴登堡，多少德国各界精英把自己的心智贡献给了“民族”这个基督之后的新神。

今日德国也许再不需要“民族”这尊神了。德国的经济政治实力稳坐欧盟头把交椅，只要欧洲强大，德国作为欧洲的领导者自然就实现了自己的民族政治抱负。然而，欧洲的整体利益和德国的国家利益并非毫无冲突，最近的希腊债务危机中德国所表现出来的进退失据，就和这种冲突密切相关。

德国人并非因讳言“国家利益”就成为良心十足的欧洲人。只是因为“原罪”未消，他们只能做，不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