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2010年世博会与未来建筑——郑时龄教授在同济大学的讲演（节选）

拓拔玉

上海2010年世博会与未来建筑
——郑时龄教授在同济大学的讲演（节选）
http://www.people.com.cn/GB/guandian/1035/2207219.html
郑时龄教授

　　上海城市的发展与上海的建筑是一个整体，如果上海失去了城市赖以自豪的历史建筑，我们对上海城市发展的认识就会缺乏形态的佐证。如果没有陆家嘴那些高层建筑，改革开放的记录也许就不那么完整。上海建造或者将要建造什么样的建筑，什么样的建筑风格和形式，建筑与城市空间的关系，建筑与人的关系等等，都是上海城市和社会的缩影。

　　2010年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什么才能使城市更美好呢？是建筑，是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城市建设，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城市历史，城市管理等，还有最重要的是城市市民的素质，教育，文化和科学技术等等，只有这些是美好的，城市才能美好，城市才能让生活更美好。

　　世博会将是上海城市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上海作为以城市为主题的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举办城市，有着特殊的意义。上海在筹备世博会的过程中，必然会建造更多的优秀建筑，创建面向未来的住宅区，丰富城市发展的理念，完善并提升城市功能，创造城市未来发展的模式，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

　　未来上海城市的建筑风格

　　上海世博会直接以城市作为主题，有着重要的意义。5.4平方公里的展区以外，整个城市也是展示的对象。举办以城市为主题的博览会表明上海应当是其他城市的样板，我们拿什么展示呢？

　　未来中国的城市，未来的上海城市应当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不能走西方郊区化，也不能走美国新都市主义的模式。那些都是适合别国的社会经济条件的产物。我们应该寻找自己的发展模式，任何西方模式都不可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而且也要避免重复西方社会曾经走过的弯路。

　　每座城市都有属于她的独特的建筑，这是城市创造力和城市精神的表现。在更深的层次上看，城市建筑体现了城市和社会的理想、信仰、制度、伦理和价值观。建筑是人的反映，是社会的反映，有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建筑，什么样的城市。建筑告诉人们，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走向何处。建筑体现了国家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城市的性质，政府的机构、政策和管理，建筑也是我们对生活与工作的伦理和态度的产物。

　　人们在建筑中寄托着希望和理想，用建筑提升城市的品位。历史建筑见证了城市和社会的发展，如果没有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建筑，历史就不会如此栩栩如生。上海城市的发展与上海的建筑是一个整体，如果上海失去了城市赖以自豪的历史建筑，我们对上海城市发展的认识就会缺乏形态的佐证。如果没有陆家嘴那些高层建筑，改革开放的记录也许就不那么完整。上海建造或者将要建造什么样的建筑，选择什么样的建筑师，什么样的建筑风格和形式，甚至建筑的高度和密度，建筑与城市空间的关系，建筑与人的关系等等，都是上海城市和社会的缩影。

　　建筑代表着人们对环境，对未来的态度，建筑反映了一座城市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建筑又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的里程碑，代表着进步和繁荣。建筑必然是地域化的，除非是建游乐场，今天的人们不会再去模仿凡尔赛宫和圣彼得大教堂那样的建筑。历史和建筑都不能复制，否则只不过是一种游戏。

　　今天，人们仍然会赞赏历史上的建筑典范，希望再铸历史的辉煌，也有人认为西方古典主义建筑的巅峰是不可逾越的，后人只能顶礼膜拜。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华大地上曾经出现过反历史主义的伪巴罗克式建筑，到处都仿建了西方的柱式、山花和圆顶。今天甚至有人想在浦东的东方明珠电视塔旁边建造一座欧式新古典主义的高层办公楼，戴一顶西方圆顶式的瓜皮帽。抽去新古典主义的思想内涵和社会文化背景之后，这样的模仿只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倒退，是缺乏时代精神的表现。

　　要让优秀建筑师脱颖而出

　　事实上，每个国家和地区，每个时代都曾经创造出建筑的典范，培育出建筑大师，建造出载入史册的优秀作品。历史上的优秀建筑只是历史，今天的人们应当创造新的建筑成就。我们这个时代丝毫不比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逊色，今天的时代依然充满了挑战和机遇。有人将今天的中国称为新的文艺复兴时代，这是一个依然需要巨人和创造性的时代。今天摆在建筑师面前的任务涉及的社会面更广，技术问题更复杂，建筑与城市空间的关系更突出，创造性的要求更高。

　　然而，优秀的作品需要土壤培植，需要有让建筑师脱颖而出的环境。有的国家将建筑师作为民族的光荣，国家领导人出席颁发建筑奖的典礼，将建筑师的肖像镌刻在象征国家的钞票上，为建筑师举行国葬等等。而中国对待建筑师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沿袭了封建社会对待匠人的传统，视建筑师为纯粹的从事服务性行业的工匠。业主可以对建筑师颐指气使，对建筑师和建筑的形式“指点江山”。在这样的条件下，建筑只是业主的橡皮泥，建筑师只是业主的附庸，业主通过建筑师的手来捏造形象。业主有什么样的建筑水平，建筑也就只能有什么样的水平，建筑师的作用变成加入调料，掺加色彩而已。社会的分工被资本的权势所取代，建筑话语被业主或代表资本或权力的威势性话语所取代。建筑师从建筑的中心地位排斥到边缘的地位，其后果必然会使大量水平不高的建筑充斥城市的空间。

　　城市塑造建筑，建筑也反过来塑造城市。建筑构成城市的形态结构和功能结构，有什么样的城市，就会有什么样的建筑。反之，有什么样的建筑，就会有什么样的城市。建筑在演变和发展过程中，也在调整建筑与城市的关系。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世界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一场城市更新运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化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影响是有史以来最剧烈的，快速的城市现代化迅速改变了历史城市的空间结构。在社会逐渐资本化的过程中，急遽的城市化缺乏理想的城市模式，追逐最大经济效益和城市建设的短期行为将传统的城市改变为高密度，高容积的空间。汽车化冲击着传统的城市街道空间，正在摧毁历史城市的结构。而另一方面汽车实际上并没有提高城市交通的效率，反而造成了城市的无序蔓延和扩张，城市建设不得不迁就汽车交通的要求。

　　协调好建筑的量与质

　　我们的城市正处于多、快、好、省的建设中，有些时候，往往只注重过程的求新求变，缺乏理想的城市目标，忽视终极目标的实现。自1949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建造了大约6亿平方米的各类建筑。从统计数字上看，建设量相当于15个解放前的上海，自1952年至2001年建造了3亿6千万平方米的住宅。这些建筑主要是在1985年至2001年期间建造的，这些年，上海一共建造了4.68亿平方米的各类建筑，其中大约59.8％是住宅。然而，静心思考一下的话，就会发现，如此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在量与质的关系上并不协调。规划、设计、管理变成经营，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社区仿佛随机地分散布置在城市中，城市空间被一圈圈小区围墙所肢解，变成一块块城市庄园。城市的大量土地被圈走，形式追随资本利益，城市的未来被少数开发商所主宰，对城市空间的认真探索被表面显赫的售楼广告词所取代。长此以往，我们的城市还将是美好的吗？

　　我们有时候注重了量，忽视了质，欧洲也面临过这样的状况，二战后住房和公共设施短缺。我们在改革开放后也面临着严重的住房短缺、学校短缺，基础设施和文化设施短缺，那时候注重量，快速发展是必然的。而现在，再过五年、八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上海的住宅建设会不会饱和了呢？现在上海的人均居住面积已经基本达到一人一间房的水平了，今后应当更注重质量和结构上的调整。

　　建筑中一些需要思考的问题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境外建筑师发挥了十分活跃而又积极的作用，设计了一系列优秀的作品。另一方面，国际建筑师的参与也由早期的建筑单体设计，扩大到城市规划、城市设计、景观设计，甚至产品设计。范围也由早期的酒店设计，延伸到大型公共建筑、住宅设计、历史建筑和历史街区保护的领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目前国内有一种趋势，凡重要项目，都邀请国际上的明星或准明星建筑师来设计。相对于以往不分良莠，唯外国建筑师独尊，境外大量二三流建筑师一统天下的状况而言，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进步。但是也还是有些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首先，外国建筑师，即使是优秀的建筑师也不是万能的，每个人都有擅长的专业领域。有一些建筑师只有过较小规模设计的经验，习惯按平方米或公顷为单位考虑问题，我们却要求他们按平方公里考虑问题，有一些建筑师，他们只有过建筑设计的经验，擅长考虑建筑单体，却聘请他们做城市规划。就大多数外国建筑师而言，他们今天在中国所做的设计是在本土一辈子也不见得有可能实现的梦想。因而，他们中间鱼龙混杂是必然的。我们不能将龙看作为鱼，反之亦然。请合适的建筑师做适合的项目，做适合城市环境和建筑师特长的建筑，建立合理的建筑管理体制，这是保证建筑成功的关键。

　　其次，要善待并扶植中国自己的建筑师，中国建筑师曾历经磨难，在20世纪30年代终于争得了中国建筑话语权。今天，曾经历过劫难的中国建筑师又要在不平等的条件下，与我们的外国同行争夺话语权。国际建筑师能否代替我们找到中国当代建筑的发展方向，能否创造出具有批评意义的优秀建筑，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思的问题。我们应当与参与中国城市建设、建筑设计、城市设计的境外建筑师共同努力，共同探索中国建筑的发展道路。

　　第三，如何使境外建筑师的优秀设计真正得以实施，如何从机制上引导和保证，如何使中国建筑师国际化，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也是我们引进国际一流建筑师的目标。

　　第四，外国建筑师能否善待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文化。全球化不能代替地域化，文化不可能全球化。在全球化的国际建筑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大规模建设项目由远离项目所在环境和背景的建筑师来设计，相当多的境外建筑师在处理中国的旧城改造问题时，缺乏对城市及其文脉的理解。往往将城市看作是一张白纸，在上面随心所欲地勾画蓝图，气势雄伟，图面效果夸张，但是与现实相差甚远。这种不受约束的自由摧毁了城市的文化认同，用一种抽象的纯粹主义代替对功能和环境的思考，以西方“他者”的文化认同代替我们的社会和城市的文化认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已经变成国际建筑与城市规划的试验场。2002年北外滩国际设计方案征集中，有一位国际建筑界泰斗级的建筑师，在北外滩这个城市历史地区进行规划时，试图在上海实现他最近关于生态建筑的新理念，提出了建设生态城市的构思，仿佛这是一片原生态的郊野，可以挖出许多河渠和湖泊。

　　第五，建筑有自身的规律，也有建筑的根。好的形式在不同的环境下，不一定是好的建筑。库尔哈斯设计的中央电视台新楼换作其他的用途，其他的城市，也许会是一座好的建筑，但是，用在技术性和功能性十分复杂的电视台，又是在地震区，造价昂贵是否合适，是值得讨论的。赫尔佐格的鸟巢从空中俯瞰结构清晰，充满结构理性和丰富的肌理，但是用凡人的普通视角，也许就不那么壮观，甚至有点凌乱。在阳光照射下，鸟巢构架的光影会不会遮蔽比赛场地呢？

　　近年来，在国际设计领域广泛流行两种倾向，一种是崇尚杂乱无章的非形式主义，还有就是推崇权利至上的现实主义。今天，这两种思潮也进入了我们的城市。追求新颖，超乎现实的“完美”，激动人心的奇特，讲求纪念性，宏伟，愉悦，媚俗的建筑已经影响了我们的城市，影响了我们的价值观念。在这种情况下，建筑和城市的基本原则被抛弃，再也不讲“形式追随功能”，而是“形式追随利益”。

　　全民善待历史建筑

　　一方面，我们的城市需要新建筑，需要优秀的建筑。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呵护历史建筑。历史建筑需要全民善待，爱护我们这座经历了近千年发展演变的城市，爱护建筑，尊重建筑师，尊重文化，尊重艺术。不能将我们的城市，将历史街区，将城市中的建筑看作是积累资本的掠夺对象。历史告诉我们，城市的积淀与资本的积累是同时形成并完善的。任何城市的演变都是城市的历史与引入新因素的相辅相成。城市的历史和历史建筑应当是我们的资源，城市的特色，而不应当看作城市建设的障碍。

　　上海的历史建筑保护是非常有成效的，上海在1986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近代工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近代文化的中心，又是中国近代建筑的发源地。上海留下了许许多多优秀的近代建筑，这些都是我们城市宝贵的资源。上海的文化有自己的特点，既有传统的文化也有许多地域性的文化。上海是个移民城市，海纳百川，是一个混杂多元的城市。上海引进的西方文化也是很有特色的，那些舶来文化都经过杂交和兼容。比如，外滩的建筑没有哪一座是正统的古典主义或新古典主义建筑，我们叫它是“折衷主义”，也就是“拿来主义”，这里拼一点，那里拼一块，什么好就拿什么，正因为这样也形成了上海城市丰富多彩的特点。上海在1999年作了一个历史风貌保护规划，从建筑单体的保护扩展到整体的保护，把历史建筑与风貌保护提到非常高的地位。398处建筑和建筑群列入优秀近代保护建筑名单，划定了11个风貌保护区，240个地块，总共有大概1000万平方米的历史建筑作为保护、保留和改造。从总体上说，上海的历史建筑的保护还是很有特色的，上自领导，下至百姓都建立了保护意识。整个城市的结构没有大动，基本保持了原来的肌理。

　　城市建筑是城市空间的元素，优秀的建筑并不是排斥城市空间的明星建筑。建筑有一个创造人性的场所，又融入文脉的关系。优秀的建筑必定与所处的城市空间有着共生的关系，不虚张声势，不肆张扬，不霸道，不摆出一副纪念碑式的架势去统帅城市空间，不去破坏城市空间的和谐。优秀的建筑考虑使用者的需要，以城市的公众利益为追求的目标。要创造当代中国社会的优秀建筑，就必须避免将我们的城市当成一比一的大型积木进行试验。上海的建设已经进入了成熟期，进入了世界城市的行列，我们必须避免非理性的规划，避免反规划的思想，树立宏观的理想。

　　上海城市建设中的成功例子

　　上海的城市建设有许多成功的例子，比如南京路步行街。南京路步行街的成功并不完全在于设计上的成功，主要是有历史的内涵，有很多优秀的近代保护建筑，有传统的文化认同，同时也在于建设与管理的人性化理念。南京路步行街即使在修地铁，建步行街的时候，两边的商店也从来没有关过门，这就是上海人的高明之处，把最大的潜能发挥出来，让人们逐渐熟悉这个渐变的过程。

　　1997至1999年我们为多伦路文化名人街做了城市设计，也受到中国近代文化的启示，其实上海确实应该注重文化的发展。前几年的建设中，我们比较注重经济而忽视文化，经济的发展也缺乏底蕴，现在大家都觉得上海的文化有没有认同感已经成为核心问题。过去，我们总是把西方的认同拿来作为我们的认同，这样我们的文化认同也会失落。郭沫若、鲁迅、叶圣陶、冰心等文化名人都曾经在这一带生活过，我想人们即使再过一百年仍然不会忘记他们。最近这个地区要发展成20公顷的更大范围的改造，应当会成功的。

　　2001年开始实施一城九镇的发展，说明上海城市的整体发展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海港新城是其中的一座新城，当时请了九家外国设计公司进行概念性规划，最后选了德国的GMP公司。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城市模式，将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想城市化为现实，城中心有一个圆形的湖泊，像一滴水的水波在水面上蔓延，湖面有5.4平方公里，差不多相当于世博会会场的面积，比西湖还大，叫滴水湖。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有机的理性的方案。现在这个地区要建设面积为293平方公里的临港新城。意大利建筑师格里戈蒂为浦江镇做了一个很好的规划，浦江镇属于闵行区，大约有20平方公里，大概是5万人到10万人的这样一个城市，融入了新的理念，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方案。

　　最近，上海在规划建设中国电信园区和国际医学园区，我想面积达11.5平方公里的国际医学园区应当称为国际医学城，这里将来会有国际一流的综合医院、专业医院，还有医学院、国际医学会议中心、国际医疗器械的产业园区等等。

　　创造上海未来发展的理想模式

　　上海今后的发展规模非常巨大，我初步算了算，上海最近大约有700到800平方公里的范围在进行规划建设。在规划临港新城时，外国建筑师听说293这个数字就问：“293公顷？”他们的概念以公顷为单位。最近我们在讨论郊区的发展，郊区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提出一个概念：郊区的发展是不是还要走原来的道路，是不是要打破与中心城区对立的概念，有没有可能使布局更合理一点，把整个上海6340平方公里作为整体来考虑。在三集中的过程中，有些产业园区需要合并。有的园区范围有十几个平方公里，但还有人说上海的工业园区偏小。上海解放时的城区面积是82平方公里。差不多相当于四分之一的老上海还偏小？我们现在头脑里都以平方公里为计量单位，有些城市在规划时，动辄就是几平方公里，甚至几百平方公里。有时候，我们可能只有做两件事情的能力，却非要做十件事情，往往就不能以它最好的方式完成。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得到这样的建设成就确实不容易，我所谈到的一些问题只是想引起深入思考，使我们的城市更理性地进步。在80年代的时候，北京人称上海是“破上海”。我们希望做得更好一点，不要在过了几年后又后悔。我们现在的城市建设有时候像吃泥萝卜那样，吃一段洗一段，或者是摸着石头过河摸出来的。举办世博会，我们是否还可以继续这种思维方式？城市建设是不是要有理想？理想要变为现实，是要花代价的。理想是梦，要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建立在我们可以做的基础上。上海要仔细想一想未来的发展。

　　世博会的会址选在黄浦江、南浦大桥和卢浦大桥之间。这里有很多现实问题，动迁成本会很大。这片地区已经不是一张白纸，除了老建筑外还有很多新建筑。最近在北京举办中国建筑学会50周年学术报告会，西班牙建筑师博菲尔介绍了他在将苏黎士电厂改造为一个办公楼时，烟囱还保留。这也是一种启示，这就是可持续发展，不要弄出很多垃圾。我们现在中国人搞建设，为了图简单省事，图快，往往就用推土机把它推平，这就会产生很多建筑垃圾，花很多成本，为什么不能很好的利用？

　　交通方式也要考虑，这是个大问题。每天少算有38万人，越江交通怎么解决？这里有三条地铁线。将来会有大概60个独立馆，40个左右的联合展馆，40个左右的企业馆，还有其他的专题馆。

　　我们这次世博会可能会划分为五个专题，建各种各样的展馆，必然会建一个中国馆。历届博览会的中国馆都过于符号化，2000年汉诺威世界博览会中国馆用了京戏的脸谱。以往世博会的中国馆一般都是在贴符号，要么是大屋顶，要么是长城，没有把内在的中国精神表现出来，也没有把新的形式与传统的精神结合起来。这次在上海举办，中国馆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全国的每个省市都会有展馆，会有很多工作要做。这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它的外部交通系统，内部交通系统，供热系统，制冷系统，信息系统，供应与服务系统都是非常复杂的。两岸的交通十分重要，我们可以把浦江两岸的地铁站连接起来，建成步行和内部交通系统。要把老建筑，上钢三厂、江南船厂的一些厂房利用起来。

　　上海要举办世界博览会，就应当把我们最好的东西展示出来。探索城市发展的理念，我们会不断地进行研讨。上海今后的发展也应该想好，中国有句话：“6岁的孩子做了才想，60岁的人是想了才做。”我们有些事情应该想好了再做。有些事情想想再做比匆匆忙忙做要好，这次世博会的全市大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要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内在功能的转化，实质性的变化上。

　　讲演者小传：

　　郑时龄，1941年11月生，广东惠阳人，中国科学院院士，1965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学专业本科，1993年获同济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博士学位。曾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同济大学副校长等职。现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所长，同济大学中法工程与管理学院院长。还担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建筑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法国建筑科学院院士，美国建筑师学会荣誉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