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高原格桑花》图文系列报道

寒嫣兒

到过西藏的人，不会忘记那开遍雪域高原的格桑花，因为那是属于西藏的花，她盛开在海拔五千米以上的高原地带，不惧严寒，不怕酷暑，漫山遍野，红透雪原，被藏族人民视为幸福之花、吉祥之花。她像祖祖辈辈生长在青藏高原的藏族人民一样，用生命的怒放，装点着自己的家园。

　　2009年3月28日，是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五十周年纪念日，在拉萨、在林芝、在日喀则、在山南、在遥远的阿里，在初春的和煦阳光下，西藏人民用自己的方式，用醇美的青稞酒，用洁白的哈达，用高亢的歌声，用奔放的舞蹈，纪念着一个民族走向新生、走向世界、走向现代文明的五十年光辉历程。

　　2009年的初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派出了二十多人的采访队伍，分别走进拉萨、走进山南、走进林芝、走进日喀则，走进城市、走进乡村、走进学校、走进军营，从几百万西藏群众中选择着自己的采访对象。

　　我们的记者把目光投向那些工作、生活在西藏的普通人，走进他们的生活，走进他们的记忆，走进他们的过去与现在，记录着一个个普通西藏人的真实生活：他是孤儿出生的西藏学者，他是青稞酒酿造世家的传人，他是一个正走向小康的藏族农民，他是一个日日与佛相伴的僧人，他是藏族自己的歌手，他是一个珞巴族的乡村干部，他是一个在西藏默默工作五十多年的老兵，他是一个驻守在高原的军人……

寒嫣兒

系列报道雪域高原格桑花之一：尼玛次仁师傅的心愿

中广网北京3月16日消息（记者明慧）大昭寺是位于西藏拉萨市中心的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在藏传佛教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座始建于七世纪吐蕃王朝鼎盛时期的寺院，现在供奉的是文成公主从大唐长安带去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是藏传佛教各教派共尊的神圣寺院。藏族人民有“先有大昭寺，后有拉萨城”之说

一千多年来，大昭寺前终日香火缭绕，信徒们虔诚的叩拜在门前的青石地板上留下了等身长头的深深印痕。万盏酥油灯长明，记录着朝圣者永不止息的足迹，也留下了岁月的永恒。一千多年的历史，一千多年的香火，延续了一个流传了一千多年的故事。
    这位用流利英语向游客讲述大昭寺历史的僧人叫尼玛次仁，在大昭寺他很受人尊重。绛红色的咖裟，黄色稍黑的皮肤，瘦削精干的身板儿……已经43岁的尼玛次仁师傅在僧人中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形象精炼的语言、周密独到的见解，加上情不自禁的手势，给他言简意赅的讲解增添了色彩。独具个性的讲解渗透着他对大昭寺、对藏传佛教的殷殷钟情，也让信教群众和五湖四海的宾客在他深邃和富含哲理的解说中了解到藏文化的博大精深。


尼玛次仁师傅接受中央台记者的采访

尼玛次仁师傅讲述自己的经历

尼玛次仁：“我85年出家，汉语还可以，为更好为国外游客服务，开始学英语……”

    尼玛次仁的老家林周县和拉萨市仅一山之隔。1985年，这位普通的农民子弟怀揣梦想来到拉萨大昭寺，成了一名虔诚的僧人。

    尼玛次仁告诉记者：“为了跟上改革开放，更好的服务游客，国内来的要讲汉语，国外来的讲英语。我在外边培训了一年，后来，非常幸运的是，用佛教讲就是加值力，我们去内地（交流），去了好多地方，在北京见到班禅大师，这个照片就是大师给我摸顶……”

    1989年，尼玛次仁考入北京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获得了一生中最珍贵的学习机会。尼玛次仁：“当时，佛学院要求很高，要求必须是活佛才能去学，到第三期开始办一个活佛班、一个僧人班。我想去学习……”

    造诣高深的老师、安静的学习环境，念经、辩经、打坐、修行，一年的学习进修和与各地高僧的交流使尼玛次仁师傅在佛学理论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毕业后，他回到了大昭寺


尼玛次仁师傅与记者共同翻看照片

站在大昭寺的院子里，午后的阳光照在尼玛次仁绛红色的袈裟上，那双神采飞扬的眼睛和那抑扬顿挫的语调，不由得吸引着朝圣者和游客们用心感悟大昭寺的发展变化历程。

    尼玛次仁说：“解放以后的第一次大维修是91年到94年用了3年半的时间，国家拨专款。 2000年顺利列入世界遗产，成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后来随着大昭寺的保护完善，国家旅游局又列为国家4A级旅游景点，今年，09年又列入西藏十大工程，古建筑保护工程，国家还要投入更多的资金保护维修。”

    大昭寺的变化只不过是西藏寺庙变化的一个缩影。近20年来，国家6亿多元的专款投资让西藏1700多座寺庙修缮一新、香火连连；“十一五”期间，国家即将投入的5.7亿投资，将使西藏的古老文物得以传承，同时也让宗教信徒们在心灵的乐园里自由地呼吸。

    尼玛次仁说：“你听到的不一定是真的东西，百闻不如一见，现在政策很好，你亲自到拉萨来看看，情况是非常明了的。从我的感觉国家政府很重视，陆陆续续进行投资维修等等，现在大昭寺和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很多文化遗产等都非常重视。对我们信教群众和宗教人士来说是非常自豪和感到高兴的事情。”

    几乎每一个到拉萨来的信徒、游客和对西藏文化感兴趣的专家学者都会到大昭寺来。尼玛次仁和大昭寺的１００多名僧人每天都在用真诚的微笑迎来送往。

    尽管有着“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拉萨市佛协副会长”等许多头衔，但尼玛次仁还是最愿意听别人称他为师傅。因为，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在保护和管理好大昭寺的同时，把西藏的宗教文化和先祖文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传扬下去……

    尼玛次仁：“因为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这么好的遗产，我们自豪的同时，介绍给热爱和想了解这个文化的人,这也是功德。最后我们的目的是让社会和谐，世界和平，我还是要努力的，努力成为一个（文化传播）使者。”

寒嫣兒

雪域高原格桑花之二：从孤儿到藏学专家

父母给了他生命，却没能给他一双雄鹰的翅膀。从走进学堂的那一刻起，格桑益西的人生之旅就象他的名字一样，好运和智慧长相伴。雪域高原的文化命脉象雅鲁藏布江一样源远流长、奔腾不息。中国之声3月17日《新闻纵横》大型系列报道雪域高原格桑花之二：从孤儿到藏学专家，讲述藏学专家格桑益西的故事。

    推开格桑益西在西藏社会科学院主楼一层最东边的办公室的门，一张摆满了各式各样藏文书籍和证书的大桌子，无声地述说着他工作的忙碌。格桑益西说：“这些都是我们整理出版的，九世纪、十世纪都有。这些书价值很高，有很多是珍本、孤本。”格桑益西是西藏著名的藏学家，在他身后的书架上，摆放着他的作品：《中国民族文化大观—藏族卷》、《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与西藏历史的本来面目》、《西藏通史·松石宝串》等等。提起他的书，格桑益西如数家珍。文弱、清瘦的他把近30年的心血都倾注到了对西藏文化历史、宗教典籍的整理、审定、翻译，以及考古等过程中。在追溯西藏文化前世今生的同时，也滋养着他探索藏文化历史传承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格桑益西给记者介绍藏文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格桑益西：“像这个历史书，讲的是汉藏历史，价值很高。我们出的这些书不仅在国内相关研究机构的图书馆都有，国际上像美国国会图书馆都有我们的书。”

    61岁的格桑益西出生于西藏堆龙德庆县一个世代为领主支差的农奴家庭。格桑益西：“我父母去世很早，是奶奶养大的，要给庄园主租种土地，交租费，服劳役。奶奶去世后，我就成了孤儿，只能是祖祖辈辈当农奴主的佣人。”

    原本以为就此定格的宿命被西藏民主改革的热潮彻底推翻了。格桑益西的人生基调也逐渐变得明快起来。九岁多时，他背起书包，走进了学堂。文化的光芒照亮了他前进的道路。格桑益西专门写过一篇《党给予我双羽丰满》的文章，饱蘸深情地记录下了他成长道路上无处不在的关爱。

    1963年，在拉萨中学读书的格桑益西是老师们关注的“焦点”


这是出版社出版的长条木刻版书籍，民主改革前，西藏基本上都是这种书籍

格桑益西：“我们班主任是天津的房老师，他知道我的身世，每个月从他工资里拿出几块钱，让我买一些我学习方面的、生活方面的需要的，当时老师的工资也不高啊，30几块！”

    20世纪70年代，刚到中央民族学院上大学的格桑益西，由于不适应北京的低海拔环境，天天吃不下饭，汉语老师姚世珍教授焦急地拉着他到积水潭医院，陪着他做了两天的检查，格桑益西：“化验出来，给我什么呢，消化药。我们两人都笑了。从小学到中学、大学，国家提供我所有的费用。而且我得到了各个民族的老师、同学的各个方面的关爱，所以我幸福地成长起来。”

    1981年，格桑益西在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修完古典藏文专业全部课程。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的格桑益西放弃了在北京工作的机会回到西藏，成为当时正在筹建中的西藏社会科学院唯一的一名拥有硕士学位的研究员，致力刚刚起步的藏学研究。不久，国际格萨尔研究大会在拉萨召开，这也是这座雪域古城首次筹办大型国际性藏学研究会议。当时的国际藏学研究领域“西强我弱”，研究院领导决定安排格桑益西在大会上做专题发言。

    格桑益西：“当时我有点胆怯，因为刚毕业时间也不长，在大型会议上也没去过，而且要面对很多国际上知名的藏族学者，蓝眼睛黄头发的都来了，那我有点胆怯，院长知道我的情况就过来对我说，你怕什么，这是我们的领域。”

    “这是我们的领域”。从此，格桑益西记住了这句话。他执着地学习、钻研。二十多年过去了，他先后在《中国藏学》、《西藏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译文，参与了《西藏通史》、《中国民族文化大观—藏族卷》等书籍的编写和翻译工作。2003年，格桑益西担任了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的社长，系统地对西藏的历史典籍进行整理、出版，直到退休。

    在和记者交谈过程中，格桑益西不时抽出这本书翻翻、打开那本书看看，轻拿轻放的那股认真劲儿，像是对待自己的孩子，格桑益西：“现在我们出的这些书是面向广大读者开放的，不像过去那样禁锢在寺院和上层里头。事实证明这不是在毁灭西藏文化，而是藏民族文化在保护继承基础上在发展。”

    从一个孤儿成长为藏学专家。格桑益西感慨良多。他说，现在是藏学研究发展最快、成果最多、学术思想最活跃的时期。而这一切，都得益于西藏日新月异的教育发展，格桑益西：“广大农牧区的小孩都进行义务教育，国家实施三包政策，吃住学杂费全免，有知识的人越来越多，培养的博士、硕士陆续出来，对藏文化发展起很大作用。”

寒嫣兒

五十年，两代人，一世情——西藏建设者第二代代表王亚蔺

他是第一代援藏建设者的后代，大家对父辈都有一种非常崇敬，都想把自己的事情干好的决心，他是一名奋斗在西藏建设岗位的领导者，父亲背着背包一步一步走进西藏为的就是今天西藏的建设，他说：“我有幸在现在的岗位上，就要珍惜它，我们有这个责任沿着父辈的事业做的更好。”他是西藏五十年发展变化的见证人，他将建设者甘于奉献的西藏精神代代相传。中国之声大型系列报道雪域高原格桑花之三：《五十年，两代人，一世情》讲述西藏建设厅党组书记王亚蔺和父辈的奋斗故事。


王亚蔺向记者展示父亲留下的奖章

初见王亚蔺，是在他位于拉萨城北的建设厅办公室里。还没走到他的门口，一个中等身材，皮肤略黑，面庞稍显消瘦的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便热情地迎了出来。有力的握手、炯炯的眼神让人一下子对这个在西藏生活工作了近五十年，把青春奉献给雪域高原的四川汉子印象深刻。

    49年前，一对进藏工作的汉族夫妇在西藏的亚东生下了一个活泼可爱的男孩儿。父母希望儿子不要忘了自己的祖籍，四川古蔺，就从两个地名里各取了一个字，为孩子取名亚蔺。长大后的王亚蔺以四川人特有的勤恳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在西藏一干就是几十年。王亚蔺说：“象我们在西藏成长的第二代，这些子女在一起，大家对父辈都有一种非常崇敬，都想把自己的事情干好的决心。受老一辈的影响，我们现在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各方面条件都比老一辈好，我们没有理由不把自己从事的事业干好。所以更有种钻劲。”


父亲的纪念

1951年，在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西藏各界爱国人士的共同努力下，西藏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的一支被称为“十八军”的部队来到西藏，这其中就有王亚蔺的父亲。他们成为第一批进入西藏的建设者。王亚蔺拿出当年父亲的照片给我看，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在西藏工作了30多年，现在已经回去四川老家颐养天年了。回想起童年的生活，王亚蔺用“特别艰苦”来形容。王亚蔺说：“要说吃的方面，没有什么好吃的，那时候的西藏蔬菜紧缺、肉类紧缺，都是吃干菜。如果搞点肉都是放了又放，穿的也很简朴，用帆布来做裤子穿。家里没有床，父亲就用铁皮箱子搭了个床，睡上去晚上哗啦哗啦的响。一家人就靠父亲的工资生活，那个时候真的是艰苦。”

    王亚蔺回忆，他直到12岁才吃到第一个橘子，当时还是别人从外地带来送给他的。那是他第一次见到橘子，吃起来甜美多汁，那味道至今难忘。就是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王亚蔺记忆中的父亲仍然忘我地工作，丝毫没有怨言。王亚蔺：“他们工作四十年，一直到退休只休过两次假，他们没有享过福，等到国家发展了、形势好了，他们也退休了。”记者：“那个时候是不是所有进藏的干部都是这样的状态？”王亚蔺：“都是这样的，这是一种奉献和牺牲精神。他们那一代没有什么索取，真正是为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西藏的发展放弃了自己的很多东西。”

    在王亚蔺的记忆中，父亲的身影一直是忙碌的，经常出差，那时候西藏根本没有像样的路，父亲每次下乡都要骑马。马背上一骑就是一整天，有的时候到偏远的乡村，还要在外面过夜，辗转几天才能到达。王亚蔺：“拉萨市政道路没有一条柏油马路，过去没有柏油的，都是土路，我记得是从80年代初期开始铺柏油。”王亚蔺曾经在日喀则工作过很多年，他回忆，当年从日喀则去拉萨开一次会往返就要四五天，现在高速公路通了，往返只要几个小时，已经是西藏建设厅党组书记的他，早起去日喀则办个事情，傍晚就可以回到拉萨，他和住在拉萨的很多人都会有空回日喀则看看，探望一下老朋友，方便极了。父辈靠一双脚、一匹马踏遍了西藏的山山水水，如今新一辈的建设者用汽车轮子追逐着时代的脚步。”

    王亚蔺：“中央召开了几次西藏座谈会之后，增加了投入，再加上全国兄弟城市的对口支援。西藏城市市政道路、公共设施、各个方面都在迅猛的发展，不是一般的发展。过去是土路，现在是泊油路、水泥路，道路是越修越宽，功能越来越齐全，整个这个发展速度相当快！本地干部到内地交流上一两年，再回到拉萨都已经不认识了。”

    在王亚蔺家里，珍藏着一件父亲传给自己的礼物——一个装满了军功章、荣誉证和老照片的小纸盒。王亚蔺用红色的绸缎精心地包裹着，每当自己工作压力大，吃不消时，他总要看看这些父亲留下来的纪念，一阵鼓舞便会涌上心头。如今王亚蔺的儿子也成为了驻藏武警部队的一个成员，成为王家又一代在西藏的建设者。王亚蔺：“这个是和平解放西藏纪念章、这是川藏公路修通纪念章……”记者：“这个是宝贝啊，要传给您儿子吧？”王亚蔺：“一定要传给他，这个要告诉他是你爷爷的。”记者：“祖祖辈辈传下去。”王亚蔺感慨的说：“父亲背着背包一步一步走进西藏为的就是今天西藏的建设，我有幸在现在的岗位上，就要珍惜它，我们有这个责任沿着父辈的事业做的更好，让他们感觉我们没有愧对老一辈，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完成。”

寒嫣兒

雪域百灵的如歌人生

她，曾经是农奴的女儿，生命的小草刚刚萌芽就被桎梏在封建农奴制度的黑暗里，五十年前的一场革命，颠覆了世代相传的命运魔咒。她，象只快乐的雪域百灵，尽情地为自由、幸福歌唱，她的歌声成为新西藏的象征。中国之声大型系列报道《雪域高原格桑花》，讲述著名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的故事


谈笑风生

刘华栋与才旦卓玛合影

1959年，22岁的才旦卓玛为电影《今日西藏》录制了主题歌《翻身农奴把歌唱》。才旦卓玛说：“我唱得时候，他们拍的纪录片镜头也在播放，我一看，感觉特别熟悉，还有农奴从家里把地契拿出来烧啊等，非常感人。唱得时候感觉这首歌能够表达出我们心里的话。”半个世纪过去了，才旦卓玛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唱这首歌时的情景。舞台上的她，就象她名字的含义一样——来自遥远天边的神圣仙女。她独特的嗓音、饱蘸激情的歌声演绎着来自雪域高原的天籁之音。

    身为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的才旦卓玛，办公的地方就在布达拉宫的前方，高原的阳光从窗口尽情地泼洒进来，暖洋洋的，就象一首流淌在她心底里的歌。14岁前的才旦卓玛生活在旧西藏的社会底层，父亲曾是位作首饰的银匠。才旦卓玛说：“我们家里是农民，家里、土地都没有。都是农奴主的，那时候生活是很苦的。我基本上是放羊、放牛，很多我们同年的人，一起去的。觉得我们自己命不好。”

    西藏和平解放的号角，把生来就喜欢唱歌的才旦卓玛内心的愿望悄然吹醒。才旦卓玛：“我们家和进藏的一个文工团住的很近，每天早上从我们家门口路过，在公园里头练，他们练啊，唱啊，他们在住的地方也唱，跳啊，看到这些，人家那么幸福啊，我们有那种机会多好，心里就是，这方面有个希望吧。”

    一双渴望的眼睛，一个对歌唱充满向往的藏族少女，一个时常顾盼在文工团驻地的小小的身影，引起了文工团负责人的注意。征得才旦卓玛父母的同意后，她被邀请到文工团学习演唱，才旦卓玛一步跨进了梦中的音乐殿堂。

    1956年，才旦卓玛正式成为日喀则文工团里的一员。两年后，她又被送到陕西咸阳的西藏公学，开始读书识字。上海音乐学院来学校招收民族班学员，只会演唱西藏民歌的才旦卓玛又顺利地通过了考试。提起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的学习经历，年逾古稀的才旦卓玛眼睛里依旧流露着孩子般的眷恋，那是她如歌人生中的温暖摇篮。为了教会连简谱都不认识的才旦卓玛，老师们竟先当起了学生，向她学习藏语。才旦卓玛：“老师钢琴‘当’的一声，让我唱，我就唱不准，语言也不通。老师就跟我们学习藏语，比如‘碗’叫什么，我说叫‘gai’；‘太阳’叫什么，叫‘nima’，‘月亮’叫‘dao’，还有‘你好’之类的。再上课的时候，就让我们唱‘nima xiajiao’，就是‘太阳出来了’这首歌，我们就唱，因为不太会用汉语唱，老师就这样教我们歌曲里的片段，一点点、一片片慢慢就这样顺下来了。”

    1963年，《唱支山歌给党听》被谱曲推出后，并不是原唱的才旦卓玛用饱含深情的演绎，赋予这首歌更深的内涵，一支山歌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才旦卓玛：“心里对党说的话，都在歌词里说出来了。唱着都掉眼泪，共产党没来，没有我今天。”随着《共产党来了苦变甜》、《北京的金山上》等歌曲的传唱和大型革命史诗《东方红》中的精彩演出，才旦卓玛成了中国最著名的歌唱演员。

    1965年，才旦卓玛放弃了留在北京、上海发展的机会，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故乡，四十多年过去了，今天，她仍在高原上歌唱着人民歌唱着家乡。这一切，不仅仅因为她的雪域高原在召唤，更因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一声声嘱咐。才旦卓玛：“他说你是藏族歌唱演员，你离开家乡长了，对你演唱的风格有影响。最重要的是，象你这样西藏各行各业的干部很需要，你们去好好做工作，好好为西藏人民服务。”

寒嫣兒

“世界屋脊”养路工

49岁的索朗卓嘎是养路工人的后代，15岁就接过父辈手中的铁锹，成为高原上修路的女人。出行靠骑马，有些牧民骑牦牛，走骡马道，好多人没有看到过车子，还有些老年人连车子的声音都没有听到过。她，从修骡马小道到养护柏油公路，一干就是34年。人在路上，路在心上。索朗卓嘎与道路为伴，见证着西藏交通的变迁。中国之声大型系列报道雪域高原格桑花，讲述藏族养路工索朗卓嘎的路上人生


记者张毛清采访“世界屋脊”养路工

采访车也歇歇脚

从这里,我们走进养路工的心灵

开山辟路

索朗卓嘎：“我们小的时候，都是父母背着我们去修路，附近又没有学校，像我这个年龄的小孩，那个时候大部分可以说是文盲，真的。我们当时参加工作的时候呢，修路就是用铁锹挖土，用十字镐晒土，用手推车运料。三个道班一辆马车，那是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1982年冬天的一次大面积雪崩，把本来就破烂不堪的简易公路盖得严严实实．这让索朗卓嘎吃尽了苦头：她和工友们凌晨3点冒着零下8度的气温，拿着铁锹和十字镐，翻山越岭3个多小时，在雪地里一干就是7天，戴的口罩冻成了冰块，盘着的头发变成了冰团。

    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以上的地方，常常是“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养护公路、保障畅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索朗卓嘎自豪地说，1978年，国家投资2亿多元，新建和改建了贡嘎到泽当等地的公路，近7年来，国家又投资20多亿元，提高公路等级，现在12个县有9个通了柏油路，所有乡镇都通了公路。索朗卓嘎：“逐步逐步每年都有路的变化，假如说今年好路类标准是65%，明年你必须达到70%。以前没有路到有路了，有路的现在变成了柏油路。现在公路等级提高了，当养路工由体力活升级为了技术活，她所在的扎囊养护段，国家每年要投入1000多万元，光机械就有40多台，用的推土机一台就20多万元。索朗卓嘎：“现在养路工人的体力也减轻了，吃灰尘的也没有了，是吧？以前呢早上出去的时候我们穿得干干净净，晚上回来的时候全是灰尘，现在没有了，养护的工具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都是改革开放30年的变化。”


路边风景独好

世界屋脊养路工

索朗卓嘎的话中，透露出对父辈们艰辛生活的感慨，也透露出对眼下生活的满足。说这话时，一辆辆货车正从平整的柏油路上呼啸而过。索朗卓嘎给我们唱起了养路工自己创作的歌曲《养路工之歌》。索朗卓嘎：“我自己呢也不是什么大人物，就说小人物的话。西藏交通的变化越来越大，这主要是中央对西藏的支持是离不开的，还有就是内地各省市的支援。有了一好的政策，那样样都有了大的变化。”

寒嫣兒

强巴“酿”出新生活

这是日喀则一个世代酿造青稞酒的世家，他们用自酿的美酒招待远方的客人。50年时光如梭，原来的藏酒小作坊成长为初具规模的私营酒业公司，60岁的酿酒行家强巴心有感触：“原来一天能做10瓶、20瓶，现在我们卖酒都看定单了，最大的定单一个要1000箱酒，到处都有来信、打电话要订酒的。感谢改革开放，感谢邓小平！”中国之声大型系列报道雪域高原格桑花讲述强巴“酿”出的新生活。

强八用家酿的美酒欢迎来自中央台的客人

强八在自家的白酒展示台前自豪地向记者介绍家酿美酒的历史

刚踏进日喀则江洛康萨街上的酿酒世家强巴丹达家里，一家人便用当地最有名的酒歌欢迎我们。歌词中唱到：“江洛康萨是孩子的出生地，在这里可以喝到最甜美的青稞酒；把最好的美酒拿上来吧，慢慢的喝，喝到尽兴！”

    在民风淳朴的青藏高原，每逢客人来访，献上一碗香甜的青稞酒是最重要的礼数，客人喝得越多越尽兴，主人就越高兴。到了酿酒世家做客怎能只有酒歌没有美酒呢？我们刚坐下，女主人宗吉就端上了他们家自酿的“江洛康萨”青稞酒。


幸福的强八一家

带着浓浓麦香味的青稞酒有着悠久的历史，“江洛康萨”正是当年农奴主们的私家酿造作坊的所在地。今年60岁的强巴丹达回忆说，1959年的民主改革，周围那些过去拼死拼活世代酿酒上贡的邻居们一下成了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自由身，手里也慢慢有了口粮之外的富裕青稞，小巷就慢慢成了日喀则的美酒集散地。也就是从那时起，强巴开始经常看到母亲开心地哼唱着酒歌酿酒跟街坊们分享，强巴说：“在记忆中，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做酒了，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好长时间，我们家就不再做酒了。等后来三中全会开了以后，我们家的酒就慢慢又做起来了。做酒的方法，我们是用了好长好长时间才从母亲那里学来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日喀则的乡亲们又闻到了江洛康萨小巷飘出的美酒芳香。作为西藏历史特产的代表，青稞酒也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强巴家的小作坊慢慢成变成了年产值过百万的酿酒公司，日喀则、拉萨乃至遥远的印度小城，都有他家的江洛康萨销售。今年60岁的强巴丹达说强巴家世代和青稞酒结缘，如今到了自己这一代靠着酿酒致富了，他在心眼里对改革开放充满了感情。去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强巴在家里最重要的位置挂起了邓小平像。强巴：“改革开放了，我们都抬起头来了，手和脚都腾出来了，能自己做产业了，自己生活的幸福，对社会也有点贡献，职工也愉快！所以我们都很感谢邓小平的。”

    强巴感谢国家和当地政府，感谢党的好政策。富裕起来的强巴也没有忘了身边的乡邻，现在强巴的酒厂吸引了25名员工就业，酒厂使用的青稞和荞麦等农作物，还带动了周围农业发展。酿酒厂效益好，强巴的孩子也争气，儿子格桑次旺学医，去年大学毕业志愿去了珠峰脚下做了一名藏医。小女儿丹增在大学学习旅游规划，现在虽然还没有毕业，但她已经决定要回日喀则创业，这里的山美、水美，她学的专业正好派上用场，强巴支持孩子的决定。在我们临走前，强巴悄悄地告诉我们，酒厂的事业他想传给自己收养的干儿子，在老人眼里，家传的酿酒事业没有内外之分，自己经历过旧时代，如今赶上了好时候，而孩子们就生活在好时代里，就让他们按照自己的理想去放手干吧。

寒嫣兒

农民边巴的十年规划


毛更伟采访养鸡专业户边巴

边巴次仁，一个藏族普通农民。改革开放后靠养鸡起家的边巴，最近又有了更大的野心，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听听《农民边巴的十年规划》。

    沿着拉萨到日喀则的公路西行3个半小时，就是藏胞边巴次仁位于日喀则甲措雄乡比达村的养鸡场。如果不是内地难得一见的藏鸡，边八家现代化的养鸡场和内地看起来并没什么差别。用当地老乡的话说，边巴是个“有头脑”的农民，意识总是超前，靠着养殖专业合作社的技术和市场合作，他的鸡场不到3年就达到了万只规模，日喀则老百姓都吃过他出产的肉食。

    记者：这里是边巴次仁家的养鸡场，能容纳上万只鸡的鸡舍里现在只剩下了500多只鸡了。看来边巴的心思已经不在这个养殖基地上了。能让边巴舍下这一年几万块钱收入的肯定是更大的买卖，果然，我们在边巴本人那里得到了验证。

    记者：（读证书）日喀则市……唐嘎……建筑队，我现在看出来了，您的理想就在这了，养鸡已经是一个很小的愿望了。

    边巴：嘿嘿……就是！

    唐嘎建筑队是边巴次仁新拉起的建筑队，被他像宝贝一样展示给记者看的，就是刚刚审批下来的工商营业执照。“注册资金：六十万”的字样在淡黄色的执照上黑的发亮，显示出比达村这个刚满40岁农民不容小觑的经济实力。

    边巴喜欢看报纸，也上网，普通话说的不错，也很喜欢跟别人分享自己的创业经历。谈起自己的事业发展，他那高原地区晒得黝黑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红润，语气里充满了自豪。他说：“06年只有这一个鸡舍， 07年开始规模大一点，08年养了一万多只。一万多只鸡的话就赚两万八千左右，这个是纯收入，就是三万差不多嘛。”

    日喀则是西藏仅次于拉萨的第二大城市，古老的年楚河孕育出“西藏粮仓”，商品粮产量占到了全西藏的60％，世代务农的边巴一家更是种粮好手。1999年，看到几十年交通大发展给千百年饱受交通不便之苦的日喀则带来越来越多的发展机会，小有积蓄的边巴次仁心一亮，申请贷款搞起了运输。由种地到跑车，边巴找到了致富快车道，可一场车祸不期而遇。

    边巴：车子也报废了，这么多贷款的时候，就是贫困了。

    记者：是不是99年是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差不多是最穷的时候吧？

    边巴：就是最穷的！4万多亏了！那时侯穷得狠！

    机遇在三年后再次来临，2002年，针对日喀则传统农牧产业特点由内地兄弟省份提出的扶贫项目摆到了边巴眼前，懂技术又勤快的他在内地援藏技术员的帮助下很快获得了日喀则牧业局的养猪项目。2003年，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扶植措施进一步推出。得心应手的边巴又得到了效益更高的养牛项目。到2005年，完全进入角色的边巴的产品在逐渐富裕起来的日喀则已经是供不应求。

    记者：现在，2009年，我觉得差不多最富的了吧！

    边巴：最富？不是最富！有些户啊，有三辆东风翻斗车，还有有装载机呀，有些户资金差不多有150多万！这样比的话就是比不上了！哈哈……

    从30岁成家立业到40岁事业小成，边巴次仁说自己十年奋斗经历了很多，也就更看重机遇。又一个十年要开始了，这位有着新思维的藏区农民说自己已经规划好了项目。第一是建筑队，如今日喀则到拉萨路程由1天的缩到了4小时，拉萨到北京也通了火车，援藏项目更是一个接一个，自己的建筑队肯定又赶上了好时候。第二是养殖，越来越富的乡亲就是市场，这个产业肯定也不能丢；第三产业则是自己正在琢磨的当地传统农业，2008年自己在团委组织下到黑龙江农村进行了一次考察，当地机械化大生产让自己又开了一个窍，回来后他总跟村民反复唠叨，现在要政策有政策，要技术有技术，这肯定又是一个好项目。

    边巴：“他们听了以后就说，三十年过了呦，还不到这么富！我说用不到这么长时间，现在党中央给农牧民补助了这么多钱，十年我们就能发展成这么样了！”

寒嫣兒

“门巴将军”李素芝


李素芝为西藏百岁老人巡诊

今天大型系列报道《雪域高原格桑花》刊发《“门巴将军”李素芝》，讲述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军区总医院院长李素芝扎根西藏三十三年，被藏族同胞亲切地称为“门巴将军”的故事。

    “门巴”是藏语“医生”的意思。因高超的医疗技术和周到热情的服务，李素芝被藏族同胞亲切地称为“门巴将军”。

    打开全国道德模范、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西藏军区总医院院长李素芝的人生履历表：22岁进藏，33个春夏秋冬承载着他的青春和梦想。至今，每周还要亲手做五、六台临床手术，许多慕名而来的藏族同胞还经常等在他的办公室门口求诊问药……


李素芝对小孩进行先天性心脏病普查

1976年，22岁的李素芝以全优成绩毕业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留校属医院任外科医生。当年12月，他志愿申请进藏，成为山南边防一团的一名军医。李素芝说：“我76年到了西藏以后，我就经常带着我们的卫生员到村庄进行巡诊，给老百姓看病。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看病，更重要是什么呢？是增强军民之间、民族之间的关系。”

    在山南工作的两年多时间并不算长，但李素芝用真情实感写下的为藏族人民群众解除病痛的故事，却像边防线上连绵的群山，悠长、深情。


李素芝为羊日岗寺僧人发放高原卫生自我防护书籍

李素芝在深夜为当雄地震灾民巡夜

在距离驻地卫生队近十公里的村子里住着一个叫达真的孤寡老阿妈，患有严重的类风湿病瘫痪了多年。每个礼拜，李素芝都会和卫生员一起来到她家，为她看病治疗、打扫卫生。在李素芝的精心治疗下，老人竟然能够站起来走路了、干活了。后来，李素芝要调到总医院工作了，临行前，他去向达真老人道别。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的达真老阿妈站在风雪里，怀揣哈达，在他常来的路边，等了他很久。李素芝说：“冻得发抖。身上揣着一条哈达，还揣着一个苹果。这个苹果已经很蔫了，你知道那时候经济条件很差，我过去以后她一下子跪在地下，抱着我就哭了，舍不得我走。她就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

李素芝和SOS儿童村儿童联欢

拿着这个饱含藏族阿妈全部感激之情的苹果，李素芝眼睛湿润了。西藏群众勤劳善良，只要你给过他帮助，他一定会千方百计报答，面对这样的百姓，李素芝暗下决心，作为共和国的一个军人，一定要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给老百姓巡诊发现一些病人，给他们治病，治好了的，他一辈子记着。只要我走到那，‘李素芝、李素芝……’猛喊我的名字，‘谢谢你了，谢谢你了！’而且我们每次巡诊到农村、牧区，老百姓把最好的东西拿给我们吃，最好的东西拿给我们用，最好的歌给我们唱”

    凡是到过西藏的人，大部分都要经过“心脏”反应的洗礼，高原心脏病是一个困扰世界医学的难题！李素芝凭着多年积累的深厚业务根底，带上几名年轻医生向这个“高原恶魔”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挑战。缺少仪器设备，没有科研经费，就因陋就简，拿自己的工资顶上。为了准确、详细地观察实验动物的临床反应，李素芝干脆住进试验室，连饭都由妻子送。由他组织科研人员陆续研制出的高红颗粒、红景天虫草露、花虫胶囊等一系列防治高原病的药品，为驻藏官兵和群众筑起了一道生命的防线，驻藏部队已连续多年没有一名官兵因高原病非战斗减员。李素芝说：“ 过去高原病死亡率是相当高的，50%—60%，经过我们医院的努力，多年来的努力，现在已经降到2%—3%，可以说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提高了西藏的各族人民身体健康，也促进了西藏的旅游事业发展。”


李素芝为寺庙僧尼办理健康档案

33年来，李素芝就象盛开在雪域高原上的格桑花，默默地践行着自己的人生诺言。1982年到现在，他主持并亲自参与的科研项目，有17项达到国际医学领域先进水平，32项属国内首创，80项填补了西藏医学空白,创造了高原医学奇迹。无影灯下，他挽救了数以万计的边防官兵和藏族同胞的生命，赢得了“雪域神医”的美誉。李素芝说：“ 只要是祖国的需要、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我会在那个地方扎根，会开花。这是自己的诺言。”

    采访结束时，李素芝告诉我们，今年已经26岁的女儿大学毕业后，也自愿来到了西藏。

    李素芝：“她要继承父业来西藏工作。”

    记者：“也是一名医务工作者？”

    李素芝：“医务工作者。”


术后查房

寒嫣兒

从历史中找寻未来

年过花甲的巴桑是山南民族文化遗产抢救办公室的退休老人，年轻时活跃在歌舞舞台上，退休后开始走向挖掘保护西藏文化遗产的新舞台。他踏遍山南十二个县的山山水水，录音、摄影，学唱、学跳，能歌善舞的巴桑使故乡沉睡了多年的藏族民间歌舞重现舞台。巴桑和同事们挖掘上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项目就有12个。乐此不疲的老人，仍然天天活跃在山南的千山万岭之间，他要从历史的瓦砾中寻找西藏歌舞的未来。中国之声大型系列报道雪域高原格桑花，今天讲述藏族老艺人巴桑挖掘保护藏族文化遗产的故事。


巴桑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绶带挂在客厅墙上最显眼处

巴桑和藏民交谈

2月21号，藏历12月19，西藏山南扎囊县嘎孜村正在举行祭神仪式，全村老老少少身着盛装，载歌载舞。曾经在山南民族文化遗产抢救办工作了23年的巴桑副主任也早早的来到村里，为嘎孜村祭神仪式上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收集素材。

    穿梭在人群里的巴桑，一会单腿跪下摄像，一会又身子后仰拍照，身手矫健得像只羚羊。要不是阳光下泛着银光的斑白的两鬓，人们很难相信他是一位一年前就已经退休了的六十岁的老人。还是那身打扮：一副墨镜，一袭马甲，兜儿里全是本子和笔。还是那两样装备：一架相机，一台摄像机。看着载歌载舞的人们，记者很好奇地请教巴桑：“刚才他们跳脚是表示什么？”巴桑：“那是谐庆舞，婚礼，仪式开场舞就这个。慢慢唱，然后再跳。戴小旗子的，是古代武士的服装，松赞干布时代的。我一般都会，打交道二十多年了嘛。”巴桑情不自禁的跺着脚跳了起来，巴桑的脚下，空旷的雅鲁藏布江河谷高地，江水在脚边静静流淌，天空一洗如碧。风从山地吹下，和着清脆的鼓点，在为巴桑伴奏。


记者蒋琦和巴桑及同事在藏民家做客

能歌善舞是藏族人的天性，巴桑自然不例外：“我小时候很想跳舞，很喜欢。看藏戏也好，看大人跳果谐，经常去看，经常去听。”农奴出身的巴桑虽然自幼喜爱歌舞，但是舞台离他却是那么的遥远：“那时在打麦场里演藏戏，我们坐在地下，衣服破破烂烂的，坐在灰里，一起风，全部要弄成灰。”

巴桑和同事们收集整理的部分民间文化书籍


巴桑教外孙跳民族舞蹈

1966年，巴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梦想，进入公社业余文艺宣传队，成为一名歌舞演员。从跟别人学着表演，到尝试着自编自演。洒满阳光的新生活，让巴桑按捺不住创作的激情，开始自己创编歌舞《破除天谜引水来》。提起当年的故事，巴桑禁不住手舞足蹈地回忆起来：“那时农业学大寨后，农田基本建设开展比较大，我们要体现这个，专门排了这个节目。把劳动的过程用手脚表现出来，先把十字镐，修水渠的，一二三四，转过来，加上动作，第二个，铁锹的把子要抓好，全部要扔到外面，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就这样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记者：“这歌舞表现什么？”巴桑：“自己的家乡自己来建，自己的家乡自己来改。得了奖，地区和拉萨演过。”

    巴桑的舞蹈在劳动工地演出，深受农牧民喜爱。老乡鼓励的掌声让巴桑才思泉涌，一出出充满藏族风情的歌舞和现代藏戏被搬上了舞台。随着各地巡演的成功，巴桑也成了山南妇孺皆知的名人。1985年，山南地区成立民族文化遗产抢救办公室，巴桑离开了心爱的舞台，专门从事搜集整理藏族民间文化的工作。主要把山南的藏族传统民间文化保护起来，先挖掘好，收集好，以后传承下去。老的传下来好文化，中途不接的话，以后子孙后代交代不了。

    巴桑和同事踏遍了山南十二个县的山山水水，参与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十大文艺集成”西藏卷的搜集工作，挖掘抢救出大量藏族民间歌舞，仅上报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就有12个。最让巴桑欣慰的，是沉睡多年的歌舞“门巴阿吉拉姆”和藏戏之母“琼结宾顿”，又在山南有了演出队伍，活跃在民间舞台上。


巴桑每天要在家里载歌载舞老伴含情脉脉的看着一如当年青春年少时

巴桑在记录

多年的民族民间歌舞收集整理工作，给能歌善舞的巴桑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第六届全国民运会开幕式上，巴桑主编了大型歌舞《卓》舞表演；庆祝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年大庆，巴桑编导了《山南服饰表演》；2007年，青藏铁路通车，巴桑又带着两百多藏族群众到拉萨火车站去表演：“大家跳卓舞，甩头，打鼓，就是这样，得儿当当得儿当当，火车一来，就这样甩，得儿当当得儿当当。高高兴兴地跳。他们很高兴西藏第一次通车，还有这隆重的典礼参加，很幸福的。”

村民们顺时针围着女神边走边唱,边唱边跳

工作中的巴桑

带着自己编排的歌舞，这些年来，巴桑到过拉萨、到过首都北京到过成都、南宁，还编排过出国演出的节目。巴桑说：“我参加不了出国，但是自己教的节目有出国演出，这是很骄傲的，是吧。藏戏教了，珞巴舞也教了，雪青舞蹈也教了，不同的角度来体现山南的民间歌舞，和西藏的民间歌舞，这也是藏族灿烂文化的宣传。”

    巴桑家里，最醒目的地方，挂着一块金色奖章，那是国家授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奖章。已经退休了的巴桑一天到晚奔波在山南的山水之间，那是歌舞声中巴桑仙境般的舞台。而他心里的舞台，也在高原的蓝天下延伸。

寒嫣兒

幸福像花儿开放

六十二岁的索朗卓玛，是西藏山南的一位普通藏族阿妈。农奴出身的卓玛，旧社会尝尽了人间疾苦，民主改革前，童年的卓玛是农奴主家中一个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卓玛：“天天要为他们干活，没吃的，去到庄园主去求情，去换点糌粑，面，或者采点桑叶，跟酥油一起吃，或者换着吃。”民主改革让卓玛翻身做了主人，改革开放，让卓玛一家走向了富裕的新生活。中国之声大型系列报道雪域高原格桑花，走进农奴索朗卓玛的家。


阳光下慈祥开朗的卓玛阿妈

从雍布拉康俯瞰肥沃的雅垄河谷地里的西藏第一块农田

认识卓玛阿妈，是因为我们骑上了她女婿边巴的马去参观。陡峭的扎西次仁山脚下，就是卓玛阿妈家所在的门中岗村。山顶上，矗立着西藏历史上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这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碉楼式建筑，在藏族人民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由高地农业文明发展壮大的吐蕃王朝在此兴起，留下了西藏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在雍布拉康脚下，雅鲁藏布江的支流雅砻河蜿蜒远去，灌溉出全西藏最富庶的土地——山南。这里气候温和、沃野千里，素有西藏“小江南”之称。由此，这里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游客。

    每天，从山脚到山顶，蜿蜒的山路上，黝黑腼腆、头戴藏式礼帽的藏族汉子边巴，都牵着他的枣红马，招呼着游客上山。清脆的马铃声和着山风，在铺满碎石的山道上回响。跟随边巴的脚步，我们来到他的家——一栋两层的藏式小楼。边巴告诉我们，村里一百零四户人家，家家都建了藏式小楼，县里为每家补贴一万元。坐边巴家二楼的客厅里，透过明亮的玻璃窗，蓝天下，灰白色的雍布拉康冷峻巍峨。


记者蒋琦和丁小兵和门中岗村村民索郎卓玛老人和她的女婿边巴.山顶上就是西藏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宫殿下的山脚就是肥沃的雅砻河谷,谷地地里有西藏第一块农田.

记者蒋琦和丁晓兵在采访岗巴宗村民边巴,山南军分区参谋扎西做翻译.阳光洒进客厅,再喝着酥油茶,浑身暖洋洋的.

我们正议论着客厅里的两台电视机和一台一人多高的大冰箱时，门帘一掀，一位老阿妈满脸是笑的端着篮子走了进来，请我们尝尝她的手艺。

她就是边巴的岳母索朗卓玛。老阿妈穿了一身朴素的藏衣，胸口缝了块书本大小的补丁，氆氇围裙上还粘着水，堆满皱纹的笑脸就像盛开的葵花儿。老阿妈看上去要比她的实际年龄大十岁，两只镶着深红色玉坠的耳环告诉我们，这是个殷实的家庭。阿妈不懂汉语，但十分健谈，她说家里祖祖辈辈都住在门中岗村。1959年和1978年，是她记忆中最难忘的两个年头：1959年，卓玛十二岁，已经是农奴主家没有人身自由的小奴隶了，整天跟着父母替庄园主干活。

    1959年的民主改革让卓玛一家翻身做了主人，成了新西藏的自由公民。一九七八年的改革开放，则让当年32岁的卓玛分到了属于自己的20亩地。勤劳的卓玛把满腔的热情都扑到了自己的土地上。卓玛有四个女儿。女儿大了，心气儿正旺的阿妈，提出了自己的选婿标准：一是人品好，二是手上要有技术。

    大女儿次仁央姬挑中了有一手织布手艺的昌珠青年边巴。1988年，边巴坐着拖拉机，在土路上颠了好久，带着满身风尘，来到了卓玛家。现在，卓玛阿妈和大女儿住在一起，女婿边巴成了二十亩土地上的主要劳力。卓玛阿妈没有看错。边巴的勤奋，让家人的日子一天天殷实起来。几年之后，家里的生产、生活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门中岗村环围着雍布拉康,雅砻河肥沃田野环围着门中岗村

这是卓玛阿妈三年前新盖的藏式小楼,就在栢油马路边

卓玛的家就在栢油马路边,雍布拉康脚下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西藏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成了旅游热点，村里十三户人家买了四十多匹马，开始为游客租马服务。在阿妈的支持下，边巴也买上枣红马，搞起了旅游，家里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卓玛阿妈扳着指头，给我们一项一项列着她的购物计划，卓玛说：“买菜啊，水果，音像方面的器材，还有糖，还有全部要买新服装。特别是现在小孩要求比较高，她们的观念不一样。”

    坐在自家宽敞的楼房里，卓玛阿妈说，那时小小的梦想实际就是一种奢望，如今，梦想已经变成现实，现实比梦想更好。我们问老人，看到外地游客来看她家乡的风景，自己想不想出去看看外地的风景呢？老人笑着说自己晕车，上车就会吐，不过大女婿他们老是到外地去转转看看。记者问道：老阿妈如果不晕车的话，想不想坐飞机到北京去？卓玛：那肯定。

寒嫣兒

一个老兵的59年西藏情缘

王彩友，原十八军先遣支队战士，1950年1月，随军进入西藏。现在定居西藏林芝地区八一镇安享晚年。谈起往事，王彩友老人情不自禁地唱起了一首萦绕他心头多年的歌——《歌唱二郎山》，对于进军西藏的原十八军老战士来说，《歌唱二郎山》是记忆中永远抹不去的旋律。


记者采访王彩友老人

公路旁的林芝民居

在西藏林芝地区八一镇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我们见到了已经78岁高龄的王彩友老人。老人正在逗弄着刚学走路的小孙女，沉静而慈祥，无异于任何一个含饴弄孙的普通老人。只有从王彩友老人那黝黑的脸庞，青紫的嘴唇，我们仿佛看到了他们那一代人为解放西藏，建设西藏所经历的艰苦峥嵘的岁月。王彩友老人说，我们十八军先遣支队四月份离开雅安进入了甘孜，甘孜就是藏区了。

    五十年代初，年仅18岁的王彩友，就是唱着《歌唱二郎山》，随十八军先遣支队开始进军西藏。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离开雅安以后，眼前都是高山狭谷，冰川雪峰，脚下没有道路可言。部队一边进军，一边修路。到了昌都以后，由于后方供给困难，部队很快就没有粮食吃了。当时的昌都地区很落后，贫苦的老百姓手里没有粮食，有粮的那些富人又不肯卖给你。部队当时每人一天只发２两粮食，充饥只能靠挖野菜。

    让王彩友老人难忘的是，到了1951年3月份，部队在昌都列队欢送以阿沛为首的西藏和谈代表团，西藏和平解放的大门终于打开。送走以阿沛为首的西藏和谈代表团后，部队继续在那里修路，做一些上层统战工作和群众影响工作，进行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

    1951年5月23日，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随后，王彩友所在部队开始进驻到了山南、日喀则、拉萨，最后来到了林芝。这一路行军所看到的景象，给王彩友老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王彩友说：“从我们进军的途中看到的景象来看，那是非常荒凉、凋零，这是藏区当时的情况。我们看到当时整个藏族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那么个情况。”

    1959年，王彩友老人从部队转到地方工作，参加林芝地区的民主改革。王彩友老人说，当时西藏的生产就是一些简单的、原始的农牧业生产。一克地（相当于1.5亩）下30斤种子，产量只有150斤。那时泽拉宗政府下面有个嘎拉乡，耕地用的是青冈木做的犁子，有些中小差巴条件好一些的，上面套一个铁尖子，一般的贫苦农奴家庭就是把那个木犁套到牛背上耕地，用手撒播，农业生产条件相当落后。


林芝八一镇

林芝珞巴族民居

实行民主改革，西藏广大农奴焕发出的那种革命激情，王彩友老人记忆犹新：“工作组下去以后，广大贫苦农奴和奴隶，那是非常欢迎的，他们积极地要求进行民主改革，积极地参与民主改革，对封建农奴制度进行斗争，是非常热情的了。当时群众那种跟着共产党干革命，跟着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那种激情是非常高涨的，搞诉苦大会、烧地契、烧卖身契，搞得热火朝天。”

    民主改革以后，西藏广大农奴翻身得解放，有了自己的土地、牲畜，和一些基本的生产资料。王彩友老人说，由于西藏千百年来的封建农奴制的统治，生产水平太落后，群众家底太薄，所以群众的生活改善不是那么很快的，缺粮户特别多。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生产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粮食算是够吃了，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

    让王彩友老人欣慰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激发了群众劳动致富的积极性：“过去守着土地，一天到晚挖土。改革开放以后，群众有经商的，过去当地藏族群众是没有经商开店的，你让他做生意，他害羞，因为千百年来没有这个习惯。现在藏族群众做生意的也多了，你到市场上看看，藏族开店的，种菜的，过去只是种粮食，现在种菜呵搞大棚，养鸡养猪呵，这就多了，还买车跑运输，现在生活发展那个快呵，群众收入也多，生活水平比过去要强上很多倍。现在农村盖新房的，买家电的，比较富裕的还有买小车的，生活确实有很大提高。”

    王彩友老人当年刚到林芝时，林芝地区所在地八一镇还是一片乱河滩，干部下乡靠走路，尼洋河上只有牛皮筏子。今天的八一镇，经过五十年来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在广东、福建两省的大力支援下，城市建成区域面积已由过去的几平方公里扩展到了十多平方公里。一座现代化的新城镇已经崛起在林芝的青山绿水间。先后获得了“全国园林绿化先进城市”和“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林芝农村民居

王彩友老人接受记者采访

在林芝采访，我们看到公路两旁、农村牧区，一幢幢由白色石头垒成的二层藏式民居别致而华丽，各色坡形屋顶，在蓝天下绚丽夺目。据一份统计资料显示：近几年来，林芝地区整合资金近5亿元，新建和完善农牧区小城镇28个；投资16亿元，完成安居工程建设任务近2万户，使80%的农牧区总人口住上了安全适用的新房，过上了现代文明的新生活。涌现出了西藏第一个万元村、第一个汽车村、第一个电话村、第一个民俗文化旅游村和次旺、白玛四郎等600多名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

    目睹林芝的这些发展变化，王彩友老人动情地说：“过去是给领主当奴隶，现在是人民当家作主，过去是落后、野蛮、残酷、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现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西藏翻身农奴过着幸福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生活，这不是上千年的变化吗？过去的那种落后是我无法形容的。”

寒嫣兒

多布杰：幸福歌声传四方

从昔日农奴的孩子，到山南地区艺术团副团长，国家二级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50年来，多布杰用自己的歌声，放歌新西藏。中国之声大型系列报道《雪域高原格桑花》，讲述一位西藏老艺术家，原山南地区艺术团歌唱演员多布杰的故事。在西藏山南，一提起多布杰，藏族同胞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土生土长的多布杰去年刚刚从山南艺术团退休，在家乡乃东县雅鲁藏布江的南岸盖起了一座藏式新居。还没进门，多布杰底气十足的洪亮嗓音就传进了我们的耳畔。


说着说着，多布杰兴奋地起身，一边打拍子，一边跳起了原汁原味的藏族舞蹈。

山南地区如诗如画的壮丽山川，孕育了能歌善舞的藏民族。

带着传统藏式毡帽的多布杰满面红光，笑声爽朗，结实的身体，让人很难相信他是一位64岁的老人。去年从西藏山南地区艺术团退休的多布杰，唱起44年前他刚刚加入地区文工团时唱的第一支歌，依然是那么的深情，这首由民歌改编的《西藏好》歌词朴素、简单，歌中唱到：“西藏好，西藏好，西藏是我们的故乡。”多布杰说，这首歌唱出了他的心声。多布杰：“如果不是民主改革，就是我父母一样的命运，命运不属于自己。”

    说起父母的命运，笑声朗朗的多布杰眼神忽然黯淡下来。多布杰回忆说：“我父母就住在这里，旧社会就在这里，后面寺庙就是父母当农奴的地方，父母干工作的时候，我去捡柴，烧水，干杂活。如果来不及，父母会被打骂。西藏祖祖辈辈都是这样的。”如果没有民主改革，多布杰的命运将和父母一样，成为一个农奴……

    1959年，西藏实施民主改革。像千百万农奴一样，多布杰的命运发生了巨大转折。酷爱唱歌的多布杰先是加入了乃东公社业余宣传队，1965年，20岁的多布杰又被选进山南地区文工团，成为这个专业艺术团的第一批专业演员。旧西藏，除了布达拉宫供云乐舞“嘎尔巴”队以外，再没有一支官方专业艺术团体，专业演员就更不用说了。多布杰说：“我是从乃东公社，巴桑拉姆，曲珍，我，我老婆，政协的，原来文化局副局长，我们都是从农村招来的。”

    这是山南地区，也是西藏最早建立的一批专业艺术团。多布杰到现在还记得刚开始的那些年，条件是如何的艰苦，他说，哪有什么服装、道具，化妆，就是用炭灰描描眉，用红印泥画画脸。多布杰说“从65年到73年，我们演出的时候，我上台，你下来拉二胡吹笛子，一专多能。走的时候，自己的行李自己背，自己带粮食，自己捡柴火自己烧水烧饭。演出地点，不讲究，群众安排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演出，牛圈、羊圈里演出。”


采访结束，中央台记者岳旭辉跟多布杰合影，他们身后就是多布杰家新建的、宽敞明亮的两层藏式楼房。

多布杰新居的客厅里摆放着布达拉宫跨越50年的两张照片，黑白与彩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多布杰说，就象现在，他脚下就是父母当年还是农奴时住的地方，那时怎么会想到会过上现在这样幸福的生活，有这样漂亮的房子和家具。

酷爱唱歌的多布杰从新生活中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多布杰：“演出以后群众评价很高。他们看了后，非常高兴，因为是从群众中来，群众接受快，容易学会。”更让多布杰开心的是改革开放以后，演出条件大大改善，新招的演员都经过了专业院校的培训，他还随着艺术团走出山南，走遍全国，走向了世界舞台。

    多布杰：“香港回归97年，我们三十多人去瑞士、希腊，还有意大利。去欧洲演出，心里很高兴，没有想到的事情出现了。后来还去过澳大利亚、西班牙，参加世界艺术节。”

    多布杰，一个昔日农奴的孩子，成长为国家二级演员，担任了山南地区艺术团副团长，是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更让他欣慰的是，今天的山南艺术团不仅完整地继承保留了山南地区众多原汁原味的藏族歌舞和藏戏，还编排演出了更多的新歌舞，受到国内外观众的欢迎。说着说着，多布杰兴奋地起身，一边打拍子，一边跳起了原汁原味的藏族舞蹈。他说，好的东西就象酥油、糌粑和干乳一样，哪个都不能丢掉。


西藏和平解放前，全西藏只有布达拉宫有官方组织的专业艺术团体：供云乐舞“嘎尔巴”队

在多布杰家漂亮的客厅里，多布杰正在接受中央台记者丁晓兵采访。

如今，为藏区群众歌唱了40多年的多布杰已经离开舞台，从中国音乐学院毕业的二女儿又继承他的事业，加入了山南艺术团，多布杰说，女儿弥补了我的遗憾。安享晚年的多布杰没有停止歌唱，清晨的雅鲁藏布江畔，散步的人们不知不觉会被多布杰的歌声吸引，停下脚步。那彷佛来自云端的歌声里飘出的依然是幸福的味道。

寒嫣兒

伊道的无悔选择


伊道（左）与记者郑颖合影

在林芝地区人民医院的大院里，伊道迎面走来，看起来，他的腿脚不是很便利。

    伊道说：“在50年代我们家比较贫穷，冬天没有冬装，很多时候都是光着脚，赤着脚上学，下地干活，现在年龄大了关节痛。”

    在旧西藏，普通人最好永远不要生病，因为治病对他们来说，绝对是一件难事。伊道的母亲就有过梦魇般的经历。

    伊道的母亲：“在40年代的时候曾经有大的流行感冒，几乎每家人只剩下一、二个人，当时我们有12个人，最后只剩下只有我母亲和舅舅两个。”

    “求神治病，等于等死”。母亲家的不幸，以及后来叔叔的突然死亡，落后医疗条件让伊道立志学医。

    伊道：“在旧社会我们医疗条件几乎是没有。人们生病以后首先请当时的喇嘛，进行算掛，然后祭神，杀牛，杀鸡，杀牲的抵命。我的一个叔叔精神有点失神，因为当时没有象样的医院，也没有钱就诊，无缘无故就去世了，如果有一个高明的医生，他可以活的长一些。我觉得我应该学医，立志成为一个比较好的医生。”

    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以后，偏远贫苦的农牧区孩子能够免费

    上学了。1974年，伊道考上了重庆医学院，他是当时学校唯一一名来自藏区的学生。伊道本名伍金次仁，到重庆上学后，他自己改名为伊道。

    伊道： 因为我们认为学医是一个高尚的职业，同时他也应该担负起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所以道德，作为一个医生道德先重要，所以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伊道。

    在伊道的记忆里，是“金珠玛米”——也就是解放军的“马背药箱”，开始改变藏区百姓的医疗卫生状况
    伊道：“解放军进藏以后，拉萨有人民医院，各个地区相应的成立一些小型医院，还有部队的医院也是面向农区，骑着马，有的地方可能骑不了马，要走路，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走村串户的进行救治。比如说在66年，有一次麻诊流行，我记得有一个姓陈的医生，他就背着药箱，走村患户，一个一个去治疗，护士也是他，医生也是他，当时小孩儿都经过他的治疗，得到了有效的治疗，治愈了好多人，没有一例死亡。”

    “看病难、住院难、吃药难”这“三难”在过去一直困扰着林芝地区的农牧民。医院远、医生少、看病贵让很多农牧民在大小疾病面前显得很无奈。广大老百姓是小病扛，大病熬。伊道至今还记得，刚到医院工作的时候，几间房子，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加上药品架，就是全部的设备。说1997年开始启动的农村合作医疗体制改革，伊道大夫一脸欣慰。”   

    伊道：“原来就是大家有小病忍着不去看，现在大家健康意识的提高，一些富贵病也有了，比如说唐尿病、脂肪肝，他们意识到这些病，需要早期治疗。我作为一个医生感到很欣慰，由此我相信人民的生命得到保障，人民的寿命会更长。

    伊道说，现在农牧民看病“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市”，伊道所在的林芝医院经过40多年的发展，发生了很大变化，西藏人的平均寿命由上世纪50年代的35.5岁提高到了今天的67岁。

    从医三十多年，伊道已经不记得自己治了多少病人，加了多少夜班，但他从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因为，每天，他都觉得自己活得那么有价值，那么有滋味。

     伊道：“这个医院现在有210张床位，年门诊在10万人，治愈率明显提高。最近我们内科有血液静化中心，外科有腹腔镜手术，我们现在新的住院楼和新的门诊大楼正在建设。现在我们的大型设备有，CT机，还有全自动生化仪，还有电子胃镜，有血液机治疗机，多功能麻醉机，大大改善了我们的医疗条件。”

花花

这些采访很重要。。。这才是真实的西藏。

寒嫣兒

为西藏绘制彩虹的人


记者周平、蒋琦与索朗仁青一家合影

今天的《雪域高原格桑花》播出《为西藏绘制彩虹的人》，讲述扎囊县阳光氆氇厂厂长索朗仁青的故事。

    走进西藏山南地区扎囊县阳光氆氇厂的陈列室，我们的眼前陡现出一片绚丽的彩虹，一件件由五彩氆氇拼结而成的藏装、门帘、地毯、围巾、裙边，摆满了陈列室的每一个空间，其设计和工艺都让每一个看过的人赞不绝口。

    氆氇，是藏族手工生产的羊毛织品，具有浓郁的藏族传统线条和图案，世世代代受到广大藏族群众的喜爱。山南地区扎囊县阳光氆氇厂是西藏目前规模最大的氆氇厂，厂长索朗仁青也被自治区命名为“民间工艺大师”。


工人们正在制作氆氇
索朗仁青说：“我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奴家庭里，父亲和母亲都是寺庙里的奴隶，没有人生自由，每天只能吃一顿饭，而且常常有了上顿没有下顿，59年西藏民主改革，那时候我刚刚出生，妈妈牵回了两头分来的奶牛，我一落地，就有了牛奶喝。”

    索朗仁青清楚的记得，1982年，当时的自治区书记阴法唐到江果村视察，他对村民们说，现在外面都在搞商品经济了，藏族要过好日子，就得要想办法走出去，闯一闯外面的大世界。阴书记的一番话，深深地烙在当时在村里当代课老师的索朗仁青的心底。他花了500元钱，把村里乡亲们手工织的氆氇收购过来，把它们打成一个包，背到日喀则去卖，这一走，索朗仁青走了三个月，虽然赚的钱还不够他三个月的花费，但他的脚步却从此再没有停下来。

    2002年，索朗仁青在自己家院子的空地上支起了五台织机，并从村里请来了几位工人，建成了一个小小的氆氇厂，白天，索朗仁青指挥生产，晚上，他就画图设计，很快，他生产的氆氇不仅织工精细，而且图案新奇，色彩鲜艳，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他的厂，也一步步发展壮大，由家里走到了乡里，再从乡里走到了县里。

    如今，索朗仁青的氆氇厂占地约10多亩，有两幢漂亮的厂房，80多台织机，成为远近闻名的民营企业。索朗仁青说，他热爱氆氇，胜过爱他的生命。

    索朗仁青感叹地说：“在我的人生中，我惟一的选择就是氆氇，也许我80岁90岁死去了，可是我的氆氇还在，它永远不会消失。”


扎囊县阳光氆氇厂厂房外观

寒嫣兒

在那黄刺树生长的地方

64岁的藏族老人小多列，对民主改革前自家的生活记忆犹新：“以前的房子，没有窗户，阴暗，漏风漏雨。当时一家4口人都打地铺睡，连一个床都没有。”50年前的民主改革，彻底改变了小多列一家的命运。他们从农奴主手里夺回了牲畜，5人分到了1头牦牛，每人分到了1亩多土地。就在当年做农奴的桑嘎庄园院子里，小多列盖起了9间房的宽畅明亮大房子。现在全家6口人，年收入38000元，生活已经达到了中等的水平。小多列是位经历过风霜，见证过历史的老人。他总是说：“现在看新社会，过着这么好的生活，心里太高兴了。”

照片里的小多列，还不到二十岁，肩扛手抱一大捆木柴的他笑得特别灿烂，露出了一排洁白的牙齿

小多列老人两鬓露出来的几缕白发和额头上深深的皱纹，似乎在告诉我们，这是个经历过风霜，见证过历史的老人。

寒嫣兒

强大的采访阵容：两位记者（右二岳旭辉，镜头外还有拍照的丁晓兵）加两位藏语翻译（左二、左四）。左一为小多列。

在结巴村村委会，记者与小多列老人合影。“穷棒子互助组”展室就在身后的村委会院内。

“结巴”这个发音在藏语里是“黄刺树”的意思。小多列的家就在这个生长着“黄刺树”的地方。
    从雅鲁藏布江上的泽当大桥看过去，通往乃东县结巴乡结巴村的柏油路，在青藏高原明媚的阳光下，象一条黑色的绸带一直延伸到远方的山间。这条路当年是西藏第一条乡与村之间对接的柏油路。
    这样的“第一”，结巴村还有很多，最著名的就是48年前这里诞生的全西藏第一个朗生互助组，就是翻身农奴互助组。而我们要采访的小多列书记，当年就是朗生互助组的成员之一。
    结巴村的房子错落有致，在蓝天的映衬下显得高大、挺拔。推开小多列家的院门，迎出来的老人，戴着棕色的藏式礼帽，紫铜色的面庞，个子不高，看上去有点瘦但很结实。他就是小多列，与我们路上遇见的藏族老人没有太多的不同，两鬓露出来的几缕白发和额头上深深的皱纹，似乎在告诉我们，这是位经历过风霜，见证过历史的老人。
    小多列说，真是想都不敢想，当年在桑嘎庄园做农奴时，根本就不敢靠近这个院子。可现在，自己家宽敞明亮的九间大房子就建在当年桑嘎庄园的院子里。是西藏的民主改革，让翻身农奴挺直了腰杆，做了主人，拥有了美好的家园。


站在村委会“穷棒子互助组”事迹展室外，藏语翻译（左）正向记者转述小多列（右）对现在幸福生活的感慨。

小多列家宽敞明亮的九间大房子之一。

小多列家的牛棚。50年前，一家人住的地方，还不如现在的牛棚，低矮、阴暗。

寒嫣兒

象西藏的很多家庭一样，小多列家的客厅里供奉着毛主席相片。

小多列（左）说，记者手里拿的是他们当年用过的农具。现在，村里除灌溉以外，种地已经全部实现机械化。

小多列的房子是1999年开始建的，有230多平方米。当时因为经济条件有限，只盖了一层，后来又改造过三次，明年准备在上面加盖一层，变成二层小楼。走进小多列的家，客厅、卧室、厨房，吃饭的地方、放杂物的地方，分的挺细。老人说，现在不光是人住得好，连家里养的猪、牛、羊也都有各自独立的圈舍。而50年前，一家人住的地方，低矮、阴暗，还不如现在的牛棚。小多列说：“以前的房子房门特别低，没有窗户，阴暗。房顶特别矮，墙角都是露出来的，漏风漏雨。当时一家4口人都打地铺睡，连一个床都没有。”

    50年前的小多列一家象村里的大多数人一样，“只有身后的影子和地上的脚印”属于自己。是民主改革改变了小多列一家，也改变了全村人的命运。他们从农奴主手里夺回了牲畜，5人分到了1头牦牛，每人分到了1亩多土地。小多列老人回忆说，农奴们第一次分到了土地，彻夜欢歌，很快成立起第一个由农奴组成的互助组，一年下来，互助组粮食不仅能够自给，而且有了余粮。

    在结巴乡结巴村委会“穷棒子互助组”事迹展室内，一张标题为砍柴的照片，记录下当年小多列真实的感受。照片里的小多列，还不到20岁，肩扛手抱木柴的他笑得特别灿烂，露出了一排洁白的牙齿。

    展室里还陈列着小多列他们当年使用过的藏式犁、牛轭等农具，如今这些农具已经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小多列介绍说，是改革开放让结巴村的生产力第二次解放，目前，村里除灌溉以外，种地已经全部实现机械化。他报出他家的几组数字，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了西藏农家的巨大变化：“以前1亩地生产340多斤粮食，现在是2800多斤。化肥是国家拨的，把费用减掉，1年就有两万多元收入，加上其他，全家1年的总收入达到了38000元。这在我们村里还只能算是中等水平。”

    站在村委会“穷棒子互助组”事迹展室，望着远处山坡上历经风雨但依然生命力旺盛的黄刺树，小多列脸上洋溢着幸福：“想想以前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再看看现在，过着这么好的生活，心里太高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