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仔华工在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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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世纪新、马华人秘密会党与猪仔贸易



【作 者】邱格屏



【作者简介】邱格屏，南京大学民间社会研究中心博士生。



【内容提要】19世纪，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姑息、纵容之下，从中国各条约口岸源源不断地向东南亚输送劳工的“猪仔贸易”逐渐发展起来。在海峡殖民地拥有强大势力的华人秘密会党成了“猪仔贸易”的保护组织。本文主要论述19世纪华人秘密会党与“猪仔贸易”的关系。作者认为，虽然新加坡、马来亚华人秘密会党在“猪仔贸易”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但真正使“猪仔贸易”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元凶却是英国殖民者。


“猪仔”又名新客、青单客、契约劳工或苦力。（注：陈翰笙认为，苦力贸易与猪仔贸易是有区别的，见《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序言，第6页。 而一般的史料及史学工作者都认为二者并未有实质区别，本文取后一种说法。）早在17世纪初，捕贩“猪仔”的事就已经萌芽，干这勾当的，首推荷属东印度的第一任巴城总督昆彼得。他主张掠华人为奴，并于1619年劫掠中国南去的船只五艘，强迫船上的二千名乘客留居巴城。（注：许云樵：《星马华人私会党与洪门天地会的渊源》载《东南亚研究》第七卷。）不过，这种早期的掠夺活动大多是秘密进行的，而且发生的次数少，规模也不大。真正大规模的“猪仔贸易”始于1814年12月《根特条约》签订之后，因为根据该条约，英美两国被迫放弃了残酷的非洲黑奴贸易。对于正处在殖民主义高峰期的白人殖民者来说，《根特条约》无疑是自酿的苦果，从此，他们必须另觅劳动力来源，于是，他们很快便把目光转向了神秘东方的千百万中国人。而此时，中国国内人口迅速增长，人均耕地大幅度下降，加上连年天灾人祸，广大农民衣食无着，纷纷出洋，另谋生计。在此种情况下，成千上万的华工在未经官方同意的情况下便被悄悄运至海外。据不完全统计，从1881年至1930年到达海峡殖民地的华人，共约830万人，其中70％是猪仔。（注：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 页。）


关于“猪仔贸易”的著述很多，但极少有论及新加坡、马来亚华人秘密会党在这场由殖民者操纵的残酷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试就新、马华人秘密会党与“猪仔贸易”的关系作一浅论。


　　　　一、秘密会党控制“猪仔贸易”的原因


在1893年以前，虽然英国政府已于1860年获得了在华拓募劳工的权力，（注：参见《中英北京条约》第五款。）但在中国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看来，中国移民仍属非法。英国政府也不想明目张胆地从事“猪仔贸易”，以致败坏了自己的名声，这种状况为19世纪在海峡殖民地逐渐兴起的华人秘密会党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赚钱机会。


新马华人秘密会党是中国天地会在海外的分支。18世纪末，它随着移民出国而传入新加坡、马来亚等地。秘密会党在新加坡、马来亚出现后，发展十分迅速。在槟榔屿，1825年已有7个秘密会党组织（　 注：Lean Comber,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A suney　 of the Traid society from 1800　—1900,New York, 1959,P.41. ）；在马六甲，1826年的《观察家》（Observer）报指出，马六甲的天地会除马六甲本身外，能够从附近内地的种植园和矿区集结到4000名成员（注：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Malaya,Kuala Lumper: OxfordUniversity Press,1967,P.159.），在新加坡，1841年已有天地会成员1万名，至1850年发展到2万名，而当年新加坡的华人总数只有27988人，参加秘密会党的华桥在70％以上。在各个马来土邦，华人中差不多每个成年男子都是会党成员。（注：林远辉　张应龙：《新加坡　马来西亚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45页。）1876年， “海峡殖民地和各个土邦的华人人口60％以上是秘密会党成员，其它40％也都在秘密会党的影响之下。”


（注：Lee Poh Ping, Chinese　Societyin Nineteenth Century Sigapore,Kuala Lumper,1978,P.48.）由于秘密会党的社会势力及其在经济活动中无所不用其极的本性，使“猪仔贸易”这一需要强大势力来保护的行业，很快便落到了秘密会党手中。
19世纪初期，“猪仔贸易”仍处于初生状态，完整的机构尚未建立，以后，随着海峡殖民地对劳工需求量的增加和“猪仔贸易”的扩大，必须有常设机构来承担招收大批华工。在这种情况下，“猪仔馆”便应运而生。19世纪中后期，新加坡是“猪仔贸易”的最大中心，因此也成为“猪仔馆”的基地。截止到光绪三十二年八月（1906年8月）， 新加坡计开有“猪仔馆”十三家，其中旧馆六家，新馆七家（注：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 第302页。）， “这些‘猪仔馆’，多数被私会党领袖所把持。”（注：蔡鸿生：《十九世纪后期东南亚的“猪仔”华工》载《东南亚历史论丛》第二集，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1979年版，第310页。）


新马华人秘密会党把持“猪仔贸易”这一行为，除了其本身具有强大势力之外，关键还在于“猪仔贸易”能为秘密会党带来巨额利润。“猪仔贸易”是一本万利的行当，对于那些身无分文的流氓无产者来说，极具诱惑力。从下面关于“猪仔”贩往南洋的成本及销售价中，我们可以对贩卖“猪仔”的利润略知一斑。


至贩往南洋者，其价略低，其成本约如下述：最初起程预付猪仔安家费或零用费约十元，介绍费引诱费三、四元，由起程至海口岸的行栈，并屯聚期间之饭食约七、八元，轮船运费，船小人多，运费本廉，然贩运者牟利计，比寻常运费略贵，约十余元，抵新加坡又入屯聚之猪仔馆，各项计费及饭食约十元，总共需四十余元，而最后卖与雇主则恒在百元左右。（注：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五辑，第46页。）

其实，此项成本估计已经过高，一般而言，19世纪早期，一名猪仔的成本不过十二、三元，而最后售价总在成本价一倍或几倍以上。至19世纪80、90年代，由于苏门答腊北部的日里及沙捞越的芋田、烟园大量开发，劳动力短缺，一名成本约为30元的“猪仔”，售往日里便可卖至125元，利润高达四倍。如此高额的利润，吸引了众多的秘密会党分子，据说在澳门，1872年共有800 名猪仔贩子在开业（注：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第531页。）。 这些人有很大一部分是海峡殖民地的华人会党成员，他们既与新加坡的“猪仔馆”有联系，又占尽了会说广东方言的优势，在“猪仔贸易”方面为其它人所不及。(转载请注明网络来源：http://www.csscipap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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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南洋华工苦难史的“猪仔钱”

2009-06-11 23:31:31 作者：陈阿泉 来源：

　　这张柔佛龟咯垦植区纸币，俗称“猪仔钱”，是由新加坡的阿萨哥夫家族发行的。该币面额二元，并用阿拉伯文、英文、中文和淡米尔文分别刊写面额，为了取得柔佛首相的支持，币面还用阿拉伯文注明：“奉柔佛首相恩准”、“用于支付苦力的生产工资”。发行日期为1878年，规格为134×105毫米。  

　　19世纪中叶以后，阿萨哥夫家族在新加坡拥有的产业非常巨大。1878年，柔佛首相特准阿萨哥夫家族在其开发的龟咯种植区发行纸币，在区域内流通使用，面额有二角五占、五角、一元、二元等四种。面额何以出现闽南称谓“二角五占”呢？原因是龟咯种植区内的园丘劳工，有许多闽南人，他们很多是从汕头、厦门等地，被诱骗绑架到南洋的槟城、柔佛和新加坡，这三个地方依靠种植胡椒、甘露，经济发展很快，需要大批劳动力，于是出现了一批批像货物一样被贩卖的“猪仔”。
  
　　为了长期利用这些劳工，迫使他们无法离开做工范围，阿萨哥夫家族巧妙地发行这种只能在指定的区域内流通的“猪仔钱”，到了别处去，即是废纸一张，这就从经济上杜绝劳工另寻出路的念头，乖乖地听命干活忍受剥削。唯一出路，只能是熬到所订契期足，才能用“猪仔钱”换回流通币，但是，物价多变，到兑换时，流通币已大幅贬值，劳工怨声载道。
  
　　时至今日，由于年代久远，这种一百多年前老华侨以血汗换来的“猪仔钱”，存世已经很少了，成了南洋华工历尽苦难、受尽煎熬的有力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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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黑中介骗到马来西亚 108名华工露宿异国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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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05月18日05:38

  
            

被黑中介骗到马来西亚 108名华工露宿异国街头                                                    　　一批怀揣美梦的中国工人来到马来西亚“淘金”，然而他们不仅没有挣到大钱，还背负上逾期滞留的罪名，最后陷入三餐无着、露宿街头的窘境。１０８名正露宿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街头的中国工人，分别来自广东、福建、黑龙江、天津、山东和江苏等省份，其中包括１５名妇女。据了解，赴马之前，他们都在国内所谓“劳务输出代理人”那里办理了出境打工的手续，随后便欣然踏上了马来西亚这片陌生的土地，开始了他们的“淘金”生涯。 　　轻信中介谎言　每人交三四万元“介绍费” 按照“代理人”和中介机构的说法，这些工人在马来西亚的日薪至少有２００林吉特（约合５００－６００元人民币），如果加班的话，还可以获得更多的薪水。他们被告知，马来西亚是赚钱的天堂，只要付出辛勤劳动，就可以使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富裕起来。在中介方的“良言”诱惑下，这些来自中国不同省份的劳工无不对美好前景深信不疑，因此都按照中介的要求各付了３万元至４万元人民币的“介绍费”和“手续费”，他们还天真地以为，从此就拥有了合法的工作准证，可以光明正大地在马来西亚打工挣钱了。 　　不想打“黑工”流浪街头 　　等到踏上异国土地，中国工人们惊讶地发现，一切和想象中的境况相去甚远。在中介安排的工作地点，有的人辛苦干了几个月也没有拿到一分钱。这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掉进了“陷阱”。小方今年３５岁，来自广东省，是这些中国劳工中的一个。他说，他已经在马来西亚工作几个月了，收入很不稳定，有时能拿到少量薪水，有时什么都拿不到。后来，他发现连中介给的工作准证都是假的，这时才傻了眼。 不仅干活得不到钱，工人们的生活条件也异常恶劣，有时雇主连一顿午餐都不给；由于工人们所持的是伪造工作证件，他们也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于是，小方和许多像他一样每天都在打“黑工”的中国工人逃出了工地，他们想家了，一起来到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寻求帮助。 然而，小方等人身无分文，在等待办理出境许可证期间，只能露宿街头。他们住在吉隆坡安邦路的中国银行大厦外的通道里，每天睡在塑料布或草席子上，日晒雨淋成了家常便饭。由于人数众多，而且久聚不散，马来西亚警方还出动了一批警员到现场维持秩序。 黑中介赚黑钱　普通劳务市场尚未开放 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类似事件已经连续发生过多起。大都是中国公民持旅游或商务签证到马来西亚打工，他们在国内交了中介费，好不容易来到目的地却发现无事可做，因而不得不在当地逾期居留。仅在４月中旬，马来西亚方面就一次性遣送回６１名中国劳工，其中大部分是来自江苏泰州和连云港等地的建筑工人。 由于此类事件时有耳闻，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和中国商务部多次提醒中国公民，马来西亚劳务市场并未向中国全面开放，除经中、马两国政府批准的双边合作项目外，其他形式的在马劳务行为均属非法。持旅游、学生或商务签证者在马打工也是非法的。此外，马来西亚方面重新修订的移民法对非法外国劳工的处理也更为严厉。 在马逾期逗留将被监禁 然而，即便有关部门不断发出呼吁，仍有一些跨国非法中介机构以赚钱为目的，利用中国偏远地区居民想出国赚钱、又对相关国家法律不熟悉的情况，施以哄骗手段，榨取当事者的钱财。同时，黑心中介的做法也搅乱了劳务市场，导致大批中国工人在马来西亚非法打工或滞留，他们有家不能回，身心饱受摧残。 根据马来西亚移民法，凡在马逾期逗留或未持合法准证的非法外籍劳工，都将被处以罚款、监禁或施以鞭刑。 规范劳务管理　中马携手打击黑中介 针对目前这１０８名中国工人滞留马来西亚一事，中国驻马大使王春贵１２日表示，非法劳工是由非法中介引进来的，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中马两国合作，共同打击黑中介，并规范劳务进出口的管理工作。 今年年初，马来西亚人力资源部官员在中国考察时提出，马来西亚只聘请有５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的熟练工人，工人在到马来西亚工作前要接受培训。另外，关于确定合法代理机构一事，马来西亚方面提出，希望中国方面委托２０家指定代理，专门负责向马来西亚输送中国工人，使输出手续合法化、制度化，同时确保输出工人的素质和水平。另外，马来西亚希望工人在上岗前接受一些文化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课程培训，以帮助他们适应在马来西亚的生活。 王春贵大使表示，中马之间关于上述问题的合作都已在商谈之中，在各方达成一致后就会签署有关协议。预计在本月底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访华时，相关协议就会出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马小青） 图片说明：一批滞留工人被遣返 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５日上午，由马来西亚到福州的包机８时３０分降落在长乐国际机场，１２６名持中国护照的旅游者因滞留马来西亚而被遣送回国。他们来自辽宁、天津、江苏、福建等地，最小的１６岁，最大的５０多岁。下飞机后，一些人连买张进城汽车票的钱都没有了。 接受记者采访的人都说是听信亲戚或朋友介绍，花了２万至４万元，持旅游签证来到马来西亚打工的，但没想到因滞留被送到扣留营。问及“中介”是谁时，大多数人都说不清，只是单线联系。“中介”把他们带到马来西亚后不久就失踪了。他们只好求助于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要求回国。                       来源：《北京娱乐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