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左右开弓

刘仰

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巨著《红轮》在中国出版了。我不知道这本书、这一中国出版界的动作会有多大影响，但是，索尔仁尼琴这个人很有影响，这是肯定的。《红轮》号称史上篇幅最大的小说，据说索尔仁尼琴花了70年时间，因而有人将它称为索氏一生的心血。这部小说汉语翻译版本将近一千万字，目前出版的第一卷，共三部，也有百万字左右。我还没时间阅读这一长篇巨制，只能根据对索尔仁尼琴生平的了解，说一点简单的看法。

索尔仁尼琴成名于苏联赫鲁晓夫时期，西元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来被苏联驱逐，作品也在苏联被禁。此后，索尔仁尼琴长期居住于美国。虽然我一直不太喜欢用“左派”、“右派”的概念来说事，但是，西方的思想理论很容易造成这样的划分，因此，本文借用一下“左派”、“右派”的概念，只是为了解读索尔仁尼琴的方便。可以说，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后，他在全世界声誉卓著，如日中天，那时候，索尔仁尼琴是右派的旗帜和标杆。因为，索尔仁尼琴通过对苏联劳改营的描述，狠狠地打了全世界左派的一个耳光。索尔仁尼琴的劳改营文学，为自己树立了反抗暴政、追求自由的形象，被誉为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和良知。资本主义世界给予索尔仁尼琴很高的荣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些评论家，尤其是左派人士，把索尔仁尼琴认定为西方政治的产物，以否定他的价值。对此，右派人士虽然也肯定索尔仁尼琴的文学价值，但是，同样不否认他的政治色彩。西元2008年，90岁的索尔仁尼琴在俄罗斯逝世，一些右派的评论，依然没有脱开政治，例如将索氏冠以“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等等。对此，我认为不必把文学和政治截然分开，应该淡化关于“纯文学”的主张。有一些观点经常强调文学就是文学，艺术就是艺术，真正的文学艺术关注普遍人性，因而与政治无关。事实上，任何文学艺术，只要关心普遍人性，就必然与政治有关，最多只是与现实政治“无关”，本质上是作者理想中的政治。正如索尔仁尼琴自己所说：“对一个国家来说，有一个伟大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上个世纪80年代末俄罗斯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48%的俄罗斯人认为，索尔仁尼琴应该回国担任总统，都说明文学离不开政治。

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也引发出针对索尔仁尼琴的另一个争议。有人评价索尔仁尼琴的作品说，它不像是小说，在作品类型上很难归类。例如，索尔仁尼琴最为著名的作品《古拉格群岛》，究竟算小说，还是算纪实？新出版的《红轮》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中国有一种文体叫做“报告文学”，面临的也是这样的问题：报告文学究竟是新闻、纪实？还是文学？因此，将文学艺术与政治截然隔离的观念，未必有多少价值。针对索尔仁尼琴，他的作品究竟算小说还是算历史，严格地界定，意义也不大。尤其对于中国人来说，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史本来就不分，中国人的历史也不是像西方人那样，只是解剖台上对象，而是为现实服务的。此外，讲到索尔仁尼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也同样具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特质。事实上，将索尔仁尼琴定性为“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一个准确的描述。索氏晚年回到俄罗斯，拒绝了叶利钦的好意，却与普京惺惺相惜，就是这种描述的反例。

当然，这就涉及到索尔仁尼琴左右开弓的另外一个方面。索氏于西元1994年离开美国，回到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他特意从西伯利亚进入俄罗斯，乘火车穿越广阔的俄罗斯土地，最终回到了莫斯科。但是，世界主流媒体对于索氏晚年的声誉和评价，远不如当初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后的那段时间。对于索氏的晚年，更多的评价词语是“充满争议”、“极富争议”之类。为什么？从现象来说很简单。索氏当年抽了左派一个大耳光，右派们欢呼雀跃，把索氏抬到很高的地位。结果，等索尔仁尼琴到了美国，居然腾出手来，又抽了右派一个大耳光。西元1978年，索氏已经定居于美国。当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猛烈批评西方社会的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此后，索氏还多次批评西方社会的道德堕落，并认为西方民主不适合俄罗斯等。因此，左派、右派对于索尔仁尼琴都有严厉的批评，有人说他是反复无常的怪人、易怒者、专制主义者。还有人说，索氏因为在监狱呆了太长时间，性格已经扭曲，精神已经不正常，已经疯了，等等。

这就是我所说的索尔仁尼琴左右开弓。他先打了左派，右派们很高兴。但是，他又打了右派。结果，闹得左派、右派对他都很头痛。与某些投机分子不同，索氏打左派不是为了肯定右派，打右派也不是为了肯定左派。对于一些肤浅的评论者来说，他们常常只选取索氏言行中自己所需要的一部分。例如，某些右派们至今依然停留在索氏获诺贝尔文学奖前后的形象上，利用他当时的形象来反对左派的所谓暴政、极权等等。比方说，索氏曾经猛烈批评、丑化斯大林，并夸大斯大林时期劳改营里的死亡数字，这种方式也被某些中国右派用来对待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非正常死亡数字。但是，当索氏晚年又将斯大林看成是伟大人物时，右派们对此有点手足无措。如果说当年索氏在哈佛批评美国时还招来了围攻，那么，在索氏的晚年，右派对于他，更多地是冷淡，或者对索氏那些不符合右派倾向的观念视而不见。对于左派也同样如此。虽然有人说索氏晚年改变自己对斯大林的看法，是对于苏联的忏悔，但并不代表他加入到左派的行列，因为，索氏依然对列宁采取批判态度。这也正是索尔仁尼琴“充满争议”、“极富争议”的原因。（未完待续）

2142战风

高二时研究过这人，没想到他回俄后居然转左了。
WIKI上关于他的资料不全，都讲他怎么仇视苏联，还拿他对中国的态度来暗示他是个大国沙文主义者。至于他后悔苏联解体那段，只字未提。

merle

回复 2# 2142战风

评价索尔仁尼琴不能单纯从文学角度。因为他的光环， 哪怕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都毫无疑问地大大得益于他反苏反共的立场。今天如果有人提议忘掉冷战的背景，忘掉 索的政治立场，忘掉索在苏美博弈中的作用， 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索的作品。 因为他的作品是政治化的， 讲人性也没有脱离特定社会政治背景的人性。
在西方， 真正读过索的作品的人很少， 谈到他的人大多也只提到他对苏联制度的批判， 把他的文学作品当成绩新闻报道一样读。不能忽视的顺序是西方先注意到他的政治立场， 然后推崇他的文学才华。而不是相反。 而且文学是作为辅助品推出的。 所以今天， 如果出版社要求读者之从文学角度看他的书，这就是对历史的重写。
中国有些文人出于清高，不愿意接受一个事实：政治和金钱可以操纵文人， 文学的荣耀往往来源于文学之外。

merle

我不能高看索尔仁尼琴的关键原因是：他其实应该是个没有多少深度的情绪化文人， 是某种愤青。
观察作者的生平是评价一个文学作品内涵的关键一环。 近代苏联人民的经历明白地证明了索尔仁尼琴当年的执拗其实是幼稚的。 而这种幼稚在冷战的国与国博弈中充当了摧毁自己祖国的作用。西方内部也有很多这种自以为是的轻狂文人， 但是这些文人的社会地位从来都被死死地定位于文学， 没有人让他们对政治指手画脚，跟别说直接影响国际关系。
一个没有能力看到自己的文学作品的实际社会影响的作家怎么能被假设为深刻观察人性的作家？
我重申， 脱离社会、政治的纯文学， 不可能是有深度的文学， 甚至不能成为文学， 而是文字游戏。
中国人现在捡起这个被捧旧了文人， 似乎在说明有些文人就是走不出自己那个肥皂圈儿， 把书本当人生，所以也写不出什么震撼人心的大作。
现在中西那些小资文人，长期脱离民众， 也就失去了理解人性深度的能力，所以他们可以把加缪捧得同萨特一样高。他们既缺乏萨特的政治、哲学功底， 又没有赵树理浩然等老一辈作者与人民大众血乳般的胶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