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频道----尽享财经智慧 (2) (重磅推荐) “蚁族”创业者疯狂造富历程：圈钱 ☆ 早知道就这样管钱 94页140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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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关键在于学生的社会阅历极少，其从爱情中获得的边际效用趋向极大化。大多数学生此前没有体验过爱情，只是从书本、电影或电视剧中了解过。而书本、电影、电视剧，为了吸引读者和观众的“眼球”，难免制造出一种境界，将爱情描绘得至纯至美。如，2009年下半年上映的电影《时间旅行者的妻子》（The Time Traveler's Wife），是根据同名畅销书改编的。此书于2007年被英国《卫报》评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100本书之一。它讲述了一段无奈的爱情故事：亨瑞是一个患有慢性时间错位症的图书馆管理员，会不由自主地穿梭在各个时间之间。克莱尔是一个在时间的正常序列中存在的艺术家，6岁时就已经遇见了自己未来的丈夫。亨瑞一次又一次把爱人远远地抛在了身后，克莱尔却用一生的时间等待爱人回到身边……

　　这些情节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但是，它创造的至纯至美的爱情故事，却可催人泪下，纯真的学生心中产生了对爱情的无限美好期望，即预期的效用趋向无限大。当他们开始实践爱情的时候，第一次与异性接触，即便是握握姑娘温软的小手，也会产生如同电击的感觉，心中激荡不已。用经济学的语言描述，初恋的边际效用是最大的。所以，初恋带给人们的感觉，就像一个从未玩过玩具的小孩子，突然闯进一间堆满各种玩具的仓库。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那么的诱人。就好像你从来都没有被人如此重视过，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这里介绍一下心理学的解释是有益的，它会让我们更容易理解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心理学与经济学的某些方面已然打通。君不见，心理学家丹尼尔·卡纳曼也获得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心理学家看来，不成功的初恋之所以让人刻骨铭心，是因为存在“契可尼效应”。例如，你在数学考试中要答100题，其中99题都完成得很好，就是剩下的那一道题把你难住了，没完成，未得出答案。下课铃响了，你交卷后走出考场，与同学们对答案，那99题都有正确的结果，而那未完成的一题，同学告诉了你答案。从此以后，那未完成的一题被你深刻而长久地记住了，而那99题却被你抛到九霄云外。未获成果的初恋是一种“未能完成的”事件。因而未果性是我们对初恋念念不忘的一个重要原因。

　　“契可尼效应”相当于经济学中的需求定律或者边际效用递减律的一个应用。前文已经指出，初恋的边际效用是趋向最大的。进一步的分析可见，如果初恋有了结果，二人成了眷属，那么，初恋的边际效用也仅仅是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如果初恋只是开花，没有结果，那么，由于没有得到所期望的，其边际效用就趋向无穷大了。更何况，对于校园恋情而言，男女双方并没有对结婚乃至婚后生活的合理预期，也不知道毕业之后的艰难——就业的艰难、提职加薪的困难、买房的困难等等。校园中的恋爱，男孩与自己心仪的女孩，或者花前月下，或者漫步河边。他们的恋情，没有社会上的那种功利色彩。他们不愁吃穿，除了考试，没有其他的忧虑。这种条件下的爱情，怎么能够不清纯？

　　相比较而言，社会上的人大不相同，多数经历过校园爱情的“洗礼”。经历过的东西，边际效用自然就减少了。就如同你在饥饿的时候，吃第一口东西，感觉好极了；吃第二口，感觉就没有那么美妙了。再次产生的爱情，不可能如初恋那样的轰轰烈烈。这是其一。

　　其二，社会上的人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譬如工作中的竞争压力、生活中的购房压力，等等。这时候的爱情，在生活消费项目中所占的比重，远较上学时低，因而人们从其中获得的边际效用，也相对减少。所以，社会上的爱情，即使偶尔产生一些浪漫的波澜，也只是如同平静的湖水上投下的一颗小小的石子，泛起的是微微的波纹，很难产生巨浪。如果事业得意，一帆风顺，不为“五斗米”发愁，也许能在爱情上潇洒一些。但无论如何，也很难找到最初的感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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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的维持成本很高
《爱情婚姻经济学》山西人民出版社作者：刘正山

　　美好的东西是短暂的，最美好的东西最短暂。当美女人老珠黄的时候，某些男人将另觅新欢。难怪唐代诗人杜甫感叹说：“只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

　　双颊凝酥发抹漆，眼光入帘珠的皪。

　　故将白练作仙衣，不许红膏污天质。

　　吴音娇软带儿痴，无限闲愁总未知。

　　自古佳人多命薄，闭门春尽杨花落。

　　这是苏轼（1037—1101）任杭州通判时，写的一首题为《薄命佳人》的诗。其中的“自古佳人多薄命”，已成经典词句。

　　虽然缺乏统计数据，但是，经验所见，自古以来佳人薄命者比例很高。看看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吧，她们的命运一个比一个具有悲剧色彩。西施被派去迷惑吴王，功成之后不知所终，有人说她跟心上人范蠡退隐江湖去了，但这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史学家普遍认为她在吴国灭亡后被杀身亡。王昭君为了政治需要，去跟外族和亲，在塞外的苦寒之地度过终生，家国万里，其内心悲苦可想而知。貂蝉被用作离间董卓、吕布的工具，到吕布被擒后为关羽所杀。杨玉环与唐明皇信誓旦旦，等到时局动荡，还是被“心上人”凶残地“赐死”。

　　佳人何以多薄命？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古代佳人与现代的佳人，薄命的原因是不同的。在专制时代，男权至上，一个弱女子，无法支配和主宰自己的命运，始终处于弱势状态。譬如前文所说的“四大美女”，没有一个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没有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生存，她们只不过是任由他人摆布的棋子。

　　更有甚者，在专制时代，美女因为美而被无知的男人冤死。据南宋皇都风月主人编写的《绿窗新话》中《越州女姿色冠代》一文记载：

　　唐宣宗时，越守献美人，姿色冠代。上初悦之，忽曰：“明皇以一杨贵妃，天下怨之，我岂敢忘。”召美人，请曰：“应留汝不得。”左右请放还。上曰：“放还，我必思之。”令饮鸩而死。

　　这位冤死的越地美女，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的红颜祸水之说的牺牲品与佳人薄命的经典范例！

　　现代的薄命佳人，同样让人心碎。“勇敢的爱情战士”张爱玲，只要倾城一恋，可惜败走麦城；“比烟花寂寞的女人”阮玲玉，只因痴情错托了对象而自杀，空留下“男人可恶”四个大字；“风雨飘摇中一朵开不败的昙花”翁美玲，开瓦斯自杀；“遗落红尘的流星”三毛，用丝袜自杀……放眼海外，英国王妃戴安娜如“风中之烛”般消失于法兰西，最性感的美女梦露殒命于花样年华，欧洲王室电影中最冷艳的美人嘉宝孤老终身……

　　与古代不同，现代佳人有恋爱的自由。然而，追求这些美女的男人不免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一旦相识了一位“负心郎”（男人偏好移情别恋，似乎是一种普遍现象），带给佳人的伤害难以估计。君不见，在职场上，那些心怀不轨的男上司对佳人怀着觊觎之心。即使佳人无心，但仍防不胜防，男上司不断地利用甜言蜜语去奉承她，或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威胁她，佳人稍有不慎，就会被其利用。而且，一些美女从小就被别人倾慕的眼光笼罩，久而久之，自然自视过高，养成一种高傲的性格，在恋爱中力求十全十美。然而，世界并不存在完美的东西，更不存在完美的男人，等她们明白这个道理后，以前围着自己转的优秀男人已经成为别人的丈夫、别人的父亲了，自己的芳心向哪里依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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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些都是表面原因。从根本上讲，现代的佳人之所以薄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下述两种原因：

　　其一，“佳人”极度稀缺。按照经济学的法则，越是短缺的资源，争夺愈加激烈。美国为了争夺石油资源，不惜出兵攻打伊拉克；北京的房地产中介为了争夺客户，不惜大打出手。而对于“佳人”这种珍稀资源而言，争夺异常激烈。

　　供给方之间会激烈竞争，即女人为了确立自己在爱情、婚姻、工作等各个领域的优势地位，相互之间会“相煎太急”。2010年上映的电视剧《钻石豪门》，就向观众展示了女人之间的钩心斗角和悲情命运，引发了“女人何苦为难女人”之叹。

　　需求方之间的争夺更为激烈。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希望能拥有“佳人”，可是，“佳人”数量极为有限。于是，为了夺得美人归，不惜使用各种手段。经典的特洛伊战争，起因于美女海伦，战争打了整整十年，很多英雄战死。争夺美女的结果有二：一是夺得“佳人”者，能够恰好“配套”，步入美好的生活；如果男人没有能力消受，对“佳人”不放心，给“佳人”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这一点很好理解，如俗话所说，“好马配好鞍”，极品的“佳人”需要极品的男人去消受，否则，是资源错配。二是没有夺得“佳人”者，或许居心不良，伺机占“佳人”的便宜或者实施毁坏等行为。这些行为都会给“佳人”带来负面影响甚至致命的损失。

　　其二，万事皆有成本，“佳人”的维持成本很高。

　　何谓成本？简言之，就是得到“收获”之前的那些“付出”。用美国政治学者杜兰的话说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用中国古代孟子的话说就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美女的“美丽”是资本，可以带来荣华富贵，但是，美丽也是有成本的。先引述一则小幽默：

　　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上了飞机，在头等舱坐下。空姐过来检票，告诉她：“您的机票是普通舱的，不能坐在这里。”女人说：“我是白种人，是美女，我要坐头等舱去洛杉矶。”空姐无可奈何，只好报告组长。组长对美女解释说：“很抱歉！您买的不是头等舱的票，所以只能坐到普通舱去。”“我是白种人，是美女，我要坐头等舱去洛杉矶。”美女仍然重复着那句话。组长没办法，又找来了机长。机长俯身对美女耳语了几句，美女立马站起身，大步向普通舱走去。空姐惊讶不已，忙问机长跟美女说了些什么。机长回答：“我告诉她头等舱不到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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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幽默是调侃美女的，但是，看起来比较“黑色”，它无非是想嘲笑美女智商低下。不过，如台湾作家柏杨先生所言（也许对某些美女是合适的）：美丽的女子，多数脑中缺根弦，其实也不是先天性的，是因为拍马的男人太多，什么都为她们想到了，所以，女孩子的思维能力就退化了。这恐怕是美女美丽的成本了。

　　美女虽然是天生丽质，但也是“人靠衣装马靠鞍”，没有后天的滋养和装扮，美女的美丽也是要大打折扣的。首先，美女要花费不菲的价格整容。现在的美貌电影明星没有几个没整过容的。其次，购置高级化妆品。众所周知，现代的化妆品，价格高昂，动辄数千、上万。第三，高档名牌衣着……当然，只有美丽的外表还不够，还必须经过精心的包装、充足的宣传、大力的推广，这样算下来，是一笔数额巨大的投资。

　　其次，多数女性愿意花费大量的财力和精力保养容颜。香港《星岛日报》2010年1月15日报道，某广告集团进行了一项市场调查，访问了301位年龄介于20—44岁的香港女士。大部分女士对自己的容貌都颇有信心，以10分为满分计，大部分女士认为自己容貌有6至8分，平均6.5分；天之骄女对自我美貌评价更高，近半数认为自己容貌在8分或以上，平均为7.2分之高；尽管女士们对自己容貌蛮有信心，但64％的人表示仍然担心会变老。香港女士紧张自己的容貌多于事业，加上女为悦己者容，为爱情、为自己，她们都在意自己的仪容，会努力令自己变得更美丽。据悉，女士们除了争取充足睡眠、均衡饮食及定时运动保持最佳状态外，也会花费于各式各样的美容护理产品令自己更美丽。71％人会用护肤品；46％会化妆；38％会做水疗、按摩及美容护理；27％会食用中成草本产品；18％会食用健康营养品；10％甚至会做整容手术。

　　正是因为维持的成本很高，一般人是无福消受美女的。所以，潘金莲嫁给武大郎，最终还是“出轨”了，而这个代价也是很大的。

　　当然，如《金刚经》所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如梦者，如梦痕那样不可捉摸；如幻者，如幻术那样暂有还无；如泡者，如水泡那样迅速破灭；如影者，如影子那样虚幻不实；如露者，如朝露那样俄生俄灭；如电者，如电光那样一闪即逝。也就是说，佛教认为，人世间的一切都是虚幻的、短暂的。同理，花无百日红，总有凋谢的一天，美女之美，也毫无例外是短暂的。美好的东西是短暂的，最美好的东西最短暂。

　　于是，不少美女选择嫁入“豪门”（包括“富二代”）。这固然可以通过锦衣玉食维持美丽，但豪门深似海，这种婚姻好似“赌博”，是非成败、个中甘苦只有身处其中的美女能体味了。

　　当然，并非丑女不薄命，实际上，有些丑女的命运可能更可怜，只是因为她们长得不美，不引人注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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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不对称导致“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爱情婚姻经济学》山西人民出版社作者：刘正山

　　几乎所有的爱情悲喜剧，都跟信息不对称有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信息不对称就一定不好。如果信息对称，就不会出现悲剧，但与此同时，爱情缺少了浪漫色彩，成了平淡无味的白开水。

　　你说我像云捉摸不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你说我像梦忽远又忽近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你说我像谜总看不清 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

　　怕自己不能负担对你的深情 所以不敢靠你太近

　　你说要远行暗地里伤心 不让你看到哭泣的眼睛

　　怕自己不能负担对你的深情 所以不敢靠你太近

　　你说要远行暗地里伤心 不让你看到哭泣的眼睛

　　我第一次听童安格的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还是上中学的时候，那时，只是觉得旋律很动人，对歌词的内涵思考不多。

　　后来，自己谈恋爱了，对此有些感悟。后来读了《边城》，再与人生经历对照，感受加深。

　　顺便说一句，我对《边城》的理解，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刚上大学的时候，一位同学向我推荐沈从文的作品。但是，翻开《边城》，我顿觉难以卒读。而今想来，我当时可能深受“传统毒素”的影响，不喜欢沈从文的那种叙事方式；也或许，当时我刚从一个同样民风淳朴的地方走出来，对沈从文的那种描述熟视无睹。

　　如今，我的家乡也在发生深刻变迁，随着我对城里生活体验的加深，对人生理解的增加，再次翻阅这部小说时，我很是喜欢，并获得了新的感受。正如吴立昌先生在题为《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的文章中所说的：《边城》的诗情画意是人们公认的，这诗情和画意，不只来自于美丽的青山绿水，更主要的是来自于边疆僻地那小小山城的淳厚民风。《边城》，更准确一点说，应该是一幅描绘人性的风俗画，一首讴歌人性的赞美诗。

　　阅读过《边城》的读者会发现，里面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是美和善良的化身。老船夫“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然而，不肯接受毫厘的额外收入，他说：“渡头为公家所有，故过渡人不必出钱”；翠翠，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为人天真活泼，人又那么的乖，心灵纯净得如“一泓清水”，从不想到残忍的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而且勤劳、能干；掌管水码头的顺顺，算得上当地的上层人物了，为人却明事理，正直、平和又不爱财，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顺顺的孩子——天保与傩送两兄弟，“和气亲人，不骄惰，不浮华，不倚势凌人”，虽然内心都喜欢翠翠，却没有使用争斗的方式，一直体谅和谦让；杨马兵早年追求翠翠的母亲遭到拒绝，但他并没有记恨，特别是老船夫去世后，他挺身而出，照顾翠翠，保护翠翠，成为翠翠这个“孤雏的唯一靠山、唯一信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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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由善和美所构成的这样一处世外桃源，最终却催生出一场悲剧。这究竟是为什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这个悲剧并不是邪恶、奸诈或者贪婪等因素促成的。

　　是什么造成了这个悲剧？按照沈从文先生在《题记》中流露出来的思想，该书是试图用诗意的画面对下面这种状况进行一种反面控诉：“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的典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变成了如何穷困与懒惰！”恐怕沈先生写这本书，只是表达他一点“怀古的幽情”。沈先生之所以选择以悲剧结尾，恐怕也是一种伤逝的心情吧。

　　就事论事，我觉得，这个爱情悲剧的原因在于经济学所说的信息不对称。不妨以天保与傩送俩兄弟与翠翠的三角爱情问题为例进行分析。

　　翠翠13岁的时候，端午节的那天，与傩送偶遇后，傩送的身影就深深地印在她内心深处。时光过得飞快，两年后，老船夫决心将翠翠托付给一个可靠的人，他想起天保曾向他表白过对翠翠的爱慕之心，但是，天保是不是可靠的人呢？翠翠又会怎么想呢？老人家很烦心，想不清楚。又一个端午节，傩送请老船夫和翠翠去他家吊角楼看赛龙舟，翠翠听说王团总替女儿向傩送求亲，心里不是滋味，但是，她把这一切隐藏在心里。一天，顺顺请杨马兵到翠翠家替天保做媒，翠翠总是回避，不置可否。傩送知道天保求亲的事情，天保也知道傩送喜欢翠翠，两人便按照当地的古老习俗，于月圆之夜一同来到翠翠住地去唱歌，谁的歌声得到了翠翠的应和，谁就赢得了爱情。然而，翠翠对此并不知情！一天夜里，翠翠睡着了，但是就在梦中，她被“又软又缠绵”的歌声感动了，她也以为这是梦境，而老船夫却不说破。而天保得知翠翠喜欢的是傩送后，次日就随油船离家出走了，结果中途出事，不幸去世。由于天保的去世同翠翠有关，老船夫在顺顺、傩送那里遭到冷遇。顺顺再也不同意让翠翠做傩送的媳妇了。老船夫打算去找傩送，却得知傩送架船去打捞天保的尸体去了。老船夫喝了一顿闷酒，又到溪流中洗澡，觉得很疲倦，就回家睡觉了，却再也没有醒来。翠翠在大家的帮助下处理完老船夫的后事，等待心爱的人。但是，那个人能回来吗？

　　故事千回百转，解释起来却不难。在经济学上，这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结果。在这里，“信息”可以理解为双方相互间了解的程度，了解程度越高，我们就认为信息越充分；“不对称”，指的是双方了解程度不同，比如男方对女方了解少一些，或者女方对男方了解得少一些。如果翠翠明确表态喜欢谁，或者老船夫和天保、傩送知道翠翠的真实想法，也就不会费这么多周折了——耗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导致大家的关系一度僵硬，甚至弄出两条人命。可惜！

　　看起来《边城》是个案，但是盘点起来几乎所有的爱情悲剧都与信息不对称有关。被誉为中国版《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也是这样：祝英台女扮男装到杭州读书，途中遇到同是外出求学的梁山伯，二人结为异姓兄弟。同窗三年，祝英台暗恋上梁山伯，而梁山伯不知道祝英台的真实身份。学业结束，分别前，祝英台谎称有一妹妹，打算许配给梁山伯，并以二八、三七、四六日暗示梁山伯十日后上门提亲，但梁山伯误以为30天。30天后，当梁山伯如约前来提亲时，祝员外已将祝英台许配给当地马员外的公子了，并已定下迎亲的日期。梁祝相见，悲欣交集，但无法改变现实。离开祝家后，梁山伯一病不起，不久辞世。祝英台得知，悲痛不已。在马家迎娶祝英台的途中，祝英台坚持要到梁山伯坟前告别，并获得许可。祝英台痛哭祭奠梁山伯的时候，风雨大作，坟裂开了，祝英台纵身跃入坟内，殉情身亡。二人化作彩蝶，翩然飞去。

　　这个悲剧为何会发生？如果不是梁山伯误解了祝英台的暗示，而未能如期赴约，至少从故事的背景来看，祝家未必会拒绝梁山伯的提亲，未必会仅仅为了马家的富贵而违背女儿的心意。他们曾允许好强的女儿孤身远行，到杭州求学，如果以当时的社会习俗来看，祝员外实际上是相当开明、非常迁就女儿的。

　　无论《边城》还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悲剧的成因都跟信息不对称直接相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信息不对称就必然不好。如果信息对称，或许不会出现悲剧，可是，爱情就会缺少浪漫色彩，成了平淡无味的白开水。

　　在爱情上，我宁愿信息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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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动异性的送礼经济学
《爱情婚姻经济学》山西人民出版社作者：刘正山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瓦尔德弗格尔的研究实际上提出了最优送礼策略：你需要将无谓损失最小化，同时将情感价值最大化。这与“田夫献曝”所揭示的道理大致相若。

　　2004年4月的一天，我参加博士研究生入学口试（即通过笔试之后的面试）。口试内容中的英文部分是朗读一段文章并回答考官的提问。我记得，那篇文章并不难，是讲述一个男子追求女孩子的故事。考官给我提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你是那个男子，你会怎么做？我一时语塞，老老实实地回答说：由于我在这方面欠缺经验，也没有充分考虑，暂时想不出最佳答案。几位考官当场大笑。

　　考官让我通过了博士的入学考试，但如何给恋人选择礼物的问题，却成了我的心结。翻阅文献，我发现法国学者莫里斯·古德利尔（Maurice Godelier）在《礼物之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中称：礼物交换是早期人类社会即已存在并延续至今的一种社会行为，从人类对神灵的顶礼膜拜、祭祀礼仪，到部落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存，乃至世俗生活中人际关系的正常维系以及男女之间代表特殊含义的情意传递，礼物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传递出各种不同的内容与意义。

　　这话不假。且不论古代，在当今，礼物是维系人际关系的重要媒介，是人们用来传情达意、缔结契约，进行社会交换的重要途径。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演化生物学家杰伊·费伦（Jay Phelan）在他撰写一本题为《欲望之源》的书中指出，人际关系中重要的一点便是“多送礼物给别人”。

　　那么，如何送礼呢？中国古代的一则寓言故事，或许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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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子·杨朱篇》称：

　　昔者宋国有田夫，常衣缊麻，仅以过冬。暨春东作，自曝于日，不知天下之有广厦隞室，绵纩狐貉。故谓其妻曰：“负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献吾君，将有重赏。”

　　大意是：

　　宋国有一个农夫，寻常穿着乱麻破絮，勉强过寒冬。到春天耕种时，在太阳下曝晒，不知道天下有高大舒适温暖的住房，也不知道有丝绵、狐皮之类的衣服，就对妻子说：“太阳照在身上，感到特别舒服。别人都不知道，我去告诉国君，一定得到重赏。”

　　后来，人们从这个寓言故事中演绎出来几个成语：田父献曝、田夫献曝、负暄献曝、野人献曝等。

　　这些成语的意思基本相似，都是为所献菲薄、浅陋但出于至诚的谦词。如，清代的赵翼《真州萧娘制糕饼最有名》诗中说：“馈节聊同献曝情，竞邀椽笔赐褒荣。”当代的季羡林《自传》中称：“我想到这样平凡的真理，不敢自秘，便写了出来，其意不过如野叟献曝而已。”

　　当然，也有个别人对献曝的田夫大加讽刺，说：田夫过于天真，孤陋寡闻。理由是他不设身处地考虑问题，以穷人之心度富人之腹。田夫被见识所局限，常常以为自己觉得了不起的事情，别人也都会认为了不起，其实他自以为了不起的事，可能往往是尽人皆知的微不足道的小事。

　　前述两种观点或许都有失偏颇。“田夫献曝”的故事，本意是用来说明“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谓天下无过者”，即农夫们所安身的地方，农夫们所喜欢的东西，他们自认为天下没有超过的了。在杨朱看来，不论是穷还是富，各人的生理与心理要求相对其生活的条件与环境乃是恒定的，也即“性之恒”。如果穷人“一朝处以柔毛绨幕，荐以粱肉兰桔，心痛体烦，内热生病矣。”因此，只要人们恪守“性之恒”，便可得到自我精神满足。这就是列子在《黄帝篇》中所描写的：黄帝有一天白天睡觉，梦中神游“华胥氏之国”的情景，“其国无师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

　　由此看来，“田夫献曝”，是以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献给他人。这种送礼之法，是否合适呢？

　　我想，从常识看，其结果无非是两种：一是对方对此亦非常喜欢，则送礼成功；二是对象不喜欢，则送礼失败。

　　“田夫献曝”属于哪种情况呢？从科学的层次上讲，田夫让国君晒晒太阳是非常好的礼物。国君天天深居温室暖房，不晒太阳或者少晒太阳，生活固然安逸舒适，但不知不觉中会引发一些疾病。而适度晒太阳，能够帮助人体获得维生素D，有防止骨质疏松、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功效；能够预防皮肤病；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增加吞噬细胞活力；能够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增强人体新陈代谢的能力、调节中枢神经，从而使人体感到舒展而舒适；可以刺激骨髓制造红血球，提高造血功能，从而防止贫血。

　　你或许说，“田夫献曝”不具有广泛的适应性，田夫自己喜欢的东西，恰好国君缺乏，这只是巧合。如果甲田夫给乙田夫送礼，也采用“献曝”，则是多此一举了。不过，好在田夫“献曝”的对象并没有选择其他田夫或者乡里富户，而是国君。

　　也就是说，送给别人的礼物，首先要自己喜欢，如果连自己都讨厌的东西，怎么能够送人。古人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可施与人，但前提是，他人喜欢。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讲，礼品也具有情感价值。比如说，蓝毛线衫和红毛线衫都能创造情感价值，而你喜欢红色，那么无疑送你红毛线衫就是更优选择。

　　当然，你很喜欢的东西，别人未必喜欢，别人也未必缺乏，那么，如果将这样的礼物送人，效果将非常不理想。所以，送礼必须将情感价值与被送礼人的需求充分结合起来。

　　下面用一个寻常生活中容易遇到的案例进行分析。假如一位姑娘结婚，你送礼，你该送什么？比如送现金（红包）或送等值的礼物（如奶粉或婴儿尿片），哪种礼物会得到姑娘的喜爱？

　　这里有必要介绍规范的经济学分析成果。一些经济学家曾做过这方面的研究。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乔尔·瓦尔德弗格尔（Joel Waldfogel）在有关“圣诞节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 of Christmas）的研究中论证说，收礼物的人通常不愿意为礼物支付购买者所花费的价钱。例如，一件30 英镑的针织套衫在收礼人那里的估值是20英镑，从而产生了10英镑的“无谓损失”。据美国零售联合会（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 估计，人们2007年用于采购圣诞礼物的花销约为5000亿美元，按照10％的比例，那就意味着会有500亿美元的“无谓损失”。瓦尔德弗格尔的文章常常被误解，认为他主张送礼是没有意义的。这样想并不正确。他明白无误地将礼物的情感价值排除在考量之外，而且，情感价值当然是赠送礼物的部分意义所在。

　　瓦尔德弗格尔的研究实际上提出了最优送礼策略：你需要将无谓损失最小化，同时将情感价值最大化。这与“田夫献曝”所揭示的道理大致相若。

　　那么，我想，回到前面提到的那个问题上：给刚结婚的姑娘送礼，你需要考虑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假如你与姑娘之间没有特别的交情，不清楚她的偏好，且不考虑交易成本（如选购礼物的麻烦等），建议你送红包。

　　经济学的研究发现，人们总希望自购产品的估价能超过100％。那么礼品呢？如果送礼者了解的信息较少，那么他能做的肯定没有收礼者自己选购礼品更好。于是，瓦尔德弗格尔告诫说：“如果你不清楚别人要什么就去购买礼品，那就等于买了别人不想要的东西。”

　　那么，既然你不清楚姑娘的喜好，而姑娘自己很清楚自己，你送2000元的礼物给她，很可能会比你送2000元现金给她差，因为她拿着2000元现金还可以自己选择买什么，包括可以买到你买给她的礼物，所以送现金其实是送了更多的选择给对方。换句话说：如果刚巧对方是想用2000元买那份礼物的话，那你送礼物跟送 2000元的现金是一样的，但如果不是，那送2000元现金让她选择如何用还是比较好的。如果我们用2000元送礼物，但对方觉得礼物只值少于2000元，那便有所谓“无谓损失”了。

　　第二种情况，你们有一定的交情，你知道对方的偏好，依然不考虑交易成本，你如何选择礼物呢？

　　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越了解收礼者的偏好，所送之礼就会被估值越高。所以，你可以送一些对方不会买（或不懂去买），但她很喜欢的东西，这样送礼物便有可能比送同等价格的现金好。

　　当然，礼品不在于多么贵重。或许，买小礼物，并努力获取情感共鸣，更容易获胜。“千里送鹅毛”的故事，相信大家都听说过。据明代徐谓的《路史》记载：唐朝贞观年间，西域回纥国为了表示对大唐的友好，便派使者缅伯高带了一批珍奇异宝去拜见唐王。在这批贡物中，最珍贵的要数一只罕见的珍禽——白天鹅。途中，不小心让天鹅飞走了，缅伯高只捡到几根羽毛。到了长安，唐太宗接见了缅伯高，缅伯高献上鹅毛。唐太宗听了缅伯高的诉说，非但没有怪罪他，反而重重地赏赐了他。

　　由此，我想，通过前文的分析，不难发现送礼的“法门”。给恋人选择什么样的礼物，答案也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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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堵男女学生交往增加社会成本
《爱情婚姻经济学》山西人民出版社作者：刘正山

　　禁止偷吃“禁果”的管制是否能达到预期目的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与米勒说过：“你不能阻止价格体系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运行。但是你能使它们运行得如此低效，以至于它有可能产生令人惊讶的费用：它能随心所欲地惩罚某些人和奖励某些人，并且在极端的情况下，导致该体系本身的完全崩溃。”

　　据生理专家介绍，目前，青少年性成熟年龄一般为十二三岁。而这个年龄阶段的男女，大致处于中学阶段。可是，相应的性教育却极度匮乏。上海一所中学的调查显示，43％的女生和25％的男生，对性知识一无所知。其中，大多数人表示从未从父母那里得到过相关信息。还有家长甚至将几盘黄色碟片故意放在家中显眼的地方，意图让自己13岁的儿子自学。（《新闻晚报》2008年11月6日）

　　不仅是中学生，现在对于大学生的相关教育也很缺乏。陕西部分高校针对大学生性健康状况做了一项调查，统计数据显示，44.5％的学生认为，现在所处环境没有给予他们任何形式的性教育。（《华商报》2010年5月22日）另一项针对湖北部分大学生的调研显示，大学生的性知识来源，近30％是通过书本杂志，40％—50％通过网络，另有近30％通过录像光盘。（《长江商报》2010年4月15日）

　　相关知识教育匮乏，不仅没有得到纠正，而且，直到现在，大学生这种身心比较成熟的群体依然受到严格控制，禁止偷吃“禁果”（forbidden fruit）。

　　我的调查发现，现在中国几乎所有的高校的男女生宿舍是分离的。女生宿舍楼下一般立有这样的标牌：“男生止步”。除了极少数情况，譬如探望病人等，女生宿舍不许男生涉足。据了解，学校禁止男女生互访，是为了避免处于青春期的男女学生将宿舍作为“作案场所”，做出“出格”的事情。

　　禁止偷吃“禁果”的管制是否能达到预期目的呢？懂经济学的人对此很明了：管制一般难以达到目标，甚至让问题更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C 诺思与罗杰尔·L 米勒合著的《我们身边的经济学》一书说：“你不能阻止价格体系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运行。但是你能使它们运行得如此低效，以至于它有可能产生令人惊讶的费用：它能随心所欲地惩罚某些人和奖励某些人，并且在极端的情况下，导致该体系本身的完全崩溃。”也就是说，有时候，管制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从理论与实践看，“禁止男女生互访宿舍”的这项规定，对于学生个体乃至学校整体的福利，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禁止男女生互访宿舍，这种规定无疑降低了宿舍的利用率。大学中的男女，其目标不仅仅是学习。如果学生的目标是单纯的学习，其得自学生生涯的总效用将是较低的；如果附加其他的“消费”，譬如谈恋爱、结交异性朋友（一般意义上的），开展各种娱乐等等，其得自学生生涯的总的效用（或者幸福）是增加的。至于宿舍，可以是交朋友、谈恋爱的场所，也可以是娱乐的场所（例如学习之余打扑克、下象棋）。如果单纯作为休息的场所，宿舍的利用效率太低了。禁止男女生互访宿舍，则宿舍的作用仅仅成为住宿，这是对宿舍资源的巨大浪费。

　　对于那些偷吃所谓的“禁果”的学生而言，禁止男女互访这项规定有没有，差别不大。哪里有管制，哪里就有规避。宿舍不能成为交往的场所，此类学生会发掘其他的场所。如果这项禁止性规定能够真正贯彻实施下去，对那些偷吃“禁果”的学生而言，却在实际上起不到预期作用。君不见，大学校园附近多半有钟点房，按小时收费，且收费很便宜。这往往成了这些打算“作案”的学生的理想去处。

　　其实，如果没有这项禁止性规定，这些男女生也不可能将宿舍作为“主战场”，毕竟，学生宿舍不是单身宿舍，一般的本科生，一间宿舍住6—8个人。将宿舍作为“作案场所”，无疑会损害其他学生的利益，会遭到其他学生的反对。所以，宿舍只可能偶尔成为“作案场所”。这比禁止男女生互访宿舍而带来的社会成本低很多。

　　禁止规定只能增加管制性的开支。譬如制作标牌的费用，专人“监视”学生行动的人工工资等开支。极端一些的情况是，学校还规定校园中不许男女生“勾肩搭背”、接吻等等，并派出带红袖章者抓堵这种行为。被抓住的学生，要接受一定数额的罚款。而学校的管制开支，其实还是来自学生缴纳的各种费用。

　　禁止规定侵犯了学生的权益。现在的学校，并非提供“共用品”（public goods）的机构，而是一个商品交易场所（“教育产业化”就是明证）。学生出高价（高昂的学费）购买知识，学校出售知识（一些情况下，学校教授的是劣质知识）。所以，学生进入学校学习的这几年，就是知识产品交换的期间。既然是交易关系，在产品交易期间，即大学生活期间，学校除了应该提供能够让学生满意的知识之外，是没有干涉学生私事的权利的。男女生互访宿舍，不属于学校应该管的范畴。顺便提及一点，我主张国家立法规范学校提供的知识产品质量。当前，一些学校将注意力放到不该管的事情上（譬如这里说的“禁止互访”），只知道提高价格（学费、住宿费等），继续提供质量低劣的知识，学生们为了学习这些知识，耗费了大量美好的光阴，然而，毕业之后发现大部分知识脱离实际。由此看来，一些学校违背了公平交易原则。既然法律规定禁止商家销售低劣的产品，为什么不禁止这些学校出售低劣的知识？

　　再谈谈所谓的偷吃“禁果”问题。人是有生理阶段的，大学生的心理生理都已经成熟，对于性这方面的需求是人之常情，如果有人说自己没有这方面的需要，我可以相信；但如果说所有大学生都没有这方面需要的话，我绝对不相信。既然有性的需要，如何解决就成了现实问题。是禁止呢，还是引导？显然，“堵不如疏”。因为，这时的性的需要，在性质上相当于经济学中所说的必需品。对于消费者（大学生）而言，必需品缺乏弹性，需求量不随支付代价而发生变化，就是说，它不会因为代价增加而减少需求量，也不会因为代价减少而增加需求量。所以，试图运用种种手段防止这种需求，不会达到预期目的。更何况，偷吃“禁果”乃至禁止男女生互访宿舍，无非是禁欲主义死灰复燃，也是“性肮脏”论的另类演绎。这些理论都是18世纪的陈腐品，想不到现在还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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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中的沉没成本：该分就分
《爱情婚姻经济学》山西人民出版社作者：刘正山

　　理性的选择将决定于对未来的预期，而不是对过去的懊悔。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如果让懊悔破坏决定，那么我们塑造命运的能力就会受到损害。一切都应向前看……

　　一位远方的朋友来电话哭诉：当年为了创业，她错过了恋爱的季节，现在年过30，却没有爱情的充实，她觉得很孤单，很郁闷。

　　故事的背景是这样的：她大学毕业时，拒绝了一位青梅竹马男士的求婚，去一个陌生城市，开始江湖生涯。几年后，她回到家乡创办公司，自己做了老板。在她离开不久，那位男士结婚了。但是，不久，他夫人不幸病逝。他遭受沉重打击，到另一城市攻读博士学位。她以前的同学于是希望他们能走到一起。她没了主意，并认为自己年龄偏大，人生最美好的阶段已经过去，难找意中人。她打算去男士所在城市，找他谈婚事。我问她，你对他是否有“爱”的感觉，她回答说没有。

　　我劝她说，第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有的选择都有代价。20多岁的时候，你选择了事业，而以青春美貌为机会成本。而今，你收获了事业，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

　　第二，以女孩子的年轻美貌作为首要条件考虑的男人，未必真心爱你，未必能同你白头到老。道理很简单，年轻美貌是非耐用消费品，就如草莓那样，消费的时间短暂，上午不消费掉，到下午可能就变质了。年轻美貌也是这样的短暂。当你具备姣好容颜的时候，他爱你，但你老去的时候，他还会那么爱你么？如果草率结婚，很可能“享受”婚后的“痛苦”。

　　第三，如果那位男士真心爱你，为什么在你们分别不久就结婚了？这说明，他对你的感情很难持久，经不住时间考验。而且，他有失去另一半的阴影，这也是你所强调的，难道你要同他一起承受？不错，我说这些有个前提——人是自利的，也就是说，人在做决策时，从个人的感受出发！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如果人不自利，社会就会混乱。面包师尽可能提高面包的质量，并不是出于仁慈的考虑，而是为了拉拢顾客，打击竞争对手，自己可以赚更多的钱。如果大家都像《镜花缘》中的君子国那样，卖方减价，买方加价，交易能够达成吗？

　　对一个“没有爱情成分” 的人，你值得强迫自己去爱他？同自己不爱的人结婚，这样的婚姻会幸福吗？我没有信心。

　　第四，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人都是在约束条件下进行最大化选择。你事业有成，交往的圈子广，你的选择集其实在日益扩大。那么，在扩大了的选择空间里，你可选择的人更多。通过比较分析，你可以找到更加合适的男友，所取得的收益要比在原来的选择空间里能够取得的收益大。

　　第五，周围朋友的意见，只可以作为参考。由于他们考虑的是别人的问题，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他们提出建议的时候，很难把你的比较优势、你的真实需求等因素合理纳入成本—收益分析之中，再加上他们并不承担你的决策的结果，这些建议难免存在偏差！完全听信他人，风险太大。

　　听了这番话，我那位朋友破涕为笑。但是，她还是觉得心里难受，毕竟，美丽的花样年华流逝了，再也回不来了。

　　这的确让人遗憾。但是，你怎能忘记经济学中“沉没成本”？

　　举例来说，如果你预订了一张演唱会的门票，已经付了票款且不能退票。这时，你付的价钱已经不能收回，不论你是否观看，钱都是收不回来的，票价就是沉没成本。

　　如果你是理性的，那就不该在做决策时考虑沉没成本。比如演唱会门票的例子中，会有两种可能结果：付钱后发觉演唱会不好，但忍受着看完；付钱后发觉演唱会不好，退场去做其他的事情。

　　这两种情况下，你都已经付钱，所以应该不考虑这件事情。如果你后悔买票了，那么你当前的决定应该是基于你是否想继续看这场演唱会，而不是你为它付了多少钱。此时的决定不应该考虑到买票的事，而应该以看免费演唱会的心态来作判断。经济学家往往建议选择后者，这样你只是花了点冤枉钱，而选择前者你还要继续受冤枉罪。

　　爱情也是这样。一个人选择爱人，不能老是想着以前曾经有过多好的机会，而应该考虑在现实情况下，怎么样才能找到最满意的爱人。所谓“逝者不可追”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把这个道理忘记了，很可能错过许多新的机会。

　　如果你坚持考虑已经沉没的成本，让其影响你现在的决策，你可能会越赔越大。例如，某位房地产商，购入某块地的时候，正值房地产业高峰，预算是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做的，等到拆迁安置、三通一平，不幸赶上宏观调控，房地产业行情急剧下滑，他也知继续动工肯定亏损。但是，前期已经投入数千万元，就此停手，他觉得太亏，不忍停手。结果，工程尚未完工，就负债上亿元，终因资不抵债，宣布破产。

　　所以，明智的人们，做选择的时候，注重对未来的预期。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如果让懊悔破坏决定，那么我们塑造命运的能力就会受到损害。

　　说到这里，我已经是“刘郎才尽”，好在那位朋友表示豁然开朗，我长吁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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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中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回报最丰富
《爱情婚姻经济学》山西人民出版社作者：刘正山

　　男人对容易追到手的女孩子，往往评价较低；对已经追到手的女孩子，往往不懂得珍惜；对追不到的女孩子，评价最高。

　　只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再也没能忘掉你的容颜

　　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 从此我开始孤单地思念

　　想你时你在天边 想你时你在眼前

　　想你时你在脑海 想你时你在心田

　　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约 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

　　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 我一直在你身边从未走远

　　2010年的央视春晚，王菲以一曲《传奇》复出。虽然众人对其演唱效果评价不一，但这首歌词所表达的凄美恋情，还是打动了很多人。这不，为寻找10年前在网络游戏中结识的初恋情人，某位《传奇》玩家用王菲的歌声和游戏的画面制作了唯美MV，呼唤当年恋人。（《扬子晚报》2010年3月9日）

　　的确，初恋是人生中为数不多的最美好的阶段之一，为它流连忘返是人之常情。《东方女性》杂志曾经专门对初恋作了一次调查。据悉，该杂志收回了3000份有效答案。调查结果如下：

　　初恋持续时间。调查结果表明，国人初恋持续时间最长的是10年，最短的是一个月；初恋时间一年的人最多（861人），两年的有357人，3年的有336人。

　　初恋的结果。有90.65％的人失恋——包括主动失恋与被动失恋，终成“正果”的不足10％。

　　“分手后，你希望他（她）以后的伴侣比你好，还是比你差？为什么？”回答这个问题的有2373人。希望他（她）的伴侣比自己好的有2037人，占85.84％。对此大部分人的解释是：因为我爱过他（她）。

　　做出“绝对不念旧情”肯定回答的人占44.36％。“肯定的原因”：一是对方可能不想再理自己；二是自己现在的恋人（或配偶）不愿意；三是对方现在的恋人（或配偶）不愿意。

　　“现在，你还想见他（她）吗？”回答这个问题的有2457人。想见的有1848人，占75.21％；不想见的有609人，占24.79％。

　　……

　　据报道，这个调查报告引起了一些商家的注意。目前，神州大地上涌现了大量的专业公司，其业务为帮助他人“寻找初恋情人”。据说，这些公司的生意非常火暴。

　　寻找初恋的行为能够增进彼此的幸福感吗？我的答案是：有害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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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世间存在这样一种普遍现象：容易得到的东西，非常轻视；到了手的东西，往往不知道珍惜；没有到手的东西，则无限向往、欣赏与羡慕。所以，龚自珍说：“千古知言汉武帝，人难再得始为佳。”爱情就是这样。钱钟书在小说《围城》中说：“狗为着追求水里面骨头的影子，丧失了到嘴里的肉骨头！跟爱人如愿以偿结了婚，恐怕那时候肉骨头下了肚，倒要对水怅惜这不可见的影子了。”所以，男人对容易追到手的女孩子，往往评价较低；对追到手的女孩子，往往不懂得珍惜；对追不到的女孩子，评价最高。歌曲《传奇》所表现出来的，正是没有实现的爱情。

　　普遍性的现象，背后必然隐藏着普遍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经济学上的“需求定律”。也就是比较容易得到的东西相对于较难得到的东西，花费的代价相对较小，人们往往不加以珍惜。例如，人们一般对花费几十万元买的车，珍惜程度远超过数千元买的数码相机。同样的道理，在谈恋爱中，一方对主动追求自己而自己对其没有感觉的人，评价不高，因为其带来的预期效用较低，相应的需求量也较低。而对于自己使出浑身解数展开追求，但对方迟迟不表露青睐的人，评价很高，这是因为其带来的预期效用很高。相应的需求量也很高。对于追不到手的人，需要付出的代价趋向无穷大，于是评价最高。这是因为其带来的预期效用趋向无穷大，相应的需求量也趋向无穷大。最后一种情况，是价格趋向极端的时候的情景，据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教授黄有光的介绍，经济学文献中没有讨论过这种现象。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凭借常识，遵循着需求定律。主动送上门来的爱情，人们往往评价很低，甚至加以拒绝。譬如中国古代的《齐王嫁女》故事——有一个名叫吐的人，经营宰牛卖肉的生意。由于他聪明机灵，经营有方，生意做得比较红火。一天，齐王派人对吐说：“齐王准备了丰厚的嫁妆，打算把女儿嫁给你做妻子！”吐听了，并没有受宠若惊，而是连连摆手说：“非常抱歉，我身体有病，不能娶妻。”那人很不理解地走了。后来，吐的朋友知道了这件事，觉得奇怪——吐怎么这么傻呢？于是他去劝说吐：“你这个人真傻，你一个卖肉的，整天在腥臭的宰牛铺里生活，为什么要拒绝齐王拿厚礼把女儿嫁给你呢？”吐笑着说：“齐王的女儿太丑了。”吐的朋友迷惑不解，问道：“你见过齐王的女儿吗？你怎么知道她很丑？”吐回答说：“我虽然没有见过齐王的女儿，可是我卖肉的经验告诉我，齐王的女儿是个丑女。”朋友问：“何以见得？”吐回答说：“就以卖肉为例吧，我出售的牛肉质量好的时候，只要给足数量，顾客拿着就走，我用不着再加一点肉或者便宜一点，顾客就很满意了。当我出售的牛肉质量不好的时候，我虽然给顾客再加一点肉或者便宜一点，他们依然不满意，牛肉很难卖。现在，齐王把女儿嫁给我这样一个屠户，还搭上丰厚的彩礼，我想，他的女儿一定是个丑八怪。”不久，吐的朋友见到了齐王的女儿，发现她果然长得很难看。

　　你可能反驳说：《齐王嫁女》的故事相反，徐志摩对林徽因的激情至死不渝，已传为爱情佳话，该如何解释？我认为，其原因就在于：徐志摩至死没有得到林徽因。从经济学角度看，对于徐志摩而言，要得到林徽因，需要付出的代价趋向无穷大，从而林徽因给他带来的预期效用趋向无穷大，因此，徐志摩对林徽因的激情至死不渝。假设徐志摩对林徽因的追求，在英国就大功告成，这段脍炙人口的恋情还会如此浪漫吗？这虽属主观臆断，但从徐志摩的性格，尤其后来和陆小曼的爱情悲剧看，这样的推论并非空穴来风。

　　同样的道理，《红楼梦》之所以成为经典，历久不衰，原因之一是贾宝玉没有得到林黛玉。林黛玉的早逝，使得宝黛爱情只开花而不结果。如果贾宝玉得到了林黛玉，这个故事还会那么迷人么？小说《飘》当中，女主人公斯嘉丽（Scarlett）对其初恋情人——美兰（Melanie）的丈夫卫斯礼（Ashley），始终没有死心，甚至到美兰（Melanie）去世后，她也没有死心，就是因为斯嘉丽（Scarlett）始终没有得到卫斯礼（Ashley）。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茶花女》是这样，《梁山伯与祝英台》也是如此，即便是被认为充满“后现代”色彩的《大话西游》也在重复一个老套的爱情悲剧——紫霞仙子被牛魔王误刺致死，至尊宝被迫随唐僧去西天取经；网络小说的代表作《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也是以轻舞飞扬的病逝、痞子蔡的失恋而告终。

　　既然初恋已成为如烟往事，何必再去寻找呢？如果将初恋埋藏在心底，它对你的效用或幸福感是最大的。如果“寻找初恋情人”，可能会降低各方的边际效用。比方说，爱情如同吃面包，那么，初恋相当于所吃的第一片面包，男女双方从中获得的收益是趋向最大的。时过境迁之后，寻找初恋情人，好比吃第二片面包，感觉不如第一片。初恋就是初恋，它没有替代品，经过多年时光的流逝，男女双方早已不是当年的状态，再见面，又能如何？

　　逝去了，就让它永远埋在心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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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当户对暗合经济规律
《爱情婚姻经济学》山西人民出版社作者：刘正山

　　在古代中国，结婚必须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类似这些规矩，而今统统被贬斥为“封建礼教”。我认为，这些“礼教”，在当时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举措。即便是当代，婚恋中，父母的意见也是很必要的。

　　当前，自由恋爱、婚姻自由，早已成为社会风气。但是，不少父母在子女的婚姻问题上坚持“出主意”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为此，不少人甚至将高涨的房价归罪于丈母娘，说“丈母娘推高了房价”。因为，如果男方没有购买住房，准丈母娘不答应嫁女。（《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3月8日）

　　那么，这种“封建思想”有无存在的必要呢？先从古代社会谈起。

　　古代中国，妇女大多足不出户、很少与异性接触；如果有男女私情，社会和父母必然加以干涉。婚姻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己无择偶权利，有的女性甚至在成亲之夜才认识丈夫。

　　如果有人违背这个习俗，则后果比较严重。辛亥革命前夕，上海女学兴起，女学生接触社会、接受新思潮，萌生自由恋爱，但新式婚恋仍受到阻挠责难。上海的女学生吴其德，因难抵诽谤导致自杀，成为“新式恋爱牺牲的第一个女性”。

　　这个陋习为何广为流行？而今的人们将其归于“封建礼教”，譬如“男女授受不亲”。我认为，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男女授受不亲”等礼教（我之所以不称之为“封建礼教”，是因为中国自秦朝以降并非“封建”）为何“流行”千年以上？

　　人与人结合组织家庭的方式，从指腹为婚、媒妁之言到自由恋爱等不同的方式都曾被用来决定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或几个人）组成一个家庭。显然，其直接原因与合作能否产生效率有关。如果两人见了面就要发生争执，他们的家庭只会是梦魇。家庭是两人选择的合作方式，为了避免这些梦魇的发生，在组成家庭之前，双方需要先寻找可以合作的对象。寻找可以合作的对象是两个人合作的第一项交易成本。那么，用什么方式去降低这项交易成本？换句话说，社会是否已发展出一些能方便个人寻找到合适的对象的制度设计？

　　让我们先从个人的择偶问题开始分析。假设王丽丽认识学校内三位男同学（张三、李四、王五），她打算在这些男同学中找一个合适的男孩发展感情。再假设王丽丽充分了解自己的喜好（偏好），如男孩的外貌、身材、气度、体贴、成绩、家世等，并将它们归类成两点：（1）与谁在一起较能开创出富裕的未来生活？（2）与谁在一起较能培养出共同的喜好与默契？让我们以富裕和默契分别代表上述两项考虑。

　　假设按照家庭富裕程度从高到低排列为：张三、李四、王五；如果按照默契程度从高到低排列为：王五、李四、张三。假设王丽丽偏好财富（大于默契），则她将选择张三；如果王丽丽偏好默契，则她将选择王五；如果王丽丽的偏好介于财富与默契之间，则她可能选择李四。

　　如果王丽丽所考虑的配偶的特性不仅仅是富裕与默契，我们也可以依上述方法比较分析而了解她的最后决定。如果王丽丽并不满足于这三位同学所提供的机会，她会扩大选择机会并使自己得到最高的幸福。王丽丽若想扩大选择范围，她就必须多参加一些活动，多认识一些男孩以扩大她的选择机会。

　　以上的择偶决策仅限于王丽丽的考虑。难道只有王丽丽可以挑选男孩，而男孩不能选择其他的女孩吗？在现代的现实生活中，男孩与女孩都在选择伴侣。尽管他们的喜好未必同样的基于富裕，但默契确实是共同的主要衡量标准。我曾提出：选择爱人就如选鞋一样，你是看鞋子的精美、高贵，还是看它是否合脚？如果这双鞋既合脚又精美高贵，那么，你不必犹豫，立即选定；如果这双鞋精美高贵，却不合脚，那么，你应该退而求其次，即选择合脚的鞋子。如果男孩认可贤惠与默契，则男孩的择偶选择正如王丽丽的例子所显示的，而无须重复讨论。但我们应记住这一点：只有双方的选择契合时，两人才可能组成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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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中，广泛存在信息不对称，富裕、默契与贤惠等特性并没有写在人们的脸上；有时它们还被刻意伪装出来。这表明，李四并不是很容易就能为王丽丽所认可。除非她能完全知道每一位所交往的男孩的特性。经由约会交往，男孩与女孩可以逐渐了解对方的特性与习性。

　　当约会能够给双方带来快乐时，他们会继续交往下去。相反，在约会中不断出现沟通不良或合作失调时，沮丧、失望的心情会使人产生二心。这种挫折感产生后，任何一方都会考虑是否应该尝试更换交往对象。然而，如前所述，交往的后果可能是令人愉悦的，也可能是令人感到痛苦的。更重要的是，交往的本身就必须付出时间、精力与感情。更浅白地说，谈恋爱并不是没有成本的。学生时代的恋爱可能要付出一些学业上的代价；就业后的约会可能要付出一些事业发展上的损失。在谈恋爱以前，个人就会将这些因素考虑进来，以决定是否要谈恋爱、愿意付出多少代价来约会等等问题。如果多约会的成本太大，则个人将不再多约会；如果多约会一次徒费力气，则会选择分手。如果每个月多约会一次，会造成成绩落后太多，他就不会增加约会次数。

　　再进一步，尽管对方富裕与默契的特性并不完全符合自己的要求，在约会成本的权衡下，个人会考虑一个使自己满意的决定。换句话说，约会、择偶并非完全出于浪漫而不需要理智来权衡。当主观的约会成本很高时，个人将减少约会。对于初恋的人们而言，克服害羞、脸红是必须付出很大的成本的。因此，腼腆的青少年迟迟不敢接触异性。同理，自以为不需要异性合作或事业心较强的人也较少参与择偶活动。相反，对于约会的主观成本较低的人，他就可能尝试与不同的人约会。约会需要双方共同参与，只有双方的主观判断较为接近，才能使情侣关系持续下去。当个人考虑的一生包括当前的约会及往后的家庭生活，个人对时间偏好的差异，便决定他是否会在约会时先付出较高成本，还是在未来的家庭生活中再承担较高的成本。

　　然而，并不是所有时代里的男女都享有择偶、恋爱的自由。假设王丽丽就是卓文君，出生在有钱的家庭，她的偏好是默契（大于富裕），于是选了司马相如。未来的一生，卓文君可能生活在不富裕的环境中，但夫妻感情非常好。卓文君喜欢这样过一生，但卓王孙可不这样想。卓王孙希望卓文君未来的经济环境必须有一定的水准，于是排除了司马相如。在父权较高的古代社会中，像这类强调门当户对而拆散鸳鸯的故事不胜枚举。清同治十二年(1873)，富商之女韦阿宝爱慕京剧名伶杨月楼，交往之中萌生爱意，由双方母亲主婚，但遭到韦的父亲、叔父反对，并告上法庭。上海县令按“良贱不能通婚”律，断杨月楼为“骗财诱婚”罪，发判充军，罚韦女发送善堂交官媒，另择婚配。

　　我们无法断定在富裕环境中长大的千金小姐选择嫁给穷小子是否正确，也无法断言穷小子将来能否让爱他的千金小姐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但这些故事却有几点值得我们讨论。首先，女儿的幸福不完全取决于男方的财富，即使威权甚高的父亲也明白夫妻间默契的重要性。因此，当卓王孙把选择范围限于一定富裕线以上时，他是凭其经验、偏好，把一些他认为卓文君得花较大的交易成本才能组成美好家庭的男子都先排除，然后把选择的自由交给她。看来，门当户对的观念不能只视为阶级对立的象征。如果从经济分析角度看，它是父亲为降低女儿成立未来美好家庭的交易成本的一种制度。

　　实际上，古代男女结婚的年龄较小，对于世事了解不足，如果让他们自由选择婚配，难免做出错误的选择。在古代中国，人口是国家政权赖以存在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也是国力强盛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人口增殖。例如，汉代统治者鼓励人口增殖的政策主要有二：一是实行早婚。如惠帝六年曾诏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即用加税五倍的办法迫使妇女尽早结婚生育；二是奖励生育。高祖七年诏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即产子者可以免二年徭役。东汉章帝元和二年的政策更加优惠，诏令称：“《令》云‘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今诸怀孕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着以为令。”不仅生孩子的妇人“勿算三岁”，其丈夫也可以不纳算赋一年。由于国家政策的倡导，历代盛行早婚习俗。彭卫教授曾对汉代婚龄做过翔实考证，认为汉代女子正常婚龄为13—17岁。

　　13—17岁的孩子，尚未成人，自己做主决定“终身大事”，风险是非常高的。所以，由父母做主选婿，无疑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举措。不过，如果没有“礼教”限制男女交往，就可能出现梁祝悲剧。祝员外让祝英台认识她所心仪的梁山伯，然后再禁止祝英台嫁给梁山伯，悲剧结局不可避免。这样的悲剧，富裕人家不会让它无限制地重演，于是有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来禁止他们女儿的选择自由。反过来，穷人家的女孩子嫁给富家子弟，是否也要一并禁止？在男权社会下，财富既然为男子所有，富家子弟娶了贫女，富人的财产权仍属自己孩子所有，没有大费周章去限制孩子选择范围的必要。

　　当青年未婚男女被禁止私自交往之后，媒妁之言就成为父母与子女在婚姻之前对认识家庭合作伴侣的唯一信息来源。由于子女在决定婚嫁之前无法认识对象，因而在结婚之前需要有一些额外的制度设计来减少不幸婚姻的发生。古代中国的婚礼有六礼：以纳采为先，由男方聘请媒婆征询女方意向；女方同意后，男方随即向女方取得生辰八字，这叫做问名；男方再将双方生辰八字进行问卜，这叫做纳吉；如果八字相合，男方送聘礼给女方作为文定，这叫做纳征；几天之后，男方再聘请媒婆与女方选择良辰吉日完婚，这叫做请期；最后才是男方于婚期亲赴女家的亲迎。在此六礼中，我们不但可以见到神祇的背书，也可以看到女方经由聘礼去了解男方富裕程度与诚意的过程，由此，大大降低了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交易成本。

　　那么，就当代而言，婚恋中，父母的意见是否必要呢？同样必要，背后的道理与古代相仿。科技发达、文明进步的今天，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男女，多数年龄依然相对较小，不过20多岁，涉世不够深入，对婚后的艰辛等等未必有效预期。如果让他们自由选择婚配，难免做出错误的选择。而父母都是“过来人”，知识和经验丰富，能够大致做出理性的判断和选择，大大减少子女婚姻的风险。

　　所以，如果本人自己决定婚姻，又能够得到家长支持或者家庭支持，这样的婚姻幸福比例将较高。有数据为证——全国妇联于2010年5月15日发布的《中国和谐家庭建设状况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在婚姻决定方式当中，“本人决定”和“本人决定征求父母意见”的人，选择“幸福”和“比较幸福”的比例也比较高，而且在婚姻方式当中，“本人决定征求父母意见”的又高于完全的“本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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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媒的经济分析
《爱情婚姻经济学》山西人民出版社作者：刘正山

　　婚姻自主之后，由于信息不对称，有可能导致逆向选择问题——一个并不优秀的人，由于追求的人很多，给人们造成一种虚假的印象，以为这个人真的优秀，而真正优秀的人却无人问津。因此，“媒人”显得很重要。不过，选择什么样的媒人，也是一门学问。

　　我从小听到的关于媒婆的故事，除了《西厢记》中崔莺莺的那个丫环红娘，基本上是反面的。譬如一个著名的单口相声，讲述的就是媒婆骗人的故事：有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只有一个姑娘，因为残疾——豁嘴，嫁不出去！后来，媒婆遇见一个小伙子，也有残疾——没鼻子。媒婆跟男方说：“这位姑娘家财万贯，没别的毛病，就是嘴不好！”媒婆又跟女方说：“这小伙子，哪儿都好，就是眼下没有什么！”于是，这门亲事就成了。

　　这个相声太过夸张，未必是事实。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们对媒婆没有太多的好感。不过，不论媒婆是否胡说八道，将所有罪过推到媒婆身上，是不合适的。

　　古代中国，子女的婚姻，父母包办的多。而由于当时交通不发达，进入适婚年龄的男女彼此接触相当少，甚至没有认识的机会，双方的认识有限。假设甲男与乙女不在同一个村子里，在一个封闭社会中，甲通常无法顺利结识乙，甲只能通过第三方传递的信息去了解乙。此时媒婆成为双方结婚的桥梁。因而只要到适婚年龄，父母亲就会通过媒婆去寻找合适的对象，如果媒婆有良知，就会为双方将来的幸福着想，即如何使社会效用趋向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媒婆为了节省内生交易费用（即由于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交易费用。参与者的利益是以损害他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这种行为即机会主义行为），会尽量去选择门当户对的双方家庭，这就产生中国古代常有的门第之见。而一些凄美感人的婚姻往往是不被祝福的，除非破解门第枷锁，去挑战当时的传统与父母的权威，演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茱丽叶，或演出一场私奔记，否则很难违抗传统的宿命。如果媒婆良知欠缺，就会产生本文开头所讲述的那个故事。因为媒婆只为赚钱，便忽略双方未来的幸福，此时媒婆追求的是成本最小化。于是，媒婆会刻意隐瞒一方的缺点，或刻意隐瞒双方的缺点，使得对方在婚姻交易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不美满婚姻的开始。如果用博弈论分析，男女两家庭可以选择欺骗与不欺骗（或媒婆可以选择据实相告或欺骗），其中支付单位1表示双方不欺骗下的效用，-1表示被欺骗一方的效用，欺骗一方的效用为1.5，而0.5 表示双方都采取欺骗的效用，则支付矩阵如图2.2婚姻中的囚徒困境。

　　根据纳什均衡的概念，很难找到最佳单纯策略解，必须去推测男女双方或媒婆的话是否属实，还要考虑双方提供的内容的真实性。如果双方选择说实话，且双方自由选择走向婚姻，虽然婚姻美满度（效用）不是最高的，但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但在双方欺骗下的婚姻满意度也许与其中一方欺骗下的相同，不过，双方都刻意欺骗，也许比单方面受骗好。

　　总而言之，中国传统文化中，婚姻礼制转化为一种道德力量，男女交往的过分限制及妇女地位低下，使得媒人得以产生和存在，在这种“匪媒不得”的观念中，男女私情必须要有媒人为证，否则不算是正式婚姻，即使是私下成婚，也必须找媒婆为证，即所谓“便媒人”，虽然说媒婆在媒介过程中存在一些欺骗，但我认为媒人具有安定社会的功能，就如同现在婚姻必须有一些法定的形式要件，如在官方机构正式登记，宣告双方的正式婚姻关系，必须负起家庭的责任，使夫妻之间的关系获得一个稳定机制，而媒婆在古代的角色不就是如此吗？经过媒妁之言的婚姻，如同现在的形式要件，证明双方的关系，这种行为对中国古代的婚姻伦常是一种稳定的力量。

　　至于现代中国的婚姻制度和观念，不同于以往。20世纪之初，西方的婚姻自主理念进入中国，不但有人学西方举行婚礼，征婚广告也出现了。1902年6月26日，天津《大公报》刊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则征婚广告，征婚人自称“南清志士某君”，他的征婚条件在现在看来也是很有新意的：“一要天足。二要通晓中西学术门径。三聘娶仪节悉照文明通例，尽除中国旧有之陋俗。”他注明，只要符合这三项条件的女性，不论年龄大小、容颜美丑。据了解，这则征婚广告效果不错，仿效者很多。

　　到了1949年以后，一夫一妻多妾制被废除，代之以一夫一妻制，自主选择的婚姻成了主流。毋庸置疑，实施婚姻自主，是极大的进步。可是，由于存在不可避免的信息不对称（对对方的能力、品行、性格、经历、家庭背景、爱恋或忠诚程度了解甚少，对自己的情况则较为清楚），自主的婚姻也存在诸多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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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自主，指的是男女双方在没有外在强制的情况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约会），相互中意，可以自由选择签署一纸协议——领结婚证，开始夫妻生活。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广泛存在，有可能导致姻缘错配，譬如发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洛夫（Akerlof）所说的逆向选择问题——一个并不优秀的人，由于追求的人很多，给人们造成一种虚假的印象，以为这个人真的优秀，而真正优秀的人却无人问津。现实中，很多条件不错的女孩子遇人不淑，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很多优秀的男孩子，其身边的女孩子也不够般配，一支狗尾巴草插进雅致的花瓶中。所谓贫不择妻，是一些男人无奈之下的选择。

　　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工作种类日益丰富，但每个人工作的紧张程度大大增加，闲暇时间越来越少。于是，现代人们的社交圈子越来越狭小，能碰上一个可以结婚的人的概率也相应的越来越小。我周围就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朋友，他们工作繁忙，白天没有时间，晚上可能加班，跟外界交往的机会很少，而本单位的未婚女孩子数量比较有限，且难以中意。

　　有的人也尝试着去婚介市场找机会。然而，这个市场缺乏规范，监管乏力，很多情况下又是一锤子买卖，欺诈行为很普遍，真正的优秀人士都不选择婚介市场。《每日新报》2008年10月29日报道称，天津市首次召开的“婚介行业研讨峰会”，与会者一致认为——婚托、虚假信息、色情服务，是婚介业的三大“癌症”。正是由于这些“癌症”，“现在，我们婚介行业的现状可以用一个惨字来形容，人们不信任我们，虽然每年都有人加入婚介行业，但每年也都有40％左右的婚介倒闭。”

　　为了避免婚介市场上的欺诈，人们多半请托熟人做媒。由于是熟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如果搞欺诈，会毁了他的名声。而且，熟人对适婚男女双方都比较熟悉，事先会对信息进行收集，并告知双方，这其实是一个信息萃取过程。如果适婚男女双方觉得对方可以考虑、有结婚的希望，就可以“相亲”。相亲的男女，目标一致，都是为了恋爱、成家。所以，相亲这种方式，比较省时省力，高效速成。

　　选择什么样的熟人做媒人？现实生活中，人们一般选择自己的同学或者朋友充当媒人，而且，媒人很可能未婚。我的建议是，要区别情况。如果你是男性，你的媒人也是男性且未婚，那么，他给你介绍的女孩子未必是非常优秀的，天晓得他是否利用近水楼台之便，将优秀女孩子“追”为己有？如果是女孩子给你介绍女朋友，你也许可以放心，因为，不存在“利益冲突”。而且，女孩子思虑更加周全。至于年长者做媒，我个人持保留意见，尽管他们惯看春风秋月，经验丰富，考虑问题更实际，但他们跟年轻人之间存在代沟，他们的想法未必适合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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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富二代”有所依据
《爱情婚姻经济学》山西人民出版社作者：刘正山

　　凡是婚姻，必定功利。婚姻是一种合约，双方签订这个合约，无非是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如果双方觉得不合算，就不会结婚。那么，那些美女选择“富二代”，又有什么可以指责的？

　　衣橱里挂满名贵貂皮、真丝、天鹅绒的各种晚礼服，时髦裙装大衣，甚至骑马装一应俱全，还多是来自法国或澳大利亚的名牌，清晨有女佣为你备好色香味俱佳的早餐，出门有车夫为你谦恭地打开车门，逛珠宝店敢选掉下来能砸疼脚趾的南非钻石，寂寞了可以乘坐豪华飞机去趟纽约巴黎或者到地中海晒晒太阳……

　　这是一位女性朋友描绘的理想生活境况。我想，可能每位步入待嫁芳龄的女子，都对此向往或者神往，并且将付诸实施。有数据为证。2010年4月，广州市妇联等机构联合组成调查小组，以中山大学等10所高校女大学生为调查对象进行价值观问卷调查，其发布的《广州女大学生价值观调查红皮书》表明：59.2％的女大学生愿意嫁给“富二代”，理由是可少奋斗很多年。

　　女大学生的选择，遭到了不少“正人君子”的攻击；一些传统媒体也纷纷发表批评文章，甚至给这些女孩子贴标签，扯到“现代文明”和“人的尊严”上。

　　在经济学家看来，婚姻不是福利，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施舍或怜悯。凡是婚姻，必定功利。婚姻是一种合约，双方签订这个合约，无非是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如果双方觉得不合算，就不会结婚。如果你坚持认为结婚不存在功利性，那么我问你，你在寻找对象的时候，是否考虑过对方的长相、学识、谈吐、性格、能力、收入等等。如果考虑过上面列举的任何一项，你就有功利意识。

　　现实世界中，很难见到不功利的婚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潘绥铭所做的关于中国人婚姻状况的调查显示：在城镇居民中，男方收入是女方的两倍，性生活最满意，婚姻也最稳定。为什么呢？潘绥铭解释说，夫妻婚姻生活能不能保持稳定，主要是在“交换”价值上能不能保持平等。婚姻生活就是“交换”，即双方的付出和得到的“交换”。如果有一方付出和得到极不平衡，心理很容易倾斜，久而久之，婚姻就会出现裂痕。拿离婚来说，我们常常看到，总有一方认为自己付出太多获得太少，对方则是“狼心狗肺”，一点儿良心都没有。女方往往说，我起早贪黑，为了孩子，操持家务，你的收入无非比我高一点，就夜不归宿，惹花拈草；男方则认为，我的收入比你高，偶尔“开心”一下，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可以跟你扯平。实际上，女方收入少，但由于花在家庭的劳动多，而这部分劳动本身就是机会成本（至少不应低于保姆费），是有经济价值的，可以折算成金钱，而男方之所以有些“牛气”，恰恰是因为他忽略了女方的这部分经济价值，因此“偶尔开心一下”不仅不觉有愧，还有点儿满不在乎。

　　既然婚姻是功利的，那么，那些女孩子选择“富二代”，又有什么可以指责的？那些女生认为自己价值高，选择对象的要求也高，这是她们的自由（当然，所有的选择都有代价，你所选择的是否最适合自己，是否对自己最有利，另当别论）。我们每个人选择配偶的时候，何尝没有依赖一定的尺度将不合乎自己心意的人排除？区别仅仅在于，有的人偏重于金钱，有的人偏重于长相，有的人偏重于学识，有的人偏重于能力。在当前的社会上，金钱是广泛接受的标准，这些女孩子就选择了金钱作为尺度，这并不算冒天下之大不韪。更何况，中国的传统就是看彩礼而择婚配，这一点，恐怕难以否认吧。自己偏好金钱，为何不许别人偏好？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应征的女孩子将金钱看得太重，不会得到真正的爱情。我想，这些人多虑了。单纯的爱情是不可持久的，生活需要脚踏实地，必须考虑油盐酱醋，必须容忍对方的种种以前没有发现的缺陷。何况，如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茅于轼所言，“婚姻的好坏，取决于自己怎么对待，并不是谁跟谁才能走到一起，跟谁就走不到一起，我觉得谁跟谁都能走到一起。问题是两个人要正确对待，正确对待这个家庭关系。”我觉得，“正确对待”的主要内容是，彼此尊重，不干涉对方的自由。双方要认真地约束自己，如果能做到这些，不敢说婚姻必定幸福，至少不会很差。现实中，婚姻出现问题的，往往是因为一方想管住对方，想改造对方，干预对方的自由。

　　当然，把某些女大学生偏好“富二代”当作新闻炒作的那些人是否有什么目的，我不打算去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