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流亡藏人现状

千年明月

[转载]瑞士有欧洲最多的流亡藏人[1]

原文链接：http://view.ccthere.com/article/1544508
作者：金错刀   

      1959年，西藏分离势力流亡印度时，流亡藏民团体中出现了数百名孤儿或与父母离散的藏族幼童。1960年的某一天，瑞士商人查尔斯.伊奇曼(Charles Aeschimann)在出差印度途中偶然地收养了一个藏族幼童，并萌生了收养更多藏童的想法。此后不久，达赖的弟弟诺尔布作为达赖代表与伊奇曼进行谈判，双方就瑞士家庭收养藏族幼童一事达成初步协议。1961年，首批16名藏童抵达瑞士，到1964年为止，共计158名藏族幼童落户瑞士。根据协议，这些当时只有3到7岁的藏童将被培养成医生、工程师、建筑师、老师等，等到西藏“自由独立”后，他们将构成“国家中坚力量”。自此开启了流亡藏人融入西方社会的开端。同时，1963年3月，在一些亲藏团体的游说下，瑞士联邦政府又决定接受流亡印度的1000名藏族难民，并将他们主要安置在瑞士东部的德语区。
　　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在瑞流亡藏民已超过3000人，成为欧洲最大的藏民团体，瑞士已经成为西藏分裂运动一处最为主要的海外基地，西藏分裂运动在瑞士已经建立起异乎寻常的政治影响力，达赖喇嘛每隔几年就会到瑞士进行访问。以2006年达赖喇嘛最近的一次访瑞之行为例，他的整个访瑞之旅都得到了瑞士政界的广泛关注与重视。就在达赖刚刚抵达苏黎世不久，达赖就会见了为他的访问出了大气力的瑞士联邦议会西藏小组的15名成员。8月4日，达赖见到了瑞士联邦委员兼内政、文化部长库什潘，并与他进行了40多分钟的会谈。会谈内容除了宗教与文化外，还涉及所谓的宗教自由问题和西藏地位问题。瑞士媒体报道说，达赖会见库什潘显然是他瑞士之行的重头戏，双方会晤是瑞士联邦议会绿党议员霍伦斯坦女士一手促成，她对于两人会晤的提议得到了瑞士联邦议会西藏小组的全力支持。该小组还对瑞士联邦政府进行了必要的游说和施压，最终促成这一非正式场合的正式会晤。达赖在瑞士期间不但到处会见瑞士各级政治领导人，而且还出席了在苏黎世举办的为他个人举办的两场展览。由此可见通过移民外国、营建一个个像瑞士这样的海外根据地，着实对西藏分离运动发挥着重要的国际支持作用。
　　但是在大量移民海外同时，也对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社群的稳定性造成了显而易见的影响。就如同国内一浪又一浪的出国热潮一般，其实現在对深处国际社会的西藏流亡社会威胁最大的也是“移民运动”，或者说是“移民西方国家”的热潮。1990年代初期，西藏流亡政府通过合法途径让一千户藏人移民美国，当这些人从美国拿着美元回来探亲，或他们为留在达兰萨拉的家人盖起漂亮的楼房以后，到西方去淘金的热潮就一直是流亡社会挥之不去的阴影。事实上一般的流亡藏人并不像狂热的分离分子那样热衷于“独立建国”、“还乡复辟”等宏伟的“政治抱负”，他们更关心自身生活的幸福程度，一旦移民到西方社会，那么很快就会被西方文明的熔炉所童话，相隔几代以后，移民西方国家的流亡藏人同样会与西藏分离运动乃至西藏文化渐行渐远。
　　 还以1960年代移民到瑞士的那批西藏幼童为例，为了保证西藏幼童不被通化变色，西藏流亡政权与瑞士的收养人之间达成了以下五点协议：一、这些藏童必须尽可能得到最好的教育；二、在学业未竟之前，这些藏童不能被召回印度或其他地方；三、这些藏童在瑞士期间必须尽可能地与其他藏民接触，以避免他们忘记自己的宗教和文化，收养家庭的父母保证经常告知他们西藏的情况，督促他们将来为西藏服务；四、收养家庭的父母保证鼓励这些藏童长大后返回印度或西藏，如果他们不想返回，也不能采取强迫措施；五、收养家庭应全额或部分资助这些藏童将来返回印度或西藏的旅费。此外，作为收养家庭的代表，伊奇曼先生承诺定期向达赖递交一份有关藏童状况的报告。可见西藏流亡社会对于移民运动可能产生的离心倾向是早有预见的。
       但是事与愿违，被收养的幼童还是很快就淡忘了自身的西藏印记，158名藏童中在1968年就已有70%忘记了藏文和藏语，只有10%的人勉强还能听懂和讲藏语。40多年过去了，这些被瑞士家庭收养的藏童如今都已过不惑之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融入当地社会。有些藏童长大后与瑞士人通婚，各方面已经彻底瑞士化，甚至连他们的配偶也感觉不出他们的藏族特性。被收养的一位藏族兄弟和一位藏族妹妹小时候就对藏语课程不感兴趣，学了没多久就彻底放弃了。瑞士红十字会当年负责协调收养藏童事宜的琼斯(Sigrid Joss)女士证实，许多被收养的藏童压根就不想追溯他们的根源，他们想得到的就是成为真正的瑞士人。一位在瑞士建筑师家庭长大的藏民则表示：“虽然我也参加这里的藏族节庆活动，但我在语言上已无法与他们沟通，思想上也是如此”。

千年明月

欧美：洗掉了的“高原红”[2]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3月17日09:40  国际先驱导报

海外藏人社区是达赖“流亡政府”极力控制的对象，但年轻一代藏人接受西式教育，其政治取向也倾向于多元化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尹德综合报道 走在比利时安特卫普的唐人街上，有时会看到身着色彩斑斓藏裙、梳着很多条辫子的妇人在漫步；在瑞士的苏黎世，闹市的人群中偶尔会闪现肤色黝黑的藏人面孔。不出意外的话，这些都是从邻近藏人社区来逛街的“流亡藏人”。
　　事实上，除了“流亡藏人”的大本营印度，在欧洲、北美和澳洲也零星散布着一些藏人社区。青藏高原蓝蓝的天和喜马拉雅白白的雪，造就了心地纯洁的藏民族；但这些“流亡藏人”，由于“西藏流亡政府”及其“后援组织”的“努力”，已经成为一群正在漂去喜马拉雅印记的人。
　　一般对汉人不理不睬
　　与生活在印度、尼泊尔等地的“流亡藏人”相比，这些移居北美和欧洲的“流亡藏人”，几乎可以说生活在天堂。
　　在印度，法律规定“流亡藏人”不能拥有土地和财产，只能租借。除非修改法律，否则他们在印度是永远的流浪者。而欧美地区的藏人不仅生活水平相对较高，也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难怪上世纪90年代美国宣布向藏人派发移民签证时，“西藏流亡政府”不得不通过抽签决定哪些人可以申请该签证。
　　在北美和欧洲的藏人接受较高水平的教育，也在当地的工业和服务业中就业，有的甚至已经入籍。《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在欧洲的几次藏人集会中看到，一些年轻一代的藏人已经洗掉了“高原红”，肤色和普通的东方人无异。
　　当然，由于长期受到片面宣传，这些藏人一般对汉人不理不睬，反倒是“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员们出于种种原因，积极与中国媒体记者打招呼。一般说来，这些人都能操流利的英语，精明强干。比如，达赖的驻欧代表格桑坚赞，其英语、德语极其流利，据说达到母语的水平。达赖最近几次访问欧洲，格桑坚赞如同“师爷”，形影不离地在达赖身边“提词”。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藏语不精通了，更是抵触汉语。
　　海外示威总是同一拨
　　海外藏人社区当然是“流亡政府”极力控制的对象，也是其在海外势力的据点。去年10月，达兰萨拉开始组织欧洲藏人社区举行所谓“全欧藏人代表大会”，以进一步加强其影响力。不过，这些藏人生活在西方多元会社会，年轻一代又接受西式教育，其政治取向也倾向于多元化。
　　根据一些藏人的公开表态，可以判断他们大致分为三派：一是强硬派，主张不惜一切手段实现西藏独立，这也是“藏青会”得以生存的土壤；二是支持所谓的“中间道路”派，这是达赖极力拉拢的对象，目前在藏人社区中占上风；第三是维持现状派，这一派主张维持现状，但对目前西藏存在不足的地方加以改进。
　　在欧洲，每年一到“3·10”等敏感日子，“流亡政府”往往要组织藏人到中国驻欧各国使领馆前示威。不过有趣的是，这些示威往往并不是在同一天。原来，由于拉不到足够的人数，他们往往把散居在几国的藏人集中起来，轮流到各地使馆示威。有荷兰的朋友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他的发现：在中国驻荷兰使馆前示威的藏人，就是前一天在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前示威的那一拨。
　　“后援组织”预算第一
　　在西方，支持达赖及其“流亡政府”的非政府组织鱼龙混杂，这些“后援组织”全球多达380多个，影响力较大的有“国际西藏运动”“自由西藏运动”“西藏委员会”等。
　　其实，不要以为这些组织有多高尚，它们不过是打着“人权”和“支持西藏独立”的旗号，多争点西方政府资助和私人捐款罢了。记者曾看到，“国际西藏运动”在向媒体分发的材料中如是表明自己的“功绩”：2006年，该组织从美国争得的“直接援助”为735万美元。记者也曾见到“国际西藏运动”的一位女藏族负责人，面对镜头声泪俱下，几乎要昏倒，10分钟后等媒体一离开竟开怀大笑，手舞足蹈，好像是示意刚才“表演”得不错。
　　而记者在和一位拟邀请达赖访问的“西藏中心”官员聊天时，发现她对西藏的一些常识性问题都不甚了了。她脑海里想得更多的是“预算”：尽量把达赖请来，拉到更多的赞助。

千年明月

昔日"流亡藏人"中的"愤青"——达赖私人代表揭秘[3]
来源：http://xz.people.com.cn/GB/139204/140895/140943/8509608.html


在今年5月份达兰萨拉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甲日·洛迪（左）和格桑坚赞在介绍和中央接谈的情况。路透社

   他们是达赖培养的了解西方的“青年”人，他们是安排达赖美欧行程的重要推手，他们是对达赖意图“心领神会”的传声筒

　　从2002年至今，甲日·洛迪和格桑坚赞已经数次往返于中国与印度之间，代表达赖喇嘛与中央进行接触商谈，虽然至今已经有9次之多，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两个名字还是略感陌生。

　　在美欧“见过世面”的人

　　达赖为什么会把这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他们，从第一次与中央接触商谈至今已经过去了6年，达赖私人代表的人选从未变更，足见达赖对此二人的信任。

　　甲日·洛迪今年已经59岁，之前他为人熟知的身份是达赖在美国的代理人。这一角色不仅限于安排达赖在美国的行程。2007年10月18日，达赖获颁美国国会金质奖章，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与美国总统布什的会面。据美国媒体披露，此事能成，甲日·洛迪“功不可没”。正是由于“甲日·洛迪走进一个又一个议员的办公室（拜票）”，这项由美国少数议员挑头的提案最终获得参众两院2／3以上议员的同意。

　　作为说客，甲日徘徊于国会山、白宫长达近20年。离国会山不远的世界银行总部大楼也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身为一个自称“非盈利、非政府的美国人权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执行主席，他与支持西藏独立的美国演员李察·基尔在同一机构董事会里共事。一位在当地的中文媒体记者向《国际先驱导报》提起对甲日·洛迪的印象时说：“这是个头脑很灵活的人，也很谨慎。”他不仅能为他的主子揽到人，也能募到钱。

　　对于达赖来说，拜访欧洲的重要性不亚于美国，而现年55岁的格桑坚赞时常贴身相伴。据《国际先驱导报》了解，格桑坚赞的英语、德语和法语都不错，因为达赖的外语水平一般，他就负责“提词”。遇到难以回答的问题时，格桑坚赞都会在旁边给予及时的提示。格桑坚赞为人谨慎，对于中国来的记者往往退避三舍。记者想要向他问个问题，“基本上很难”。

　　据一份资料显示，1992年之前，格桑坚赞就被吸收进了达赖集团设立在瑞士的“办事处”，后被召到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达赖集团大本营，获得“提拔”，1999年出任达赖在欧盟的正式代表。

　　“甲日·洛迪是达赖在美国的代表，而格桑坚赞则是达赖在欧盟的代表，在达赖看来，这两个人是见过大世面，经过‘锻炼’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宏年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一直以来，达赖一直没有停止接受西方援助，而这些援助的目的颇令人怀疑。孙宏年认为，达赖选择自己在美欧的代表出任与中央接谈人选，“那些给钱的人也会放心一些，因为这些代表可能更熟悉欧美给钱人的意图。”

　　昔日“流亡藏人”中的“愤青”

　　甲日·洛迪和格桑坚赞分别出生于1949年和1953年，他们本都生于西藏，如果不是1959年流亡国外，他们也许会有另外一番人生。

　　作为流亡者，比起他们的上一代，他们更接受西方文化。格桑坚赞10岁时，就和其他一些随父母流亡的儿童被送到瑞士学习。在被灌输“西藏独立”意识的同时，他们也比上一代更懂得如何博取西方的同情。甲日·洛迪青年时自创“流亡藏人”的第一本英文期刊，意在让世界看到“流亡者的斗争”。

　　上世纪70年代初，达赖流亡国外已有十几年。“流亡藏人”中的一些青年开始出现厌倦和颓废的倾向，眼看“西藏独立”无望，达赖直接授意成立了“西藏青年大会”，为的是培养“西藏独立的接班人”。这给当时像甲日·洛迪这样的“有志”青年提供了崭露头角的机会。1970，只有21岁的甲日·洛迪成为“藏青会”的创始人之一，5年后就当上了“藏青会”的主席。

　　“在达赖看来，这些自己培养的人，对达赖本人的意图还是非常了解的，而且，在他看来，这样的人进行接谈不会向中央政府让多少步。”孙宏年说。

　　今年11月10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所透露的近期接谈情况印证了这一点。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多次接待甲日·洛迪和格桑坚赞一行人，他感慨地说，“从接触商谈开始到现在，每一次甲日·洛迪和格桑坚赞提出来的都是相同的问题。”在历次接谈中，达赖总是试图把一些经过包装的实质为“西藏独立”的东西通过甲日·洛迪和格桑坚赞传递给中央。两位私人代表更像是达赖方面的“传声筒”。遇到一些“重大情况”，还要向总部请示。

　　模糊的代表身份

　　按照中央的立场，接谈的对象只能是达赖的私人代表，接谈的内容只能是达赖喇嘛及其周围的人如何放弃分裂立场、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的问题。不过，甲日·洛迪他们虽然身为达赖的“私人代表”，但有时说话的口气又像是在代表根本不为中央所承认的“西藏流亡政府”。比如第9次接谈中，甲日曾提交给中央一份备忘录，竟把“西藏流亡政府是广大藏民的利益和藏人的代表者”这样的话也写了进去。

　　11月5日结束与中央的第9次接谈后，甲日·洛迪和格桑坚赞马上赶往印度，一般会认为他们肯定要向达赖汇报接谈情况，但6日抵达后，首先和两位私人代表碰面的却是“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这更加剧了对他们到底在代表谁来接谈的猜测。

　　实际上，甲日·洛迪和格桑坚赞与“流亡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人都曾在这个非法机构当中担任要职，从而成为达赖集团的骨干。

　　不过话说回来，“西藏流亡政府”的顶端仍然是达赖喇嘛，以至有分析人士干脆将此现象称之为“唱双簧”。（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谷正发自北京）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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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对流亡藏人进行宗教迫害 海外威望衰落[4]
来源：http://news.qq.com/a/20080715/000827.htm

      今年4月9日，《印度时报》刊登的一条不足50个英文单词的小消息引起了记者注意，消息说，德里高等法院决定受理一个叫“多杰雄丹（汉语译为具力护法神）信众慈善及宗教协会”控告达赖等人进行宗教迫害的案子。
       记者在印度工作了几年，对流亡藏人内部宗教和政治派别林立早有耳闻。为了弄清事情的来由，记者到新德里藏人区采访了一些藏人和僧人，通过他们联系到把达赖等人告上法庭的13世昆德林活佛，并在上周对他进行了采访。
　　受访活佛担心安全
　　采访地点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市中心的一家咖啡店。记者按约定时间来到咖啡店后，把楼上楼下的所有座位都看了两遍，也没有见到一个穿僧服的人。
　　就在记者纳闷时，一位戴墨镜和旅游帽、身穿短袖衫、运动裤的人走上前来询问记者是否跟昆德林活佛有约。当记者给出肯定的答复后，那人拉着记者的手，走到靠角落的一张咖啡桌，桌边早已有一个人坐在那里。
　　也许觉察到记者脸上的疑惑，他们两人几乎同时把眼镜和帽子摘下，露出僧侣头，然后又把帽子戴上。经介绍，那个主动上来拉记者手的年长者正是昆德林活佛。
　　昆德林活佛说，为了安全，他们只得脱下僧服，乔装打扮，并且在采访前1小时才通知记者接受采访。他告诉记者，法国24台的两名女记者今年初曾经到印度南部迈苏尔采访过他，后来这两名记者去那里的藏人区采访关于多杰雄丹的情况时，遭到了僧人和一些藏人的殴打。
　　一说起达赖对多杰雄丹信众的迫害，昆德林活佛坦言自己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年他被迫离开迈苏尔藏人区，逃到印度人居住的地方，过着居无定所的逃亡生活。后来，他与当地的印度人和睦相处，并在那里建立多杰雄丹庙，还开办了佛学院，目前有30多个印度和尼泊尔的学生在那里学习。
　　多杰雄丹信众饱受迫害
　　昆德林活佛说：“他(达赖)经常用‘文化灭绝’等字眼来形容中国，其实‘文化灭绝’最适合形容他对多杰雄丹信众的迫害。”
　　达赖集团迫害信奉多杰雄丹的僧人和信徒已经长达12年之久。1996年，达赖在印度迈苏尔市突然下令禁止流亡藏人信奉多杰雄丹，理由是多杰雄丹是邪灵，修炼雄丹有两个最大的坏处，一是缩短他(达赖)的寿命，二是损害西藏的“独立”事业。
　　达赖下达禁令后，迈苏尔藏人居住区到处挂出橫幅，警告藏人不得再信奉多杰雄丹。迫于压力，不少信奉多杰雄丹的僧人、尼姑和藏人不得不放弃修炼。但仍有不少人坚决反对达赖的禁令，继续信奉多杰雄丹。“西藏流亡政府”、“藏青会”和“藏妇会”等“藏独”组织就强行把修炼多杰雄丹的僧人和尼姑驱逐出寺庙，并捣毁寺庙和雕像，对公开表示坚决信奉多杰雄丹的普通藏人，就把他们的子女逐出学校，不再给他们提供护照等旅行证件，甚至将拒绝者的照片公开张贴，发出死亡警告书。他们还禁止这些僧人和尼姑进入藏人区与其他藏人联系，也不让他们到藏人开的店铺买东西。
　　昆德林活佛说：“这些遭受苦难的僧人和尼姑离开寺庙，就很难获得布施，他们要自谋生计，生活变得非常艰辛。他们本来就是难民，现在他们成为难民中的难民，其内心痛苦可想而知。”
　　忍无可忍告上法庭
　　2008年2月初，达赖又下令将迈苏尔的900名僧人逐出寺庙，同时要求所有藏人签下永远放弃修炼多杰雄丹的声明，并承诺在精神、物质和社会关系方面不与那些没有签署的人有任何形式的联系。
　　由于信奉多杰雄丹的活佛和僧人应国内佛教界高僧邀请，回国进行佛教交流，“他(达赖)诬蔑多杰雄丹是支持中国的邪灵，从中国政府得到大量的资金援助，其实多杰雄丹从没有拿过中国政府一分钱，”昆德林活佛说。
　　为了保护多杰雄丹信众，保证其教义得以传承，昆德林活佛决定把达赖等人告上法庭，希望通过印度法院讨回公道。昆德林活佛说：“他不是佛教徒，佛陀的弟子绝对不可伤害其他众生。他今天说多杰雄丹是中国间谍，明天又说多杰雄丹是塔利班，他才是地地道道的邪灵。”
　　昆德林活佛告诉记者，在西方，达赖将自己精心打扮成一个“和平大师”，言必谈“和平”、“人权”、“民主”、“环保”等符合西方人口味的理念，并巧妙地将藏传佛教与这些西方现代理念结合起来，靠自己在西方奔走多年练就的“民主风度”和“迷人微笑”，迷惑了很多不了解西藏历史的西方人。这些西方人都以为达赖是藏人最高宗教领袖，地位如同天主教的教皇一样。实际上，西藏历世达赖从来就没有享有过绝对的权力，也无权独断藏传佛教徒的信仰。
　　为什么世界上知道达赖迫害多杰雄丹信奉者的人非常少。昆德林活佛说出了其中的三点缘由：第一，刚开始迫害时，多杰雄丹信奉者还对达赖抱有幻想，企盼他能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过错，所以没有公开表示抗议；第二，很多藏人包括僧人和尼姑，在高压下放弃了思考和坚持；第三，达赖说多杰雄丹信奉者是中国的间谍，一些媒体就偏向达赖一方，对多杰雄丹信众的处境一开始是不报，后来有报道，也只是轻描淡写。
　　昆德林活佛说：“我这次起诉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他马上停止迫害多杰雄丹信众。”
　　在近3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昆德林活佛提到达赖时，从不称“达赖喇嘛”，而是用“他”或“那个喇嘛”。
　　昆德林活佛说：“他继承了崇高的‘达赖喇嘛’的地位与称号。他不好好保护和使用这个美好的称号，开发自身的正见等内在世界，反而亵渎和玷污‘达赖喇嘛’这个美好的称号。”
　　达赖海外威望衰落
　　昆德林活佛说，在印度约有15万藏人，分布在印度不同的地区。在迈苏尔市居住的藏人有4万多，是海外流亡藏人最集中的地方，但这里的藏人大多数文化素质低，盲信达赖的话。而在其他地方的藏人区，达赖的权威就不起作用，尤其新德里和其他人数少的藏人区更为明显。“他非常清楚这点，所以他每次都在迈苏尔宣布禁令”。
　　流亡藏人很早就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和老德里交界处的马久鲁卡迪拉建立了自己的居住区，现在这里居住有3000多藏人，区内有3座寺庙。记者走访时就发现，这里不像达兰萨拉的藏人那样家家户户都挂达赖像和“雪山狮子旗”。更让记者吃惊的是，那里的甘丹寺没有悬挂达赖像，反而在明显的地方摆放了十世班禅喇嘛像。
　　记者曾问寺中一位名叫格列的僧人，“为什么不挂达赖像而挂班禅像？”他告诉记者，他们的寺庙一直都挂十世班禅像，原来也挂达赖像，但排在班禅之后。达赖开始迫害信奉多杰雄丹的人后，多杰雄丹的信奉者要求寺庙拆除达赖像。
　　格列喇嘛说：“这里的人对达赖的禁令没有兴趣，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迫害多杰雄丹信奉者的事。”
　　格列喇嘛曾在欧洲国家和地区的多杰雄丹庙传授多杰雄丹教义和修炼法，他说他在欧洲有近两万多杰雄丹信徒。“历世达赖喇嘛都信奉和修炼多杰雄丹的教义。他自己也信奉过雄丹。藏人代代修炼多杰雄丹，现在修炼多杰雄丹的台湾人、香港人和西方人也越来越多。”
　　格列喇嘛说：“达赖只要一到西方，就说慈悲、和平、民主和自由，回到印度根本不是那回事。”他说，流亡藏人对达赖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达赖刚到印度时，所到之处，西藏僧人、尼姑和信徒都是跪地迎接，不敢抬头看达赖；后来站立低头迎接达赖；现在他们已经只是双手合掌或单手举在胸前，直视达赖。
　　昆德林活佛说：“以前的达赖喇嘛没有一个说过多杰雄丹是邪灵。达赖到处讲宗教信仰自由，作为藏传佛教的领袖，他却不让藏人自由信仰宗教。”

老清华

这篇文章转得不错。

寒嫣兒

多谢楼主 这几篇文章令我们了解到很多之前不甚明了的情况

朝露晨光

　昆德林活佛说：“他继承了崇高的‘达赖喇嘛’的地位与称号。他不好好保护和使用这个美好的称号，开发自身的正见等内在世界，反而亵渎和玷污‘达赖喇嘛’这个美好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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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和道理，其实大家都明白。

cslz

谢谢楼主的转载！

cpuid

看过了。鼓励多发这方面的帖子。

藏族朱可夫

"新华网快讯：按照国家宗教事务局颁布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依照历史定制、宗教仪轨，第五世德珠活佛转世灵童金瓶掣签仪式4日清晨在拉萨大昭寺举行。候选灵童洛桑多吉中签，待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将继任为第六世德珠活佛。 "
不是拉萨大昭寺金瓶掣签只能请佛祖法断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吗????

千年明月

回复 10# 藏族朱可夫

       藏族活佛多如牛毛，我还真搞不清楚这是个什么样的活佛，是哪座庙的。

灭蝇专业户

"新华网快讯：按照国家宗教事务局颁布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依照历史定制、宗教仪轨，第五世德 ...
藏族朱可夫 发表于 2010-7-4 10:35

你是在西藏么？自清朝开始，不仅仅是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大活佛转世，都要金瓶挚签的！

寒嫣兒

海外“流亡藏人”调查
http://www.tibet.cn/gc/jh/201008/t20100813_616789.html

1959年的3月10日，达赖喇嘛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在达赖的鼓动下，约13000名藏人和他一起流亡到印度。其后一两年间，陆陆续续又有6万多藏人翻越喜马拉雅山，到达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地，成为“流亡藏人”。此后，每年3月10日这一天，达赖喇嘛都会发表讲话，煽动“流亡藏人，甚至是境内僧人聚众闹事。

印度流亡生涯

刚抵达印度时，达赖喇嘛先在莫索尔安营居住，但由于当地气温较高，让“流亡藏人”感觉水土不服。最终，印度总理尼赫鲁选择了气候与拉萨接近的达兰萨拉“出租”给“流亡藏人”使用。这些“流亡藏人”哪里能想到，他们在达兰萨拉一住就是50 年。

达兰萨拉位于喜马偕尔邦的西北山区，分上下两部分。下达兰萨拉海拔1250 米，基本是当地印度人居住。海拔约1800米的上达兰萨拉被称为麦克劳德，意为“小拉萨”，人数只有8000 多，规模只相当一个乡镇，为藏人聚居区，也是达赖喇嘛的寓所以及所谓“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

到目前为止，在印度的“流亡藏人”近11万。据了解，他们生活得并不如意。1959年跟着达赖到印度的很多西藏人，都因为不适应印度的气候等原因很快死去，幸存下来的人也被印度政府派发到偏远的山区修路。当时普遍的营养不良和传染病，夺去了很多修路藏人的生命。而这些藏人在印度出生的子女，现在依然属于“难民”，这样的身份意味着他们在生活中需要面对许多的困难。

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系仿照西方的政治模式建立的政治体制与行政架构，依靠“西藏内阁（噶厦）”、“西藏人民议会”以及“最高法院”对全球海外“流亡藏人”实行控制与管理。

在印度，法律规定“流亡藏人”不能拥有土地和财产，只能租借。除非修改法律，否则他们在印度是永远的流浪者。上世纪90 年代美国宣布向藏人派发移民签证时，“西藏流亡政府”不得不通过抽签决定哪些人可以申请该签证。

寒嫣兒

从南亚走向欧美

与50 年前相比，“流亡藏人”的分布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不再局限在南亚，而是走向了欧美各国。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所所长胡仕胜介绍，目前海外“流亡藏人”数量约为17万人，除去定居印度的近11万人，及生活在尼泊尔的3万多人，其他“流亡藏人”分布在33个国家与地区。

历史资料显示，“流亡藏人”从印度和南亚地区流向西方始于上世纪60 年代。胡仕胜介绍，1961年4月1日，在瑞士红十字会的帮助下，39名藏人从尼泊尔前往瑞士，这是第一批去西方国家定居的藏人。

如今，瑞士已发展成为欧洲最大的藏人社区。据熟悉内情的人估计，瑞士起码有3000 到4000 名“流亡藏人”，大多生活在瑞士的德语区。英国则是欧洲的第二大藏人聚居区，达赖设在伦敦的办公室2008年称，那里有650名左右的藏人。除此之外，欧洲的比利时、荷兰、法国、意大利以及北欧都相继接受了少量藏人。

在欧洲之外，美国和加拿大则逐渐接纳了数量更多的藏人。20 世纪70年代，加拿大开始从印度和尼泊尔接收首批228名藏人。1990年，美国国会则通过法案，决定向印度和尼泊尔的“流亡藏人”签发1000份移民签证。“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公室2008年称，约有9000人定居美国，持短期签证的更多。

据“西藏流亡政府”调查，在尼泊尔和印度的藏人平均收入都略高于这两个国家的居民平均收入，但真正能有钱买得起好车的，还是那些能大量获得“藏独”活动经费的人。这些经费有的通过捐款、拨款给寺庙、学校和尼泊尔当地非政府组织，再转到“藏独”组织；有的则通过高价购买“藏独”组织操纵的公司、宾馆等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等形式输入。

目前，在尼泊尔的藏人有3万多名，其中约1万已获得尼泊尔公民身份，另有1万左右获得联合国难民署的“难民”身份，还有大约1万没有任何合法居留身份。但自从上世纪90 年代初开始，尼泊尔就不再允许给后来的非法入境藏民发放身份证和难民证。

加德满都是非法越境者的主要中间站，也是主要聚居地，藏人主要居住在斯瓦扬布寺、博达佛塔等地。凡有大的“藏独”活动，都在这两处策划展开。还有3000多名藏人住在著名的国际旅游城市博克拉，位于加德满都西部140公里左右。另有少部分藏人散居在边远的山区县，如木斯塘、古隆和索鲁孔布等地。普通在尼藏人的主要生计是贸易。他们通过贸易公司与国内的亲朋故旧做进出口生意，如从国内进口藏民生活所需，并向国内输送佛像、银器和玉石等工艺品。

近年来，更多的藏人流向加拿大，因为在那里他们更容易获得难民身份，从而更容易入籍或享有与当地人同等的社会福利。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研究西藏的学者Seonaigh MacPherson曾在其论文中提到，2001年到2006年间，移居加拿大的“流亡藏人”人数增加了3倍，达到4275人。另据统计，澳大利亚、新西兰两国的“流亡藏人”数量大约共有320多人。

寒嫣兒

受到“藏独”教唆和威胁

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研究员刘洪记看来，真正支持“藏独”的“流亡藏人”为数很少，但他们之所以经常制造事端，正是受到“西藏流亡政府”及达赖本人讲话的鼓动以及“藏青会”等各种“藏独”组织的教唆和威胁。“欧美势力也在推波助斓。‘藏独’活动一经曝光，闹事分子更容易申请美国签证。这样一来，甚至有藏人将组织‘藏独’分裂活动作为谋生的职业。”刘洪记说。

据悉，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藏流亡政府”就不断地在各地设立所谓的“驻外机构”，目前其“驻外机构”共有14 个，分别派驻美国、英国、日本、印度、尼泊尔、法国、澳大利亚、瑞士、巴西、南非、俄罗斯、蒙古、匈牙利等国和台湾地区。

除了“西藏流亡政府”这样所谓的“官方组织”以外，胡仕胜介绍，达赖集团还有着庞大的“后援团”，而“西藏问题”之所以在国际上躁动，与这些所谓“非政府组织”的多方活动密切相关。

在08年的“3·14”事件中成为焦点的“西藏青年大会”正是达赖集团中最大的“藏独”组织。它于1970 年10 月7 日在达赖的授意和支持下成立，先后在国外建立了81个分会，号称有3 万多会员。此外，较大的“藏独”组织还有“西藏妇女会”、“自由西藏学生会”、“前政治犯协会”、“西藏全国民主党”等。

胡仕胜指出，达赖集团的“后援团”还包括“国际西藏运动”、“自由西藏运动”、“西藏委员会”、“西藏之友”等以直接支持达赖集团各种诉求为己任的380个专门组织，它们连同西方院校里支持达赖集团的450多个学生组织，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达赖集团支持网络。

“如今这些组织显然已经成为达赖集团在欧洲开展活动的急先锋与骨干，逐步演变为境外‘藏独’活动的中坚力量。”胡仕胜说。

“流亡藏人”之所以能在国外不断制造事端，与欧美势力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援助密不可分。

胡仕胜介绍，美国国会的美元援藏计划，成为西方援助流亡集团的经济后盾和“流亡藏人”的精神支柱之一。美国国会在审议财政拨款法案中都以种种名义给予西藏流亡者实在的美元支持，每年给西藏流亡分子的直接拨款达200 多万美元。

除了经济上的援助以外，通过涉藏议案和议会活动，表示对达赖的支持，则是欧美国家惯用的伎俩。最近，欧洲议会和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涉藏议案，正是欧美势力以“西藏问题”要挟中国的集中体现。

寒嫣兒

达赖集团面临生存危机

西方对达赖喇嘛的扶持一直是最积极的，达赖也是它们千方百计包装起来的。一些西方媒体关于西藏的“故事”, 有的是从达赖那里现趸现卖的，有的则是其“自产自销”的。许多西方媒体在持续近一年的炒作过程中，经常为如何替达赖圆谎感到棘手，更重要的是，他们越来越明白，在中国把反“藏独”公开列入国家的核心利益之后，支持达赖实在是项毫无希望的事业。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廉湘民说，西方对西藏的报道取决于西方的战略利益。去年以来，西方对西藏从未停止过关注。但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人们将眼光集中在如何应对危机上，在这个大形势下，国外反华势力想制造西藏问题就碰到了困难，因为人们的关往点不在这儿了。

“3.14”事件后，达赖在西方积极活动，频繁发表危言耸听的言论，就是试图吸引国际社会的关注，干扰破坏我国稳定的大形势。然而，国际形势变了，西方包括支持达赖的人们，他们的价值观决定他们不会认同我们的观点，但在解放农奴问题上，他们无法否认，这是人类进步的共识。另外，现在西藏社会稳定，西方媒体很难找到炒作的由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胡仕胜说，在当前的利益面前，西方媒体和政府变的更加现实了。近来，在涉藏问题上，国际社会对达赖出现了冷淡，“藏独”活动出现了冷场。这让达赖集团有些沮丧，甚至感到生存的危机，他们一直在进行“保温”，但效果并不明显。（原文载于《决策与信息》2009 年第5期）

lichen7454

一位在瑞士建筑师家庭长大的藏民则表示：“虽然我也参加这里的藏族节庆活动，但我在语言上已无法与他们沟通，思想上也是如此”。

如果他是在西藏长大的，他的语言和思想会仍然是西藏的，而现在他只能套个西藏外壳做个可怜的二等瑞士人。

阿布萨拉

那官司现在怎样了

yayoo

建议不要再使用“流亡”这个词了，他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任何关系了。

大儒与大愚

建议不要再使用“流亡”这个词了，他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任何关系了。 ...
yayoo 发表于 2011-6-6 08:25

这样做会有损大国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