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chinablue 于 2010-8-14 13:32 编辑
崔之元关于重庆模式的报告
杨帆按语：希望大家耐心认真地学习土地经济学理论。不要太浮躁，什么东西还没有搞明白，就发态度骂街。重庆有能力建公租房，是因为政府的公司囤积了足够的土地。
崔之元2010
年6月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报告
关于重庆模式的探讨
主持人： 对于法学和法学以外的其他学科学生的经济学理论、理念的培养问题，今天我们非常有幸地请到了，可以说真的是学贯中西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教授，我想他的个人简介和学术贡献，我们在这么将近十天的海报宣传中，大家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那么，我就不再多介绍了，今天讲的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重庆模式，发生在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和正在进行中的区域性改革的评价问题，而且我们今天的点评可能会有一些火药味，我的感觉，啊，充满着可爱乡音的柯华清教授，以及有备而来的XXX女士，对于今天的讲授可能会有比较激烈的回应，那么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说，这可能是经济学的，敢不敢称之为左派和右派之间的碰撞，啊，今天晚上让我们拭耳以听，好吧。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崔贞元教授给我们讲授。
崔之元： 非常感谢X院长刚才的介绍，也感谢柯华清老师的邀请，我是和柯老师在2007年，在康奈尔大学法学院，同时都在访问，所以今天很高兴在这里和柯老师见面，我非常高兴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虽然我和政法大学没有特别深的渊源和接触吧，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感情，可以说，因为我是86年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但是攻读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ics, 和我们官方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大一样，但是它是政治、经济、法律比较综合的这么一个子学科，我去芝加哥大学读博士的一个契机就是，86年的时候我在北京偶然地听到，当时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的一个美籍华人教授叫“都导”的一个讲座，后来我跟他聊了以后，他介绍我到芝加哥大学学习，但是“都导”他就是1940年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呢，是钱XX教授的学生，而钱XX教授是中国政法大学建校的老校长，钱XX刚才X院长跟我介绍也是中国法学界的、政治学界的最高的奖项之一，所以我觉得“都导”教授介绍我去芝加哥和我的这种渊源啊，使我来到政法大学之后觉得很亲切~希望能和各位的老师和同学有深入的交流。我这个题目可能大家觉得比较奇怪哈，因为“重庆模式”这个题目是不是太偏了，或者有什么意义，我想还是主要从政治经济学、法律这样一些角度来，等于说以一个案例来理解中国现在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大家知道呢，1997年，可以说中国的行政版图有两个重要的变化，一个是香港回归，一个是就是由于三峡工程的被全国人大批准，重庆开始从四川分出来，成为中国第四直辖市，那么，中国第一个直辖市北京，然后上海、天津，第四个直辖市呢，就是97年这个重庆直辖市，那么，它虽然叫做市，但是它跟前面的北京、上海、天津不同，在于重庆市，它的农村人口啊，至今还是达到70%到80%之间，那么，所以呢，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直辖市，那么在2007年6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成都和重庆同时作为国家级的统筹城乡改革试验区，大家都知道成都呢，它不是整个四川省，而重庆作为直辖市相当于一个省，成都市的农业呢，基本是郊区农业，就是在郊区做一些农家乐，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来自成都或者是重庆的，所以成都呢，作为统筹城乡的试验，它有一定的意义，但它是郊区式农业，而重庆他确实是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这样一种特色呢，实际上是一个更重要的实验基地，啊，恩，现在还没有宣布，我今年5月4号开始去重庆市国资委挂职锻炼一年，我昨天才从重庆回来，那么，这个还没宣布，但是就在这个月中，国务院将正式宣布刚刚已经获得批准的，重庆市将成立一个两江新区，这个新区就是类似于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将和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一样，是副省级的建制，同时在政策的创新和实验上将有更大的空间，而它的一个重点呢，或者说它和浦东和滨海的不同在于城乡统筹是一个关键，那么，大家如果看中国地图的话，重庆那个形状，叫做一圈两翼，实际上重庆的那个地形的话，有一点像中国，我觉得重庆的一些经验可能是对全国会有一些启发，它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缩影，那么，我说重庆是个进行时呢，就是它还并不是很成熟，还是在发展之中的，我初步把它概括为4个方面，一个是“国资增值和藏富于民，携手并进，共同发展”，那么这个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因为在我们国内流行的一些观点包括经济学、法学，和一般媒体里流行的观点，一般都是认为国和民啊，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不论意识形态的主张是什么，比如去年对山西的小煤窑进行重组，关闭不到规模的小煤窑，那么，社会上就有人说呢，山西的国有煤矿去重组那个小煤窑呢，是“国进民退”，那么，2004年，当时香港的一个搞金融的学者叫郎咸平，职责中国的一个民营企业家叫顾XX，当然顾XX现在被抓到监狱里去了，但是当时那个讨论呢，郎咸平叫做“国退民进”，而去年呢，是一个“国进民退”，所以国和民之间呢，用一个经济学术语来说的话，是“替代关系”，两种商品可能是一种替代关系，可是重庆经验，它恰恰形成一个互补的关系，就是说“国资增值”和“藏富于民”，或者说是在西部的十二个省市，我们常常说中央的西部大开发政策，我们说十二个省市是说，11个省再加1个直辖市，就是重庆，那么在西部12个省市里面，重庆的国营经济和民营经济可以说都是最发达的，那么它为什么会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我觉得涉及到一些比较深的理论问题，我认为重庆经验啊，恰恰和1977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叫詹姆斯·穆德的学说，詹姆斯·米德呢，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上有3大贡献，第一呢，他在40年代是凯恩斯的学生，在凯恩斯的直接指导下，和另外一个学生叫理查德·斯通，他们两个在1944年制定着英国第一个国民收入核算，就是GDP、GNP这个核算体系，这是第一个，当然美国也有西蒙……这些经济学家，后来也获得了诺贝尔奖金，就是开创了这个全世界都普遍采用的GDP主要核算体系，就是1948年以后，联合国向全世界推广这个国民经济核算办法，中国也采用了这个GDP的核算体系，这个米德是主要的发明人之一，这是第一个贡献；第二个贡献是他的叫做国际经济学，他是二战以后国际经济学的主要奠基者，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200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叫保罗·克鲁格曼，他在2006年就主要做了一个詹姆斯·米德的纪念演说，就是说整个二战以后的国际经济学的体系，都是基于米德在1950年的一本书，叫做《国际经济政策》，这本书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国家经济的对外平衡和对内平衡的协调之间，这个政策搭配有很多门道，比如说，对外平衡就指的是对外收支平衡，我们国家处在严重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状态，我们的出口远远大于进口，所以美国天天给中国施加压力，但是如果说国际收支平衡时一个国家的对外平衡，那么对内平衡是指一个国家能不能对各种资源充分地利用，减少失业，实现充分就业，这个就业不仅是指人的充分就业，包括各种资源的充分就业，那么，很多人担心，如果我们减少出口，人民币汇率升值，我们国家失业就会增加，就是说对内平衡和对外平衡之间有一个矛盾和冲突，各国的这种矛盾和冲突需要政策搭配、组合，这个思路是米德在1951年这本书里提出的，这是整个国际经济学战后的最经典的文献，这个是他的第二个贡献，他在1971年获得诺贝尔奖，主要列出的是他的国际经济学贡献，这个也被经济学界广泛接受，广为人知了，但是他第三个贡献就不太广为人知，就是他从1963年以来，出版了一本书，叫《效率公平与产权》，他一直致力于探索一种，他叫做“自由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而这个体制呢，他认为是目前所能设想到的最优效率的体制，最公平的体制，但是这种思想，我觉得在西方的学术界，大部分的经济学家都不能够理解或是冲击力太大，大家都不敢或是不想深入地去想，美国的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叫罗尔斯，大家可能听说过，他写过一个《正义论》，在1971年可以说是战后西方哲学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最明显的著作，那罗尔斯认为呢，从经济体制来说，只有米德设计的“自由社会主义”是符合罗尔斯的正义论的，他的正义论中有一个注释，所以，等我简单描述重庆的经验以后，我会谈到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一种不谋而合的趋势，这就是第一点“国资增值和藏富于民”。
第二个呢，就是地票交易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地票交易是什么意思呢？重庆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一个土地交易所，这是在2008年12月5日成立，是全国唯一的一家，这是作为全国统筹城乡试验区，允许他们的一个重大的创新，温总理考察的时候他要求，这个东西呢虽然不是保密的，但是不能做大规模的宣传，就是说这个一旦大面积宣传就失去了这个“受控试验”的意义，这就是说虽然没法保密，但是不能在报纸上大量宣传这个事情呢，他就怕许多地方会盲目地去学，最后会损害农民的利益，土地交易所从08年12月开始，已经进行了8次拍卖，那么这个“地票”是什么东西呢，因为有的同学呢，如果平时不是特别关注土地政策的可能对“地票”是什么，不是很明了，它是重庆的一个创新，一个实验，初步我觉得是成功的，不过还要再看，因为才一年多的时间，中国有两大基本国策，但这两大基本国策之间呢，是有矛盾和冲突的没因为中国为了国家安全，我们的基本国策是说呢，我们主要的是不依赖粮食进口，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基本的粮食能自给自足，必须保证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能碰的，而且现在都是用卫星检测，国土资源部在各个省和地区都有督察局，全部是卫星检测，所以现在乱占耕地，前几年还有可能逃脱，而现在技术的更新以后，很难逃脱，所以18亿亩耕地的红线是不能突破的，另外一个基本国策呢，是我们要城乡统筹，要加快城市化、工业化，就是要使农民变市民，就是这个城市化、工业化，又不能减少耕地，这个大家想像一下，这之间显然有一些冲突，所以中国最有意思的是先进行政策试验，昨天我偶然看报纸看到呢，国务院马上要批准山西也成立一个综合试验区，而且沈阳呢也马上要成立新型工业化试验区，最早有深圳试验区，就是我们的这种“试验”在哲学上很深，杜威的实院长刚才的介绍，也感谢柯华清老师的邀请，我是和柯老师在2007年，在康奈尔大学法学院，同时都在访问，所以今天很高兴在这里和柯老师见面，我非常高兴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虽然我和政法大学没有特别深的渊源和接触吧，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感情，可以说，因为我是用主义哲学强调实践，那么怎么解决耕地不能减少同时又加快城市化两者之间的矛盾，中央也不知道要怎么办，所以他就说先做一个实验，那么国土资源部呢，在2006年就发了文件，说有6个省可以做这个试验，要同时满足耕地不减少和城市化，怎么做呢，因为城市化肯定要加大城市的建筑用地，那么，只要你增加了城市建设用地，你就同时必须减少农村的建设用地，农村的土地分为耕地和建设用地，农村的建设用地用来做什么呢，比如说宅基地、住房、学校、乡镇企业、道路等，这6个省包括山东啊、湖北啊，重庆也在内，就是说增加城市建设用地就要等量地减少农村建设用地，国土资源部把这个叫做“城市建设用地增加和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的试验”，那么各个省都有不同的办法，而重庆就是唯一的试验出了一种建立土地交易所来交易地票的办法，来实现这个增减挂钩，大家可以直观地设想一下，大家都知道乡镇企业在80年代、90年代初很发达，但是90年代后期，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乡镇企业现在有很多都衰败了，但是它的废旧的厂房还在，当然，农民的人均住房面积远远大于城市，农民住的质量可能没有城市好，但是显然比城市人住得宽敞，我想大家不会否定，如果进行村庄规划，使得农民相对集中的居住，节约出的宅基地，它也能复耕为农田，废旧厂房也能复耕为农田，这些都是减少了农村建设用地的指标，可以相应的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所以农村的耕地总量不变，这就是“增减挂钩试验”的总体思路，但是很多地方实验的方法不一样，比如说滨海新区，它叫做“拆旧建新项目区”，它的拆旧和建新是联系在一起的，你拆掉旧的节约出的耕地，建立新的建设用地，都需要一个“周转指标”，这个只是暂时的，就是说呢，等拆旧建新完成以后呢，要归还的，这往往在城市的郊区，但是重庆呢，这个地票交易不一样，它是一个在更大的范围之内实现土地的置换，比如说，现在北京的郊区啊，你坐出租车到机场，会路过一个地方，温都水城啊这些，这些城乡结合处的地方呢，进行土地置换、城市化、工业化，所以，往往先发生在郊区，不会发生在偏远的农村，所以城市化、工业化的收益啊，带来的这个土地增值的收益，往往至多由郊区的农民有所分享，虽然我们说郊区得到的补偿也不够，但是他们也能得到一些补偿，但很远很远的地方的农民，他就很难从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中得到收益的分享，但是在重庆的试验呢，哪怕你在偏僻的农村，重庆的叫做“一圈两翼”，那些地方的农民呢，只要他们能把一些乡镇企业退耕为农田，就能多出一些指标就叫“地票”，地票就可以在土地交易所里拍卖，任何自然人和法人都可以来买，拍卖地票的收益的90%都是给农民那个集体的，这就使更偏远的农民通过这种方式分享城市化、工业化的收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创新，到目前全国只有这一家交易所。
第三呢，我提出一个“一头在外，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啊，是薄熙来政治局委员，现在是重庆市委书记，2007年底明确提出的，重庆要建设一个内陆开放高地，重庆现在已经有了全国第一家保税区，一般保税区都是沿海那样的，广东、深圳、上海那样的地区，内陆就没有，这是第一家。但是呢，内陆对外开放和沿海不一样，因为沿海呢，它可以是原材料是从外面来，加工一下就卖出去，比如说“富士康”这样的，富士康不是给苹果啊、惠普啊，手机代工，出了12个人跳楼的事情，很有意思的是，12个跳楼以后，薄熙来很紧张，因为去年惠普这个大的计算机厂商呢，落户在重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外资的成功项目，因为富士康是给惠普代工的，所以它也落户重庆了，它的大量的、全面的向重庆投资，这次12个人跳楼在深圳，然后薄熙来就说，重庆绝对不能出现一个跳楼的，我正好呢，前几天到富士康在重庆的基地，叫“系微电子园”，我就问那个系微电子园的人说，怎么能保证做到没有跳楼的呢，他们给出的一些理由还挺有意思的，他们说，第一啊，因为他们是一头在外，就是说现在重庆呢，也是在全国率先开工20个片区的公租房，这个不是经济适用房，买者是有产权的，因为你的收入问题啊，你可以买比较便宜的房子，还是所有者；也不等于廉租房，廉租房是指特别贫困，极端贫困的人；而公租房呢，指的是给社会的“夹心层”，包括刚毕业的大学生，刚参加工作不久的人，他们这些人呢有收入能力，而且收入会逐渐提高，可是刚刚毕业几年可能还不足以买房，这个很正常，比如说我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书9年，也没有买房，不仅我没买，跟我一块博士毕业开始教书的美国人也没有一个买房的，至少我见过的是这样，那些美国毕业还欠了很多帐，还没有我有钱，因为他们上大学都交了很多教育贷款什么的，他们工作还要还款，所以他们工作以后也没买房，但是9年以后可能会买房，但是这段时间之内，相当于“夹心层”，他们可以申请租这个公共租赁房，它的租金是市场租金的60%左右，那么，这个已经开工了20处，富士康在重庆呢，已经开工了一个公共租赁房，不按户口，农民工不管有没有户口，只要有稳定的收入，不是特别贫困的人，都可以申请，就像那个摇色子，像彩票一样的机制，所以，他们回答第一呢，在富士康周围有公租房，住房的模式呢，不是像深圳那样30万人都集中住在一块，更重的是，因为他们在内陆，很多工人都来自当地或是周边的西南各省，所以不像深圳都是打工的，他们基本上还是有家庭的支持，比如说为什么富士康在台湾跳楼的少呢，因为台湾就是有家庭的支持，在外打工的人呢，丧失了家庭的支持，在心理呢，承受不了各种压力，是自杀的很重要的原因，所以“一头在外”在重庆呢，就是说，如果原材料是外来的，那么，销售就在国内；如果原材料在国内，销售就在外，这就是一头在外的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那么第四呢，就是“三进三同，重建党的群众基础”，我5月4号到重庆以后啊，因为重庆有这个，可能大家在北京会觉得奇怪的一个东西，就是政府的机关干部每年都有一个星期，至少，和农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所以很多干部都觉得这个是不是太形式主义了，甚至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1964年的“四清”，在那个时候刘少奇和毛泽东发生了不同的看法，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四清”就是派很多工作者住到农村。我在重庆国资委挂职嘛，我刚去的一个星期，就去重庆的一个县，现在叫区，叫“南川”，就住在农民家里，我的感觉就是，第一，农民根本不让我们跟他们同劳动，说你们根本就不会，比如说，插秧的时候，你们技术不好，插的秧根本活不了，不是给我们捣乱吗。关键还是说，他们还是非常不幸的，现在农民外出打工还是非常多，有一句笑话就是说农村现在是386199部队，“38”是妇女，“61”是儿童，“99”是老人，就是有50%以上的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这也导致非常复杂的社会关系，包括离婚的特别多，所以在农村带着的人啊，实际上都很孤独，主要是由精神需求，他不需要人跟他劳动，因为短时间内也学不会这个劳动，有人跟他说说话、打牌，四川人喜欢打麻将之类的，原来我没注意到这些问题，现在发现确实不能少啊，我们走的时候呢，老乡亲还送我们出来，因为重庆有很多高山啊。所以所以“三进三同，重建党的群众基础”非常不易，因为我觉得知识分子容易骄傲、自我膨胀，往往容易想当然怎么样，可是实际呢，发生的事情和我们想当然的往往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值得重视的，比较突出的是我过去在重庆市XX报道、香港亚洲周刊都有一些讨论重庆的经验，4月19号，新华社《瞭望》周刊呢，有整整一辑，有7、8篇文章都在讨论，它叫“转型中国的重庆突破”，网上都有啊，大家可以看一看，上面除了我还有其他记者的一些文章，我先简单说一下这个重庆国资啊，它是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增长了不止6倍了，有7、8倍，到这样一个程度啊，我觉得正在发生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重庆国有粮食集团是中国现在，已经超过中国粮食集团，那个央企，成为中国第一个在巴西买了相当于300万亩大豆基地，这是中国第一个，意义极其深远，那个就是说，要到今年秋季才能够完全落实，那么“国资增值”为什么能和“藏富于民”并进呢，有好几个例子啊，有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啊，是机制，就是中央给西部大开放有一个优惠政策，这是2000年给的，就是西部12个省市，凡是符合西部大开放产业条例的工业企业，一律只征收15%的企业所得税，大家知道全国的企业所得税是33%，到2008年以后，全国的企业所得税统一降到25%，最有意思的是呢，西部其他的11个省呢，在运用西部的优惠政策的2、3年以后，它们主动放弃15%的企业所得税，恢复到33%，只有重庆允许中央把这个政策延续到2020年，只对企业征收15%的所得税，中央说要符合西部大开发产业条例，但是重庆政府呢，把中央的政策用到了极致，把几乎所有工业企业都做成好像是符合西部大开发产业条例，这些企业呢，都有些投入产出的联系，但是这些企业意义何在呢，因为你只有对企业低税率，才能够促进企业多投资，特别是对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来说，低税率有相当关键的激励作用，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只有重庆在西部12省使用15%，而其他的，包括宁夏、四川都恢复到33%，这个当然不包括一些开发区，比如说，头两年减免什么的，过几年又减半，现在指的是一个普适的低税率，为什么能做到，其实就是因为重庆是国有资产在增值，这个国有资产的增值呢，形成了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所谓的，重庆有一个第三财政，有一个第一财政、第二财政的概念，第一财政是指一般的税收，所得税、增值税什么的；还有第二财政是指基金，包括土地出让金，我们中国政府收取的基金目前有48种，比如说能源建设基金、城市建设配套费等等，就是这些都属于基金性质；第三财政呢，黄奇帆市长明确提出的呢，就是重庆市国有资产市场经营的收益要上交财政，不是说，很多人批评央企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央企在很长一段时间，最近有所好转，央企也有了国有资产预算，但是，央企的利润都是返还给本身，当然也有再投资等等，但是它基本上是一个在内部自我循环、自拉自唱的一个模式，但是重庆的国资呢，作为第三财政的相当一部分，因为有了国资的收益以后呢，政府就有底气，不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增收33%的税，其他的西部省市呢，恰恰是因为私有化的太快、太多，比例太高以后呢，如果政府不再征收高的所得税，就无法完成一些必要的社会职能，比如说修路、给教师发工资，都完成不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有意思的措施，比如说重庆市规定，居民第一次买房贷款，可以从地方个人所得税中抵扣，这个是全中国唯一的，媒体有在传说财政部叫停，其实没有叫停，地方政府有权给你抵扣，更有意思的是呢，重庆大学城和大剧院的投资主要不是来自于一般的财政收入，而是国资的市场经营收益，就是第三财政，重庆的8大国有投资集团，特别是地产集团，这个是一种间接的藏富于民，大家可以设想，大家可能去过国家的大剧院，这个是重庆大剧院，它的内部设施不亚于国家大剧院，是德国的一个著名设计师设计，整个这些投资如果来自于一般的财政收入，还要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和个人身上征收个人所得税来，但是它恰恰不是第一财政，是重庆的地产集团通过市场运作的收益，这就是间接地少收税，藏富于民。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重庆率先建立公共租赁房，它是政府完全免除土地出让金，然后由8大国有投资集团的地产集团和重投集团负责修建。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是，重庆在西部的12个省市率先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一般的媒体可能没有充分注意这件事，因为中央去年要求在2012年以前，东部和中部各个省，要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的收费，但对西部12省市没有硬性要求，而目前只有重庆在西部取消了这个收费，大家想，这个对促进城乡交流有很大的作用，因为二级公路往往都是城乡交流的那种，对城乡统筹的意义非常大，中央的政策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取消了这个收费，那么你以前修这个公路的时候啊，地方政府的投资啊，中央给你补上60%，那么呢，你再修公路就不能收费了，因为你已经修的，中央给你补贴60%，那么重庆为什么敢于撤销呢，只有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必须你这个省啊，该修的二级公路都已经修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呢，已经花费了投资呢，中央还给你补贴60%，只有这样才是划算的，重庆恰恰由于它的8大投资集团，特别是高等级公路这个集团呢基本完成了重庆境内的二级公路的修建，在过去的7、8年之内，所以他现在已经取消，中央还已经给补60%，新建的不需要这么多了，所以就取消了，敢于这么做不是偶然的，恰恰是在过去的7、8年内，整个重庆的8大投市场运作的成功已经基本完成境内二级公路的建设，你看重庆那个高山，建设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民营企业都不愿意建，建设成本非常高，开始建成以后，车流量也不够，这些都是重庆的国有投资率先完成的。另外一个“藏富于民”的措施啊，我觉得是重庆突破短期的土地财政，“土地财政”这个词在媒体上炒得很热，包括两会期间，各种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也吵得很厉害，重庆国有资产的全面增值，它的布局呢，是所谓的433的结构，就是40%在基础设施的国有资产，30%在金融业，另外30%在工商业，这是重庆在2002年以后国资进行重大改革，原来的传统国资都集中聚集在工商业上，但现在他的工商业只有30%，另外30%在金融业，比方说西南证券、重庆商业银行、三峡银行这些，都是重庆市国有控股的金融机构，那么基础设施是40%，所以他的这种国资全面增值，不仅仅只有土地一项，因为很多其他政府私有化太快、太多以后呢，他的国资市场收益呢，就只剩土地一项，他就老想把地卖高一点，当然说低价和房价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从计量经济学上来说，也不是那么简单，有一些开发商就简单地说，完全是低价把房价炒高的，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地价和房价是相互作用的，XXX因果检验的结果发现它们俩是互为因果的，因为如果没有房价高，土地出让金的所谓地价也高不起来，那么为什么房价高，很大原因还是说需求旺盛，我刚才说我在美国工作的9年没有买房，和我同时读博士9年的同学也没有买房，但是我现在的硕士生毕业的既然都已经买房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父母帮他一块买，所以我们商业房的购房需求很大，所以也不能把房价的上升趋势全都赖地价，但是地价确实是一个因素，所以你把地价搞太高了确实能影响房价，就是双向因果。那么，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很有意思，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领导地方建设的人才，他是浦东新区开发的主要领导者，是浦东开发管委会的副主任，主任是赵启正，就后来是上海市副市长和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基本上是宏观面上的，但是具体操作方面、经济管理方面，浦东开发也主要是黄奇帆，他后来是上海市经委主任和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重庆直辖以后，头几年经济起色不大，后来中央决定把浦东开发最成功的一个案例，在中国，把他从上海调到重庆，去年黄奇帆当选为重庆市正市长，前几年都是常务副市长，那么，他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严格控制土地出让价格，降低商品房成本，藏富于民。所以他要求经济适用房出让价格不得超过房价的六分之一，中低档商品房不超过房价的五分之一，高级商品房地价不超过房价的三分之一，目前重庆主城的平均地价低于同类其他城市，地价也不是越低越好，因为房价要与经济发展水平形成一个良性关系，同类经济发展水平，甚至说，像贵州、贵阳，他经济发展水平还低于重庆，但他平均房价高于重庆，这就是很不好的，之所以重庆政府能不依赖于这种短期的所谓卖地收入，也就是土地出让金的收入，包括公租房还完全免收土地出让金，是因为他不止这一项，这就可以联想到香港的经验，1997年，香港成为特别行政区、重庆直辖，这是有一些偶然，香港很多人都以为他是资本主义的天堂，但大家不知道呢，香港的土地恰恰完全是政府所有，他的所得税很低，才百分之十几，欧洲国家百分之五十多，像德国，北欧国家百分之七十多，所以国际评级机构老把香港评级为世界最自由经济体制，因为他的所得税都是最低，只有百分之十几，可是他这么低的所得税，香港的医院为什么还是免费的，当然你去医院可能要排队，你等不及排队可能要去私人医院，但是你等得上的话，看病是不要钱的，这么低的所得税，政府还能做到看病不要钱，关键就是香港有公有资产，就是土地，通过拍卖土地使用权，中国80年代初最早就是借鉴香港的这个经验，但是呢，香港出了这个问题，他的政府收益只有土地一项，所以往往把地价搞得很高，香港的房价太高，香港的公租房啊，居然达到80%，就是说香港住政府建的房子的居民是80%，超出我们一般人的想象，中国的自有住房竟然在城市达到70%，这个是高于美国和德国的，大家平时有没有注意到这些数据，我们的个人私产拥有量是全世界最高的，高于美国，美国的“次贷危机”很大原因就是布什想让更多的人拥有自己的住房，但是我们国家90年代的住房改革，就是原来有很多人工作了很多年都是租的公家的房子，后来大家把工龄什么的都算上，就是很低的钱就买了自己的，所以现在我们抱怨商品房的价钱过高啊，很多是有居住条件改善的要求，但是住房本身的私有化程度，我们是非常高的，香港的住房私有化只有20%，而我们国家有70%，德国也只有60%，那么，香港的问题就是政府的国有资产只有土地，重庆有意思的就是，恰恰突破了短期财政，我觉得土地财政不是一个特别准确的描述，有人说辩证法是变戏法，没有意义，但是我觉得你动态的把握的话，确实有一些辩证的关系，就是说你需要他，但是你又不能完全依赖他，不能太需要他，这样的一种关系，这就涉及到“地票交易”的土地问题，我跟大家转到说一下，农村建设土地交易所已经交易的地票，真实的情况，比如说复耕了三百亩农田，第一次竞标是1280万元，成交价是这个，竞得的两个单位一个是民营企业重庆昱豪实业公司，第二个是重庆城市建设投资。
我稍微讲一下土地收益的时候啊，我觉得应该讲一下孙中山和斯蒂格利茨的亨利乔治定理。大家知道明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我们现在提出和台湾联合举办，但是马英九拒绝了，说还是各自办各自的，这里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忘了，“三民主义”其中有一个“民生”主义，他自己多次强调是百分之百来源于亨利乔治，他是美国人，也是整个西方世界土地改革运动的领袖，他的影响跨国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所有土地改革，比如说现在美国的财产税，就是亨利乔治的运动的影响造成的，财产税还不是亨利乔治本身思想的全面实现，知识他的思想的一种妥协的实现形式，亨利乔治本人并不主张财产税，或者是我们国家所说的“物业税”，我们国家的“物业税”相当于“财产税”，他实际上说的是“土地税”。
这是孙中山的一个讲话，1906年，他说“闻得有人说‘民生主义’是要杀四万万之半，夺富人之田为己有，这是他未知其中道理，随口说去，不必去管他，解决的法则是学者所见不一，兄弟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听有人说，民生主义是要杀掉当时中国4亿人口中的一半，杀富人把田分给穷人，孙中山说这是不对的，不是这个意思，他说的这个叫“地价税”的方法，比方说地主有价值1000的地，可以定价为1000，或至多2000，就算那地将来因为交通发达涨至10000，地主应得2000，已属有益无损，盈利8000当归国家，因为将来的交通发达，往往是因为政府投资或是其他私人投资的集聚效应，和地主本身没什么关系，“盈利8000当归国家，这于国计民生皆有大意，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端，自然永决，这是最简便易行之法，中国行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旦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这XX国家绝非他国所能及的。”孙中山就是说呢，他领导的社会革命之后啊，私人永远不用纳税，光是交地租，就能成为最富有的国家，这就是典型的亨利乔治“单一税”理论，大家都知道，著名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亨利乔治本人啊，1839年出生在美国旧金山，1897年在竞选纽约市市长时心脏病突发，突然去世，孙中山正要赶到纽约去拜访亨利乔治的时候，没能见上面，他的学说很多人都已经忘了，但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咱们国家也翻译了他的很多东西，他1987年在著名的刊物，叫做经济学季刊，里面他证明了一个“亨利乔治定理”，这篇文章总的叫“总地球公共物品支出和最优城市规模”，道理很简单，但是模型比较复杂，就说呢，他叫做，在一个简单的立体经济中，如果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中度是由于纯地区性公共物品，并且人口规模是最优的，那么，总地租等于对纯公共物品的支出，空间的集中度是由于纯公共物品，比如说，我们现在建立地铁13号线，这就是一个密集型的公共物品，沿线带动了经济的集中度，而且密度是最优的，这里头有一些技术性的东西，我待会儿有时间再讲，那么，总地租呢，就等于纯公共物品的支出，意思就是呢，纯公共物品就是一条地铁，总地租等于对纯公共物品的支出，他就是说，为了建一条地铁，你不需要收别的税，你只要把地租拿到手就可以修了，政府就可以修了，因为对地铁征收了个充公性质的税收，不仅是有效率的，而且也是纯公共物品融资所必须的单一税，这也是亨利乔治的一个（意思），就说这个模型还是有一定条件的，现实当中不可能真正做到完全只收地租，不受任何税，像孙中山、亨利乔治说的那样，但是呢，如果我们在现实中逼近这个模型，把土地增值收益更多的由政府应该代表人民拿到，因为土地不是私人的，要保证全社会公共投资和其他私人投资的集合效应，而没有流失到少数私人手里以后，那么政府就不需要征收额外的税，或是少征收额外的税，这就是“藏富于民”的一个措施。
这个定理表达形式，其实还有另外一种表达形式，我这还有一个PPT，对，另外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叫威廉·维克瑞，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96年宣布他获得诺贝尔奖当天晚上，他就去世了，所以他没有亲自领这个奖，他研究拍卖理论很有名，他对亨利乔治定理有另外一种表述意思也一样，他说呢，对于有规模经济和正外部性的公共设施来说，比如说地铁，边际成本定价无法使地铁公司不亏本，比如你设想，北京的地铁只有2元钱的票价，如果靠2元钱的票价能够维持地铁的运行，直观一想肯定是不可能的，为什么2元钱是边际成本，等地铁整个修好了以后呢，多上一个人确实也损坏不了多少东西，按照一般的市场竞争规则应该是边际成本定价，但是呢，对于有规模经济和正外部性的公共基础设施来说，按边际成本定价是不可能不亏的，无论这个地铁公司是私人的还是公有的都得亏，但亨利乔治定理的一种表述是什么呢，政府必须给公司补贴，补贴用土地税正好足以支付，这句话和“单一税”是一样的，就是说这种补贴不需要再向老百姓征收额外的税收来补贴，比如说地铁带来周边土地的增值，这个可能拿到大头，你就可以补贴这个东西，不需要额外的税收或者少征，就是说我刚才说的这个定理不是能够完全实现，他的条件是“最优城市人口”的概念，什么叫最优人口呢，是这样的，如果一个社区由享受相同公共物品的个体组成，比如一个社区有地铁这样的公共物品，对它的消费不存在拥挤，对公共物品的定义就是说，它没有排他性，最优的规模好像就是无限的，但实际上人口的增加是有成本的，在我们模型当中，来自额外的交通费用，以及由增加的个体导致的土地的拥挤，公共物品导致报酬递增，但是当该报酬的边际收益正好抵消由于增加的人口造成的拥挤，这种交通成本，这两点正好相抵的时候，人口规模正好最优，纯公共物品是没有排他性的，由于交通成本和拥挤成本的增加，有一个最优成本规模，所以，也很难说，比如说，一个城市人口就已经是最优规模了，这个定理的限制条件还是很严的，但是我刚才说可以逼近它，我说重庆为什么可以算一个比较逼近的呢，我给大家用一个图片来看啊，这个是重庆的一个长江大桥，整个重庆的主城区就有十多个大桥，整个重庆包括区县有四十多个长江大桥，见这个桥啊，原来很困难，因为重庆以前很落后，而且政府资金也不够，大家知道基础设施的国际通行的一种融资方法呢，叫做BOT，建设运营转交，就是说往往是政府邀请一家民营企业来修这个桥，修完以后呢，明显就是来收费的，比如收了十几、二十年，它的成本回来了，并且还有盈利以后呢，把它免费的转交给政府，这就是建设、运营、转交，但是重庆呢，改成了叫做BT的从融资方式，但是国家发改委建设部都不同意，把O取消了，就是说民营企业刚建了桥，没过过长时间，比如一年之内，政府就把桥给买回来，让民营企业赚够，投资成本和盈利都能给他，民营企业也很高兴，因为他就不用经营、收费个10个20年的，但这怎么能做到呢？政府本身没有钱，等于说打了个时间差，他请民营企业先投资建设桥，但他与此同时呢，他的城市规划，把周边的土地呢，因为桥的建设所带来的增值，政府大部分拿到了，这样他就能很快的回购这个桥，这种从BOT变BT的形式呢，就把城市规划和土地储备较好的结合的一个案例，也是和孙中山、亨利乔治、斯蒂格利茨有密切关系的，那么，最后简单说一下，由于国资增值和藏富于民可以并进，这个和詹姆斯·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非常接近，哦对，我重新说一下，这个是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这个是我和他一起照的照片，背后是原来国民党的将军白崇禧，这个是黄奇帆担任常务副市长时候的办公室。
重庆对于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关键概念有重大意义，因为现在社会很流行，不仅西方，包括我们中国人自己，我觉得咱们国家95%的经济学教授几乎都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没有经济学内涵的概念，是一个纯政治口号，甚至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明明是资本主义复辟，但因为政治的原因，共产党执政，我们不得不还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所谓“打左灯向右拐”的这种形式，这种思想我觉得是很深入人心，可能还包括相当一部分政府官员本身，所以比较好玩的就是，有一个叫陈锦华的，他原来是国家体改委主任，90年代的时候，还当过国家纪委主任，退休以后呢，两三年前，他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国事艺术》，大家可以在书店买到，这个里面写得比较滑稽的一个故事就是1992年那天晚上，陈锦华忽然接到江泽民深夜12点钟的一个电话，问他说，江泽民说今天白天邓小平已经会见了当时已经卸任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跟他说，听说你们中国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是不是在开玩笑，只有在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社会才能搞市场经济，江泽民就跟他说呢，我明天还要会见撒切尔夫人，你赶紧召集体改委的人，连夜研究一下，应该怎样回答撒切尔夫人，后来陈锦华就连夜召开，当时还有理论局局长，叫江春则，讨论了半天以后，他就突然想起来，我最近正看到西方经济学的大师帕累托啊，资源配置效率的概念，什么叫有效率啊，这个定义本身是帕累托给出的，可是帕累托本人还写了，三卷欧洲社会主义史，这样看来，因为帕累托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资源配置的最重要的人，他自己又写过这样的史书，显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连在一起，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他的回忆录没有说第二天江泽民是不是按照陈锦华告诉他的江春则看到的帕累托的这个故事来回答撒切尔夫人，我估计不会，因为这不是一个正面的、比较系统性的回答，那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我觉得重庆的经验呢，特别是他和詹姆斯·米德的不谋而合，他是1907年出生，1995年去世的，他这个理论实际上很简单，米德在1963年出版了一本重要的书，这本书叫做《效率、公平与产权》，大家可以在我个人的网站上下载这本书的中译本，这里面他谈到，从抽象模型上的四种性质的国家，一种叫工会国家，一种叫福利国家，一种叫财产占有的民主国家，一种叫社会主义国家，这在现实当中都有重叠，抽象的来说呢，比如工会国家，特别是富士康的事、本田罢工的事，这段时间，全中国的罢工浪潮风起云涌，最近有4、50起罢工事件，工会国家就是要建立集体谈判在一次分配上提高劳动者的收入，那么，福利国家是在二次分配上，通过累进所得税啊，等等，第三个财产占有民主国家指的是，私有财产要比较平等分配的，第四种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并不是我们改革开放之前的那种“一大二公”，没有民营企业，没有市场机制，所以我们改革开放是非常正确的，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呢，几乎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定做的一种理论，我觉得，他这个理论其实也很简单，他就是说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对税收和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整体经济效益，我刚才说过了，如果公有资产有收益的话，这个改革开放前不一样，网上有些炒作，什么“新左派”啊，有些混乱，实际上观念差别很大，很多人认为新左派是反对改革开放的，至少对我来说是不对的，因为根据米德说法，如果公有资产没有市场，没有改革开放，比如，土地也没有拍卖土地使用权，这是不行的，降低税收能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个人的创业等等，比如重庆15%的所得税就是个例子，对国债的以来也不好，这也是米德所说的比较有意思的话，他一说出来，大家就觉得太简单了，他认为整个西方世界，当前，就是1963年的时候，其实现在就更明显了，有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现象，西方的国家只有国债，而国有资产非常少，但也不是说没有，只有国债，而一个企业必须有资产又有债务，你不能说企业只有债务，但是西方的国家几乎都只有债务，很多说用税收来还国债，但是，西方经济学本身，有人叫税收的无谓损失这个概念，这个边际税率过高以后就影响人的创业、工作积极性，对人的激励有打压的作用，那么，中国这么穷竟然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我们可以这么想，如果中国不去买美国国债，如果美国人自己买的话，美国认为了卖出这些国债，怎么办？他显然要提高国债的利率才能吸引人来买，那么，这个利率以提高，对经济的影响是有利还是不利呢？显然是不利的，因为利率太高，会阻碍人们包括民营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使经济降温的一种措施，但是国债利率是中央银行的基准利率，中央银行要调控货币发行要用到的一种重要的工具叫做“公开市场操作”，就是说中央银行来买卖国债，有一个国债市场，如果它觉得现在经济过热了，他想把市场上的货币收回来一部分，那他应该卖出国债，就收回了流动中的货币，【8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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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8-14 22:13