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政策简报：全球性的对华政策（译文草稿）

rhapsody

楼主提示：本译文草稿仅作内部交流，请勿外传。由于该稿尚在校对阶段，文字可能还比较糙，不过看看大概意思的话也还可以。

全球性的对华政策

[法]顾德明 著

http://ecfr.eu/content/entry/a_global_china_policy/

概要

当前，中国既能影响经济贸易、气候变化、核武器扩散等各种全球性议题，也能影响包括非洲和中东在内的各地区局势。因此，欧洲需要以全球视角重塑对华政策。在对华关系上，欧盟成员国不应将思维局限于双边模式中，而是要综合考虑中国对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对欧洲外交政策中各项事务的影响。欧洲各国需要在更有效地协调自身政策的同时，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才能给有限的欧洲对华影响力增加分量。（政策的协调最好在欧盟一级中进行。）简而言之，欧洲需要制定一个全球性的对华政策。此外，中国目前许多重要外交决策是由其国内的执行者作出的，而国外的人们对此缺乏了解。欧洲需要对其增进了解并加强沟通。

过去，欧盟成员国之间协调对华政策都十分困难，更不用说与欧盟之外的国家合作了。虽然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在全球经济危机后更是如此，但是，由于中国与邻国以及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这给欧洲建立新的联盟、并增加应对中国的筹码创造了新的机会。欧洲还应当与中国国内可能存在共同利益的新政策制定者进行交往接触。若想要全球性的对华政策行之有效，那么欧洲一开始着手的事项不宜过多。欧中关系应当特别集中在以下五个问题上：贸易和投资政策、工业与科技、气候变化、伊朗核扩散及人权问题。

引论

中国自认为比以往都要强盛。中国的外交政策专家并未将2008年9月雷曼兄弟的破产看作是一次简单的危机，而是全球力量分布的一次结构性改变。此后，中国在各种外交问题上变得非常自信。中国多次轻视欧洲，以此作为对后者支持达赖喇嘛和西藏的回应。同时，对其人权问题，中国也愈发坦然。中朝经济关系不断深化。而且，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施加的压力是最小的。甚至在“天安舰”事件上，中国的态度也是如此。中国还有意放缓国际社会对伊朗进行新一轮制裁的步伐，因为中国可从不断发展的中伊经济关系中得到好处。此外，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号召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采取气候行动而会中，中国则通过强硬的政策来达到其目的，即阻止签订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约束性承诺。但中国似乎玩过火了。总之，中国通过国际机制达到其自身的经济、战略利益；而在这些国际机制对其地位构成挑战时又进行阻挠。全球责任理应由各国共同承担，但中国却打破了这一希望。

这些证明了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欧中关系实力审核》报告的正确性。该报告发表于2009年4月，报告称，欧洲对华政策正走向失败。报告认为，欧洲对华的“无条件交往”政策基于一个假设，即在中国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时，它必将逐步与欧洲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但我们也认为，中国并非如西方国家期望的那样，会共同承担全球责任；而是通过“无条件交往”政策，一方面利用国际体系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在要重问题上拒绝国际社会的要求。

在报告中，我们提到，欧盟成员国间的分歧削弱了整个欧洲的实力。而且在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中，成员国也遇到各自的难题。在此，我们想阐明欧洲是如何变得“四分五裂”的：首先，贸易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的分歧；其二，赞同政治需要条件限制者与妥协迁就着的分歧。自报告出版以来，这些分歧导致成员国一连串的失败，令人难堪。例如，中国接连孤立丹麦、法国及德国政府，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支持达赖喇嘛。然而，英国在2008年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却没有从中得到中国的好处。相反，2009年12月，中国执意驳回，英国政府及患有精神疾病却被判死刑的英国人阿克毛•沙伊赫的再三请求。

欧洲内部不够统一。而且其内部各行业间对话、协议的不一致以及经贸政策、外交政策的不同，使得缺乏统一的问题更为糟糕。欧洲对华态度时常改变（在中欧领导人会晤时也经常如此），并竭尽全力影响中国。这就导致该问题进一步恶化。同时，中国坚持要求欧洲取消1989年采取的对华武器禁运、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减少与台湾领导人及达赖的联系。报告中，我们建议欧盟改变过去对华的“无条件交往”政策，而采用“互利交往”政策。换言之，过去的对华政策是基于中欧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的假设来制定的，而如今，“讨价还价”、制衡应该成为中欧关系的基准。

该政策简报旨在推出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政的中国计划，并通过更多的细节，解释这种政策的关键因素应该是什么。报告提到，欧洲应该重新制定一个全球性的对华政策。欧洲不应该只以双边和传统的外交政策来看待中国，而应从所有政策问题以及它与别国和地区关系的角度来考虑中国的影响。欧洲各国需要在更有效地协调自身政策的同时，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才能给有限的欧洲对华影响力增加分量。最后，欧中关系应当特别集中在以下五个问题上：贸易和投资政策、工业与科技、气候变化、伊朗核扩散及人权问题。

一个全新的中国？

在过去的12个月，至少在短期内，毫无疑问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变得更强大。在全球经济危机初期，具有健全的预算状况使得中国能够推出一个“刺激和贷款”计划，这个价值2万亿美元，包括银行贷款的计划，相当于美国联邦储备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欧洲中央银行注入流动资金的措施。由于极有竞争力的成本，中国出口遭受的损失比它的竞争对手小： 它的货物出口和服务减少了10.6%，而同期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出口量减少了16%。毫无疑问，自2008年后期开始，中国的政策在国内经济中促成了巨大的基础设施、借贷和房地产泡沫。但中国的外汇储备和几乎零利率的美元意味着即使泡沫破灭，很可能只造成国际性的通货紧缩，而不是中国的经济灾难。中国增大了使用货币储备在海外直接投资，并且在亚洲参与了一份新的货币互换协议（尚未经过检验），但保持远比它通常被认为在金融方面应该承担的新的责任更谨慎的态度。

当中国经济变得更强大，我们看到了它在一系列领域的最新的进步：经济、外交、军事和人权。尽管中国经常重申它如何重视欧洲，但中欧之间成为伙伴和签订中欧合作协议的进程陷于停顿。虽然美国新政府史无前例地尝试了与中国接洽，并且调整了自己的战略利益和要求，但依然为中国在美国关注的重要议题，如朝鲜和伊朗问题上的不合作，越来越感觉挫败。同时，中国正在稳定地扩大它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包括伊朗，缅甸，朝鲜，苏丹和土库曼斯坦。它的对外直接投资份额正快速地涉及到商品生产商，尤其在西非。并且它的国有企业也融资基础设施项目如沙特阿拉伯的高速铁路。中国还变得更加高调地保护它的主权。它一直对美国对台军售非常敏感，但现在公开威胁要制裁美国涉嫌军售的公司，正如它之前威胁欧洲的公司。

中国还提升了自己在军事上的姿态，在战略问题上既不与西方合作，也不迁就它的近邻(例如印度、日本和台湾)。在过去30年中国在军费支出的增长达到了两位数，这意味着尽管中国的军事地位仍比美国差一大截，但足以给其他国家施加压力。2010年1月，中国成功地完成了在大气层外拦截弹道导弹的高难度任务──这是连续和快速走向军事现代化的最新进展。现在，中国挑战进入自己海上专属经济区的美国船只，与此同时中国自己的船只进入了邻国的专属经济区。中国也越来越准备好取得印度东北部阿鲁那恰尔邦[注：藏南地区]的管辖权，并且在与印度交界的边境扩大了军事基地。（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的60年里，中国只有两次显著地对海外使用武力──1962年与印度的短暂战争和同样短暂的1979年对越南战争）。

中国在拒绝西方人权标准上也变得越来越公开，并且偶尔地、现在甚至决心表示对它自己的法律的不尊重。例如，2010年1月，中国外交部一个发言人在回应关于一个著名持不同政见者——高志晟的下落时，答道：“他在他应该在的地方”，而高志晟当时失踪了差不多一年。（在失踪超过一年以后，高志晟在警察监控下短暂现身，然后再次失踪）。这种傲慢代表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变化，并且可能造成了中国政治精英与公众舆论之间的裂痕。中国在对待外国批评上也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例如，2009年它抵制丹麦政府，因为后者几十年来一直推行双面战略，一方面积极合作，另一方面就人权和对待达赖喇嘛的态度批评中国。

作为这些事件的结果，关于欧中关系，在欧洲--事实上在整个西方--专家分析和媒体观点发生了转变。在非常短的时空内，很大程度上焦虑取代了自满。甚至商业上对中国市场的看法也不再乐观。谷歌威胁离开中国，除非用户的安全得到保障，这说明公司不准备不惜任何代价在中国做生意。对不公平竞争、倾销和货币操纵的谴责越来越大声。事实上，很多分析家出离愤怒，呼吁西方对中国采取更对抗的姿态。然而，这些要求战略挑战的呼吁就象从前要在“无条件接触”上达成共识一样不现实。简单而言，西方和中国太依赖彼此了，所以我们无法用盲目对抗来取代盲目合作。

而且，对中国观点的戏剧性转变，反映了西方舆论领袖们情绪的转变，而不是中国政策的突然的挑衅的转向。事实上，看起来有几种趋势同时在中国出现。例如，最近在中国政策中有一些更温和的迹象。中国官员在北京和达赖喇嘛的代表们商谈。在激烈的政治镇压后，对新疆的治理也正在改善。几个准官方的发言人最近建议中国在全球问题上应该作进一步关键性让步，例如，重新评估货币以及与美国合作制裁伊朗。但这些进步伴随着中国不妥协的迹象。例如，无视人民币升值的呼吁，中国已经重申了对美元的货币汇率，而且还有可能人民币被压得更低。

这些显然矛盾的事态发展提醒人们，中国政治精英中存在着真正的分歧。确切地说，在高层存在着倾向于民族主义政策的倡导者们和国际合作的拥护者之间的争议。中国外交政策显示出不稳定，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包括2012年新领导层过渡。然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开始，高层领导之间的关系一直未能很好的避免受到外界监视。西方可以接触到的中国外交官们往往只会解释、轻描淡写或否认。同时，现在中国外交的很多关键政策的决策者是军队中的内部角色，大国营公司和外国人不甚了解的政党。了解这些新角色和他们的兴趣是制定一个有效的，针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先决条件。

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伴随着中国内部发生的改变，作为全球变化的结果，它的国家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中国当前正在几个焦点上获益：长期良好的人口统计结果和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国被归类为发展中国家，当它事实上是世界上第一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它很有技巧和务实的外交政策随着对双边关系的过度关注，已经把口惠和全球一体化以及国际机构联合起来。分而治之策略早已不新鲜。事实上，中国早在清朝乾隆帝国时，就已经利用外国人之间相互争斗打败了最后的蒙古帝国。与此相似，国民党蒋介石倡议通过“以夷制夷”来击退西方。民国领导——在1942年最后取得胜利——是一场结束了西方治外特权的抗争。事实上，是强是弱，是盟国还是策略性孤立，中国始终如一地实行超级现实主义战略文化。改变的仅仅是它的影响力在增加。

在过去，当中国的影响力比现在弱时，它制定了几项长期的国际优惠。它在1992年至1998年签署了军控协议，并且在1999年和2001年有步骤地加入了国际贸易组织。同时期，中国塑造了新的安全概念，强调相互信任并且分享利益。在3年中，从1996年到1998年，它与所有的重要伙伴建立了合作关系，包括1998年4月与欧盟签署的“长期和稳定建设性伙伴关系”。中国还在1997年考虑与东南亚联盟（ASEAN）建立互信措施，并且在1996年第一次会议上着手建立上海合作组织。

这些进入国际体系的整合步骤促进了乐观想法，即中国作为加入者和学习者将很快成为一个贡献者，并最终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但既然中国的影响力在过去的十年间已经增加，它越来越不愿意签署会使其与国际体系更加一体化的新协议。1990年代后期，（人们）期待在几个关键领域更进一步的与中国交往，结果却出乎意料。一个典型的好例子是气候变化政策，中国自从1997年京都议定书以来一直拒绝具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的态度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前瞻性的外交越来越集中在次区域或者甚至双边而不是多边协议。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2001年——也就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那年——中国向东盟提供了一项创新的自由贸易协定。2002年，它签署了一项与东盟国家和平解决海事问题的（不具有约束性）声明。2003年，它签署了（也不具约束性的）东盟友好与合作条约，条约承诺签署了和平解决争端。然而，这段时间以来，中国仅仅进行双边谈判以解决南中国海海上边境的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中国遵守它已经签署的条约的各项条款，但它不再愿意去承担新的合法承诺。

中国在核不扩散谈判议题上采取了同样的方法。1997年至2000年间，它在纽约加入了朝鲜问题四方谈判，并于2003年建立了六方谈判，但它从来没有超出推动者的角色限制，更不用说对朝鲜施加压力。中国还清楚地表明，它不愿意考虑对国际制裁附加任何承诺，除了狭义定义制裁目标个人。因此，（联合国）1718号和1874号对朝鲜以及1737号和1803号对伊朗决议的执行远比它应有的更低效。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将改变它的姿态。实际上，只有在那些不危及中国的“核心利益”的联合国决议上，人们能指望得到中国消极的赞成。例如，中国早在2002年就对美国清楚表明，它不会投票否决对伊拉克使用武力。

中国与国际体系

对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来说，中国的政略并不构成修正主义威胁。事实上，中国对现存的国际公法和国家主权往往是表示拥护和支持的。然而，与此同时，中国也与一些国家联合起来，用消极遏制的方法阻碍国际新准则的建立。更何况中国的这种对外合作不是以原则为基础，而是以战略为基础。比如说，中国与印度在2009年10月签订气候协议时约定，两国将拒绝设定任何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目标；可是一个月后，中国就单方面宣布了自己的减排目标，这让毫无准备的印度大吃一惊，根本拿不出减排方案来挽回面子。从表面上看，中国在为遏制气候变化做贡献，但实际上，中国早已借助印度，防止了任何有约束力的协议的达成。

中国实现类似合作的技巧十分娴熟。中国围绕主权与贸易问题寻求合作，并且游说和引诱可能的合作对象，对配合者予以酬谢，对不配合者施以威胁；一旦合作对象过于谨慎或有所保留，中国就有可能对其假以颜色，进行威胁或孤立。中国对外宣称自己是恪守原则的国家，但事实上，中国的公众外交原则通常只是走走过场而已。中国习惯于以攻为守，把反对者斥责为“麻烦制造者”或“打破规则或共识的一方”。因此，中国的合作伙伴往往不愿公开承认与中国意见不合。比如说，虽然2009年11月奥巴马的访华之旅明显以失败告终，但美国驻华公使却从始至终都坚称访问是成功的，他还在最近批评自己的政府“践踏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与之类似，尽管2009年12月在南京召开的欧盟—中国峰会没有得出任何实质性结果，但是欧盟还是宣布峰会获得了成功。中国的本领就在于此：如果你与中国出现了公开不合，那么一定是你的错。

当然，中国既不是国际体系中唯一的阴谋家，也没有公开地展示霸权主义倾向。不过，中国在邻国中的“核心利益”似乎越来越多。虽然中国现在的外交官和分析家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才干，但是在国际活动中，中国仍然以中立、被动、弃权和自我保护为主要的应对方式。可即便如此，中国还是愿意与其他国家合作，来限制国际制度在各种领域中的权限。中国与印度和美国进行过合作（与美国的合作范围较小），以防止达成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性协议；与俄罗斯合作，反对对伊朗等国家进行国际制裁；中国还与新兴或发展中国家合作，在从贸易到人权等各个问题上保护国家主权。

在短期内，中国可能会继续阻碍新国际协约的达成，并通过蚕食国际体系，以扩大自身的影响。在其他传统的国际主义国家为维护和平、维持金融系统稳定、保护环境而付出的时候，中国却坐享其利。比如说，许多中国企业依靠碳排放交易赚得盆丰钵满；中国投资的阿富汗艾娜克铜矿受的是北约部队的保护；中国为给国内民众开方便之门而有意对盗版打击不力。另外，在维持国际金融系统稳定方面，各国做出的贡献差别很大。中国大部分的外部资本流动都是通过离岸市场实现的，这种做法不合常规。而且资本流动量越大，造成的问题也就越大。在2010年第一季度，尽管观察家期望中国的外贸顺差额能有所下降，但中国仍收获了950亿美元的顺差。这笔顺差多来自资本内流，而非来自经常项目顺差。也就是说，人民币的不可兑换性是中国吸引资金的源泉。

从长期来说，国际体系的规模似乎将会缩小，国家间的相互干预将受到一系列规则的限制，各国自行其是的空间会越来越大。这种趋势发展到最后，结果可能是国际规则的消失，即除非一个国家的主权受到了侵犯，否则国际力量将无权对该国进行干预。这还是最乐观的估计。最坏的结果是全世界都会陷入的无政府混乱状态。中国在迅速增加军费开支的同时，对维护国际秩序所做出的贡献却微乎其微，因此中国不大可能会取代美国在执行联合国任务中的地位。因此，欧美在为各自的价值观念进行争论的同时，也应当注意，中国倾向于“无规则”的对外政策，这种政策类似于日本在20世纪20年代实行的，被历史学家入江昭称为“缺失完美理想”的外交政策。

由于欧盟的外交政策建立在全球性的规则和价值观之上，因此，中国对欧盟的外交政策形成了巨大考验。中国选择什么样的政策，将不仅仅影响其邻国，而且会影响包括贸易、全球经济、气候变化和核扩散问题在内的各个领域，以及包括非洲和中东在内的世界各个地区。因此，欧盟成员国需要综合考虑中国对各种政策问题，以及对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在对华关系上，欧盟不应将思维局限于双边模式中，而是要以全球性视角重新制定对华政策。也就是说，欧洲需要制定一个全球性的对华政策。

新机遇

鉴于中国具有接近国际体系的有效途径，及其增加中的影响力，(欧洲)面临的挑战是确定中国需要什么自身无法提供的东西。首先，尽管有接近多边机构的有效途径，中国本身仍需要国际体系。国际货币标准，交易系统，安全保障和资源使用权，对中国的发展都至关重要。还可以说，长远来看，关于控制气候变化和保护水资源的国际协定对中国也很重要。其次，中国需求有形资产，例如石油等原材料，技术，市场准入，以及国内和国外的安全保障，包括中国金融资产的安全保障。尤其是在非常脆弱的非洲。(中国的资产)在那里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几乎没有安全可言。第三，中国可能有难以明了的要求，比如需要得到国际上的认可。正如朝贡制度曾经是中国天朝官僚自我陶醉的重要来源，今天的政权依靠某种程度的国际认可，作为自身统治人民合法性的标志。

欧洲的基本问题是缺乏对中国的影响力。它既不是中国的邻居，也没有美国的战略优势。欧洲有两个特定的杠杆：中国想要获得欧洲的市场地位，和希望欧盟解除武器禁运。但是，欧洲在做出这两项让步之前必须深思熟虑，毕竟它们只有一次机会。此外，它们可以有更广泛的影响 -- 例如，在中国没有明确改进人权状况之下解除武器禁运，可能等于告诉中国和全世界，为了某个代价或者面子，欧盟愿意妥协自己的价值观。。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怎么使用这两个杠杆，它们的作用都不够大。因此，欧洲必须考虑如何能增加其对中国有限的影响力。

尽管全球经济危机后，中国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在经济危机这一新形势中，中国也发现自己的几个弱点。首先，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很紧张。奥巴马政府史无前例地邀请中国参加战略合作，但中国毫不客气地回应 -- 具体的例子就是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对奥巴马总统的态度 -- 使得两大国携手垄断共进不太可能，至少在现阶段。这为更广泛的跨大西洋合作起来制定中国政策创造了一个机会，（尽管美国也可能决定与中国达成谅解比跟盟国协商更重要）。目前，跨大西洋合作的主要障碍，不是美国，而是欧洲本身无力采取果断行动，正如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在欧美关系实力审计中显示出来的那样。

其次，中国与其邻国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张。中国越来越多地在该地区推动议事日程，给问题施压，或让争议持续。无论是与印度，日本还是台湾(打交道)，球现在北京这边(意味着中国占据主动) - 跟冷战时代中国在周边面对一系列难以应付伙伴的情况正好相反。但是，这也意味着中国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难以运用其新的战略自由和展示其长远的选择。否则，在因不了解中国的意图而感到焦虑和懊恼的情况下，(邻国)将可能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联盟。中国对其主权和“核心利益”的有系统的声明和主张，在它的合作伙伴眼里看起来非常不同。跟过去弱小的时候相比，现在的中国已成为一个富有的和难以接近的国家。

这种情况可能会为欧洲创造新的机会。里斯本条约正式批准和欧洲对外行动服务（EEAS）创建之后，欧盟比两年前在某些方面占据更有利的地位。中美矛盾，以及中国与其盟国的矛盾，可能会增加欧洲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力，而中国也不能承受跟太多国家对抗。与此同时，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也给欧盟和华盛顿创造了谨慎的政策协调的机会。美国对中国施加纯粹双边的压力--尤其在多个问题上--已变得更加困难。欧盟与其亚洲盟国之间也可能有更多的合作， 例如延长自由贸易伙伴待遇，跟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和南韩等国家发展战略关系。

因此(欧洲的)全球中国政策的关键，是与其他国家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以增加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力。一个很好的例证是最近给中国施压，以迫使中国甩掉伊朗的国际合作。中国的变化并非由美国或欧洲促成，而是由于其他国家所做之事，特别是俄罗斯改变了制裁伊朗的政策，和(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海湾国家的谈判 - 尤其是跟沙特阿拉伯，中国在能源进口上严重依赖沙特，而将来的依赖程度只会更大。换言之，欧洲要驱动中国，最好的可能性往往是通过它国。

欧洲策略

欧洲需要有一个全球性的对华政策，这一“全球性”有两层意义。第一，该政策应意识到，中国现已成为欧洲的一个“全球性”的挑战：中国的政策抉择影响不再仅仅在于其周边地区，而是覆盖全球每个问题（从贸易和经济问题到气候变化和核不扩散）和每个地区（从非洲到中东）。因此，欧洲不应再以双边关系的角度看待中国，而要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构筑其对华政策。第二，欧洲如果能少点北京中心论而更关注通过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来制衡中国的（政策）抉择的话，欧洲将会更加有影响力。基于这样的一种认知，该政策也应发展一种“全球性”的应对机制。它也必须更多地了解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新的外交政策决策者们。

这一全新的全球性对华政策，应基于我们在一年前的报告中概述的“互惠接触”这一理念之上。这就意味着，欧洲应该准备好用基于欧洲利益的方针来回应中国基于自身利益的方针。这一方针要遵循两条原则：首先，欧洲需要在有限的几个政策领域关注与中国的关系；其次，欧洲应该准备利用刺激方式和杠杆效益来确保中国能做到有来有往。

换句话说，在欧中之间应当有政治上的相互制衡。一个一贯、持续、配合良好的欧盟必须能运用联合的力量来同中国处理问题，这并非哪个单独的成员国就可以实现的。

要迈出构筑以上这种全球性的对华政策的第一步，欧洲需要设定一个更为清晰的优先顺序。重要的中国官员和专家一直在重复同样的问题：欧洲究竟想要什么？因此，欧盟应该确定一系列有限的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议题，并且一以贯之地传达给中国。欧盟尤其要在以下五方面议题中关注对华关系：贸易和投资政策、产业和技术问题、气候变化问题、伊朗与核不扩散问题、人权问题。其中，如投资、核不扩散及人权问题等都属于近期优先；而其他的，如产业和技术问题则属于需要全欧洲反思的、超越欧中关系的一个更长远的领域。不过，无论在哪个问题上，欧洲都需要进行更为有效的政策合作，确定可能的联盟伙伴并与其合作来增加杠杆效益，还要找出可能与欧洲存在共同利益的中国国内一些利益集团和群体。

贸易与投资政策

某种程度上说，在贸易与投资政策方面，欧洲相比美国在对华关系上处于更强势地位。对于中国来说，欧洲市场和北美市场一样重要。但由于欧洲的私人储蓄抵补了公共债务，欧洲对于外来资本的总体需求根本不像美国所需的那么大，因而欧洲也就不像美国那样依赖中国。因此欧洲可以运用自身市场的准入条款来获取中国方面的一些让步，尽管这并不一定总是符合欧洲消费者的最佳利益。然而直到现在，欧洲都没有动用这一筹码从中国那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欧洲应着眼于更多地激励中国开放其经济并将其投资分散到欧洲来。而作为全球性对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欧洲同样应该考虑其与印度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之间是否可能存在共同利益，后者与中国在高科技出口方面的竞争正日益激烈。

现时，中国大多投资于收购欧洲高科技企业，尤其是较少招致争议的小型公司。这一谨慎却又带有重商主义意味的方式必须让位于能给欧洲带来增长的投资方式。应鼓励引导中国投资更大型的企业，投资欧洲的债券市场（最好是欧盟层级的公债体系），还有投资结构性的基建项目。中国更多地参与离岸资本市场的管理也是互惠性关系的基本要件，亦是人民币成为潜在储备货币的基本要件。欧洲在这方面仍存在着许多漏洞，但没有什么比中国对外资产负债表的透明度这个漏洞更大。

欧洲在贸易与投资政策方面可以提出若干方案。例如，欧洲可以创制欧元债券工具并要求在欧洲里边进行结构性投资；鼓励与中国联合参与的大规模项目；要求中国在增加对欧洲企业投入的基础上开放其基建项目，以及开放公共采购。但不管欧盟提出什么方案，都应该做好中国拒绝作出回应的应对措施。虽然贸易保护主义既极不可能亦极不相宜，但欧洲可以考虑充分利用反倾销措施，打击非法进口（被广泛低估了），对中国在减排方面的不合作行为课以碳税——此税不仅应对欧洲厂商征收，也应对进口商品进行征收。欧洲在经济不景的年份里需要财政收入，而中国得益于虚设的公会体系，有了向下调价的弹性。这意味着这样的主张，如果能在理事会得到公平的评估，就会是符合世贸组织条款的，也就可能是有效的——如果中国保持将世界趋势引向家庭低收入，以及消费在GDP中占低份额的话。与关键的亚洲经济体签订贸易协议也可增加欧洲应对中国的筹码。

工业与技术

中国的保护性产业政策，知识产权和网络通讯的不安全感使欧洲和美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更困难。中国不愿意在这些领域放宽其国内政策，因为这样做暗示着中国在WTO规则下不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例如，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前，中国致力于保护在1997年京都会议框架下所谓“附录B国家”的存在，尽管这些国家包括了韩国等OECD成员国，它们仍被归为发展中国家，因此承担比发达国家少得多的义务。然而，中国继续拥有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是对真正发展中国家，也就是实际上那些正在奋起直追的国家的一个障碍。它还允许中国在中国经济的很多方面保留保护性条例，这些条例限制了欧洲和美国公司的机会。因此，美国可能成为欧洲在工业和技术政策上的联盟伙伴。

为了面对来自中国产业政策的挑战（以及它某些情况下与更先进东亚生产商形成的生产三角区），欧洲需要采取激进的一步，并第一次创建联邦工业和技术政策。这意味着从简单地统一它的国内市场迈进到培育工业竞争力，保持前沿技术水平，并确保它的科学和专利基础不会在开放市场的借口下被掠夺。这将使欧洲和中国能够从对抗局面转向更加相互依赖，而对抗局面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和跨所有权的链接，因此为优惠规则和窃取知识产权创造了动机。这样的工业和技术政策可以包括在关于中国的网络安全问题上进行技术合作、给予资金和技术支持以使欧洲公司能够维护他们在中国的知识产权和专利，包括纠正中国公司使用被泄露给第三世界国家的技术的行为，另外也可以创建一个欧洲基金机构来鼓励新技术上的跨欧洲合作，以及建立合资公司的方案。

气候变化

在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欧洲成功的制造了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条款的公众压力，这迫使中国公开拒绝了其他“基础”国家（巴西、印度和南非）及其传统盟友77国集团的协议。中国实现了其近期目标，但付出了长期外交利益的高昂代价。中国正积极致力于重建与非洲主要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哥本哈根的作为还是让中国感到和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受到了伤害。虽然中国希望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展现出一副积极参与的形象，但是在未来两年内，中国不太可能同意任何比哥本哈根协定更进一步的国际承诺，除非美国对内能做出更多认真的行动。然而，中国确实相信低碳和资源受限的全球经济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中国也正计划在脱碳和低碳的研究和发展上大幅投资。

欧洲的战略应该是利用其在气候变化上的领导地位取得中国在互惠商业贸易中的屈就，以及和日本等与欧洲目标相同的国家合作。欧洲应该调整其在附加条件的模式和互利合作问题上的对华接触。做到这一点需要欧洲在国际关系、双边关系和联合国层面的关系处理上更加连续和协调。欧盟可以和发展中国家达成附有气候条件的资金帮助协定，使这些国家同意建立一个有法律约束性的监督、报告和核实体系；欧盟也可以继续发展隐含着在低碳合作上建立更积极和谐关系条件的气候贷款；欧盟还可以建立一个包含相关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在内的高级别小组来讨论欧中经济合作。

核扩散与伊朗问题

伊朗核政策是欧洲直接而紧迫的战略关切。该国发展核武器的企图构成了对欧洲的直接威胁及对核不扩散条约的决定性考验。然而，欧洲尚未使伊朗问题成为对华关系的战略重心。中国反对制裁伊朗不仅是因为中国越来越依赖于伊朗的石油，还因为该国不赞同西方的伊朗威胁论。此外，中国与伊朗同样都对美国干涉其内政的行为感到不满。北京还怀疑对伊制裁是一个旨在促使伊朗政变的更广泛计划的一部分——而无论发生在哪里的政变北京都不愿看到。北京也不相信制裁会起到作用。但是，中国希望能避免在伊朗问题上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及避免同以色列的关系受到损害。因此，尽管经过了重大的拖延和限制，中国自2006年起还是投票赞成了所有四项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制裁伊朗的决议。

欧洲的目标应该是改变这种利益计算的规则。欧洲已经意识到，较之欧洲所能直接采取的任何行动——比如双边施压或者情报共享，中国与其在海湾地区最重要的能源供应国之间的关系会付出的代价大概更为紧要。但是，制裁中存在的国际共识越扎实，基础越广泛，中国阻止它将要付出的代价就越高。最终，如果中国发现自己面临着对制裁的一致支持，它可能不会运用否决权，而是试图以拖延和弱化的策略来淡化制裁的决议，达成伊朗和西方双方最大限度的妥协。真正的风险在于，这样中国将只会支持事实上无效的制裁方案。

欧洲要让中国明白，此事事关欧洲的核心利益，欧洲还应考虑如何给予中国奖惩来引导中国或是同意更严厉的制裁措施，或是直接干预伊朗问题。奖励措施可以包括分享先进技术和军民两用技术，与非洲的国家和区域组织合作来提高中国的国家安全和中国在非利益的安全，以及提供放弃政治手段介入能源问题的国际承诺以提高中国自身的能源安全需求。惩罚措施可以包括阻挠中国从中东进口石油，加强对华输出军民两用技术的控制，以及威胁要同美日韩盟友协作发展反弹道导弹。

人权问题

人权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不仅是出于它本身的原因，也由于欧洲在捍卫人权的问题上，越发拿其在中国的信誉来冒险。虽然欧盟及其大多数成员国曾经在人权问题上批评过中国，但它们也经常做出退让。比如，1997年，法国和德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中不再支持反对中国侵犯人权的议案。然而，这一号称是转而采取温和外交政策的决定分裂了欧洲，也并未在中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此外，通过退让和调转方向，欧洲不仅未能取得成果，还造成了弱点，这一弱点会影响到欧洲在其它事务中赢得中国让步的能力。欧洲明显缺乏与美国的共同行动也无助于加强西方在中国精英中的信誉。

如今，对中国侵犯人权的指责日益停留在欧盟层面，从而使其成员国得以自由地寻求它们同中国的双边利益。即使某些成员国作出了高调的姿态，他们关注的焦点也越来越集中在热点问题上，比如西藏和达赖喇嘛，而忽略了其他在中国以外不够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因此，欧洲对华人权政策的首要目标应该是拥有更强的一致性和持久性。由于欧盟对外行动署（EEAS）的成立，欧盟机构批评中国和人权行动“明升暗降”的风险如今尤为严重。

要改变现状，欧盟应当建立一个新的机制以更有效地协调人权政策。首先，由欧盟机构内的团队（目前是欧盟理事会秘书处人权机构及欧洲委员会中国事务部）收集中国侵犯人权的信息，该团队应向欧盟理事会亚洲事务协调会议（COASI）报告，以确保这些信息被整合到更广泛的区域政策中去。然后，至于那些案例将会由欧盟官员提交给他们的中国同行，这一决策应交由欧盟理事会亚洲事务协调会议讨论。最后，由欧盟理事会来决定是否及何时公开指责中国，以及更关键地，决定欧洲是否愿意以行动支持对中国的指责。这一三级机制会阻碍单独的成员国（或是欧洲议会）提出其他人权案例，但也会让他们更加难于脱离欧盟整体的人权政策。欧盟在关键问题上应该达成一个最基本的处理原则，比如对待达赖喇嘛的问题。

中国的民意也会影响外部批评的有效性。因此，欧盟应该将指责集中于各类既违反中国法律又违反国际法的侵犯人权行为与政府行为上。这些行为包括行政性拘留和审判，缺乏适当的辩护律师，对非暴力宗教和政治信仰的起诉以及刑讯和失踪。欧盟也应关注那些对国际标准的制定起着关键作用的中国法律下的人权侵犯——比如，死刑。和在其它对欧洲来说重要的问题上一样，成员国也应考虑如何通过奖惩措施引导中国遵循国际人权准则。

结论

中国通过社会主义的过渡,已经由一个挣扎的发展中国家转变为一个被它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所保护的富有而强大的国家.(这一地位)是由一股高度竞争的劳动力和大量的物资投资所支撑. 欧洲人认识到中国现在已经比过去更加强大,但是他们还没认识到它的政策决定给每一个全球事务和世界上每一个地区所带来的影响的程度, 换言之,中国的影响力已经成为欧洲的一个环球难题. 此(问题)需要一个全球性回应, 换言之,一个考虑到中国在世界不同地区及全球性问题全球事务中所起到的作用, 并通过环球性的合作加强欧洲优势地位的政策.

这种全球性的中国政策将比欧洲直到现在采取的”无条件接触”的(政策)要求更高.-- 特别是它需要欧洲在对外关系上比现在更加紧密配合. 然而里斯本条约给欧洲达到此(目标)提供了新的机遇. 第一步是创建能使欧洲起草一个更加连贯一致的对中政策的决策过程和措施. 第二步是确定政策目标和设想能现实地与中国在一些重要事务上取得最佳交易.中国毫无疑问地会测试此方式(的可行性). 不过如果欧洲在它的需求上(保持)一致, 中国将被迫重新关注欧洲,不仅作为它重要的国际市场,并做为一个合格的谈判者和国际体系的维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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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善欧盟内部的协调一致

为了能够发展这样一种基于各国之间更好的配合和“互惠交往”理念的全球性对华政策，首先欧洲内部要比以往协调一致。特别是，欧洲需要改善各成员国和欧洲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因此，欧盟应该开始对欧中政策进行政治审查，审查成员国以及欧盟机关接近中国的方式。审查将检视部门对话和战略对话的效力，以便使程序合理化，在欧盟机构的高度上更好的运转。特别是，欧盟的目标应该是它每个峰会的政策声明要保持一致，并更有效地协调传达给中国的信息。没有这样的一致性，发展一个更连贯的政策将是不可能的。

这次审查应会针对欧洲制定对华政策的程序解决一些具体问题。首先， 本次审查应会建议用另外的方法替代当前的双轨方法（双轨方法：一方面将贸易和宏观经济问题分开，另一方面，对外政策和统治方式分开。）双轨方法让中国只把欧洲当成是它的出口市场。第二，提出通过各种方式来做出高水平欧盟政策，比如通过扩大亚洲—大洋洲工作小组会议引入高层次的会议代表和关键部门领导，或者通过在欧盟常驻代表委员会以及政治和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中国问题。对于欧盟各国来说，常驻代表委员会和政治和安全委员会是欧盟理事会主要的协调办事机构。第三，把欧盟外交属的设立视为创立一个新角色——欧盟外交代表的机会，外交代表要求具备语言和区域培训经历，在中国问题上他们能够重新协调欧盟代表团和成员国的大使领事之间的关系。欧盟外交属将来也需要涉及欧洲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以求赢得政治合法性和政治影响力。第四，对于中国由于敏感问题，比如达赖喇嘛和台湾，而报复成员国，欧盟应明确欧盟一致做出反应的程序。

北小沫

先坐个沙发~

千年明月

众志成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