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之行看进步中国

宋鲁郑

附：黄亚生教授，可否给国人一个解释？

在上海也曾不快，甚至愤怒。起因于一份报纸《时代周报》。该报采访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黄亚生先生。题目是：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其无法令人接受的观点如下（原文）：去年，俄国的GDP降了7%，虽然它也有一些罢工、冲突，但是整个俄国社会是比较平稳的；印度过去几年的GDP平均增长速度只有2%，但人家也就这样过来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比哪些国家都不稳定，因为中国需要8%的增长率才能保持跟别人一样的稳定。假如有两个学生，一个学生学习10个小时，才能得A，另一个学生要学习100小时才能得A，你说这两个学生，哪一个聪明？人家负7%增长也能维持稳定，而你要正8%才能勉强维持稳定，你说哪一个更稳定？

当时我都不敢相信这是对外开放最久的城市上海的报纸！不敢相信此话出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出自一个华人之口！照他这个逻辑，朝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百姓吃不上饭，照样维持稳定。毛泽东时代，三年自然灾害，数千万人饿死，照样也保持稳定，斯大林时代大饥荒发生，同样也维持稳定。这些难道都是这位黄教授崇敬的好学生？我相信没有哪个国家愿意经济是负增长，愿意自己增长的很慢，只不过想做做不到罢了。竟然还有黄教授这样的学者为他们的负增长、慢增长辩护。话说回来，印度并不稳定，种族问题、宗教问题、等级制度十分的尖锐。孟买恐怖袭击案，这位黄教授大概以已经忘记了。欧洲学者出版的《2025年的世界》，谈到印度时，第一个问题就是动乱。澳大利亚悉尼的国际智库“经济与和平研究所”，6月8日发表2010年《全球和平指数(GPI)》报告，中国80位，印度竟然128位！这样的学者这样的观点就唐然皇之登在这样的报纸上！过去中国发展慢，批评中国制度不行，现在中国发展速度快，却又出来如此论调。一个华人可以挖空心思贬低中国到这个程度，真是不可思议，实在不可思议！

回乡之行看进步中国

5月20日，应山东省侨办的邀请，法国山东协会（前旅法山东同乡会）参加海外华商、博士行活动。这几乎是每年都有的活动，但对我来说却是第一次以“时事评论员”的身份参加。一路之上，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高校或者企业，倒也都找到不少共鸣者。特别是《比较政治：中国的制度模式何以优于西方？》一文获得相当关注和赞同。

我的回国之旅实际上从上飞机阅读中文报纸就开始了。这里不妨全文节录一个评论：《走出摆平就是水平的误区》。

据报道，几年来广东省兴宁市大坪镇农民陈伟华等人多次上访，屡遭阻拦。为了平息事情，当地政府要么发给上访农民困难补助，要么组成“陪访团”陪着游山玩水。一名工作人员这样说：“人民内部问题用人民币解决。”

    然而，人民币真能解决问题吗？当地工作人员的另一句话道出了现实的无奈：“问题是很多事情用钱解决不了。”原来，这些农民上访是因为当地政府在水库移民身份确认上没有一碗水端平，村民反映了多次，却一直解决不了，只好“钱进兜，腿又走”。

    有上访，花钱息访，再上访，再花钱……大坪镇“花钱息访”面临的尴尬境地不是个案。清华大学的一项社会研究表明，在一些地方，信访花费已成为一项重要开支，一方面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维稳，另一方面社会矛盾有增无减，在某些问题上又陷入某种恶性循环的“怪圈”。

    固然，“人民币解决”有时能“买”来一时之安，但从根源上探究，许多矛盾和问题背后往往存在公平正义不张、利益诉求渠道不畅、权力滥用等深层次问题，不对症下药解决好这些问题，群众利益就没有根本保障，社会稳定也缺乏坚实基础。而“花钱买稳定”治标不治本，堵漏不疏通，做得了表面文章，却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无异于抱薪救火，给社会长治久安埋下隐患。

    “善医者，不视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计天下者，不视天下之安危，察其纪纲之理乱而已矣。”事有轻重缓急，更有本末源流。维护社会稳定，“用钱砸”等做法不是正确有效之法，更非长久之计。日前召开的中央综治委会议针对校园安全问题，既做出了加强学校治安的各项部署，又强调了“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思路，值得借鉴思考。

    从现实看，敢不敢直面棘手问题，能不能化解深层矛盾，考验着执政者的理念和智慧，也决定了一个地方社会稳定的质量，对当地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同样是拆迁，有的地方不依法依规办事，损害群众利益，一味蛮干，结果酿出自焚惨剧，给群众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也不利于建设发展；有的地方坚持阳光操作、保障群众权益，结果创造了“无一上访，无一纠纷”的和谐局面，为经济发展增添了助力。

    类似野蛮拆迁与和谐拆迁的鲜明对比，说明从源头上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做法，无论是从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来说，都实现了最大化，都是可行的最优方案。事理昭然，而现实中往往不乏“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的例子。这背后，是存在观念的束缚，还是利益的羁绊，抑或能力的缺失，或者兼而有之，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需要一个文明理性的运行和调整机制。面对矛盾和问题，一方面，需要有关部门跳出“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等误区，拿出决断和勇气，创新工作思路，用好权力办好实事；另一方面，上访群众也要走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等误区。只有上下同心协力，让事情的解决，回到法治、有序的轨道上来，诉诸公开、公平、公正的方式，社会的安宁和谐才会有更加坚实的基础。

如此直面矛盾和犀利的文章出自何处？竟然是《人民日报》，而且刊登在醒目的最后一版。其它版面也同样注民生，针贬现实。如《从会讲话、讲真话开始》，《“能说不能做”与“能做不能说”》两文都针对今日官场“官话、空话、套话”的弊端。其犀利的文风一下让我竟然想起了博联社。只不过区别在于这篇文章重在解决问题，而博联社更多的是情绪的宣泄。

在广州转机的时候，看到如此众多的来自非洲的外国人时，一瞬间产生了错觉：仿佛仍在巴黎。法国是世界老牌强国，颇有中国强盛时“万国来朝”的感觉，各色、各国人等一应俱全，尤其是黑人。这不妨看做法国强大的一个外在标志。当然法国昔日有非洲众多的殖民地，现在拥有大量的来自非洲的外国人并不足奇。广州黑人如此之多，颇令人震惊。这或许是印证中国崛起的另一个实例。

我们此行的第一站是济南。在与济南科创园会谈时，接待方兴高采烈的介绍了他们北美人才引荐会的盛况。会场规模一再扩大，前来联系的海外人才络绎不绝。这和过去冷清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个变化就是这两年内开始发生的。而这两年正是西方从危机走向危机（次贷、金融、经济到今天的主权债务危机），中国则逆境反飞扬的时期。

在滨州，我的家乡，则发生了一件令我自豪的趣事。山东十七地市，滨州经济发展是倒数二三名的。不料参观下来，当即有两位留法博士提出来滨州服务，购房，随后就把简历寄到有关部门。这两位博士也算是在西方有过多年经历的，却一下被滨州所吸引。从中可见中国之发展。自由派人士批评中国“城市象欧洲，农村象非洲”。但不管怎样，按照他们的评论，毕竟有6亿多中国人生活在欧洲标准的城市中去了。总量超过美国、欧洲人口的总和！如果再过二十年，80%的人生活在城市，哪将是怎样的进步？

潍坊是我们此行的重点之站。山东省侨办的活动在此正式揭幕。而我想了解的许多问题都将在潍坊找到答案。我第一个关注的就是一位农民袭击校园学生事件。此地的一位朋友详细向我介绍了前后经过。

肇事的农民在农田违法建房，当时没有得到制止（注：原因不外两个。一是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同在一村，面子上抹不过。二是现在村主任都是选举，出于选票的需要，自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人情社会加上民主选举，往往导致更恶性的后果。这也是为什么去年八八水灾台湾死伤如此严重的原因。虽然根据法律可以强行疏散，但由于年底县市长选举临近，当百姓不愿意疏散时，当地官员也就妥协了。）不料，国土资源部对18亿亩耕地红线是有着极其严厉的规定的（事实上对城市化的担心都是多余的，中国政府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并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发现后勒令拆除。当时还有好几户人家，村里临时盖了简易房，先供他们居住。当然由于是违章建筑，没有什么补偿。这就是这起袭击校园案的起因。事发时，校园门口有三位老师负责安全，由于都相互熟悉，而且此人骑着摩托，一瞬间闯入校园行凶。这是他为什么在全国戒备的背景下可以逞凶的原因。

事件发生后，恰逢世博会开幕式。常委周永康立即打电话给在上海的山东省委主要领导。该领导立即离开上海赶往潍坊。当夜看望受伤的学生。随后于凌晨两点召开当地领导会议。会议结束后就回返济南。第二天当地政府立即再度部署，防范未然。这个过程听的我惊心动魄和感叹连连。什么是以人为本？一个校园案件受到了如此的重视。更令人可贵的是，这件事上，政府做了这么多，却并没有宣传。要知道在西方，政治人物早就积极做秀了。我想起另一件事。每年我都要到潍坊来，但去年却是例外。当时我陪法国一个代表团来到国内，潍坊的接待单位告诉我，由于防止甲流，市政府要求暂停接待外宾。虽然事没有办成，但却没有人有怨言。自然，你可以说这些官员并不是真的为民，是为了他的乌纱帽。可是难道奥巴马就是为民而不是为了连任吗？

在潍坊的活动开始后，另一件事再次令我震惊。三年前我曾陪同一家法国风力发电公司来到潍坊。当时中国几乎是零，刚开始起步，限制也很多。所以没有谈成。这次来还想了解一下情况，才知道仅仅三年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风力发电国！赶超美国指日可待。这种速度简直是匪夷所思。

在参观相当现代化的潍柴（注：潍坊大型柴油机生产企业）时，又知道一件趣事。潍柴去年曾收购法国一家柴油机厂。当时法方工会投票时，有一人反对出售给中方。大概卖给一个发展中国家，他们的自尊心似乎有些难于接受。于是中方决定邀请他们到中国看看，到潍柴看看。结果，最后这位反对人士这样声称：我从来没有反对过（这笔收购），我什么时候反对过？潍柴在讲述这件事情时，那种洋溢出来的自信，令人印象极为深刻。这种自信，几乎在国内随处可见，包括官员、企业界人士。晚宴时，我和一位官员聊了起来。她说中国的体制就是效率高，认准的事，马上就办。绝没有扯皮，为反对而反对。象台湾，根本不是理性的建议，而纯是政党利益下的为反而反。（我当时插话：可不，执政党执政越不好，在野党才有机会。）

中国的进步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的迅速发展上，还有反腐。旅法山东同乡会经常接待来自国内的官方代表团。平心而论，不少团既有公务，也有旅游安排（奥巴马到中国来也要游长城，萨科奇来中国也要看兵马俑），有的团甚至公务只是幌子，旅游成了主业。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央政府随即出台了大幅度限制公务团出境访问。在巴黎承办公务团的旅行社纷纷关门歇业，足见其力度。不过，在全球化的时代，完全关闭是不可能的，而且有不少确实是公务需要。于是如何规范就成了中心议题。这次回国，发现有几大变化。一是时间上的严格规定。一个国家邀请只能七天，两个国家最多十天。二是公务的严格规定。必须有真正的公务才可被审批。三是哪个国家邀请，就只能去哪个国家。再也不可能象过去，在申根国家几国游。曾有山东某市的副市长，违规，被通报。而且恰逢提拔之刻，也就此暂停。中国的问题，自有中国式的办法来解决。

关于民主，我们曾发生两次有趣的争论。一位团友这样问我：“你说，中国应该不应该要民主”？我则当即回答道：“这个问题问的不对。应该先问什么是民主？中国为什么要民主？然后才是这个问题。如果你所讲的民主是指三权分立、多党和普选，这种民主肯定不能要。”这位团友马上回答：“谁说民主就只能是三权分立和多党？”。我回应：“如果这样，我也支持民主。比如新加坡模式虽然不被西方认为是民主国家，但我认为很值的学习和借鉴。”这位团友再次反问：“谁说新加坡不是民主国家？”我则笑答：“所以一定要先问什么是民主？我们为什么要民主？才能是中国要不要民主的问题”。

另一场争论是在潍柴的午宴上。潍柴很自豪自己的执行力。并说企业和军事是不能搞民主的。他还举一个竞争对手垮台的例子。由于领导层搞民主，什么事也决策不了，后来开会只能在湖上租一个船，以免由于意见不合而离开会场。最后很快这个企业就倒闭了。我插了一句话：搞企业就是征求多数人的意见，与少数人商量，一个人说了算（这也是前四通总裁万润南的名言）。

这个活动结束后，我就来到北京开始第二个行程安排：陪同法国一所高商到山东洽谈合作。在北京除见了博联社博友吴宏兄、刘侠，还在乌有之乡做了一场演讲。乌有之乡作为一个泛左派阵营，我一直想去。这次算是圆了一个心愿。乌有之乡最醒目的标志就是悬挂的毛泽东主席的照片。出乎我意料的是许多年青人都是参与者、支持者。会场上也座无虚席。虽然时间很短，但也大致了解了乌有之乡的主要观点。比如文革有其合理性，反右派并非错误等（反右运动可以反过来想，如果不反会是什么后果？对于公开否定“党天下”、要轮流坐庄的人士，在哪个刚刚结束内战不过八年的当时中国，中共应该怎么办？毛泽东倡议“双百”，是有些看不太明白。他应该知道政党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获得政权。中共如此，民主党派也如此），西方民主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等。比较精彩的是问答部分（随后整理成文），可集中了解左派的看法。

陪同法国高商访问，精彩之处有三。一在北京虹桥市场，一在北京火车南站，一在青岛。我陪他们去虹桥的时候，看到一车一车的老外云集。我不由感叹：当中国人都到西方买正品名牌的时候，西方游客却大量的到中国买仿造名牌。是经济实力使然，还是正品意识使然？北京南站我是第一次去，所有的人----我和法方，都被它宏大、先进的设计震撼了。这一瞬间使我想到自己十年前刚到法国时的震撼。只不过这一次，是在北京再度体验。整个欧洲都找不到这样水准的火车站。中国至少在许多方面已经步入世界文明国家行列。

法国学校和青岛一所大学合作MBA项目。法国学生在中国学习半年。法国大学主动提出接受中国的教育，这个转变是很耐人寻味的信号。法方在解释原因时，是这样说的：2040年中国就是全球第一大国，这不是秘密，谁都知道。按说法国大学主动提出在中国进行半年的教学就已是令人吃惊的事情，但更令人震惊的事在后面。他们除了专业课以外，还提出一个非专业课的名单。一共四门：中国现代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汉语。包括我和中方在内都是十分的意外和震惊。但法国人讲的很明白：中国的成功绝不仅仅是经济因素，而是政治因素。要想找到原因，只能从这里入手。大家知道，法国是一个老牌的强国，他们对大国崛起解读的思维是很有意义的。

不过对于青岛，有一件事我是一直难以释怀的。就是火车站、汽车站、机场无所不在的黑车。我九十年代初第一次去青岛开会就遇上黑车，被骗被勒索。后来去了法国，有次自己去青岛—而且是北京奥运会之前--再度遇上黑车。就是这次去青岛，特意找的正规的出租车，结果竟然不打表，照样多收，哪种被勒索的感觉挥之不去。这次在青岛，听到青岛交通广播电台有乘客投诉黑车，指黑车和机场的管理人员相当熟悉。但很雷人的是主持人这样辩护：如同一个小偷，屡屡被抓，所以和执法人员也就熟悉了，如果他再犯案之前，执法人员是不能抓的。随后还声称应该向黑车司机学习哪种热情服务的态度。简直令人作呕。从中也可看出何以青岛黑车如此泛滥的原因。邓小平的翻译、曾到过一百多个国家的张维为先生在《中国触动世界》里曾取出租车行业做为衡量世界各国的管理水平和现代化水平。从这个角度讲，青岛与其经济地位是相当不相称的。山东我每年跑很多次，印象中，大概只有青岛恶劣如此。实是政府的不作为。

送走法国代表团后，又应邀到潍坊学院演讲。题目和在乌有之乡相同：西式民主为何无法化解中国困局。在国内高校演讲对我是第一次。感觉学生很平和，很理性。或许在网络上会有另一面，但当大家面对面时，沟通起来相当愉快。而且通过沟通我也发现现在的大学生对西方民主已经没有我们八十年代时的盲目崇拜了。现在当然可以理解，八十年代中国全面落后于世界，除政治精英外，知识精英整体已经丧失自信，彻底臣服于西方。如果那时谁敢在大学里质疑西方民主，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现在则完全变了过来。原因则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取得的巨大成功，还在于西方自我的衰败。从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到现在的主权债务危机，此起彼伏，戳破了西方一个又一个神话。

再回到滨州的时候，接受了家乡《滨州日报》的采访。我重点解释了自己从一个滨州人到中国人身份认同的转变。刚到法国的时候，潜意识里还仅仅把自己视为滨州人。但在法国这个环境，都把你当做中国人。这时才感觉到自己和国家的荣辱已经捆绑在一起。在海外，我们就代表中国。而中国的进步必然反射到我们身上。这也就是出了国才更爱国的内涵。旅法十年，法国对中国从漠视到关注再到火力全开，是随着中国的强大和发展而演变的。过去中国弱小，法国有心理优越感，对弱者都会宽容。但当中国崛起后，感到威胁和心理不平衡的法国便开始说三道四。从滨州的角度看，从硬件上，中国和西方差距已经不大。个人所能享受的物质文明已和西方不相上下。甚至许多方面如服务领域（保姆、家政、洗浴）由于人力成本的原因，享受到的服务远远高于西方。我们欠缺的是软的内容。如制度建设，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和社会保障----尽管西方的社会保障体系、福利制度已经走不下去了。现在整个欧洲都在走“增加工作时间，削减福利”的道路。德国退休时间要从65岁提高到67岁，欧盟长期目标是达到70岁，以解决财政赤字。这也说明在创造财富方面西方已经技穷，只能靠增加工作时间和减少福利来解决了。

此次回国最后一件大事就是到上海看世博。从北京乘动车，要十一个小时。沿途所见无不欣欣向荣，而且各地差距并不明显。尽管我们问题仍然很多，但整体迅速向上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半个月之后，也就是7月1日，北京到上海时速达300公里以上的高铁就要开通。到处都可看到中国迅速跳动的脉搏。

世博会我只待了一天，把各个场馆的外观都看了一遍。后来仅仅去了不需要排队的非洲馆，以及显示仅排五分钟的爱沙尼亚馆和排15分钟的塞尔维亚馆。看世博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是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展现。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德国门前无不人山人海，排除等候的队伍见首不见尾。而中国做为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唯一一个发展中国家承办起世博会，意义确实非同凡响。那些反对世博、对世博冷嘲热讽的自由派人士，如果来到现场，我想信会改变的。我由于是自己去看世博，经常需要请人帮忙照像，每个人都是兴高采烈的欣然相助，那种快乐、自豪的气氛感染了每一个人。在这里，确实品味到作为一名中国人的自豪。

在上海也曾不快，甚至愤怒。起因于一份报纸《时代周报》。该报采访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黄亚生先生。题目是：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其无法令人接受的观点如下（原文）：去年，俄国的GDP降了7%，虽然它也有一些罢工、冲突，但是整个俄国社会是比较平稳的；印度过去几年的GDP平均增长速度只有2%，但人家也就这样过来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比哪些国家都不稳定，因为中国需要8%的增长率才能保持跟别人一样的稳定。假如有两个学生，一个学生学习10个小时，才能得A，另一个学生要学习100小时才能得A，你说这两个学生，哪一个聪明？人家负7%增长也能维持稳定，而你要正8%才能勉强维持稳定，你说哪一个更稳定？

当时我都不敢相信这是对外开放最久的城市上海的报纸！不敢相信此话出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出自一个华人之口！照他这个逻辑，朝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百姓吃不上饭，照样维持稳定。毛泽东时代，三年自然灾害，数千万人饿死，照样也保持稳定，斯大林时代大饥荒发生，同样也维持稳定。这些难道都是这位黄教授崇敬的好学生？我相信没有哪个国家愿意经济是负增长，愿意自己增长的很慢，只不过想做做不到罢了。竟然还有黄教授这样的学者为他们的负增长、慢增长辩护。话说回来，印度并不稳定，种族问题、宗教问题、等级制度十分的尖锐。孟买恐怖袭击案，这位黄教授大概以已经忘记了。欧洲学者出版的《2025年的世界》，谈到印度时，第一个问题就是动乱。澳大利亚悉尼的国际智库“经济与和平研究所”，6月8日发表2010年《全球和平指数(GPI)》报告，中国80位，印度竟然128位！这样的学者这样的观点就唐然皇之登在这样的报纸上！过去中国发展慢，批评中国制度不行，现在中国发展速度快，却又出来如此论调。一个华人可以挖空心思贬低中国到这个程度，真是不可思议，实在不可思议！

回到法国，一位老乡到机场接我，谈起最近他遇到的一件事：他一位朋友居留到期，被警察发现，准备将之遣返回国。到机场后，发现机票是晚上的。于是把机票留给这位仁兄，责令他自己老老实实待在机场，时间到后自己登机。说完，警察就扬长而去。这位仁兄自然也就悄悄溜回。不说法国是否有假案错案，他们拿着纳税人的钱，用纳税人的钱买的机票，难道就如此执法吗？不要说警察在讲人权，他们的专业素质也应该让他们知道怎样处理和相应的后果吧。

最后谈一下博联社。离开博联社，回到现实中的中国，会感到博联社实在特殊，它无法代表中国的现实。如果想通过博联社了解中国的话，实在是一个误区。美好的东西在生活中比比皆是，人与人之间的友善，诚挚交流。我们有不同观点的争论，但却从没有博联社这种人身攻击、恶语相向。哪怕在乌有之乡，虽然有争吵，但也没有这种丑陋的现象。这和网络上相当不同。所以离开博联社一段时间，再回来，心态就会更平和。

hxb2010

很好的一篇文章！顶！！！

qq2188

青岛！！！

athenstory

青岛的黑车可以打市长热线反映一下～

lezaiyisheng

数千万人饿死是否有真凭实据？

liyanJT

数千万人饿死是否有真凭实据？不要信口雌黄

512469361

中国模式现在的确不存在，如果有的话那还需要我们去建立。
当然西方模式也不适合中国。

rockmass

:smile:

yankai1120

我家是山东的，关于饿死人的，我听我奶奶讲过。我们村在59年饿死了50多个人（那时候一个村也就2、300人），男女老幼都有，但是跟附近村比起来并不算太多。全国饿死几千万人还是可信的。
附近一个村一个都没饿死，但是，后来村领导还被批斗了：“凭什么别人都饿死人了，你们没饿死？肯定是偷集体的粮食了！”并不是没有粮食，粮食很多都被糟蹋了。一亩地里播种播几百斤，死命地上肥料，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绝收。而且我们很多本地的粮食都运到别的地方了。那个年代的人，做出了一些很疯狂的事，多听老人讲讲能多了解一些。
关于大跃进的错误，是当时的中央都承认的，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在辩解？

yankai1120

想找中国历年人口的统计图，没找到。不过可以看一下这个帖子。
http://www.75one.cn/bbsxp/Archiver.asp?ThreadID=24501
我爸是58年出生的，村里同年出生的3个里只活了他一个。到了2、3岁的时候还不会说话，只会爬。
怎么弄的？饿的！

yankai1120

http://www.cpirc.org.cn/tjsj/tjsj_cy_detail.asp?id=304

kachemi

我家是山东的，关于饿死人的，我听我奶奶讲过。我们村在59年饿死了50多个人（那时候一个村也就2、300人）， ...
yankai1120 发表于 2010-6-25 09:28

    兄弟是山东哪里的 你们村 在59年全村人口也就200多-300之间  就饿死了 50多人 这个比率非常之高
请告知具体地点
我也是山东的 山东烟台的 我怎么没听说过59年饿死过人？

qq2188

兄弟是山东哪里的 你们村 在59年全村人口也就200多-300之间  就饿死了 50多人 这个比率非常之高
请 ...
kachemi 发表于 2010-6-25 14:30

    同意

yankai1120

山东济宁的，当时村里有多少人我不十分确定，但是不会太多，现在也就千把人。
饿死50多口绝不是我在胡诌，是听我奶奶讲的，虽然老人家年纪比较大了，但是一些陈年往事记得很清楚，包括XX（名字我记不清了）家饿死4口，XX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58年大跃进，怎么种粮食的事情你们也可以问一下家里的老人，播种播的越多就是越革命，造成的后果就是绝收。很多粮食都是被人为糟蹋了，加上自然灾害的缘故，59年就开始饿死人了。
听老人说起这些事情我都觉得很庆幸，因为我父母都是58年生人。

kachemi

回复 15# yankai1120


   
山东济宁
我是山东烟台的 我父亲是53年人 农村 从没听说过 还饿死过人 当然 那时候的主粮毫无疑问是粗粮
还有窝窝头 地瓜叶 地瓜干 之类的多
包括我的亲友所在自然村 没有听说过真的饿死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